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資料分析
第五節 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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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網路使用頻率」、「網路使用地點之多元性」、「網路使用動機」作 為自變數，以「人際互動」做為應變數，又以「國家文化」做為調節變項，為驗 證本研究架構所設之研究假設，了解變數間的關係式，因此本研究欲以迴歸分析 進一步探討變項間之關係樣態，並探討自變項與調節變項是否有交互作用存在。
一、 網路使用頻率、使用地點之多元性、網路使用動機與人際互動之迴歸分析 本研究假設H1 係為了解網路使用者的網路使用頻率，對於其人際互動構面 之影響，研究假設H2 係為了解網路使用者的網路使用地點之多元性，對於其人 際互動構面之影響，以及研究假設H3 係為了解網路使用者的網路使用動機與人 際互動間的關聯性，故此部分本研究使用迴歸分析加以檢定三變項之關係。模型 一是以基本個人變項為自變數，分析其對人際互動之影響；在於模型二加入網路 使用頻率、網路使用地點之多元性等構面；模型三則是除前述構面之外，再加入 網路使用動機之變項，加以探討對於人際互動之影響。
表 46 為個人背景變項、網路使用頻率、網路使用地點之多元性，及網路使 用動機與人際互動進行迴歸分析之結果。首先，模型一僅以基本人口變項對人際 互動進行分析，依據迴歸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在迴歸分析達顯著(F=2.314, p<.05)，
其中而家庭居住狀況（18 歲以上居住在家中之成年人口數）與依變項則是呈現 正相關(Beta=.081, p<.05)，表示當民眾家中共同居住之 18 歲以上成年人口數越 多時，認為網路的使用會增加與平時朋友或家人的聯繫頻率；而就學狀況與人際 互動構面則是呈現負相關(Beta=-.063, p<.05)。
模型二，則是談論網路使用頻率、網路使用地點之多元性等構面部分，整體 迴歸分析達顯著(F=3.072, p<.001)，其中網路使用頻率與人際互動呈現正向顯著 相關(Beta=.101, p<.001)，意即當網路使用者之網路使用頻率較為頻繁時，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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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為「社交性類型」時，則是與人際互動構面彼此呈現正相關(Beta=.098, p<.01)，意即當網路使用者從事社交性類型之網路活動越頻繁時，其認為網路使用對於人 註1：*p<.05, **p<.01, ***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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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節作用之層級迴歸分析
研究假設 H4 係為了解不同國家文化之網路使用行為對於人際互動之影響，
為了釐清個人基本變項、網路使用動機、人際互動、國家文化間的關聯性，本研 究透過階層迴歸分析，提出五個預測模型，模型一是以基本個人變項為自變數，
分析其對實體人際互動之影響；再於模型二放入網路使用頻率、網路使用行為等 自變項，以及國家文化變項；模型三、模型四、模型五則是依序選入三種類型之 網路使用動機與國家文化之交乘項，觀察其間的影響變化。
表 47 為層級迴歸分析之結果，可以發現在模型一的部分，迴歸分析達顯著 (F=2.314, p<.05)，其中家庭居住狀況（18 歲以上居住在家中之人數）呈現正相關 (Beta=.081, p<.05)，代表當民眾家中共同居住之 18 歲以上成年人口數越多時，
傾向認為網路的使用會增加與現有朋友圈或家人的互動頻率，而在就學狀況部分，
則是與依變項呈現負相關(Beta=-.063, p<.05)；而在模型二部分，整體模型亦達顯 著(F=2.957, p<.001)，其中網路使用頻率與人際互動彼此呈現正相關(Beta=.084, p<.01)、社交性類型之使用動機亦呈現顯著正相關(Beta=.097, p<.01)，意即當網 路使用者從事社交性類型之網路活動越頻繁時，其認為網路使用對於人際互動產 生之影響乃是正面而增強的，表示越會增加與既有友誼網絡間的聯繫，此外，除 了網路使用頻率、社交性類型網路使用動機呈現顯著正相關外，國家文化之調節 變數亦呈現正向顯著相關(Beta=.062, p<0.5)。
最後，模型三、模型四與模型五部分，選入三種類型網路使用動機變項與國 家文化之交乘項後，根據表 47，模型三之整體模型達顯著(F=2.922, p<.001)，工 具性類型之網路使用動機與國家文化之交呈現未有顯著關係；模型四之整體模型 達顯著(F=3.223, p<.001)，其中社交性類型網路使用動機與國家文化之交互作用 呈現顯著關係(Beta=.104, p<.01)，意即當網路使用者從事社交性類型之網路活動 越頻繁時，其認為網路使用越會增加與既有友誼網絡間的聯繫程度，故有調節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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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存在；模型五之整體模型亦達顯著(F=2.922, p<.001)，而工具性與娛樂性之網 路使用動機與國家文化之交互作用則無顯著相關。
綜上所言，根據層級迴歸分析之結果，比較模型一至模型五的解釋力，模型 一之解釋力為最低，而在依序選入其他自變項與交互作用交乘項後，整體模型解 釋力確實有逐漸提升的現象，其中模型四的解釋力明顯較其他模型來的高，以模 型四來看，進一步觀察其β值，網路使用頻率與人際互動呈現正相關(Beta=.072, p<.05)，表示網路使用頻率越高，則民眾認為網路使用對於人際互動乃呈現增加 聯繫的影響；而社交性類型之網路使用動機與人際互動雖未有顯著差異，但在社 交性類型網路使用動機與國家文化之交乘項部分，則是呈現正向相關(Beta=.104, p<.01)，表示具有調節效果存在。
比較五個模型後發現，網路使用頻率、社交性之網路使用動機均具有穩定且 顯著的影響力，而國家文化亦為重要的影響因素，換言之，當網路使用者所處之 國家文化屬於東方文化，且其社交性類型之網路使用行為較為頻繁時，偏向認為 網路使用會增強人際互動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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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國家文化對網路使用行為與人際互動之調節效果
變數 依變數：人際互動
模型1
Beta 值 模型2
Beta 值 模型3
Beta 值 模型4
Beta 值 模型5 Beta 值 基本人口變項
性別 -.016 .006 .008 .007 .009
年齡 -.052 .040 .047 .040 .045
教育程度 .032 .031 .027 .031 .030
婚姻狀況 .038 .032 -.022 -.018 -.017
家庭居住狀況：18 歲(含)以上居住在家中之人數 .081* .064 .058 .056 .059
家庭居住狀況：18 歲以下居住在家中之人數 .017 .025 .029 .030 .028
就學狀況 -.063* -.047 -.029 -.026 -.027
就業狀況 .008 .006 .012 .014 .015
家庭每月總收入 -.026 -.017 -.013 -.019 -.021
自變數
網路使用地點之多元性 -.017 -.039 -.042 -.040
網路使用頻率 .084** .080* .072* .075*
網路使用動機－工具性(A) .006 -.047 -.005 -.002
網路使用動機－社交性(B) .097** .100** .027 .103**
網路使用動機－娛樂性(C) -.011 -.013 -.008 -.061
國家文化(D) .062* .061 .056 .056
交互項
A×D .063
B×D .104**
C×D .063
F 2.206* 2.974*** 2.922*** 3.223*** 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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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p<.05, **p<.01, ***p<.001 註2：國家文化：0=美國 1=中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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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為了辨別方向性是否如預期，本研究利用統計軟體中的一般線性模式
（general linear model）進行調節效果繪圖，根據前述以國家文化當作調節變項 之迴歸分析，可以得知社交性之網路使用動機對於人際互動確實會產生影響與差 異，首先將國家文化分為兩組，再將社交性的程度也依平均數分為高低兩組，如 圖 10 可以發現當國家文化比較偏向東方文化時，如中國，其社交性網路使用動 機對於人際互動的影響是較為強烈的，相對地，當國家文化比較偏向西方文化如 美國時，社交性網路使用動機對於人際互動之影響較為弱化，可見國家文化作為 調節變項確實對於網路使用動機與人際互動間產生不一樣的效應與差異。
圖 10：以國家文化為調節作用之迴歸分析（社交性網路使用動機）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1 1.5 2 2.5 3 3.5 4 4.5 5
Low 社交性 High 社交性 人
際 互 動
西方文化
（美國）
東方文化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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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本研究首先以敘述統計分別描述中國與美國民眾之基本受訪者資料與其使 用網路之情形，在基本受訪者資料部分，可以發現兩國受訪者在各變項間都具有 明顯的差異，例如中國受訪者之年齡層落在60 歲以下之民眾，而美國受訪者則 是平均分布在各年齡層，甚至在80 歲以上之高齡受訪者仍佔 5%左右；中國受訪 者之教育程度則是較呈現平均分布，然而美國受訪者則是多半都具有大學或研究 所以上之教育程度；兩國受訪者在家庭居住狀況部分更加明顯不同，在詢問受訪 者家中18 歲以上成員共同居住人數部分，根據資料顯示中國受訪者不論是 2 位、
3 位、4 位或 5 位以上選項皆有約 20%的受訪者填答，然而美國受訪者則是集中 在僅有1 位或 3 位的選項；另外，在就業狀況部分，中國有將近五成的受訪者屬 於全職身分，然而美國卻有將近六成的受訪者都以兼職身分的狀態再就業。故從 上述受訪者的數據顯示，可以發現兩國之間在社會環境上確實存有極大的差異 性。
接著，本研究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差異性分析檢測兩國受訪者在各變項 間的差別，例如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檢視兩國受訪者在網路使用動機構面之差 異，分析結果發現除了工具性類型之外，兩國受訪者對於社交性與娛樂性類型等 題目皆有顯著差異，中國受訪者對於使用即時通訊軟體、聊天室等頻率皆比美國 來的頻繁，且在後續人際互動構面的題目，約有六成中國受訪者以認為網路使用 會大量增加或些微增加與朋友的互動，而美國則有超過半數受訪者認為網路使用 不會改變與朋友間的聯繫，可見兩國對於網路使用動機與人際互動所產生的影響 在認知上仍有差異。
進一步從迴歸分析檢測兩國民眾的基本人口變項、網路使用動機與人際互動 之相關性，結果發現在人口基本變項部分，僅有年齡、家庭居住人口、就學狀況 呈現顯著相關，且除了家庭居住人口外，年齡與就學狀況與人際互動皆為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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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當民眾的年齡越小或就學狀況仍為在學身分時，其認為網路使用對於人際互 動之影響傾向為增加互動頻率的。此外，網路使用頻率及社交性類型之網路使用 動機對於人際互動間亦達顯著，且皆為呈現正向顯著相關，表示當民眾從事上網
意即當民眾的年齡越小或就學狀況仍為在學身分時，其認為網路使用對於人際互 動之影響傾向為增加互動頻率的。此外，網路使用頻率及社交性類型之網路使用 動機對於人際互動間亦達顯著，且皆為呈現正向顯著相關，表示當民眾從事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