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與身分認同之探討---西班牙後佛朗哥時期的女性作家之偵探小說 (III)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性別與身分認同之探討：西班牙後佛朗哥時期的女性作家

之偵探小說 (III-III)

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7-2410-H-004-158- 執 行 期 間 ： 97 年 08 月 01 日至 98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外文中心 計 畫 主 持 人 ： 楊瓊瑩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劉又人 大專生-兼任助理人員：楊逸惟 報 告 附 件 ： 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處 理 方 式 ：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0 月 24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 成 果 報 告

□期中進度報告

性別與身分認同之探討：西班牙後佛朗哥時期的女性作家之

偵探小說 (III-III)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7－2410－H－004－158－

執行期間：97 年 8 月 1 日至 98 年 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楊瓊瑩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程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0 月 22 日

性別與身分認同之探討：

西班牙後佛朗哥時期的女性作家之偵探小說 (III-III)

中文摘要

奧 莉 薇 (Maria-Antònia Oliver) 、 西 摩 (Isabel-Clara Simó) 及 瑪 荷 納 (Assumpta Margenat) 屬於新生代的女作家，先後於 1980 年代後期開始活躍於西班牙文壇，她們 三人均來自卡塔盧尼亞語區（卡塔盧尼亞、瓦倫西亞、巴莉阿里群島），皆以卡塔盧尼 亞方言書寫其女性偵探小說。儘管三位女作家的寫作風格不同，詮釋女性主角與犯罪世 界之關係也極不相同，但由於她們均選擇卡塔盧尼亞方言來創作，突顯了方言文學尤其 是卡塔盧尼亞文化的再興與擴張。

奧莉薇的《紫色的研究》(Estudi en lila)(1985)、《對蹠地》(Antípodes )(1988)是一系 列以巴塞隆納地區的女性私家偵探羅妮亞(Lònia Guiu)為主角之偵探小說。作品中，羅 妮亞具有強烈的社會意識，非常執著於辦案，強調性解放、兩性平等，時時挑戰男性公 共領域，是西班牙的女硬漢及自由女性主義派的代言者。西摩的《黑色的影子彷彿暴風 雨之烏雲》(Una ombra fosca, como un núvol de tempesta)(1991)則描寫一位原先是平凡的 家庭主婦莎拉(Sara)後因丈夫慘遭謀殺而搖身變成女性偵探的辦案故事。在漫長的辦案 過程裡，女主角除了揭發丈夫生前不可告人的非法交易，也經歷了女性自我追尋與主體 認同的旅程。瑪荷納的《遠離安道爾》(Escap’ t ďAndorra)(1989)卻是一部以女性犯罪復 仇者羅西(Rossi)為主的傳奇偵探小說。藉著羅西反傳統的復仇者角色，作者強烈的批判 以男性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所衍生的性剝削與性暴力。 本計劃旨在探討奧莉薇、西摩及瑪荷納三位女作家如何運用偵探小說文類(detective genre)呈現性別、身分認同與暴力的主題，藉以解構傳統父權社會所賦予女性之刻版形 象，並再現女性/他者(Other)的特質，試圖突破卡塔盧尼亞女性的雙重邊緣化之困境。 關鍵字：女性偵探小說、性別、身分認同、暴力、雙重邊緣化

Gender and Identity:

Women’s Detective Fiction in the Post-Franco Spain (III-III)

Abstract

Maria-Antònia Oliver, Isabel-Clara Simó and Assumpta Margenat belong to the new generation of female writers and began to emerge in the 1980s from the Catalan-speaking regions of Spain, namely Catalonia, Valencia, and the Balearic Islands. Though each writer posits a diff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 female characters and the world of crime with a variety of literary styles, all these three authors have chosen to write their work in Catalan or one of its dialectical variants to stand out regional literature, in particular the revival and expansion of Catalan culture.

Oliver’s works Estudi en lila (Study in Liac, 1985) and Antípodes (Antipodes, 1988) feature Lònia Guiu, a Barcelona-based, professional female private eye. Through Lònia’s investigations Oliver provides u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examine in depth a number of issues which have a particular relevance for women. Simó’s Una ombra fosca, como un núvol de tempesta (A Corpse of One’s Own, 1991) centers on Sara, a middle-aged housewife turns detective when her husband is murdered. During the lengthy investigations, Sara not only uncovers the truth about her husband’s shady business, but also has gone through her journey of self realization. Margenat’s Escap’ t ďAndorra (Wild Card, 1989) features Rossi, a female criminal avenger. Through Rossi’s anti-traditional female role, the novel intends to criticize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violence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male-controlled capitalism.

The present project aims to study how these three female authors use the detective genre to explore themes of gender, identity and violence with the purpose of deconstructing the rigid women’s roles and stereotypes by conventional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to represent women’s/Other’s traits so as to rewrite the double marginalization of Catalonian women.

一、前言

長久以來，由於西班牙文學評論家的性別偏見及男性優越感，致使女性作家的作品 通常不被選錄於西班牙文學史集中，其作品可說是「被邊緣化、被平凡化、或是被忽視 了」(Davies, 1998:3)。就偵探小說文類(detective genre)而言，西班牙女性作家更是極少 被提及，即使她們在該文類發展之初便投入創作。最明顯的例子是巴尚(Emilia Pardo Bazán)，早在 1911 年她便出版了中篇偵探小說〈血滴〉(La gota de sangre)，對於西班 牙早期偵探小說的發展扮演著先驅者的角色；另外，五十年代頗受大眾歡迎的暢銷女作 家卡爾(Isabel Calvo de Aguilar)，經常將英式古典偵探小說的模式運用於作品中，可說 是西班牙的克麗絲汀(Agatha Christie)，然而她的小說也從未出現在偵探文學評論中。美 國知名女性主義學者克萊 (Kathleen Gregory Klein)在其專書《女性偵探：性別與文類》 (The Woman Detective: Gender and Genre)則批評「長期以來，偵探小說文類的創作一直 存在性別偏見，導致於傳統上女性地位邊緣化，使女作家在此文類中難以突顯出來」 (Klein, 1995: 2)，因此，她認為必須創作以女性為中心(feminocentric text)之偵探文本以 拓展更廣闊的偵探小說之視野。英國學者克蘭妮‧法蘭西斯(Anne Cranny-Francis)也指 出，許多女性主義作家運用偵探小說文類的特質來檢視或顛覆男性偵探的傳統角色，進 而建構其作品的女性主義意涵，由此，時而挑戰、質疑資產階級父權體制裡個人主體的 認同議題(1990: 144)。對於女性作家與女性讀者而言，偵探小說，尤其是美式硬漢偵探 小說(American tough/hard boiled school)，經常反應當代社會與文化的種種變遷，比起其 他文學形式或許更貼切的呈現與女性相關的嚴肅議題，例如：性別壓迫、性騷擾、性暴 力、性別關係、自我追尋與實踐等。偵探小說提供了理想的文學模式與寬廣的書寫空間， 讓女性作家盡情的抒發其女性主義之論述，進而藉著女性主角偵辦犯罪案件的過程探討 女性權力與女性意識的覺醒。 然而女性作家若覺得受到西班牙文評家之隔離與邊緣化，那些母語非卡斯提亞語 (Castilian)的女性則屬於西班牙的「雙重少數民族」(double minorities)。事實上，直到近 年來，以西班牙所謂的方言書寫之文學作品，例如：卡塔盧尼亞語(Catalan)、巴斯克語 (Basque)及加利西亞語(Galician)，才逐漸受到文壇的重視。昔日在佛朗哥的獨裁統治 下，這三種方言被執政黨視為一種無法接納的邊緣國家主義之語言，對於當時西班牙中 央集權與統一的理念目標造成極大的威脅，因此遭到官方強烈禁用。直到八十年代，隨

著佛朗哥獨裁時代的結束，西班牙政治與社會產生風起雲湧的劇變，隨之掀起出版少數 語言/方言的作品風潮，其推動力主要來自於一些自治區政府極力提供經費補助以展現 他們獨具的國家認同特質。另外，由於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帶動了兩性平權等議題，西 班牙文壇也興起女性作家的創作風氣，社會大眾爭相閱讀女性作家的作品，間接造就了 不少女性暢銷作家，其中也包括以方言寫作的女性偵探小說家。

奧 莉 薇 (Maria-Antònia Oliver) 、 西 摩 (Isabel-Clara Simó) 及 瑪 荷 納 (Assumpta Margenat) 屬於新生代的女作家，先後於八十年代後期開始活躍於西班牙文壇，她們三 人均來自卡塔盧尼亞語區(卡塔盧尼亞、瓦倫西亞、巴莉阿里群島)，皆以卡塔盧尼亞方 言書寫其女性偵探小說。儘管三位女作家的寫作風格不同，詮釋女性主角與犯罪世界之 關係也極不相同，但由於她們均選擇卡塔盧尼亞方言來創作，突顯了方言文學尤其是卡 塔盧尼亞文化的再興與擴張。 奧莉薇的《紫色的研究》(Estudi en lila)(1985)及《對蹠地》(Antípodes )1 (1988)是一 系列以巴塞隆納地區的女性私家偵探羅妮亞(Lònia Guiu)為主角之偵探小說。作品中顯 現羅妮亞具有強烈的社會意識，對於辦案非常執著，強調性解放、性別平等，時時挑戰 男性公共領域，是西班牙的女硬漢及自由女性主義派的代言者。西摩的《黑色的影子彷 彿暴風雨之烏雲》(Una ombra fosca, como un núvol de tempesta)2

(1991)則描寫一位平凡的 家庭主婦莎拉(Sara)因丈夫慘遭謀殺而搖身變成女性偵探的辦案故事。在漫長的辦案過 程裡，女主角除了揭發丈夫生前不可告人的非法交易外，也經歷了女性自我追尋與主體 認同的旅程。瑪荷納的《遠離安道爾》(Escap’ t ďAndorra)3 (1989)卻是一部以女性犯罪 復仇者羅西(Rossi)為主的傳奇偵探小說，藉著羅西反傳統的復仇者角色，作者強烈的批 判以男性為中心(phallocentric)的資本主義所衍生的性剝削與性暴力。 本計劃旨在探討奧莉薇、西摩及瑪荷納三位女作家如何運用偵探小說文類呈現性 別、身分認同與暴力的主題，藉以解構傳統父權社會所賦予女性之刻版形象，並再現女 性/他者(Other)的特質，試圖突破卡塔盧尼亞女性的雙重邊緣化之困境。 1

本篇論文有關奧莉薇(Maria-Antònia Oliver)的兩部小說《紫色的研究》(Estudi en lila)與《對蹠地》 (Antípodes )之部分引用取自於西班牙文譯本。

2

本論文關於西摩的小說《黑色的影子彷彿暴風雨之烏雲》(Una ombra fosca, como un núvol de tempesta) 之部分引用接取自於哈爾德(Patricia Hart)的英文譯本。哈爾德的英文譯本書名為 A Corpse of One’s Owan，但筆者認為卡塔盧尼亞語原文書名之直譯較接近作者的創作動機。

3

本文有關瑪荷納的作品《遠離安道爾》(Escap’ t ďAndorra) 之部分引用接取自於瑪克托斯(Shelia Mclntosh)的英文譯本。該譯者的英文譯本書名為 Wild Card，取自於女主角羅西閒暇無聊時獨自玩的西班 牙紙牌遊戲，筆者仍沿用卡塔盧尼亞語原文書名之直譯。

二、文獻探討、研究方法

有關當代卡塔盧尼亞女性偵探小說之研究，例如：奧莉薇(Maria-Antònia Oliver)、 西摩(Isabel-Clara Simó) 及瑪荷納(Assumpta Margenat)等作家的作品研讀並不多。英國 學者 Shelley Godsland 與 Anne M. White 合著的論文 “Investigating Fictions of Identity: Contemporary Catalan Crime Fiction by Women”扼要的分析三位女作家的重要偵探小說 作品，也闡釋了卡塔盧尼亞女性的雙重邊緣化之主題。關於奧莉薇(Maria Antònia Oliver) 的 相 關 論 文 ， 例 如 Kathleen McNerney 的 “Catalan Crazies: The Madwomen in Maria-Antònia Oliver’s Attic”及 Janet Pérez 的“Metamorphosis as a Protest Device in Catalan Feminist Writing”，則以女性主義之觀點探討奧莉薇的作品。Melissa Stewart 的 “From Ofèlia Dracs to Oliver and Fuster: Self-Reflexive Games in Catalan Detective Fiction”， Nancy Vosburg 的“Gender Bending: Maria-Antònia Oliver’s Catalan Sleuth”及 Shelley Godsland 的“Maria-Antònia Oliver: La reescritura femenina/feminista de la novela negra”，主要分析奧莉薇的女性(硬漢)偵探小說之寫作技巧、風格與女性議題。José Colmeiro 的“The Spanish Detective as a Cultural Other”，則以後殖民理論研究當代西國以 其他方言書寫的偵探小說，而奧莉薇的作品則成功的再現卡塔盧尼亞女性如何面臨雙重 邊緣化之主題，也突顯卡塔盧尼亞文化的再興與擴張。

本計劃以文本分析為起點，探討作品的偵探類文體結構、女性人物(偵探、受害者、 復仇者)、男性角色、女性議題、寫作風格、空間與時間的處理等層面，將性別與身分 認同之主題作為計畫主軸，再以文學與文化研究理論為輔，詳盡闡釋小說主軸衍伸的議 題與意涵。本計劃將援引 Catherine Davies 的 Spanish Women’s Writing (1849-1996)，Anny Brooksbank Jones 的 Women in Contemporary Spain，Lisa Vollendorf 編著的 Recovering Spain’s Feminist Tradition，以了解西班牙女性文學的發展與創作脈絡，及西班牙女性主 義的流派及社會變革。女性/女性後主義、女性偵探小說與性別主體認同的議題則借助 Anne Cranny-Francis 的 Feminist Fiction. Feminist Uses of Generic Fiction，Gregory Kathleen Klein 的 The Women Detective. Gender and Genre，Sally Munt 的 Murder by the Book? Feminism and the Crime Novel，Lidia Falcón 的 Los nuevos mitos del feminismo， Imelda Wheleham 的 Modern Feminist Thought. From the Second Wave to “Post-feminism” 與 Ann Brooks 的 Postfeminism. Feminism, Cultural Theory and Cultural Forms 。而性別 與空間的論述將援引 Doreen Massey 的 Space, Place and Gender。

三、 卡塔盧尼亞女性偵探小說的崛起

根據學者哈爾德(Patricia Hart)及雷希納(Joan Ramón Resina)的研究，卡塔盧尼亞是 西班牙第一個犯罪/偵探小說文類蓬勃發展的地區(Hart 1987: 51; Resina 1994: 119)，主要 是因為資本主義工業化早在十九世紀便在該都會地區誕生，而被視為偵探文學興起的重 要元素。卡塔盧尼亞除了其地理位置較瀕臨北歐地區－犯罪/偵探文學的早期發源地， 宮爾西(Daniele Conversi)也提出該地區有教養的資產階級長期以來不斷接受與吸取外 來的文化影響與模式，均造就犯罪/偵探小說的發展(188)。 犯罪/偵探文類在卡塔盧尼亞具有相當漫長、輝煌的歷史，但在佛朗哥極權統治時 期，某些小說家仍堅持以卡塔盧尼亞方言來書寫作品，此足以證明其保存、推廣該語言 的用心。當時，以非卡斯提亞語出版並不被執政黨認可，即使於佛朗哥死後的轉型期 (Transition period)，卡塔盧尼亞仍必須克服早先佛朗哥政府的強制政策與多年來卡斯提 亞語區鼓勵大量勞工人口遷徙至巴塞隆納所帶來的文化阻礙。基本上，卡塔盧尼亞的傳 統文學模式偏向於學院派。許多卡塔盧尼亞作家於二十世紀中葉面臨語言整合的困境 時，開始認真思索能突破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風格及卡斯提亞語帶來的語言糾葛之文 學形式。偵探小說文類對於卡塔盧尼亞作家而言，則是一項能推廣其作品與鼓勵書寫卡 塔盧尼亞方言極為重要的媒介。知名偵探小說家例如：瓦思奎斯‧孟德曼(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及福斯德(Jaume Fuster)也一致認為大眾文學諸如犯罪/偵探文類有 助於建構卡塔盧尼亞之國族認同，而大眾文化對於卡塔盧尼亞的語言及移民文化之整合 扮演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偵探小說旨在探索「誰」是犯罪兇手，作品敘述主題不僅 環繞在揭發罪犯的身分，也試圖辨別其犯罪的動機，因而身分認同的主題儼然成為偵探 文類不可或缺的元素。芒特(Sally Munt)指出犯罪/偵探小說裡的所謂「神秘推動力」 (driving mystery)便是「身分認同的追尋－不僅是謀殺兇手的身分，更擴及到讀者的身份 認同」(1994: 207)。筆者認為犯罪/偵探小說裡身分認同之主題在多語種、多元文化的社 會，尤其以卡塔盧尼亞地區為例，更能幫助讀者了解卡塔盧尼亞的國家與文化認同政治 的特質。 在卡塔盧尼亞，女性是首先創作偵探小說的作者。在其將近七十年的創作歷史裡， 不乏有知名的女性作家曾發表偵探小說或與其文類結構相仿的作品，例如：羅多雷達 (Mercè Rodoreda)－二十世紀卡塔盧尼亞最傑出的女性小說家，也曾於三十年代末期書 寫短篇偵探小說〈罪惡〉(Crim, 1936)，旨在反諷英式推理小說的神祕特質；另一位女

性主義作家卡普曼尼(Maria Aurèlia Capmany)也於六十年代出版一系列的偵探作品，利 用此文類間接批判當時的社會、政治局勢。根據卡茲蘭(Shelley Godsland)的研究，由卡 斯提亞語系的女性作家所書寫的偵探文本較傾向於探討性別與犯罪之間的關聯，多以女 性主義者或女性為中心的觀點出發；然而由卡塔盧尼亞女性作家所創作的作品，除了探 討性別的議題，也包括對於國族認同的關懷(2007: 144)。許多文評家指出，卡塔盧尼亞 女性由於其性別及國族之關係，最終仍被歸類於西班牙的「雙重少數民族」，作家們不 時在文中透露國家「中心」(西班牙)與視為邊緣的「國家中的國家」(卡塔盧尼亞)之二 元對立關係；女性偵探小說的女性人物則被賦予象徵的意涵，不斷突破性別、身分認同 及父權暴力所帶來的障礙，好比卡塔盧尼亞多年來極力爭取自治權一樣。 四、解構性別與追尋多重身分認同 前面已提到，身分認同始終是偵探小說的重要主題之一。芒特在其英美女性偵探小 說的分析裡，不斷強調身分認同之追尋對於當代女性偵探小說具有特別的涵義，因為許 多女性作家藉著書寫該文類來探索女性身分認同的論述，這也正好應證在奧莉薇、西摩 及瑪荷納的創作理念中。我們發現三位女作家巧妙的以偵探文類為媒介，創造了女性偵 探角色(不管是專業的私家偵探羅妮亞亦或是家庭主婦莎拉)，藉以挑戰長久以來身分認 同被定位在單一、固定的理念，而她們特別針對父權體制下所制定的女性氣質，試圖呈 現身分認同的過程是具有動力且富含多重選擇性，因女性角色可以是主動、有認知理念 的個別主體。武拉德(Kathryn Woolard)在其專書《雙重言語》(Double Talk)探討卡塔盧 尼亞的雙語文化(卡斯提亞語及卡塔盧尼亞語)及族群的發展情形，也提到卡塔盧尼亞居 民由於長期受到複雜的社會語言文化相互交流之影響，「自然而然的必須同時面對兩個 層面來檢視他們的身分」(1989: 58-59)。武拉德的研究強調雙語的環境造成雙重身分認 同，認同的歷程是充滿變動性、流動性，也暗指一連串的選擇與自我意識的建構。無疑 的，奧莉薇、西摩及瑪荷納的偵探小說中的女性角色均具雙重/多重身分，充分解構傳 統負面及刻版的女性特質。 羅妮亞是奧莉薇的一系列美式硬漢偵探小說的主角，其身分為女性私家偵探，也是 作品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她是一位來自馬尤爾卡島(Mallorca)的中年女性，後來移居至 巴塞隆納工作，爾後在當地開設私家偵探社，她所從事的行業對於西班牙女性而言，是 不被傳統父權社會所認同的。實際上，羅妮亞不僅是具有自由行動及經濟自主能力的女

性偵探，也能夠充分行使自我決定權，尤其對男性屬下展現其掌控力，這些都顛覆了女 性在傳統男性偵探小說所扮演的柔弱女子或惡女角色。羅妮亞以第一人稱敘述者發聲， 根據卡茲蘭的論點，女主角試圖行使權利不僅為了自我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也爲了 突顯女性偵探文本的價值(2002: 349)。在許多場合中，羅妮亞不斷挑戰男性公共領域， 儼然是西班牙的女硬漢，以女性的角度來調查那些對女性造成傷害、威脅的犯罪案件， 因她認清女性不只是慘遭惡徒摧殘的受害者，更是長年飽受父權暴力體制的犧牲者。女 主角除了挑戰傳統女性的職業，也重新爲自己命名(她原名是阿波羅娜－Apòllonia)以去 除阿波羅(Apollo)的痕跡，一個在女人心目中代表父權的象徵。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作 者試圖消除凌駕於女性的父權。 相對於羅妮亞近乎女英雄的行動力，西摩及瑪荷納的偵探文本中的女性人物則呈現 非行動力的女性也能有所作為，正好重新修正修姆(Maggie Humm)指出偵探文類通常強 調男性角色的主動、行動力，而女性角色卻侷限在被動、非行動力的框架之論點(1990: 238)。取而代之的，則是女性的耐心、仔細、冷靜、低調，終能達成個人的目標，對讀 者而言，也是頗具諷刺意涵的角色楷模。瑪荷納的《遠離安道爾》，嚴格來說，是一部 非行動的驚險小說(thriller) (廣義而言，仍屬於偵探/犯罪文類的範疇)。羅西在小說裡是 一位有勇氣、毅力的戲劇性人物，在某一年的冬季，為了解決自身的經濟危機，她決定 越過卡塔盧尼亞的邊界到安道爾4_{的大型超級市場擔任櫃檯收銀員一職。雖然安道爾與} 卡塔盧尼亞的社會文化相近，但羅西仍然感受到強烈的種族、性別歧視。當她發現自己 與眾多女性員工爲了求生計，必須屈服於男性主管的性騷擾時，便暗自籌畫「復仇」的 謀略－竊取超市經理寇爾(Coll)不法的金錢，順便替經濟不平等的女性爭取「正義」。此 時的羅西儼然扮演復仇者、犯罪者的角色。事實上，最後是由羅西的姐姐瑪莉(Mari)以 簡單、非暴力的方式完成竊取的計畫；羅西則在同一時間穿上低胸毛衣，挑逗性的轉移 超市經理的注意力，以爭取姐姐偷竊的時間。她們所犯的偷竊罪，真可算是男性主導搶 劫的戲謔版，因為，不需要驚人的體力，無凶殘行為，無需戴上黑色面具便能完成此項 復仇計畫。 西摩在《黑色的影子彷彿暴風雨之烏雲》所塑造的女主角莎拉是一位五十五歲的中 年家庭主婦，她長年飽受性別歧視，尤其在佛朗哥統治時期，必須遵循男尊女卑的社會 倫理法則－女性只不過是男性的附屬品，無法有自主權決定自己的身體及性別主體。作 4 安道爾共和國位於法國與西班牙交界的庇里牛斯山中，為歐洲頗負盛名的滑雪勝地及法國、西班牙的 免稅天堂。

者很成功的捕捉到莎拉的自我解放與女性意識之覺醒：丈夫的突遭謀殺，卻使她頓時從 枯燥、無趣、缺乏性愛的婚姻桎梏得到解脫，而有機會重新界定個人的身分主體認同。 在作品裡，我們讀到莎拉對過去的省思與未來的憧憬：「她感到很悲哀，過去數十年彷 彿被禁錮在愚蠢的貝殼裡，時時得忍受瑣碎、乏味的生活，加上奧斯卡的掌控，那股想 像的恐懼更使自己緊縮而無法活動。現在，. . . . 她看到生命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切變 的較危險，但卻較令人振奮；較為複雜，卻較自由；較具冒險性，卻充滿可能性與希望」 (50-51)5。莎拉的首要改變便是前往高級美容院打理外表，重拾對自己身體魅力的信心， 這也是追求自我實踐的一大步。由於警探無法繼續辦案，莎拉聯手奧斯卡生前的合作夥 伴薇拉(Vera)來調查丈夫的離奇死因，而搖身變成了女性偵探。在其漫長的辦案過程裡， 女主角除了揭發丈夫生前不可告人的非法武器交易，也經歷了女性自我追尋與主體認同 的生命旅程。莎拉雖然偵查到幕後的主使者，但終究無法抵擋在街頭被歹徒謀殺的命 運；作者似乎有意諷刺女性天生承受了被父權壓抑與迫害的殘酷事實。 眾所皆知，美國硬漢偵探小說裡的男性主角總是被塑造成具有自主能力但喜好獨來 獨往的個性，女性偵探小說家卻傾向於建構其女性主體在一個能互相扶持、互相支援的 女性網絡。奧莉薇、西摩及瑪荷納在其作品顛覆了傳統男性硬漢偵探單獨破案的特點， 強調女性人物為了捍衛其他弱勢及邊緣女性免於暴力之威脅，而攜手合作、共同尋求破 案方法的團結情誼。如此，不僅暗示女性之間的新關係，也重新檢視性別的定義。很明 顯的，將女性視為社會群體的概念十分符合訴求女性平等6_{的第二波女性主義之特質，} 因為第二波女性主義者喜好分享女性的共同經驗，並接受女性獨一無二的特質與女性集 體合作的理念。筆者認為女性人物集體獻身破案的精神，在某種程度上，也質疑傳統父 權認識論體系的權威性；在不同的案例中，三位女性偵探均熱心投入案情，主要是受到

5_{以上中文譯文為筆者自行翻譯，英文版譯文為：”It made her ashamed, all her life closed up in a stupid shell,}

embittered over trivialities, overcome by Oscar’s domination, and curled up and immobilized by imaginary fears. How.. . . she was learning to see things in another way, and she saw that life was completely different: more dangers, but also more exciting; more complex, but also freer; riskier, but full of possibilities and expectations” (A Corpse of One’s Own, 50-51)。

6 _{許多評論家皆認為一九七九年於格拉納達(Granada)所召開的女性主義大會開啟了西班牙女性相關團體} 及組織的分裂。最主要是兩派概念分歧的論戰：一派是所謂的「平等女性主義」 (equality feminism)，強 調推動女性在司法、職場、性/別及社會領域的機會平等；另一派則是「差異女性主義」(difference feminism)，其思想乃根據法國及義大利女性主義者所倡導的「差異」概念，於此，此派思潮不強調女性 平等與權力的擴張，而尊重女性自我的追尋及女性之間的文化差異，進而建構女性多元身分認同之論述。 第二波女性主義則相當於「平等女性主義」，八 0 年代興起的後現代女性主義關懷女性種族、國族、文化 的差異，則十分符合「差異女性主義」的精髓。關於相關論述，請參閱奈特(Vanessa Knight)的〈平等女 性主義/差異女性主義？〉(“¿Feminismo de la igualdad / Feminismo de la diferencia?: A Study and Bibliography of the Debat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Spanish Women’s Narrative.”)，頁 27-43。

那些飽受欺凌、易於受到傷害的女性所激發出來的「姐妹情誼」(sisterhood)所致。羅妮 亞在《紫色的研究》(Estudi en lila)建立了一個完全由女性朋友、同事所組成的廣大社群， 她們不管在工作上或生活上彼此互相依存。我們讀到羅妮亞在尋找強暴古董商艾倫娜‧ 高地(Elena Gaudi)的嫌犯時，不忘通知其他女性友人諸如攝影師娜霧思(Neus)、婦產科 醫師梅西(Mercè)、碼頭辦事員蓓芭(Pepa)、護理人員貝兒塔(Berta)等人幫忙破解連環強 暴案的疑點。女性網絡的凝聚力是相當震撼的，羅妮亞最後能破案，完全歸功於女性群 體的合力協助。羅西則基於自身遭受到超市經理的欺壓所產生的無力感，而引發她勇於 協助另一位也屢遭男同事性騷擾之女性友人來復仇，這股無助感，最後竟啟發羅西姐妹 聯手策劃搶劫超市的復仇計畫，以抗議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所帶來的性剝削。當莎拉了解 到自己與奧斯卡生前的秘書薇拉同樣不知不覺的捲入一場欺詐的風暴時，更能領會女性 團結的重要，也促使她盡速探索丈夫的非法交易事業之幕後真相。 在奧莉薇、西摩及瑪荷納的偵探小說裡，我們不難發現三位作家均呈現女主角試圖 克服女性狹隘空間所帶來的障礙，而擁有汽車似乎象徵了女性的獨立與行動無阻，特別 是像西班牙這個長期以來對於女性施加社會與經濟之束縛的國家，直到佛朗哥統治後 期，才有少數女性開始學習駕駛。這種長期約束女性行動自由的政策，很多情形之下， 的確將女性侷限在居家及家庭的私有領域。在《黑色的影子彷彿暴風雨之烏雲》，當奧 斯卡加薪時，曾問及莎拉的需求，她隨即提出一棟郊區的小屋及一輛汽車之願望，莎拉 了解到如果擁有交通工具便不需要依賴丈夫，同時也能建構自己的主體而不需侷限於家 居空間。儘管他們如願搬到郊區居住，奧斯卡仍無法理解莎拉為何渴望擁有自己的交通 工具，直到奧斯卡死後，莎拉終於實現擁有個人汽車的願望及獲得多年來總被忽視的自 我獨立。哈爾德認為作者西摩仔細闡述女主角莎拉如何突破困境以考取駕照，很明顯的 顯現當時的社會情境：首先，莎拉必須克服丈夫以父權經濟掌控的家庭模式；其次，除 了性別歧視之外，考取駕照意味著接受駕駛課程的昂貴訓練，也牽涉了社會階級的議題 探討(1993: 9-10)。羅西在《遠離安道爾》則駕駛自己的車子自巴塞隆納至安道爾謀職， 又利用它遠離商業味濃厚的安道爾市區至恬靜的山林，享受假日片刻的烏托邦生活，爾 後，在犯案的最後階段，羅西及其姐分別利用車子逃離險境。由於羅妮亞在作品中扮演 女性私家偵探，擁有個人的交通工具對她而言是辦案的首要條件，也允許女主角自由的 遊走於巴塞隆納的都會環境。 國族、社會階級、性別認同的議題，在奧莉薇、西摩及瑪荷納的偵探小說作品裡也 有所探討。儘管卡塔盧尼亞的政壇人物，例如曾擔任卡塔盧尼亞自治區首長多年的普玖

一(Jordi Pujoi)極力主張族群文化整合(cultural integration)以建立卡塔盧尼亞國族主義 (Cataln nationalism)7，然而對於許多卡塔盧尼亞居民而言，身為卡塔盧尼亞人意味著必 須以卡塔盧尼亞語為母語，出身於卡塔盧尼亞在地的「純正」家庭，擁有卡塔盧尼亞的 名字與姓氏，且積極參與卡塔盧尼亞在地文化；基本上，這樣的身分認同過程，仍依循 單一的選擇模式。第奇艾寇模(Susan DiGiacomo)在八十年代早期甚至提出卡塔盧尼亞社 會階層分明的論調：「卡塔盧尼亞人屬於中產階級；而非卡塔盧尼亞人則屬於勞工階級」 (73)。宮爾西(Daniele Conversi)卻認為卡塔盧尼亞地區之經濟長期以來雖然由卡塔盧尼 亞人掌控，外來移民始終居於社會階層的底端，但近年來隨著社會、文化層面的流動， 也有部份外來移民成功的躍升社會階級之案例(212)，因而族裔與社會階級的認同不盡 然是對等的。 西摩在其作品《黑色的影子彷彿暴風雨之烏雲》對於階級、族裔的差異等主題也有 所批判。我們讀到莎拉的丈夫奧斯卡在巴塞隆納郊區購買了一棟房屋，兩人原先與中產 階級的鄰居們過著和諧的生活，這些鄰居皆是「純正」卡塔盧尼亞人。然而，由於鄰近 工業區帶來的環境污染所造成的臭氣，促使這群卡塔盧尼亞鄰居紛紛搬離該社區，緊接 著搬來的社群大多是來自於西國其他地區以卡斯提亞語為母語的勞工家庭。女主角莎拉 與這群新移民不論在文化或語言方面都沒有共通點，對於莎拉而言，這群新移民社區的 女性由其行為舉止看來，似乎不斷鼓吹以卡斯提亞語為母語的勞工階級之文化認同： 大批離去的熱潮開始。他們一個接著一個搬走。莎拉的快樂僅僅持續一年 多。歐克斯地區的資產價格大跌，許多房子紛紛以低價售出，此地充滿了許 多新移民. . . [. . .]之後搬來許多家庭，他們的生活習慣與莎拉不同。女人穿 著浴袍、頭上戴著捲髮夾，便出門到街上。她們在窗口互相呼叫，她們口操 西班牙語，是由刀子與針組成的西班牙語，有著捲舌音，好比銼鋸齒般銳利。 莎拉絕對不是自負的人！但是這群人十分不同。她們是你永遠也不想邀請來 家裡造訪的那種人。(《黑色的影子彷彿暴風雨之烏雲》，頁 14-15)8 7

學者宮爾西(Daniele Conversi)在其著作對於卡塔盧尼亞身分認同的議題，曾引用普玖一(Jordi Pujoi)之卡 塔盧尼亞文化整合的論點加以辯証，原文如下：”Our central problem is immigration and, hence, integration. The basic objective is to build up a community valid for all Catalans. And I would add that by Catalan I mean everybody who lives and works in Catalonia, and who makes Catalonia his/her own home and country, with which he/she incorporates and identifies.” (195)。

8

以上中文譯文為筆者自行翻譯，英文版譯文為：”So the exodus began. They all moved away one after the other. Sara’s happiness had lasted only a little more than a year. As the ‘The Oaks’ property values went down, the houses were sold cheaply, and the place filled up with families that. . . . [. . .] The modest families that

雖然女主角莎拉本身並非屬於知識階層的女性，加上小說一開始，其生活重心皆以丈夫 為主，她對於週遭的環境也並沒有太深入的涉略，然而筆者認為西蒙藉著莎拉的角色有 意反諷第奇艾寇模所提出的卡塔盧尼亞社會階層分明之天真論調，也間接呈現卡塔盧尼 亞女性由於性別與國族所造成的「雙重邊緣化」之現象。 儘管奧莉薇在其作品並未深入探討卡塔盧尼亞語系的女性所面臨的「雙重邊緣化」 之議題，但在《對蹠地》的第十一章，我們讀到敘述者兼女主角提到自己為了調查經營 旅館業的雷歐玻多先生(Don Leopoledo)涉嫌販賣年輕女性至海外賣春的案件，必須假冒 德國媒體記者接觸在該旅館工作的年輕女性員工，然而卻無法完全聽懂她們以生動、俏 皮的卡斯提亞語互相交談。這樣的情形，使羅妮亞不免回想起多年前她的教母與一位來 自西班牙本土口操「帝國與天主教徒」(la lengua del Imperio y cristianos)的卡斯提亞語之 老婦人也曾多次發生因語言之差異所造成的文化誤解，似乎隱射了國族、「邊緣化」的 問題長期以來仍舊未改變(115)。 五、暴力與偵探小說文類 暴力是硬漢偵探小說的重要元素，文中常見到的謀殺、搶劫、詐騙或強暴等行為是 典型的罪行，而許多情況下其受害者是女性。在奧莉薇的偵探小說作品裡，我們發現作 者試圖證明男性暴力是父權社會極為普及的現象，大多鎖定女性為侵略的目標。如此， 呼應了七十年代女性主義者所提出的理論，那就是男性侵犯女性之暴力是無法與現行父 權社會體制分開，因為該體制根據男性掌控女性為首要條件。葛莉芬(Susan Griffin)在其 著名的論文〈強暴：全美國人的罪行〉(“Rape: The All-American Crime”)(1971)曾指出在 父權社會下，男性習慣於學習「侵犯」，因為在這樣的社會體制下，人們總是期待男性 的侵略性及女性的被動性，好比是性別的刻版印象。由此，對女性施加暴力或侵略女性 儼然成為操縱社會的最佳方式，以強迫女性退出公共空間領域。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也持以同樣的論點，在其專書《違背我們的意志》(Against Our Will) (1977) 則堅信強暴構成父權體制的基石之一，它更是掌控女性參與公共事物最有效的方式。 moved in later had customs that were strange to Sara. The women went out into the street in their bathrobes and curlers. They called from house to house out the windows, and they spoke Spanish, a Spanish made of knives and needles, with rolling r’s that went out like the teeth of a saw. Sara was no snob, no sir! But these people were different. They were people you wouldn’t invite to your house.” (A Corpse of One’s Own 14-15)。

面對侵犯女性如此普遍性的事實，奧莉薇運用硬漢偵探小說文類來回應這具有爭議 性的議題。在作品《紫色的研究》，女偵探羅妮亞同時偵查兩起案件。首先，她必須找 到一位來自馬尤爾卡島的年輕女孩－瑟巴斯狄安納(Sebastiana)，該女生遭受強暴而懷 孕，因害怕遭到家人的辱罵而離家出走至巴塞隆納。事實上，瑟巴斯狄安納面臨極為棘 手的情況，一方面不敢告知父母她已懷孕的事實，擔心毀壞家族榮譽；另一方面，無法 決定是否應遵循羅妮亞及婦科醫生梅爾斯(Mercè)的建議以進行人工墮胎，抑或回到家 鄉生下小孩。我們可以說由於父母即將前往巴塞隆納造訪的消息促使瑟巴斯狄安納退 縮，最後竟選擇在羅妮亞寓所的澡缸結束生命。瑟巴斯狄安納的悲劇案件應歸咎於佛朗 哥統治時期或更早時期所盛行的「貞操法則」，也因此許多西班牙女性，特別是那些未 受良好教育或缺乏安全感的邊緣女性，視強暴為羞辱及罪惡感的來源；而且，根據學者 布魯斯班克(Anny Brooksbank)對於當代西班牙女性研究的觀察(95)，向政府當局揭發強 暴事件，通常只有使女性受害者遭受到更多的創傷。女主角羅妮亞身為偵探也無法逃脫 性暴力的威脅。在某一章節，羅妮亞遭受惡徒郭馬拉(Gòmara)僱用兩位殺手猛烈的斯 打，如此暴力的扯下羅妮亞的襯衫，甚至暴露其胸部之行為，完全基於女主角羅妮亞是 女性。 另一起案件則有關尋找強暴巴塞隆納骨董商高地(Elena Gaudi)的三位男子。嚴格說 來，羅妮亞負責調查的兩起案例其同質性頗高，兩件案子都因強暴事件涉及了性別、權 利及男女性關係等相關議題。艾倫娜(Elena)極為渴望找到數月前集體強暴她的三名共犯 男子，其復仇的想法十分明確，也決定實踐激進派女性主義者在巴塞隆納街頭的牆壁所 張貼的標語：「用閹割對抗強暴，」(“Contra violación, castración”) (191)。本作品原文書 名Estudi en lila 是具有特別的涵義。「Estudi」(study)可解釋為學習或認真研究某件事物， 若以作品案例而言，則是應用某一理論；「lila」(lilac)則是暗指以淡紫色噴漆塗抹在巴 塞隆納街頭上之標語。因此，本書名可算是艾倫娜實行報復強暴者罪行之行動計劃，當 然還加上羅妮亞的輔助。直到小說即將接近尾聲，羅妮亞才意識到艾倫娜殘忍的復仇行 為，剛開始非常驚恐，然而女主角針對女性的共同經驗而經過一番深刻的思索之後，決 定不介入艾倫娜的自行執法(閹割共犯者)，最後讓艾倫娜順利逃離巴塞隆納，不需接受 法律的制裁。筆者認為羅妮亞掩飾骨董商，一則來自女性的團結情誼，二則顯現女主角 深切明瞭強暴對於一位女性是具有強大的負面影響。 奧莉薇在下一部小說《對蹠地》繼續探討暴力侵犯女性的主題。女主角羅妮亞為了 舒緩及忘卻前兩起案件帶來的精神、道德壓力，決定遠行至南半球的澳大利亞度長假。

羅妮亞不改其追求正義及性別平等的偵探精神，致力於調查克莉斯汀娜(Cristina)之案 件，她是來自於馬尤爾卡島的一位富家女子，雖出身豪門，卻因家族內部鬥爭，不幸捲 入了國際賣春組織，甚至被迫吸毒、接待男性客戶。羅妮亞在其橫跨墨爾本、巴塞隆納 及馬尤爾卡島的辦案過程裏，見證了家鄉馬尤爾卡島的財團企業家及旅遊業者由於貪婪 經濟利益，不惜過度開發甚至破壞島嶼之生態平衡，而觀光產業的蓬勃也衍生全球性的 販毒及娼妓等社會問題。毫無疑問地，眾多女性是這些開發案被剝削的受害者，不管於 身體亦或精神的侵犯皆是暴力的威脅。女主角羅妮亞不斷思索家鄉巴爾瑪(Palma)島及 墨爾本的年輕女子之卑微的身分，她深信女性被剝削乃源於傳統上女性始終必須「出租」 自己的某些東西，舉凡她們的手，她們的脊背，她們的頭部，甚至她們的性器官以換得 某些利益(《對蹠地》頁 116)。以羅妮亞本身為例，雖身為私家偵探，也懂得自衛之道， 但仍然時常慘遭男性歹徒的撞擊、棍打；在本作品，羅妮亞由於調查雷歐玻多先生的國 際販毒與賣春案件，以至遭受幫派暴力威脅造成肋骨斷裂、左耳失聰的肉體殘害。 西摩在其小說《黑色的影子彷彿暴風雨之烏雲》，藉著女主角莎拉的偵查案件，除 了剖析女性自我實踐與主體認同的主題，作者似乎有意傳達女性由於性別之關係，飽嚐 父權暴力之壓迫而終就淪為暴力之犧牲者。莎拉在其二十五年的平淡婚姻生活中，始終 扮演「次要角色」的家庭主婦，從未有機會接觸社會的黑暗層面；因此，面對丈夫奧斯 卡所遺留的龐大遺產，她自發性地參與調查丈夫生前投入之軍火交易，部分原因則是想 以行動彌補自己過去被動、倚賴的性情。透過多位友人的協助及蒐集線索，莎拉終於得 知軍火交易的幕後指使者為奎拉特先生(Sr. Queralt)。不顧自身安危的莎拉堅持與奎拉特 先生會面，展現了女性偵探追求正義與真理的特質，而雙方經過激辯與妥協之後，莎拉 將獲得公司的部分股份以作為賠償。事實上，女主角已攜帶錄音機私自錄下了奎拉特先 生承認參與軍火交易的談話，準備交與司法單位處理，因為杜絕非法軍火買賣對於莎拉 而言，是每位國民基於道德良知而刻不容緩的任務。西摩以簡潔又緊湊的筆調描繪莎拉 的自信與欣喜，然而當女主角離開公司大門，隨即遭到男性歹徒搶劫裝有小型錄音機的 錢袋，等到好友薇拉趕來，莎拉已被謀殺，僵硬的平躺在街道上。小說以暴力的場景結 束，尤其是莎拉其額頭慘遭子彈射擊所遺留的凝重血塊之影像，帶給讀者無限的遺憾與 省思：「那是一個帶著黑色影子的額頭，就像暴風雲般的烏黑，一位終究仍一無所有的 女性之額頭，她甚至也無法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只有街上容納自己屍體的些微空

間」(《黑色的影子彷彿暴風雨之烏雲》，頁 166-167)9_{。我們可以說莎拉為了捍衛正義} 與公理，不惜犧牲自我，抵禦父權暴力的威脅，遠遠的超越業餘偵探的角色。 在瑪荷納的小說《遠離安道爾》，暴力的議題主要環繞在男性對於女性的性騷擾、 性別歧視與女主角的報復行動。羅西被塑造為聰明、討人歡喜與追求性別平等的女性復 仇者與盜賊，這可算是作者的一項文本策略，試圖創造讀者與作品角色之間的共融與認 同，因而增進讀者對於女主角所執行的搶案有某種程度上的共謀(complicity)關係。瑪荷 納對於女主角的違法行為提供更諷刺的評論。一切的復仇計畫由羅西策劃，其姐妹瑪莉 爲了順利將竊取的金錢帶到邊界，竟將每一張鈔票塞入一盒女性衛生棉中。這樣的舉 動，作者以幽默又戲謔的方式呈現父權體制所掌控的金融世界必須屈就於女性的生理， 因而顛覆了一般男女勞資關係，也就是說，女性通常需要販賣勞力甚至出賣身體以賺取 微薄的收入來維生。羅西的復仇與逃離安道爾，代表女性對於全球化、父權團體的經濟 體系之強烈抗議，因為，以男性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所衍生的性剝削與性暴力是更值得批 判的。 六、結論 巴芭(Homi Bhabha)在九十年代初期對於敘述文體的書寫趨勢曾語重心長的表示： 「國家的邊緣區域逐漸取代了中心地域；因此，周邊的人試圖改寫大都會的歷史與小說」 (7)。儘管巴芭所言是泛指以英語書寫的文學作品，他的論點也可應用在奧莉薇、西摩 及瑪荷納等三位來自卡塔盧尼亞語區的女性作家之作品。我們可以說女性原先是「周邊」 社會的居民，如今不僅移到中心地域書寫她們自己的歷史，也能以母語書寫卡塔盧尼亞 語區的女性如何追求自我實踐與主體認同的艱辛歷程。以奧莉薇、西摩及瑪荷納三位女 性作家為例，她們選擇以偵探小說文類創作則具有特別的意涵，因為此文類長久以來始 終被文評家視為「邊緣」的文化產物，與卡塔盧尼亞語區的女性所面臨的雙重邊緣化之 社會困境頗為雷同；然而，近年來隨著後現代與全球化所強調的混雜(hybritidity)與流動 (fluidity)之文化特質，偵探小說文類也隨之擠入主流文類之一。研讀奧莉薇、西摩及瑪 荷納的作品，使我們了解到卡塔盧尼亞不再是西班牙的「邊緣」地域，而三位女作家以 卡塔盧尼亞方言/母語為她們自己發聲，作品裡的女性偵探皆扮演著多重身分的角色，

9_{以上中文譯文為筆者自行翻譯，英文版譯文為：”It was a forehead with a black shadow on it, black like a}

storm cloud, a forehead of a woman who had ended up with nothing at all on her own, not even a room, just the space on the street taken up by her own dead body” (A Corpse of One’s Own 166-167)。

其漫長的主體認同之歷程也充分的解構傳統父權社會所賦予女性之刻版形象。毫無疑問 的，三位女作家均試圖以反諷的態度來探索父權暴力如何施與卡塔盧尼亞女性身體及女 性主權之威脅。

七、參考文獻

Brooksbank Jones, Anny. Women in Contemporary Spai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97. Bhabha, Homi K. “Introduction.” The Nation and Narration. Ed. Homi K. Bhabha. London:

Routledge, 1990.1-7.

Brownmiller, Susan.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5.

Convsersi, Daniele. The Basques, the Catalans and Spain. Alternative Routes to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London: Hurst and Co., 1997.

Cranny-Francis, Anne. Feminist Fiction. Feminist Uses of Genric Fiction. Cambridge: Polity, 1990.

Davies, Catherine. Spanish Women’s Writing 1849-1996. London: The Athlone P, 1998. DiGiacomo, Susan. “Images of Class and Ethnicity in Catalan Politics 1977-1980.” Conflict

in Catalonia: Images of an Urban Society. Ed. Gary W. McDonogh. Gainesville: UP of Florida, 1986. 79-92.

Falcón, Lidia. Violencia contra la mujer. Madrid: Vindicación Feminista, 1991.

Godsland, Shelley and Anne M. White. “Investigating Fictions of Identity: Contemporary Catalan Fictions by Women.” Crime Scenes: Detective Narratives in European Culture since 1945. Eds. Anne Mullen and Emer O’Beine. Amsterdam: Rodopi, 2000. 219-227. Godsland, Shelley. “Maria- Antònia Oliver: la reescritura femenina/feminista de la novela

negra.” Bulletin of Hispanic Studies 79. 3 (2002): 337-352.

---. “Mujeres que matan: Violencia femenina y transgresión social en la novela criminal femenina española.” Monstruosidad y transgresión en la cultura hispánica. Ed. R. De

La Fuente Ballesteros y J. Pérez Magallón. Valladolid: Universitas Castellae, 2003.151-167.

---. Killing Carmens. Women´s Crime Fiction from Spain. Cardiff: U of Wales P, 2007. Griffin, Susan. “Rape: The All-American Crime.” Ramparts 10.3 (1971): 26-35.

Hart, Patricia. The Spanish Sleuth: The Detectives in Spanish Fiction. Cranbury, NJ y London: Associated U P, 1987.

Humm, Maggie. “Feminist Detective Fiction.” Twentieth Century Suspense. The Thriller Comes of Age. Ed. Clive Bloom. New York: St. Martin’s P, 1990. 237-254.

Klein, Kathleen Gregory. “Habeas Corpus: Feminism and Detective Fiction.” Feminism in Women’s Detective Fiction. Ed. Glenwood Irons. Toronto: U of Toronto P, 1995. 171-189.

---. The Women Detective. Gender and Genre. Urbana: U of Illinois P, 1995.

Knight, Vanessa. “¿ Feminismo de la igualdad / Feminismo de la diferencia?: A Study and Bibliography of the Debat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Spanish Women’s Narrative.” Hispanic Research Journal 2.1 (2001): 27-43.

Margenat, Assumpt. Escap’t d’Andorra. Barcelona: La Magrana, 1989.

---. Wild Card. Trans. Sheila McIntosh. Seattle: Women in Translation, 1992. Oliver, Maria Antònia. Estudi en lila. Barcelona: La Magrana, 1985.

---. Estudio en lila. Trad. de Manuel de Quinto. Barcelona: Vidorama, 1989. ---. Antípodes. Barcelona: La Magrana, 1987.

---. Antípodas. Trad. de Manuel de Quinto. Barcelona: Vidorama, 1990.

Molinaro, Nina. “Writing the Wrong Rites?: Rape and Women’s Detective Fiction in Spain.” Letras Femeninas 28.1 (2002): 100-117.

Munt, Sally R. Murder by the Book? Feminism and the Crime Novel. London: Routledge,. 1994.

the Border. Mercè Rodoreda’s Fiction. Eds. Kathleen McNerney and Nancy Vosburg. Selingsgrove: Susquehanna UP, 1994. 119-134.

---. El cadáver en la cocina. La novela criminal en la cultura del desencanto. Barcelona: Anthropos, 1997.

Simó, Isable-Clara. Una ombra fosca, como un núvol de tempsta. Barcelona: Area, 1991. ---. A Corpse of One’s Own. Trans. Patricia Hart. New York: Peter Lang, 1993.

Woolard, Kathryn. Double Talk: Bilingu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Catalonia. Stanford: Stanford UP, 1989.

八、研究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為三年期計畫之第三部分，乃筆者近年研究西班牙偵探小說作品之延伸，以 性別與身分認同之主題來詮釋西班牙後佛朗哥時期的女性作家之偵探小說。在執行本計 畫 過 程 中 ， 筆 者 已 研 讀 當 代 卡 塔 盧 尼 亞 三 位 女 性 作 家 的 偵 探 小 說 作 品 － 奧 莉 薇 (Maria-Antònia Oliver) 的 《 紫 色 的 研 究 》 (Estudi en lila)(1985) 及 《 對 蹠 地 》 (Antípodes )(1988)、西摩(Isabel-Clara Simó)的《黑色的影子彷彿暴風雨之烏雲》(Una ombra fosca, como un núvol de tempesta)(1991)與瑪荷納(Assumpta Margenat)的《遠離安道 爾》(Escap’ t ďAndorra)(1989)，並已將研究所得撰寫成論文，將發表在十二月於政大舉 行的國際研討會(「女性‧消費‧歷史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頂尖計劃「大 眾文化與(後)現代性：商品‧女性‧歷史記憶」研究團隊主辦，2009 年 12 月 12 日)。 日後將改寫並投稿至國內外相關學術期刊。整體而言，本年度的研究成果符合本計畫預 期目標。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赴國外出差心得報告

98 年 10 月 22 日 附件三 報告人姓名 楊瓊瑩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程 西班牙語專任副教授 出差 時間 地點 民國 98 年 4 月 18-25 日 西班牙馬德里 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NSC 97-2410-H-004-158- 報告內容： 一、移地研究經過 此次利用學校期中考期間(4/18-4/25)赴西班牙馬德里，展開為期一週的移地研究。本年度的 專題研究計畫(延續性計畫第三年)主要是探討性別與身分認同的主題如何呈現於當代卡塔盧 尼亞三位女性偵探小說家之作品，然而蒐集資料的過程十分艱辛。首先，奧莉薇(Maria-Antònia Oliver)、西摩(Isabel-Clara Simó) 及瑪荷納(Assumpta Margenat)的小說文本取得不易，再加上 相關評論資料不多，我必須前往西班牙國家圖書館、馬德里大學圖書館尋找原文版本及西班 牙文版本。我利用五天的時間，在西班牙國家圖書館除了找到三本小說原文版本、西班牙文 版本，也找到卡塔盧尼亞女性作家的相關學術著作，可說是收穫良多。 二、移地研究心得 此次赴西班牙馬德里蒐集資料，對於個人學術生涯有極大的助益。時間若允許，我期待能前 往巴塞隆納的偵探小說出版社與女性出版社翻閱最新的相關書籍。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

98 年 10 月 22 日 報告人姓名 楊瓊瑩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程 西班牙語專任副教授 會議 時間 地點 民國 98 年 6 月 24-27 日 西班牙塞維亞(Sevilla) 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NSC 97-2410-H-004-158- 會議 名稱 (中文) 第五屆西語國家人文學會國際會議 (英文) The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Hispanic Association for the Humanities 發表

論文 題目

(中文)性別與身分認同：貝德拉‧德里卡多的系列女性偵探小說之探討 (英文) Gender and Identity: Chronicle of Petra Delicado

報告內容：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會議係由國際知名的「西語國家人文學會」所主辦，每兩年定期在西班牙舉辦大型國際會 議，旨在推動全球西語人文學者的學術交流。此次會議活動計四天，從文學、語言教學與文 化等角度探討西班牙語如何成為人文主義的中堅。研討會之議程十分緊湊，主辦單位依研究 主題及年代分類，計有兩百多篇論文，分別由來自北美、中南美、歐洲、非洲、澳洲及台灣 的學者宣讀他/她們的研究成果，我則在 6/25 下午宣讀論文。每位發表者有二十分鐘宣讀論 文，之後由各場次主持人提出問題、講評或由聽眾發問，展開學術對談。 二、與會心得 此次國際會議，對於個人學術生涯有極大的助益。我的論文試圖分析喜美內斯‧巴爾雷的以 性別與身分認同為中心主題之女性偵探小說，進而詮釋作者如何運用偵探體裁來呈現女性主 義議題的越界及建構女性主體的論述。本論文在會議中備受肯定。本會議裡突顯了許多當今 熱門及創新的研究趨勢，例如：全球化對西語電影文化工業之衝擊、城市空間與文學的對談、 漂泊離散(diaspora)與僑民文學之探討、西班牙內戰歷史與文學的再現與解構，都是極為吸引 我的研究主題，可做為日後的研究方向。本會議主辦單位籌劃完善，與會者均為各國西班牙 語系的人文學專家，本次會議是一個水準頗高的學術研討會。 三、考察參觀活動 主辦單位安排與會學者參觀西班牙塞維亞(Sevilla)市區的歷史古蹟，並觀賞佛朗明哥表演。另 外，我順道造訪知名的塞維亞大學，與該校國交處主任商討建立姐妹校與學術合作事宜。 四、建議 希望藉此會議報告，能將此研討會之訊息傳達給國內西班牙人文學者。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附上大會議程影本。 附件三

Chung-Ying Yang,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panish European Studies Progra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11605, Taiwan

Home address: 5F-2, 1, Lane 213, Section 4, Xing-Long Road Taipei 116, Taiwan

Tel: 011-886-2-2939-3091 ext. 88113 Fax: 011-886-2-2234-9222

E-Mail: [email protected]

Género e identidad: Crónica de Petra Delicado

Chung-Ying Ya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Tradicionalmente, las obras de escritoras españolas suelen ser excluidas de los manuales de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publicados en España, principalmente, debido a la discriminación sexual y las rígidas clasificaciones impuestas por los críticos masculinos. Se puede decir que esas obras no pueden evitar su destino de ser marginadas, trivializadas, o ignoradas, según la opinión de Catherine Davies (1998: 3). Al hablar de la narrativa policíaca, se advierte que raramente aparecen los nombres de escritoras en la crítica literaria de España, a pesar de que algunas de ellas se dedicaron a dicho género literario desde el comienzo.1 A raíz de esto, Kathleen Gregory Klein en su estudio The Woman Detective: Gender and Genre (1988) critica la explicitación continua de prejuicios sexuales “over the generic conventions or the mimetic possibilities of detective fiction in order to reinforce a nostalgic mythology of women’s position” (2). Aunque la crítica reconoce el protagonismo femenino de textos policíacos como un fenómeno contradictorio, o problemático (225), señala la necesidad imprescindible de crear textos feminocéntricos en la narrativa policíaca a fin de desarrollar una visión más amplia del género.

No obstante, el compromiso feminocéntrico se hace esperar hasta después de la muerte de Franco. Es la Segunda Oleada de Feminismo la que introduce temas polémicos como la igualdad de derechos y la que provoca cierto impacto en la sociedad española de aquella época. Asimismo, en las letras españolas surge un florecimiento de la narrativa femenina. Efectivamente, en comparación con otras formas literarias, el género policíaco, tanto para

1

Como es sabido, Emilia Pardo Bazán, además de su escritura feminista, publicó un cuento policíaco titulado La gota de sangre (1911), que, sin duda, fue pionero en el desarrollo inicial del género. Otro ejemplo de la omisión de las obras femeninas se puede encontrar en el caso de Isabel Calvo de Aguilar, una escritora que se hizo popular en los años cincuenta y que por su elaboración de los modelos clásicos británicos, es considerada como seguidora de Agatha Christie.

escritoras como para lectoras, no sólo responde a las transformaciones sociopolíticas, como suele ocurrir en el caso de la novela negra, sino que nos muestra, de modo adecuado, los temas íntimamente relacionados con las mujeres, tales como el aborto, la violación, o la opresión sexual. Recordamos que críticas como Priscilla L. Walton, Manina Jones y Maureen T. Reddy ponen de relieve la importancia del género policíaco que sirve como un espacio de debate a fin de redefinir y redistribuir el poder, pues la articulación de Reddy es significativa para subrayar la estrecha relación entre la narrativa policíaca y el proyecto feminista:

Feminist crime novels, far from being mere escapist literature or isolated, peculiar experiments in an essentially masculine preserve, participate in the larger feminist project of redefining and redistributing power, joining a long and valuable tradition of women’s fiction. (Sisters in Crime 149)

Por lo general, la publicación de Picadura mortal (1979), de Lourdes Ortiz, se considera como la obra introductoria protagonizada por el personaje de la mujer detective española. Sin embargo, a causa de sus técnicas deficientes como novela policíaca y texto feminista, el auge de la narrativa policíaca femenina española tendrá lugar en los años ochenta y noventa con la aparición de escritoras como María Antònia Oliver, Isabel Clara Simó, Blanca Álvarez y el objeto de este estudio, Alicia Giménez Bartlett.

La trayectoria literaria de Alicia Giménez Bartlett se inicia en 1984 con la publicación de su primera novela, Exit, a la que le siguieron un buen número de títulos: entre ellos, Una habitación ajena, con la que obtuvo el Premio Femenino Lumen en 1997. Sin embargo, la escritora manchega alcanza la popularidad gracias a Ritos de muerte, aparecida en 1996. Con esta novela empieza una serie policíaca protagonizada por la inspectora Petra Delicado y su inseparable colega, el subinspector Fermín Garzón, dentro de la cual hasta la fecha se han publicado otras siete entregas: Día de perros (1997), Mensajeros de oscuridad (1999), Muertos de papel (2000), Serpientes en el paraíso (2002), Un barco cargado de arroz (2004),

Nido vacío (2007) y El silencio de los claustros (2009). En 1999, se estrena en televisión una serie de trece capítulos basada en las aventuras de Petra Delicado con Ana Belén en el papel de la inspectora. Podemos decir que lo singular de la serie de Petra Delicado radica en la creación de la protagonista, puesto que la autora procura romper con las estructuras falocéntricas de las novelas policíacas donde los personajes femeninos o bien eran mujeres fatales, o jóvenes indefensas, testigos o víctimas. En efecto, no se trata de una detective aficionada (como en Simó), ni de una investigadora privada (como en Oliver), sino de una funcionaria de policía que debe afrontar un doble desafío, como mujer y como profesional.

Este estudio pretende analizar la temática de género e identidad en la obra policíaca de Giménez Bartlett. Además, se indagará cómo la autora aprovecha el género policíaco a fin de crear transgresiones tendientes a la incorporación de una agenda feminista, así como a la construcción de la identidad femenina.

En varias ocasiones, Alicia Giménez Bartlett ha afirmado la relevancia de la integración del género policíaco en la escritura: “Sería más correcto decir en el ámbito de un género muy específico, en el que hay que cumplir unas reglas establecidas que el lector ya espera. Aparte de esas reglas, puedes añadir todo lo que quieras”,2 “la novela negra es ideal como testimonio porque abre las puertas de la sociedad”.3 Está claro que la autora reconoce las convenciones del género, ya que a partir de ellas construye el cuerpo de sus textos, pero su elección de una inspectora de policía para la serie implica ciertas complicaciones con respecto a las convenciones de género propias de la novela policíaca, según Thompson-Casado (2002:72). Evidentemente, las discusiones de género se hacen palpables con el humor y la ironía en torno a la definición de feminismo, a la lucha por el poder entre hombres y mujeres, que, a su vez, estimulan al lector a reflexionar sobre el nuevo papel

2

Véase la entrevista realizada por Josan Hatero, “Interview with Alicia Giménez Bartlett.”

www.maslibros.com/entrevistas/12alicia.htm

3

Para más información, véase Alicia Giménez Bartlett, “Serpientes en el paraíso, el nuevo caso de la inspectora Petra Delicado”, http://elmundolibro.com18/03/03

desempeñado por la mujer.

En la serie de Petra Delicado, la estructura general se debe mucho a la novela policíaca clásica por encontrarse abundantes elementos comunes: asesinatos, enigmas, falsas pistas, investigación policial, deducción y solución del caso. Además, se percibe el modelo de la novela negra americana que Giménez Bartlett integra en su obra, como los paisajes urbanos degradados, los personajes duros y marginales, la acción violenta. Tampoco se puede ignorar la presencia del personaje de inspector de policía (police procedural) que la autora emplea para retratar a sus personajes. Originado en los Estados Unidos durante los años cincuenta, el género de inspector de policía como subgénero de la literatura policíaca ha existido por más de medio siglo, pero su presencia literaria en España no ha sido notable. Según el estudio de Symons, dicho género se centra en la perspectiva del inspector de policía, ofreciendo detalles exhaustivos de la rutina del policía respecto a sus investigaciones criminales y, a veces, trazando algunos detalles de la vida privada de los inspectores para estimular el interés del lector por la obra (94). El crimen, en estas obras, es la causa fundamental para la investigación, y otras cuestiones, como la justicia, el poder y el orden social, también son temas esenciales. Todos estos rasgos se pueden encontrar en la serie de Petra Delicado, donde Giménez Bartlett es capaz de entretejer con maestría extraños casos y crear suspense.

Con una voz narrativa en primera persona, la autora hace que su detective femenino se sitúe en una institución del gobierno, tradicionalmente vinculada con la autoridad y la represión. Bajo este ambiente, claramente machista, se nota que Petra procura deconstruir las negativas representaciones estereotípicas femeninas que suelen dar énfasis a la pasividad femenina, por un lado, y, por otro, cuestionar y criticar la participación de las mujeres en el sistema patriarcal. Es así como las ideas de integración y resistencia respecto a la evolución de la protagonista llegan a generar un fenómeno de ambigüedad a lo largo de estas obras.

La ambigüedad se nos revela, en primer lugar, a través del nombre de la protagonista, ya que “Petra” simboliza valores convencionalmente asociados con la masculinidad, como

piedra, dureza y solidaridad; en cambio, “Delicado” representa conceptos atribuidos a lo femenino, como delicadeza y fragilidad. Desde la página inicial de Ritos de muerte, ya se evidencia la caracterización ambigua de la protagonista. Petra Delicado aparece como una mujer que después de su segundo matrimonio intenta comenzar a gozar de la vida en un espacio de libertad y tranquilidad. A pesar de grandes dificultades, Petra se acaba de comprar “una casita con jardín en la ciudad” (Ritos 7) donde se plantea vivir sola. La casa es como un nido, y el jardín simboliza el deseo de dar vida, así como un retorno a la naturaleza, “poseer una casa de planta era como echar una soga hacia un poste, amarrarse a la tierra, enraizar” (7), afirma la protagonista. Muy pronto, Petra nos cuenta por qué abandonó su prestigiosa carrera de abogada y se transformó en policía: “Si había acabado haciéndome policía era para luchar contra la reflexión que solía inundarme frente a todo. Acción. Sólo pensamientos prácticos en horas de trabajo, inducción, deducción. . . . “(8). En este sentido, para retratar a la protagonista, Giménez Bartlett recurre a los estereotipos opuestos, como el impulso femenino de volver a la naturaleza, la imagen nutritiva de la Madre-Tierra frente al impulso masculino de actuar sin reflexionar. De esta manera, por su incapacidad de reconciliar distintas necesidades psicológicas la imagen que se nos proyecta de Petra es ambigua y conflictiva.

La ambigüedad de Petra también se recalca en su concepto del feminismo. Desde la primera novela Ritos de muerte hasta las obras siguientes de la serie, se nota que tanto sus colegas masculinos como los personajes implicados en los casos han etiquetado de feminista a la inspectora. No obstante, en varios instantes la protagonista reitera y declara que ella no es feminista. Especialmente, en Muertos de papel, Petra nos muestra su actitud antifeminista cuando el inspector Moliner pone en duda su postura contradictoria:

Pero una cosa téngala por cierta: no soy feminista. Si lo fuera no trabajaría como policía, ni viviría aún en este país, ni me hubiera casado dos veces, ni siquiera saldría a la calle, fíjese lo que digo. (138)

En Mensajeros de oscuridad, Petra habla de las “pendencias feministas a las que había renunciado tiempo atrás” (98), y el término “pendencias” conlleva su percepción negativa hacia el discurso feminista. Se supone que la declaración contundente de la protagonista se debe a la actitud cínica de los colegas masculinos que, muy a menudo, recurren al término del “feminismo” como insulto o acusación hacia su colega femenino. Debido a que ellos presuponen que Petra, una mujer que lucha constantemente por la integración en una institución masculina y que reclama la igualdad de tratamiento, debería ser una feminista.

Por otro lado, a lo largo de las diferentes investigaciones policiales, Petra aparece como portavoz del feminismo. En Ritos de muerte, lamenta la carencia de conciencia femenina o lo que se supone “las reivindicaciones elementales de la mujer” entre las víctimas de violación, que no se atreven a identificar al delincuente debido a la creencia marcada en la sociedad patriarcal de que la violación es un crimen que deshonra a la víctima. En diversas ocasiones, Petra también protesta oficialmente contra la discriminación sexual en su institución, como observamos en la siguiente denuncia:

Con todos los respetos hacia mis superiores quiero señalar que estoy convencida de que este trato injusto se me dispensa por el simple hecho de ser mujer, un colectivo sin relevancia dentro del cuerpo, al que minimizar o vejar resulta sencillo y sin consecuencias. (Ritos 94)

En Muertos de papel, Petra lucha por la igualdad de las mujeres, manifestando su disconformidad sobre el uso del lenguaje sexista, tal como se muestra en un pasaje sobre el término de “hijoputa” que emplea el comisario:

En realidad es curioso que los mayores insultos dirigidos a los hombres acaben también cayendo sobre la cabeza de una mujer. Porque ya me dirá, comisario, si porque un tío sea malvado o cabrón hay que cargárselo también a su madre. (12)

Con estas declaraciones, aún es difícil clasificar el feminismo de Petra. Su intento de justificar el discurso de igualdad no se interpreta desde el punto de vista del feminismo radical ni del feminismo teórico, por lo tanto, se puede concebir como un feminismo en términos humanistas, un feminismo con tendencia individualista de los años noventa como el postfeminismo.

Shelley Godsland, en su estudio, sostiene que la narrativa policíaca de Giménez Bartlett nos presenta ciertas huellas del postfeminismo,4 particularmente, en la idea de regresar al espacio doméstico por parte de las mujeres, la mujer como producto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la duda que pesa sobre la mujer víctima de violación, o la carencia de solidaridad entre mujeres. Todos estos rasgos, de alguna manera, representan los dilemas a los que se enfrenta la protagonista, así como discursos divergentes y pluralistas de la época en la que nos situamos. De modo que en la serie de Petra Delicado la búsqueda de la identidad y las relaciones entre géneros se encaminan hacia múltiples direcciones.

Como es sabido, la vuelta al espacio doméstico destaca la importancia de la privacidad, un rasgo convencionalmente femenino. Ahora bien, con una descripción detallada sobre el proceso de decorar y construir un espacio íntimo y cómodo, parece que Giménez Bartlett quiere suavizar el carácter duro de una investigadora profesional y poner de relieve lo significativo de poseer una preciosa casa para una mujer cuarentona como Petra, representando un cambio sustancial en su vida material tras años de lucha. En numerosos pasajes, observamos que la protagonista se vale de su casa para disfrutar de momentos de soledad, de tranquilidad, con “un buen libro de ciencia policial, el piano de Chopin” (Ritos 11). No obstante, a medida que se complican los casos, la casa, de vez en cuando, se

4

Aunque es sumamente difícil definir lo que es el postfeminismo, como ha notado Susan Faludi, un término confuso (1647), en general, se trata de un término para describir una serie de perspectivas reaccionarias de la segunda oleada de feminismo. No obstante, la propuesta de Ann Brooks es valiosa e interesante, ya que el postfeminismo se entiende como “a useful frame of reference encompassing the intersection of feminism with a number of other anti-foundationalist movements including postmodernism,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1), “the conceptual shift within feminism from debates around equality to a focus on debates around difference”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