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越中地區的陽明學發展史
第三節、 越中王學傳統在明清學術史之地位
清代學者對王學的流衍作過許多學派的區分，由於朝代已經更替，這些學者 往往會用新朝代特殊的角度來對前朝的學術活動進行分類。這些分類各自有其特 定的判斷標準，論述中也難免隱藏著價值高下的批評，因此我們不能夠完全將這 些論述視為歷史事實。然而，考察這些說法對於理解「越中王學」此一說法是有 幫助的。本文使用越中王學一詞，其內涵與明末及清代以下學者所用的「浙學」、
「浙中王門」和「浙東學派」等概念均不相同。越中王學僅僅指涉明代嘉靖至崇 禎時期紹興府一地的王學傳統，並不包含其他省分和浙江其他府治的陽明學活動。
此外，本文考察的對象是歷史上確實在越中活動、具有代表性的王學學者，其傳 承系譜由王陽明始，經過王畿、周汝登、陶望齡、陶奭齡，最後結束在劉宗周。
為了避免「越中王學」此一名稱和其他王學學派分類的概念產生混淆，以下將對 清代學者的論述進行分析。
在清朝統治中國之前，已經有人開始試圖對越中王學作出特定的學派論述。
明人劉鱗長任職浙江提學副使之時，曾經主持編纂《浙學宗傳》一書，用「浙學」
38 黃宗羲開創甬上證人書院的經過，及其學說之內容，可以參考方祖猷：《清初浙東學派論叢》
（臺北：萬卷樓，1996 年）之考證。
一詞來定位從宋代理學到明代王學的發展，其言曰：
擊楫姚江，溯源良知，我明道學，於斯為盛，今豈遂絕響乎！緣念以浙之 先正，呼浙之後人，即浙學又安可無傳？周海門《聖學宗傳》尚矣，然頗 詳古哲，略於今儒，乃不揣固陋，稍稍編彙成書，梓且行。……堯舜文周、
孔子孟氏，萬世知覺之先、大宗之祖，閩與越共之，不具論。論淛近宗，
則龜山、晦翁、象山三先生，其子韶、慈湖諸君子，先覺之鼻祖歟！陽明 宗慈湖而子龍谿，數輩靈明耿耿，骨血相貫，絲絲不紊，安可誣也？39 劉鱗長在《浙學宗傳》的序言裡，特別把越地的王學傳統和宋代的福建理學拉上 關係。由於劉鱗長是福建晉江人，對他來說，朱熹既是理學的大師，又是家鄉的 光榮。因此，他帶著劉廷焜編輯的《閩學宗傳》來到浙江上任，一心希望將閩、
越兩地的學術傳統合而為一。除了說孔孟之學「閩與越共之」，又說「若閩若越，
同屬家親」，更提到「越東萊先生與吾里考亭夫子問道質疑，卒揆於正」40，透 過呂祖謙（1137-1181）和朱熹的交往，將閩、越兩地的理學傳統拉在一起。在 這樣的眼光下，陽明學被上溯到宋代的陸九淵（1139-1193）和楊簡（1141-1226），
再下開王畿、周汝登等人。同時，劉鱗長並不希望將程朱學和陸王學區分開來，
反而希望調和兩者之間的差異，這種態度比較是站在陽明學的立場來作論述。
由於劉鱗長將閩、越傳統連貫的意圖十分明確，當他提出「浙學」一詞時，
一方面是和福建的理學作對比，另一方面是強調宋代和明代理學之間的傳承關係。
他曾經參考過周汝登編輯的《聖學宗傳》，認為周氏之書上溯到伏羲、神農、堯 舜這些傳說中的聖王，是詳於古而略於今，因此從宋代閩、越兩地的儒者開始蒐 集材料，始於在福建講學之楊時（1053-1135）、朱熹，江西之陸九淵，然後才是 浙江金華的呂祖謙和寧波的楊簡。明代王學則選錄有王陽明、王畿、錢德洪、徐 愛、張元忭、周汝登、陶望齡、陶奭齡和劉宗周，大體上與越中王學的傳統相符。
39 劉鱗長：〈浙學宗傳序〉，劉鱗長：《浙學宗傳》，《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111 冊（濟南：齊 魯書社，1996 年），頁 1-2。
40 劉鱗長：〈浙學宗傳序〉，劉鱗長：《浙學宗傳》，頁 1、4。
不過，劉鱗長雖然不是浙江人，卻忍不住將自己的著作也放進書裡，題名「劉乾 所先生」，故《四庫總目》云其「自撰是書，自稱劉乾所先生，與古人一例，尤 於理未安也。」41
劉鱗長嵌合閩、越的企圖，有比較強烈的地方意識，我們可以暫時不理。他 編書時所提出的「浙學」概念，在描述明代王學系譜時，大體上以越中王學的傳 統為骨幹，卻可以代表越中的這條傳統確實存在當時人的心目中。尤其是黃宗羲
《明儒學案》在編訂「浙中王門」時，刻意將周汝登、陶望齡歸入泰州學派，又 徹底抹消陶奭齡的存在，對日後明代心學的研究影響相當巨大。劉鱗長的《浙學 宗傳》能證明當時人並不如黃宗羲那樣設想，而是肯定了周汝登和陶氏兄弟在越 中的地位。
事實上，學界已經普遍注意到黃宗羲在歸納「浙中王門」的時候，刻意操作 將周汝登和陶望齡改置於「泰州王門」。42黃宗羲的目的，是將與佛教往來密切、
理論被批評為近禪的學者，從王陽明的故鄉中肅清，以便淨化浙中儒學的純正性。
黃宗羲在浙中王門的序言中說：
姚江之教，自近而遠，其最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龍場而後，四方弟 子始益進焉。郡邑之以學鳴者，亦僅僅緒山、龍溪，此外則椎輪積水耳。
然一時之盛，吾越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其儒者不能一二數。
43
在他提到的王門學者當中，只有錢德洪和王畿的地位被認可，其他人僅僅被評為 不具代表性的「椎輪積水」而已。雖然季本、張元忭等人尚在浙中王門當中，但 影響力甚大的周汝登、陶氏兄弟被排除在外，改歸入〈泰州學派五〉，不能不說 是嚴重削弱了浙中王門的實力。然而，無論周汝登、陶望齡或劉塙全部都不是泰
41 劉鱗長：〈浙學宗傳序〉，劉鱗長：《浙學宗傳》，頁 178。
42 見彭國翔：〈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問題之探討〉，彭國翔：《近世儒學史的辨 正與鉤沉》，頁 252-302。
43 黃宗羲：《明儒學案》，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 7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 年），
頁 245。
州人，從地域劃分來說有違事實。此外，從師承關係來看，周汝登和當時的講學 群體都把他視為王畿的繼承者，而黃宗羲無視於周汝登和王畿學說有相承之關係，
反而把他說成羅汝芳（1515-1588）的弟子。事實上，周汝登和羅汝芳的關係較 遠，在文集中也很少見到周汝登提起羅汝芳，反到經常稱王畿為先師，顯見在他 心中最主要是繼承了王畿的道路。黃宗羲在泰州學派的序言中說：「泰州、龍溪 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啟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為禪矣」，把泰州學派定 義為「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 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44可見他意圖將泰州學 派視為王學的別派，批評他們受到佛教的影響，因而有別於純正的儒學傳統，從 而貶低了泰州學者的地位。由於黃宗羲對浙中王門的編排不但悖離了王學發展的 歷史實況，而且他對泰州學者的價值判斷，也有許多可議之處，因此吳震在《泰 州學派研究》中並未採納黃宗羲的分派，而是把趙貞吉（1508-1576）、耿定向
（1524-1597）、周汝登三個系統的人物排除掉，只留下王艮一系，以及顏鈞
（1504-1596）、何心隱（1517-1519）與羅汝芳三人。經常和泰州學派被聯想在 一起的李贄，也被吳震視為一學無常師的獨立思想家，不列入泰州學派當中。45
黃宗羲的弟子萬斯同（1638-1702）於康熙十二年之前編纂《儒林宗派》一 書時，第十五卷立「王氏學派」，其中根據越中王學的歷史事實列出王畿、周汝 登、陶望齡、陶奭齡、劉塙的傳承譜系46，而焦竑、耿定向、耿定理等被黃宗羲 歸入泰州學派的人物，則是置於「諸儒博考」之內。47此外，《明史》的〈儒林 傳〉也把周汝登的傳記置於王畿之後，這意味著修史者肯定了兩人的師承關係，
而沒有把羅汝芳視為周汝登的老師。48此外，陶奭齡在證人會和劉宗周是兩大台 柱，其影響力絕不亞於劉宗周，黃宗羲在參加證人講會時也曾親炙過陶奭齡，然 而他卻在編纂《明儒學案》時絕口不提陶奭齡，抹消他在晚明王學講會中應有的
44 黃宗羲：《明儒學案》，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 7 冊，頁 820。
45 吳震：《泰州學派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
46 萬斯同：《儒林宗派》卷 15（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頁 365。
47 萬斯同：《儒林宗派》卷 16，頁 391-392。
48 張廷玉等：《明史》卷 283（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7274-7276。
地位。這不能單純理解為黃宗羲對自己老師的尊敬之情，而是他主觀厭惡與佛教 有密切交往的陶奭齡之故。不僅如此，黃宗羲基於儒家本位的立場，在選錄陶望 齡的文字時，一概不選他受到佛教影響而撰寫的篇章。這不僅使得後來的學者易 於忽略陶氏兄弟的影響力和思想實情，對於我們理解晚明王學的發展也造成了很 大的障礙（詳見本文第四、五章）。
以上例證都顯示出，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作為第一部體系完整的討論明代 思想史的學案體著作，以其蒐集材料之詳備與評論之深入成就了它巨大的影響力，
固然是研究者所必備的參考書籍，然而他所劃分出來的明代思想史系統未必符合 客觀的歷史真實。無論是同時代的其他著作，或者現代學者的考證當中，呈現出 許多種與《明儒學案》不同的學派分類，這提示了我們不能將黃宗羲的分派標準 視為想當然爾的背景知識，而是必須重新考量其分類標準之合理性，並依據新的 研究需要來訂立學派劃分的標準。
除了黃宗羲劃分的浙中王門容易造成學者的誤會之外，清代學者所提出的
「浙東學派」概念聚訟紛紛，若不經辨析，也很容易造成一些概念上的混淆。首 先，早在章學誠（1738-1801）提出他著名的〈浙東學術〉一文之前，徐乾學
（1631-1694）擔任明史館的修史總裁官，他在制定〈修史條議〉時，便曾經以
「浙東學派」來專門指涉浙東地區的各個陽明學派，其文曰：「陽明生於浙東，
「浙東學派」來專門指涉浙東地區的各個陽明學派，其文曰：「陽明生於浙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