第二章 刑事訴訟程序中之證人
第二節 證人在刑事程序上的特殊性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0
42
。第四項 小結
承上所述，基於刑事程序發現真實的功能考量，為了盡可能的獲取一切 的偵查利益，對於個人提供證詞的能力不需要過多的要求，只要陳述人能相 當準確的復述其所見即可
43
。因此，對於「作證能力有疑問之人」或「顧慮 證言有不真實意圖者」，不需「事先」予以排除，畢竟「個案的特殊情形」不應被當作「一般性」的規定，只要透過「特別的程序輔助」或「小心的評 價過程」即可排除不合適的證言。而就「其他角色」和「證人地位」的關係，
基於證人的不可取代性，及避免因作證義務而減損其他角色的功能，此時角 色不可重疊，證人地位應優先於其他角色。但要避免透過「作證義務」故意 阻撓「程序中其他角色」的可能。
第二節 證人在刑事程序上的特殊性
第一項 就程序階段而言
第一款 偵查中
除了有強烈作證意願（告訴人或某些犯罪之被害人）或主動表示自己可 為證人者外，大多數的證人都是因為有作證義務而被傳喚（傳喚不到而無正 當理由者，還可被拘提），其並非自願進入刑事程序；再者，依刑事訴訟法 規定，證人有「作證義務」、「到場義務」、「真實陳述義務」、「具結義務」及
「受對質詰問」等義務，如有違反還可以處罰
44
，證人雖亦有「拒絕證言權」45、「請求日費旅費之權」和「證人保護法中的證人保護請求權」46等權利，
42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自版，2010 年 9 月 6 版，頁 177。
43 Hauser, Der Zeugenbeweis im Strafprozeβ mit Berücksichtigung des Zivilprozesses, 1974, S. 64.
44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2010 年 9 月 6 版，頁 534-537。
45 其只能就個別具體問題拒絕陳述，而無法事先概括的拒絕回答。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6157 號判決參照。
46 雲惠鈴，論刑事訴訟程序中證人地位之建構，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8 年，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1
但與其所負義務相較，權利保障仍顯不足47，似無法增加其進入程序的意願
48。此外，對證人無法施以「足以確保在其後程序中一定都能受訊問」的強 制手段（拘提只能確保當次訊問，無法確保之後每次訊問都到），除了「證 言」可以以筆錄方式保存外，「證人」本人其實相對於其他的證據方法而言 是比較不穩定的（如：證人可能出國或被被告恐嚇
49
而更改說詞）。另外，在「特定時點」上，偵查機關究竟以何種身分傳喚受訊問人，實 出於當時「對於案情的了解」及「其偵查經驗的主觀判斷」所致。然相對於 審判而言，偵查是浮動的，尤其在偵查初期，各個角色皆可能隨著案件進展、
時間推移而與最初傳喚時有所差異，「地位的絕對穩定性」此時實無法苛求，
所以可能隨著時間及案情進展而產生「地位」上的轉變，如從「證人」轉成
「被告」；也可能出於偵查機關的策略考量，在未經訊問調查前難以確信其 犯嫌時，亦可能先以「證人」方式傳喚
50
，以避免打草驚蛇，也就是以證人 身分「規避」被告應有的權利保護，如辯護權及緘默權等51
。「身分地位」的不穩定誠然不可避免，但也加深了證人的不安及緊張；加上證人在偵查中 並沒有辯護人的協助，孤身一人面對陌生的環境及訊問人員，更將造成其弱 勢的地位，這尤其在被害人的情形上更為明顯－因其必須面對不同機構的專 業人員反複陳述同一問題，如果訊問人員的訊問技巧不夠專業，更容易造成 二次傷害
52
。
90。
47 雲惠鈴，論刑事訴訟程序中證人地位之建構，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8 年，頁 148-149。
48 雲惠鈴，論刑事訴訟程序中證人地位之建構，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8 年，頁 165-166。
49 Graham,Witness Intimidation,Westport(Connecticut), London 1985,S.4. 轉引自 Zacharias, Der gefährdete Zeuge im Strafverfahren, 1997, S. 88.
50 法檢字第 0090047562 號，說明 二（二）參照。
51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自版，2010 年 9 月 6 版，頁 157。
52 Henry, System intervention trauma to child sexual abuse victims following disclosur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12(4),1997,pp.499-512. 轉引自 王燦槐，性侵害防治中心在司法流程中的角 色---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之評析，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第 1 卷第 1 期，頁 113，2005 年 12 月；2006 年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檢討報告，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2 第二款 審判中
而當程序進展至審判中時，證人亦可能因為懼怕「法庭的陌生環境」53、
「與被告面對面所造成的精神壓力」54或是「可能受被告威脅」而不願意出 庭；也可能因為無法配合曠日廢時的審判時間
55
而不克出庭。證人在審判階 段如果無法出庭參與法庭活動，其所提供的證言如不合乎傳聞例外的規定，即無法援引為判斷案情的基礎，不僅使得前階段的偵查結果功虧一簣，也可 能連帶影響發現真實的效果，造成刑事訴追上的障礙。
第二項 就證言形成的過程而言
證言的形成必須經「知覺」、「記憶」、「陳述」三個階段56，只要有一個 環節出錯，證言的正確性就會發生問題，更確切的說：人類的「知覺」本就 受到生理的限制57，且感覺器官無法準確感受多個不同知覺的刺激58；人類的
「記憶」能力會在高度壓力下減弱59，也會隨著時間經過而遺忘60，更可能透
委員會，2006 年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網絡願景營專案報告，民國 94 年 12 月 7 日，頁 8。
http://dspc.moi.gov.tw/public/Attachment/7115164054（瀏覽日期：2010 年 11 月 8 日）。
53 雲惠鈴，論刑事訴訟程序中證人地位之建構，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8 年，頁 79；Jost, Kind-und jugendliche Opfer sexuellen Missbrauchs als Zeugen im Strafverfahren
Ü berlegungen zur Rechtsstellung junger Opferzeugen im Strafprozess, 2006, S.50-53.
54 Jost, Kind-und jugendliche Opfer sexuellen Missbrauchs als Zeugen im Strafverfahren Ü berlegungen zur Rechtsstellung junger Opferzeugen im Strafprozess, 2006, S.50-53.
55 依據民國 98 年的司法統計年報，以各地方法院為例，終結一件刑事案件所需日數，快則約一 個月（32.90 天），慢則需三個多月（109.46 天）；如果是重大案件，長則超過一年（395.48 天），
最快也要三個多月（102.64 天）。98 年司法統計年報，http://www.judicial.gov.tw/juds/index1.htm
（瀏覽日期：2011 年 4 月 24 日）
56 蔡墩銘，審判心理學，水牛圖書出版公司，民國 75 年 7 月 30 日，頁 278-279。
57 Zacharias, Der gefährdete Zeuge im Strafverfahren, 1997, S. 48.
58 Kühne, Der Beweiswert von Zeugenaussagen, NStZ 1985, S. 253；Schmitt, Die richterliche Beweiswürdigung im Strafprozeβ, 1992, S. 318. 轉引自 Zacharias, Der gefährdete Zeuge im Strafverfahren, 1997, S. 48.
59 伊莉莎白‧羅芙托斯、凱薩琳‧柯茜著，林淑貞譯，辯方證人，商周出版社，2005 年 12 月 26 日二版，頁 276。
60 有研究顯示在經過一個星期之後，只剩下百分之十的知覺能被復述。Schmitt, Die richterliche Beweiswürdigung im Strafprozeβ, 1992, S. 321.轉引自 Zacharias,Der gefährdete Zeuge im
Strafverfahren,Duncker und Humblot,1997,S.4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3
過「記憶填充（Ausfüllen）」的方式使原始記憶產生變形61；而當前述的環結 發生問題時，其所「陳述」出來的內容也就會不正確，而反覆的「陳述」更 會加深證人「相信其所陳述者為真實」的確信62，也不排除陳述可能受到誘 導而失真的可能63。因此，檢驗證言的正確性特別有其必要。
第三項 與其它的證據相比而言
證人相對於其他的證據方法，可以提供更豐富多元的資訊：不只是表面 的物理狀態（相對於「物證」），而是一段經驗；人證與「書證」相較實更易 取得也更具直接性64。尤其是在偵查階段，由於案件發生時，偵查機關對於 案件事實多未親自耳聞目睹，證人將其所了解的案件發生時間、地點、原因、
造成的結果、行為人的動機、目的等，向偵查機關陳述，有利於偵查機關查 明案情，奠定正確處理案件的基礎；並有助於偵查人員深入了解物證、書證 等證據的特徵和含義，以確認其真偽；也可以就偵查人員尚不了解的證據線 索加以提供，有利於進一步的證據蒐集；並透過證言印證被告（犯罪嫌疑人）
的陳述是否真實可採
65
。 第四項 小結承上可知，證人在偵查或是審判階段，都具有被動及不穩定的特性，而 程序中可能遭受到的「國家義務課與」及「被告恐嚇威脅」更加深了證人對 於進入刑事程序的恐慌；但是，由於證言所能提供的資訊豐富度以及直接性 都優於其他類型的證據（如物證和書證），如果無法使用，恐對於刑事追訴 所欲達成的目的造成阻礙，因此提供證人適當的保護確實有其必要－「作證 義務」不應當然成為國家壓榨證人的藉口；無視「證人保護的需要」並無益 於真實的發現。但是，由於證言的形成必須經過「知覺」、「記憶」及「表達」
61 Zacharias, Der gefährdete Zeuge im Strafverfahren, 1997, S. 50.
62 伊莉莎白‧羅芙托斯、凱薩琳‧柯茜著，林淑貞譯，辯方證人，商周出版社，2005 年 12 月 26 日二版，頁 294。
63 劉至剛，從證人記憶探討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法令月刊第 60 卷第 5 期，2009 年 5 月，頁 70-71。
64 即德國刑事訴訟法上所謂的「人證優先於書面證據原則」。詳參 楊雲驊，德國刑事訴訟法對 傳聞證據的處理，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3 期，2003 年 2 月，頁 107-108。
65 汪建成 劉廣三，刑事證據學，群眾出版社，2000 年 1 月 1 版，頁 10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4
的過程，這些環節都可能受外在環境、人類生理限制或是當時突發情形而有 所影響，證言內容還是必須要有被檢驗、確認的機會，甚至是盡早為證據保 全，以避免真實性受到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