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覺行為的探討

朱啟明、楊裕富（2003）在《福建省泉州市「騎樓式建築」之研究——以符 號學於騎樓式建築中的運用為例》提到：「騎樓」之所以有別於其它藝術（如繪 畫、雕塑與音樂等），就在於人們不但能看到建築，更能去體會建築的空間。一 個好的建築空間，能給人一種美的享受；相對的，泉州「騎樓」所特有的建築符 號，同樣能體現一個地區的建築風格。就此，可以知道在騎樓這樣不大的空間裡 頭，由於種種情感的交會，騎樓成為台灣鄉土經驗裡很重要的一環，可是每種型 式的街道空間都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感。研究者在意的是：這樣的空間與人的互動 為何？在都市中不同的社區型態中，人們怎麼運用它？若真的是一種美的享受，

又如何落實，進而成為地表上的景觀？

騎樓其中一個很顯著的地景就是攤販的存在，《鹽埕老壁攤的地方感及社會 意涵之研究》指出：一個好場所的可貴是人們能在其中找到與之同一的歸屬感，

從鹽埕老壁攤們設攤的地點，我們可以看到一組運作良好的非正式系統所形成的 無名品質，置換了現代社會冷漠的疏離感，使社區公共空間散發出溫暖的場所活 力並成為鄰里感情維繫的基點（施建邦，1997）。也就是老壁攤負起了珍‧雅各 布斯所指出的特殊街道社會空間的功能，這是研究者在本研究裡希望了解台灣的 騎樓空間是否一樣能夠建立這樣的地方感。所以研究者必須先就人對地方感的產 生，也就是識覺行為的建立先做了解。

潘桂成在《人本主義地理學之本質》說明識覺（perception）為：「『有所 依據而接受』，表示當人與環境發生接觸時，人因接受而獲得一些資料，是依據 外在實有環境現象而來的，而不是純粹由個人所虛構的。……在識覺的過程中，

人與環境都市存在的實體，環境提供可視覺的資料，而人發揮能識覺的能力。」

我們常說的看見，應該包括了面前客觀的「景」，與心智裡所「見」到的東 西，「看」了不一定「見」。正因為每個人在腦中有不一樣價值處理系統，個人 所選擇的「看」與「見」都決定不同的行為，正如中國文學中，蘇轍的《黃州快 哉亭記》：「同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 性，將何適而非快？」然而，並非每個人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

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范仲淹，《岳陽樓記》）。」接受一樣的景 觀，也正是因為每個人的價值體系系統不同，而呈現不一樣的行為，而不一樣的 行為作用於地表空間，產生不一樣地景，再次影響人的環境識覺。

潘朝陽在《出離與歸返：淨土空間論》文中說明：「空間通過人的主體性心 靈構造，實有兩種意義：其一指心靈內在的設想，並依其理性認知的取捨以及感 性情緒的憎愛，空間總是在人的心靈中存在著價值色彩，……其一則指人依其心 靈取向而製造空間。」在這過程當中，「人」保有主觀的允許某些資訊進入心靈 構造，並且主觀的創造一種意境的空間，這正是人文主義地理學不同於僅將地理 學分為人文地理與自然地理的傳統分類，人對應環境有其主觀存在的不同。

潘朝陽（2001）更分析愛德華瑞夫（Edward Relph）的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式空間思想：「由於抽象與異化的疏離，我們反而不認識原本就貼 切融合於我們週遭的日常親近的生活世界，這個世界方才是真切對人而存有的世 界，只要敏銳地去細聽觀察具體的周遭，他就立即對你呈現；海德格所說的『在 世存有』的實踐即是：人在日常周遭具體親近的生活世界活生生地在生活實踐中 彰著存有。」研究者認為這就是一種透過不斷的在生活中經驗、識覺，非無人性 的「熟習上手」反射動作，而是確確實實的透過內在的心靈結構與價值系統，最 後形成生活中的實踐，證明「人」的存在。

當人透過感官識覺的過程，環境的特徵便進入了「人的價值體系」，化為「經 驗（Experience）」。「『經驗』乃跨越人之所以認知真實世界及建構真實世界 的全部過程（段義孚，1977）。」經驗依時空的擴延和轉變而不斷增加，但人對 於經驗另有一「抽象（abstraction）」機能，把實質的抽象抽離，而成無實質的 形象，對原有環境簡化成「概念（concept）」（潘桂成，2009）。

潘桂成認為：「人透過概念化歷程，可以把不同時空間中經驗投至於同一空 間層面中，而再建構出一個新而統一的『空間概念』，同理的，也可以把不同時 間中獲得的經驗沉澱在同一時間架構中，而再建構出一個新而統一的『時間概 念』，因而使人『超越』了環境的時空限制。……概念性的區域存在於人們的腦 海之中，為時空概念。人對其腦海中所有的時空概念有進行『評價』的機能，而 使時空概念產生『價值意義』，成為『附有價值評判的時空概念』，或稱為『價 值時空（Valued Time-space）』。……價值時空的產生雖然仍依據客觀的環境資 料而進行評價，但當評價時，人有絕對的『選擇權（Decision with Choice）』，

而不必一定是依隨『自然萬物的反射作用』。……人的意向引導『價值空間』的

『現實化』而促成了新的『景觀』。然而，價值空間仍然是存在人的腦海中理想 的環境模式，必須有實踐『行為（Behavior）』才能使價值空間真正呈現。」

若用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為例子，縱使眼前的客觀環境的景有「若夫霪雨 霏霏，連月不開」，也有「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處在當中的人用「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態度（Attitude）來面對，最後選擇的行為是

「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之詩 賦於其上，囑予作文以記之。」此舉，等同於形成新的文化景觀，若不是這樣，

宋朝的古人選擇積極面對環境的態度很難被今日的我們所體會、所識覺。當時個 人的經驗難以抽象跨越時空，流傳百世，所以岳陽樓記文字與岳陽樓的存在，等 於換化成空間中的文化地景，不斷影響後世，在成為新的文化地景。

「『人』實際上與『環境』直接接觸的只有兩個機會，及環境的特徵之被識 覺，及人以行為在環境所創造的新文化景觀，兩者皆說明『環境是處於被動的客 觀地位』，這就是『人本主義地理學』的精義所在（潘桂成，2009）。」也就是 因為以人為主體作為出發，人文主義地理學觀看環境，看到了地方（place），地 方是指人們發現自己、生活、產生經驗、詮釋、理解和找到意義的一連串場所

（locales）（Peet, 2005）。

段義孚探討了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連帶，強調感知環境的方式。「地方之愛

（Topophilia）」是個創新的詞，意思是人類對地方的愛，或更廣泛的說，是全 體人類對於物質環境的情感連帶。人類以各種方式回應環境，包括了視覺和美學 鑑賞，以及親身接觸。他認為，最強烈的美學經驗經常源於驚奇，但是對地景的 個人持續欣賞，在混合了人類事件的記憶，或是當美學愉悅結合了科學好奇時，

格外能夠持久。在地方之愛裡，人對過去的察覺很重要（Peet, 2005）。過去的 察覺指的便是上文不斷強調透過識覺形成經驗，不斷抽象化概念而成的價值系 統。

本研究所指的「人」的定義為何？段義孚先生指出「人」有三個層次：即個 人（Individuals）、文化人群（Cultural Groups）及人類（The Human Species）（潘 桂成，2009）。而本研究所指的「人」是文化人群。文化人群應該是人文主義地 理研究最重要的主角，其只具有特殊共同屬性的一群人，而他們的共同屬性是後 天在個人文化生活中養成的。長期在同一環境生活，每個個人可能對環境都有不 一定相同的價值觀，但常常要共同應付環境內「相同的特殊狀況」，反覆為之，

漸漸產生「文化共識」，表現成習慣性的「文化行為」，少數的不同意見漸漸泯 滅（潘桂成，2009）。為何使用文化人群在於本研究以社區做為研究區域單位，

而在不一樣社區所生活的人受環境影響往往具有較為相同的識覺行為。文化人群

對地方有「同感」而形成「相同的文化行為」，造就「相同的文化景觀」（潘桂 成，2009）。所以騎樓才得成為今日我們所見之景觀。

在人與地互動的過程中，人是處於主動對環境評價的地位，人的主觀表達顯 得特別重要，而偏偏人是兼具規律自然性及自由人性的個體，人與人之間在基本 反應行為之外，有更大的變異性（Deviation），因而使由地方感而引出的「地方 屬性」變顯得「多樣化（Variety）」（潘桂成，2009）。在這樣的脈絡底下看，

用人本主義地理學研究地方或空間的重點在於了解景觀形成背後的「人」，涉及 了文化、社會的思維，而把人放在環境當下的主角。環境不變的情況下，人的思 想、識覺、評價可不斷的改變，「境隨心轉」，如同潘桂成所言：「空間感乃人 所賦予環境的價值意義，為環境在特定的時空情景下的主觀地理知識，由人主 導，但又不影響環境原有客觀地理知識的存在性和特有性。」

長期以來，受到實證科學的影響，對於事物的認知，往往追求一個理性、客 觀、可驗證的「解答」，地理學也在其中受到考驗。尤其強調「區域特性」、「文 化特性」的同時，好像已經失去歸納出一個可利於人類「一以貫之」的法則的意 義，更何況訴諸於變動不一的「人心」。但是，研究者在人本主義地理學裡看到 不一樣的思維，環境因人的存在而有意義。

在人本主義地理學，探討人的空間感與地方感，是為人處在環境當中意義的 所在，要研究環境識覺，更近一步的就是要得到背後的「感」：空間原是「空之

在人本主義地理學，探討人的空間感與地方感，是為人處在環境當中意義的 所在，要研究環境識覺，更近一步的就是要得到背後的「感」：空間原是「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