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評鑑中SSCI與TSSCI 指標對台灣女性學界人士之挑戰／1

大學評鑑中 SSCI 與 TSSCI 指標

對臺灣女性學界人士之挑戰

1 周祝瑛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 「反對獨尊 SSCI、找回大學求是精神」網路連署發起人之一

一、 臺灣實施 SSCI 與 TSSCI 評

鑑的影響

一九九零年代中期以來，隨著臺 灣高等教育擴張的結果，出現各種發 展質量失衡、教育資源排擠、階級複 製 等 問題後遺症 ， 為 了解 決這 些 問 題，政府部門遂透過大學法等法規修 訂 工 作， 試圖 從事 大 學 財務 的 健 全 化、國際化及評鑑標準化等制度的建 立，以期解決高教擴張等問題。如 2005 年以來，教育部開始以提高臺灣高等 教育國際競爭力與能見度之理由，接 連提出「追求卓越計畫」、「頂尖大學」 及建立大學評鑑政策等，直接促成各 高等教育以量化指標作為評鑑標準的 發展方向。此外，國家科學委員會（簡 稱「國科會」）的各項研究補助也以 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 A ＆ HCI）、TSSCI （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等期刊資料庫之論文數 與被引用次數（impact factor），作為學 術研究的評量標準，及各種計畫獎補 助之依據。這些評量標準造成了臺灣 學界日後以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為主的 研 究 取向 ， 中文 發 表 形 式漸不 受 重 視；研究議題也儘量符合國際期刊或 投稿期刊與主編之要求，而非本土所 關懷之議題；其中研究出版形式出現 「重期刊論文、而輕專書」、「發表篇 數勝於一切」等情況。因上述期刊以 英語居多，於是許多研究論文以英語 形式發表（周祝瑛，2009；Chen ＆ Qiuan, 2004）。尤其接受政府追求卓越 高教政策獎助的大學，成立各種如「頂 尖大學辦公室」等機構，致力於發展 重點領域與頂尖學術研究，加強國際 化程度，支持學術研究與行政革新， 建構各個學科基礎建設等。然而，在 上述各項以追求大學卓越發展為目標 的背後，卻仍免不了充滿以量化評鑑 指標，作為評鑑教師學術表現依據的 迷思，不僅忽略了文、理領域不同之 特性、各學門間的差異，也同時加劇 了校際間、各學院甚至各科系間不甚 公平的競爭。黃慕萱（2007）指出， 不管是何種評鑑，目的都是在提升品 質，必須考量到學科性質以及社會文 化脈絡的影響，不應只用單獨一套標 準，來凸顯受評者之優缺點。 然而臺灣目前的大學學術評鑑與 各種獎勵措施上（包括教授間的彈性 薪資），經常出現文理不分的情況，採 計每位教師在 SCI、SSCI、A＆HCI、 TSSCI 等期刊資料庫篇發表的篇數、 智慧財產權、與技術轉移證明等，來 評定大學好壞。政府部門也為了加速 大學與全球學術社群同步，紛紛透過 各項研究計畫補助等政策，全面推動 這一波以國際期刊論文發表數量為主 的研究取向，結果出現了以下現象： (一) 鼓勵以英語發表論文，其他語系

包括以中文發表的期刊論文或專 書不再具優勢。 (二) 為了增加投稿的錄取率，國際議 題成為研究主流，國內議題相對 不被重視。 (三) 投 稿 對 象 以 國 外 的 英 語 期 刊 為 主，政府與大學獎勵著重刊載篇 數的多寡而非文章的品質。 (四) 形成以量化為指標的評鑑機制， 拉大文理在出版量與資源分配上 的差距。 (五) 即使是國內的 TSSCI 等期刊，也 因 為 國 內 審 查 委 員 專 業 領 域 狹 小 、 評 審 委 員 的 人 數 普 遍 不 足 （review and selection pool） ，加 上國內學術中錯綜複雜的師徒校 友網絡、及華人社會中特殊的人 際關係 （如費孝通所說的「差序 格局」等） 所影響，TSSCI 實施 迄今，依然很難杜絕臺灣學術派 系 林 立 、 編 輯 群 偏 好 不 一 等 因 素，真正達到公正、專業等標準。 上述發展引發許多人質疑所謂的 全球學術標準，若以在國際期刊資料 庫所發表的論文數量作為評鑑標準， 是否能真正提升一國整體學術品質？ 另外，由於文理之間研究典範與發表 形式等方面存在著差異，理工科的學 術社群大多支持這項新的評鑑指標， 相 對 的人文社會 為主 領域則 備 受打 擊，許多非理工類型的大學對此感到 隱憂，尤其在 2003 年 10 月，臺灣各 大媒體競相報導教育部所公布的國際 學術論文排名中，以政大為首的人文 社會型等大學都遠遠落於其他理工大 學之後，這種向理工與期刊論文傾斜 的政策，持續對於臺灣人文社會學科 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二、香蕉與橘子如何比：大學異

化現象

自從加菲（Garfield）博士提出引 用（citation）概念，並於 1958 年在美 國費城創立 ISI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以來，其所建置出版之 SCI、SSCI 及 A＆HCI 等跨學科書目資 料庫，因具有文獻之被引用資訊及涵 蓋最大範圍之學科領域，形成相當之 影響力。平均而言，自然科學有近 50% 的期刊被 ISI 引文資料庫收錄，但社會 科學及人文科學被收錄之比率卻不及 20%。許多研究指出，不論是在研究的 型態上或是研究結果受檢驗的時間長 短，理工與人文的研究均無法以同一 標準評比之，也不可能像理工學科強 調所有研究皆具有可重覆驗證性特質 （黃慕萱、張郁蔚，2006 ）。 另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受到所 處文化與歷史傳統的影響，難以跨越 文化的界線，且其中經常需要花許多 時 間 克服語 言文字的 障礙。 相對 之 下，理工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則較 無上述問題。因此以量化為主的評鑑 指標，是否適用於人文社會科學之研 究成果不無疑問。 在大學評鑑與政府獎補助政策強 調上述指標下，出現了有違原先提升 臺灣學術水準的異化現象。此外，由

於 ISI 引文資料庫係目前唯一能提供 大量且便捷書目計量數據之跨國檢索 工具，在沒有其他更好工具可以提供 之情形下，使得 SCI、SSCI 及 A＆HCI 仍得以一直維持屹立不搖之地位，不 但各國期刊主編以期刊能被收錄感到 光榮，包括我國在內之許多國家的大 學，對教師之評鑑相當看重發表在 ISI 引 文 資料 庫收 錄之 期 刊 上之 文 章 數 量，甚至有些大學以獎金鼓勵教師努 力投稿至被 ISI 引文資料庫收錄之國 際期刊上，以致於誤導部分人將 SCI、 SSCI 及 A＆HCI 奉為學術評鑑之最重 要標準。 此種以 SSCI 等單一標準下，臺灣 的學術研究成果越來越少能成為業界 或政府部門所運用。尤其更嚴重的是 抑制原本學術多姿多彩的發展，嚴重 打擊人文社會學科的士氣，影響大學 的 教 學品質與教 授對 公共事 務 的參 與。換言之，如果我們經常鼓勵學生 重視多元文化，強調發展學生的多元 智慧，那麼憑什麼可以用一套標準來 評量教授的好壞？教授是一個良心志 業，當然同時也需要評鑑。但是如果 不落實多元標準並行的評鑑制度，繼 續重數量輕品質、重理工輕人文、重 研究輕教學，會不會淪為西方學界眼 中 的 怪 現 象 （ SCI ： Stupid Chinese Index）呢？ 根據魏念怡、陳東升（2006） 研究 THCI 資料庫 1996—2001 年收錄 期刊引用文獻中，發現學術專書為該 資料庫中被引用的主流，且指出學術 專書的影響力較期刊更為長遠。同樣 的於 2010 年三月，在華沙舉辦的「全 球 學 術 排 名 觀 察 組 織 會 議 」 （ International Observatory on Academic Ranking and Excellence,

IREG），會中發表全球人文社會科學領 域的著作引用率調查報告，發現 80% 仍然是來自專書與研究報告，相對的 來自 SSCI 的資料庫僅佔不到 20％（周 祝瑛、吳榕峰、胡祝惠，2011）。足見 學術專書在人文學門的引用與社會貢 獻度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由專書 建置涉及問題複雜、困難重重，因此 迄今遲遲缺乏有效的機構建置。因此 若能建置學術專書的引文機制，將能 使人文及社會科學的引文資料庫更為 健全，對國內人文社會的發展具有正 面的效果。當然重視專書評審以及建 立專書引文機制，並非意味人文社會 科學必須排除 SSCI 等期刊引文評審機 制，持此想法者毋寧複製另一個 SSCI 的「學術霸權」，製造只重形式和產 量、不重品質的「八股文」似地學術 著作。我們最終的目標是透過多元的 評審機制，建立一個健全的人文社會 科學部門的評鑑指標（周祝瑛、邱韻 如，2013）。

三、高教評鑑中教授地位的式微

反觀這些知識社群的學術成果產 出者、盱衡世界的各國大學教授，除 了站在學術的頂端外，無論中外這些 人都 有許多相似 的經 驗與挑 戰。 例 如：每一位教授都要從事教學工作； 多數人為了撰寫研究計畫與專著而向 政府與民間爭取研究經費，同時評論 別人發表的作品；另外，也與同儕維 持友 好或者是同 一社 群的網 絡關係 （network）；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被學生

與社會大眾視為提升下一代能力與潛 力的關鍵人物。這些可說是構成大學 中學術責任（academic duty）的重要內 容（楊振富譯，2000; Kennedy. 1997）。 從這裡可以看出，各國大學教授 的角色大約可以分成以下幾項： (一) 教學：大學部或研究生，甚至對 在職進修人員。 (二) 學術研究：針對學術專業主題提 出研究，藉此提升個人專業地位 與學術水準。 (三) 社 會 服 務 ： 根 據 本 身 的 專 業 訓 練，針對社會上的議題，提出個 人的看法與接受諮詢，負有影響 公共政策與喚起民智的責任。（金 耀基，2003）既然大學教師負有 多重的角色任務，那麼以特定的 研究成果（如 SSCI、SCI 等發表 數）來評定大學教師，甚至大學 的整體表現，這樣的思維與做法 就難怪備受各界質疑了！ 近年來由於大學經費的緊縮及分 工日益精細，使得許多先進國家的大 學教授為了養家糊口、增加收入以提 升生活品質而奔波，平時忙於教學與 研究計畫，並且多數人與社會上的公 共議題保持距離，以示中立客觀。換 言之，上述所強調的社會責任感，往 往會因個人研究計畫的忙碌而不再積 極去扮演。曾經擔任過史丹佛大學校 長的甘迺迪（Kenndy，1997）指出， 在一九七Ｏ年代之前，美國大學教授 在全國的公共知識庫中佔有舉足輕重 的地位。然而時至今日，由於各行各 業的崛起，例如：隨著新聞媒體和各 種基金會的加入，與積極參與公共事 務，這些人扮演著比過去更具有反省 與批判能力的角色。相對之下大學教 授 對 社會公 共議題的 影響力 逐漸式 微，以致經常遭到外界批評：大學教 授大多只能專注學理、埋首於旁人無 法理解的學術研究；人文學者只重作 品的考據與寫作技巧，忽略時代的意 義；社會科學者往往只在追求數據與 量化，漠視社會科學應與社會現實的 需要緊密結合；而分子化學家則只能 投入生物遺傳研究，一心一意開拓新 的領域，但對解決威脅民眾生存的常 見疾病卻著力不多。因此，社會大眾 原先期待大學教授能夠在社會上本著 良知、提出諍言、扮演諤諤之士的領 導角色，往往只能希望落空。而這個 現象與大學校長領導能力的式微也不 無關係。以美國為例，有魄力且關心 社會的大學校長已不多見；在過去， 美國幾位享有盛名的大學校長，之所 以受到社會尊重的原因不在於他們在 校內施展卓越，而在於能夠對社會公 眾事務勇於挺身而出，甚至對政府施 政興革提出諍言，不但言行贏得社會 大眾的尊重，也間接提高大學的社會 聲望。由此可見，一所大學的好壞， 不只在於教授們學術研究出版數量的 多寡、研究成果的績效，更重要的是 大學教授如何擔負振聾啟饋的社會責 任，而不是只求個人研究經費學術的 溫飽而已。誠如史記商君列傳所言： 「千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大 學教授不應以個人成就為足，遇到公 共事務能挺身而出才是全民之福。

四、高教評鑑下的大學教授角色

省思

正當臺灣的大學教授與多數歐美 先進國家的同行一樣，忙著為爭取研 究專案、發表國際期刊論文，為提升 個人生活品質而努力時，卻也可以看 出這些年來，學術社群對社會公共議 題的關懷正逐漸冷卻。原本有許多人 期待的改變─政治解嚴之後期有待型 塑的公共論壇，並沒有在 1987 年臺灣 解 除 戒嚴之後的 二十 多年中 逐 漸形 成，反而在臺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政 治人物、新聞媒體和電視成為臺灣家 長 與 教師心目中 的三 大公害 （ 何琦 瑜，2003）。臺灣民主發展可說在媒體 自由化後，並未走向全面的民主化， 甚至期望解嚴之後能提升整個社會的 理性發展，並形成公共論壇的空間， 這樣的夢想並沒有因解嚴而實現，反 而是整個社會出現更為煽情、言論更 為激化，市場廝殺與控制的痕跡更為 明顯的情況。其中最大的犧牲者可說 就是「公共政策領域」遭到前所未有 的商業化宰制（李金銓，2002）。 誠如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曾經提 到，欲讓社會改革朝向正面的改變需 要 公共 知識份子 的參 與， 如同 薩 伊 德、葛蘭西等人提到，公共知識份子 不僅是有機的知識份子，更具有政治 關懷、參與社會，並擁有文化敏感度 與人文科學素養，能夠透過反思與理 解來關心這個社會（Tu, 1998）。在這 些年來，這樣的知識份子一則在學術 界，一則在媒體。可是在國內現在的 媒體，整個市場化的過度競爭與扭曲 下， 公共 知識 份子 的 力 量並 沒 有 適 度、適當的發揮批判精神；加上學術 界又因學術資源的激烈競爭與權威的 宰制下，這些年來公共知識份子參與 社會的身影愈漸模糊。 在這樣的情況下，儘管臺灣學術 界國際期刊論文每年大幅提升，但其 研究成果對解決社會問題，甚至能將 研究結果供產業界使用性仍低。而這 種差距仍舊持續在擴大中。尤有甚者， 國內學界功利主義與學術倫理的淪喪 現象到處充斥，最明顯的例子是幾乎 多數學界人士所發的表期刊後面都要 標示「SSCI」、「TSSCI」等，以此來「驗 明正身」該論文之出身，而不問其內 容之良窳。許多人文社會甚至教育領 域的教授升等，只要三、五篇 SSCI、 TSSCI 論文即可過關，不問其研究之 水準、連續與周延、創新與能否提出 一家言了。相對於美國哈佛大學與日 本多數的一流大學，要求教授升等至 少要有一本重要的具影響力的學術著 作等標準 ， 臺灣現階 段只 要求這 種 「短、小、輕、博」論文升等的做法， 幾乎可用與國際學術標準「背道而馳」 四 字來形 容。 在這套 學術 評比指標 下，學術倫理與道德自律也不再被強 調，只要有論文、有博士資格，管他 誠信道義為何物？例如近日發生的個 案 ： 某人帶著 自己的 家人 到大學求 職，在學校眾家長與遴選委員面前， 信誓 旦 旦與人 格掛保 證， 但被錄取 後，卻用各種理由不前往就職，置學 校師生於不顧，完全違反學術上的道 義與誠信，但學術界對此卻毫無約束 規範與懲處措施，難以有效匡正學界 沉淪之風氣！

五、女性擔任公共知識份子的困

境

傳統以來，在大學教師的專業成 長或是公共知識份子的探討上，通常 不涉及性別差異的問題。但事實上， 學術界，尤其在華人地區，性別的差 異程度更甚於西方國家。從作者數年 前 曾 經針對全國 男、 女大 學教 師 升 等、收入的討論中發現，儘管政府自 一 九 九０年初已 經實 施同工 同 酬制 度，但實際上在個人總收入（校內、 校外總收入）上，在一九九０年初男 女每年差距約十二萬新臺幣；在工作 分配中，大部分女性教授負擔比較多 的教學任務、擔任較低職位的行政工 作。此外，在大學行政部門的三長中， 女性始終為少數（Chou，1992）。這十 多年以來，儘管這樣的情況隨著女性 加入學術界的人數增加而有所改善， 但仍維持男性在升等、收入等方面的 優勢。 根據西方研究指出，男、女性大 學教師仍有以下的差別待遇：性別刻 板印象、缺乏男女同值（Comparable Worth），對女性的表現不像給予男性 一樣的肯定，機構本身的差別待遇也 可看出，在一些重要職位的安排上， 也是以男性為主，包括行政主管的遴 選。另外，在人際關係上，學術圈有 所謂的「人際關係網絡」（the Oldboy Network），非正式互動團體。對女性 來說，在工作之餘或學術發表的場合 之外，很少參與宴請，這是因為大多 數女性要負擔家務，無法在夜晚或假 日外出參與社交活動。因此，有些研 究指出，婚姻，尤其有兒女之後，對 女性在學術出版、成就表現方面有相 當負面的影響（Chang，1995）。 誠如許多專業團體一樣，學術社 群原本是由一群有特殊興趣、經驗、 資源的大學教師組成，本身具有相當 獨特的文化與特性，例如：多數大學 教師在此行業皆表現出相當獨立的學 術自主精神，或個人成就表現，來完 成個人自我信念的追求。許多人也認 為，學術表現的評鑑應基於個人表現 （merit）而不應該存在任何差異。不 過舉世來看，大學教授這一行仍由男 性主導，女性的職位通常較低。因此， 在學 術界上， 女性是 屬於 少數的 團 體，也處於偏低的級職，專業的領域 也都集中在利益較少的部分，例如： 教育、護理、文學等。研究顯示（周 祝瑛，1999），女性在大學教職上並未 受到兩性的平等待遇，大學教師在任 用、酬勞、升等、永聘（tenure）的過 程中，仍受到許多不平等的待遇。 不過不論是薩伊德或是其他研究 都對性別議題有所忽視，因為多數學 界人士認為原本在學術界，知識份子 的批 判 角色早 已是跨 越性別界 線的 （邱彥彬譯，2003）。薩伊德曾提到， 由於知識份子無法改變其出身及既定 的語言、國籍、性別情況，因此他可 以善用語言達到為弱勢族群伸張正義 的目的。只是以國內為例，迄今多數 參與國家政策與規劃制定的仍是男性 為主。以臺灣教改為例，從行政院教 改委員、歷任教育部長、到民間教改 人士幾乎都是以男性為主的情況，即 使女性有參與也多從母性的觀點進行 教 育改革 的實踐（請 參閱 周祝瑛 ，

2003）。在整個公共議題中，即使如教 改，女性角色常常被邊緣化，性別的 議題也往往受到忽略。

六、結語： SSCI 與 TSSCI 指

標對女性學界人士之挑戰

誠如薩伊德所言，真正能夠履行 公共知識份子角色的大學教授並不多 見，因為要面臨社會主流價值、族群、 性別等各方面的壓力，甚至會遭受學 術專業群體的反彈。從過去許多例子 來看：在臺灣從事公共事務時，可能 會對大學教授本身的專業成長造成負 面的影響。因為除了教學之外，在現 有的評鑑指標論文化與數量化的趨勢 下，女性在研究與出版機會強烈競爭 下，缺乏擔任各種期刊主編、大學校 務主管、各學門召集人的機會，再加 上在參與社會服務時家庭與工作間的 矛盾衝突，女性因參與公共事務而須 要發聲時，在同儕間益顯突出，甚至 可 能 遭到學術同 行的 異樣眼 光 、 嫉 妒，進而出現打壓的情況。換言之， 女性大學教授在扮演公共知識份子的 角色時，更容易面臨到比一般男性教 授更多的挑戰。經常面臨到個人、生 活、家庭與事業的重擔及角色衝突， 甚至在社會參與中，得不到同行的支 持。這樣的情形，使得女性在扮演公 共知識份子的角色時更加裹足不前。 儘管如此，如同薩伊德一生所標 榜與奉行的一般，在大學教師的專業 成長上，仍需要透過擔任公共知識份 子角色來拓展個人關懷的視野，增加 對世俗社會的回應；而另一方面，也 同 時 必須面對主 流社 會的質 疑 與挑 戰。因此，在扮演公共知識份子的角 色時，必須有堅定的信念及堅強的意 志，否則會受限於行業內研究空間的 擠壓及經費來源的限制，影響個人日 後專業成長的機會。這也正是現今臺 灣公共知識份子，尤其女性大學教師 所必須承擔的後果。 參考文獻  何琦瑜（2003）。品格大不如前。 天下雜誌（教育專刊），第287期。  李金銓（2002）臺灣媒介需要在 解嚴。中國時報，2002年11月30日， A4。  邱彥彬譯（2003）。認識薩依德— 一個批判的導論。臺北：麥田  金耀基（2003）。《大學之理念》。 臺北：時報。  周祝瑛、邱韻如 （2013）。橘子 和香蕉真的是不能比：反對獨尊SSCI 連署意見分析報告。收於世新大學主 編，「市場邏輯與高等教育理念：人文 社會科學的卓越神話」論文集。  周祝瑛、吳榕峰、胡祝惠（2011）。 SSCI下的人文社會領域學術評鑑：以 國立政治大學為例。比較教育，第70 期，頁33-58。  周祝瑛（2009）。大學建立人文社 會指標的必要性。科學月刊，473，2-3。  周祝瑛（2003）。《誰捉弄了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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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改寫自「雙重障礙：從公共知識份子和女性大學教師的角色談起」，初稿

發表於「教師專業成長問題研究：理念、問題與革新」乙書。臺北：學富文化。 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