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龍文鞭影》的成書背景與編纂特色
第一節 《龍文鞭影》之成書背景
要瞭解《龍文鞭影》的成書背景，便需瞭解明清時期童蒙教育的發展；而經由瞭解 明清童蒙教育的發展後，便可理解明清時期蒙學教材大量出版風行的原由。從古至 今，教育發展除了教育制度的影響之外，與社會文化的變遷、政經發展都有著一定的 影響。由於受到不同文化的刺激，人們的意識形態也會跟著改變，進而影響制度、經 濟、文化、教育等發展，其關聯性是不可分割的。
壹、明清蒙學的發展 一、政經發展
元末明初剛結束多年的戰亂，明太祖為鞏固政權，進行了一連串的改革與一系列
「安養生息」的政策，45在經濟上，獎勵墾荒、輕徭薄賦、興修水利、推動農業與手工 業發展，使人民生活逐漸富足。在政治上，整頓吏治、嚴處貪污、分封諸王、廢除丞 相、大興獄案，並建立了一套人才培育制度，以培養忠君、孝親、治人、修己之人才
（陳捷先，1990：21-26）。惠帝繼位後，舉遺賢、興學校，提高文臣地位，一改太祖 重武輕文的官僚體制。為了鞏固皇權，實施削藩政策，結果反遭燕王起兵占領京師，46 即帝位，為明成祖。明成祖為削弱藩王勢力，提升閣權、任用宦官、恢復錦衣衛並設 置東廠（傅衣凌，1999：70-89）。
經過明初休養生息的調整，明代中後期的經濟發展逐漸興盛，使一般人民對於基
44 為使讀者瞭解「龍文鞭影」之意，楊臣諍特於書名下作註解釋，希望兒童在閱讀此書時，學習效果可 以如千里馬「龍文」一般，看到鞭子的影子便可奔跑千里，不需要在旁鞭策盯促。
45 如《明史紀事本末》中記載：「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
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 者必朘人而厚已。有才敏者或溺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因此有多 處減免災租、田租、稅糧的福利，鼓勵農民種植經濟作物，且給予地方教育、修築道路的經費之具體行 為。
46 史稱靖難之變。
46
本識字、計算能力的需求逐漸提升，地方蒙學也跟著蓬勃發展（張心愷，1999：7）。
雖然明末因戰爭使經濟一度衰退，但到了清代經濟再度繁榮，農業、手工業、商業均 有很大的成長。農產品的產量提升、品種增加，都使商品可以更加多元。手工業也帶 動了商業活動與商業市鎮的興起。因為商業的發達，所以使書契被更普遍頻繁地使 用，計算、識字、寫字的能力也因此被受到重視。
由於印刷業的發達，各類作品大量印刷傳鈔，使蒙學教材與消遣娛樂著作遍布流 傳，47建陽甚至在每個月的一、六日都會舉行販賣書籍的集市，48供書商大量採購至各 地販售。此外，因雕版印刷技術的發達，使通俗小說、雜劇戲曲、兒童蒙書不再只有 單調的文字，木板插圖與套版印刷的應用使內容變得圖文並茂（吳哲夫，1989：248），
使文化教育可以快速傳播。但也因大量印製，迎合當時社會的購買力，使品質參差不 齊，能完整保留的並不如想像的多，（張心愷，1999：10）。清代則由於推行教育，由 政府頒定，地方官府助印，使蒙學教材廣為發行。民間書坊也提供許多庶民的通俗讀 物、蒙學刊物、字典、醫書等（張紹勛，1994：75）。印刷業的發達滿足了文化教育的 需求，刺激經濟發展，也讓蒙學教育更為普及。
二、教育發展
明代在教育推行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明太祖認為，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 之道，學校為本。雖然京師已有大學，但天下學校未興，應令郡縣皆立學。除了詔天下 至郡縣辦學外，在府、州、縣分別分派教育人員教授禮、樂、射、御、書、數之科目，
還設立社學（谷應泰，1994：56、58）。在《明史．卷六十九》選舉中有記載：
選舉之法，大略有四：曰學校，曰科目，曰薦舉，曰銓選。學校以教育之，科目 以登進之，薦舉以旁招之，銓選以布列之，天下人才盡於是矣。明制，科目為盛，
卿相皆由此出，學校則儲才以應科目者也。其徑由學校通籍者，亦科目之亞也，
外此則雜流矣。然進士、舉貢、雜流三途並用，雖有畸重，無偏廢也。薦舉盛於
47 如《三字經》、《神童詩》、《百家姓》、《千字文》等。詳見許瀛鑑《中國印刷史論叢》（1997）。
48 《中國印刷史論叢》引嘉靖《建陽縣志》卷三載：「比屋皆鬻書籍，天下客商販者如織，每月以一、六 日集」（1997：161）。
47
國初，後因專用科目而罷。銓選則入官之始，舍此蔑由焉。（引自張廷玉，1974：
1675）
從文獻中可得知，當時招募人才的方法有四種，分別為學校、科目、薦舉、銓選。所謂 的科目就是現在所稱的科舉考試。明代一開始以薦舉最盛，後來專用科目，許多的卿相 皆透過科舉考試入仕。而學校則像是人才儲備所，教育出可以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才。而
「科舉必由學校，而學校起家可不由科舉」（引自張廷玉，1974：1675）的規定，明白 表示想要參加科舉考試，必須為學校生員。因此，許多想要參加科舉考試以赴仕途者，
紛紛進入學校就讀，因為學校是為官的重要途徑之一。只要受過學校教育或科舉考試，
即使是宮裡的太監、宮女們也有學習的機會，有慧根者甚至可以晉升為女史、女秀才（張 心愷，1999：9）。但後來因官員辦學執行的偏差，在明中葉後逐漸廢弛。清初雖沿襲明 制，但不久就被為清寒子弟所設的義學逐漸取代（張心愷，1999：27）。
在科舉制度方面，經過了隋、唐的發展與宋代的變化，在明清時期已逐漸定型完備。
所考經義須以八股文寫作，內容涵蓋《四書》、《易》、《書》、《詩》、《春秋》、《禮記》（張 廷玉，1974：1694）。由於科舉考試為入仕的主要管道，科舉考試考試的競爭愈加激烈，
錄取比率比前期更低，產生許多落魄學士。他們既無法考中進士、舉人，又不願意放棄 一直以來的努力，卻又困於經濟生活。很多塾師便因此而生，一邊教書賺取維持生活的 經費，一邊複習準備考試的內容。
明清時期的私塾教育十分興盛，有請塾師至家中教學的家塾，也有以地方經費設立 的義學，和在宗寺廟宇學習的書塾、廟學。另有租借他人空間或招收附近學童的門館，
集合一族或一村學童一起學習的族塾、村塾等。此外，有錢人在家聘師教授自家與親友 子弟的坐館、教館等（劉靜芳，2010：16），都對教育發展都有著極大的貢獻。在教學 方面，蒙學的學習方式也有一定的程序。首先，由蒙師教導學童句讀，然後再跟蒙師朗 讀數遍，再自讀至背誦。此外每日、每旬、每月以至每年都必須複習以前所讀的書，並 輪流背誦，當時稱之為「溫書」或「理書」。等有了基礎之後，便開始進入作文教學。
所謂的作文教學就是訓練學童詞性、平仄、對仗的能力。先從對字開始，再作八股文，
48
進而作詩賦。當學童學會一字對，進而教二字對……直至學童學會句對聯句後，才開始 學作八股文及詩賦（田建榮，2009：108）。當然，也有學童只想識字、寫字而應舉，他 們讀完《孝經》、《論語》之後，即不再讀書，直接從事各種職業，他們學習的目的只為 了識字、習字、學習倫理等日常所需（林文寶，1995：1）。
三、社會文化與意識型態
明太祖下令在各個郡縣皆要設立學校，且需「延師儒，授生徒，講論聖道，使人日 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引自張廷玉，1974：1686）。由此可知，當時儒學為主要 教授內容。而醫學、陰陽學因沒有考核檢查的制度，也沒有正規的教學內容，因此並 不受到重視（趙子富，2008：192、195）。到了清代，延續明代尊孔崇儒、程朱理學為 聖學道統，依然以忠孝仁義、修己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教育臣民（張心愷，1999：7）。
受宋明理學的影響，一些學者開始關切兒童教育。有人奔走於市井村落講學，如：明 末清初的張履祥；有人捐出自家財產創立辦學所，如：明代何心隱的聚和堂；也有人 投入編寫蒙學教材，如：明代呂坤父子的《小兒語》、《續小兒語》，程登吉的《幼學 瓊林》。清代李毓秀的《弟子規》、陳弘謀的《養正遺規》、張伯行的《養正類編》、
《學歸類編》等。因為有了這些學者的投入與無私奉獻，使蒙學在明清時期教學、教材 等方面都有完善普及的成果。
由於明太祖推崇程朱理學，又頒布了「聖諭六言」影響了整個社會氛圍，49使傳統 倫常的觀念深植民心。此外，因為商業的發達，使商人地位崛起，「讀書成為聖賢人」
不再是人們人生追求的唯一目標，讀書人對傷業與商人的偏見有了轉變。當科舉功名 難以求取時，為了謀求生存，明代有家貧不能讀書而轉商之案例，清代甚至出現多例 棄儒經商的情景，像是明末清初的朱彝尊在《曝書亭集．卷七十二》的〈布衣周君墓表〉
中記載：
君諱篔，初字公貞，更字青士，又字簹谷。……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皆 不仕。君幼治書，年十九喪父，居憂讀喪祭禮，鄉黨以孝稱。遭亂，乃棄舉子
49 「聖諭六言」又稱聖諭六條、教民六條、聖訓六條等，指的分別是：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裡、
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
49
業不治，就市廛賣米。（引自朱彝尊，1937：833）
文末還提及其友人「范路，字遵甫。自蘭谿遷長水，經亂，賣藥于市。有《靈蘭館 集》。」（引自朱彝尊，1937： 835）有士人因多年科舉不中、家貧遇亂等原因而棄儒 從商。從當時盛行的小說也能窺知一二。50當人民不再追求從士從官的菁英教育，但為 工作還是需要基本的知識、識字與算術能力時，蒙書教材與地方蒙學便成為一般人獲 取相關知識的工具與學習地點。
貳、各時代蒙學教材的發展 一、萌芽期
蒙學教材最開始是以識字為教學目的。目前學者公認最早的實體蒙學教材為周朝 史籀所作的《史籀篇》。全書共有十五篇，以籀文（大篆）所作，對後代識字蒙書教材
蒙學教材最開始是以識字為教學目的。目前學者公認最早的實體蒙學教材為周朝 史籀所作的《史籀篇》。全書共有十五篇，以籀文（大篆）所作，對後代識字蒙書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