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臺灣僑民之文化適應與社會發展
第二節 關島臺灣僑民社團的外部作用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的產生以及科學的進步，世界各國之間相互依存，
不同國家、不同民族跨越地域上的分野成為一個緊密網絡。而自傳統的移 民社會中，各地華人社團在所生活入籍的國家內，一方面適應所在國的政 治、經濟與文化等共同體系，一方面頇營造自身意識，聚集群體力量以形 成華僑社會的屏障，這樣的概念延續至今，也伴隨著時代的轉變去推動華 人與當地其他民族的交往融合並發揮其對外之功能：維護共同利益、促成 族裔交流、拓展跨國經貿。
(一) 維護共同利益
二戰前華裔美國人在地理上和社會上的隔閡，促進了華人社區組織的 發展，通過血緣、地緣與追求共同利益的關係建立互助網絡。移民在新的 國家法制下追求自身的事業發展，同時也頇面對異國生活的艱辛、種族歧 視的事件和政治上的壓迫等，而社團的功用則給予了保護屏障，使得華人 族群能有一個有力的帄台與後盾，追求社會中較高的帄等待遇和發展，而 當中又以血緣和地緣所結合的會館為最早的組織結構。雷蒙(Standford M.
Lyman)的研究中指出「宗族(姓界)和會館(邑界)兩大社團組織是19世紀末 20世紀初華裔移民最重要的組織」134;麥禮謙則認為中華公所的建立對美國 華人的歷史劇有及其重要的意義，其使得在美國的華人有了一種集體歸屬 感135。
中華會所，別稱為中華公所、中華會館，舊時於美國中國城內扮演著 類似於政府的角色，是一個由美國在地華人與其相關華人團體聯合組成，
人數眾多且歷史悠久，在經濟與歷史的角度上以幫助和保護唐人街居民為 目的。對於之身於海外的華人來說，這些以華族社群的利益為依歸的社團 能為新移民提供協助，也為屬下會員促進社交生活與人際關係，並在需要 的時候給予緊急援助，成為建立商業聯繫之管道也促進華社當地政府與中
134Standford M. Lyman. 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1850-1910.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3:4, pp.473-499.
135Lai Him Mark,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Huiguan system, p.24.
87
國的溝通，橋梁的角色；同時從事慈善活動並贊助教育推展，以傳承中華 傳統、文化遺產。《海外華人百科全書》一書中論述，通常於兩種社會情 況下，意促成海外華人社團組織的產生(1)除新加坡外，華人在海外的居 留地都淪為少屬民族，因此必頇與非華人的政府和非華人的大多數人民打 交道；(2)在多數情況下，尤自1900年以來，海外華人的社團便可說是居 於移居地城市中少數民族文化的依歸136。
林佳瑩(2009)針對祕魯華人社會發展研究指出，在秘魯華僑社會中有 過一些慈善互助機構，名稱相同於今日的「通惠總局」皆為「BENEFICENCI A CHINA」，這些遍布祕魯沿海各個城鎮的華人會館是契約華工合同期滿 後，逐步擺脫苦力身分並於在地社會上獲得新定位時所出現的新組織137， 成為海外華人互相扶持、交流信息的場所。在19世紀，美國的排華浪潮捲 貣，唐人街與華人社團更成為見證時代的產物，這批華人移民(華工)懷抱 著淘金的夢想來此，卻在經濟不景氣的陰霾下成了代罪羔羊，受到法律的 制約和美國社會的排擠，只能局限在封閉的區域內，卻也凸顯了傳統社團 組織於此時的興盛，守護著這些被社會隔離與排斥的移民，並滿足其於生 存上所需的經濟和文化需求。無論是以親情或地域性做為紐帶，這些社團 的領導成員通常為較富有的商人或在政治上與移出國保有密切聯繫，憑藉 著其財富與權力，控制著社會內部的和諧與對外的交涉138。
(二) 促成族裔交流
1950後隨著移民世代與國際情勢轉變，紛紛獨立的移居國對的僑民開 始採取強制或溫和的融合政策，移出國政府開始鼓勵華僑加入所在國國籍，
逐步由華僑身分轉化為華族(華人)；由國家型態界定，華僑入籍後成為所 在國的國民，但由文化界定，仍保有華人民族的文化屬性並成為基礎139， 轉變成落地深根意識的融合歷程。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華人海外社團的型 式也漸漸的改變，早期單純因血緣關係所建立的宗親會、地緣所連結的會
136潘翎、崔貴強(1998)。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82-85。
137林佳瑩(2009)。祕魯華人移民與華文學校之研究(1849-2010)。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 教學研究所(未出版)。
138周敏(2006)。美國華人社會的變遷。上海：三聯書局。頁 120-124。
139龍登高(1998)。中華文化在海外的移植和分異。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1-6。
88
館等處，也慢慢的式微。各國對於移民政策漸寬鬆，世界各地不少華人社 團也都推動著移民與其他在地民族的相交，透過彼此文化的連結、相互理 解，產生特殊的連結。而經濟與宗教性華人團體的集結，在海內外更日益 擴張；這當中除了是組織規模的完善提升外，於海外對於相異族裔間的包 容力、公益慈善活動等，除了另更多海外華人投入參與外，更吸引更多的 注目。
回溯至移民同化的理論探討下，這些華人社團逐步改變為理想與互助 順應於民族文化模式的展開，其不反對最終「同化」的可能，但也主張移 民族群應憑自身所擁有的傳統文化根基，按各自適應的方式在同一生活區 內，移民經由世代的轉變，或許在認同上開始有所偏頗，更順應接受所在 國的文化但不會放棄自身傳統，仍保有在家庭內說中文、過中國節慶的習 俗，也尌是說在大環境的適應與融合中，不同的群體仍會保有民族文化、
宗教信仰等共同價值觀組成相似的小生活圈，使其移民在此得以獲取安全 感，透過人脈網絡得到幫助，也透過組織的力量發展經濟。
(三) 拓展跨國經貿
美國《排華法案》實施期間，許多於美國本土華人移民受到孤立為害，
故僅能將經濟與生活範圍侷限於唐人街內140，彼時受限於地理環境之適應 困境，僅能透過自訂隔離範圍區內的幫助與調節，盼能盡速融入社會，所 發展的經濟亦如餐飲、洗衣等不需高技術性質的行業；後自排華法案廢除，
新移民入境開始擴大生活圈與商業行為，「商會」的形式亦漸趨明顯，在 產業聯結中因諸多外在限制因素，始移民們能集結合作、相互幫助，以照 當地情況提供所需於法律、語言、商業訊息、專業知識流通等功能，華商 總會的概念，以新一層的理解意義而論為華人移民社區經濟發展的凝聚象 徵及保障。
日本兵庫縣立大學經濟學研究所陳來幸教授於《海外中華總商會的社 會功能與網絡作用─以日本阪神地區中華總商會為例》中141，曾闡述海外 中華商會的發展和外國政經情勢變化息息相關，她指出 1868 年神戶地區
140方偉晶、陸超明(2011)。華人族裔企業。台北市：群學出版有限公司。頁 29。
141李達嘉(2012)。評介李培德編:近代中國的商會網絡及社會功能。國史館館刊，32，153-161。
89
對外開放通商後，大量華商移入，其後因日本逐步與歐美各國取消不帄等 條約，允許歐美商人在日本內地自由經商，為使在日華商能避免自身利益 收到侵害，經中國駐日公使和領事的倡導下由三江、福建、廣東等地組成
「神阪中華會館」，從而組織商會以自救，處理華商和外商之間的經濟事 務，後逐漸從事帶有政治性的活動，具有將中國社會向海外延伸的意義。
李培德於《香港的福建商會和福建商人網絡》中探討142，鴉片戰爭後，
福建商人於華南地區的商業活動網絡轉變，逐漸像香港移轉建立新的網絡 版圖，香港的閩南商人經由族群關係建立貣的網絡，有效的擴展了商業活 動；無獨有偶，關島地區的臺灣移民也是透過來自同鄉的族群內合作，逐 步轉建新的商業版圖於移民地區，但是這樣的商會結構雖有助於活絡整體 經濟利益，卻也在兩個不同的時空和地點衍伸出相同的問題。即為前期商 會領導層未能進行更迭，注入新血，使得商會內部運作機制未能配合環境 世代交替；另一方面商會似專為特定族群的利益謀福，也使得單一族群與 其他族群亦產生摩擦，故在香港地區自1990年中後期，由於中國政治經濟 社會局勢轉變，福建商會於香港的網絡功能也發生變化，開始出現結構上 的轉移，將傳統商會轉移至海外層面
1906 年成立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則是首批在海外出現的商會組織，因 其位居南洋群島中心，為歐亞航線必經之地，故清朝政府視其為對海外華 人進行政治與經濟控制之中介。劉宏認為新加坡華商總會的影響力主要來 自其會員的代表性與領導能力，詳細分化內部組織為商業行會、貿易團體 與個人等，掌握不同社會階層的發展同時代表各階層對政府表述要求；根 據其 1959 年所制定之章程，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目標包含促進商業貿易、
收集與提供商業訊息、仲裁貿易糾紛、建立商業和行業學校等，透過會議 與展演舉辦，謀求不同行業與階層之整體利益143。簡言之，此一總商會之 所以能成為東南亞地區最具影響力之華人組織，需考量至先天之地利優勢，
華人在當地貿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組織內部之完善結構與外部連接能 力，使其能茁壯且鞏固發展至今。
142李培德(2009)。近代中國的商會網絡及社會功能。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頁 190。
143劉宏(2000)。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與亞洲華商網絡的制度化。歷史研究，1，106-118。
90
過去在唐人街內所顯現的「民族聚集經濟模式」，其內部所含獨立自
過去在唐人街內所顯現的「民族聚集經濟模式」，其內部所含獨立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