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的附屬關係

第三節 野人的附屬關係

在野人研究尚未脫離傳統的看法，以為是庶人或農奴的一種時，其依附 性似乎就相對地高。其依附形式就是以服勞役、納稅、做雜事、耕田等形式為 貴族服務（奴隸主），地位顯然是低於國人（自由民），故依附性更高。雖然 不與奴隸相同，但在分類上則似乎更為接近，有時稱為耕作奴隸或農業奴隸。

呂振羽在《中國社會史綱‧第二卷 奴隸社會及初期封建社會‧兩周 初期封建制 社會（紀前一一二二～二四五）》如此描述：

農奴在周代，被稱作所謂「庶人」、「庶民」、「小人」或「夫」，他 們便是農業生產的直接承擔者，亦即徭役和賦稅之主要負擔者。莊園的 土地，都是屬於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莊園主人所有，所以農奴在一般 上，都是沒有一切生產手段；在特殊上，都是沒有農業生產之主要生產 手段的土地所有權。他們雖然經營著其獨立的經濟，然而卻是被束縛於 土地之上，反而成為封建領主的土地財產構成上的一個因素。⁶¹⁹

呂振羽把野人的農與國人中的農混淆在一起，原因在於不論是國人與野人都沒 有屬於自己的土地。徭役與賦稅皆由國人來承擔，野人只需要繳納稅而已。若 從這種角度來說，國人似乎更向像呂振羽口中的農業奴隸，其依附性更高才 是。且國人或野人二者，唯有國人的人身隸屬權確實地在國君身上。若奴隸的 的角度是屬於莊園上的主人的話，國人豈不是更向奴隸？因此野人在依附性這 一點上，用呂振羽的話來說，顯然更加地不合適。

619 見呂振羽：《中國社會史綱》（據耕耘出版社 1949 年版影印），收入《民國叢書》第四編 第 72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2 年 12 月），頁 377-378。

從最低層奴隸的角度來討論依附性，則可以在有關階級討論論述中，窺見 其一二。何茲全在《中國古代社會‧壹 由部落到國家‧二、階級分化和演變》則 說明西周春秋時期的階級時，說：

在周王、諸侯國君、卿大夫等等大小貴族的支配下，有自由人和有非自 由人；有他們的妻妾、子女（包括庶人、餘子），有低於他們的身份的 小貴族、公社成員，也有身份地位不等的各種依附人口的奴隸。周王和 大小貴族對於在他們權力支配下的人口，有生殺予奪權，可以懲罰他 們，甚至殺死他們，可以遺留給他的嫡長子，可以分給他的其他兒子，

也可以分給別的貴族。〈多士〉、〈多方〉和《左傳》定公四年分魯 公、康叔、唐叔的殷民、懷姓九宗記載，反映的都是這種情況。⁶²⁰ 何茲全之說，凡是在貴族階級之下的人民，都可以如同奴隸一般處置他們，如 同財產般地生殺予奪。這樣看來，野人又與國人在階級上沒有什麼差異，甚至 國野人民之附屬性在何茲全文中，似乎都是一樣的存在。以上兩種對於農奴或 公社成員的描述，都是從馬克思或半奴隸的成角度解釋之。此說認為這群人，

包括野人，都是一種必須依附於上層貴族的身份階層。此說法雖然可以敘述到 野人進入國野制度之後的階層關係，但從其野人的產生角度及征服關係來說，

又有些差別。

野人雖然作為低於國人的階級，但在許多方面上，其依附性似乎沒有相對 於國人與奴隸等，需要仰賴國君作為團體的核心。這種附屬關係，與之野人相 比，是本節所探討之重點。國人者，正如黃聖松在《《左傳》國人研究‧摘 要》所言：

筆者透過本文的研究，認為《左傳》中的國人應排除卿大夫等貴族在 內，其組成人員為「士」、「農」、「工」、「商」；可將「國人」定

620 見何茲全著：《中國古代社會》，收入《何茲全文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7 月），頁 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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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為「具有人身自由而隸屬於國君，而且居住於國都或直屬國君或國家 之都邑城內外者」。⁶²¹

國人之「國」，從引文中可以知道是國君的意思，而非單指國都或「國」等地 域名詞。因此，國人的身份解釋上，也就成為一種人身附屬權的解釋層面。再 從這一點來說，對於國人人身附屬權的解釋，便可以說是國人必須依照國君的 命令去執行任何任務，包括築城、勞役、兵役、貢賦等國內的所有事項。國人 之所以有類似於義務的權利，便是根據在附屬於國君的人身附屬權上。同書引 文又說國人權利有：

綜上所述，關於「國人」的權利有四項，分別為：（一）「國人」具有 披堅執銳上戰場擔任戰鬥人員的權利，（二）「國人」具有接受教育的 權利，（三）「國人」具有被選拔而擔任官爵的權利，（四）「國人」

居有參與政治的權利。至於「國人」的義務，主要是負擔賦役，提供國 家軍事面所需。⁶²²

此四種國人的權利，全部皆與國君的治理有關係，另外還有受教育、升官、參 政等，則是與國君治理之需要而產生。是以，野人之所以沒有如上義務與權 利，正是因為其人身附屬權並不是在國君身上，而是在國君所征服的土地上。

國君透過對土地的征服進而擁有土地上的人民。同時，也與用中世紀農奴來比 喻野人之身份，有其差異。杜正勝在《周代城邦‧再版序言》：

推究西歐「封建制」的本質，根本上它是一種特殊形式的社會關係，與 前乎中古的羅馬帝國有別，與後乎中古的近代歐洲亦異。不論有無血緣 關係，某甲向某乙行臣屬禮（homage），宣誓對某乙輸誠盡忠

（fealty），某乙答應在某甲盡其責任的時期內保衛他，於是兩人之間

621 見黃聖松：《《左傳》國人研究》（台中：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2013 年 10 月 31 日），頁 2。

622 見黃聖松：《《左傳》國人研究》，頁 12。

便建立封建的鎖帶，某乙成為某甲領主（lord），某甲相對地成為某乙 的陪臣（vassal）。這種人際關係的形成是人為的，基本骨架是社會性 的。……又由於輸誠盡忠，陪臣從領主獲得租地（beneficium），有 土、有民、有財，於是封建又成為一種特殊型態的經濟剝削方式。這種 經濟制度另有適當的名目，英文作 manor，法文作 seigneurie，中、日 文通常名為「莊園」。原來領主陪臣關係的建立只限於統治階級，後來 農人承租耕地也要行臣屬禮，宣誓盡忠，於是社會、政治和經濟三者運 作起來，不可割裂，大家便已「封建」含攝「莊園」了。⁶²³

杜正勝所言西歐封建制度，若用人身隸屬權的角度解釋則能見到西歐封建農奴 之依附性同樣高於之野人。其特點有以下數點：其一，血緣關係不是建構身份 的重要區別。其二，人為建構的倫理關係貫穿於下層階級。其三，必須對某人 宣誓效忠，成為某人之依附對象。其四，依附對象的成立是經過雙方締結而成 的。其五，被效忠對象有義務對效忠人之財產行保護義務。從這五點相比於西 周春秋之野人，有明顯之差異。以下將從征服國的角度分析野人的附屬性質，

並雜以前述四種方式討論。

從前面野人的來源中，征服國在征服野地之後，而這些被征服的人則成為 野人。《左傳正義‧卷二‧隱公元年》：「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⁶²⁴ 杜《注》云：「封人，典封疆者。」⁶²⁵《正義》云：「《周禮‧封人》『掌爲 畿封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知諸 侯封人亦然也。傳言祭仲足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

此言潁谷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邊邑。潁谷、儀、祭，

皆是國之邊邑也。」⁶²⁶封人代表國家控制力的強弱及控制程度，並對領土外的 地方進行監視。這些在封以內的地方，便已包含是野地與野人。這些處在邊境

623 見杜正勝：《周代城邦》（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68 年（1979）1 月），頁 6。

624 見〔晉〕杜預、〔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頁 37。

625 同上註解。

626 同上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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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聚落，其生活方式原為自給自足，沒有國家勢力的干擾與介入。此外，這些 野人被征服時，也並未向陽樊人民一樣，發出不滿的聲音，甚至拒絕某國的佔 領與統治。再從這點來說，野人也無表達意見的權利與方式。原因便是：土地 的佔有便是間接統治野人的方式。且國人不論是否同意，土地的統治都必然可 以成立，國人可以求去，而野人不能求去。從這點來說，陽樊居民必然是國 人，且陽樊人自言與周王有血緣關係，只是這血緣與周王可能太過疏遠，而成 為平民。但不論如何，野人終究是不能離開自己所居住的土地的。

這種關係的呈現，也可以在遷城的例子中看見。《左傳正義‧卷七‧桓公七 年》：「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於郟。」⁶²⁷杜

《注》云：「郟，王城。」⁶²⁸諸侯國向周王的邑進攻時，周王此舉無異是將二 地拱手讓人。再者，周王將此二地之人遷入王城，也就是說，能進入王城之內 的人必然是國人；反過來說，正因為國人聽命於國君之命令，故必須服從，其 依附關係明顯可見。另外，則又有《左傳正義‧卷八‧莊公十年》：「三月，宋 人遷宿。」⁶²⁹杜《注》云：「無傳。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⁶³⁰ 此種情況也與陽樊人民的情況相同，當面臨到他國國君統治時，往往以取其土 地而不取其人。原因正是這些異國國人屬於所屬國君，故征服的同時，征服國 對於原先的國人有權利將之遷出。《左傳正義‧卷十一‧閔公二年》：「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⁶³¹杜《注》云：「無傳。陽，國名。蓋齊人逼徙 之。」⁶³²《正義》云：「《世本》無有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 地名》闕，不知所在。與「宋人遷宿」文同，知陽是國名。蓋齊人逼遷之。」

633征服國國君在此表現出遷民的強制力，便是因為擁有土地的佔有權，而無該 邑居民之附屬權。這些國人可能就如同衛國被滅國之後，與新國君一同在他處

627 見〔晉〕杜預、〔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頁 118。

627 見〔晉〕杜預、〔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頁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