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四節 ADHD 學童家長相關研究
職壓力(鍾燕宜、潘雨辰、陳右振、郭煌宗，2010)，ADHD 各種不被社會規範所接 受的行為是 ADHD 罹患病童在成長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的情形，與家長的關係不 大，但是注意力不集中過動症影響的不只是 ADHD 兒童自己，患有 ADHD 症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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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各方面表現的異常對家長和家庭都產生了很大的壓力(Barkley，1995；何善欣，
2000)。
壹、
社會及學校支持洪儷瑜在實習門診中第一次遇見 ADHD 小女孩時的印象是：真是個野丫頭！
她的父母到底在家是怎麼教小孩的？如果不是父母沒教就是這小女孩是故意的(洪 儷瑜，1998)。受過特殊教育的專家在實際遇到 ADHD 兒童時也被這疾病嚇了一跳，
那更遑論社會上對 ADHD 完全沒有概念的一般大眾了，這也難怪到目前為止仍有 許多人認為 ADHD 只是父母推卸教養責任的藉口或藥廠的銷售策略。
Barkley 在 1990 年聽到他心理醫生從業生涯中最震驚的一句話，那位母親的話 讓 Barkley 開始瞭解身為 ADHD 兒童母親的深沉痛苦與不放棄的堅持(Barkley，
1995)。
ADHD 兒童的家長經常會接到教師、鄰居、親友、家中長輩善意但卻不正確 的建議，有的甚至讓 ADHD 兒童家長覺得被疲勞轟炸(Barkley，1995)。這些不瞭解 ADHD 兒童的成人對於 ADHD 兒童沒有基本的認識，對 ADHD 兒童家長的努力也 不瞭解(周唯淵，2007)，他們不瞭解過動兒從基本的教養方式上就跟正常孩童有著 相當不相同的需求(Barkley，1995；梨人 a，2004；何善欣，2000)。即使許多相關研 究已經完成，許多證據顯示 ADHD 兒童是生理疾病而非與家長或家庭有關，但是 不管是在社會上或是網路上，仍有許多荒謬的言論(Barkley，1995)，包括：過動兒 是父母教養不當或是寵溺或是放任所致，是父母為了掩飾教養無能所發明出來的 病名；以前沒有這種病，是藥廠為了將藥賣出增加收入才創造的名詞(Barkley，1995)；
治療藥物中的 methylphenidate (藥名 Ritalin 利他能)是一種毒品安非他命，是在讓兒 童飲鴆止渴；現代環境過度汙染，造成忍受汙染程度較低的孩童出現不適應症狀；
正常兒童在小時候吃了太多甜食才會造成躁動行為。
在社會大眾和學校教師的心裡，注意力不集中缺陷過動症仍然常被誤解病因，
並且各人對注意力不集中缺陷過動症的接受度因為瞭解程度不一而具有爭議性
（G.Amen，2011；梨人 b，2004；何善欣，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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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養責任ADHD 不只有注意力無法集中和活動量過大的問題，也不是只單純影響學業 成績與 ADHD 兒童和同學間的相處而以，ADHD 兒童每天從眼睜睜開的哪一刻到 睡著的那一刻中間的分分秒秒，每一件日常生活誇張的行為都會讓 ADHD 兒童家 長的神經緊繃(犁人 a，2004；何善欣，2000)。隨著 ADHD 兒童長大邁入國小中高 年級，變得更有行動力、更有破壞力及更強的叛逆性，使得 ADHD 兒童家長被迫 付出已經低於一般家長的休息時間和所剩無幾的精力（Gilbert，2000；犁人 b，2004；
張景盛等人，2010）。家中出現一個注意力不集中又過動的 ADHD 兒童，對任何父 母或養育者來說都是很大的挑戰，ADHD 兒童的症狀發生在大部分的情境中，父 母為了處理 ADHD 兒童闖下的禍每天都疲於奔命(黎佩貞，2013)。
罹患 ADHD 的孩童從嬰兒期就展現難養育的特質(Fowler，2001)。當太太是全 職家庭主婦，不管是社會、婆家、娘家或丈夫都會將照顧孩子的責任放在太太的 身上，太太無法使嬰兒舒適安靜，要求丈夫的協助，然而丈夫白天必須上班，夫 妻因此會經常起爭執(Fowler，2001)。
Fowler 提到她的第三個孩子患有 ADHD，從出生後每天晚上八點到次日清晨六 點，每二十分鐘哭一次。在孩子出生三個星期後，她開始出現憤怒、捶枕頭、大 吼大叫，疲勞使她的行為跟情緒接近崩潰邊緣，她開始後悔生下這個孩子，但是 又為自己這樣的想法感到羞愧，她認為自己無法當好一個讓寶寶滿意的媽媽，反 而責怪這個孩子(Fowler，2001)。Fowler 處在一種艱困的處境中。不幸的，她的處 境並不是單一的個案，許多 ADHD 病童的家長因為孩子難以管教而有較差的親子 關係(張立人、高淑芬，2010)，他們不懂為什麼自己的孩子就是跟別人不一樣，費 盡心思還是被批評責怪，孩子教不聽、教不會，天天提心吊膽的等著要跟別的孩 子父母道歉或是接老師抱怨的電話(G.Amen，2011；犁人 a，2004；犁人 b，2004；
Barkley，1995)。
ADHD 孩子對父母的要求相當多、難以集中注意力聽或看任何事物、無法被 控制或控制自己的行為、行事太過衝動、常常受傷或使別人受傷、過於躁動而且 脾氣暴躁，這些行為問題都造成父母養育 ADHD 孩童的壓力(Barkley，1995)。國內 醫學研究發現 ADHD 病童的父母因為病童的狀況不同，呈受更大呈度的壓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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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社會文化不管對病童或父母都是阻力(Ruu-Fen Tzang、Yue-Cune Chang &
Shen-Ing Liu，2009)。父母不只在家中必須面對難以管教的 ADHD 孩子，出了門還 要面對附近鄰居對 ADHD 孩子的投訴，和學校老師的抱怨，再加上父母天生的父 愛及母愛，擔憂孩子無法融入團體，無法在學校適應良好，即使已經做了很多的 努力，ADHD 孩童的父母仍然不會得到對等的報酬(Fowler，2001；犁人 a，2004)。
參、
身心負擔這些出現在一般孩子身上已經是必須由心理師來輔導的難題是當初家長生下 孩子的時候完全想像不到的(Barkley，1995)。很多 ADHD 孩童的父母會因為養育 ADHD 孩童太痛苦，而有後悔生下這個孩子(Fowler，2001)，甚至出現想要一起消 失的念頭 (犁人 a，2004)。除了不愉快的情緒及困擾無法紓解，ADHD 孩童的父母 會因為關注 ADHD 孩童，忽略掉自身的情緒需要放鬆，也忽略掉自身的身心症狀，
而將焦點集中在 ADHD 孩子的身上(Barkley，1995；Monastra，1976)。
在許多研究中發現 ADHD 兒童會影響家長的心理及婚姻。陳玟伶調查發現 ADHD 兒童的母親中有 40%有憂鬱傾向(陳玟伶，2010)。高達 60%的 ADHD 兒童母 親自尊心和自信心較低，25%的 ADHD 兒童母親罹患憂鬱症，15%的 ADHD 兒童父 親酗酒或濫用藥物，如果生下一個 ADHD 孩子，夫妻離婚率將會提高兩倍(何善欣，
2000)。Barkley 和團隊的研究顯示若將夫妻不合情形包含離婚及分居，則育有 ADHD 兒童的父母分居及離婚的比例比一般夫妻高了三倍，搬家比例比一般家庭高了四 倍(引自蔡景宏、高淑芬，1999)。養育 ADHD 兒童的父母有較高的心理壓力，壓力 面向包含了心理疾病致病因素和環境壓力因素。在心理疾病致病因素中有憂鬱症 傾向、父母有較高的離婚機率、擔任家長的勝任感降低；在環境因素中包含了委 屈求全的夫妻關係、角色的限制、社會排斥和父母身心健康狀況(臧汝芬、張玉坤、
劉珣瑛，2009；Jennifer Theule、Judith Wiener、Maria A. Rogers、Imola Marton，2011)。
而台灣社會文化中習慣於批評別人的文化，對於養育 ADHD 兒童的父母帶來更大 的壓力，也對於 ADHD 兒童的發展更加不利(臧汝芬等人，2009)。
綜合上述可以瞭解，養育一個 ADHD 孩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 ADHD 嬰兒 出生那一天開始，父母就注定要受到痛苦的折磨，從嬰兒期的哭鬧不休，導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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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失和；到學步期的無法安坐，破壞力隨著年齡及體力增加也越來越大，父母帶 ADHD 孩童出門是一場災難，ADHD 兒童的父母還常常要向別人道歉，接受別人的 責難說教。在內外夾攻下，ADHD 兒童父母的分居和離婚率是一般統計比率的三 倍，搬家的比例是一般家庭的四倍，將近一半的 ADHD 兒童母親有憂鬱傾向，每 四個 ADHD 兒童母親就有一個罹患憂鬱症，超過一半的 ADHD 兒童母親自尊心及 自信心都低落，對身為母親沒有喜悅感，每 6-7 個 ADHD 兒童父親就有一個會陷 入物質濫用的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