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明志：明代中期的歷史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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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林麗月. 筆記明志 —明代中期的歷史書寫. 研究生：張運宗中華民國一 O 四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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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筆記明志── 筆記明志──明代中期的歷史書寫 ──明代中期的歷史書寫論文摘要：論文摘要：在「經典」與「時事」的光譜間，作者有意識地選擇「筆」「記」的書寫形式，藉由「雜」的內容，作為「進己志」之具體實踐。這個大傳統深深體現在我們討論的黃瑜、鄭曉和何良俊的著作中。他們三人看似迥異的人生，可能最大的共通點是，圍繞著科舉所出現不同的人生際遇裡，投入漫長的時間與精力完成一生最後的著作：「筆記」──《雙槐歲鈔》、《古言》、《今言》、《四友齋叢說》，而透過他們三位的比較，讓我們能更深入地理解作者選擇「筆記」作為一種歷史書寫形式的深沈意義。如果我們把作者視為時間軸的起點，黃瑜向下拉出一條以「程朱」為主軸的家學，鄭曉向上追溯一條以「史」為主軸的家學，何良俊則以「科舉」為主軸，自我完成一個「博學」的織網，他所面對者只有自己。而且，黃瑜欲建立天地間人事物的秩序，鄭曉以上位者面對國家存序的問題，何良俊所面對者，卻是時空座標軸交會的一點，一個深沈內在的自己。他們從經史典籍與所處時代的大小事物間，反覆思索與對話，筆記的「雜」展現了極大包容性，當「雜」能夠完成一種結構式條目安排時，實則筆記也成為展現「己志」的最佳場域，而掌握筆記作為一種歷史書寫的關鍵正在於，理解他們所投身的「古」與「今」的跳動光譜。【關鍵字】筆記、明志、用世、古今、歷史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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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目次第一章. 緒論 ···················································· 3. 第二章. 其成吾志：家學傳承的學思脈絡 ················ 13. 第一節. 程朱語我：朱熹為主軸的三代家學 ········ 13. 第二節. 讀史備忘：以史為基調的家學傳承 ········ 25. 第三節. 博學洽聞：博學為核心的科舉起家 ········ 37. 第三章. 其有憂患：不安與進己志的實踐 ················ 51. 第一節. 古今事變：經史與異奇的光譜秩序 ········ 51. 第二節. 經史大意：治安與衰亂的當世急務 ········ 65. 第三節. 學而未安：攬求與揣摩的內在不安 ········ 77. 第四章. 予不能止：古今對話的當世書寫 ················ 91. 第一節. 通今學古：當世具涵的古今雙重性 ········ 91. 第二節. 引伸觸類：古今與義合的斯世實踐 ······· 105. 第三節. 筆削點化：一家之言的當代史書寫 ······· 119. 第五章. 結論 ·················································· 141. 徵引書目 ························································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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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一章. 緒論.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為︰「筆之為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為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為︰發口為言，屬翰曰筆；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為言使，可強可弱，六經以典奧為不刊，非以言筆為優劣也。1 劉勰《文心雕龍‧總術》應該在「文」、「筆」之別的古典論述中佔有開創性地位，也引發後世學者在文學理論、方法或發展史的龐大討論。2我們無意參與相關的文學討論，而是注意到劉勰在〈總術〉開篇所提出的幾個面向。首先，魏晉南北朝開始出現「文」與「筆」的判分，在此之前，二者無所區別，就像《詩》為有韻，《書》為無韻，同列六經，並無二致。其次，「經典」是「文」，也是「筆」，縱有先後高下之分，也同「經」、「傳」之關係一般，都有功於「經典」之建構。復次，「六經典奧」語出《後漢書‧胡廣傳》：（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奧，舊章. 憲式，無所不覽。3. 1. 劉勰著，楊明照校注，《文心雕龍校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卷九，〈總術第四十四〉，頁278。. 2. 有關《文心雕龍‧總術》在文學理論或方法的討論，可參閱林陽明，《《文心雕龍‧總術》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08.6；有關現代學者關於《文心雕龍》的研究成果，可參見劉渼，《台灣近五十年來「《文心雕龍》學」研究》，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1.3，第1版。. 3.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8，上海第1版第2次印刷），卷四十四，〈列傳第三十四‧胡廣〉，頁1508。.

(8) ．4．. 第一章. 緒論. 「博物洽聞，探賾窮理」正呼應劉勰首言「文以足言，理兼《詩》、《書》」。「文」「筆」無二，所以，「筆」就是作者為人之「體」展現於「言」，而出現「博」之廣度與「理」之深度的極大值。最後，「筆」之廣度與深度的聚焦正是「文以足言」。此語典自《左傳》引孔子語：「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4. 如果放入「立德、立功、立言」的大傳統中觀察，就更清楚明白，在先秦無. 所分別的「文」與「筆」皆是「立言」之實踐，皆是作者欲立之「志」。然而，如果每件作品都是作者欲立之「志」，將會出現相當雜繁龐大且難以歸類的著作。劉勰將這些著作總為〈書記〉和〈雜文〉。5他強調漢代〈雜文〉，「名號多品」，6故總為「雜」。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辭，辯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文。及枚乘攡艷，首制〈七發〉，腴辭云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揚雄覃思文閣，業深綜述，碎文瑣語，肇為〈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7 「雜」雖是支派末造，宋玉之「志」、枚乘之「戒」，以及揚雄之「明」，當亦幾近「文」的標準。〈書記〉亦言：「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札雜名，古今多品。」8如此看來，我們應該可以說，在文筆無二的時空裡，「雜」也同樣成為「筆」或「記」的基本內容，縱使不能視作經典文章，但就作者個人而言，其本身若能具涵「智術」或「博雅」，在能達到三種實踐意義：能申個人 4. 劉勰著，楊明照校注，《文心雕龍校注》，卷九，〈總術第四十四‧楊明照校注拾遺〉，頁280。. 5. 劉勰著，楊明照校注，《文心雕龍校注》，卷三，〈雜文第十四〉、卷五，〈書記第二十五〉，頁95-103、184-194。. 6 7. 劉勰著，楊明照校注，《文心雕龍校注》，卷三，〈雜文第十四〉，頁97。劉勰著，楊明照校注，《文心雕龍校注》，卷三，〈雜文第十四〉，頁95-96；另，〈對問〉、〈七發〉、〈連珠〉之考證，參見〈黃淑琳注〉，頁97。. 8. 劉勰著，楊明照校注，《文心雕龍校注》，卷五，〈書記第二十五〉，頁185。.

(9) 筆記明志. ．5．. 之「志」，能為時人或後世之「戒」，當然，即使碎瑣之辭也能綜述於「明潤」，這就是雖「雜」而為「文」。〈雜文〉或〈書記〉基本的區別是辭藻的運用，二者不僅皆是「多品」之「雜」的內容，且就作者之「志」而言，二者實為相通。在〈雜文〉中宋玉之「以申其志」，此「志」的意義更清楚地展現在〈書記〉中：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為之書，書之為體，主言者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記之言志，進己志也。……9 「書用識」，具體實踐於「記」，而「記」是透過「時事」以展現作者之「志」。清代阮元判分「文」「筆」時，認為「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為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為文也。」10其子阮福引《文心雕龍‧總術》而言：「直言無文采者為筆，《史記》、《春秋》，筆則筆。「言以足志」，是筆為據事而書之證。」11「筆」和「記」具是「言」之展現，若以「志」連接二者，關鍵正在「進」，這是「志」的實踐。而且「筆」和「記」的具體實踐內容皆為「事」，所以當「進」與「時事」產生連接時，就讓「記」出現作者欲將「己志」實踐於「當世」的具體內容與意義。劉勰以「志」為軸心，讓「經典」與「時事」成為時間／空間軸的兩端，作者之言以「筆」或「記」的書寫形式，形成「雜」的內容，以具體實踐「己志」，這也就奠定「筆記」的真實內涵。必須注意的是，劉勰並沒有將「筆記」合併稱之，而且，「文」、「筆」之「志」的討論範疇並非魏晉南北朝，而是先秦兩漢，孔子認為「詩言志」就是一個典範。劉勰確定一個無二分的「經典」時代，賦予「文」、「筆」，乃或「書」、「記」一個共通意涵的本質，以「志」作為「筆」、「記」之實踐，更重要的是，「經典」時代的作者所記者為「時事」， 9. 劉勰著，楊明照校注，《文心雕龍校注》，卷五，〈書記第二十五〉，頁184-185。. 10. 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揅經堂三集》（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台北：商務印. 11. 阮福，〈學海堂文筆策問〉，《揅經堂三集》，卷五，頁660。. 書館，1936.6，初版），卷二，頁570。.

(10) ．6．. 第一章. 緒論. 就時空言，即為作者自己所處之「當世」。試舉一例，北宋宋祁（998-1061）著有《筆記》三卷，是目前公認最早以「筆記」為名的著作。《筆記》概分上卷〈釋俗〉記時事，中卷〈考古〉辨名物音訓之正誤，下卷〈雜說〉則為有用於人生的短文，最後以〈庭戒諸兒〉作終。12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放入劉勰提出的標準：能申個人之「志」、能為時人或後世之「戒」，及能綜述碎瑣之辭而「明潤」，宋祁《筆記》應能確切符合此三項標準。更有意義的是，宋祁以「記時事」為起點，以「戒後人」作終，此本「筆記」有用於「當世」而足留「後世」，當為宋祁著述之「志」。宋祁以文學名世，又與歐陽修同修《新唐書》，他是否有意識將「筆記」視作一種書寫的選擇？或是文學式用詞？尚須深入探究。即使《筆記》作為一個書名，我們若細究其卷目分類，無論是否真實呼應劉勰的論點，至少在文士學子思考或選擇「筆記」的論證上，應當佔有正面且積極的思考價值與意義。劉勰並沒有使用「筆記」一詞，而且「文」「筆」無二分的看法在當世是孤鳴？甚或暗流？仍有待商榷；自然也不能強行套用為「筆記」的定義了。然而「筆記」因為「雜」，本來就「名號多品」，其並非書名標為「筆記」的單一指向，而是大傳統中的一種書寫形式。我們耙梳劉勰《文心雕龍》的意義，正在於能夠看到作者之「志」與傳統「經典」的結合，成為大傳統的一分子，乃能使後世作者在不同層面上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也就是說，劉勰面對當世側重辭藻的駢體文，《文心雕龍》是其「進己志」的展現，且將其「志」緊扣「經典」的意義，在還原與轉化的過程中，讓「己志」進入「經典」所引領的大傳統之中。「經典」，並非一個渺不可追的三代理想，而是距魏晉南北朝不遠的先秦兩漢，且作者之「筆」、「記」即其「志」面對「當世」之具體實踐。即使我們仍然不能強行視此為「筆記」的定義，至少可以保守的說，這是我們討論「筆記明志」的先聲。. 12. 宋祁，《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六二冊，〈子部十‧雜家類三‧雜說之屬〉，總頁533-554。.

(11) 筆記明志. ．7．. 「筆記」以「雜」的內容展現作者之「志」於「當世」，放回「文」「筆」不分的先秦兩漢，就能得到更為清晰的理解。歷來《漢書》與《史記》並列史書經典，《漢書‧藝文志》中〈雜家〉、〈小說家〉更是討論「筆記」定位的經典論述。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13 《漢書‧藝文志》的「小說」是相對於國史列傳的街談巷議，而不是故事敘述的小說，因此我們暫且無意陷入「筆記」和「小說」間相互關係的討論，14更何況一旦跳脫故事敘述的小說，將重心放在街談巷議，並放入「據事而書」的廣義，「筆記」和「小說」之間就會產生相互溝通的對話空間。因此我們特別注意到的是，《漢書‧藝文志》對「雜」與「小說」的看法。「雜」是相對於有著清楚學術思想體系的儒墨名法等家，「小說」相對於列傳經籍，是「小道」，自是相對於儒墨名法等家所能提出之「大道」。如此一來，「雜」或「小說」的地位不取決於是否出自古之官學，而是以存具清楚學術思想體系儒墨名法等家的標準，來論斷「雜」或「小說」之高低；「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15「雜」因能兼合儒墨名法，尚能入流，「小說」出自街談巷語、道. 13.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11，上海第2次印刷），卷三十，〈藝文志第十〉，頁1742、1745。. 14. 劉葉秋完成於1960年代，而於1980年代出版的《歷代小說概述》已提及明代胡應麟把「小說」分六類，四類是筆記體，二類是雜家，《四庫全書》承此而來，〈小說〉分三類，以小說範疇言，頗為簡明適當；但就筆記內容言，則嫌未盡，反而是〈雜家〉中有不少筆記。「前人並不注意區分什麼叫「小說」，何者為「筆記」。」正因前人不分而造成「筆記」地位低落，所以必須為「筆記」分類，但「恐怕是見仁見智，看法各有不同，未必能得出一致的結論。」劉葉秋，《歷代筆記小說概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1，第1版第3次印刷），〈緒論〉，頁2-5。. 15.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頁1746。.

(12) ．8．. 第一章. 緒論. 聽塗說，「君子弗為」，自是不入流。但是，「雜」和「小說」並非毫無價值。「雜」之「盪者」、「小說」之「泥」，自然不足論之，相對言之，「雜」因兼合而能在「國體」、「王治」的範疇中有著一席之地，以此標準，「小說」雖小道，猶有可觀。也就是說，「國體」、「王治」或「道」成為「雜」和「小說」存在價值的標準；「雜」和「小說」透過「議」也能將作者的看法放在「國體」、「王治」，乃至「道」的討論之中。換個角度看，即使可能無法完成等同於儒墨名法等家的學術思想體系，作者仍可透過「雜」或「小說」的書寫形式，成就「國體」、「王治」，乃至「道」的實踐意義，至少「有用」於此，這也就足以形成「用世」的起點。「雜」與「小說」正是「筆記」的特質，我們無須誇大其對歷代文士學子的影響，但不可否認這是讓作者「進己志」的一種書寫選擇，特別是當他無法建構一套學術思想體系時，卻仍有「用世」之志時，「筆記」就可能會是合宜的選擇。「雜家」出於議官，「小說家」只是「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二者的表現形式的交集是「議」，「議」的範疇涵蓋「國體」、「王治」或「道」的最大值；簡言之，無所不議。「雜家」能兼合儒墨名法，「小說家」出於街巷道塗，《漢書‧藝文志》乃判定兩者地位高低；這種判定是以儒墨名法作為標準，或者可以更統合地說，在漢代以後「儒」成為此一標準的代名詞；這就出現兩個層次的理解。第一個層面是存具學術思想體系的「大儒」，相對而言，「雜家」或「小說家」自是「小儒」。第二個層面，從幼學基礎教育到位列殿閣的作為都是「儒」之實踐的一環時，即使「小儒」也不能離開「儒」的學術思想體系。「儒」讓上述兩個層面出現疊合，我們就能完整理解《漢書‧藝文志》標舉「國體」、「王治」或「道」的實踐與意義，有「大儒」和「小儒」之別，但在「用世」的實踐上，「小儒」也能選擇「雜」或「小說」，亦即「筆記」作為「進己志」的書寫選擇；同樣的，透過「小儒」的「筆記」，更可能有用於我們較為完整地貼近「儒」的學術思想體系之實踐。16. 16. 廣義上，「經世」與「用世」具備相同的意義，但學界普遍已經釐清「經世」的意義與定位，.

(13) 筆記明志. ．9．. 1920 年代，上海進步書局出版《筆記小說大觀》，遲至 1970-80 年代台灣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叢刊》，此兩大叢書雖說豐富多樣，卻選擇不精而無法建立「筆記」的明確地位，但已為「筆記小說」作為學術材料奠定良好的基礎。1990 年代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歷代史料筆記叢刊》，針對歷朝各代選擇性的筆記著作進行校注；2000 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發行《歷代筆記小說大觀》，則讓「筆記」與「故事」的關係更為親近。 1960 年代是「筆記」地位提升的關鍵時期，劉葉秋的《歷代筆記概述》與謝國楨的《明清筆記談叢》皆於此時完成。劉葉秋的《歷代筆記概述》已提及《文心雕龍‧總術》之「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所以「後人就總稱魏晉南北朝以來『殘叢小語』式的故事集為『筆記小說』。」17劉氏雖未詳細闡述，卻啟發我們對於「文」、「筆」之別的探索。而且他將「筆記」分成三大類：「小說故事」、「歷史瑣聞」、「考據辯證」，並依此討論歷朝各代之筆記發展，更為學界奠定討論的基準線。1980 年代初期謝國楨即已全面地勾勒明清筆記的發展脈絡，確立嘉靖朝到李自成、張獻忠起事之間，是明代野史筆記最興盛的時代，並且劃分了十期的興起源流，以及筆記至少具備十大類的史料價值。18 藍德彰（Langlois, John D. JR.）於 1980 年運用「筆記」為史料，在 “Chinese Culturalism and the Yuan Analogy: Seventeen-Century Perspectives”一文中分析十七世紀的「政統」與「道統」，亦可見西方漢學家對「筆記」作為史料運用之重視；19實際上，大量學者的著作都已引用「筆記」作為史料論證。基本上，劉葉秋和謝國楨兩位先生已經在狹義的定義上，「經世」甚至是一種完整的學術思想體系。我們採取「用世」，合於「經世」的廣義，而且凸顯「有用」的實踐意義。有關學者對於「經世思想」的討論，參見丘為君、張運宗，〈戰後台灣對經世問題的探討與反省〉，《新史學》7:2，1996.6，頁181-231；解揚，〈近三十年來有關中國近世「經世思想」研究述評〉，《新史學》19:4，2008.12，頁121-151。 17. 劉葉秋，《歷代筆記小說概述》，〈緒論〉，頁1。. 18. 謝國楨，《明清筆記談叢》（上海：上海書店，2004），〈重版說明〉，頁1-7。謝國楨，〈明. 19. Langlois, John D. JR., “Chinese Culturalism and the Yuan Analogy: Seventeen-Century Perspectives,”. 清野史筆記概述〉，收入氏著《明末清初的學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頁88-104。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40:2, 1980.12, pp.355-398..

(14) ．10．. 第一章. 緒論. 奠定「筆記」的討論範疇與價值，日後學者均在此基礎上擴大、深化。20 明代是個相當值得觀察作者與筆記關係的時代，歷來學者也多肯定明清兩代是筆記的盛產期：特別是嘉靖、萬曆朝間。明代初期將統合儒墨名法的「儒」成為理學之「儒」，並製成國家取士的唯一標準。隨後，陽明學說的興起與成形，為「儒」注入新的活力。嘉靖朝以後，手工業和商業的逐漸發展，帶動書籍市場的發達，提供文士學子發表議論的豐富環境。問題是，相對而來，如何在單一管道的競爭中勝出？如何面對不同學說或思潮？如何賦予「雜」又「小」的筆記適當的定位？如何「進己志」？面對生命中諸種問題，為何選擇「筆記」作為一種書寫形式？我們也可以倒轉整個問題，一位作者為何選擇「筆記」來明「志」？我們可以更深度的提問，一位小儒21－－無論是未能建立學術思想體系的儒者，或者甚至是求取功名失利的儒者－－清楚明白「筆記」之「雜」的意義、價值與地位，為何仍然選擇「筆記」作為書寫形式？如何完成一本「筆記」？用劉勰的判準作為提問，就會出現「志」為何？所欲「戒」者為何？「綜述」的呈現為何？提領這組問題的關鍵就是「己志」。因此，理解一位作者透過「筆記」所欲展現之「志」，就成為我們首要必須面對的問題，然後才有可能從中耙梳出相互之間的異同。「筆記」的內容或許是「名號多品」的隨意書寫，是條目，也是片段。然若「筆記」是作者之「志」，我們或許應該將筆記視作一本「完整」著述，而不僅止於片段的史料或文辭。所以，如何理解「筆記」之志？這是我們研究的焦點；而全部的問題其實只扣在一個問題：為什麼要選擇「筆記」的書寫. 20. 1990年代以後，「筆記」成為獨立的學術史研究，例如，吳禮權《中國筆記小說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陳文新《中國筆記小說史》（台北：志一出版社，1995）；苗壯《筆記小說史》（上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鄭憲春《中國筆記文史》(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 2004)。. 21. 林麗月師於1978年完成《明代的國子監生》，在觀察文士學子社會流動的面向上，將視角置放到位居科舉底層的士人。1994年提出「小儒」一詞，並呼籲重視「小儒」之思想研究。林麗月，〈陸楫崇奢思想再探—兼論明清經濟思想研究的一些問題〉，《新史學》5:1，1994.3。.

(15) 筆記明志. ．11．. 形式？任何「大儒」、「小儒」都清楚知道「筆記」的定位，所以當他決定選擇「筆記」時，「為什麼？」這個問號就是他自己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們該如何理解作者選擇筆記作為書寫形式時的問題呢？關鍵在於作者自己的選擇，或許「序」是相當貼近作者想法的起點，也是筆記作者闡發己「志」的最佳論述場域。既然我們討論的對象是作者及其筆記，因此最理想的研究進程，或許未必是以某種學術思潮視為作者論述的前行，或是政經社會等外在因素為必然影響之因子，而是讓作者的「序」成為作者闡發自己之「志」的最佳場域。無論是刻意選擇筆記的書寫形式，或是完成個人的追憶，「序」都在有意無意間透露作者的心思。因此，逐字逐句逐段分析「序」的論述結構，我們就能進入作者的語彙與思索中，探詢作者會問的問題：如何讓「筆記」之「雜」能夠呈現一個完整的論述，或者說明這是一本完整成冊或足以付梓的著述？簡單說，作者為什麼要出版一本筆記？不可否認，「雜」是筆記的特質，我們毋須做後設的解讀，更不必將條目間的關係進行過度詮釋。但是，同樣的道理如果換個角度思考，我們是否因為「雜」而忽略了某些作者，其實並非漫無章法地編纂筆記，而是藉由「雜」的特質，費心地安排章目條文的順序？解決這個問題，仍須回到作者本身。也就是說，如果能夠順著「序」所展現的作者之「志」為主軸，檢視筆記的目次與條文；相對地，當筆記的「序」與條目內容進行相互論證或對話時，也能適度掌握完整的「筆記」之志。如此一來，以「雜」為書寫範疇的「筆記」，是否能夠符合作者之「志」而出現某種結構性的安排？當作者之志能從「序」通貫於章目條文之間時，「筆記」就足以作為某種樣態的書寫形式，而且我們對「筆記」就會出現更完整的認識。明代筆記作者繁多，若想一一探究作者之志與筆記的關係，將是個極為龐雜的工作，甚至可能曠日廢時，卻所得無多。因此，我們嘗試從明代中期的三位人物作為觀察的對象，縱然不能窺探明代筆記全豹，應該至少已為這塊龐大的研究範疇踏出一小步。我們所討論的三位人物是，黃瑜（1426-1497）的《雙槐歲鈔》、鄭曉（1497-1566）的《古言》和《今言》，以及何良俊（1506-.

(16) ．12．. 第一章. 緒論. 1573）的《四友齋叢說》。為什麼在眾多的明代筆記作者中，我們獨鐘此三人？. 這自然是我們在大量閱讀中特定的選擇，雖說有可能無法代表全體，甚至有可能無法代表多數的筆記作者，但我們的著眼點並非他們的代表性，而是他們三人相互對話的多重意義。黃瑜在嘉靖以前做過短暫縣令，但生前罕為人知，如果不是其孫黃佐（1490-1566）以通世大儒出版《雙槐歲鈔》，其人其書極有可能淹沒於世。鄭. 曉是活躍於嘉靖年間的大官，有心建立修史典範，相對於小儒，他雖然沒有建立完整思想體系的著作，但應該是位大儒；從而增加了三位作者間對話的廣度。何良俊比鄭曉小十歲，算是同時代的人，他以博學名世卻是困頓科場的小儒。黃瑜是嘉靖以前的無名小官吏，鄭曉是朝廷大官，何良俊則是真正的小儒。這三位的生平、學問與其筆記有著相當不同的關懷角度或層面，但都將「筆記」作為一生中的最後一本著作，而他們的差異性，當能創造我們探索筆記作者之志的更多的對話空間。黃瑜、鄭曉和何良俊都不曾建立一套完整的思想或學術體系，因此，首先，我們嘗試跳脫某種學說思想對這三位作者的影響，而是以其「筆記」的〈序〉為主，來尋找並建立他們的思想或學術淵源。其次，我們嘗試從〈序〉或筆記內容的結構安排，探索三位作者「為什麼」要選擇「筆記」的書寫形式，而「為什麼」也就成為作者展現「己志」的起點。最後，我們嘗試從「筆記」自身的條目編排探索作者書寫結構的可能，由此建立筆記作者的思想脈絡，進而瞭解作者如何完成一本「筆記」。.

(17) 第二章其成吾志：家學傳承的學思脈絡家學傳承的學思脈絡第一節. 程朱語我：程朱語我：朱熹為主朱熹為主軸的三代軸的三代家學三代家學. 《雙槐歲鈔》十卷，明黃瑜撰。朱國楨《湧幢小品》曰：「黃瑜，字廷美，香山人。景泰丙子（七年，1456）舉人，長樂縣知縣。有惠政，以勁直棄官。手植二槐，構亭吟嘯其間，自稱雙槐老人。作《雙槐歲鈔》。」22 即此本也。所記洪武迄成化中事，凡二百二十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其孫佐以春坊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於院堂書簏中得吳元年（1367）故簡，因足成之。23. 案：佐有目錄跋語，則所補者為洪武初科第及永樂庶吉士姓名二條是也。其書首尾貫串，在明人野史中，頗有體要。然亦多他書所載，無甚異聞。至於神怪報應之說，無關典故者，往往濫載，亦未免失於裁翦矣。24 《四庫全書》在《雙槐歲鈔》的〈提要〉，藉一本筆記和一本書目，首揭. 22 〈提要〉所記「作《雙槐歲鈔》」句前，尚有一句：「曰：『子孫更植其一，則吾志畢矣。』蓋希蹤三槐也。」朱國楨（？-1632），字文寧，烏埕人，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湧幢小品‧自敘》云，萬曆三十七年（1609）開始著作此書，萬曆四十七年（1619）有〈湧幢說〉，全書至天啟元年（1621）完成。《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4，第1版），卷二百四十，〈列傳第一百二十八‧朱國祚附〉，頁6251。朱國楨，《湧幢小品》（北京：中華書局，1959.11，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敘〉、〈湧幢說〉、卷十三，〈雙槐〉，頁1-4、289。 23 「案語」前文字即改寫自《千頃堂書目》的內容。黃虞稷（1629-1691），字俞邰，號楮園，晉江安海人，銳意藏書，老而彌篤。《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1版），第四百八十四卷，〈列傳二百七十一‧文苑一‧姜宸英附〉，頁13360。吳晗，《江浙藏書家傳略‧江蘇藏書家傳略》（北京：中華書局，1981.1，第1版），〈黃虞稷〉，頁201。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7，第1版第1次印刷），卷五，〈別史類‧雙槐歲鈔〉，頁137。 24 〈四庫全書總目雙槐歲鈔提要〉，黃瑜，《雙槐歲鈔》（北京：中華書局，1999.12，第一版），頁228。.

(18) ．14．. 第一節. 程朱語我. 其人事蹟和其書源流，繼以言簡意賅的案語對此書在明代的價值作出定位。在筆記野史的主軸上，〈提要〉認為此書「首尾貫串」，「頗有體要」；相對地，此書也具備筆記野史的特色，大多載錄他書，甚至涉及神怪報應，此為「濫載」，而「失於裁翦」。類似後者的評價幾乎是《四庫全書》對於筆記的一貫立場，這似乎也延續了《漢書》對於「小說」出自街談巷議之「雜」的大傳統中，因此「頗有體要」應該是很高的頌讚。然而，當「體要」和「濫載」兩個不同標準同時出現在《雙槐歲鈔》時，我們可以問：雖然「體要」和「濫載」二詞不見於黃瑜筆下，但他不至於不理解其中的意涵。既然如此，為何黃瑜要抄錄他書，而且應當經過費心安排，乃能形成「體要」？甚至，他的孫子黃佐日後欲將此書付梓時，決定補上二條，以完備「體要」。如果「濫載」是指「神怪報應」，放在「體要」的「首尾貫串」中有何意義？《雙槐歲鈔》初寫於景泰七年（1456），完成於弘治八年（1495），然後一直藏於家中。25黃佐自然是看過此書，所以才對書中「館閣一二事，猶闕疑焉」。嘉靖二十二年（1543）黃佐掌理南京翰林院，在堂東的一個大櫃子中，發現深鎖著許多案牘，「雖吳元年（1367）楮墨，完整如新」，《雙槐歲鈔》的「闕疑」才能「據而補之，洪武中科第及永樂初吉士姓名是也」。最後出於對祖父黃瑜「感念罔極」，「因書目錄後，以示子孫尚寶藏之。」26乃於嘉靖二十八年（1549）正式出版。27此後，至少萬曆年間，史官如焦竑的《玉堂叢語》、博學如何良俊的《四友齋叢說》等筆記，都自此書引用大量資料。何良俊. 28. 25 黃佐，《廣東通志（嘉靖四十年本）》（廣東地方史志辦公室謄印本，1997.12），卷六十一，〈列傳人物八〉。頁45b；總頁1572；黃佛頤，〈黃雙槐公年譜〉，《雙槐集》，卷首，收入《純淵堂叢書》（丁丑孟秋（1937年）重刊），頁5a。 26 《雙槐歲鈔》，〈黃佐序〉，頁6。 27 《雙槐歲鈔》，〈劉節序〉，頁4。 28 例如，焦竑記洪武至弘治歷朝講讀，首段即引《雙槐歲鈔》〈尊孔衛孟〉條論「正色立朝」。《雙槐歲鈔》述錢唐（惟明）反對太祖下詔天下不必通祀孔子，且力爭孟子配饗，甚至召講《虞書》，「陛立而講」，有言：「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黃瑜讚其「尊孔衛孟，正色立朝」；焦竑則不言「尊孔衛孟」事，而摘引「正色立朝」之舉。焦竑，《玉堂叢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12，第二版），卷三，〈講讀〉，頁71；《雙槐歲鈔》，卷一，〈尊孔衛.

(19) 第二章. 其成吾志. ．15．. 讚此書：「抄載憲廟時事頗為詳實，今錄出之以俟作史者。」29生員出身，立志載籍的郎瑛作《七修續稿》，卷二〈國事類〉即以「雙槐歲抄」條作收，盛讚此書「于本朝之事，最多且詳，修史者當取焉。」30 《雙槐歲鈔》成書後，歷經半世紀方始出版，作者黃瑜，字廷美，生於宣德元年（1426），卒於弘治十年（1497），廣東香山人，景泰七年（1456）中舉，成化五年（1469）任惠州府長樂知縣，成化八年（1472）「以勁直忤當道，浩然求去」，歸里徙居會城番山逾二十年。31除此之外，未曾遊歷各地；沒有顯赫官聲，也非通世大儒。成化十一年（1475）底，黃瑜自編《雙槐集》十卷，雖有廣東按察使僉事營道趙宏作序，32但似乎只有編次而未刊行，直到黃佐補上〈像贊〉和〈附錄〉才刊刻。實際上，黃佐修《廣東通志》時，特將祖父黃瑜入傳，言其著. 孟〉，頁12-13。 29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59.4，第1版，1997.11，湖北第3次印刷) ，卷七，〈史三〉，頁62-64。焦竑和何良俊以博學名世，能否作為《雙槐歲鈔》在明代中期廣受人知的依據，尚須審慎對待。而這本書在清代更不受重視。道光十一年（1831）伍元薇即因「傳本寥寥」，乃依黃瑜玄孫黃逵卿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校正數十訛字後重刊。《雙槐歲鈔》，〈伍元薇跋〉，頁227。 30 郎瑛，《七修續稿》，收入《七修類稿》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8，第1版），卷二，〈國事類〉，「雙槐歲抄」條，頁655。許應元，〈草橋先生郎瑛傳〉，焦竑，《國朝徵獻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5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第1版第1次印刷），卷之一百十五，〈藝苑〉，頁82a-83b。 31 黃瑜因「兩廣兵興，旨意不限士之籍貫，惟其賢能，則授以牧民之任」，而得惠州府長樂知縣；查《（崇禎）長樂縣志》職官中不見黃瑜，《雙槐集》中留有黃佐《泰泉集》載錄黃佐的〈遷建長樂縣儒學賦以勵士〉，但僅有詩名，詩以亡佚，不見於《長樂縣志》中。成化初知縣有黃琬者，「名宦」有傳：「豐城人。成化初，繇舉人任知縣。為政嚴謹，門無私謁，聽訟吏不能欺。濟貧恤孤，築塘坂、脩道路，凡利於民者，必先之。蒞任四年，卒於官。」所記與黃瑜雖頗符合，但「豐城人」、「卒於官」，相去甚遠。謝廷舉，〈明故文林郎知長樂縣事雙槐黃公行狀〉，《雙槐歲鈔》，頁8-12；黃佛頤，〈黃雙槐公年譜〉，《雙槐集》，卷首，頁7a-9b；《雙槐集》，卷二，〈詩〉，頁9ab；黃佐，《廣東通志（嘉靖四十年本）》，卷六十一，〈列傳人物八〉。頁38a-45b；總頁1568-1572；《長樂縣志》（崇禎十四年（1641）刻本），卷三，〈官師志〉，頁7a、18a；收入《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6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5，第1版第1次印刷），總頁313、355。 32 黃佛頤，〈黃雙槐公年譜〉，《雙槐集》，卷首，頁10a。.

(20) ．16．. 第一節. 程朱語我. 作僅止《雙槐集》和《雙槐歲鈔》，且皆「藏于家」。33據謝廷舉〈行狀〉，除此二書外，尚有著作《書經旁通》；據《千頃堂書目》，則另有《書學匯編》，但似乎後世不傳。34清嘉慶年間黃瑜十一世孫黃培芳《香石詩話》載有《粵州集》，然其如何得知此書？難考其詳；但黃培芳確定《雙槐集》和《粵州集》兵亂中遺失。35無論如何，黃瑜的著作或許毀於兵亂，或許藏于家而流傳不廣，可能只有親友流布，惟一確定其流存的著作只有一本筆記：《雙槐歲鈔》。《雙槐歲鈔》成書半個多世紀後才出版，如果不是深具文望的孫子黃佐發現，是否只能子孫寶藏，就不得而知了。也是因為透過黃佐，我們得以略窺黃瑜的治學之道，同時看到一個以朱熹為家學傳承的完成。黃佐（1490-1566），字才伯，號泰泉，諡文裕。正德十六年（1521）進士，授編修，陳請修舉新政，疏皆留中，不久就省親歸鄉。歸途中，順道拜訪王陽明（1472-1529），互相辨難知行合一之旨，王陽明稱其「直諒」。後來命以編修兼司諫，尋進為侍讀，掌南京翰林院事；再召為右諭德，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就在這時期發現《雙槐歲鈔》。但因論河套事與大學士夏言（1482-1548）不合，而在吏部左侍郎職缺的競爭中，被罷歸鄉，從此潛心著述。36直至明末清初，他的文名都備受重視。例如，黃宗羲（1610-1695）立〈泰泉學案〉，特別追憶他年少學詩於韓上桂（孟郁，1572-1644）時，37常引楊慎（1488-1559）《楊用修集》作博覽群籍的舉證，韓上桂就委婉建議：「吾鄉黃才伯，博物君子也。子何不讀其集乎？」可見黃佐為學之「博」且有「根」，早有盛名，黃. 33 《雙槐集》，卷三，〈文裕公原跋〉、〈（黃佛頤）跋〉，頁3a、6ab；黃佐，《廣東通志》，卷六十一，〈列傳人物八〉，頁45b；總頁1572。 34 謝廷舉，〈明故文林郎知長樂縣事雙槐黃公行狀〉，《雙槐歲鈔》，頁12；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索引〉，頁444。 35 《雙槐集》，卷四，〈附錄〉，頁5a；黃培芳，《香石詩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第1版第1次印刷），第一七○六冊，〈集部‧詩文評類〉，卷二，頁40a；總頁147。 36 《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列傳第一百七十五‧文苑三．文徵明附〉，頁7365-7366。 37 黃炳垕，《黃宗羲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12，第1版第1次印刷），〈崇禎三年〉條，頁14。.

(21) 第二章. 其成吾志. ．17．. 宗羲即強調其「博學為宗旨，博學於文，知其根而溉之者也。」然黃佐視王陽明近於佛老，引來爭議，黃宗羲則辯析：蓋先生得力於讀書，典禮樂律詞章無不該通，故即以此為教。是時陽明塞源拔本論，方欲盡洗聞見之陋，歸併源頭一路，宜乎其不能相合也。然陽明亦何嘗教人不讀書？第先立乎其大，則一切聞見之知，皆德性之知也。先生尚拘牽於舊論耳。38 黃宗羲迴避黃佐對王陽明近佛老的看法，而將重點扣緊在「讀書」，因此黃佐和王陽明的差異也就只是進程的不同，殊途同歸。「讀書」作為黃佐治學特質，分作二端，一是辨理氣，一是有用。《四庫全書提要》引《明史‧文苑傳》即視「理學」、「經濟」為黃佐治學兩端，乃言「明習掌故，博縱今古，於經濟、理學尤為究心」，39「雖恪守程朱，然不以聚徒講學名，故所論述，多切實際」， 40. 甚至「在明人之中，學問最有根柢。文章銜華珮實，亦足以雄視嶺南」。41. 他平生著述達二百六十餘卷，特別是在廣西提學僉事乞休家居時所著的《泰泉鄉禮》七卷，「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倍戾於古者」，「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故此書「在明人著述中，尤為有用之書。」42《明史》也稱他「學以程朱為宗，惟理氣之說，獨持一論。」43黃佐重讀書而博學，在程朱的「根柢」上，治學分「理學」和「經濟」二端，此一脈絡當與家學有關。黃佐的父親黃畿，字宗大，善鼓琴，被人視作「奇童」。十六歲補郡庠生，通《詩》、《春秋》，督學僉事張習稱為「古作」，但參加科舉不中。有一次，. 38 《明儒學案》（台北：華世出版社，1987.2，台一版），卷五十一，〈諸儒學案中五〉，頁1199。 39 《泰泉集‧提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6），第一二七三冊，〈集部二一二‧別集類〉，總頁299。 40 《泰泉鄉禮‧提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四二冊，〈經部一三六‧禮類〉，頁1a，總頁591。 4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第1版第1次印刷），卷一百七十二，〈集部二五‧別集類‧泰泉集〉，頁1503。 42 《泰泉鄉禮‧提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四二冊，〈經部一三六‧禮類〉，頁1a1b，總頁591。 43 《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三〉，頁7366。.

(22) ．18．. 第一節. 程朱語我. 同舍生邀他偷雞，他拒絕後就說：「是固嘗業舉擅場者，其行若此，吾胡可與侶哉！」成化二十一年（1485）以養親歸里，絕意科場，隱居終身。從此遍讀九流典籍之書，精研「三才五行」，撰成《三五玄書》。44黃畿早期的研究偏向釋老，直到讀邵雍（堯夫，1012-1077）的《皇極經世》深深嘆服其中的奧妙，歎曰：「自箕子以來，合術於道，其惟堯夫乎？」從此盡棄前學，「稽玄微，訂律曆」，作成《皇極管窺》十三篇。晚年潛心《大易》、《中庸》，並為此二書定位為「《中庸》，《易》之疏義也；太極，通書定性；《西銘》猶《中庸》也。」乃述《易說》數篇。黃畿不僅尊崇邵雍，並以「慎獨」作為貫穿「三代—周—宋」傳承系譜的軸線：「前之三代，由夏歷殷，而文成於周；後之三代，由漢歷唐，而文成於宋。名理醰粹，周、宋其齊軓乎？是故周至玄矣，道同乎宓羲；程至大矣，見卓於顏淵；朱至愽矣，功亞乎仲尼。再闢渾淪，不亦玄乎？心普萬物，不亦大乎？功在六籍，不亦愽乎？」又曰：「孔門傳心之要，一言而矣，『慎獨』是也。故為學必主於獨。」45 嘉靖十五年（1536）監察院御史周煦見到黃畿的著述，歎曰：「此真隱居求志之儒也」，乃建「逸士坊」以旌之。46嘉靖三十一年（1552），黃佐補註黃畿的《皇極經世書傳》，並於目錄後有序言：《皇極經世》未有全書，先君得諸《道藏》，手自錄之。…先君自成化乙已（二十一年，1485），隱居粵洲艸堂，始悟氣以六變，體以四分，… 又稱凡所註釋有未備者，佐附以膚見，則推步也。年月日時分秒晝夜 44 黃畿的傳記是黃佐修《廣東通志》時，據《香山志》、《廣州志》參修。此外，黃畿長於命理，朱國楨抄錄一段逸事。正德間廣州府訓導楊松家境貧窮，當時黃佐為生員，同樣貧甚，楊松「卻其贄，重遺贈之」。有回就對黃畿說：「子占人多中，余以文占汝子，亦奇中如子矣。」結果黃佐果然「以其年魁多士」。黃佐，《廣東通志（嘉靖四十年本）》，卷六十一，〈列傳人物八〉。頁46a-47b、48a；總頁1572-1573。朱國楨，《湧幢小品》，卷之十一，〈奇中〉，頁245。 45 黃畿，《皇極經世書傳》，〈黃佐序〉，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山東：齊魯書社，1995.9，第一版），〈子部五十七〉，總頁209。 46 黃佐，《廣東通志（嘉靖四十年本）》（香港：大東圖書公司，1977），卷六十一，〈列傳人物八〉。頁48a；總頁1573。.

(23) 第二章. 其成吾志. ．19．. 進退積成一元消長，則命算工補其闕焉。然則是書，佐所續成也。47 黃佐的〈序〉呈現兩個問題。第一、《四庫全書》認為黃佐「補註之《皇極經世》，支離漫衍，敝精神於無益之地者」，相對於《泰泉鄉禮》的「實事」而言，這本書只是「空言」，48姑且不論《四庫全書》的看法是否得當，但正凸顯黃佐受到家學影響，以「程朱」為軸線，而使「讀書」分「理學」與「經濟」二端。《皇極經世書傳》正是「理學—理氣」的展現，更重要的是，黃佐並不認為他本人與此書的關係僅止於「補註」，而是「續成」。透過《皇極經世書傳》才能貼近黃佐傳承家學，而被《明史》視為「獨持一論」的「理氣」之說。第二、黃佐不僅強調個人「續成」，似乎也強調《皇極經世書傳》乃黃畿隱居悟道而成，而未涉及黃瑜的影響。但黃瑜在《雙槐歲鈔》中，曾辨明《皇極經世》關於「性、情、形、體、飛、走、草、木」作為具體之「物」的問題，首言元末明初朱隱老（子方）《皇極經世書說》等著作，「未有能指其為何物」，強調「亦惟草廬能言之」。最後，黃瑜以邵雍論「元會運世」乃源出佛、老，而言「皇極觀物」「殆二氏之緒論哉」作收。49草廬先生就是宋代大儒吳澄（1249-1333），師事饒魯（雙峰先生，1193-1264）而後創立臨安書院的程若庸是他的老師，所以吳澄是朱熹四傳弟子。然而吳澄後來又以源出昌盛陸學的湯千（存齋先生）的學生程紹開為師，湯千家學乃由朱而陸，程紹開又設立道一書院，欲合朱陸之說。因此，吳澄雖由朱合陸，然其治學終究是以朱熹為主軸。50黃瑜一生將《朱子語類》置於臥所，51這就不難理解為何他認為歷來 47 黃畿，《皇極經世書傳‧黃佐序》，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子部五十七》，總頁209。 48 《泰泉鄉禮‧提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四二冊，〈經部一三六‧禮類〉，頁1a，總頁299。 49 黃瑜言《隱老集說》當即朱隱老《皇極經世書說》。《雙槐歲鈔》，卷六，〈皇極觀物〉，頁 113-114。《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一○，〈子部二○‧術數類存目一〉，頁932。 50 《宋元學案》（台北：華世出版社，1987.9，台一版），卷八十三，〈雙峰學案〉，頁2809-2811；卷八十四，〈存齋晦靜息庵學案〉，頁2840、2849；卷九十二，〈草廬學案〉，頁3033、30363037。 51 黃佐，《廣東通志》，卷六十一，〈列傳人物八〉。頁45b；總頁1572。.

(24) ．20．. 第一節. 程朱語我. 學者難解《皇極經世》之「物」，卻獨鐘吳澄。雖說我們暫難澄清黃瑜對於黃畿作《皇極經世書傳》的影響有多深，至少，藉由《皇極經世書傳》，我們看見黃瑜、黃畿到黃佐以朱熹為軸心的家學傳承。如果，透過黃佐在《皇極經世書傳》的〈序〉，我們看見家學傳承中個人獨有之特質。那麼，這支家學的共同聚焦充分展現在黃佐對祖父黃瑜的追憶中。及佐七八齡，教以數與方名，偶弄筆作河洛點畫，見之喜溢眉宇，遂遣就外傅。52 黃佐這段對祖父的追憶，當在弘治十年（1497），這一年的三月二十二日，黃瑜晨起，一貫的掃灑庭內，夜裡問僕：「三更否？」報曰：「三更矣。」隨即端坐翛然而逝。53 黃佐對黃瑜更遠的追憶，正補黃瑜以程朱為家學的根據。憶孩提時，府君抱哺，日置諸膝，先考過庭，時時問及名理神化，披閱《語類》諸書，且誦且談。既瑩所疑，則笑曰：「程朱語我矣，又奚疑焉？」其篤信如此。54 黃畿三教九流之書無所不觀，隱居後歸宗程朱，並將程朱的地位推至孔子、顏淵，今古並舉，甚至凸顯「三代—周—宋」的系譜，凡此是否得當？有待深論。事實上，父親黃瑜對只讀宋儒著作，也並不認同，他從《論語》中「仁者靜」，引各家註疏，而言：予於註疏二言，深有取焉。自永樂中，纂修《大全》出，譚名理者惟讀宋儒之書，古註疏自是廢矣。55 然而，黃瑜一生置《朱子語類》於臥所，晨起讀誦，朱熹確實是黃瑜和黃畿之間的交集；甚至可以明確的說，黃瑜、黃畿到黃佐展現以朱熹為軸心的家學傳承。. 52 《雙槐歲鈔》，〈黃佐序〉，頁6。 53 謝廷舉，〈明故文林郎知長樂縣事雙槐黃公行狀〉，《雙槐歲鈔》，頁12。 54 《雙槐歲鈔》，〈黃佐序〉，頁6。 55 《雙槐歲鈔》，卷第三，「古註疏」條，頁58-59。.

(25) 第二章. 其成吾志. ．21．. 黃畿絕意仕進，生平賴黃佐修《香山志》與《廣東通志》得見。黃佐也據《廣州志》和《雙槐文集》參修黃瑜傳記，同時應該審慎裁奪了黃瑜逝世當年，弘治十年（1497）謝廷舉所作的〈行狀〉，而收入於《廣東通志》之中。 56. 黃瑜幼從父親黃源遠學《孝經》、《論語》等入門書，後來拜陳宣之為師。二. 十歲授《尚書》，晝夜手口不懈，雖有父親禁止，但得侍講林環《尚書講義》後，竊誦默識。入邑庠後，「講習之暇，則修堂祠，營居室；凡櫝主之制、祭祀之儀、冠昏喪葬，必傚文公《家禮》行之。」57 景泰七年（1456）中舉後，省試乙榜不就，遂遊太學。適逢天變求言，上疏六事，「一曰正身則天下治」、「二曰正家則天下定」、「三曰正禮則天下化」、「四曰正樂則天下和」、「五曰正稅賦則天下富」、「六曰正軍武則天下安」，58結果得罪權貴，賴吏部尚書王翱（1384-1467）、戶部侍郎薛遠（1414-1495）求情，方倖免於難。留居京師八年，. 除王翱、薛遠外，又結識李賢（1408-1466）、丘濬（1421-1495）等名公；李賢有意延入館閣，他作〈七誘〉明志謝拒。然而，屢試甲科不第。後因兩廣兵興，成化五年（1469）乃得惠州府知縣，頗有惠政。59平日「置《朱子語類》及唐音、杜詩於臥所，晨起讀《語類》以析明理，暮則詠詩數章而後就寢。」. 56 黃佐，《廣東通志》，卷六十一，〈列傳人物八〉。頁45b；總頁1572。謝廷舉，〈明故文林郎知長樂縣事雙槐黃公行狀〉，《雙槐歲鈔》，頁12。 57 黃瑜行事必效《家禮》，或許也能視為黃佐傳承家學乃有《泰泉鄉禮》的佐證。另，林環，字崇璧，福建蒲田人，《年譜》夾注誤作「永樂丙辰進士第一」，當為永樂丙戌，（四年，1406）。預修《永樂大典》為《書經》總裁官。謝廷舉，〈明故文林郎知長樂縣事雙槐黃公行狀〉，《雙槐歲鈔》，頁7-8；黃佛頤，〈黃雙槐公年譜〉，《雙槐集》，卷首，頁2a-3b。〈侍講林公環傳〉，《國朝徵獻錄》，卷之二十，〈翰林院上〉，頁70a。 58 黃佐，《廣東通志》，卷六十一，〈列傳人物八〉。頁38a-44b；總頁1568-1571。其中，「四曰正樂則天下和」首言：「世道方亂則禮慝而樂淫，天下大定則禮先而樂後。故教太學之士而善民心必審乎此。」黃佐作「洩造化之秘」的《樂典》言：「樂之為道大哉深乎！…隆平之世，稽天於民心，審而耳決之，豈無禹臯陶奇人乎？」有黃畿的《皇極經世書傳》，乃有黃佐之續成；或許有黃瑜對「樂」的實踐，而有黃佐的《樂典》。「樂教」在黃瑜到黃佐間應該也是家學傳承的佐證。《樂典》，《四庫全書存目》，〈經部一八二〉，頁1a、2b；總頁291、292。《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三〉，頁7366。 59 黃瑜為官事蹟見黃佐，《廣東通志》，卷六十一，〈列傳人物八〉。頁44b-45b；總頁1571-1572；謝廷舉，〈明故文林郎知長樂縣事雙槐黃公行狀〉，《雙槐歲鈔》，頁9-11。.

(26) ．22． 60. 第一節. 程朱語我. 乞歸返里後，建一亭，對植雙槐，自號「雙槐老人」。黃佐記錄黃瑜自道：. 「子孫能更植其一，則吾志畢矣。」61然其「志」為何？謝廷舉所作〈行狀〉則明言黃瑜以不能考上進士，故不能將所學用於國事而引為終身遺憾：優游田里餘二十年，恆對人言，以不及致身廊廟為歉。建一亭，對植雙槐，因以自號，且曰：「吾修善以取，必於天，後裔能再植其一，則吾之願永畢矣。」62 或許，黃佐填補了黃瑜的遺憾。事實上，黃佐深知黃瑜「道絀於時，位不滿德」的境遇，因此，補輯刊刻《雙槐集》，63更重要的是，《雙槐歲鈔》因黃佐而見世。《雙槐歲鈔》出版時，黃衷作序首言著述之「厥用」嘉靖二十八年（1549）後，認為黃瑜此書，「未嘗不心注其思，而深慨其遇矣」；這與謝廷舉的〈行狀〉記載，相互謀合。黃瑜感慨的是什麼？不因《雙槐歲鈔》，而因黃瑜手植雙槐之「志」：公惟篤古之行，超萃其才，內弼亮而外宣風，蓋優舉焉。乃疏格於三事，驥淹於百里，四十年匡濟之懷，附之鉛槧以老。所謂「德澤不加于時，欲垂空言以詔後世」者，無亦異代而同遭歟？抑慶澤之源猶瓜瓞也？於語有之，「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64 黃瑜有匡濟之懷，卻只能著作立言，植雙槐以待子孫。同樣的感慨也出現在劉節的〈序〉中，「蘊道立德，博學宏詞，抱志負才，思奮庸於時，以大厥施。起鄉薦，養太學，顧乃弗錄南宮，僅典一邑以老。」黃瑜終其一生只是個縣令，博學大志難以真正施展。但是，《雙槐歲鈔》放在當代大儒的著作. 60 黃佐，《廣東通志》，卷六十一，〈列傳人物八〉。頁45b；總頁1572。 61 黃佐，《廣東通志》，卷六十一，〈列傳人物八〉。頁45b；總頁1572。 62 謝廷舉，〈明故文林郎知長樂縣事雙槐黃公行狀〉，《雙槐歲鈔》，頁12。 63 黃佐認為黃瑜「恪君之忠，傳家之孝，好學之智、及物之仁」，皆概見於《雙槐集》。相當大的可能，《雙槐集》和《雙槐歲鈔》是黃佐緬懷先祖，同時刊刻。《雙槐集》，卷三，〈文裕公原跋〉，頁3a。 64 《雙槐歲鈔》，〈黃衷序〉，頁1-2。.

(27) 第二章. 其成吾志. ．23．. 中，其價值仍不遑多讓。我朝宣、正以至弘、德，館閣台省，宗工學士，各紀聞見，著為錄、記、談、說，自成一家。邇年尚述大夫，萃而傳之，名曰《今獻匯言》。博物洽聞，殆與黃公斯鈔互相羽翼。65 何良俊嘗言，墓誌碑文以及餞贈序記，「此等皆粉飾虛美之詞，且多是套子說話，以之入於史傳，後人豈肯信之乎？」66類此批評，明人論述中屢屢可見。黃衷、劉節的〈序〉是否明讚黃瑜，暗合黃佐？是否粉飾虛美？毋須辯論，重要的是，他們凸顯了黃瑜與《雙槐歲鈔》的作者與著述的關係，黃瑜匡濟之志難伸，只能花四十年精力於《雙槐歲鈔》完成纂述之「用」。. 65 《雙槐歲鈔》，〈劉節序〉，頁4-5。高鳴鳳輯，《今獻彙言》，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刻本（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臺一版）。另《叢書集成初編》有〈今獻彙言提要〉，考訂其出版沿革。《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1版），〈叢書百部提要‧明代‧今獻彙言〉，頁13。 66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三十八，〈續史〉，頁345。.

(28) ．24．. 第一節. 程朱語我.

(29) 第二節. 讀史備忘：讀史備忘：以史為基調以史為基調的家學傳承基調的家學傳承. 古之作者必雄傑不羈之才，胸中本有全書，而弗得試，乃著述以自見。丘明、司馬皆才兼文武，人儫也。彼其所蘊如日月有明，雲寧終掩；江河有性，土有終湮，不□於此則呈於彼，不霖雨乎？當時即山□乎？來世天之所賦非偶然，豈但泯焉耳已！67 隆慶元年（1567）鄭曉的《吾學編》由其子鄭履淳初刊，並作〈序畧〉，上述引言即其開端，所言者不限於某本著作，而是斯人斯作，亦無愧於有志難伸者之發聲，至少可以想像，類似黃瑜者，聞言當心有戚戚。但黃瑜僅一縣令，知者無幾；相較之下，鄭曉為人為官為書皆有相當的成就，除了《吾學編》等史書、文集外，尚有《古言》、《今言》二筆記並行於世。上述的〈序畧〉的鋪陳是否合宜？殊堪玩味。特別是凸顯了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暫不討論《吾學編》作為一本「史書」的意義，68仍將重心放在「筆記」，那麼若「弗得試」而凝聚粹練出一本「筆記」，作者希望不泯於世者是什麼？是否因為所處位置的不同，所見聞者也不同，所欲實踐者也不同？由此，我們也必須反轉整個提問，是否透過個別作者與作品的理解，可以讓不同位置的作者的關懷與實踐出現共同的焦點？鄭曉，生於弘治十年（1497），逝於嘉靖四十五年（1566），字窒甫，諡端簡，嘉興人，嘉靖元年（1522）舉鄉試第一，次年登進士，歷任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南京吏部尚書和刑部尚書；久歷要職，著作等身。69他的. 67 鄭履淳，《吾學編．序畧》，頁1a，收入《續修四庫全書》42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史部．雜史類〉，頁131；另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12（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8），〈史部・雜史類〉，頁1。 68 參見簡碩成，《鄭曉吾學編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69 鄭曉生平，參見，《明史》，卷一百九十九，〈列傳第八十七・鄭曉〉，頁5271-5274；鄭履淳，《鄭端簡公年譜》（嘉靖萬曆間刻《鄭端簡公全集》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83，〈史部・傳記類〉，頁505-704；〈海鹽縣圖經鄭曉傳〉，收入鄭曉，《今言》（北京：中華書局， 1997.11湖北第2次印刷），〈附錄三〉，頁208-209。另可參見，錢茂偉，〈鄭曉生平著述考略〉，《歷史文獻研究》北京新2 輯，1990年，頁309-322。.

(30) ．26．. 第二節. 讀史備忘. 仕宦歷程幾與大議禮相終始，由於堅決反對朋黨，因此幾番起伏，屢屢上疏告歸。嘉靖三十七年（1558）鄭曉陞刑部尚書並暫管兵部印，但又與嚴嵩（14801567）不合，三十九年（1560）終遭革職。70. 陞刑部尚書前，鄭曉當已查知山雨欲來之勢。嘉靖三十五年（1556）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李默（？-1556）與嚴嵩不合，嚴嵩門生趙文華利用李默試選人策問，有言：「漢武、唐憲以英睿興盛業，晚節用匪人而敗」，乃誣奏李默誹謗。結果，禮部及法司議奏李默「偏執自用，失大臣體；所引漢、唐事，非所宜言。」李默下詔獄，瘐死。71這件事對鄭曉的著作影響相當大。早在嘉靖二年（1523）鄭曉新科進士後，就開始廣搜資料，立意著作，也就是《吾學編》的內容。此時，正遇大議禮再起，他代表同寅草疏，結果下錦衣獄廷杖，「百方調治得不死」。72嘉靖八年（1529）鄭曉丁艱歸里，此後有人多致書信勸他別再赴京，以免受到張璁（1475-1539）排擠。十一年（1532）乃作〈漢黨人論〉，引古為鑑，並藉此明志。73鄭曉陞陞刑部尚書後又與大理卿馬森、都御史周延，屢駁疑獄，並稱「三平」，深受嚴嵩排擠。74李默的死讓他驚覺：「古以言殺身，況成書乎？」因此將《吾學編》已完成部分以及相關著作，一併交付投入火中。其子履淳偷偷搶救一批殘稿「竊小櫝藏之」，包括僅存千百之一的《古言》。當鄭曉以類似李默「偏執自用」的原因「凡事自專並不從人言」， 75. 被罷歸里後，看到殘稿，喟嘆：嗟夫！此稿尚有存乎？予行藏勳業盡於此，而所存僅此乎？76. 70 鄭曉仕宦事跡俱見鄭履淳，《鄭端簡公年譜》，頁508-511；《明史》，卷一百九十九，〈列傳第八十七・鄭曉〉，頁5271-5274。 71 《明史》，卷二百二，〈列傳第九十・李默〉，頁5338-5339；鄭履淳，《鄭端簡公年譜》，卷 5，頁602。 72 鄭履淳，《鄭端簡公年譜》，卷一，頁508。 73 《端簡鄭公文集》（明萬曆二十八年（1610）鄭心材刻本），卷八，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85，〈集部・別集類〉，頁309-311。 74 《明史》，卷二百十四，〈列傳第一百二・馬森〉，頁5660。 75 鄭履淳，《鄭端簡公年譜》，卷七，頁640。 76 鄭履淳，《吾學編．序畧》，頁1a。.

(31) 第二章. 其成吾志. ．27．. 嘉靖三十九至四十五年（1560-1566）間，鄭曉讓履淳的弟弟履準代筆，將舊作倫次補輯。但《吾學編》僅止完成一半，《古言》和《今言》則先後託付給女婿項篤壽，嘉靖四十五年（1566）八月作《吾學編》的〈名臣記敘〉，尋去世。. 77. 相較於司馬遷或班固的遭遇，鄭曉仕宦雖說有所起伏，但已屬平順、幸運；若鄭履淳〈序畧〉不算失真，鄭曉「弗得試」和希望不泯於世者為何？鄭履淳引左丘明和司馬遷為才兼文武的人儫，最直接的論述當是鄭曉能談兵事；但更重要的是，凸顯鄭曉有意著作「史書」，卻憂患獲罪而將手稿投入火中，日後也只能從千百分之一補述至「存失相等」。78值得先注意的是，《吾學編》載當代事，付諸火中尚可理解，為何《古言》意欲一併燒毀？或許，嘉靖三年（1524）自己的經歷，加上李默的前例，都說明「古」可能諷誹「今」，成為政治鬥爭的論述依據。鄭曉一時恐慌，索性一併交付祝融。當他歸里後，老病一身，無所牽掛，反而想的是「行藏勳業盡於此」，卻也「僅此乎」？這種不甘心，讓他在生命最後五六年間，不僅補述《吾學編》，且以《古言》、《今言》為補充。鄭曉既然同時整理《吾學編》和《古言》、《今言》，在鄭履淳所編的《鄭端簡公年譜》中，嘉靖四十四年（1565）不見十月條，前後也無《古言》相關敘述；四十五年（1566）七月得見交付《吾學編》條，二月卻不見《今言》作〈序〉或付梓一事。79鄭履醇與項篤壽有著姻親關係，又是同榜進士，80兩人關係理當密切；但是，鄭曉為何不一併交付其子履淳，而將《古言》、《今言》分付項篤壽刊刻？我們似乎看不到明確的證據。或許這兩本「筆記」難與《吾. 77 鄭履淳，《吾學編．序畧》，頁1a；鄭曉，《古言・序》（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項篤壽刻本），頁1，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86冊，〈子部．雜家類〉，頁496。鄭曉，《今言・序》，頁1。《鄭端簡公年譜》，卷七，頁644。 78 鄭履淳，《吾學編．序畧》，頁1b。 79 鄭履淳，《鄭端簡公年譜》，卷七，頁643-644。 80 鄭履淳，《鄭端簡公年譜》，卷七，頁641。.

(32) ．28．. 第二節. 讀史備忘. 學編》相提並論，若非項篤壽堅請，「予不能止」，81不然是否出版當在未定之天。至少，我們應當可以說，鄭曉最後致力的兩本「筆記」能夠出版的關鍵人物是項篤壽。項篤壽（1521-1586），字子長，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幼警敏，鄭曉見而奇之，妻以女」；因與張居正（1525-1582）不合，辭官歸里，82築「萬卷樓」除以刻書聞名外，更與弟弟項元汴（1525-1590）的「天籟閣」同是明代赫赫有名的藏書樓；萬卷樓的藏書經明末戰亂毀損泰半，殘秩被同鄉朱彝尊（1629-1709）以二十金收購，奠定「曝書亭」的藏書基礎。83據《四庫全書》，. 他有兩本重要的著作《小司馬奏草》和《今獻備遺》，84前者是他對四境兵備的奏疏，「丁戊之交，中外事權，權貴人盡秉之，若之奈何哉！其相左也。病廢多暇，輒取笥所存駕部職方奏草，葺之大要」； 85後者實以嘉靖年間袁袠（1502-1547）所著《皇明憲實》為本，86增損洪武至弘治間名臣「列傳」，計 42. 81 鄭曉，《今言・序》，頁1。 82 項篤壽事蹟，見董份，〈廣東布政使司左參議少谿項公篤壽墓志〉，《國朝徵獻錄》，卷之九十九，〈廣東一‧參議〉，頁60a-65a。《嘉興府志》（清光緒五年（1879）刊本），卷五十二，〈秀水列傳〉，頁20b，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8，臺一版），第五十三號，總頁1404。 83 項元汴天籟閣藏書於乙酉年（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兵亂，被千夫長汪六水劫掠，蕩然無遺。項元汴事蹟，見董其昌，〈墨林項公墓誌銘〉，《容臺集》（崇禎三年（1630）刊本），卷八，頁30a-35b。姜紹書，《韻石齋筆談》，收入《知不足齋叢書‧荒》（辛酉七月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1921），卷下，〈項墨林收藏〉，頁16ab。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十五，〈曝書亭著錄序〉，頁23b；卷五十三，〈書萬歲通天帖舊事〉，頁2a-3b，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8冊，〈集部・別集類〉，總頁55、245。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 兩浙藏書家史略》，〈朱彝尊〉、〈項元汴〉、〈項篤壽〉，頁19-20、87、88。 84《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五十八，〈史部十四‧傳記類二‧今獻備遺〉，頁524。 85 項篤壽，《小司馬奏草・奏草敘畧》，頁3b4a，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78冊，〈史部・詔令奏議類〉，總頁515。 86 袁袠，字永之，嘉靖五年（1526）進士，袁表、袁褧、袁裒之弟，與張璁不合，沉浮下僚，疾歸早卒。《皇明憲實》四十卷，洪武至嘉靖年間人物，「據所聞見，錄其大節，略其細美」，並仿史傳而有贊論。另，嘗刻《唐寅文集》，手訂《袁永之集》，萬曆十二年（1584）衡藩重刻為《胥臺先生集》二十卷，前有文徵明、袁表、袁褧、袁尊尼、陸師道、鄭復亨等多人作序誄。《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列傳第一七五〉，頁7363；《皇明憲實》，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5》（台北：明文書局，1991.10，初版）；此本無序，〈皇明憲實序〉.

(33) 第二章. 其成吾志. ．29．. 卷，204 人。《四庫全書》以《今獻備遺》為例，總評明人著述：其曰「備遺」者，自序謂「姑備遺忘」，蓋謙言之，不敢以作史自任也。明代文人類多留意掌故，其以累朝人物彚輯成書者，如雷禮之《列卿記》、徐紘之《名臣琬琰錄》、焦竑之《國史獻徴錄》，卷帙最為浩博，而冗雜汜濫，不免多所牴牾。篤夀此書頗為明簡有法，雖其中記載亦未能悉當。…此術家附會悠謬之談，今《明史》已刋削不取，而篤夀乃著之，…皆未可稱一代完人，而篤壽並推重，…然序述詳贍，凡其間年月先後事跡異同，皆可以為博攷叅稽之助，視他家之猥俗龎襍者，義例較為謹嚴，於史學未嘗無禆益也。87 《四庫全書總目・今獻備遺提要》內容相仿，但對明人著述的批評更為嚴格，不言「明代文人類多留意掌故」，而言：明人學無根柢，而最好著書，尤好作私史。甚且不言此書「視他家之猥俗龎襍者，義例較為謹嚴」。88這似乎是從「彙輯」拉出兩個正反角度：「留意掌故」和「學無根柢」；即使《今獻備遺》不當歸屬於「筆記」，然而《四庫》對其評價卻也是對待「筆記」的主要觀點。有趣的是，項篤壽在此書的〈序〉開頭就道：世譚昭代文獻者，無慮數家，大都略同。而文直事核則端簡鄭公《名臣記》及古和雷公《列傳》為詳，其他諸家皆可觀採，而牴牾同異，罕有統歸；徵隱節槩，亦多踈濶。間或委巷叢菆、幽蔀俚雜，讒夫嫁禍之口，諛墓媚竈之篇文，既不闕信，寧可傳哉？89 破題就抬高鄭曉和雷禮（1505-1581）在歷代「彙輯」著作的地位，似乎有些. 見於《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十四，4a5a頁，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八十六冊〉，總頁565-566。 87 《今獻備遺・四庫提要》，頁1ab，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3冊，〈史部・傳記類〉，總頁503。 88 總括「明人學無根柢」，相對也可看出黃佐在明人之中學問「最有根柢」，當是極高的評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五十八，〈史部十四‧傳記類二‧今獻備遺〉，頁524。 89 《今獻備遺・原序》，頁1ab，總頁504。.

(34) ．30．. 第二節. 讀史備忘. 過當，但也適度凸顯項篤壽借題發揮的用意。接著說明《今獻備遺》是在袁袠的基礎上，「稍加芟剪，漫附臆揣，姑備遺忘」。徵節、叢菆、墓文皆可觀採，但要能成為「文獻」必須符合「闕」與「信」的原則。如此，《今獻備遺》不敢說是足以媲美當代鄭曉、雷禮之著作的「史書」，但至少是可信的「文獻」彙輯。但是，既然有所取捨與看法，就涉及到史評或史論，項篤壽抬高鄭曉和雷禮正面對同樣的問題：是否過當？所以，不待〈四庫提要〉後發，項篤壽已先提出類似的疑問：「陽秋古人，義兼美刺，今之所撰，溢焉？」項篤壽在「備遺」的支撐點上，提出「錄而藏焉，聊以存厚，亦以用諱云爾」，進而感嘆：嗟乎！生人每不幸，世亦鮮有完人，思廉史材也。揚名祖父，祇貽姍鄙休文，詆毀裴宗，招颺家醜。妄意點人乃以自點，所謂無言不讎，及弄其文墨，不足道也。若乃天刑詭惑，尚口興戎，昌黎之于柳州辯論，詳矣。可不畏哉！90 項篤壽的〈序〉和〈四庫提要〉形成一個跨時空的對話，顯然〈四庫提要〉作者並不同意項篤壽的看法；特別是針對雷禮極端不同的評價，凸顯兩造的差異。我們姑且不論兩者看法孰是孰非，可以先注意的是，項篤壽是知名的藏書家，91豐富的藏書奠定「博」的基礎，也易造成「龎襍」、「冗濫」、「踈濶」，關鍵在於「芟剪」而「臆揣」的謙詞能否成為「博攷叅稽」且「嚴謹」的真實功力。他舉韓愈和柳宗元的辯論，應該是元和八年（813）韓愈任史館修撰作〈答劉秀才論史書〉，論作史者之難而不敢作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 90 《今獻備遺・原序》，頁1b2a，總頁504-505。 91 同時代而略長的何良俊亦然，《四友齋叢說》初刻請朱大韶作序，也是位藏書家。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江蘇藏書家史略》，〈朱大韶〉、〈何良俊〉，頁133、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