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社會脈絡架構下，看羅大佑國族認同狀態的型態與意義

1990 年代以後，台灣意識成為主流並且日漸高漲，這一波本土聲浪中，所有生長於 台灣的人們，無不追逐此一浪潮探究台灣島的美麗與獨特。過去台灣意識僅於菁英份子 間相互交流砥礪的發展模式被徹底打破，台灣意識正式開啟台灣民眾的新視野。有人將 台灣意識定位在台灣民族主義的層級，尋求台灣獨立建國；有人將台灣意識定為在鄉土 情懷的範疇，致力於中華文化地方文史的採集。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交鋒，形成了台 灣社會難解的國族認同問題。

（一）台灣島內的中國之路

李筱峯（1995：59）對戰後台灣反對人士由中國國族認同轉向台灣獨立所做的十個 個案研究，歸納出台灣人的大中國認同感所以能夠產生的四大原因：（1）政局變化下的 調適。（2）受體制內教育的影響。（3）具有中國生活經驗。（4）受家庭背景所影響。其 中政局變化下的調適以及具有中國生活經驗的案例，因為世代背景與今日時空相差甚 遠，因此僅存體制內教育以及家庭背景成為中國國族認同選擇的最大因素。國民黨政府 在台灣實施的「中國化」政策有目共睹，在中國文學、歷史、地理的薰陶下，「原鄉」、

「祖國」與「中國」緊緊地相連，人們純真地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呂正惠（2007）

自承是國民黨正統教育下的產物，因為在 1970 年代鄉土文學與黨外運動時，開始閱讀 左派寫的歷史書籍，因此更加強化了呂正惠的中國歷史觀，成為名符其實的統派人物。

根據李筱峯的研究以及呂正惠的個人經驗，可以理解國民黨的教化政策是台灣島內民眾 的中國認同形成基礎之重要因素，然而由於形成強度的不同、以及個人生活經驗遭遇的 不同，而造成往後認同選擇的不同。

除了政策教化因素形成台灣人民的中國認國同基礎，原生情感也影響著中國國族認 同的選擇。所謂中國國族認同是認為自己要做一個中國人，不論是文化上、血緣上及情 感上都認定自己是中國人，這是與生俱來無從選擇也無法改變的出生的尊嚴、民族的尊 嚴，是從歷史脈絡裡認知自己身為中國人的基本理念，而不是從政治立場上刻意與台灣 疏離、對立並劃清界線的中國人（戴國輝 1994；黃國昌 1995）。這樣的認同形成本質，

是謂族群認同理論的原生觀點。根據 Geertz（1996）的概念主張：原生認同是被賦予的、

無法被分析不可言喻的、是情感性的狀態。Issacs（2004）提到，從先人那邊，集體經 驗與個人的歷史和起源緊密結合，這種把過去與未來串聯起來的時間定位，滿足了個人 某些最深沉、最迫切的需要。祖先崇拜、族規家風、血緣情結、藝術、文學、傳說或歷 史，界定我們每一個人的身分。羅大佑所謂「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徐宗懋 2002），

即是在歷史的鎖鏈中將台灣視為中華民族理所當然的成員，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1990 年代以前，國民黨政府所強調的中原文化優位性以及愛國情操教育等客觀教化 因素，使中華民族的悠久文化及光榮歷史得以更強烈地與先人移民的血緣、歷史相結 合，「中國人」因而成為相當多數台灣人一生情感依附與精神歸屬的身分對象。例如年

紀與羅大佑相仿，為民進黨創黨元老之一並支持兩岸統一的前立法委員朱高正，雖然是 土生土長的本省福佬人，但是因為堅持反台獨的立場而退出民進黨，並致力於促進兩岸 統一的目標與理想。1983 年，羅大佑的好友---侯德建，在海峽兩岸處於相互警戒還未開 放交流的緊張時期，為了尋找中國人的根源，而離開臺灣奔赴中國大陸。侯德建的成名 曲〈龍的傳人〉，於 1978 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之後有感而發 所寫，〈龍的傳人〉在官方授意媒體配合下一再宣傳，將台灣民眾的中國意識堅強地凝 聚起來，因為侯德健的投奔「祖國」，引發了台灣島內「中國結」與「台灣結」論戰。

較前述羅、朱、侯三人年齡更長的本省籍作家陳映真及黨外人士黃順興，他們受到國民 黨的教化政策影響更是微乎其微，然而陳映真在「中國結」與「台灣結」論戰中與台獨 人士交鋒，黃順興於 1985 年進入中國大陸實踐自己的中國夢並成為中共人大會的代表，

似乎說明了中國原生情感對台灣島上不同年齡層所產生的中國國族認同之影響，並不亞 於僵化的國府精神教育及政策主導的中原文化優勢教育，對人民國族認同選擇的影響。

雖然台灣人民中國原生情感的產生與國民黨的教化政策存在著相當的關連性，但也並不 完全因國民黨之教化而生。

（二）「台灣人」與「中國人」的統獨之爭

中國意識認同者以民族情感的觀點看待自己與中國的淵源，這樣的認同觀點與感受 到不平等對待而欲脫離中國霸權的台灣國族論者明顯對立。台灣國族認同者強調台灣長 期在外來殖民政權政治、經濟資源、以及社會地位上分配的不公平，於是產生了「反外 省」的情結。最初，台灣意識有很大比重是以「台灣人要出頭天」的「反外省人族群主 義」為動力，在「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的集體記憶下，不論是海外的台獨運 動、或是島內的黨外運動，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反外省人以及推翻外來政權的認知基礎 上。可以說「反外省人」是台灣民族認同的準備期（施正鋒 1999）。因為反外來政權、

反外省政權，又因為 1990 年代中共對台灣文攻武嚇的激怒，更增強「去中國化」的台 灣民族主義。於是「本省人」與「外省人」、「台灣人」與「中國人」形成了嚴重的統 獨對立並且難以化解的國族意識之爭。

所有關於台灣民眾對於國族認同觀點以及統獨意識形態所做的研究，都顯示出台灣 民眾在強烈的中國國族主義（大一統中國觀）與台灣國族主義（台獨觀）之間，因為存

在著各種程度的政治、經濟、國際外交因素之現實考量以及複雜的民族文化情感，相當 多數是報持現狀主義、或者是認同混亂的國族認同觀（吳乃德 1993，王家英、孫同文 1996，李美枝 2003，陳中寧 2007）。多數的台灣民眾之所以報持現狀主義，是因為承 認海峽兩岸有深厚的血緣、地緣與文化上的關係，並體認這樣的淵源是不爭的事實。但 是基於政治利益之因素考量，不願眼見爭取多年的民主政治向後倒退，所以在中共政治 環境還未民主開放的客觀條件下，拒絕與中共討論統一的問題，視台灣為一個有獨立主 權的政治實體，政治立場主張「中華民國在台灣」，可以接受一個中國，但不是中共單 方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族觀念上則認同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認同混亂者觀念上 也承認海峽兩岸有深厚的血緣、地緣與文化上的關係，政治面則不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 部分，但是也不贊成台灣獨立，因為他們認為台灣不具備獨立的條件（王家英、孫同文 1996）。上述關於抱持現狀主義的國族認同論述，可以在羅大佑的國族認同發展過程中 得到具體的微觀例證。

「黑色旋風」時期，羅大佑因為不滿國民黨不公不義的政治制度，為了爭取中華民 國的民主開放而形成之「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中國國族認同，可以視為他往後「一個 中國」的認同基礎。面對國民黨政權獨攬政治資源、台灣社會存在政治不平等的情況下，

羅大佑尚且無法發展出台灣意識，可見羅大佑是個徹底的中國認同者（請參閱論文第三 章）。可以這樣推測，對於中國，他心中有一份理想的遠景藍圖，即充滿民主、自由、

平等又強大的現代化國家。因為國民黨領導下的中華民國離這份藍圖相差甚遠，所以他 反抗的是這個極需改革的政治體制，而不是反抗這個政權所主張的中國國族主義。

解嚴以後台灣朝向政治民主的制度發展，國民黨政權最為人詬病的專政體制終於成 為歷史，此時的中華民國已經接近羅大佑理想藍圖中關於民主、自由、平等的實踐，但 是國際處境的尷尬，使中華民國難以強大。然而在羅大佑心中已經發展成熟的中國認 同、民族情感，當然不可能因為中華民國處境困難的國際局勢而放棄。隨著中華民主共 和國的崛起、「九七」香港的回歸，為老弱的中國帶來「大中華一統」的希望，一時間

「一國兩制」的可行與否，引起兩岸三地人民的激烈辯證與討論。因此羅大佑以「文化 中國版」的中國國族認同，努力嘗試從流行音樂的管道為兩岸三地的華人社會架起溝通 的橋梁，並且基於個人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尊重與信念，希望中共經由長期、緩和的

溝通、理解及調適過程中，完成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在這樣的前提下完成「中 華大一統」，才有可能讓曾經閃耀文化光輝的歷史中國重現光芒。上述關於羅大佑的國 族認同觀，即是「接受一個中國，但不是中共單方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中國認 同的最佳註解。2000 年政黨輪替之後，面對來勢洶洶的台灣獨立建國意識，羅大佑發展 出「反台獨版」的中國認同。也尌是說在統、獨議題上，強調的是「反獨」甚於「促統」

的認同作法，與多數台灣民眾一樣，報持的是現狀主義之中國認同。

居住在台灣島上的「台灣人」以及「中國人」，政治立場的爭鋒相對，使得統、獨

爭議成為台灣社會爭論不休的衝突來源。選擇做一個台灣人或是中國人，雖然是個人認

爭議成為台灣社會爭論不休的衝突來源。選擇做一個台灣人或是中國人，雖然是個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