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民眾與政府對政策公平衡量多元認知之資訊整合研究：以登
革熱防治為例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2-2414-H-110-004- 執行期間： 92 年 08 月 01 日至 93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汪銘生 計畫參與人員： 陳正料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93 年 11 月 3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NSC92-2414-H-110-004
計畫執行期間：
92 年 8 月 1 日至 93 年 7 月 31 日
民眾與政府對政策公平衡量多元認知之
資訊整合研究：以登革熱防治為例
A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Research on
Citizen and Government's Perception of the
Fairness measurement of Policy Outcomes:
the Case of Dengue Fev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aiwan
計畫主持人： 汪 銘 生 教 授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計畫兼任助理： 陳 正 料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博士生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十 月
民眾與政府對政策公平衡量多元認知之資訊整合研究
：以登革熱防治為例
關鍵詞：資訊整合、功能衡量、亞當斯模式、亞里斯多德模式、平均模式、不公平模式、 公平衡量、人際顯著、登革熱。摘 要
目前衡量公共政策或計畫結果績效之公平觀點，約略可概分成經濟面、環境面、倫 理面與行政管理面等四個途徑，其分別以所得分配、效用主義、社會福利、程序（或規 則）正義等為基礎來比較。這些途徑的立論假設、衡量基礎雖異，惟對結果績效衡量均 從單構面的投入與產出來作比較，忽略投入與結果（outcome）的多元性（吳濟華，民 84；孫本初，民 90）。如果無法解決多元性引起的價值衡量不一致問題，也無一種工具 來整合不同的個別價值判斷基準，則對政策或計畫結果進行衡量將無公平性可言，也無 法判斷出真實績效水準（Anderson, 1996）；惟有解決這些多屬性、多決定、多價值衡 量問題，才能真正討論政策或計畫的績效，才是公平衡量（丘昌泰，民 87）。 台灣地區出現的登革熱傳染病防治正具有多決策參與者、多目標、多元價值及主觀 判斷的多元特徵，對防治結果績效的衡量也常採用前述單構面方式進行，衡量結果因而 在民眾與政府官員間出現各說各話的紛歧情況，不僅無助於登革熱的防治，對事實的釐 清與工作的改進亦無幫助。有鑒於此，本研究採取決策與判斷分析領域資訊整合理論的 不公平分析途徑，對與登革熱防治結果績效密切相關的多元資訊進行分析與整合，建構 出一種整合性的代數模式。這是一種與登革熱有關的各利害關係人均能接受的公平衡量 標準，已能解決前述多元認知與衡量標準不一的難題（汪明生，民 87、91）。 對登革熱防治結果績效衡量進行整合實驗結果，本研究發現：第一，基層防疫人員 年齡因素會直接對登革熱防治工作的熱誠與努力程度產生影響，連帶影響民眾對防治結 果的工作動機評價水準。第二，都會地區防治機關與工作人員往往面臨民眾巨大防治績 效壓力，防治績效明顯較佳，鄉鎮地區則因來自於民眾防治壓力的缺乏，防治績效明顯 偏低。第三，民眾生活方式（如居住住宅類別與是否與家人同住等），對其參與登革熱 防治的結果績效有高度影響。第四，民眾在心理認知層次對政府登革熱防治結果績效衡 量的各個影響因素的判斷，係分別以相加模式與平均模式來比較與整合資訊，這種整合 模式具有重要的政策意涵。第五，政府登革熱防治結果績效衡量的多元影響因素中，防 治機關與防治者的工作能力因素之權重遠高於其他因子之影響。第六，對登革熱防治結 果績效不公平的衡量，民眾的不公平感覺水準遠高於政府官員。第七，登革熱防治結果 績效的衡量會出現一種「人際顯著」社會現象，這種人際顯著會因評量者與資訊來源的 相對關係而顯現不同水準。A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Research on Citizen and Government's Perception of the Fairness Measurement of Policy Outcomes: the Case of Dengue Fev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aiwan
Keywords: IIT, Functional Measurement, Dengue Fever, Adams＇ Model, Aristotle＇s Model, Averaging Model, Unfairness Model, Fairness Measurement, Interpersonal Salience.
Abstract
It often appears some cognitive conflicts between citizen and government when evaluating the policy outcomes performance about Dengue fev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ince these problems result from the differences of cognit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two parties for the input and outcome dimension of policy. Generally speaking, we consider outcome as one dimension and we also compare and evaluate them on the basis of "single output" concept, so that raise some inequity, unjustice and unfairness disputes among the stakeholders of policy. In reality, some characteristics exist in the input and outcome dimension of the Dengue fever prevention policy, it include multi-involvers, multi-goals, multi-values and subjective judgement. It seems both important that how to analyze multiple determinants and how to measure personal values when assessing the policy outcomes performance, we could not acquire the real fairness measurement, without a capability of measuring personal values and without a method to integrate separate values into one single value. Various equit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are handicapped by inability to handle these problems (Anderson, 1996).
In view of, we taked the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ory (IIT)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unfairness measure of policy outcome performance about Dengue fever prevention. In this way, we have obtained an algebraic model, namely ‘Dengue fever basic unfairness model’, with accrute empirical test and validity criteria, by way of these factorial graph patterns and statistical interaction test, we may analyze and collect these multiple information of policy outcomes.
In the study, we also acquired some important findings which with important cognitive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include:
1.The ages of primary level worker of Dengue fever prevention could direct affect the degrees of their task efforts, and then, it affected the citizen’s assessment preference sets on policy outcomes performance.
2.The public evaluated the performance of prevention policy outcomes on city areas are more highly than on country area, since there are huge pressures about Dengue fever prevention amond urban citizen, and there are less pressures amond country habitants.
3.It showed highly corelation between the habitant’s life modes and the prevention outcomes performance, this implied that the implicit social meaning of Dengue fever prevention wer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4.The citizen integrated the multiple information of outcomes by ｀adding＇and ｀averging＇model when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Dengue fever prevention, these integration models were with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5.The weight of worker＇s capability of implement prevention policy were the highest factor amond the multiple information of outcom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is were important cognitive implication.
6.The citizen＇s perception of the unfairness measurement for the policy outcome performance of Dengue fever prevention were far more highly than the government＇s.
7.There were an interpersonal salience for the policy outcom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Dengue fever prevention,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or and information source site change, this salience level would exhibit variety shift which had important soci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
The foregoing research consequences were strange and progressing from the previous study in Dengue fever prevention, by way of, we could decrease the citizen＇s damage for Dengue fever and eliminated the diseases with social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in the future,in Taiwan.
民眾與政府對政策公平衡量多元認知之資訊整合研究
：以登革熱防治為例
目 錄
壹、導 論………1
一、研究背景………1
二、研究目的………1
三、公平衡量整合研究模式………2
貳、理論與文獻探討………3
一、認知多元與公平衡量………3
二、資訊整合理論………6
三、公平衡量一般研究途徑………16
四、整合的公平衡量研究途徑………19
參、研究方法………27
一、研究假設………27
二、研究設計………29
三、實驗程序………31
四、研究流程………32
肆、研究結果分析………33
一、受測者基本資料描述性分析………33
二、實驗結果分析………42
三、實驗結果的政策意涵………46
伍、結論………48
一、研究發現………48
二、研究建議與展望………49
參考文獻………51
附 錄………62
圖 目 錄
圖 2-1：資訊整合理論的功能衡量圖………10
圖 2-2：支持相加模式的平行因子圖………11
圖 2-3：支持相乘模式的直線扇形因子圖………12
圖 2-4：否定相加模式但支持平均模式因子圖………14
圖 2-5：顯現在因子資料型態不公平的判斷處理結構（實驗組）……23
圖 2-6：顯現在因子資料型態不公平的判斷處理結構（正常組）……25
圖 3-1：登革熱防治結果績效的資訊整合圖………27
圖 3-2：登革熱防治結果績效的研究流程圖………32
圖 4-1：顯現在因子資料型態的不公平衡量資訊整合結構（官員組）43
圖 4-2：顯現在因子資料型態的不公平衡量資訊整合結構（民眾組）44
表 目 錄
表 2-1：衡量人際不公平的三種模式………21
表 3-1：登革熱防治結果績效公平衡量實驗變項的操作性定義………30
表 3-2：登革熱防治結果績效衡量的資訊整合實驗設計概念…………30
表 4-1：政府基層防治人員受測者資料（官員組）………34
表 4-2：登革熱防治的民眾受測者資料（民眾組）………37
表 4-3：登革熱防治受測者資料（官員組＋民眾組）………40
壹、導 論
一、研究背景
近幾年來，台灣南部地區持續發生登革熱（Dengue fever）流行，感染病例不曾斷 過，民國九十一年夏季以後，南台灣更與世界同步爆發十四年來最大宗的登革熱疫情， 造成逾五千人感染，其中出血性登革熱更超過百例，導致十餘人死亡之災難。此迫使各 級政府動員人力採行一系列防治政策，降低民眾的染病例與感染登革熱之風險。對於防 治結果，政府方面認為已盡心盡力降低傳染，也有相當績效出現；惟政府投入防治的各 種努力與成果卻未相對的獲得民眾肯定，反而不斷受到地方民眾、議員、社區領袖質疑， 這些質疑主要集中在「防治結果」有無績效的判定上，因而引發政府官員與民眾對衡量 公平的爭議（石振國，民 91）。 一項公共政策或計畫之成果如何，端視評估者是持何種衡量觀點與標準而定，對結 果的評價是否公正又往往見人見智，隨著不同人採取的評價標準差異，衡量公平性問題 即會出現（施能傑，民 87、91）。登革熱的防治政策涉及到民眾、政府等眾多不同利害 關係人，因此，有無成果也常因評估者眾而存在公平衡量問題（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民 91）。由於各方缺乏明確的可比較基礎，在計算基礎相異且各說各話下，不僅政 府與民眾對防治績效各有認知，在人人各有一把尺下滋生嚴重對立衝突情節，更模糊登 革熱防治這一重大公共議題的真實成果（徐爾烈，民 91；高雄市議會民，91）；很顯然 地，一種明確且令各利害關係人均能接受的政策結果的公平衡量基準與評鑑方式，乃成 為解決這類爭論之關鍵。二、研究目的
目前對政府政策或計畫結果衡量之觀點，約略有所得分配、效用主義、社會福利、 程序（或規則）正義等四種（吳濟華，民 84；孫本初，民 90），這四種觀點的立論假設、 衡量基礎雖異，但對結果衡量均採單一構面概念，從政策或計畫可見的投入與產出值來 作比較分析，以單一產出結果值來衡量。這類議題（如登革熱防治）原本即存在「多決 策參與者、多目標、多元價值及主觀判斷」等特性，如忽視其多元性，僅以單一構面的 產出值來進行衡量，衡量結果自然在不同涉入者之中會產生不公平的認知，這種的衡量 因而不是公平衡量（洪富峰、何宜綸，民 93）。這些認知來自於各利害關係人對議題資 訊存在資訊模糊與主觀價值判斷衝突，必須以系統化、科學化方式將相關資訊予以整 合，始能顯現出政策議題的整體真實面貌來（Farkas and Anderson, 1974；施能傑， 民 88；孫本初，民 89）。 以往國內對登革熱的研究均單純地從公衛面出發，以流行病學調查方式來分析，重 視病毒原體研究與消除病媒蚊，防治重心集中在「蚊子」上，這種研究對撲滅登革熱與 防止其繼續流行的客觀事實有極佳的解釋力與應用效果，惟對於這種除客觀因素外還涉 及主觀性因素的整體防治政策成效的衡量議題，顯然仍有所不足（徐爾烈，民 91）。對 防治成果評鑑，如只採單一結果的產出基礎（如病例數目）來衡量，忽略這種政策的執行面潛藏的與固有的多元性，以及除病媒蚊消滅問題外，在民眾、政府與環境間還存在 有許多密切互動的社會心理關係亟待解決，則這種衡量無法釐清對這個成果績效認定的 各種爭議（Harris, Videa and Perez, et al, 2001）。
如果無法解決登革熱防治這種多元性與多元價值的衡量問題，也無一種工具來整合 不同的個別價值，則對防治結果績效之評斷將無任何意義，也失去其公平性（Farkas and Anderson, 1979；汪明生，民 91）。登革熱防治結果迄至目前仍無法獲得地方民眾、環 保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的滿意，並持續在社會衍生許多公衛、環保與政策衝突現象，主 要癥結即在此。就此而言，決策與判斷研究領域的資訊整合理論已能解決上開難題，並 整合出一種讓各涉入者均能接受的結果公平衡量標準來（汪明生，民 91）。
三、公平衡量整合研究模式
結果或績效的衡量研究常見的「多元性」與「個人價值衡量」難題，可以 Anderson 建構的資訊整合理論（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ory, IIT）的基本不公平模式來 解決。這個研究途徑係以一種「功能衡量」觀點，將此雙生問題視為「刺激資訊的整合」 與「個人價值的整合」，並以認知代數建立衡量真實尺度的心理值；這是首次將不同衡 量模式的多元真實結構的比較、驗證變成可能，可有效解決結果績效衡量基礎多元與衡 量不公平的問題（Anderson, 1991）。 一般情況，二個人、單一投入與單一結果構面的單純情況在社會上是較少見的，多 數是包含超過二個人、超過一個構面投入與超過一個構面結果的複雜情況。就登革熱防 治而言，涉入利害關係的民眾、社區、團體、政府機關等為數眾多，其投入並不僅限於 政府經費、人力，尚包含努力程度、民眾配合度、主動清除認知、知識程度與時間等。 同樣地，防治結果也不僅指病媒蚊或病例減少，也包含生活環境風險知覺、對預防的重 視程度等（洪富峰、何宜綸，民 93）。Anderson 與 Butzin（1974）研究績效衡量發現， 政府公共政策或計畫的成果績效衡量，主要決定於兩項成果指標值的判斷，一為「能力 指標」，係指對政府投入政策工作整體的工作能力認知的評價；評價愈高，成果績效就 愈高，評價愈低，績效就愈低。另一為「動機指標」，係指對政府投入政策的工作努力 與專注程度的認知評價；評價愈高，成果績效愈高，評價愈低，績效就愈低。 本研究係以資訊整合的不公平研究途徑建構分析模式，就「登革熱防治結果」績效 衡量進行探討，針對防治結果的「防治工作能力評價」與「防治工作動機評價」兩項主 要資訊，分別以政府關係群體與民眾關係群體為實驗對象進行實驗，深入蒐集這二個與 登革熱防治最有直接利害關係群體對防治結果的多元認知資訊，將結果衡量時出現的多 元價值與主觀衡量標準整合，獲得真實的公平衡量。 透過這種整合模式，本研究將政府與民眾間對「登革熱防治結果績效」認知不一致 所衍生的衡量不公平問題確實釐清，探討兩者的衡量出現不公平認知與衝突的癥結所 在。並藉由所建構出、可公平衡量政策結果的函數模式，提供國內已經或即將面臨同樣 衡量情境的各種公共政策與計畫有能被多數人接受的客觀評鑑基準，避免民眾與政府間 再因評價基準不同出現各說各話的衡量公平爭議，建立互信與永續發展的生活社區。貳、理論與文獻探討
公共政策施行結果的衡量是否公平而為大家接受，可由其結果對各涉入者所造成的 所得分配、效用分配或分配程序與規則是否公平而定（丘昌泰，民 87），至於何種分配 較為公平涉及整體價值判斷分析（Stiglitz, 1999）。登革熱防治結果績效衡量這種涉 及多元決定與多元價值判斷且與生態環境息息相關的問題，如前面所述，多數的研究不 是忽略其社會心理層面，僅以單一可見的投入（經費）與產出（病例）來衡量績效，就 是因無法解決不同的個別價值衡量的多元標準問題而失去其效力，形成不公平衡量。 相較於此，決策與判斷分析理論的資訊整合理論（IIT）正可以解決這種困擾，其 除可提供理論基礎外，更具高的實證檢定效力可供借用與參考（汪明生，民 91）。以下 分別回顧國內外有關公平衡量研究的相關理論，檢視各理論之立論基礎與對衡量公平詮 釋之侷限性，作為本研究建構分析模式與實驗假設基礎。一、認知多元與公平衡量
許多公共問題因涉及不同社會機構、組織或群體，具有多重當事人關心與涉入，且 需要滿足多項決策目標，因此其涉及的專業事實與主觀價值常因認知多元而相互抵觸， 最常顯現於社會的不同利益或價值衝突上（丘昌泰，民 87）。之所以有這種情境出現， 乃因個人對社會複雜互動有不同認知所致，這種結果會影響未來是否繼續參與集體生活 之決定，以及將採取何種對應態度、方法之判斷基準（林裕文，民 88；張帆，民 89）。 （一）結果衡量公平的重要性 「衡量」或「判斷」影響個人幸福感與滿足感，更精確地說，衡量（判斷）是所有 人類存在的一種基本認知活動；隨著科技變革，決策及判斷環境充滿了高度的不確定性 與多元性，這使得判斷與決策較昔日困難，也更趨於重要，更有賴於對複雜多元認知提 供整合媒介來加以解決（Slovic and Lichtenstein, 1971; Anderson, 1996）。在這種 情況下，人們經常會歸咎於本身無足夠資訊來督促專家提供專業確信資料，作為衡量（判 斷）基礎，因而開始注意如何解釋及整合環境中的資訊，並解答「何種資訊對決策者有 效」與「決策者應該做什麼」二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在於瞭解如何使用資訊，屬心理學問題；第二個問題，其一方面探討決 策或判斷者整合這些離散資訊成為一個決策的過程及策略，此種思維較實際，其過程被 稱為「整合(integrating)、加權(weighting)、平衡(balancing)、取捨(trading off) 或組合(combining)」資訊。另一方面，則企圖從複雜的多元認知中，解決人類因認知 不足、不清所造成的衝突與不公平現象，提昇衡量（判斷）的有效性並使決策更有效率 與效能(汪明生，民 81、91；孫本初，民 89)。 社會上對因多元價值形成認知的衡量公平問題，公共經濟學者雖提出「公共選擇理 論」加以解析，但仍無法有效解決公眾間自利、不信任、多元衡量、對舒適知覺等價值衝突問題（Crance and Draperi, 1996）。這些複雜問題，以決策判斷領域的資訊整合 理論架構，可有效彙集公眾認知體系中專業知識的認定、簡化、分析，使其普及化，再 以整合的價值觀建構出一套知識系統，進行溝通、衡量與建立共識（Anderson, 1996）。 此除了可適當解決如登革熱防治結果績效衡量的公平性問題外，亦可提供判斷分析領域 更完整性的資訊整合觀點，有助於公共政策或政府計畫結果的衡量管理及政治溝通（行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民 82、85；丘昌泰，民 87）。 （二）公平界定與衡量 古今中外人們討論與關心最多的問題之一就是各種判斷的公平問題，判斷即進行衡 量，至於什麼是公平？則有眾多紛紜的界定與詮釋。文獻上一般常見對公平（fairness） 的界定有「平等（equality）、公正（equity）、公道（equilibrium、symmetry）、正義 （justice）」等，各種界定之解讀與內涵均呈現一定程度的不同，惟多數是均認為「公 平」可普遍涵蓋前述幾種定義。亦即平等、公正、公道、正義等可構成公平的不同構面， 出現所謂「平等、公正、公道或正義」等公平概念（Griffin, 1996）。 依據大英社會科學百科辭典的分類：首先，平等的公平概念有水平（立足點）平等 與垂直（齊頭式）平等二類，這二種平等是數量概念。水平平等指的是初始數量的相等， 並不要求後續發展過程如何，初始數量相同即有公平；垂直平等要求最終結果數量的相 同，不要求與注重原來數量狀態如何，最終數量相同即算公平。這種公平概念用於衡量 時，如遇到無法量化、具體化的情況，即無法進行比較與判斷公平性（Varian, 1990）。 其次，公正的公平概念常發生於人際互動出現紛爭，需由獨立第三者評斷、仲裁或 審判來解決紛爭之情況。第三者裁斷結果如果雙方或各方均能接受即屬公正，就有公平 存在；如果有一方以上對評斷結果不滿意且這種不滿意狀況經常發生，則有不公正事實 存在，即會呈現不公平現象。公正的公平概念於於衡量時，公平較不易達成，因為在社 會人際互動中想要讓全部關係人滿意是一件不可能的大工程（Schumpeter, 1954）。 至於公道或正義的公平概念，通常具有形而上之道德觀，追求倫理上的平等，這種 公平強調人的主觀認知感覺的相似性，關心道德判斷的相同對待情緒。如果在團體中多 數人均感覺受到相同的對待，則是有公道與正義，明顯有公平；如果感受到有不相同對 待方式，即會出現不公道與不正義呼聲，造成各種人際紛爭，正義的公平概念用於衡量 時，常因各人的主觀認知感覺的不一致，出現不公平的衡量（Sandel, 1982）。 除了學術研究層次的界定外，一般社會大眾對「公平」的認知也普遍呈現多元並顯 現在三大層面上： 在政治層面上，公平是民眾主要關心焦點，民眾對其個人是否有平等的政治參與及 投票權利的判斷或衡量，將決定其是否滿意政府的關鍵；對政治人物而言，公平更是其 吸引群眾、獲得支持、走向權力舞臺的唯一工具（Wang, 1987）。 在經濟層面上，由於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高度流傳，基於自利動機驅使，人們不
僅要求在所得分配上的基本公平，更追求賺錢機會的遊戲規則、分配機制之「程序公平」 （Friedman, 1962; Tobin, 1970）；衡量結果如果有不公平存在，則往往會成為推翻政 府、爆發革命的直接導火線（Radin, 1998）。 在社會層面上，民眾不僅追求個人社會階層與階級流動的平等，也尋求長期公平安 全的生活環境；因此，不僅受教育機會、司法審判要公平，有關社會福利的給予更要公 平，結果判斷如有不公平，則常會出現社會改革運動（Sandel, 1982; Ingelhart, 1990）。 （三）公平衡量問題 〈公平衡量特徵〉 衡量的公平與正義議題由於具有重大社會意涵，故向來為各界所注意，研究者發 現，公平衡量或公平判斷在現實面進行時常會顯現以下幾項共同特徵： 第一，公平衡量是決定於事件或任務的投入（input,個人所付出或貢獻的）與結果 因素（outcome, 個人所收到的）的人際比較（Sayles, 1958；Homans, 1961）。
第二，投入與結果二者有多元決定因素（汪明生、邱忠民、何柏正，民 90）。在一 個工作系列中，投入（或有價值的東西）不單單僅以具體的達成來衡量，也以年資（時 間）、工作頭銜、年紀、性別、努力程度、個人外貌等不同構面來衡量。同樣地，結果 也不僅以工資報酬（金錢）來衡量，也以工作條件舒適、工作特權（如工作頭銜）、地 位象徵等不同構面來衡量（Patchen, 1961；Adams, 1965）。 第三，公平與不公平是一種個人的感覺，這種感覺決定在衡量時每一個人如何評估 其客觀狀況的個別感覺與感受（Adams, 1965）。 第四，每一個人（或團體）均渴望要消除不公平並會採數種替代性方式去進行。工 作參與當事人如感覺少收到報酬時，可能對加薪與某些地位象徵顯得較在意；如果沒有 達到這個目地，則他可能以減少工作層次，或者，在心理上以誇大他在某些事情較大架 構範圍中的角色來補償（Farkas and Anderson, 1979）。
第五，公平的狀態通常可以一種代數模式來界定與描述顯得較為簡潔有力。（汪明 生，民 91；楊智喬，民 92） 〈公平衡量障礙〉 針對議題衡量所作的公平判斷，較令人不滿意之處在於前述第二點的「多元決定」， 以及第三點的「客觀性刺激領域必須依據對每一個人的價值與意義來看待處理之個人價 值衡量」問題上。如果沒有一種多元決定分析能力與衡量個人價值的能力，想要探討事 件結果衡量的公平是緣木求魚的（Anderson, 1975）。 譬如，考慮二個人在可比較狀況下從事可比較工作：顯示一人有較佳工作條件但得 較少報酬。這問題如沒有就個人價值作分配是沒有意義的，在這種情況下二人感覺到的 衡量公平是什麼？一人可能真的需要額外的金錢與對工作條件較無感覺，另一人可能有 同樣價值或相反價值；因而，任何事件的陳述是決定於「個人的價值」並受其主導。 因此，公平衡量或判斷常出現的障礙，往往會在三種問題上顯現出來：
第一，公平的多元標準（公正、相等標準）係決定於不確定的環境下（顏碧仁，民 91）。研究兒童公平分享的判斷已經與公平的多元標準可能運作有更多的相關，除了報 酬應與工作相稱的公平衡量標準外，「全部人應被同樣對待」的一種相等標準早已被考 量；惟這個議題的前提係決定在“主觀價值與實體價值相稱＂的複雜假定上，例如，「投 入」可以謎題通過數量來衡量，「結果」則以付給的獎金數量來衡量。 一旦這個一般性假定是不正確，例如，主觀報酬價值遵循「遞減報酬法則」，則理 論詮釋將變得有問題（Anderson, 1979）。此種結果顯示，依據公正與相等多元標準的 公平衡量的理論詮釋，係決定在不確定性的基礎上，此需賴更進一步的釐清與解釋。 第二，大部分公平衡量代數模式的分析是缺乏實證檢定與無效的（Anderson and Farkas, 1975）。這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關於常見公平衡量模式的，從 Adams 開始，代 數模式已廣泛地被接受並用在公平衡量理論的討論上，大量相異的模式已經出現，然 而，除了少數研究外，這些模式的實證性檢定是少見的。此外，即使是在質化、概念化 層次，許多公平衡量的想法性實驗也顯示這些模式多數是無效的。 第三，對不公平的減少方式之評量往往缺乏效標（validity criteria）（Farkas, 1977）。這個問題是有關衡量不公平的減少方式，這在公平衡量理論確實是有趣與重要 議題之一，然而如果沒有一種衡量能力，這個議題的討論經常是不可驗證的憶測罷。 例如，想想這個假定：“在一個給定情況下的人們，以誇大在他們自己心中他們的 結果價值的心理策略來減少不公平＂；或者“以與不同人比較他們的「結果/投入」比， 而這個人往往是較窮的或較差的＂。這二種不公平的減少方式似乎可信，這種想法的口 語式報告也可能是有效，惟這種口語式報告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因為這些實驗與報告 缺乏一種效標，其經常無效也是眾所皆知的（Keeney and Raiffa, 1976）。
二、資訊整合理論（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ory, IIT）
本研究探討「登革熱防治政策的結果績效衡量」，係以利害關係群體「對防治工作 的能力評價資訊」與「對防治工作的動機評價資訊」這兩項可觀察結果變數來分析一般 民眾與政府官員的主觀價值的整合過程，這類判斷與決策領域的研究，經過學者 Hammond 等人的系統性分析與整理，業已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 （一）判斷與決策研究理論 判斷與決策領域研究者早期為了增加認知的確認性（security），一直採取量化方 式，運用邏輯、數學與假設的實驗驗證，惟其分析時須面對基本問題是「如何知道所面 對的世界及選擇做什麼?」與「透過何種方法可找到答案?」。由於人們不能依據理論的 理性假設行事，因此，判斷與決策分析研究者從強調判斷者「內部一致性」的探討，轉 變為以心理學觀點著手的「描述性」分析。 Hammond 將人類面臨的決策判斷問題區分為六個主要理論與研究模式：決策理論 （Decision Theory, DT）、行為決策理論（Behavioral Decision Theory, BDT）、心理 決策理論（Psychological Decision Theory, PDT）、社會判斷理論（Social Judgement Theory, SJT）、資訊整合理論（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ory, IIT）、歸因理論 （Attribution Theory, AT）（Hammond et al, 1975），以下分別介紹。
〈決策理論（Decision Theory, DT）〉
決策理論主要係處理多屬性方案間的選擇問題，其主要概念包含決策、選擇、偏好、 機率，效用及其組合，以事件的機率與決策者的效用為主參數，並以預期效用理論為基 礎 的 決 策 及 其 數 學 模 式 的 推 導 。 這 理 論 最 常 被 應 用 的 是 「 多 屬 性 效 用 理 論 」 （Multi-attribute Utility Theory, MAUT），用來處理多目標決策，因其目標是以屬 性觀念來界定，多屬性被視為非獨立性且有抵換關係（Keeney and Raiffa, 1976）。
這種研究是用來協助決策者作理性決策，因而是一種規範性的決策理論，可告知決 策者在特定環境之下，他可能得道什麼資訊、在何種情境下可達概似滿足。惟事實上， 人們的決策認知常不能符合由這兩個參數所構成的數學與邏輯分析之決策過程與決策 標準，Edwards 鑒於由經濟學觀點出發的探討無法滿足理性決策需求，故吸納心理學觀 點發展出行為決策理論（陳正料，民 93）。
〈行為決策理論，Behavioral Decision Theory, BDT〉
行為決策理論係 Edwards（1961）簡化與修正「決策理論」的複雜衡量模式，並加 入決策者行為向度的考量所發展出來的多屬性效用理論，該理論將評估分為效用與權重 兩 部 分 。 BDT 在 衡 量 方 法 上 採 用 包 括 彩 券 基 本 參 照 方 式 與 SMART （ Simple Multi-Attribute Rating Technology）等方式，其衡量方法嚴謹地區分與結合決策方 案之屬性效用值與各屬性的權重，雖採部分與直接的衡量方法，但仍不如整體、間接、 相依的決策衡量方法（Edwards, 1961: Fischhoff & Slovic, 1975）。
〈心理決策理論，Psychological Decision Theory, PDT〉
Tversky 與 Kahneman（1982）發現，在描述、解釋與預測人類不確定性資訊時，常 會使用一些簡易的法則作出決策與判斷，在歷經許多次的心理實驗研究結果後，彼等將 其歸納為「簡捷法」（Decision Heuristics 或 Mental Strategies to Reduce Difficult Tasks to Simpler Judgement）。這個簡捷法包括「代表法則」（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s）、「現存法則」（Availability）、「定錨與調整法則」（Anchoring and Adjustment）等三項法則。
這種簡捷法則雖可以簡化決策狀況的複雜性，但也產生多變情境下的決策偏差，學 者批評認為 PDT 尚有許多不足與不適之處，並以實證方式證明在決策過程中出現的不當 反應與偏差（Anderson, 1986）。例如 Kahneman 與 Tversky 認為在事前機率效應中採受 測者間的實驗設計，會使受測者無法完全瞭解實驗的內容，易導致無法獲得較正確之結 果（Tversky and Kahneman, 1982）；PDT 只提出「定錨與調整」現象，並未解釋調整不 足可能產生的偏差，Anderson 提出的「序列性整合模式」產生的「初始效應」，正可說 明為何會有調整不足的種種現象（Anderson, 1996）。
〈社會判斷理論，Social Judgement Theory, SJT〉
社會判斷理論係由 Hammond 於 1975 年，根據 Brunswick 所提出的「透鏡模式」（Lens Model）發展而來。SJT 認為決策者是準理性的對週邊環境認知有限，因而，在經過內在
認知過程後所得到的判斷，多少會扭曲客觀的事實，故可將之視為「透鏡」；決策者會 逕自對客觀因子屬性加上自己的主觀意見，而對不同方案作出不同的判斷。亦即 SJT 探 討各決策者的主觀認知與客觀環境間的差異所產生的「了解」問題，以及各決策者主觀 認知間的差異所引致的「衝突」問題（汪明生，民 81）。 因社會判斷理論注重在決策者之間認知衝突的分析與化解，其藉由傳統上最常被使 用的權重求取模式－線性迴歸式－提出函數形式的觀念，此使得 SJT 在涉及認知衝突的 各種實際集體公共決策的分析上應用的頗為廣泛（汪明生，民 81）。
〈資訊整合理論，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ory, IIT〉
資訊整合理論係由 Anderson 於 1960 年代開始發展的一套心理衡量理論，係源於 Thurstone 的心理實驗，適用在探討多屬性或多目標決策情境下決策者所使用的資訊整 合模式，以及衡量決策者主觀上對於多個屬性或目標間的相對權重值與心理值的理論與 方法（汪明生，民 81）。經過大量實證研究資料驗證與支持後，IIT 已確認其在心理衡 量方面的效度，自 1970 年代以來被廣泛應用在各類公共決策與判斷問題的研究上。 在 決 策 與 判 斷 的 研 究 領 域 中 ， 吾 人 通 常 須 面 對 二 個 重 要 議 題 ：「 多 元 決 定 」 （multiple determination）與「個人價值」（personal values），如同上面所描述與 指出的，其中，BDT 因其主觀期望效用理論（SEU）不能呈現真正的選擇行為（Hammond et al, 1980），且其衡量方法遠不如整體、間接、相依的決策衡量方法。PDT 也有許多如同 BDT 不足與不適處，而 SJT 係採線性迴歸模式來認知資訊，其認知模式有所不足，應用 上也有其限制。至 IIT 對於資訊整合的方法及各項資訊的主觀權重與尺度值則均以實驗 方式進行，因而，其是一種最具主觀衡量效度的理論與方法，最適合用來探討決策者主 觀的認知衡量問題（Anderson, 1981;1982;1991；陳碧珍，民 85）。 對於人們面臨要處理「多元決定」及「個人價值」二個涉及主觀認知議題，IIT 對 此可適度解決，其理論基礎為「目的性定理」與「多元決定論」，強調衡量人們對社會 及物理值的判斷，投注可觀注意力於「衡量」上－這是一種精確的度量感覺與社會人們 的物質判斷。有關人們對資訊的整合方法，其係以「認知代數」概念來說明，認知整合 方法有「相加、相乘及平均模式」等(Anderson, 1996)，這個理論簡稱整合理論。 〈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 AT）〉
本理論主要係依照 Heider＇s 的理論來作推論，係選擇行為的描述性判斷理論，其 強調環境的因果（causal）結構，認為歸因的原因隱藏在環境互動中；亦即探討與描述 人類行為的原因或歸因（attribution），將重點置於如何區分個人的或環境的原因 （impersonal）。因果歸因是以常識性心理學為主角，其常說明常識與精確知識間的緊 張情勢，並以實驗方法來探討這些問題，其處理本質上是單純的、直覺的、常識的判斷， 並無模型、權重、函數，惟其所得到的許多結果可以心理決策論的定錨法則來解釋 （Anderson, 1982）。
（二）整合理論（IIT） 〈理論源起〉
資訊整合理論如同前節所述，是一個以關於行為的數值資料來回應一連串資訊的理 論，這些數值資料包含個人或群體對於不同決策變數（屬性）做出回應的各種名目尺度 （category-rating）。IIT 在概念上與社會判斷理論相類似，但相對於代數聯合衡量 （axiomatic conjoint measurement），其擁有更強的實驗方式安排，更能有效地確認 人們的偏好模式，進而正確預測人們的選擇行為（Adleman et al., 1974）。
由於 IIT 的上述特性，其在解釋、預測人類的決策與判斷行為與提供公共管理或公 共政策指引方面皆具有重要的意義，尤其它在結果績效的衡量判斷上更具有相當成果， 已成為一個相當嚴謹完備的體系（Abele and Petzold, 1994；汪明生，民 90），故自 1970 年代以後，被廣泛地應用在各種公眾問題的研究上，獲的極為可觀成果。
這些包括，國外部分有對美國總統的態度（Anderson, 1973）、公部門績效水準的 判斷（Anderson and Butzin, 1974）、對公共政策結果公平的判斷（Anderson, 1976）、 納稅人的決策（Anderson and Butzin, 1978）、消費者對產品保証的評估（Madeo, Schepanski and Uecker, 1987）、採購時的風險知覺判斷（White and Truly, 1989）、 市民遷移意圖判斷（Joag et al., 1990）、順序效果對消費者記憶與判斷影響（J.; Mullet and Neto, 1991）、心情對印象形成的影響（Kardes and Kalyanaram, 1992）等。
在國內研究方面，有以殺蟲劑的致命風險接受程度的研究（汪明生、方之光，民 87）、 以六輕建廠為例的認知衝突管理的準實驗（汪明生、黃國良，民 87）、有分別針對風險、 環境等資訊進行資訊整合實驗，陸續發現風險溝通政策意涵的石化廠污染及風險評估的 研究（陳碧珍，民 85）、對白領階級人口遷移決策模式之研究（汪明生、張寧，民 87）、 針對地方永續發展與公眾認知之研究（汪明生等，民 90）、都市行銷招商研究（王鳳蘭， 民 89）、對大眾運輸需求模式之資訊整合研究（張嘉玲，民 90）、對酒後駕車風險知覺 的研究（郭文俊，民 90）、以企業型文官概念出發，對政府公務員服務績效公平衡量的 研究（汪明生、陳正料，民 92）。 〈基礎概念〉 在解釋或預測人類的思想或行為時，一般傳統心理學對「刺激（S）－反應（R）」 的探討，多數認為反應係由「單一刺激」所形成；然而 Anderson（1981）認為多重原因 才是基本規則，亦即人們在面對決策情境時，大多必須同時考量多個相關刺激屬性，判 斷反應係由多重刺激與反應的整合結果，這就是「多元決定論」。IIT 理論包括評估函數 （valuation）、整合函數（integration）、反應函數（response）等三個函數，其基本 概念如圖 2-1 所示；其中大 S 為物理刺激值，代表方案或標的物多個屬性的客觀值，小 s 為主觀心理值，代表大 S 在決策者心中所形成的心理尺度值，小 r 為心理反應值，代 表經過決策者整合多個小 s 資訊後，心中所得到的對於方案或標的物的整體主觀評價值 或心理判斷值（反應值），大 R 是決策者將心中的小 r 值表達成外在可觀的反應值。
間的關係稱為「整合函數」，係以簡單的認知代數來操作，小 r 與大 R 間的關係稱為「反 應函數」，亦屬線性函數關係。上述評估函數、反應函數與整合函數的認知代數模式， 均可透過實驗設計因子所得資料的統計變異數分析與因子圖形鑑別來判斷與驗證。 標的 (goal) 標的 (goal) 標的 (goal) S1 s1 r s2 R S2 S3 s3 評估函數 (可觀察刺激) (心理物理定律) 整合函數 (內在過程) (心理定律) 反應函數 (可觀察反應) (心理運動定律) 圖 2-1：資訊整合理論的功能衡量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 Anderson（1981）。 〈判斷資訊的整合模式〉 IIT 在多元資訊結合方式上，認為結合方式係衡量可觀察的刺激與反應方式來瞭解 資訊整合的模式，此即「功能衡量」（functional measurement），其重點主在於獲得 整合函數。在這種功能衡量下，當心理的刺激值變數依照代數規則被處理並形成隱含的 心理反應時，重要的刺激變數與它們的值就變得明顯；經由 Anderson 的驗證，IIT 處理 判斷或衡量資訊的認知代數有三種模式：相加、相乘、平均模式。 １相加模式： 以二因子三水準的判斷情境為例，相加模式可如（1）式所顯示，其中γij為二因子 三水準的因子設計中第i列第j行的小格的心理判斷值，sAij 與sBij分別為屬性A與屬性B的 第i個與第j個心理值（Anderson, 1981）： γij ＝ sAij ＋ sBij ………（1） 如果判斷過程是將兩種決策屬性 A 與 B 的心理值相加且無交互作用項，二因子三水 準因子設計所得的反應值作成因子圖後應如圖 2-2 所示，因子圖中三條線間應為「平 行」，並可進一步以變異數分析來檢定兩個因子的交互效果是否顯著。至有關評估函數 與反應函數的線性關係，亦可由「平行測試」來推斷其正確性。
圖 2-2：支持相加模式的平行因子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 Anderson（1981）。 在前面 IIT 的功能衡量函數圖中，如評估函數為線性尺度，即大 S 反映到小 s 為線 性，則小 s 的尺度值為「等距尺度」。同理，小 r 為等距尺度，即大 R 與小 r 間為線性 關係，則將產生下列方程式（2）： Rij ＝ C0＋C1（γij）………（2） 當資訊整合模式為「相加模式」時，則可將（1）式代入（2）式中得出下列程式（3）： Rij ＝ C0＋C1（sAij ＋sBij）………（3） 在因子設計所作出的因子圖中，兩條線對應點間（i=1,2）的距離，可如下列方程 式（4）所示，其中，因sA1與sA2為既定的心理值（IIT假設心理值有獨立性，不因其所 結合的客觀值S而異），故第一、二兩條線三組對應點間的距離為「常數」，即兩線為平 行；即使將上述第一、二兩條線換為第一、三兩條線或第二、三兩條線，其平行的結果 仍然不會改變。 R1j － R2j ＝﹝C0＋ C1（sA1＋sBj）﹞－﹝C0＋C1（sA2 ＋sBj）﹞ ＝ C1（sA1－sA2） ＝ 常數 ………（4） 在因子設計中的「行」邊際平均，為行因子各水準尺度值的線性函數，同理，「列」 邊際平均為列因子水準的線性函數；因此，行與列的平均提供尺度值的估計基礎，可推 導如（5）式： j R. ＝（1 / I）
∑
= I i Rij 1 ＝（1 / I）∑
﹝C = I i 1 0＋ C1（sAi＋sBj）﹞ ＝（1 / I）∑
C = I i 1 0＋ C1（1 / I）∑
sA = I i 1 i＋C1（1 / I）∑
sB = I i 1 j ＝C0＋ C1 × sAi＋C1 × sBj………（5） 幽默的 粗魯的 好的、自然的 列 × 欄→↓ 層次-朝向 不世故的 不滿意的 雙向因子 20 15 10 5 平均人格印象 受測者 F.F.綜合上述，「相加模式」表示在決策的過程中，每一個刺激變數都是彼此獨立的函 數，亦即在判斷的構面上維持相同的權重，因其每一個刺激變數有固定的值，且在與其 他變數結合時維持其獨立性。這個獨立性意味在刺激變數間並「無交互作用」影響，且 其圖形為「平行」，表現在統計檢定上即是變異數分析的互動項不顯著。換句話說，如 因子設計圖形為平形，且變異數分析的互動項不顯著，則可相當程度確定：支持相加模 式、支持反應數為線性尺度、因子設計的行平均值與列平均值將以有效的線性尺度來估 計刺激的心理值。 ２相乘模式： 如果資訊整合模式是相乘模式，且外在反應值 R 與心理值 r 之間為線性關係，則依 因子設計所繪製出的因子圖形必然是「扇形直線」（如下圖 2-3），且因子設計的各行平 均值與各列平均值將能以有效的線性尺度來估計刺激之心理值。此外，為了更精確的辨 認相乘模式，亦可藉助於統計方法的變異數分析，即當模式為相乘時，變異數分析的主 效果及互動效果皆「應達顯著水準」，且互動效果應集中於「線性×線性成份」，而其他 剩餘成份則均應「不顯著」（Anderson, 1981;1982）。 160 120 80 40 圖 2-3：支持相乘模式的直線扇形因子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 Anderson（1981）。 相乘的資訊整合模式可以（6）式來表達，其中γij為二因子三水準之因子設計中第 i行第j列的小格中的心理判斷值： γij ＝ sAi × sBj ………（6） Rij ＝ C0＋C1 （sAi × sBj ）………（7） 這兩個代數模式，可以其因子圖與變異數分析來測試；首先，由（7）式可知，如 以sBj橫軸作圖，應可得到斜率為C1 sAi 的三條直線。其次，因子設計所作的因子圖中的 兩條線上對應點間的距離如（8）式所示，即兩點間的距離為sBj的函數，故當sBj漸增時， 兩線為向外擴張的「扇形圖」。
R1j－R2j＝（C0＋C1 × sA1 × sBj）－（C0＋C1 × sA2 ×sBj） ＝ C1 × sBj（sA1 －sA2） ＝ C2 × sBj ………（8） 此外，由（9）式的推導結果可發現，因子設計中的「行」邊際平均為行因子各水 準尺度值的線性函數。同理，「列」邊際平均為列因子各水準的線性函數，是以行與列 的平均提供尺度值的估計基礎。 j R. ＝（1/I）
∑
R = I i 1 ij ＝（1/I）∑
﹝C = I i 1 0＋C1（sAi ×sBj）﹞ ＝（1/I）∑
C = I i 1 0＋C1 sBj（1/I）∑
sA = I i 1 i ＝ C0＋C1 sBj ＝ C0＋C2 sBj ………（9） ３平均模式： 以二因子三水準決策情境為例，平均模式可以（10）式表示，其中s值為心理值（或 尺度值），w為絕對權重，w0與s0為決策者的先驗態度，即未進行決策前所持的態度。「平 均模式」不同於相加模式之處，在於其將尺度值與權重分離，且以加權平均的方法整合 資訊，尺度值與權重可經由實證方式區分。 γij ＝（w0s0 ＋wAisAi ＋wBjsBj）/ （w0＋wAi＋wBj）………（10） 平均模式又可分為「等權重平均模式」與「不等權重平均模式」二種，二者的區別 在於相同因子之不同水準間（如wA1、wA2與wA3）的權重是否不同。 (1)等權重平均模式（equal-weight averaging） 當整合模式為等權重平均模式時（即wAi＝wA與wBj＝wB時），平行測試中兩線上點間 的距離公式應如（11）式所示，即兩線應平行，此性質與相加模式相同。為區別兩者， 資訊整合理論提供「關鍵測試」（critical test）作為是否為平均模式的測試。 R1j－R2j ＝﹛C0＋C1 ﹝（w0 s0＋wAsA1＋wBsBj）/（w0 ＋wA＋wB）﹞﹜－ ﹛C0＋C1﹝（w0 s0＋wAsA2＋wBsBj）/（w0 ＋wA＋wB）﹞﹜ ＝ C1 wA（sA1 －sA2）/（w0 ＋wA＋wB） ＝ 常數 ………（11） 關鍵測試是單因子的因子圖與二因子的因子圖畫在一起（如下圖 2-4），觀察兩組因 子圖形是否有交叉的現象，通常兩個因子的圖形是取所增加的因子之中間水準（假設尺 度值為sA2）。當兩線交叉時表示增加的資訊在Lo、Med、Hi三點所造成的影響並不相等， 即相加模式不成立；若相加模式成立，則Lo、Med、Hi三點的對應值應為sB1 ＋sA2、sB2＋ sA2與sB3＋sA2，亦即兩線上對應的三點間距離應都為sA2，因此兩線應「平行」。 因而，當關鍵測試出現交叉現象時，整合模式不為相加模式；當模式為不等權重平 均模式時，（11）式可轉變為下面的（12）式，亦即線間不平行，且當只有B因子不等權重時，線上點間的距離可以下面的（13）式表示，而與wBj成反向關係，即當線上兩點間 距離愈大時，B因子對應水準的絕對權重愈小。 R1j－R2j ＝﹛C0＋C1 ﹝（w0 s0＋wA1sA1＋wBjsBj）/（w0 ＋wA1＋wBj）﹞﹜－ ﹛C0＋C1﹝（w0 s0＋wA2sA2＋wBjsBj）/（w0 ＋wA2＋wBj）﹞﹜ ＝ C1 wA（sA1 －sA2）/（w0 ＋wA2＋wBj） ＝ C1﹛﹝wA1 sA1/（w0＋wA1＋wBj）﹞－﹝wA2 sA2/（w0＋wA2＋wBj）﹞﹜ ＝ 非常數 ………（12） R1j－R2j ＝ C1 ﹛﹝wAsA1/（w0＋wA1＋wBj）﹞－﹝wAsA2/（w0 ＋wA2＋wBj）﹞﹜ ＝ C1 wA（sA1 －sA2）/（w0 ＋wA1＋wBj）………（13） 6 4 2 None Med Hi Med Lo Lo Med Hi Lo Med Hi 圖 2-4：否定相加模式但支持平均模式因子圖（虛線與實線相交）。 資料來源：整理自 Anderson（1981）。 綜合上述說明，當以因子設計所得的資料作因子圖時，如發現平行現象，或變異數 分析發現無互動作用存在時，決策者所採取的資訊整合模式可能為「相加」或「等權重 平均」模式。如進一步的關鍵測試發現為「相交」時，則否定相加模式而為「等權重平 均模式」；如「平行測試」不通過時，則資訊整合模式為「不等權重平均模式」。 (2)不等權重平均（differential-weight averaging） 驗證不等權重平均模式的方式，與驗證相乘模式的方式基本上相同，即因子設計之 圖形應為「扇形」，變異數分析的主效果（互動效果）皆達「顯著」水準，且集中於「線 性×線性成份」，其他剩餘成份均「不顯著」（Shanteau, 1984）。 為了協助研究者區分相乘模式與不等權重平均模式的不同，Shanteau（1984）曾提 出三項判斷準則： 第一，相乘模式與不等權重平均模式的問題性質不同。相乘模式通常用於決策與物 理上的判斷（如幾何學）；不等權重平均模式常用於印象的形成或態度的分析上。
第二，相乘模式常出現在「當任務之決策模式有規範性的相乘模式時」。例如，在 規範性的期望值模式中，預測機率與報償為相乘關係，而不等權重平均模式則用在沒有 規範性模式的決策中。 第三，在適用相乘模式的任務中，通常只有少數固定的因子，且因子須全部呈現， 受測者才能進行判斷。當只有單一因子的呈現仍能作判斷時，則為「不等權重平均模 式」，如對人的印象，只要知道一個特質即能形成印象。因此，在決策問題上，因子的 數目及彈性，往往能透露問題所適用的資訊整合模式。 不等權重平均模式與等權重平均模式的最大不同，乃在於不等權重平均模式中，權 重不再是常數，而是尺度值的函數。 〈整合模式的政策意涵〉 在多評準或多目標決策情境下，決策者於評估不同政策方案或計畫對於本身的總效 用時，其所採取的資訊整合模式將影響如何提高或降低該效用的策略。 １相加模式之政策意涵： 決策者所使用的資訊整合模式為相加模式時，由於總效用或滿意水準決定於多評準 所提供的尺度值（即效用值）間的和，因而，如欲提高決策者的總效用，應可直接透過 較高主觀尺度值方案的提供，或提高現況評準的客觀刺激值（當客觀刺激值與主觀效用 值成正向關係時），來提高決策者的總效用或滿意水準。 例如，陳碧珍（民 85）研究發現，石化廠附近居民面對風險知覺資訊時，均使用「相 加模式」整合，因此，相關單位如要有效降低其風險知覺，可以減輕傷害結果與降低傷 害之發生機率，或提供更多的防治風險的正面資訊等，來進一步改善居民對石化廠的風 險知覺疑慮。 ２相乘模式的政策意涵： 當決策者所採取的資訊整合模式為相乘模式時，亦即表示變數的組合中，有某個刺 激變數有較不成比例的權重，對於總效用或滿意水準，係決定於評準所提供的效用值間 的相乘積，此如類似於相加模式，但不同處在於： 第一，當某個目標的效用值增加 A 時，總效用的增加是該評準所相乘的其他評準的 效用值 A 倍，而非如相加模式中總效用增加 A。 第二，當相乘模式中某一評準的效用值極低時，很難透過其他評準效用值的提升來 提高決策者的總效用，較有效率的作法是，經由該低效用值評準的效用的提升來達成總 效用水準的提高。例如以前述石化廠為例，污染性設施設置若補償風險評準的效用水準 高，而風險評準的效用水準較低，則以提升風險評準較低的效用值，才能較有效的提升 民眾對於所提供之方案的整體接受性或滿意度（陳碧珍，民 85）。 ３平均模式的政策意涵： 當決策者所使用的資訊整合模式為平均模式時，由於總效用或滿意水準同時決定於 評準所提供的效用值與評準相對權重間乘積的和，且效用值與相對權重可能同時受方案 中評準水準的影響。所以當現況評準客觀值被提高時，總效用質的提高可能來自於效用 值的提高，也可能來自於對權重的提高；當其中作用的因素為相對權重、而非效用值時， 對於決策者本身的意義不大，且可能使總效用降低（汪明生、陳碧珍，民 91）。
例如，以民眾已遭受污染之風險高低與其補償為接受六輕設廠之決策因素為例，發 現若現況補償水準的效用值為正或低於風險水準時，補償水準的提高將適得其反地降低 民眾對於所提供方案之接受度或滿意度。因而，當資訊整合模式為平均模式時，在提高 決策者總效用值的策略上，宜針對效用值較高且敏感（即相對權重大）的評準或資訊因 子，設法提高其效用值（汪明生、黃國良，民 87）。 上述三種模式的政策意涵與應用，Throutman 與 Shanteau（1976）曾以兩種紙尿布 為例，來說明資訊整合模式的應用。例如對第一種紙尿布只描述其具高吸水性，而對第 二種則描述其具高吸水性與中高程度持久性，則使用不同資訊整合模式的消費者對這兩 種紙尿布將出現不同的評價與偏好；其中，使用相加模式者可能認為第二種紙尿布品質 較高，而使用平均模式者可能認為第一種紙尿布品質較高。出現這種結果的原因在於， 使用相加模式者會將所有屬性的正面資訊的主觀值相加，因而，其對具有兩項正面資訊 的第二種紙尿布的反應值會高於僅有一項正面資訊的第一種。而對使用平均模式者而 言，第二種紙尿布的兩項資訊平均後的反應值反而會低於第一種紙尿布的反應值。 這個案例經過 Throutman 與 Shanteau 實證後發現，紙尿布消費者係以平均模式來 整合紙尿布產品相關資訊，因此，對於管理階層如想促銷其紙尿布產品，大量提出有關 產品的正面資訊的行銷作法是不正確的，反倒是好好找出一樣最有吸引力的正面資訊宣 傳才是合適之途。綜而言之，面對多元認知判斷情境時，惟有依據人們對不同問題的資 訊整合模式，吾人才能制定出有效的策略來，才能適度解決資訊不明、混亂與不一致的 主觀認知問題。
三、公平衡量一般研究途徑
有關公平衡量問題的研究，最著名的分析是 Adams 於 1965 年所作的研究，其建構 的公平衡量模式也常為後繼者所遵行著。而回顧國內外研究文獻，公平衡量的一般研究 約略可概分成經濟面、環境面、倫理面與行政管理面等四個研究層面，彼等衡量後所衍 生出來的公平，一般也被稱為「經濟公平、環境正義、社會公平與程序正義」（丘昌泰， 民 87），茲分述如次： （一）經濟途徑：經濟公平（Economic Equity） 又稱為效率公平，其研究可溯自希臘政治經濟學家 Epicurus（341-270 B.C.），至 19 世紀時 Jeremy Bentham（1748-1832）以量化方式計算人的主觀效用而確定成型。 Bentham 認為每一公共政策結果對每一個人產生的快樂與痛苦都可以「效用」加以量化 與加減，每一人之幸福（效用）均同等重要且權重相等；社會之幸福可以用痛苦與快樂 之總和表示，總和值愈高表示愈幸福，也愈顯得公平（Schumpeter, 1954）。 這種研究較易獲得政策結果的具體數字來比較，故常被經濟學者採用，其往往結合 成本效益觀念，以淨效益與效用來評鑑各項公共政策或衡量工作計畫績效（如經濟、財 政或租稅等）（Tobin, 1970; Musgrave and Musgrave, 1973; Rohrbaugh and McClelland, 1980; Varian, 1990）。國內也有許多人以這種單一屬性的效用概念或成本效益觀，來 衡量政策或計畫結果的績效（邱華君，民 85；張清讚，民 85；林森富，民 88；羅正忠，民 89；陳小玲，民 91；林俊杰，民 92）。 這類公平衡量研究之公平係偏向於平等的公平概念；惟效用主義的這種衡量公平， 因強調產出構面對所有人的個人幸福（或效用）總和大小，不重視個人幸福間之分配， 只看可加減合計的金錢報酬因素，忽略其他潛藏的無形因子，因此其衡量公平倍受質疑 （顏碧仁，民 91）。尤其政策結果對每一個人之幸福或效用程度不易作客觀的衡量，其 假設所有人的幸福或效用權重均相等更顯任意，故無法解決當前政策或計畫結果複雜多 元與價值衡量問題（Anderson, 1996；丘昌泰，民 87；汪明生，民 91）。 （二）環境途徑：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 環境正義近年來常出現在一些重要的環保行為議題探討上頗受注目，這類研究係從 政策或計畫實施結果對人類社會「環境」的影響層面出發，認為環境具有社會性、政治 性、經濟性、生物性與物種性。各種政策施行結果往往有社區土地公平利用、污染防除、 資源平等分享等環境正義問題，出現「程序不正義、地理性不正義、社會性不正義」現 象（紀駿傑，民 87b）。就公共政策法令、計畫的實施而言，唯有能確保不同種族、文化、 收入、階層的人（或團體）均能受到公平對待、免於環境之侵害，才算符合公平，結果 才有正義可言；而要消除已出現的這三種環境的不公平、不正義，則須對受害地區、族 群、階層分別給予合理賠償與補償（紀駿傑，民 90）。 這類研究在環境保護議題應用頗為廣泛，例如因政府環境政策不當造成地區污染問 題的補償金或回饋金制度提供公平衡量基礎（紀駿傑、王俊秀，民 85；紀駿傑，民 86、 87a、87b、90；Murphy，民 87；陳明燦，民 87；彭國棟，民 88）。另對土地開發與都市 發展優先序位問題也提供一套衡量標準（李永展、何紀芳，民 88；魏瀅珊，民 90）。國 外針對污染工廠或焚化爐等不適設施公平選址問題，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出現（Carr, 1995; Schmitt, 1995; Reams and Templet, 1996; Farrow, 1997; Adele and John, 1999）。
惟這類研究亦面臨如效用理論的難題，亦即其對正義之衡量並無明確可接受標準， 不是傾向於普世倫理觀、社會道德的正義概念，就是仍以單一構面結果調查（如種族或 所得或傷害分佈情況）作為計算基準。特別是多數研究（如回饋金）界定受害者範圍， 僅侷限於鄰近社區群體個人補償，忽略物種、人群、地理社區與整體環境的互動性，以 致回饋或補償金計算公式常無法獲得廠商、政府、民眾的認可，因而出現另類的實質社 會不公平（楊芳玲、汪明生等，民 81；陳建民，民 89；汪明生，民 91）。 （三）倫理途徑：社會公平（Social Fairness） 社會公平又稱為倫理的公平，這類研究主要針對人類的不同價值體系進行衡量。由 於文化因素影響，社會中的各種社群對同一種政策實施結果，也會因彼此思想、價值系 統不同而有不同的選擇；這種選擇產生的價值衝突將造成社會有不公平現象，同時也對 政府決策者產生價值選擇的困擾現象（陳正料，民 87；曹俊漢，民 90）。 這類研究涵蓋現實社會中的各種道德判斷，如司法的公正與公平、科技倫理、政府 組織的陞遷公平、社會公義、社會安全、社會福利等（蔡秀娟，民 87）。就一個已知的
道德判斷而言，一般不難看出政策資源配置結果之公平性（丘昌泰，民 87）；例如在一 個系統中，如果某項政策結果之資源配置為民眾所喜歡，其配置並沒有造成任一人（或 團體）羨慕其他人（或團體）之情形，則該項政策措施即為公平配置，即具社會公平性； 如這項配置出現有人不喜歡、有羨慕他人之情形，則為不公平配置，因而會有社會不正 義出現（Rawls, 1999）。 這類衡量的公平具高度倫理與道德性，常作為政治鬥爭與社會運動正當性之基礎， 也是當代社會福利與社會安全提倡者追求的目標，現存的主要哲學思想均由此而來（陳 正料，民 87）。例如 Rawls 在其《正義論》中提出兩大原則：一是作為公平的正義原則， 二是差異原則。前者強調每一個人在初始狀態中均是自由平等的道德人，他們都擁有最 大限度自由，只要其與其他人所享的同等自由不相衝突即可；而後者強調，只允許存在 有利於社會中獲得利益最少的部份成員之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不得不的必要）（鄭伯 壎、張東峰編譯，民 71）。這種帶有極高倫理色彩的普世價值代表一種「實質正義」觀 念，目前各國建構自由安全社會體系均以此作為思維之關鍵與原則來遵行（Sandel, 1982；丘昌泰，民 87）。 社會公平的研究無可避免遇到一層重大阻礙，即在現實社會中吾人很難衡量那一種 道德判斷較為合理、較為可信。例如社會福利學者提出的福利函數，係針對不同的社會 偏好加以排序，不同之福利函數型態代表不同之社會價值或道德判斷；這種排序與判斷 結果仍如同效用理論一樣的主觀與單一，往往流於決策者個人價值尺度或權重勝於一切 的不公平衡量結果（唐文慧、王宏仁，民 82）。 國內研究則多數集中在司法正義、社會安全正義之探討（陳正料，民 87；陳建民， 民 89；施啟揚，民 87；呂明泰，民 91）；部份則探討科技倫理與陞遷公平或不同價值體 系人員之績效考核公平（王聰智，民 89；鐘金玉，民 89；汪明生、陳正料，民 92），以 及分析社會福利公平（林萬億，民 83；曹俊漢，民 90）。國外則集中在思想面的倫理價 值與社會福利公平等方面（Friedman, 1962; Johnson, 1990; Moller, 1991; Hans, 1992; Marmor, Theodore and Maslow, 1992; Mitchell, 1992）。
（四）行政管理途徑：程序（制度）正義（Procedural Equity） 其係自公共政策或政府計畫的決定與施行的行政管理流程來衡量，探討社會整個政 策規則的程序公平，重視程序正義或遊戲規則的公平。這種公平概念是由 Nozicks（1973） 所提出，認為一種政策改變結果是否公平係決定在「資源起始分配是否公平」、「決定資 源轉移之規則是否公平」等二項，如果兩者皆公平，則其結果也是公平的。亦即 Nozick 所重視的公平衡量強調：在遊戲前，籌碼（chips）分配是否適當與訂出之遊戲規則公 平與否；如兩者皆肯定，則比賽（或施行）結果不論誰勝（多得）或負（少得），皆可 謂公平（Miller, Benjamin and North 等著、徐仁輝、何宗武譯，民 90）。
此類研究隱含：如果起始分配合理、程序合乎正義或規則公正，則各人可各盡其所 能獲得其所應得，反之，如起始分配不合理或規則不公正，則其政策或計畫結果即顯不
公平。此顯見其重視一開始的「參與機會」之平等，故其追求之衡量公平又稱為「制度 的公平」；目前多數研究集中於政府管理、制度與績效衡量上，探討政府管理績效、競 爭力與報酬關係，以及不同產業退休制差異（許立一，民 84；謝青宏，民 90；呂明泰， 民 91；施能傑，民 91；孫本初，民 91；楊智喬，民 92）。國外研究關注制定計畫或政 策時，在程序與遊戲規則的初始公平，認為其是各種結果衡量的前提，如符合程序公平， 則以單一構面績效值即可評鑑結果（Gao, 1993; Kettl, 1998; Radin, 1998; Hatry, 1999; Hall, 2002）。 惟這種重視程序規則的公平衡量研究，無法釐清程序與實質之函數關係與相對重要 性（丘昌泰，民 87）；是否程序公平即可推論實質也達到公平？其並無合理標準與解說， 以致無法針對政策之多元結果進行實際評估，公平判斷亦失去客觀性與共同比較基礎， 以致成為各說各話情況（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民 82、85；孫本初，民 91）。
四、整合的公平衡量研究途徑
台灣社會隨著自由化與民主化發展腳步，民眾對政府效能要求愈來愈高，一旦政府 部門執行公共政策或施政計畫的結果未令民眾滿意，則對政府的課責與壓力則隨之而來 （施能傑，民 91）。然而，近幾年來，由於整體內外政經情況持續惡化，公共政策或政 府施政計畫結果遭受極大執行困局，不是執行期程紛紛拉長，就是成果展現來得較遲， 在民眾「心中」形成一種「無能」、「績效不彰」的認知現象（曹俊漢，民 90）。 民眾的這些「主觀性認知」感覺又常因官民間對政策結果衡量標準不一，在社會上 產生如前面所述的各種衡量不公平問題。例如農漁民抗爭農漁會信用部改革案、工人抗 議政府稅賦制度不公平、核廢料場居民設址的環境不正義抗爭等，均引發社會連串的紛 爭與衝突（施能傑，民 91）。在這種情況下，自認受不公平對待的民眾漸漸組織起來要 求政府給予更公平的資源分配與對待；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則滿腹委屈認為已努力執行 與工作，期程雖長、績效展現雖慢，但結果仍有績效，卻還要蒙受民眾質疑。顯然地， 對同一件公共議題而言，民眾與政府所接收到的資訊必然存在極大歧異，有必要將其整 合並攤開來一一審視，獲致一種大家皆認可的共識，如此才不會繼續對立。 （一）登革熱防治結果績效資訊整合的必要性 登革熱防治成果的衡量亦屬多元認知顯例，在政府方面，其認為只要投下大筆預算 （投入）、降低病例（產出）即有績效；而民眾則認為，除投入防治經費外，政府為民 眾建立一個感覺是安全生活社區環境的能力與努力更屬重要，結果績效的計算不僅染病 例要降低，政府清除環境與防治工作的能力與努力程度要高，防治方法與技能要正確、 適當，如此民眾心中感覺感染登革熱的風險知覺才能降低（魏瀅珊，民 90）。 因而，有關「登革熱防治結果衡量」的資訊上，在民眾與政府間存有嚴重認知不一 情況，解決之道不僅需加強對政策問題的分析與解決、提昇政府政策規劃素養，亦需配合多元社會的開展，強調各階層形成共識方法（方之光，1996）。亦即要想辦法整合多 元化的登革熱防治結果資訊，使其一致化達到判斷公平目的，資訊整合理論的不公平分 析途徑正符合這種公平衡量需求(Anderson, 1996)。 （二）不公平的基本分析模式建構 早期公平衡量的討論多數賦予 Adams 的研究中心地位，彼均以一種認知代數來分 析，惟從 Adams 以降儘管興趣在於減少不公平的方式上，但多數將焦點集中在「公平」 的研究，近乎全部忽略「不公平」研究。由於公平的描述僅是在一個不公平連續體上一 個理想的點，從社會面來看「不公平」比「公平」給人心理的感覺更具體與清晰，也更 明顯；因而，在公共議題上，衡量人際的「不公平」感覺將較「公平」感覺的判斷來得 容易，也較能體現與進行量化比較，故本研究關注「不公平」更甚於公平。 如同 Anderson 等所作過的實驗顯現，事實上不公平也顯示遵循一種認知性代數， 這種認知性代數會對公平與不公平的認知性分析提供有力證據。本研究下面從檢定一般 常用的三種對結果衡量的公平分析模式－Adams、Aristotle 與平均模式－的結構與效力 開始，分析、比較三者衡量結構與詮定涵義差異，並由此轉換出相對應的三種不公平分 析模式，之後再分別比較與檢定其適用性，建構出本研究所用的登革熱防治結果績效的 基本分析模式，以人際「不公平」判斷來進行公平衡量。 〈公平衡量常見三模式的檢定〉 第一個公平模式係由 Adams(1965)所提出，其分析衡量的公平係以二個人(A 與 B) 之情況來比較，符號I表示一個人的投入，包含實際的完成、努力、資深、社會地位等 因素；符號O表示一個人投入後所獲得的最終結果，包含工資、工作位置、團隊士氣與 地位象徵，投入與結果二者假定是單一構面的： Ia Oa ＝ Ib Ob (Adams 模式)………(14a) 這裡「結果/投入」比率可視為以時或件計的報酬率，當二人有同樣的報酬率、其 他事情也是相等時，A 與 B 被視為受公平對待，而需要更多技能或包含更多風險性的工 作，則代表一種較高投入與確值得較高報酬。這模式一個重要特徵是I與O的條件是一 種「主觀價值」，在不同人之間通常會有所不同；因而 A、B 與第三者對同一目標情況的 公平認知可能全部有相當不同的理念，同樣的方程式可應用在每一個人，但他們的參數 價值通常是不同的，在這樣結果下，並無法達成真正的「公平衡量」目的。 這點我們可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假定 A 與 B 對某一計劃貢獻相等，也收到同等報酬， 那對一個不相干的第三者來說似乎是公平的，但對 A 或對 B 則並不是這樣。因為 A、B 二人主觀上均會覺得他們自己的努力、克服困難的鬥志與實際的貢獻程度都會比其他人 還來得多一些，這也意味二個人均會感覺他們作的都遠超過該件工作的一半以上；因 而，二人都將感覺受到不公平對待，因為不公平的感覺是屬於個人與個別的，在任何社 會體系中是很難改變的（詹中原，民 84；毛壽龍，民 89；康采霞，民 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