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走向禪宗──陶望齡的禪學與心學
第二節、 陶望齡的講學與結社活動
陶望齡跟周汝登的交往在當時眾所皆知，並非秘密，但是帶領陶望齡進入陽
2 彭紹昇著、張培鋒校注：《居士傳校注》卷 44（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頁 376。
明學與禪宗領域的人其實並非周汝登，而是焦竑。和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相比，
寫到：「既得［進士］之後，正復無大味。讀書作人之事，全未起手。」6可見陶 望齡在考中科舉之後，發覺他並沒有欣喜之情，所以開始反省「讀書作人之事」。 這是一種比較初步的反省，還稱不上「專致力於聖賢之學」，然而不可否認的是，
陶望齡藉著考中之後的反躬自省，加上和焦竑兩人一起在翰林院讀書的經歷，展 開了新的人生追求。
焦竑和陶望齡認識時已經五十歲，比陶望齡的年紀大二十二歲，但是該年兩 人同時考上進士，又同官翰林院編修，因此陶望齡稱呼焦竑為年兄，並未以長輩 稱之。陶望齡雖然沒有師從焦竑，然而焦竑確實是陶望齡的啟蒙者，兩人交誼也 在亦師亦友之間。
當時焦竑對理學和佛教的追求，已經長達數十年之久。早在嘉靖四十一年
（1562），焦竑就在南京受耿定向的影響，加入陽明學講會，透過陽明學找到了 學問的「頭腦」7；接著，焦竑又大量涉獵佛教典籍，日後在他的文集中經常可 以見到《法華經》《金剛經》《心經》《楞伽經》《楞嚴經》《華嚴經》《起信論》等 佛典的引證，同時他自己也編撰了《楞伽》《楞嚴》《法華》《華嚴》四部佛經的
《精解評林》，並且產生一種儒釋道三教無須分別的平等之感。耿定向雖然基於 儒家本位的立場，想要說服焦竑放棄佛教，憂慮他「惑於異學」8，但是焦竑並 未順從老師的教誨，佛教也成為他一生持續關懷的對象。9
在這裡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很難確定陶望齡和焦竑在擔任翰林院編修時究竟 討論過哪些具體的問題，但陶望齡從焦竑那裏吸收到的學說，是一種混雜著陽明 學和佛教思想的複合物。不僅如此，陶望齡不曾將焦竑當作老師，之後和周汝登 來往，也沒有拜師，而是以平輩相交；因此他的思想不受任何權威人物的支配，
6 陶望齡：《歇菴集》卷 12，頁 431。
7 焦竑：〈崇正堂答問〉：「問：『學須有宗旨，人方有下手處。』先生曰：『向來論學都無頭腦。
吾師耿先生至金陵，首倡識仁之宗，其時參求討論，皆於仁上用力。久之，領會者漸多。吾輩至 今稍知向方者，皆吾師之功也。』」（焦竑：《澹園集》卷 47，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711）
8 焦竑：〈又答耿師〉：「士龍遞至手書，知拳拳以人惑於異學為憂。」（焦竑：《澹園集》卷 12，
頁 81）
9 關於焦竑學習過程的一般性考察，可以參考錢新祖著、宋家復譯：《焦竑與晚明新儒思想的重 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年）第二章。
也很難說有明確的師承系譜。由於陶望齡思想發展的奠基階段，就受到這種複合 式的學說影響，而且不受特定師長的約束，因此他的思想可以說非常自由，也可 以說缺乏明確的體系。就哲學系統的討論而言，一個人的思想缺乏體系性和邏輯 的一貫性是一項相當不利的因素；然而就本文企圖探討的主題而言，要說明陽明 學與禪宗思想在現實中如何同時對人發生影響，兩套學說的概念又如何相互勾連，
陶望齡反而是極佳的案例。
事實上，陶望齡並非唯一的案例。受到焦竑影響的人不只一人，日後成為陶 望齡知交的公安三袁，也是受到焦竑的影響，才開始對心性之學感興趣，並且以 參禪為修行以求覺悟的核心法門。10從他們的身上，的確可以發現陽明學的學習，
啟迪了學習者走向參禪之路。陶望齡有一句相當著名的斷言：「今之學佛者，皆 因良知二字誘之也。」11他這樣講，是從自己的切身經驗出發的。周汝登的案例 已經告訴我們，陽明學和禪宗思想有許多觀念非常類似，其自我反省、自我否證 的思考模式也有類似之處，然而周汝登畢竟沒有把佛學當作認真追求的對象。但 是，在陶望齡和公安三袁的學思歷程上，卻的確能證明陽明學非常可能將人引導 向禪宗的修學之路。這是饒富趣味也頗值思考的現象。不過，在作出這種結論之 前，還需要更嚴格的考察陶望齡和公安三袁到底如何學習陽明學和佛學，又是在 何種因素的驅使下走向參禪與習淨之途。
陶望齡受焦竑影響之後，在北京寄書陶奭齡，已經說出「讀書作人之事，全 未起手」之語；等到兩年後，萬曆十九年（1591）的四月，陶望齡因其兄陶與齡 過世，奉父親之命返鄉奔喪，12便與陶奭齡「論學，得奇書共讀之，聞疑義共析 之，寒暑弗輟。既有所覺，復曰：此依文解義，不足用也。舍之，求自得於心然
10 陶望齡與公安三袁成為知交，在北京結蒲桃社，社中論學以佛學為核心，以參禪習淨為主要 修行法門，並觸類旁通於《莊子》、《易經》等外典。關於公安派結社與蒲桃社之研究，可參何宗 美：《公安派結社考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年）及《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 開大學出版社，2003 年）。
11 陶望齡：〈辛丑入都寄弟君奭書〉第十通，陶望齡：《歇菴集》卷 12，頁 436。
12 據陶望齡：〈亡兄德望傳〉載：「德望卒於辛卯四月初九。」（陶望齡：《歇菴集》卷 14，頁 481）
後可。」13這段描述就已經有從事心性之學的氣息了。陽明學和禪宗的一項特色 在於反對依賴經典，主張反求本心，因而經常斥責依文解義的儒學為俗學。陶氏 兄弟遵循這種法則，已經是走在這種心性之學的途徑上了。倘使這一條材料講得 不夠明確，還可以再參照陶望齡寫給焦竑的信件：
昨年從文字意識少有知解，便自慶快，蓋傍他悟，後人語話當爲自己腳跟，
魔境相加，果難得力。方今懺悔，求拶逼一塲，獨力易退，未有所向，方 甚欲依座下決釋迷滯，亦以家君之意不能違迕。擬明春單車詣闕，夏首或 是把袂之日也。聚首一年内，共了此事，庶不負夙期耳。14
依照信中所言，此時陶望齡遵循父親指示返鄉，時間當在萬曆十九年的夏季。在 北京與焦竑論學的兩年內，陶望齡顯然深受影響，頗有進步，但是又覺得都是在 學習他人的學說，依照文字表面意義來理解，還沒有做到反求本心的地步。因此，
陶望齡擔憂這種語言文字的理解，無法幫助自己面對更困難的處境。就此來看，
這段話除了使用了悟、魔境、懺悔、拶逼這些佛教色彩濃厚的字眼，顯示著陶望 齡與焦竑論學時探討的概念充斥著佛教的內容，同時也可以藉此推斷，陶奭齡從 陶望齡處接收到的學說，也必然受到上述觀念的影響，這是一種陽明學和佛教的 複合式思想。
在反求本心這項原則之外，當時陶望齡的思想究竟還包含哪些具體內容，由 於陶望齡自己紀載的資料不足，今日已經很難詳細說明了。不過，由於公安三袁 與陶望齡同樣受焦竑影響，日後又一同結社參禪，其思想經歷與概念的共通性很 高，從三袁對禪的理解來看，還是可以用這些輔助性的資訊來推敲陶望齡在這段 期間的思想狀態。
同樣是在萬曆十七年，公安三袁中的老大袁宗道考中進士，和焦竑與陶望齡 成為同年之友。據三弟袁中道的紀載，袁宗道當時受焦竑與瞿汝稷（1548-1610）
13 陶奭齡：〈先兄周望先生行略〉，陶望齡：《歇菴集．附錄一》，頁 654。
14 陶望齡：〈與焦弱侯〉，陶望齡：《歇菴集》卷 11，頁 408。
兩人「共引以頓悟之旨」的影響，加上「僧深有為龍潭（李贄）高足，數以見性 之說啟先生，……久之，稍有所豁，先生於是研精性命，不復談長生事矣。」15 這次經歷對袁宗道的衝擊很大，可以說徹底扭轉他的人生方向，導致他走上參究 心性之途。袁宗道回家鄉後，對兩個弟弟「語以心性之說」，兩人「亦各有省，
互相商證」16，從此三兄弟都投入了講學的行列。在公安三袁的理解中，佛教的 參禪和理學家的格物是內涵相同的功夫，都強調返回內心，先覺悟心即是道，物 質世界的事物與道無涉。當他們對這樣的看法有信心之後，再回頭「讀孔、孟諸 書，乃知至寶原在家內，何必向外尋求」，並且積極的「以禪詮儒，使知兩家合 一之旨。」17此時，一種陽明學與佛教的複合學說於焉成形。
袁氏兄弟開始參究心性的過程和陶氏兄弟幾乎完全一致，雙方很快就形成意 氣相投的論學團體。陶望齡於假滿返回北京，補回原職，到次年春天，也就是萬 曆二十三年（1595）的春闈擔任考官時，已經和袁宗道和黃輝等人同氣相求，組 成論學集團了。18就此時陶望齡寄給陶奭齡的信觀察，他儼然已是一名虔誠的佛 教居士：
吾近與袁伯修先輩及同好三四人遊從甚密，雖未能了當大事，而受益不淺，
且消釋拘累，共逃於形骸禮數之外，可謂極樂。此事大段近時時於腳跟下 體究，必有嚗然啐然之日。若向外馳求，與自生退屈，豈有長進？袁公亦 言尚有不疑之疑，須於虛空中大踏一步，方纔淨盡，此豈世俗儱侗禪耶？
此事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情解、不知是無記，故謂之向上一路，不通 凡聖，豈是難是易、進得退得的？……暇時於《楞嚴》《圓覺》當時時鑽
15 袁中道：〈石浦先生傳〉，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中冊，頁 708。
16 袁中道：〈石浦先生傳〉，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中冊，頁 708。
17 袁中道：〈石浦先生傳〉，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中冊，頁 709。
18 陶奭齡：〈先兄周望先生行略〉：「乙未分校禮闈，得今庶子湯嘉賓等共十九人，皆一時知名士。
交公安袁宮諭伯修、南充黃宮庶平倩，日相究竟，遂有詣入。」（陶望齡：《歇菴集．附錄一》，
交公安袁宮諭伯修、南充黃宮庶平倩，日相究竟，遂有詣入。」（陶望齡：《歇菴集．附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