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香港

羅大佑這樣描述香港：

香港是中國人社區中溝通最多的一個地方。台灣去大陸，許多事要借助香港。

大陸到外國，也有很多經過香港。香港既然扮演這樣一個角色，可以有許多感 情在中國人之間溝通（轉引自張文中 1991）。

1980 年代初期，東、西冷戰結束，台海兩岸因為國際經濟分工原理，經濟關係日趨 頻繁密切。台灣自 1987 年開放民眾大陸探親，以探親名義前往商業考察、觀光者亦為 數不少。兩岸因為政治主權的爭執，無法直接建立經濟往來的聯繫窗口，香港這個英國 殖民的屬地，為兩岸政治、經濟提供最佳的模糊地帶，緩衝徃此意識型態上的對立，也 成為兩岸經貿往來的轉運站，為台海兩岸發展出一套間接通航的模式（張榮豐 1996）。

香港為生活在不同政治社會型態下的「中國人」，提供了一個溝通的管道，羅大佑被香 港這樣的特質所吸引，帶著從紐約生活中對自身民族身分的深刻體悟，回到這樣一個華 人世界溝通往來的首善地區，他希望在香港告別英國殖民時代進入大中華的歷史時刻，

「用較長的時間、較大的空間，觀察中國人在 1990 年代的發展」（孫秀惠 1992）。

一、音樂專業生涯

1986 年，羅大佑從紐約前往香港擔任亞太流行歌曲創作比賽嘉賓（孫寧 1986），也 應導演楊凡之邀為電影《海上花》編寫主題曲，在香港停留三個月的時間。也是在這一 年，羅大佑在香港寫了歌曲〈東方之珠〉和〈海上花〉。1987 年，羅大佑終於決定要居 於香港，為什麼要做出這樣的選擇呢？2009 年羅大佑在接受《南方人物》專訪時這樣表 示：「發現香港正在面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個事情叫『七一』。我覺得這是人類 歷史上很大的一個事情，一個人一輩子可能都不會碰到一次」（鄭廷鑫 2009）。

1986 年寫了歌曲〈海上花〉，是羅大佑經過紐約文化的刺激後，一首風格異於過往 的歌曲。因為這首歌曲五聲音階的曲調和順流暢，羅大佑被抨擊背叛了搖滾的精神，向 商業化流行音樂靠攏，失去了時代代言人、抗議歌手的正義感。對於自己從 1970 年代 到 1990 年代音樂路線的發展，歌詞張力與歌曲型態的改變，在 1990 年的一場講座中，

羅大佑認為，批判、柔情並非絕對對立，他概念中的柔情還包含著批判，重要的是抗議 意念歌曲應清楚其訴求對象是什麼層次（不著撰人 1990）。

Simon Frith 認為青年文化的真相，「把對工作、家庭和未來的不安，換成了空閒時 間，因為他們缺乏權力，只好用玩逸的態度答辯人生，在休閒上搞怪」（轉引自 Wicke 2000：13）。羅大佑此時的創作雖然不再激情強烈，但是將批判隱含於柔情中，溫情的 陳述方式比貣直接的抗議挑戰，反而更能引人深省。羅大佑在娛樂事業的唱片商品中，

將政治困局、社會現實、時代變遷等非強即硬的問題，透過柔軟的音樂，在廣大的聽眾 間引發無形的默契與共鳴。尤其是那些對於人生道路或是社會現實充滿期望卻又力不從 心的年輕人而言，羅大佑柔軟卻又隱喻某些意涵的歌曲，對於政治、社會現象漫畫式的 嘲弄文字，正好填補了年輕人欲有所為、卻無力作為的潛在不安。

1987 年羅大佑定居香港，同年 4 月寫了一封長達 11 頁的信給父母，決定專心做音 樂，請父母不要再逼他做一個醫師。羅大佑說，「如果再逼我回來當醫師，我尌跟你脫 離父子關係」（轉引自不著撰人 2004a）。又說，「那麼多醫生裡，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

但在音樂上，還有很多發展空間」（鄭廷鑫 2009）。從此以後，羅大佑終於在音樂與

醫學長達十年的拉鋸掙扎中脫困而出，音樂終究是要佔據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份。「我 在家裡鬧革命鬧了十年，革命才成功，也是不容易」（轉引自倫兵、舒彤 2000）。這一 場音樂革命的聖戰，羅大佑終於以他的音樂創作熱忱，戰勝了家庭傳統的束縛。羅大佑 的音樂生涯得來不易，他用誠摯的心做音樂，以此對自己負責及家中父母交代，證明他 的選擇不是衝動是責任。那一年冬天，羅大佑以港台二地的音樂成尌，榮獲由紐約林肯 中心和美華藝術中心聯合主辦的第十七屆亞洲傑出藝人獎。

羅大佑早期在台灣創作《鹿港小鎮》、《之乎者也》等歌曲，一直是很西式的，可是 一到香港，中國的、漢族的五聲音階突然尌出來了。在香港他為電影所做的歌曲，幾乎 都以中國五聲音階為主要的曲調素材。他將這樣的現象解釋為自己長大了，學到更簡單 的事情、更清楚地表達了自己（Vermeil 2003；鄭廷鑫 2009）。從此之後，羅大佑展開了 新的音樂人生，不再藉由激烈的吶喊方式進行社會批叛，改以內斂的、意味深長的隱喻 文字，及較為柔和軟化的曲調音樂，表達個人內在更深層的自我與想法。由一個因為興 趣使然、充滿實驗性質的音樂創作青年，站穩了腳步向專業音樂人的方向大步前進。專 業的羅大佑此時集詞曲創作、唱片製作、電影配樂於一身，充分展現音樂的才華與實力。

香港「音樂工廠」的經營，是羅大佑專業音樂生涯的高峰時期，在 1988 年開業，1999 年結束。關於羅大佑於音樂工廠的作品表現，留待第五節「音樂工廠作品」再深入探究。

定居香港的第二年，羅大佑出版了隨手筆記《昨日遺書》，用誇張強烈的字眼與昨 日道別。根據 2009 年《南方人物周報》對羅大佑的訪談，「寫那本書是在 1987 年剛到 香港的時候，那時是在跟離開台北的那個羅大佑告別。當然不可能完全告別過去，只是 希望更清楚地活出一個新的未來」（轉引自鄭廷鑫 2009）。為什麼非要與台北的羅大 佑道別呢？台北的羅大佑「夾處兩種職業的選擇之間…夾處在政治勢力的對立之間，夾 處在愛情的絕對謊言與真心之間…夾處在黑衣與白衣之間，一如黑夜與白晝之間」（羅 大佑 2002b：12）。再加上審查制度對於音樂創作的限制，香港成為羅大佑最自由的一片 天地（陳耀紅 2004）。

2010 年的今天，回顧羅大佑的香港生活，香港的羅大佑確實掙脫了在台灣時被夾處 的鬱悶與不開心，遠離台灣的政治聯想，堅定了音樂的專業選擇，「音樂工廠」的作品

成熟而出色，與李烈展開長達十二年的穩定情感，羅大佑在香港有了明亮的音樂表現與 生活色彩。

我想…「那家伙」已經死掉了。那個穿黑衣戴墨鏡，那個為台灣背負了「使命 感」、為民主奮鬥的羅大佑，死了！……是的……他（大笑）。舊形象已逝，

那個羅大佑也不應存在，因為，我不想要那種人格。…羅大佑死了，他在台灣 住了 30 年，他曾是個收入頗豐的醫師，也是一個成功的藝術家，卻不能適合 那個社會。終究，我有責任把為什麼他得離開台灣，為什麼他要死掉這件事說 明白。這本書是相當個人的，是我自我的評價。（轉引自柯比 1988；重點是 我自己加上的）

二、面對「九七」的來臨

香港是最後一個脫離被英國管轄的殖民地，被英國殖民有 150 年的歷史。英國殖民 政府基於遠東利益的考量（尤其是中國大陸），所以對香港採取完全不同於其他殖民地 的政策與手段，是英國殖民政策推行得最不徹底的地方。因此地理位置靠近中國大陸的 香港，一方面吸收了殖民母國（英國）的西方文化，一方面也保持著祖國（中國）傳統 的東方要素，結果呈現了不中不西、複雜的文化樣貌。表現這複雜的文化樣貌最具體明 顯的生活情境，可由香港的英語、粵語、普通話、中文、英文交雜使用之現象，看出其 複雜的多樣性。文化的複雜與多樣性，使香港擁有一個難於確定的文化身份。又因為歷 史的無從改變，1990 年代的香港更夾處在英國與中國的政權交替間，不論中英雙方如何 談判移交之細節及內容，香港人始終沒有選擇政權體制的權力，脫離殖民母國的統治之 後，隨之而來的不是政治獨立，而是另一個政權「祖國」的到來（洛風 1995；周蕾 1995；

王宏志 2001）。

文化身份的難於確定、政治權力的不自主性，迎接回歸來臨前的過渡時期，香港人 在這個亞洲資本主義的大本營中，雖然炒樓、跑馬、娛樂、股票所有商業行為照常如昔，

但是面對未來不得選擇與無法選擇的社會主義共產政權，存在著不安、疑慮與恐懼的心 情，是在所難免並且可以理解的。羅大佑將自己投身於這歷史安排的定局之中，跟隨著

香港回歸祖國的進程，思考中國人的未來並期許大中華的良性發展，以這樣的思考做為 音樂創作的信念，希望對各地中國人情感上的溝通，建立一個好的方式與管道。在《皇 后大道東》專輯文案中，他寫下作為一個香港客的感受：

奇怪的是、任何來到這裡的人，也都像逐漸走進了它的夢境般，跟著它成長，

而已奇蹟似的找到了他的夢，而且不想離開。…住在這裡，我覺得像個掮客一 樣，做著一宗歷史與未來之間的最大買賣。（羅大佑 1991b；重點是我所加上 的）

對於這一段加上重點記號的文字，香港學者周蕾如此回應，「在『皇后』與『同志』

之間，香港不知未來的市民扮演著經紀的角色，進行著歷史上最大的買賣」（周蕾 1995：

113）。「九七」前夕的香港，中介著歷史與未來的連結，雖然香港人無法掌控歷史，

也無權干涉未來，但是在全球華人最多數的中、港、台之間，香港牽動著華人相互溝通 往來的路徑橋樑。「東方之珠」由自由經濟回歸共產主義，雖然源於「歷史」的政治因 素，但是「未來」的國際局勢顯示，經濟利益凌駕意識形態的衝突是必然趨勢，經濟促

也無權干涉未來，但是在全球華人最多數的中、港、台之間，香港牽動著華人相互溝通 往來的路徑橋樑。「東方之珠」由自由經濟回歸共產主義，雖然源於「歷史」的政治因 素，但是「未來」的國際局勢顯示，經濟利益凌駕意識形態的衝突是必然趨勢，經濟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