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業佃關係與殖民現代性
第三節、 鄉莊社會下的業佃關係：以找洗制度為例
前述對業佃關係的分析，仍以「業主—佃農」這組關係為互動主軸，但在 業佃為基礎的生產與分配關係之外，這些業主與佃農仍需更大的社會架構來維繫 保持業佃關係年年順利運作。戴炎輝對鄉莊社會的研究便指出，於清代未於「縣」
以下設立官衙的政府組織之下，農民以「鄉莊」組織維持鄉村自治，也面對種種 生產、收穫與分配過程的風險與集體合作的需求。
戴炎輝(1962)指出，台灣鄉莊社會的起源乃是因為沿海農民移墾而起，由南 而北逐漸形成聚落，而後定住成莊，官方亦予以建置。而根據戴炎輝分析，鄉莊 之形成原因乃是因「先民之初墾也，其條件極為惡劣。第一、官毫無資助，乃民 自設法；第二、披荊斬棘，鑿埤開圳，須通力合作，而乃舉目無親，又缺乏資力；
第三、因爭取墾地而與原住民及異籍民惹起爭奪，須合力防衛或攻取；第四、風 土不服，又無家庭團欒。」由此可見，因台灣特殊的開墾歷史，形成了一組組業 佃關係之外，許多組業佃關係更因農耕生產需要集體合作的特質而形成了鄉莊，
以克服政府角色缺席(官無資助)，傳統家庭功能亦暫時闕如(無家庭團欒)的困 境，同時與原住民、其他開墾者爭奪土地與水源。及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政
府正式開放移民攜眷渡台時，台灣諸莊已是「聚居已久，大率已有家室，相安耕 鑿；先住民或逃散山內或往他處，或漸被同化而與漢人相安無事。及其建築莊廟、
宗祠，鋪路造橋，堅壁，安於家室，則人民定著而地緣的團體之莊便被形成矣。」
鄉莊組織的起源與業佃關係密不可分，其運作方式亦然。戴炎輝描繪鄉莊、民隘 的組織中，即可看出業佃關係不僅是土地權屬關係，也是鄉村自治的基礎：
清代州、廳、縣以下之地方行政，委諸地方自治。各鄉村之稱呼 及其董事者之名稱，並不一致。蓋其立村之自然的、歷史的條件互異 之故。即台灣亦不例外。台灣之地方區劃，大別之分為城市與鄉村。
城市者，通常稱舊台灣府治，即新台南府治。鄉村依其區域之大小，
但又因其位置，而異其名稱；大者為里、堡、鄉、澳，小者乃街、莊。
在清政府委諸自治的鄉莊之中，各墾戶與佃戶聚居，共同防衛鄉莊、分擔 開墾費用、開設埤圳、與番人爭奪土地的風險，此一共同體同時肩負治安、調處 等近代國家中被歸類為行政與司法部門應負擔之工作：
開墾漸向嘉義以北地方及下淡水溪南地方，一則因豪戶經官給領 墾照；二則愈迫近內山，先住民出草為患，或開墾需費過鉅(防「番」、
開埤圳)。於是，一方面墾戶給墾與佃戶，或自墾人合股開墾；他方面，
募鄉勇或設隘以防禦「生番」之困擾。隘有官隘及民隘，墾戶、隘首 固以防「番」、約束佃戶、隘丁為其本職；但就界內公務(維持治安，
稽查匪徒)或單獨負責，或與總理、董事、街莊正(附近一帶街莊)共負 此責。至不設隘地方，墾戶招佃開墾時，或由墾戶獨立或與眾佃合力，
開圳、防「番」。眾佃戶聚集於墾界內，受墾戶或其管事之約束。官為 維持新墾地之治安，責成墾戶，曾就佃戶之罪過(窩匪、聚賭等)，連 坐墾戶；因而給墾時，墾戶於給墾文件(給墾字或佃批)內註明：「不得 容留匪類、開場聚賭等情。如有此情，查出稟官，究逐別招」21等字 樣。在此墾界內，佃戶聚居，其外圍種植莿竹為屏障，進出口設隘門，
又設望樓，以防守生番出擾。
在緊密共同生活，甚至如小王國般高度自治的鄉莊之內，土地共有之情形 實屬常見，其意義若僅以現代民法權利觀念觀之，當然是「高度複雜混亂」並亟 需改革，在當時實則反應了莊內生活的政治秩序安排：
莊大率有莊廟，而莊廟有廟產。廟產通常係田園、廟基，但亦有 房屋(廟以外)。其財產額不多，只以其收益維持平日香油而已。廟產 通常以該廟之主神名義所有之，但實則莊產。廟產係莊人之公有，視
21
某人於莊內有無戶籍，以定該人是否公有人。由他處來住本莊者有份，
23 參見石田文次郎，1948，土地總有權史論
24 權利主體亦為歐陸民法體系之觀念，日人所著的台灣私法對台灣各地規範互動記載詳盡，唯 多仍以民法權利與契約類型進行理解，故會出現前節所述以大租整理為先入為主之觀念理解劉銘 傳清賦事業之情形。此處仍將兩說並陳，是因為可以此理解共有土地之形成與維持未必皆與宗教 信仰相關，但究竟概念上如何理解，似乎可以不必囿於台灣私法見解。
25 陳秋坤，1997，《台灣古書契》，p.156
買賣，經常是賣而不斷，斷而不絕，在絕賣之前，須經過幾次找價，方能割斷瓜 葛。」至日治時代各地鄉村仍皆有找洗之契字記錄。
根據陳鏗(1987)26指出，清代中國大陸找洗發生原因可能有四：第一、明清兩 代人口迅速增加，土地開發有限，促使土地價格上漲，為找洗提供了前提條件；
第二、匿稅問題，在民間自行以白契交易與赴官投稅貼契尾之過程中，產生了空 檔，業主有意少報索找；第四、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容許找價行為，不管是否惜貧 抑富的心態，對社會存在一定調節能力。而根據陳哲三27
(2006)之進一步分析，
台灣找洗之原因則多偏向「貧苦救急」等社會救濟面向或「祖媽墳墓崩壞」等訴 諸孝道來懇求當初的賣主再贈一定金額為找洗。以現代產權角度觀之，買賣契約 乃雙方約定價金、交付其物之過程，土地買賣之後地價上漲或地主生活困難，也 與買家無關，豈有一賣三找之理，簡直不堪其擾。但在清代治理邏輯之下，土地 制度所肩負者原不只有交易之功能，也含有鄉村自治、社會調節等功能，也可因 為賣家必須履行孝道而再給價金，產權作為社會制度之一部，只存在制度是否有 效問題，而未必有絕對落後之標準。在日人土地調查與勸業銀行事業(後節將詳 述)開展後，這樣的找洗制度所造成的產權紛雜，也漸漸因土地所有權必須「明 確而方便交易」而失去生存空間，原制度所肩負的社會救助、地價上漲該如何重 新分配於社會等問題，也與「保護產權」同時轉而為近代國家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