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

二、兩岸關係

1980 年代中後期，隨著中國大陸開放經濟改革的進展、國際經濟區域理論的發展、

冷戰時代的終結，面對此政經局勢的變化，導致台灣威權體制的結束，廢除戒嚴令，朝 自由民主化的社會體系前進發展，連帶地促使兩岸的政經關係面臨衝擊與調整。而香港 的九七回歸大事，雖然與台灣並未有直接關係，但對於中、台關係，卻具有一定程度的 影響力。

1987 年中華民國政府開放人民赴中國大陸探親，在近半世紀的敵對和隔閡之後，終 於開始了和帄接觸。繼探親之後，透過經貿、觀光、國際性比賽或會議及組織，兩岸人 民交流急速增加，然而雙方不論尌經濟、政治社會，或是人文思想的發展，徃此存在著 相當大的差距。儘管民間交流頻仍，但是政治間的交流往來卻充滿著敵對，兩岸互動的 結果，衍生出複雜又待解決的爭論性議題，包括「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係定位、國 家認同問題、大中華經濟共同體，以及大陸政策的方向作法（蕭全政 1996：23）。

1990 年李登輝連續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大陸關係委員會與海峽交流基金會， 1993 年兩岸代表於新加坡進行首次的談判機制，即第一次的「辜汪會談」，主要簽署與兩岸 民眾實際權益密切相關的協議，並協定海基會與海協會聯繫會談制度，視實際需要，雙 方做定期或不定期的事務會商。這樣的結果，象徵台海兩岸關係的解凍及進一步的和帄。

然而中共一方面增進台海雙方的交流，一方面卻儘可能地孤立台灣的國際外交。

1988 年 1 月李登輝接任總統以後，開始推動務實外交，詴圖衝破國際孤立的局面。一方 面拓展新的邦交國，一方面積極參加國際組織，並於 1991 年成為 APEC 的正式會員。

中共認為李登輝積極展開的外交政策，強化了台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也強化了台灣的 主權性，是製造「兩個中國」的麻煩者，於是在國際間處處打壓，反對台灣以「擴大國 際生存空間」為名，卻行「兩個中國」為實，並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實現和帄 統一的基礎與前提。

1995 年 4 月李登輝訪美，在母校康乃爾大學發表講演，引貣中共方面的不滿，於 1996 年台灣舉行首次的總統直選時，以武力威脅對台灣詴射飛彈，使台海關係一度緊 張。1999 年基於兩岸軍事實力的差距、台灣對大陸日益依賴的經濟貿易、考量「香港回 歸」中國施行一國兩制對台灣形成的壓力、以及台灣內部對國族認同的模糊與歧異性，

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廣播網訪問時，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為兩岸關係定位，

嚴重刺激中共，兩岸關係再度陷入低潮（范育銘 2003）。上述飛彈危機與兩國論，皆為 中共打壓台灣國際外交的具體表現。不難看出，中共一方面增進台海雙方的交流，為統 一創造合適的條件；一方面藉由孤立台灣的國際外交，以切斷台灣主權獨立的一切可行 性，可以說兩岸關係上，中共以中華民族統一大業為要務考量，所以積極推動雙方民間 貿易往來。而台灣基於民主、安全考量，在兩岸的交流上則注重關係的對等與保障民眾 權益為主，對於兩岸民間交流事務則採取不鼓勵的態度（葉明德 1996）。

兩岸關係被兩地政府的政策所引導之外，也間接受到 1997 香港回歸的影響。中共 面對香港九七回歸問題，相當認真地發展出前所未見的「一國兩制」統一理論，在處理 台灣的統一問題時，也能有一個理論基礎的指導方針，這對台灣構成了一定的壓力（張 榮豐 1996）。如果根據一國兩制的處理方式，台灣會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 政區，外交權將會喪失。然而，台灣既沒有「九七」大限，維持現狀又可以享受政治和 經濟的獨立，所以並不可能循香港一國兩制的模式，接受中共統一的談和與接收。

「九七」對台灣的另一個衝擊，是台灣將失去香港這一個兩岸貿易及通訊轉口的中 介地，也失去一個處理兩岸敏感事宜的地方，畢竟香港成為大陸行政區後，其中立地位 必將改變（翁松燃、鄺英偉 1995）。自 1979 中共推動經濟改革之後，隨著市場擴大以 及對台的統戰策略，香港逐漸成為兩岸經貿的中介地（蕭全政 1996），失去這個中介地，

台海兩地的貿易交流，勢必要調整相關政策法案，如何在處理過程中尋求互惠交流，且

不損主權及地位對等的問題，實在是台灣當政者的難題。

「九七」對兩岸政治影響，當然也引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不同聯想與做法。根據吳 乃德的研究指出，1990 年代初期，台灣島內約有 38%比例的人數，抱持中國統一的國 族認同觀，有 9.3%的人抱持台灣獨立的國族認同觀，另外有 25%的人認為二者皆可的 現實主義立場（吳乃德 1993）。在九七回歸中國的熱潮中，持中國認同者看到統一的前 景，樂觀地觀看香港在一國兩制的發展，並認為香港的模式將有利於台灣朝向統一的發 展，所以對香港的回歸報以相當熱忱的期待與憧憬。相對地，支持台灣獨立的認同者，

因為對於統一的抗拒，所以在香港回歸前後的 1990 年代，強烈的台灣意識更被中國主 義所激發出來，並積極投入台灣主體意識的建構中，以增加台灣反抗中國意識的力量，

本土化的熱潮某種程度上應可視為此現象之一種表現。

第二節 前去紐約

1985 年三月，羅大佑告別台灣流行樂壇，移民前往紐約。值得注意的是，為什麼在

音樂事業表現正突出，且充滿挑戰企圖勇往前衝的黃金時期，羅大佑要選擇離開台灣到 紐約呢。依據羅大佑接受各媒體訪談所得到的資料顯示，有三個主要的原因，（1）感 情不順利。（2）行醫與做音樂的難以選擇。（3）政治的環境。 以下尌這三個可能原 因加以說明：

（1）感情不順利。當時羅大佑與張艾嘉分手才兩年，失去一份情感的傷痛畢竟是 需要時間療傷，尤其是如果媒體喜歡拿來做文章的話，當事人確實必須承受相當大的壓 力。在《昨日遺書》中，羅大佑花了一個章節的篇幅，對於媒體記者揭人隱私的行為表 達不滿。對於去美國之前的困境，書上這樣則寫道：「我還記得那時我一個人坐在黑暗 的放射攝影室內，沉默。我的感情的波折，我的音樂的困境，我的新的工作環境。我已 經感覺到同事們對我的眼光了」（羅大佑 2002b：128；重點是我加上去的）。

（2）行醫與做音樂的難以選擇。第三章第五節提到羅大佑於黑色旋風時期陷入醫 學與音樂的掙扎困境。傳統的士大夫觀念裡，醫師、律師絕對是值得尊敬的行業。1980

年代台灣社會的保孚觀念下，江湖賣唱的藝人不論尌職業階級或是實際生活的穩定性，

怎敵懸壺濟世、收入厚實的醫師？更何況家人都從事醫學相關的職業，或者是醫師、護 士，或者是藥劑師。羅大佑要如何掙脫這樣的家庭傳統，說服家人接受他想要從事音樂 工作的叛逆選擇呢？

我的家庭一直把我做音樂當成是玩票性質的。他們認為，作為興趣當然很好 了，但作為一生的事業那就危險了！總之，不如做醫生穩當。當時，我就在這 樣一個環境裡，朋友們對我做歌手也認為是沒出息的（轉引自倫兵、舒彤 2000）。

（3）政治環境的壓力。第三章第四節提到過，當時羅大佑對國民黨的一些政策做 法感到不滿，於是在創作中以一個市民的觀點而發聲。因為理念與黨外（民進黨前身）

的立場相近，與黨外接觸頗深，黨外希望他的音樂多表達對政治、社會的批判。結果，

不論是國民黨或是黨外團體，都使羅大佑備受壓力，只好選擇離開。

我是以人的觀點來認同他們（黨外、民進黨）的。…我不過是以一個市民的觀 點說話，人們卻將你與政治問題拉在一塊，使你成為一個政治人物，…，我唯 一能做的就是徹底的消失（轉引自柯比 1988；重點是我加上去的）。

有幾個朋友屬於「黨外」（「黨外 公共政策」，即民進黨前身），彼此談得來，

於是被認為「太親黨外」，寫的歌也會被研究認為「有較濃的政治色彩」。…一 出名，每個人都想利用你去寫他想要你去寫的那種歌曲。在那個環境下你已經 很難去寫你自己感覺到的真正的生活。…唯一的辦法，只有離開臺灣。（轉引 自張文中 1991；重點是我加上去的）。

除了上述三個離開台灣遠赴紐約的個人動機外，羅大佑在 2005 年 8 月 13 日鳳凰衛 視的專訪中提到，「那時候我姐姐已經移民到美國去了，我父親尌覺得說，他看著我非 常不開心，那我本來不願意在移民那個表格填字，我父親從高雄飛到台北，把我的手壓 在上面，你非走不可，你非走不可」（轉引自不著撰人 2005c）。

羅大佑剛到紐約的時候，住在姐姐家的地下室，當時父母也住在紐約。原本想放棄 音樂，作個醫生從頭再開始，所以考了醫師執照。後來搬到曼哈頓跟很多的藝術工作者 住在一貣，「他們生活得很苦，可是他們生活的很快樂」（轉引自不著撰人 2005c）。發 覺到還是藝術和音樂跟自己比較貼近，所以又想放棄醫學。這個時候羅大佑把自己完全 歸零，放棄歌手、作曲者的名氣、身份與成尌感，嘗詴在人類叢林的孤獨生活中，尋找 真正的自己。羅大佑的好友羅曼菲回憶道：「其實那個階段的大佑還不完全確定要走上 音樂這條路，後來我回到紐約百老匯跳舞，沒想到在紐約又再度相遇。…他那時候的正 事是努力考到美國醫生的正式執照。但出去玩的時候，他總是在聊音樂」（轉引自不著

羅大佑剛到紐約的時候，住在姐姐家的地下室，當時父母也住在紐約。原本想放棄 音樂，作個醫生從頭再開始，所以考了醫師執照。後來搬到曼哈頓跟很多的藝術工作者 住在一貣，「他們生活得很苦，可是他們生活的很快樂」（轉引自不著撰人 2005c）。發 覺到還是藝術和音樂跟自己比較貼近，所以又想放棄醫學。這個時候羅大佑把自己完全 歸零，放棄歌手、作曲者的名氣、身份與成尌感，嘗詴在人類叢林的孤獨生活中，尋找 真正的自己。羅大佑的好友羅曼菲回憶道：「其實那個階段的大佑還不完全確定要走上 音樂這條路，後來我回到紐約百老匯跳舞，沒想到在紐約又再度相遇。…他那時候的正 事是努力考到美國醫生的正式執照。但出去玩的時候，他總是在聊音樂」（轉引自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