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聽人研究

相較於歐美國家的科學傳播崛起與發展，臺灣在面對科學議題的處理上仍有 許多需要努力的地方，不僅僅是教育的分流過早，導致科學相關議題在社會上不 受重視，無法引起社會大眾對於科學的熱情與興趣之外，新聞媒體的傳播報導更 無法提供適當的科學教育給社會大眾，要如何將科學知識進行傳播，並引起興趣 與關心，進而了解重要的科學議題是需要思考與努力的方向。

因為如此，如何將複雜的科學環境議題，以簡單明瞭的方式傳達給閱聽人將 是重要的課題，科學傳播與科學教育的目標不僅在於能讓學生判斷科學新聞內容，

更重要的是讓學生主動判斷和批判科學資訊，並且不能只有一味的順應和接收媒 體所傳播的內容，要能夠在接收資訊的同時，透過理性思考及利用基本的科學知 識，做出正確的判斷並且提出自身想法，針對媒體傳達的內容做出批判性回應，

如此一來才是真正的科學教育目的。

本研究選擇以非科學主修學生做為研究對象，原因為環境教育已是全民的共 識，它是一種全民教育、終身教育、科際整合教育、及價值教育（楊冠政，1997）。

未來環境議題的參與是身為每位公民的責任，在學校教育階段自然科學主修的學 生，其所修習之課程中，具有較多獲得建立對環境正確的認知、態度的機會與內 涵，相對於自然科學主修的學生，非科學主修學生則較少接觸自然課程，並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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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有類似的學習機會（靳知勤，2002）。因此，也期許非科學主修學生能藉由 科學新聞當中所傳遞的基本科學知識，成為擁有理性判斷與妥善決策的公民，透 過閱聽人研究的相關理論，探討非主修自然科學學生在接收與閱讀「全球暖化」

科學議題的科學新聞時，與科學新聞文本產生的互動，藉由接收分析的過程，了 解非科學主修學生對全球暖化科學新聞的認知、回應態度，並融入三個世代的接 收分析的觀點，進一步探討非科學主修學生在面對全球暖化議題時，對全球暖化 的反身性思考特質。

閱聽人研究

自從有了傳播研究之後，閱聽人的概念就隱約浮現於各個研究典範當中，有 些研究將閱聽人視為疏離、原子化、分散、容易被媒介訊息打中的個人，有些研 究則強調閱聽人的主動性，如 Blumler 與 Katz（1974）提出的使用與滿足理論（uses and gratification）；另一部分強調閱聽人解讀意義時的文本框架與社會結構的影響，

如 Hall（1980）提出的製碼／解碼模式。綜觀閱聽人研究 Jensen 與 Rosengren（1990）

提出閱聽人研究的五大傳統（five traditions in search of the audience），分別為：

效果研究（effects research）、使用與滿足研究（use and gratifications research）、

文學批評（literary criticism）、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和接收分析（reception analysis），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1998）則提出閱聽人研究的典範移轉，他 們歸結過去有關閱聽人的研究，劃分為效果研究（effects）、使用與滿足（use and gratifications）及解碼／譯碼（encoding/decoding）等三階段，以下分別說明此三 階段的研究：

效果研究（effects）

「效果研究」時期，始於 1920 年代的佩恩基金會（Payne Fund）對於電影 媒體的調查，並且形成影片影響態度，提供行為榜樣，形塑生活的各種詮釋的結 論（Lowery & De Fleur, 1988），雖然，基金會沒有在研究結果中發現影片對閱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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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造成直接有害的影響，但是媒介效果研究途徑卻假定「電影」，在當時這個新 興的媒介具強大能量，足夠對閱聽人發揮直接的影響力。在閱聽人研究的理論典 範中，是立基於以勸服與宣傳研究為主的「皮下注射」模式（hypodermic model），

此時的效果研究將閱聽人視為一群烏合之眾，能夠輕易地被操控，並且沒有自主 權、完全受到文本的意義說服。

使用與滿足（use and gratifications）

第二階段為「使用與滿足」（use and gratifications），此階段關切閱聽人的選 擇、接收與反應，視閱聽人為主動的，並且具備使用媒介的動機，同時認知到自 我的社會與心理需求，McQuail（1997）的研究指出，閱聽人研究的傳統從大眾 為一群烏合之眾，到使用與滿足模式顯示了閱聽人為不同性質的群體，個人使用 媒介的習性會因個人的社會結構，如收入、性別、教育、居住地、所處生命週期 的位置等因素，而有不同的媒介使用模式，因此 McQuial（2000）更進一步說明 使用與滿足模式，主要是代表著一個特定的需求與需求形態的出現，此種形態的 閱聽人已經逐漸取代舊式沒有區辨概念的一般大眾，但是在某些程度上，媒介在 生產和供應差異化的內容來符合不同消費者的需求，閱聽人在此時已能逐漸感覺 到自我需求與媒介供應的關係。

製碼／解碼（encoding/decoding）

到了第三階段是「製碼／解碼」（encoding/decoding）模式，此模式由英國 學者 Hall（1980）所提出，Hall 認為：「訊息的產製與接收並不是分離的（identical）， 而是相互關連的」，這也代表著製碼／解碼模式對於傳統閱聽人研究的突破，傳 播過程不再被視為如學者夏農與威佛（Claude Schannon & Warren Weaver）提出

「傳送者－訊息－接收者」（Severin & Tankard, 1992/2000）此種線性且各自分離 的模式，傳播研究的焦點不再像政治經濟學派將焦點放在訊息製造的整體社會架 構，也不像使用與滿足模式將重點放在閱聽人的需要與滿足（張玉佩，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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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提出的模式，強調意義的產生是決定在文本與閱聽人交會的「那一霎那」， 也就是所謂的「關鍵時刻」（the determinate moments）（Hall, 1980），Hall 認為此 刻是由文本／製碼與閱聽人／解碼共同決定。而 Morley（1980）將 Hall 的理論 付諸實證研究，Morley 所發表的《全國觀眾》（The ‘Nation-wide’ Audience）成 為閱聽人接收分析（reception analysis）研究的重要依據，研究中發現閱聽人對 媒體文本的解釋並不一致（柯舜智，2011），每個閱聽人對於文本有不同的回應 方式。根據 Hall（1980）提出三種製碼與解碼之間的方式，進一步詳細說明與定 義閱聽人與文本的關係，以下分別說明之：

1. 第一種關係為主流霸權位置（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

由於閱聽人受到優勢意義（preferred meanings）的操控，將以文本預先嵌入 的製碼意義加以解碼，這也意味著閱聽人完全接收訊息本身的詮釋架構，因 為閱聽人受到優勢意義操控，將會受制於主流符碼中，面對文本時，完全接 受訊息內容的內涵意義。

2. 第二種關係為協商性符碼或位置（negotiated code or position）：

指涉閱聽人同時接受抽象且基礎的霸權定義，但是在情境層次上，則採取自 己的規則，這代表此種關係融合了順從與反對的態度，以特殊或情境邏輯來 面對文本，說明閱聽人雖然同意文本的優勢意義，但也保留「在地情況」（local condition）的協商權力。

3. 第三種關係為對抗性符碼（oppositional code）：

亦即閱聽人會了解文本的字面意義，但會將優勢意義訊息加以拆解，再以替 代性的參考框架加以重新組合（retotalize），產生不同於文本預設的意涵，

閱聽人在拆解其意義之後產生的新的意涵，有時候可能會與原本文本當中所 要表達的內容有完全不一樣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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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Morley（1980）指出解碼的方式並不直接取決於社會的位置階級，閱 聽人對媒體文本回應的複雜性不只源自個人獨特差異，它是社會經濟功能立場，

同時也是社會文化及特殊文化議題（包括年齡、階級、性別、種族等）複雜交錯 下的產物，Morley 重新檢視 Hall 的三種解讀立場，認為閱聽人在解讀媒介文本 時，不僅會因為自身的價值體系與文本中的意識型態，出現不同的解讀立場，在 社會場域中已有的主流價值也會影響閲聽人的解讀型態，閱聽人是在自身的價值 體系、文本中的意識型態及社會中主流價值，多方交錯下出現特定的解讀立場（李 婉鈴，2014）。

此外， Morley（1992/1995）也指出假想狀態中的「解碼立場」應是六種：

正面優勢型─反面優勢型、正面協商型─反面協商型、正面對立型─反面對立型，

他認為在進行分析時，應該事先了解閱聽人在面對具有特殊文化形式的文本可能 產生的正、反面回應。因此 Morley 認為 Hall 所提出的三種解碼模式「主流霸權、

協商、對抗性」當中分別有著正、反兩種型態。Gray（1999）認為 Hall 提出的 製碼與解碼模式，除了宣示閱聽人的主動性之外，也說明文本意義是多重層次

（multi-layered）與多重指涉（multi-referential），意即文本以直接、間接或線索 式的暗示，將多重且模糊的意義，建構出一套詮釋社會真實的框架體系，試圖影 響閱聽人對意義的解讀（柯舜智，2011），因此需探討文本、社會與閱聽人三者 之間的統合，才能生成最後的意義。接下來將詳細說明由 Hall 提出其模式之後 所發展出的接收分析典範。

接收分析的三個世代

接收分析典範起自於 Hall（1973）提出的製碼／編碼模式，《歐洲文化研究 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主編之一的 Petti Alasuutari（1999）

將閱聽人研究的接收分析典範分為三代，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第一代接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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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接收分析是自 1973 年 Hall 提出製碼／解碼模式開始，此模式最重要 的 意 義 是從 原 本技 術取 向 （ technical approach ） 轉 向 語 言學 取向 （ semiotic approach），訊息不再被視為是一個由傳送者拋給接收者的包裹或球，訊息意義 是由節目製作編碼與接收者解碼共同組成，因此傳送的訊息並不等於接收到的訊 息，不同的閱聽人對同個節目可能產生不同的解碼，Hall 並不排除訊息會產生效 果的預設，但是他提出的符號框架將行為刺激反應模式轉向解釋模式，效果的產 生於媒介訊息的解釋。此時期的研究興趣以傳統政治之電視新聞與公共事務節目 為主，代表研究是 Morley（1980）所發表的《全國觀眾》（The ‘Nationwide’

第一代接收分析是自 1973 年 Hall 提出製碼／解碼模式開始，此模式最重要 的 意 義 是從 原 本技 術取 向 （ technical approach ） 轉 向 語 言學 取向 （ semiotic approach），訊息不再被視為是一個由傳送者拋給接收者的包裹或球，訊息意義 是由節目製作編碼與接收者解碼共同組成，因此傳送的訊息並不等於接收到的訊 息，不同的閱聽人對同個節目可能產生不同的解碼，Hall 並不排除訊息會產生效 果的預設，但是他提出的符號框架將行為刺激反應模式轉向解釋模式，效果的產 生於媒介訊息的解釋。此時期的研究興趣以傳統政治之電視新聞與公共事務節目 為主，代表研究是 Morley（1980）所發表的《全國觀眾》（The ‘Nationw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