韌性概念之演進

壹、從脆弱度至韌性評估

由於全球環境與氣候變遷，造成極端氣候事件發生強度與機率大幅攀升。此 不但使更多地區暴露在氣候相關災害的威脅，亦造成許多地區災害風險的提升 (Halsnæs and Trærup, 2009; UNISDR, 2012)。故聯合國 2005 年「兵庫行動宣言 (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提出，為降低未來可能的災害衝擊，如何改善災 害韌性或回復力，是氣候調適政策的關鍵議題（UNISDR, 2005）。此議題在 2012 年 IPCC 的一份特別報告：Managing the risks of extreme events and disasters to advanc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即更進一步指出，提升韌性是更具彈性、整 合性與永續性的災害風險降低，與複雜災害管理重要政策方向（IPCC, 2012）。

減災或降低災害風險，除需瞭解地區災害特性與潛勢外，最重要工作在於須 釐清災害與地區發展關係（Nirupama and Simonovic, 2007; 洪鴻智、陳羚怡，2007），

及地區的災害脆弱度（vulnerability）與韌性。目前雖有許多研究，陸續投入脆 弱度評估與分析（McFadden et al., 2007; Hunt and Watkiss, 2011; 洪鴻智、陳令韡，

2012）。然近年研究核心，已逐漸從脆弱度評估轉向韌性分析與韌性都市的建構

（Cutter et al., 2008; McDaniels et al., 2008）。產生此轉變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 災害衝擊非一成不變，會隨災害型態、城鄉與社區發展、災害回復與調適力

（adaptive capacity）的演進而轉變（何明錦等人，2009；洪鴻智、陳令韡，2012;

UNISDR, 2012）。故地區災害脆弱度為動態，且居民如何調適災害及從災害回復，

應是一種彈性機制。因而瞭解地區如何從災害衝擊回復？回復機制如何運作？與 其重要影響要素，乃探討災害管理的重要工作。

貳、韌性意涵

災害「韌性或回復力」用語常與「脆弱度」同時使用或混用，有些文獻認為 兩者為「一體兩面」，而可視為替代性用語，但有些文獻認為兩者並非單純的一 體兩面（Gallopín, 2006; Engle, 2011）。事實上，韌性概念最早源於生態學，現行 應用則已擴及社會經濟、工程與社會－生態領域。早期生態學常將韌性，視為一 個生態系統接納改變與維持穩定的能力；換言之，韌性為：系統在經歷外來干擾 後，恢復或回復至原始狀態之能力（Holling, 1973）。故一般對於韌性，多視為正 面用語。隱含系統或地區的韌性愈高，脆弱度愈低（Klein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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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上述定義提出後，在生態學界引發長達 30 餘年的論戰。多數文獻認為，

此定義缺乏可操作性。故 Pimm (1984) 提出替代性定義，指出：「韌性指系統在 遭受擾亂後，回復至原有狀態的速度。」不過此定義仍無法解決傳統定義的困境，

特別是無法應用於探討生態領域外（例如社會經濟）的韌性議題。因而 Timmerman (1981) 將韌性觀念整合脆弱度與調適力，討論社會韌性與全球氣候變遷之關係。

其定義韌性為：「系統（或系統的某一部分）或地區在經歷災害事件後，吸收災 害衝擊與恢復能力的量測」。

因韌性研究應用領域的差異，後來主要發展為兩個領域：社會－生態學派（或 稱全球環境變遷學派）與災害學派（Cutter et al., 2008）。社會－生態學派認為韌 性為：「系統吸收干擾與再組織為可完整運作系統的能力」（Janssen et al., 2006）。

此定義特別強調韌性分析，需考慮人文系統特性。因人文系統是引發環境變遷的 重要來源。此學派主張須從社會－生態系統互動角度，進行系統動態分析，以探 討韌性概念與形成的機制（Bohle et al., 1994; Adger et al., 2005; Adger, 2006;

Walker et al., 2006；Resilience Alliance, 2007））。因而非常強調系統恢復、學習與 調適力（Klein et al., 2003）。故 Adger et al. (2005) 認為韌性探討，需更積極討論 社會－生態系統接納不確定性與意外的能力，且須綜合涵蓋人文、自然特性與脆 弱度，而可定義韌性為：「一個社會與基盤設施(infrastructure) 對抗外來擾亂或壓 力，及其從擾亂後復原的能力」（Adger, 2000）。

從上述觀點，Dovers and Handner (1992) 進一步提出社會主動與被動韌性概 念。認為「被動韌性」，為強化現有條件及使系統更具抗拒衝擊的能力。「主動韌 性」則指社會面對無法逃避的衝擊，重新營造一個足以迎接改變的新系統。聯合 國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UNISDR)（2002）亦從綜合性觀點，

提出類似 Adger (2000) 對韌性的定義。認為韌性為：「系統、社區或社會對抗或 調整，以獲得一個可接受狀態的能力。其決定在社會系統，可自我組織、提升學 習、調適及災害恢復能力」。

災害學派對於韌性的分析，多從脆弱度的討論著手，而認為脆弱度與災害風 險存在極大關係（Brenkert and Malone, 2005; Hung and Chen, 2007; Hung and Chen, 2013）。其中災害－風險分析，認為災害風險主要構成要素為災害與脆弱度，韌 性即為脆弱度的重要構成要素之一。特別是近期研究，認為社會經濟條件不但是 影響脆弱度的重要因素（Eakin and Luers, 2006），亦是構成韌性的要件。因而認 為韌性為：「使災害衝擊與損害最小化之生存與面對災害的能力」（Berke and Campanella, 2006），強調社會組織如何面對災害與處理不確定性問題的能力

（Berkes, 2007）。故脆弱度與韌性的關係可視為「一體兩面」，隱含韌性具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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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效應，只要提升韌性，即當然會改善脆弱度²。

除災害－風險分析外，災害學派亦較著重災害損失降低，及災害對社會經濟 衝擊與災後恢復能力（Folke et al., 2002）。從此角度檢視韌性，須同時考慮影響 災害衝擊之實質與社會經濟環境；甚至須考慮災前減災、整備與災後應變、重建 的能力（Bruneau et al., 2003; Cutter et al., 2008）。故評估韌性的架構即需涵蓋實 質、社會經濟、基礎設施與制度等層面，而適合從綜合性角度探討韌性（Cutter et al., 2010），此觀點非常接近 UNISDR (2002) 對於韌性的定義。

從現有研究的歸納，除可發現脆弱度與韌性具有密切關係外，亦可發現調適 力在脆弱度與韌性扮演重要的串連角色。調適力在韌性研究中，常稱為「調適性

（adaptability）」，被視為是系統成員管理與影響韌性的基本能力（Engle, 2011）。

一般認為調適力愈高，面對外來災害或氣候變遷壓力的韌性愈高，而其中關鍵影

Gallopín, 2006）。災害學派強調回復力的提升，對於脆弱度的改善具有絕對正面效應。社會－

生態學派的看法，其實非常接近 IPCC 對於調適力的解釋。但這種解釋，亦可能會更模糊回復 力、調適力與暴露間的關係（Pelling,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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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可發現韌性的界定，不再僅限於早期生態學領域，而開始呈現跨 領域整合現象。早期對於韌性的討論，較強調系統穩定的維持。新的觀點則認為，

韌性需更積極討論社會－生態系統對於不確定性與意外接納的能力（Adger et al., 2005），甚至須更有系統納入人文、社會經濟的脆弱度觀念，及組織的環境治理 能力 (Lebel et al., 2006)。其討論內涵，已跨越脆弱度、調適力、組織運作與災 害治理領域。故韌性定義涉及的內涵，包含：(1)一個系統在受到擾亂後，可吸 收擾亂與維持原有運作模式的能力；(2)系統自我組織能力；(3)系統建立或增加 學習與調適的能力（Carpenter et al., 2001）。

韌性的界定雖然眾說紛紜，且大都停留在概念階段，缺乏可操作、量測或檢 驗的架構。但韌性分析，較重要的議題並不必然在於尋求具共識的定義。重心反 而應在於如何配合研究目的與分析議題，提出可操作的評估架構，將脆弱度、韌 性與調適力的關係進行有效整合，以瞭解韌性運作特性與構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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