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霸權雖然暗示社會對於某事有高度的共識存在，卻也不否認仍有衝突產 生的可能，實際上，文化霸權的概念中指出『社會中的（階級）衝突被涵括、疏 通到安全的意識形態避風港…統治團體、階級與臣屬的團體、階級協商，並做出 讓步，以維繫霸權（並且要持續的維繫：這是個不間斷的過程）』185。所以，兒 童文學中仍然有挑戰文化霸權體制的作品出現，《長襪皮皮》即是代表之一。不過，
文化霸權接納衝突的重要前提是─在階級權力的經濟基礎未受威脅時，若是文化 霸權下的道德和知識領導已不足以維持權威時，就會由壓迫性國家機器，像是軍 隊、警察、監獄體系來取代並進行霸權領導過程186。所以，即使《長襪皮皮》以 衝撞社會體制為首要目標，它仍舊推崇父權以及不容挑戰的成人經濟主權。
第三節 林格倫與社會環境共構的兒童觀
Peter Hollindale認為童書中的意識形態可分為三種層次，除了作者意欲傳達 的觀點和其刻板印象，必須還要再將書中的意識形態和作者當代意識形態做廣泛
185 約翰‧史都瑞著，《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頁 182。
186 約翰‧史都瑞著，《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頁 184。
定義的連結，找出由讀者、作者和其時代社會背景所共構、傳達的意識形態187。 故本節將焦點擺放在探索作者和當代意識形態的關聯性。阿思緹‧林格倫出生於 西元 1907 年，逝世於西元 2002 年，她的一生主要橫跨了二十世紀──被世界史 大師─艾瑞克‧霍布斯邦比擬為讓人類興起了想像的最大希望，但同時也是摧毀 了人類所有夢幻和理想的極端年代188。因此筆者藉著這樣的認識和理解，其中筆 者特別專注於西方社會所發生的重要事件，由瀰漫整個時代的精神特徵和氛圍觀 看林格倫和文本如何回應著時代需求？筆者試圖透過歷史和文化脈絡來貼近林格 倫的想法，從而詮釋書中林格倫兒童觀根植於何種社會環境？又反映出何種時代 特質？
壹、 瀰漫時代的精神氛圍
由於筆者關注的重心為林格倫在《長襪皮皮》中和當時社會環境所建構出的 兒童觀，而《長襪皮皮》一書在西元 1945 年於瑞典出版，西元 1950 年又在美國 發行英文版，是故筆者將集中焦點於作品出版前大時代下的環境社會，藉著當時 的史家、學者所提出的論點、對當時的社會意識的詮釋和分析，來對應林格倫的 生平事蹟，深入探討當時的事件對林格倫可能的重大影響，進而幫助筆者最後進 行的部分─對林格倫兒童觀的意識形態探索。故在時空背景的劃分上，筆者採用 馬克思主義史家霍布斯邦對二十世紀的分段方式，他將二十世紀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大災難時期（Age of Catastrophe）從 1914 年到二次大戰結束，接著 是一段面臨經濟異常繁榮、社會變遷巨大的時期，而後榮景結束後，即被視為某 種黃金年代（Golden Age），最後登場的則是徬徨分散、充滿危機的世紀末年代189。 筆者為求將焦點集中在《長襪皮皮》出版前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脈絡，所以特別關
187 Peter Hollindale 著，〈意識形態與兒童書〉《中外文學》，頁 16。
188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著，鄭明萱譯。《二十世紀史 1914~1991─極端的年代上》
（Age of Extremies）（台北：麥田，1996 年），封底文字。
189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二十世紀史 1914~1991─極端的年代》，頁 11。
注大災難時期，也就是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後為止，來詮釋時代氛圍對林格倫造成 的可能影響。
一、自由主義的消長
大災難時期開端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亦可視為十九世紀西方文明崩潰的起 點。那時，七歲的林格倫正在享受童年的歡愉時光，絲毫不受外界的影響。真正 感受到時局變化應該是林格倫的父母和身旁的親人。霍布斯邦形容十九世紀的西 方文明『在經濟上是資本主義，法律憲政結構上屬自由主義（liberalism），其典型 的支配階級，則為布爾喬亞中產之人，科學、知識、教育、物質的進步、道德的 提升，都在其中發光發熱，這個文明，也深信歐洲是天下中心，是科學、藝術、
政治、工業，一切革命的誕生地』190。然而在一次大戰爆發後的幾十年裡，卻讓 這樣的西方文明卻產生了崩潰的危機，自由主義的霸主地位受到強烈的威脅。霍 布斯邦認為發生在二十世紀的災難時代的種種變化中，最令人驚訝的就是『人類 自由文明價值及制度的解體』191。自由文明的價值觀和伴隨而來進步的信念都被 當時的大眾視為理所當然，即使是社會主義的改革者也同樣信奉同樣的理念。然 而自由主義這般榮景卻在此時發生巨大改變，從墨索里尼的『進軍羅馬』直到二 次大戰軸心勢力達於巔峰的二十年間，開始快速衰退192，造成此現象的成因複雜，
但是許多史料研究顯示：這個現象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發生的世界性經濟大崩潰 有著很大的關係。
面臨經濟危機後，世人體認到一個事實─世界的經濟和社會已經不可能再回 到舊日的時光，自由主義的舊派思想已不適用於今日的社會，於是在思想知識和 政治舞台上，出現了嶄新的競爭勢力分別為：馬克思共產主義、改良式資本主義 和法西斯主義193。這三者中，共產主義往往被世人視作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九年
190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二十世紀史 1914~1991─極端的年代》，頁 12。
191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二十世紀史 1914~1991─極端的年代》，頁 160。
192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二十世紀史 1914~1991─極端的年代》，頁 162。
193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二十世紀史 1914~1991─極端的年代》，頁 155。
間對自由政體的最大威脅，可是在兩次大戰間的年代，自由政體真正的威脅者卻 是來自右派的政治勢力─特別是實行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法西斯政權194。 當時反對自由政權的右派勢力並非均屬法西斯，但是法西斯政權卻對其他反自由 的勢力造成刺激作用。
霍布斯邦形容激進右派的特性為『普遍患了歇斯底里的國家主意及拒外症，
將戰爭及暴力予以理想化，思想偏狹，傾心高壓統治，狂熱地反自由主義、反民 主、反普羅、反社會主義、反理性，重血統、貴身分、戀土地，一心想要重回已 經被現代世界破壞無餘的舊日價值體系』195，然而這樣激進的右派思想，早在十 九世紀末期就已出現於歐洲，當時社會在資本主義下加速下改變原有的樣貌，在 自由主義、社會運動和一波波的移民潮影響下，激進右派的反動心理應運而生。
再加上普羅大眾在面對資本主義龐然大器時的無力感，以及社會主義勞工運動的 雙面夾擊下，對於現有社會秩序的不滿日漸升高，世界性的經濟崩潰更使得許多 中間路線的中產階級份子，紛紛倒向激進右派，轉而支持法西斯政權，是故，在 法西斯思想興起的年代，大多以中產及以下階層為其主要支持者196。
然而，自由主義衰敗的理由絕不能單純視為法西斯政權崛起的影響。到底自 由主義為何會在兩次大戰間逐漸沒落消失？霍布斯邦以馬克思派史家的觀點提出 說法，他認為：
西方國家中，親歷過這段時間的極端份子、社會主義者，以及共產黨徒，
都將之視作資本主義最後瀕死的苦況。他們認為，建築在個人自由之上，
並透過國會民主實行的政治制度，資本主義已經負擔不起了。因為無巧 不巧，各種自由權利的授與，同時也為溫和改革派的勞工運動建立了強 大的群眾基礎。面對無解的經濟難題，再加上日益強盛的革命工人階級，
布爾喬亞分子只會回到舊路，使出蠻力高壓的手段，也就是說，訴諸某
194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二十世紀史 1914~1991─極端的年代》，頁 163。
195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二十世紀史 1914~1991─極端的年代》，頁 186。
196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二十世紀史 1914~1991─極端的年代》，頁 179。
種類似法西斯路線的辦法197。
自由主義在兩次大戰間的大起大落，大眾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進步，竟然是 如此不堪一擊，於是讓世人重新思考理性和進步的文明觀點，也重新審思『人』
的本質問題。雖然在西元一九四五年後，資本主義和民主自由似乎又慢慢逐漸復 甦，但是自由主義由興盛的榮景急轉而下的情況，已讓人不再單純相信民主是進 步社會下的結晶，而是反映特定時空制度下的政權產物。
二、從啟蒙理性的進步觀感到固守傳統反革命路線
歐洲在十七、十八世紀時興起一股理性的風氣，當時的思想家相信每個人都 有天賦理性，經過適度的思想解放就能排除環境制約，運用理性來分辨是非、獨 立思考，只要『人』願意善用自己的理性，就能脫離蒙昧的狀態，而這種對人類 理性強烈的信心，則是有鑑於當時科學和各種知識的萌芽，帶來思想上的『啟蒙』， 後世就以『啟蒙運動』來形容這段時期198。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在《新 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談及西方文明的特色，他認為西方文化像是科學、藝 術、音樂、建築等等，相較於其他地區明顯具有『現代特色』，而驅使這些有別於 傳統的改變也是來自『理性化』的動力，自發地形成適合資本主義特徵的生活態 度199。
不過，韋伯對於理性的觀點和啟蒙時期的理性觀不大相同，他著重在哪一種 理性的類型曾在西方成為主導的力量？又將西方文化帶往何種方向？顧忠華認為 韋伯將西方理性化過程詮釋為偏重『目的理性』，也就是特別重視做事方法的效率 和效果，而這都是由於宗教改革後產生的基督新教所帶來的影響。換言之，韋伯
不過，韋伯對於理性的觀點和啟蒙時期的理性觀不大相同，他著重在哪一種 理性的類型曾在西方成為主導的力量？又將西方文化帶往何種方向？顧忠華認為 韋伯將西方理性化過程詮釋為偏重『目的理性』，也就是特別重視做事方法的效率 和效果，而這都是由於宗教改革後產生的基督新教所帶來的影響。換言之，韋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