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越中地區的陽明學發展史
第二節、 越中的陽明學講學活動
紹興古稱越，春秋時代是越國的都城。相傳大禹南巡，崩於蒼梧之野，亦即 越地，故有禹穴之傳說。由於隋、唐時代於此地置越州，五代時又為吳越國所轄，
故紹興人基於歷史文化因素，往往將家鄉簡稱為越。紹興之名，定於南宋紹興年 間，從宋代至明清時期，此地均隸屬於紹興府。明清時期的紹興府與杭州、寧波、
台州、金華四府相鄰，屬於浙江省所轄。若依錢塘江兩岸區分，紹興與寧波、台 州、金華、衢州、處州、溫州屬於「浙東」，而杭州、湖州則屬於「浙西」。紹興 府內則有會稽、山陰、餘姚、蕭山、上虞、新昌、諸暨、嵊八縣，故紹興之士人 又被稱為八邑之士。後文所稱「越中」之範圍，除非另外註明，便是指紹興府及 其所轄八縣之地。
對於陽明學來說，越中具有相當特殊的意義。王陽明是餘姚人，祖墳位在餘
姚，後來他搬到紹興，長期居住在府城內。年輕時代在城南的會稽山陽明洞築室 修行，日後遂以陽明為號。龍場之悟後，王陽明在紹興和餘姚開始講學，吸引四 方學者不斷前來，成為陽明學向外擴展的重要基地。王陽明平定宸濠之亂後，受 封為新建伯，其伯爵府第建於紹興。在陽明學史上著名的天泉證道，就是發生在 伯爵府中；南鎮觀花的南鎮，指的便是會稽山的山麓1；餘姚的龍泉山，也是王 陽明舉辦龍山之會的著名講學場所。由此觀之，越中不但是王陽明個人的故鄉，
更是陽明學的發源地和根據地。
越中除了是王學的發源地之外，當地的講會活動也有相當的規模和影響力。
根據呂妙芬的統計，浙江省十一府七十餘縣中，王學講會最為興盛的地區是紹興、
金華和衢州三府，紹興的餘姚、會稽、山陰和嵊縣更是講學活動的重鎮。此外，
若以嘉靖、隆慶、萬曆三朝各地的進士總人數為指標，來比較江西吉安、南中寧 國和浙江紹興三地的學術文化競爭力，單單紹興一府的餘姚、會稽、山陰、嵊縣 四縣便產出 387 名進士，佔三地總進士數 781 人中的一半。2這樣的統計證明了 越中是明代中晚期的學術精華區，因此學術主張較為多元，重要學者輩出。其他 地區並不是沒有講學活動，但是在規模和影響力上都不具大的氣候。雖然越中王 學位於文化水平高、不同學派相互競爭的地區，導致它未必能取得絕對的領導地 位，但也使得它與此地其他學派和宗教的交流特別頻繁，並且出現相互融合與轉 化的現象。因此，越中王學的思想層次較為複雜，牽涉到的議題多元，這也使得 它的發展格外值得關注。
在王學的講學規模之外，另一個值得考量的問題是越中講學活動的連續性。
大體上，從王陽明在嘉靖初年引發第一波越中講學活動的高峰後，越中的講學傳 統就沒有中斷，一直持續到明末清初。雖然在嘉靖後期、隆慶和萬曆初年經歷過
1 張元忭：《（萬曆）紹興府志》卷 1〈疆域志．形勝〉：「天下之山，祖於崑崙，其分支於岷山者，
爲南條之宗。掖江漢之流，奔馳數千餘里，歷衡踰郴，包絡甌閩，而東赴於海，又折而北，以盡 於會稽，故會稽爲南鎮。鎮，止也，南條諸山所止也。越郡正當會稽諸山之中，郡城之外，萬峯 回合，若連雉環㦸，而中涵八山。八山者，又會稽諸山之所止也。」（張元忭編撰：《（萬曆）紹 興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頁 118-119）
2 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3 年），頁 234、
261。
一段比較沉寂的時間，但是屢屢有人主持講席；更重要的是，前後在越中主持講 會者彼此之間具有清楚的師承或朋友關係，在哲學主張上有高度的類似性，而且 對當時的社會和學術圈都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其他地區或許偶有知名度高、思 想水平受肯定的大家出現，但未必都有明確的前後繼承關係，這使得越中地區從 未中斷的講學傳統顯得更為突出。正因如此，越中王學之師承系譜、哲學主張、
朋友交遊甚至是一部分父子血緣相續不斷的現象，使得它的地域範圍雖然不算寬 闊，但是時間卻能延伸極長，可以藉此觀察非常多明代中晚期思想、文化、宗教 發展的各種現象。
具體來看，最早在越中主持講會者是王陽明，其次是他的兩大弟子王畿和錢 德洪。由於王、錢兩人行跡遍及各地，因此反而不常待在越中，這使得嘉靖後期 以迄萬曆初年的講學活動較為沉寂。雖然這段期間有季本（1485-1563）、張元忭
（1538-1588）等人維持講學活動於不墜，但是在張居正禁毀天下書院時，到達 一個學術氣氛低靡的谷底。接下來，曾經在講會中親炙過王畿的周汝登出現，大 力宣揚四無說；周汝登不但在家鄉嵊縣重興講學之風，更吸引到陶望齡、陶奭齡 兄弟加入講學的行列，在紹興重振講學的士氣。周汝登過世之後，陶奭齡和劉宗 周將講學的薪火傳承下去，在紹興舉辦證人會，並且影響到餘姚的沈國模等人興 辦姚江書院。接下來本文將徵引材料，把這一條講學傳統描述得更為詳細。
首先，還是要從王陽明開始說起。王陽明自從正德三年（1508）在龍場大悟 之後，開始講授良知之學。王陽明沿途講學，因此在貴州、江西等地均有弟子，
正德五年（1510）冬入京時又得與湛若水（1466-1560）等人結交論學。然而，
此時家鄉越中受其學者仍然稀少。正德七年（1512）徐愛（1487-1517）以河北 祁州知州三年考滿而入京，與穆孔暉等人朝夕受業，成為越中第一批堅定的陽明 學弟子。3正德十四年（1519）宸濠之亂發生，王陽明平定亂事之後，「益信良知
3 〈年譜〉：「按《同志考》，是年穆孔暉、顧應祥、鄭一初、方獻科、王道、梁谷、萬潮、陳鼎、
唐鵬、路迎、孫瑚、魏廷霖、蕭鳴鳳、林達、陳洸及黃綰、應良、朱節、蔡宗兗、徐愛同受業。
十二月，升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 與徐愛論學。愛是年以祁州知州考滿進京，升南京工 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
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 遂提出「致良知」之說，並於十六年（1521）回餘姚歸省祖墳，「日與宗族親友 宴游，隨地指示良知。」越中年輕學子聽聞王陽明返鄉，紛紛前來問學，特別重 要的是錢德洪「排眾議，請親命，率二侄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 通贄請見。明日，夏淳、范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管州、谷 鐘秀、黃文渙、周於德、楊珂等，凡七十四人。」4王陽明無法長期停留在餘姚，
便勸勉弟子成立定期講會。由於集會場所在龍泉山的中天閣，故此會又稱為龍山 會。越中從學於王陽明之人數大增，自此時始。
嘉靖二年（1523），王陽明繼續在越中講學。根據錢德洪的描述，這段期間 來訪的學者數量大增，不但府城內的各大寺剎，連會稽山上可以居住的場所都被 來訪者充滿：
先生初歸越時，朋友蹤跡尚寥落，既後四方來遊者日進。癸未年已後，環 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諸剎，每當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 臥處，更相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寺剎，徙足 所列，無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臨講座，前後左右環坐而聽者，常不下 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名者。每臨 別，先生常歎曰：「君等雖別，不出天地間，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 矣。」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跳躍稱快。嘗聞之同門先輩曰：「南都以 前，朋友從游者雖眾，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 亦先生之學日進，感召之機，申變無方，亦自有不同也。5
王陽明在紹興帶領講學六年的時間，王畿、錢德洪等幾位最重要的陽明學推手，
都是在這個時期加入的。由於來往人數太多，王陽明甚至連待到一年以上的人，
（王陽明著、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1241）
4 〈年譜〉，王陽明著、吳光等編校：王陽明著、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頁 1287、
1291。
5 王陽明：《傳習錄》卷下，王陽明著、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頁 129-130。
都不能夠記得其姓名。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1487-1541）修建稽山書院尊 經閣，後改「瑞泉精舍」6，王陽明還曾為尊經閣特地寫過文章加以紀念7。由於 知府南大吉的努力，各地的學子紛紛到來，據《年譜》所載：「蕭謬、楊汝榮、
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鎧、黃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艮、孟源、周沖等 來自直隸，何秦、黃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 良器等來自新建，曾忭來自泰和」8，其他人物姓名多至不能遍載。嘉靖四年（1525），
門人又興建陽明書院於越城，地點位於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此地日後成為「陽 明先生祠」9，也是數十年後周汝登、陶望齡等人聚眾講學的重要場所。在王陽 明、南大吉和四方學者的推動下，紹興從此被建立成陽明學重要的根據地，弟子 們由此向外開枝散葉，成為不久之後各地講學活動的先聲。
王陽明在越中講學期間，對陽明學未來發展影響極大的「天泉證道」，發生 在嘉靖六年（1527）。此年夏天，王陽明五十六歲，受朝廷任命出征廣西思恩、
田州，這是他最後一次離開越中。在出發前，王畿與錢德洪對於陽明學說的宗旨 有不同的理解，遂於天泉橋上請老師裁決。王畿在此時提出了他著名的四無說，
錢德洪則是懷疑四無說將會危害修養功夫的理論基礎。對於兩人的爭論，王陽明 採取了兩可之說，他認為：「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
錢德洪則是懷疑四無說將會危害修養功夫的理論基礎。對於兩人的爭論，王陽明 採取了兩可之說，他認為：「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