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中王學近禪之批評

陽明學被批評為被「近禪」，是自王陽明便遭遇到的困難。宋明理學闢佛老 的論述，不止會加諸於出家的僧人、道士，加諸於各種地方神祇的祭祀、轉世輪 迴的信仰，也會加諸於儒家陣營內部的學者。當宋明理學家用「近禪」一詞批評 同儕時，是在表達一種極其負面的批評。這種批評的用意，是在儒學陣營中區別 正統與異端思想，再將心術不正、滅棄人倫、不事學問、崇尚虛無等負面評價加 諸於這些被視為異端的思想家身上。近禪的批評有時不僅僅是理論和價值觀的差 異問題，它和政治黨派的對立也有關係，而且其相互攻訐的激烈程度會透過同黨

59 何炳松：《浙東學派溯源．自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4。

60 何冠彪：〈清代浙東學派問題平議〉一文中，廣泛引證陳訓慈、錢穆、余英時等眾多學者之論 證，以說明何炳松說法之問題，可供參考。

門生弟子的推波助瀾而日益激化。⁶¹這些現象同樣發生在陽明學的身上。⁶²

清易代之後更逐漸形成一套固定的論述，對他們批評程朱學、近禪這幾點作出嚴 厲的斥責。但從另一方面設想，這些批評的存在恰好說明他們在晚明的影響力是 不容忽視的。越中王學與禪宗的關係本文將另闢章節討論，以下將略舉數例，以 窺明中晚期到清初思想界，使用過何種語言和觀念來批判越中王學近禪。

清初在北方負有盛名的程朱學者孫奇逢（1585-1675），他編纂《理學宗傳》

時，沒有將王畿、周汝登歸入王門弟子中，而是另闢「補遺」，將他認為雜於禪 學的學者歸納進去。⁶⁷孫奇逢認為，王陽明本人的良知學出自真實的身心體驗，

因此有不容抹滅的價值，但是從王畿提倡四無說開始，越中王學就悖離了王陽明 的傳統：

陽明先生起絕學之後，由其身所體驗者，有悟此心之微，發良知之説，而 以致知格物爲證。其門人尊聞行知，不敢稍有擬議。龍谿獨持四無之説，

羣起而疑之，乃先生亦復唯唯，於是龍谿之言滿天下。後傳龍谿之學者，

流弊滋甚，因是遂疵陽明之學。嗟乎！豈陽明之過哉？亦由于傳陽明者之 過耳。⁶⁸

說王陽明的弟子中唯獨王畿持四無說，恐怕未必盡然；而說「先生亦復唯唯」， 對於王陽明肯定王畿之說，導致四無說傳播天下而「流弊滋甚」，表達出不滿之 意。孫奇逢為了維護王陽明的地位，所以使用「傳陽明者之過」這種較為委婉的 說詞，把陽明後學「流弊滋甚」的責任推給了王畿。孫奇逢對於王陽明未能預先 防範後學弊病已有微詞，對於王畿之後的學者，更透露明顯的不滿，因此在編排

《理學宗傳》時，沒有把王畿、周汝登收在「王門弟子」中，而是置於卷尾另闢

67 孫奇逢編纂《理學宗傳》，前後長達三十年時間。陳祖武依據《日譜》與《年譜》的資料，將 整個程書過程分為五個時期（一）天啟元年至三年，與鹿善繼輯錄《諸儒語略》；（二）順治四年 至六年，於渥城與弟子高鐈、王之徵、陳鋐等人選輯《諸儒宗旨》；（三）順治七年至十二年，居 蘇門，又前往東昌與倪元瓚等人商討修訂《諸儒宗旨》；（四）順治十二年至十六年，將《諸儒宗 旨》精簡為僅有十一人之濃縮版《理學宗傳》，另又編《五人傳宗錄》與《宗傳考》；（五）康熙 四年至六年，完成《理學宗傳》定稿。見陳祖武：《中國學案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 年，頁 85-90）。

68 孫奇逢：《理學宗傳》卷 26，收於《叢書人物傳記資料類編．學林卷》第 3 冊（北京：北京圖 書館出版社，2006 年），頁 678。

之「補遺」。他對此解釋：「補遺云者，謂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 毫釐千里之辨」，責備這些人為「不本天之學者」、「腐而少達」。孫奇逢沒有提到 二陶兄弟，但由於二陶兄弟學佛的事跡相當明確，孫奇逢可能認為他們是「以理 為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為得道之捷者」，混淆了儒、釋之界線，因此沒有被收錄 到書中的資格。⁶⁹

由於王畿、周汝登和羅汝芳在晚明都是名震一時的陽明學者，孫奇逢把他們 都編排到「補遺」中，批評他們近於禪，也遭遇到某些反對者的質疑。對此，孫 奇逢特地作出了解釋：

或問：「補遺諸公，皆世所推爲大儒者也，而謂其爲近於禪。夫諸公居官 立身皆卓然自見，即議論有疑於禪者，亦借禪以爲用，所謂不以世間法礙 出世間法、不以出世間法壞世間法，庸何傷？」曰：「夫子惡鄉愿之亂德，

為其以似而亂真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其誰能辨之？曰四十而不惑，

蓋四十以前猶不見自信，則所以致審於毫釐之間，不遂成千里之謬者，所 關匪細故也。儒釋之界，其流雖遠，其源卻近。顧應祥之言曰，近見有竊 吾儒格物致知以解《法華經》者，方異之，不意吾儒亦借佛教以明道也，

其流弊將至儒釋同歸而不可解矣。吾輩不能辭以闢之，而以助其波、揚其 焰，寧不得罪於聖人！」⁷⁰

這裡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王畿、周汝登只是借用了禪宗的語言和概念來解說 自己的思想，但是並沒有宣傳悖離儒家的價值觀，其立身處世也完全符合社會的 道德標準，有什麼值得批評呢？孫奇逢承認王畿、周汝登等人在具體的行為上合 乎一般的倫理規範，然而他試圖指出王、周引用佛教觀念來解釋儒家學說的作法，

造成了儒家基本原則的混淆。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意指王、周兩人以 佛理演繹儒學，只重視部分概念可以溝通之處，卻沒有嚴格分辨雙方理論的差異，

69 孫奇逢：〈理學宗傳敘〉，孫奇逢：《理學宗傳》，頁 4-5。

70 孫奇逢：《理學宗傳》卷 26〈補遺．周汝登〉，頁 733-734。

最終「將至儒釋同歸而不可解矣」。對他來說，儒、釋之間是水火不容的，所以 任何尋求雙方共通性的可能性都不能容許。不過，孫奇逢在此沒有提出更細緻的 論證，說明儒釋混同會如何導致道德敗壞的結果，只能看到他非常堅持儒家本位 的立場，強調應杜絕雙方經典、語言和概念發生任何程度的交流。

和孫奇逢交誼匪淺的刁包（1603-1669），在清初也是極力批評陽明學的程朱 學論者之一。⁷¹對他來說，王畿、周汝登就是披著儒家外皮、骨子裡是佛門信徒 之輩，他認為「若楊慈湖、王龍谿、周海門一流，操入室之戈，居然以宗傳自命，

全體毁、大用裂矣！」⁷²刁包的批評涉及到周汝登《聖學宗傳》一書，關於此書，

他在寫給孫承澤（1592-1676）的信中曾用激烈的口氣進行批評：

自周海門《聖學嫡傳》一書梓行於世，遂令末學晚進謬謂吾心自有六經，

不必更求諸六經也；吾心自有《四書》，不必更求諸《四書》也。《近思錄》

小學芻狗而筌蹄矣！雖目不識丁之人，但學會幾句口頭語，便居然以斯道 相許可，而宿儒積學反不與焉，嗚呼！豈非斯文一大阨運乎！……建安餘 姚之學，時或含糊兩可，本體功夫、博約頓漸、有無虛實及屢空之辨，時 或踊襲裨鋒，其說書或渉高奇，其援引龍溪、海門諸語，或渉悠謬。⁷³ 刁包非常不滿周汝登的《聖學宗傳》，他認為此書造成程朱學最重要的經典《四 書》和《近思錄》廢而不用。從地域位置來看，孫奇逢是直隸保定人，刁包是直 隸祈州人，兩人活動範圍都在今天的河北省，與浙江紹興的距離相當遙遠。孫奇 逢在編輯《理學宗傳》的過程中，周汝登的《聖學宗傳》已經刊行，而且孫奇逢 也看過此書；刁包顯然也看到了《聖學宗傳》，可見這本書早已流傳到北方，並 且對當時的思想界具有實質的影響力。雖然刁包認為《四書》《近思錄》一類的

71 刁包尊崇程朱學、批判陽明學，對當時陽明學產生的弊端有許多反省，如提倡重讀六經，推 廣高攀龍、顧憲成、馮從吾之學等等。參楊自平：〈論刁包《易酌》之宗程立場與實踐〉（楊自平：

《世變與學術──明清之際士林《易》學與殿堂《易》學》，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年，

頁 171-214）。

72 刁包：〈張蓬玄先生大中序〉，《用六集》卷 5，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8 冊（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500。

73 刁包：〈答孫北平少宰書〉，《用六集》卷 2，頁 450-452。

書被學者廢而不讀，但這也有可能是他對於《聖學宗傳》之流行而起的反差印象，

本文並不準備據此認定程朱學的書籍真的失去讀者。不過，從刁包批評陽明學理 論含糊、取材不當、標新立異、悠謬不實，其所選用的字眼都具有強烈的負面意 義來看，已經可以瞭解像刁包這樣的學者，絕不會認為王畿、周汝登的理論有正 面的價值。

孫奇逢和刁包的批評在當時並不罕見，這些立場偏向程朱學的學對陽明學都 有批評，而且對於越中王學「近禪」這一點更是異口同聲。沈佳是湯來賀

（1607-1688）的學生，他編纂過《明儒言行錄》一書，認為王陽明之學說「始 裂於龍谿，故念庵羅子屢斥其失，殆四無有以誤之歟！至立三教合一之說，而陰 詆程朱為異端……非有涇陽、景逸諸儒力挽之，則斯道之晦蝕，可勝嘆哉！」⁷⁴ 沈佳把晚明三教合一思想的流行都歸咎於王畿的四無說，並且又引用陳龍正的說 詞來批評越中王學：

陽明先生禀異學透，然力駁朱子。朱子躬行心得，持世垂教，胡可駁耶？

是後乃有若王龍谿畿、羅近溪汝芳、周海門汝登，皆尊陽明、卑晦翁。畿 已見斥於念庵羅氏諸儒，而汝芳則楊起元奉之若神；然至於混儒以入佛，

陰借佛以攻儒，而百方駁擊晦翁，惟汝登最甚，又陽明以來未嘗有也。其 講學也，如宰予短喪，猶曲加迴護，大抵輕人倫而贊私慾，得罪聖人極多。

75

沈佳不滿的對象包括王陽明在內。對他來說，王陽明、王畿、周汝登都是「混儒 以入佛，陰借佛以攻儒」的陰險人物。不過，他說陽明力駁朱子，其實並非事實。

沈佳不滿的對象包括王陽明在內。對他來說，王陽明、王畿、周汝登都是「混儒 以入佛，陰借佛以攻儒」的陰險人物。不過，他說陽明力駁朱子，其實並非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