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期高雄市詩社和詩人之研究 ——以旗津吟社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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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論文摘要本論文以改制為直轄市後的高雄市之行政區域為範圍，研究日據時期高雄市傳統詩社的特色和詩人的風格，並以旗津吟社和該社三位詩人為採樣對象。第二章從割台初期本島知識份子面對變局時的因應態度談起，再述及日人治台的文教政策，以瞭解日據時期本島詩社成立的時代背景和緣由，有利於掌握後來本市詩社成立之動機。第三章對本市行政區域的變革加以整理，俾有助於釐清日據時期本市部分詩社在今昔行政區域的歸屬問題，如屏山吟社和鳳毛吟社。此外，從人口社會學角度切入，分析因為人口結構的改變對本市詩社所帶來的影響。第四章從歷史的縱流，追溯本島詩社起源及清代詩社的性質，並對日據時期本市詩社成立經過和活動作一概述，關於全台第一個女性詩社——蓮社的歸屬問題於本章一併提出論述，以證該社並非屬於本市的詩社。第五章則以旗津吟社做為本市詩社的採樣，先行討論旗津吟社的組成動機和組成份子，再以旗津吟社的各種活動樣貌，嘗試勾勒日據時期本市詩社活動的情形。第六章進入詩人及詩作的探討，以旗津吟社陳錫如、王天賞和陳皆興等三人為對象，介紹詩人生平傳略、成就及其文學特色。第七章則總結本論文的論述，並提出研究所得。. 關鍵字：日據時期、高雄市詩社、高雄市詩人、旗津吟社、陳錫如、王天賞、陳皆興。. 目第一章. 錄. 緒論 •••••••••••••••••••••••••••••• 1. 第一節研究動機和目的 ••••••••••••••••••••••• 1 第二節研究範圍和方法 ••••••••••••••••••••••• 2. 第二章. 日據初期的台灣社會與日人治台的文教策略 ••• 6. 第一節日據初期的台灣社會•••••••••••••••••••• 6 第二節日人治台基本策略之分期 ••••••••••••••••• 13 第三節台灣書房和日人治台的文教策略 •••••••••••••15. 第三章. 日據時期高雄市的概況••••••••••••••••• 41. 第一節高雄地名和行政區域的沿革••••••••••••••• 41 1.

(2) 第二節日人建設下的高雄 ••••••••••••••••••••• 48 第三節人口結構改變對本市詩社之影響 ••••••••••••53. 第四章. 日據時期高雄市詩社發展的概況 •••••••••••57. 第一節台灣詩社的起源•••••••••••••••••••••••57 第二節高雄市詩社發展之概況•••••••••••••••••• 67 第三節蓮社的歸屬問題•••••••••••••••••••••••115. 第五章. 旗津吟社的組成和活動樣貌 ••••••••••••••122. 第一節詩社的組成 ••••••••••••••••••••••••• 123 第二節詩社的活動樣貌•••••••••••••••••••••••130. 第六章. 陳錫如、王天賞和陳皆興詩作內容 •••••••••154. 第一節陳錫如•••••••••••••••••••••••••••• 154 第二節王天賞•••••••••••••••••••••••••••• 171 第三節陳皆興•••••••••••••••••••••••••••• 189. 第七章. 結論 ••••••••••••••••••••••••••••••200. 一、本市詩壇發展特色 •••••••••••••••••••••200 二、本市詩社組成類型 •••••••••••••••••••••202 三、本市詩人作品特色 •••••••••••••••••••••203. 主要參考書目 •••••••••••••••••••••••••••••••206 附錄一：中、日、西曆對照表•••••••••••••••••••• 213 附錄二：日據時期歷任台灣總督一覽表•••••••••••••215 附錄三：旗津吟社活動事略表 ••••••••••••••••••••216 附圖 ••••••••••••••••••••••••••••••••••••• 219. 第一章第一節. 緒論. 研究動機和目的. 近年來，由於本土意識抬頭，台灣文學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台灣新文學在日據時期開始發展起來，是以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又可分成新文學和舊文學兩個領域。日據時期，因為日人治台政策的改變，曾經使剛萌芽的新文學受到相當程度 2.

(3) 的斲傷，尤其是日據末期實施「皇民化」政策後，日人禁用漢文的態度轉趨強硬，甚至因此導致部分台籍作家的文學創作生命枯萎。反觀舊文學，特別是古典詩，因為其創作技巧具有「比興諷喻」的含蓄隱微手法，得以在歷史洪流中生存下來。日人據台達半個世紀之久，統治者處心積慮同化台人，在漢文化即將面臨冰消瓦解之際，古典詩是當時台灣文壇唯一能夠持續而不中斷的文體。由此可知，古典詩對於當時的台灣文壇，甚至是對整個漢族文化的薪傳，顯得彌足珍貴。昔日台灣曾經有過新、舊文學論爭，新文學陣營常認為舊文學缺乏精神內涵，所作無非是爭元鬥捷、風花雪月的內容，脫離社會現實，無關民生疾苦。因此，日據時期舊文學的部分，常被曲解為僅具有「史料價值」的資料，而不具有其他的研究價值，遂使日據時期的舊文學，逐漸埋沒於荒煙蔓草間，一直到近日才再度被研究者所重視。. 過去研究台灣文學者，特別是研究日據時期文學者，往往高度評價新文學，而貶抑舊文學。誠如許俊雅所言：. 有關文獻提及日據時期的文學時，總是標榜賴和、楊逵等少數文學工作者，而對當時主要的文學活動（古典詩）及文學社團（詩社），罕有周密之觀照。這是對傳統文學潛存的敵意使然，時人的觀念多以舊文學是死的、腐敗的，對當時的文化之啟迪、民智之開通起不了任何作用，因而視傳統文學如敝屣，不屑討論剖析。1. 由於偏頗的觀念，加上文言文不若白話文易懂。因此，昔日台灣文學的研究方向，多以日據時期的小說及現代文學作家和作品為主。相形之下，台灣傳統文學的研究自然受到冷落，即使以此為研究課題，仍然偏向以某個文學社團或特定作家及其作品為探討對象。但是，邇來台灣文學的研究，已逐漸出現「區域性」文學研究的趨勢，目前部分縣市當局或研究者開始著手整理、研究當地的文學發展史，以進一步歸納分析出當地的文學現象或特色，如施懿琳、許俊雅和楊翠合撰的《台. 1. 見許俊雅《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頁 6，台北市，文史哲，民 88。 3.

(4) 中縣文學發展史》、施懿琳、楊翠合撰的《彰化縣文學發展史》、江寶釵的《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龔顯宗老師的《安平文學史》（收錄於《台灣文學研究》）、陳明台的《台中市文學史初編》、王幼華、莫渝合撰的《苗栗縣文學史》，相關學位論文則有黃美娥的《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之研究》（輔大中文所博士論文）和葉連鵬的《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中央中文所碩士論文）等相繼問世。台灣文學的研究領域透過點至線而面，正逐步整合並日益擴大，這些研究將來可望成為日後建構全台文學史的基礎。可惜的是，截至目前為止，有關高雄市文學史的相關研究著作，仍寥如晨星，應為本市甚至是全台文學史之憾事。有鑑於此，筆者既為高雄子弟，決心以日據時期本市傳統詩社和詩人作品為出發點，投入台灣文學區域性研究工作的範疇，不僅希望能為日據時期本市的傳統文學研究補白，更期待能共同為未來建構一部完整的本市文學史而略盡棉薄之力。. 第二節. 研究範圍和方法一、研究範圍. 有關本論文題目之擬定，首先必須釐清時間上的問題。筆者雖然選擇以日據時期為範圍，但由於本市詩社起步於日據中期，所以實際研究的時間長度，僅從大正十年（民國十年，1921）到昭和二十年（民國三十四年，1945）間，共計二十五年，恰為日人治台時間之半。至於題目所指「高雄市」的地域概念，乃是以民國六十八年（1979）改制為直轄市以後的高雄市行政區域為研究範圍，並非日據時期的「高雄州」、「高雄郡」、「高雄街」，或尚未改制前的高雄市。因為日據時期「高雄市」的範圍，最初僅限於現在南高雄一帶，2 並未涵蓋整個今日高雄市區，研究範圍略顯不足。. 詩社的界定，是本論文一項困難所在。由於本市詩社活躍於日據中晚期，此時正逢全台詩社大盛之際，各地詩社成立多如江鯽，本市亦然。然而文人雅集常 2. 日據時期「高雄市」一詞，最早出現於大正十三年（民國十三年，1924），當時「高雄市」所轄僅今日旗津、鼓山、鹽埕和部分前金、三民、苓雅、前鎮及新興區。 4.

(5) 因一時興會所致而形諸筆墨，往往有擊缽之實卻無結社之名，因此令筆者在界定詩社時，倍感棘手。為避免產生界定上的模糊，筆者擬以擁有統一和固定「對外的社團名稱」，並且曾經在各類報章和詩刊發表過「擊缽錄」的團體，做為界定詩社的兩項標準。舉例說明，如本市詩人宋義勇最初曾與文友在其別墅吟詠數次，並將擊缽所得投稿於《詩報》，惜此時尚無統一「對外的社團名稱」，故而不在本論文詩社界定的範圍內，待宋氏以「壽社」一名結社，並出現擊缽錄後，始予界定；又如本市「大港埔研究會」和「南部吟社」，雖然兩者擊缽錄各僅見到一次，但因符合本論文界定詩社之「對外的社團名稱」和「擊缽錄」兩項要求，故收錄於本論文。特別一提的是，因為交通往來和訊息傳達均較昔日便利，使得各地文友交流頻繁，擊缽競吟風氣所及，產生許多聯合吟會，這類吟會往往含有本市行政區域以外的詩社，如三友和四美吟會即是涵蓋今日高、高、屏地區（高雄縣市、屏東縣市）的聯吟組織。因為該類詩社含有本市詩社，且其雅集活動曾在本市舉行，所以該類詩社也在本論文收錄之列。. 日據時期本市並未產生如瀛社、櫟社和南社等組織嚴謹的大型詩社，原因在於本市詩社的經營，往往因為缺乏強有力的中心人物或制式的組織章程規範，以致社務運作無法長久，擊缽活動能持續數年不輟者，僅旗津、鼓山、苓洲、雄州和瀨南等社，本市詩社甚且有擊缽錄僅見一至數次，日後即不復見到活動者，類似情形屢見於本市騷壇。若此，如要全面敘述本市詩社的活動樣貌，勢必產生相當程度的困難。筆者整理目前所得資料，決定以旗津吟社的活動為採樣。以旗津吟社為樣本的原因有二：其一、該社為日據時期本市詩社之濫觴，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該社部分社員離開旗津吟社後，或自行創立詩社、或參與其他詩社，如陳錫如、陳皆興、王天賞和盧耀廷等人，均對本市騷壇貢獻良多。其二、該社成立後，在陳錫如主持期間，社務蓬勃一時，舉凡社員擊缽、對外徵詩和參與其他活動，呈現多元樣貌，以詩社活動的質和量而言，堪稱本市騷壇牛耳。基於上述兩項原因，在探討本市詩社活動樣貌方面，乃決定以旗津吟社為採樣對象。在詩人作品方面，則以旗津吟社陳錫如、王天賞和陳皆興等三位重要成員之作品為分析對象。. 5.

(6) 嚴格來說，以單一詩社的活動樣貌和其成員作品做為本市詩社和詩人的採樣，難免流於「掛一漏萬」或「以偏概全」之弊，這是本論文局限的所在，其原因在於資料取得之困難。蓋有關日據時期本市詩社活動的資料，目前並無任何完整而具體的文獻史料可供參考，因此筆者在蒐集詩社活動資料時，大部分資料的取得，僅能從《台南新報》和《台灣日日新報》等報紙蒐尋。但因日據時期報紙「斷簡殘編」，往往有保存不全與殘缺破損的情形，加上兩報的發行地分別在台南和台北，對於本市騷壇消息自然並未刻意全面關注，而當時報導本島騷壇活動最重要的刊物——《詩報》發行時，3 本市少數幾個活動力強的詩社，不是已過顛峰期，就是因為日據末期進入「戰時體制」，當局對思想言論箝制益嚴，《詩報》所載多為各社擊缽錄，對本市詩社活動樣貌的研究，助益不大。而訪查社員後裔時，或星散、或作古，尚存者又因年代日遠，記憶模糊。因為「徵文難」和「考獻難」，使筆者在蒐集本市詩社活動的相關資料方面，至今所得依然相當有限，甚至有部分詩社活動情形仍呈現空白狀態。為了論文的嚴謹性，在本市詩社活動樣貌方面，筆者乃以所得資料最多的旗津吟社作為研究範圍，著手加以整理和歸納，試圖藉由這個指標性詩社的活動樣貌和重要成員的作品，以描摹出部分日據時期本市詩社和詩人作品特色。由於資料取得的困難和筆者學養之不足，據此分析日據時期本市詩社和詩人作品特色，缺漏之處必多，但衡諸其他縣市區域性文學史的研究情形，本市文學史的研究工作，實已達刻不容緩的地步。因此，筆者以本論文「野人獻曝」，期盼未來能對有心研究本市傳統詩社、詩人及詩作者，提供些許基礎性的參考資料。. 二、研究方法由於目前尚未有以日據時期高雄市詩社為相關主題的學位論文產生，因此本論文在研究方法上，擬先蒐集相關的文獻資料，如日據時期的報紙、各種期刊論文、本市詩社文史資料及詩文集，進行閱讀和分析之後，再加以整理歸納，以徵驗史實。繼而訪查地方耆老和詩人後裔，期能藉由口述或保存下來的資料，以補. 3. 《詩報》創刊於昭和六年（民國二十年，1931），由周石輝等人在桃園發行。 6.

(7) 文獻之不足。. 在撰述的程序上，第二章首先從割台初期本島知識份子面對變局時的因應態度談起，其次述及日人治台的文教政策，從中瞭解日據時期本島詩社成立的時代背景和緣由，以掌握後來本市詩社成立之動機。因為日據時期的行政區域變革頻繁，本文研究的地域概念乃是以今日本市行政區域為界定之範圍，因此有必要在第三章對本市行政區域的變革加以整理，俾有助於釐清日據時期本市部分詩社在今昔行政區域的歸屬問題，如屏山吟社和鳳毛吟社。此外，本章還從人口社會學的角度切入，分析因為人口結構的改變對本市詩社所帶來的影響。. 第四章從歷史的縱流，追溯本島詩社起源及清代詩社的性質，並對日據時期本市詩社成立經過和活動，作一概述。本章之末，對全台第一個女性詩社——蓮社的歸屬問題提出論述，以證該社並非屬於本市的詩社。第五章則以旗津吟社做為本市詩社的採樣，先行討論旗津吟社的組成動機和組成份子，再以旗津吟社的各種活動樣貌，嘗試勾勒日據時期本市詩社活動的情形。第六章進入詩人及詩作的探討，以旗津吟社陳錫如、王天賞和陳皆興等三人為對象，介紹詩人生平傳略、成就及其文學特色。第七章則總結本論文的論述，並提出研究所得。. 第二章. 日據初期的台灣社會與日人治台的文教策略. 在尚未進行討論日本統治者採行攸關全台詩社發展的文教策略之前，應當先行簡述當時日本侵台的動機和日據初期台灣的社會背景，有利於進一步瞭解日人據台後，所採取一連串文教策略的前因後果。. 第一節日據初期的台灣社會一、日人侵台的動機和目的日本侵台的企圖由來已久，始自德川幕府末期。當時日本的「鎖國政策」逐漸受到西方國家的挑戰，在西洋列強的「外壓」下，日本國內的「有識」之士便 7.

(8) 紛紛高倡國土擴張論，這些論調的內容，不外乎主張大力向外擴張國土以保衛日本本土，不僅朝鮮、臺灣，甚至包括北起堪察加半島到南洋菲律賓群島間的東亞諸島嶼，都涵蓋在這股領土擴張論之內，構築成一道日本對抗西方列強勢力入侵的軍事防波堤，這就是後來日人「北進政策」和「南進政策」的理論來源。4 簡而言之，無論日人的北進政策和南進政策，都是一種藉向外擴張領土之名而行侵略他國之實的國策。因此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國勢轉強，台灣遂成為日本南進政策之下，首當其衝的目標。. 日本覬覦台灣，主要目的有二：其一、為進行經濟剝削，以台灣豐富的物產資源，供應本國的工業所需。其二、將台灣做為未來向中國及南洋地區推進的跳板。5 台灣割讓後，不僅成為日本經濟物資的來源地，同時也成為日本南進策略的根據地，日人在島內進行壟斷性經營，以攫取大量經濟資源。舉凡帝國主義國家侵略落後國家的本質和經營殖民地的方式，均如出一轍。這種以經濟掠奪為導向的統治政策，在日本治台初期，便面臨到台灣人民強烈武裝反抗和文化抵抗的問題。. 二、日據初期的台灣社會清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兩國因朝鮮問題而爆發甲午戰爭，中國敗戰被迫簽訂馬關條約，條約中造成近代中國最大的傷害當屬台灣的割讓。台灣的割讓對台灣紳民來說，無異是晴天霹靂。. 早在乙未割台之前，台灣社會內部已由初期的移墾型態轉變為文治社會的型態，其文化背景與價值取向早已「內地化」（即中國化）。「內地化」這個名詞最. 4. 見黃秀政《台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頁 14∼16，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民 81。見王詩琅《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台灣》，頁 38，台北市，眾文圖書，民 69。其中王詩琅並引述一九二五年版《台灣年鑑》緒言中的一段，說明日本統治台灣頗著眼於其經濟效益：「……山有喬木，海有龍鼇，野有穰穰，五穀稔熟，百禾離離。富源無盡滅之期，寶庫任人開發。退而足為子孫謀百年之計，進而可伸南方經略之大志……」。 5. 8.

(9) 早是民國六十四年（1975）由李國祈所提出。6 其主要論點歸納如下：. （一）清代台灣發展的趨向是內地化台灣移墾社會的轉型，主要是一種內地化運動，即台灣的社會變遷在取向上以中國本部各省的社會型態為目標，轉變成與中國本部各省完全相同的社會。. （二）內地化和現代化的進程是合而為一的清季台灣社會結構與價值取向的變更，正如同其政治現代化，是以內地化為其內涵的。台灣社會變遷的歷程是由移墾社會轉變為我國本部的傳統社會，內地化遂成為其社會現代化主要的重心。. （三）內地化的結果，使台灣成為中華文化的文治社會台灣由粗放的移墾社會型態走向文治型態，由畛域互異的地域觀念走向民族融合，以士紳階級為領導階層的統一社會。這個文治社會對母體文化（中國文化）產生強大的向心力與凝聚作用，遂使中華文化徹底在此生根成長。. 王詩琅亦持相同看法，他認為：. 台灣的民族文化，是閩粵兩省移民時代所帶來的漢民族文化的延續。在台灣的文化領域中，無論語言、文字、禮教、樂育各部門，均與閩粵相同一致，這種足資代表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文化傳統，曾經在陷淪半世紀當中，表現過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而使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政策黯然失色！7. 由此可知，「內地化」就是「漢民族化」，漢文化的基礎早在日人據台之前，已經根深蒂固於斯土斯民，牢不可破，更增加日後殖民統治者從事「同化」政策的困 6. 引自李國祈《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台地區，一八六０—一九一六》，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 71。 7 見王詩琅〈台灣文化事業的回顧〉一文，引自《台灣文教 —台灣文學重建的問題》卷九，頁 12，張良澤編，高雄市，德馨室出版社，民 68。 9.

(10) 難。正因為台灣在割據之前，早已「內地化」、「漢民族化」至深，連被稱為日據時期統治台灣的「大政治家」後藤新平甚至主張台灣同化（日化）需時八十年。 8. 因此，日人據台後察覺到「人心思漢」現象之深，為加速日化台灣，以利台灣. 為其所用，在文化「滅根」的工作上，要遠比日據時期其他方面的工作著力更深，更為優先。. 三、日據初期台灣知識份子的態度日據初期的台灣知識份子，係指在清代擁有科舉功名的仕紳，以及沒有科舉功名的富商、地主和儒士等，即吳文星所言之「台灣社會的領導階層」。9 歷來知識份子在社會文化變遷過程中，其態度和動向往往具有動見觀瞻的作用。由於日人採取同化的統治政策，因此日人處心積慮欲使台灣的社會文化順著此一取向發展，惟其成敗則深受這些前清知識份子的影響甚鉅。. 甲午敗戰，日本索割台灣的消息傳出後，廷臣疆吏與台灣官民同聲反對，力阻割台。馬關條約簽訂後，台灣的知識份子更是積極奔走，提出種種肆應措施，掀起波瀾壯闊的反割台運動。但對於台灣官民的呼籲，清廷卻無能為力。其後，中日兩國在煙台換約，割台已成定局，台人曾企圖透過國際勢力介入以自保，期達到免於「臣倭」的地步。於是，台灣紳民在歷經一連串爭取朝廷重視、地方大吏支援和列強援助，皆先後失敗的情形下，乃被迫逐漸走上獨立自主，並寄望於渺茫的外援一途。光緒二十一年（1895）四月二十一日，丘逢甲等台灣仕紳在確知列強拒絕協助清廷保台之後，發布〈台民布告〉揭示台民自主的意向，其中提到：. 並再告海外各國，如肯認台灣自主，公同衛助，所有台灣金礦、煤礦，以及可墾田、可建屋之地，一概租與開闢，均霑利益。考公法，讓地為紳士所不允，其約遂廢，海邦有案可援。如各國仗義公斷，能以台灣歸還中國， 8 9. 見王詩琅《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台灣》，頁 181，台北市，眾文圖書，民 69。見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 5，台北市，正中，民 81。 10.

(11) 台民亦願以台灣所有利益報之。……倘中國豪傑及海外各國能哀憐之，慨然相助，此則全台百萬生靈所痛哭待命者也。特此布告中外知之。10. 台灣方面為求得一絲可能的外援，已經到了「願以台灣所有利益報之」的地步。. 由於割台將使台民面臨異族統治，陷入「欲盡棄田里，則內渡後，無家可歸；欲隱忍偷生，實無顏以對天下」之局，11 所以反對尤烈。台人為自力謀求外援以待轉機，遂匆促成立「台灣民主國」，以阻止日本接收。未幾，終因清廷內部主和派的勢力太大，以及列強為本身利益著想而拒伸援手等不利因素，仍未能挽回割台的命運。抗爭行動失敗後，台灣民主國旋即瓦解。翌年春季，台灣人民紛紛自組游擊隊，在各地展開游擊戰與日人抗爭，歷時七年才被扼止。而後台灣各地又陸續爆發反抗事件，第一次發生於明治四十年（ 1907）由蔡清琳聯合原住民發動「北埔事件」，接著明治四十一年（1908）台南廳丁鵬「二十八宿會」事件。明治四十五年（1912），林圯埔農民因不滿日人強行霸佔耕地而群起反抗的「林圯埔」事件。此後數年，各地持續發動武裝抗日事件，其中以大正四年（民國四年，1915）台南余清芳、江定等人發動的「西來庵事件」規模最大，此事件不僅使台人犧牲慘烈，並造成日人濫殺無辜。後來因為武裝抗日行動傷亡過於慘重，台人武裝抗日行動遂告終止。12 由於台灣人民在乙未割台前後所做的種種奮鬥和其間所凝聚的民族意識，以及當時早已「內地化」的文化型態，使日人警覺到治台工作之不易，促使日人佔領台灣之後，便積極進行許多改造台灣人民成為日本天皇臣民的政策。. 日據初期，日人以優勢武力鎮壓了台人的武裝抗爭，使得台人體認到武力對抗一途已是「孤臣無力可回天」的地步。而彼時具有動見觀瞻地位的知識份子們，. 10. 見王炳耀輯《甲午中日戰輯》卷三〈台灣自主文牘〉，引自包遵彭等編纂《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一輯，頁 244∼245，台北市，文海出版社影印發行，民 70。 11 見王炳耀輯《甲午中日戰輯》卷三〈台灣自主文牘〉，引自包遵彭等編纂《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一輯，頁 245，台北市，文海出版社影印發行，民 70。 12 關於日治初期台灣民間武裝游擊抗爭之諸事件，參見翁佳音《台灣武裝抗日史研究》，頁 137 ∼141，台大史學所碩士論文，民 74。 11.

(12) 又是如何面對這種局面呢？據吳文星的研究指出，當時的知識份子自處之道，不外乎是選擇內渡或退隱。13 選擇內渡避禍者的心聲，可以從新竹鄭以庠（香谷）的〈感時〉詩中得知：. 鯤身片壤已無存，猶見燕雲釀禍根；何處青山乾淨土，他年贏得葬詩魂！ 14. 鄭氏在乙未變起後，感嘆世局無望，曾避難大陸，事後歸里，從此以詩酒自娛。. 又從許夢青（荊石）所作〈憫亂〉一詩，更可以得知當時遠走故里者心中的悲痛：. 百戰河山總血腥，扶藜野老說曾經。家家鎖尾流離日，處處傷心慘淡形。破屋頹垣餘骨白，殘陽衰草逐燐青。郊原夜夜冤魂哭，我早淒涼未忍聽。 15. 許夢青，號劍漁，又號高陽酒徒，鹿港人。乙未之後，避難泉州。後歸，莫以自遣，詩酒以終。其詩悲歌激越，多做不平語，著有《鳴劍齋詩草》一集，光復後始刊布。正因為「未忍聽」遍野的「冤魂哭」，許多知識份子遂紛紛選擇內渡，以求遠禍全身。. 此外，選擇退隱島內的仕紳則常藉詩以明志，藉酒以寄情。在退隱的仕紳中，有些終身不問世事，設帳授徒，以延續漢文化。其中，鹿港生員洪繻（月樵）和新竹生員王松（友竹）即是這類人物的典型。. 13. 見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 24，台北市，正中，民 81。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省通志稿》卷六〈學藝志•文學篇〉第三冊，頁 20，台北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 48。 15 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省通志》卷六〈學藝志•文徵篇〉，頁 102，台北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 60。 14. 12.

(13) 洪繻，本名攀桂，學名一枝，台灣淪日後，改名繻，字棄生。乙未之役時，曾與丘逢甲同倡抗戰。敗後，潛歸鹿港，杜門不出，潛心著作，危言危行，著有《寄鶴齋詩集》、《寄鶴齋古文集》、《寄鶴齋駢文集》等詩文集。洪氏對於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感到悲憤填膺，在《瀛海偕亡記》序中沈痛的說：. 自古國之將亡，必先棄民。棄民者民亦棄之。棄民斯棄地，雖以祖宗經營二百年疆地，煦育數百萬生靈，而不惜軏斷於一旦，以偷目前一息之安，任天下洶洶不顧，如割台灣是已。16. 同時對於日人的苛政，亦作詩以譴責和抨擊，其〈斗米歎〉云：. 算及錙銖添稅章，民不得食淚汪汪。房捐市稅何處償？稅增一倍告四方。人人爭欲望蒼蒼，望天或雨錢與糧。17. 詩中將當時百姓因日人橫征暴歛，以致求生無門的痛苦表露無遺，只能祈求上蒼降下「錢與糧」。終因詩文獲罪入獄，後雖經釋放，但卻一病不起。洪氏以詩紀史，對日人暴行和台民疾苦，敘寫翔實，慷慨悲歌，因此被譽為「如杜陵野老」。 18. 終日潛心於詩和古文辭之餘，同時也設帳授徒，裁成甚眾。蔡子昭、許逸漁、. 許文葵和葉熊祈等都是其高足，藉此方式傳承漢文化的香火。. 王松，字友竹，號寄生，又號滄海遺民，新竹市人。乙未割台，避難蚶江。及局勢略定，重歸故里，蟄居「如此江山樓」，縱酒賦詩，不屑與世周旋。獨以詩結交鄭香谷，主北郭園三十年，宏揚風雅，名布內外，民國十九年（1930）病歿，著有《臺陽詩話》、《滄海遺民賸稿》、《友竹行窩遺稿》等書。. 16. 見洪棄生《瀛海偕亡記》〈自序〉，頁 3，引自《台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七輯合訂本，台灣文獻叢刊第五九種，台灣大通書局印行，無出版年份。 17 見洪棄生《寄鶴齋選集》，頁 279，引自《台灣文獻史料叢刊》第八輯，台灣文獻叢刊第三０四種，台灣大通書局印行，無出版年份。 18 見彭國棟《廣台灣詩乘》，頁 205，台中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 45。 13.

(14) 王氏眼見故里易色，身歷時變，甚多感憤之作，有些作品更痛心直斥清廷，其〈海上望台灣〉云：. 如此江山坐付人，陋他肉食善謀身；乘桴何用頻回首，懶學長沙論過秦。 19. 詩中「如此江山」寓有「如此江山，付之庸奴而不能守也」之意，直接諷刺中國官吏腐敗無能。俟大局底定，其激憤之情轉為無可奈何之諦觀與哀涼，其〈書感〉便云：. 從來懷古意，須借濁醪澆；辱學淮陰忍，賤憑韋陟驕。凌雲空有志，醉月最無聊；也作英雄語，身閑髀肉消。20. 當時的知識份子除了選擇內渡禹域和退隱閭里之外，另外一類島內文人則常聚會以詩酒相慰藉，聲氣相通，影響所及，遂結成詩社。如日據一年後（ 1896），便有嘉義賴雨若、蘇朗晨、林臥雲、張秀星、沈瑞辰等五人，鑑於昔日所學已無用，乃相約於每月夕，煮茗敲詩，聊以自遣，是為茗香吟社。21 翌年（1897），又有由鹿港和苑裡仕紳許劍漁、蔡啟運等人，以兩地為名，共同組成鹿苑吟社，兩地文人往來酬唱，盛稱一時。22 王松對該社社員便頗為推崇，並在《臺陽詩話》列舉許劍漁（夢青）、施梅樵（天鶴）、陳槐庭（懷澄）等人所作佳句以品評。23. 透過詩社聚會，知識份子悲愴悒悶之情懷可藉此獲得傾訴和共鳴，誠如賴雨若〈有感〉所云：. 19. 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重修台灣省通志》卷十〈藝文志•文學篇〉第一冊，頁 437，南投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 86。 20 見王松《友竹詩集》，頁 94，引自王國璠總輯、高志彬主編《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二輯之 6，台北市，龍文，民 81。 21 見廖雪蘭《台灣詩史》，頁 35，台北市，文史哲，民 87。 22 見廖雪蘭《台灣詩史》，頁 35，台北市，文史哲，民 87。 23 見王松《臺陽詩話》，頁 12，台北市，台灣文獻叢刊第三四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民 48。 14.

(15) 台灣割後竟如何，漢學儒生落拓多；八股文章無用處，大都個個變詩魔。 24. 正是此輩中人的最佳寫照。復以當時日人刻意「推波助瀾」所致，25 因此繼茗香和鹿苑兩社之後，進入一九００年代初期，本島詩社勃興，退隱仕紳固耽於吟唱，甚至連活躍於殖民政權底下的仕紳文人，亦有不少人熱衷於此道。. 第二節. 日人治台基本策略之分期. 日據時期本島詩社林立的現象，盛況空前，據黃美娥的統計，成立於日據時期的詩社，幾達三百之數。26 究其原因，除了有前述文人互通聲氣、聊以遣懷和藉以延續漢粹外，能夠如此勃興，尚與日人治台的文教政策產生莫大的關連。在更進一步探討日人治台的文教政策之前，有必要先瞭解日人據台五十年的治台基本策略之分期，乃有助於瞭解日人治台文教政策的轉變。. 日人據台之初，雖然以武力壓制台人的抗爭行動，但本身也有相當慘重的傷亡，面對這種兩敗俱傷之局，使日人不得不適時調整統治方針，改以著名的「鞭和糖飴」兩面策略雙管齊下，27 亦即同時使用武力彈壓和籠絡懷柔的雙向政策，以期順利統治台灣。通觀日人據台期間，其統治方針及策略頗多變化，其基本策略可分成三期。. 第一期：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乙未據台起至大正七∼八年（民國七∼八年，1918∼19）間。此期之初，各地義民風起雲湧，群起反抗，日本當局除以武. 24. 見賴子清《台海詩珠》後編，頁 246，台北市，無出版社，著作兼發行人賴子清，民 71。見黃美娥〈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引自《台灣風物》四十七卷三期，頁 63，台北縣板橋市，台灣風物雜誌社，民 86。 26 見黃美娥〈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引自《台灣風物》四十七卷三期，頁 44，台北縣板橋市，台灣風物雜誌社，民 86。 27 見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頁 16，台北市，眾文圖書，民 69。 25. 15.

(16) 力鎮壓之外，竭盡全建立其殖民地體制，部署統治機構，鞏固開發基礎，並且設法安撫居民，對於台胞原有風俗習慣，無暇干涉，除認為妨礙「治政」，有礙觀瞻之辮髮纏足，藉台人之口大倡改革外，餘者不敢妄動，美其名曰「尊重」。一切措施寬猛應時適度運用，以樹立台灣殖民體制之全面基礎為首要。此時期可以稱為「綏撫時期」。. 第二期：自大正七∼八年（民國七∼八年，1918∼19）起，經昭和六年（民國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變」至昭和十二年（民國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變」為止。此期之初，值一次世界大戰後，民主自由思想風靡，全球瀰漫民族自決主義，日本國力亦在此時急速發展、膨脹，躋身世界五強。對台灣經營亦大有進展，台人則隨時勢之變遷，社會之進步，教育之普及，民智大開，民族覺醒顯著，日人為籠絡台人，以利其統治，轉為「同化政策」，高倡「一視同仁」、「內台如一」和「內地延長主義」。此時期可以稱為「同化政策時期」。. 第三期：自昭和十三年（民國二十七年，1938）至昭和二十年（民國三十四年，1945）台灣光復為止。此一時期，日本全面侵華，進入戰時體制，國力消耗至鉅。日本為求台人與之站在同一陣線，亟欲將台人完全同化，因此更進一步推動同化政策，企圖從精神和生活層面積極消滅台人漢族意識，便全力推行「皇民化運動」。此時期可以稱為「皇民化時期」。28. 上述三個時期，反映出動盪的國際局勢潮流及轉變，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亦在各時期政策下，不斷產生變化。但是，不論哪一時期，日人始終有著「日化台人」以遂行統治的企圖。由於日據之初台人反抗至烈，故在治台文教策略上，日人以漸進方式，逐步消解漢文化，尤以台灣傳統書房制度，面臨最大的衝擊。. 第三節 28. 台灣書房和日人治台的文教策略. 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史》，頁 493∼494，台北市，眾文圖書，民 79。 16.

(17) 一、台灣的書房制度日據以前，台人傳統教育的來源，主要是書房和義塾。台灣書房制度源自於中國，為台人所辦之私塾，即以台語教授漢文，自清代以來已甚普遍。課程以讀書習字為主，重視道德和人倫的陶冶。初級者，以淺顯之書文背誦及習字為主；中級者，以書話、作對為主；高級者，以經史文章、詩詞為主。其他課程尚有教以珠算、記帳、行儀作法和灑掃應對。義塾的設施，則一如書房，惟無束脩及酬謝禮物，學生多為貧家子弟。其經費均為地方上之補助、義倉之捐穀和慈善人士之捐款等項，故義塾多設在較大之城鎮，山間僻壤處較少。當時無論書房或義塾主要宗旨在於「興賢育才」，即培養品德崇高的知識份子，使之具有「治國平天下」的才能，成為國家社會優秀的官僚君子，此乃當時書房教育的理想。所以，在書房制度下肄業的生童，庶幾以「求取功名」為奮鬥的目標，故書房儼然成為生童應舉之「補習班」。正因為如此，書房制度在台灣歷兩百餘年而不衰，這個目的到了日據時期產生質變。由於清末科舉廢考，舉子青雲路斷，加上乙未易鼎，本島書房遂轉以教授古典詩詞和灌輸民族意識為主。割台之初，本島雖然受到異姓統治，但是漢文仍是台人日常生活中主要的語文工具，因此大多數退隱的仕紳乃成為教課親族及鄉里子弟研習漢文的塾師，其中有意維護傳統文化而設帳授徒者，不乏其人，如前文述及的洪棄生即是，而無恆產的仕紳亦可藉此賴以維生。 29. 此時，本島書房開始具有維繫中國傳統文化，宣揚民族意識和培育社會菁英等. 功能。瞭解到本島書房在日據時期的質變後，斯可以進一步討論日人治台的文教政策。但是日人在據台初期，並未對本島書房採取嚴厲的態度，何以如此？可以從後藤新平的一段話中得知原因。. 明治三十四年（1901）十一月十日，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學事諮詢會議上，演講其台灣教育方針，談及「治台方針」時說：. 29. 見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 37，台北市，正中，民 81。 17.

(18) 世界列強在其佔領新領土以前，都有五年或十年的準備工作，而日本佔領台灣，事前並無任何的準備，大部分的日本人對於殖民地或新版圖的統治，毫無經驗。所以，當佔領台灣的時候，有關統治的建議，積案如山，所謂大方針等的大文章，雖滔滔數千萬言，而究竟無一足取。30. 從上述這段話中，得知日人在據台之初，百事俱無一定方針可言，更遑論訂定台人的文教政策。由於「綏撫時期」，日人治台根基未定，立足不穩，所有政策仍處於「摸索」階段，雖曰「尊重」包括書房制度在內的一切風俗，但細究其真正原因有二：其一、此時尚無完全足以取代書房制度的因應之道；其二、避免此時在文化上激起台人更大的對立。所以日人此時對書房還不敢貿然取締，及至後來日人察覺書房不利於殖民政策時，便一改初衷，開始打壓本島書房，有識之士遂轉入詩社以延續斯文，這可視為當時本島詩社勃興的原因之一。日人對書房態度的轉變，後來對詩社所造成的影響，將在下文論及。. 二、日人治台的文教策略日據時代台灣詩社興盛的原因，前人的研究和著述頗多，大都認為和日人文教策略有相當大的關係。日據時代台灣詩社的興盛，在異民族的統治下，成為一種極為特殊的現象。舉凡一種文學現象的產生，必然有著文學本身的歷史繼承，並且受到社會條件和時代背景的制約，以及創作者價值取向的影響。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壇，古典詩一直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古典詩不僅在日據前三十年居文壇「獨擅勝場」地位，甚至在大正十三年（民國十三年，1924）由張我軍挑起「新舊文學論戰」後，無論在創作人口和數量，仍保有相當大的比例和穩定持續的成長。在日人統治下，何以古典詩和詩社活動能夠持續不衰，呈現一枝獨秀的地位？這應該和日人治台的文教政策有相當大的關係。. 當日人面對付富涵漢學素養，較具民族自覺能力的台灣上層知識份子時，因. 30. 見王詩琅《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台灣》，頁 39，台北市，眾文圖書，民 69。 18.

(19) 恐以高壓統治而激起更大的反彈，遂行籠絡安撫之策略；當其對待下層百姓或年輕一輩的知識份子時，則施以同化教育，逐步減少漢文教育課程，以從根本的文化認同上改造台人。於是，日人一改早期純粹武力彈壓政策，採取「剛柔並濟、征撫並用」的雙向政策，並特別側重在犧牲較少、較為柔和的文教策略，安撫島內知識份子，以期軟化台人的反抗意識，消滅台人的漢民族意識。因此，日人在文教策略的用心，遠超過其他治台的工作甚多。但不論其策略為何，均是以「日化台人」為終極目標。日人治台的文教策略是以「多管齊下」的方式進行，茲分述如下：. （一）禁止書房制度前文已述及在日據初期，日人原本對台灣書房採取放任態度，後來逐漸發覺書房在漢人社會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成為傳播民族精神的重要所在。若以殖民者的角度觀之，書房教育實為日人同化政策一大阻礙。漢文化的孳長與日本文化的推行相抵觸，漢族意識的培養更使台人自覺受到異族文化的強勢入侵，進而產生排斥。日人察覺到這種不利的現象和影響後，便亟欲廢除清代所遺留下來的各種教育制度，企圖消滅台人的漢族意識。於是，清代官方教育機構，如府縣儒學、書院被全面禁止，而民間書房亦逐步受到政策的打壓，終至被迫禁止。連雅堂對此便感慨地說：. 台灣漢文，日趨日下。私塾之設，復加限制。不數十年，將無種子。而當局者不獨無振興之心，且有任其消滅之意。此豈有益於台灣也哉！31. 最初，由於日人考量到治台的教育制度尚未確立、師資及經費不足等問題，加上殖民經驗不足，恐在文化面上激起對立，無法立即全面阻絕台人接受書房教育，於是決定在禁止書房教育的政策上，採用漸進的方式，並希望逐步設立公學校取代傳統書房，以成為台灣初等教育的新機關。32 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 31. 見連橫《台灣詩薈》第二十號〈餘墨〉，引自《台灣詩薈•下》，頁 532，南投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 81。 32 公學校為日人據台後，專為收容台籍子弟而設的國民教育機構。見王詩琅〈日據十年後的公 19.

(20) 召開第一次揚文會時說：. 我母國自明治維新以來，早就建立普通教育的制度，因此子弟的教育日進月步，殆與歐美並駕齊驅，不過本島的書房教育方法，顯然不適於時宜，也非養成國民（日本國民），造就有用之才的途徑，所以早晚必須加以改良，逐漸作為興起公學校的階梯。33. 茲將日據時期公學校取代書房及日人打壓書房的過程，整理條述如下：. 1. 明治二十九年（1896）創設「國語（日語）傳習所」招收台人學習日語，並以「國語（日語）學校」培訓教授日語之師資，以作為進一步普及日語的預備工作。 2. 明治三十一年（1898）七月由總督府正式頒佈「台灣公學校令」，開始設立公學校，制定公學校規則，並在課程、教材、師資及設備的安排與書房有異。同年十一月，頒佈「書房義塾規程」，正式將書房納入管理，要求書房加設日語、算術等課程，並以《大日本史略》、《教育敕語述義》等為主要參考書目。 3. 明治三十六年（1903），日人修改公學校規則，漢文成為獨立一科，目的在使學生理解普通程度之漢字，並訓練學生具有簡易的讀寫能力，俾能處理一般日常事務。值得注意的是，漢文科教學時一律使用日語表達。而漢文科上課時數一至六年級每週均上五個小時，至明治四十年（1907）以後，五、六年級各減少一小時。此外，明治三十八、九年（1905∼6）間先後編成漢文讀本一至六卷，作為公學校與書房的通用教材，以取代舊教材。 4. 明治四十三年（1910）設立「改良式書房」，將舊式書房加以改良，其學校課程比照公學校教授漢文、國語、算術、體育等科目。依此政令，書房的教學內容，已形同變相的公學校。 5. 大正八年（民國八年，1919）頒佈「台灣教育令」，在日台人不平等待遇的情. 學校學生數〉，引自《台灣文教—台灣文學重建的問題》，頁 33，張良澤編，高雄市，德馨室出版社，民 68。 33 見王詩琅《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台灣》，頁 29，台北市，眾文圖書，民 69。 20.

(21) 況下，確立台灣的學制系統，以「內地延長主義」加強同化。 6. 大正十一年（民國十一年，1922），再制定新台灣教育令，將漢文科改為選修，並標榜解除差別待遇，倡言「共學」制度。 7. 昭和十二年（民國二十六年，1937），中日戰爭爆發，公學校正式廢除漢文科，漢文書房開始遭到禁止。 8. 昭和十八年（民國三十二年，1943），由於日本對華戰爭形勢急轉直下，為了更快速地將台灣人民納入本國體系，使台人成為「忠良的日本人」，總督府頒佈「廢除私塾令」。書房教育在日人「步步進逼」的政策下，生存空間日益縮小，終於停辦。34. 日人以漸進的策略，逐步消滅台人的漢族意識，達到其全面同化的目標。隨著書房的沒落，意味著漢學基礎即將面臨冰消瓦解的命運。至此，傳統漢學教育機構遭到全面扼殺，漢文化的傳承工作受到嚴重阻絕。面臨這種文化生機遭到滅絕的時刻，擔負延續文化重任的台灣傳統知識份子，勢必要殫精竭慮，從日本統治政策的隙縫中找出一條生路。彼時日本當局採寬大態度對待的傳統詩社，恰足以擔負起這個空缺，這是台灣文人在面對時代困境與文化劫難時所採取的應變之道，卻間接促使日後島內傳統詩社之勃興。因此，在日據時期書房與詩社的消長概況恰成逆方向發展，為了便於清楚兩者間消長情形，以圖表的方式呈現出來。（見附表一）. 附表一：日據時期書房與詩社的消長概況35 （時間以西元年份為主）時間書房. 總.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數. 1127 1707 1421 1473 1554 1623 1365 1080 1055. 增減數詩社. 累計總數. +580 -286 4. +52. 5. +81. +69 6. 34. -258. -285. 914. 873. -25. -141. -41. 7. 8. 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重修台灣省通志》〈文教志•教育行政篇〉，頁 435，南投市，台灣省文獻會，民 83。 35 本表資料來源：參考自許俊雅《台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頁 375∼376，台北市，國立編譯館，民 86。 21.

(22) 增減數. 時間書房. 總. 數. 詩社. 詩社. +1. +1. +1. 630. 655. 567. 548. 541. 576. 638. 599. 584. 533. 385. 301. -243. +25. -88. -19. -7. +35. +62. -39. -15. -51. -148. -84. 9. 12. 16. 20. 23. 24. 27. 29. 32. 增減數. +1. +3. +4. +4. +3. +1. +3. +2. +3. 總.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數. 225. 197. 94. 122. 126. 129. 136. 137. 139. 160. 164. 157. 增減數. -76. -28. -103. +28. +4. +3. +7. +1. +2. +21. +4. -7. 累計總數. 38. 49. 60. 69. 78. 83. 90. 98. 103. 111. 120. 133. 增減數. +6. +11. +11. +9. +9. +5. +7. +8. +5. +8. +9. +13. 時間書房. +1. 累計總數. 時間書房. +3.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增減數詩社. +1. 總.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數. 142. 129. 110. 89. 62. 28. 19. 17. 增減數. -15. -13. -19. -21. -27. -34. -9. -2. 累計總數. 140. 151. 166. 172. 186. 197. 199. 204. 209. 217. 222. 226. 增減數. +7. +11. +15. +6. +14. +11. +2. +5. +5. +8. +5. +4. 書房與詩社是本島日據時期延續漢學命脈的兩個重要所在。書房乃清代遺留下來的民間教育機構，以啟蒙兒童漢文教育為主要訴求；而詩社則為平日宿儒以文會友時所組成的社團，以延續成人漢文教育為主要訴求。二者的組成份子雖然不同，但延續漢學的目的卻是相同。因為書房和詩社訴求的對象不同，其功能和意義自然不同，所以日人對書房和詩社採取兩種截然不同的統治策略。蓋書房教育以兒童為主，使漢文化得以向下延續，不利日人統治，因此日人對書房採取高壓禁制的手段，以阻止漢文教育繼續向下紮根；而詩社雖然以成人為主，日人對詩社的設立採取懷柔鼓勵的方式，企圖以漢詩的創作來轉移和麻痺知識份子的抗. 22.

(23) 日意識，此舉使本島詩社的體質逐漸產生轉變。總的來說，在日人「近代化」與「同化」的教育政策下，造成本島書房沒落而詩社林立的怪現象。. （二）籠絡仕紳政策乙未之後，知識份子眼見復台無望，紛紛採取消極態度以應世局，或選擇內渡，以待時機；或選擇退隱，不問世事；或藉詩社互通聲息，以吐侘傺之氣。日人除了以文教政策逐步打擊傳統漢文教育之外，為了更進一步消除台人的漢族意識，遂利用一連串策略籠絡遺老和仕紳，這些策略包括舉辦官紳同宴、頒發紳章、饗老典、揚文會等，再加上文人總督懷柔治台策略奏效，大力鼓吹全島詩社聯吟活動，又有報紙和雜誌的宣傳，企圖藉由這些活動及刊物的傳播籠絡島內各階層人士，以軟化台人抗日意識。茲將這些政策簡述如下：. 1. 官紳同宴因為台灣割讓的挫敗與失落感，以及對異民族所帶來的統治經驗的疑懼不安，使清朝以來台灣文人的吟會雅集活動，在割讓之初暫時呈現凍結狀態。但是這種狀態並未持續太久，日人為減少治台的肅殺氣氛，刻意營造昇平氣象，據台翌年九月（1986），便出現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共聚一堂，演出一幕「官紳同宴」的奇特場景。36 為此，日人甚至透過報紙大肆宣傳，企圖炫惑人心，以製造雅好文藝和禮賢下士的形象。37 當時報紙刻意透露，民政局長水野遵與日本寓台詩人土居香國和台紳陳洛、李秉均、劉廷玉、黃茂清等人夜宴歡吟、其樂融融的消息。此次受邀的台紳人數並不多，但已屬「前所未見」之舉。接著九月二十二日，水野遵又與官紳多人共開觀月之宴於艋舺街龍山寺，報紙寫道：. 是日置酒高談，探籌清唱，興正酣而月漸明，到夜半而散，真個清世之雅會也。38. 36. 「官紳同宴」一詞，見黃美娥〈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引自《台灣風物》四十七卷三期，頁 45，台北縣板橋市，台灣風物雜誌社，民 86。 37 見《台灣新報》第 19 號，明治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 38 見《台灣新報》第 24 號，明治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23.

(24) 此次吟會規模更勝前次，共有台日官紳三十六人參加，日人如水野遵、金子芥舟、土居香國、加藤重任、七里恭三郎、黑江蛟等皆吟詩助興，還有杉村濬寫下〈觀月雅會序〉以誌。39 從這兩次最早的官紳同宴場合中，我們可以發現日據初期來台日人，不乏漢學根基深厚之士，後來甚至還有組成詩社者。王文顏在〈連雅堂先生的詩社活動〉說：. 許多漢學根柢深厚的日本文士，或駐台官員，他們也熱衷於吟詠詩歌，甚至還邀集同好，自行籌組詩社，吟詠無間，例如玉山詩社、淡社、穆如吟社、南雅詩社等，就是以日本人為骨幹而成立的詩社。40. 事實上，吳濁流也提到：. 我有一位日本朋友，上野重雄先生，曩曾來書，要求我選擇幾首有氣魄的漢詩譯成日文，他要以此作詩吟，來鼓舞青年的志氣及振作國民精神。因為日本的詩詞不像漢詩那樣有氣魄。所以，他們在狂歌劍舞、悲憤、慷慨激昂時，所吟唱的都是漢詩……社會上對漢詩的喜愛不消說，連研究漢詩的學者、專家、漢詩人，也是被人崇拜的。41. 由此可知，當時許多傳統日本知識份子仍是以學習和孰諳漢學為榮。因此，執政當局舉辦日台官紳翰墨宴以示雅愛文藝之意，或許有之，但世局果如報紙所言是「真個清世之雅會」，恐怕未必。蓋舉行翰墨宴的同時，日人仍與本島北部的抗日志士陷於苦戰之局。42 故官紳同宴除了表現當局雅愛文藝之意，籠絡仕紳以營造「海內昇平」的居心，不言可喻。儘管如此，官紳同宴還是收到部分效果，當. 39. 見《台灣新報》第 26 號，明治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見王文顏〈連雅堂先生的詩社活動〉，引自學術論文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連橫》，頁 112，此學術論文研究會係由政大中文系於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三日舉辦。 41 見吳濁流〈漢詩必須改革〉，引自吳濁流《濁流詩草》，頁 341，台北市，台灣文藝雜誌社，民 62。 42 當時本島北部尚有宜蘭林李成、三角湧（三峽）蘇阿力和關渡簡大獅等數起地方抗日勢力，顯示此時日人尚未完全控制北台灣。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史》，頁 665∼666，台北市，眾文圖書，民 79。 40. 24.

(25) 時本島有些文人竟然以能夠獲邀參加日人所召開的擊缽吟宴為殊榮，甚至作詩投稿於報端以回應，如李學樵曾在大正十三年（民國十三年，1924）《台南新報》〈詩壇〉投稿云：. 竹窗督憲招待全島詩人，開茶話會于東門官邸，多士鳧趨，喜見顏色，引以為榮。余不揣固陋，東施效顰，聊賦七律一章，謹此奉呈。43. 文後還可見到李學樵和許藜堂等數人，以此次茶話會為題的作品多首，每首詩中無不表達對此次茶話會的溢美之辭，甚且出現「多士鳧趨喜欲狂」和「彩繪昇平筆，投轅謁相公」等刻意媚上逢迎的字句，44 彼時部分文人品格之淪喪和攀權附貴之醜狀於此流露無遺，此端正是日據時期騷人擊缽吟作品，每每備受後人訾議的原因之一。. 2. 紳章制度明治二十九年（1896）第二任日督桂太郎，提出「紳章制度」作為安撫上流台紳的手段。紳章制度乃考核個人之學識（指學歷程度與經歷）及資望（指資產多寡與地方名望），通過考核者將頒發紳章予以配戴，使其成為人民典範的一種制度。45 該制度詳細規定配戴紳章必須具備的資格和條件，以及取消配戴的情況，藉以強調受頒者具有無上的光榮。當時台灣社會符合考核標準可以配戴紳章者，多為社會上層的領導階級，一般平民極不易符合其規定，可知此制度乃特別針對社會上流仕紳而訂定的。. 在「馬關條約」第五款有言，割台之後予台人兩年時間以考慮去留問題。當時選擇內渡的富商大賈不過十之一二，而未離台的紳商大賈實有在台家產及社會地位的雙重考量。日人瞭解這些未內渡者的驅利心理後，乘勢提出「紳章制度」。據楊永彬所言：. 43 44 45. 見《台南新報》第 7971 號，大正十三年五月一日。見《台南新報》第 7975 號，大正十三年五月五日。見王詩琅《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台灣》，頁 17~20，台北市，眾文圖書，民 69。 25.

(26) 正因台紳不願棄產他渡，故在日本統治漸上軌道後，與官方交通也就取代清代的身家自保與發展模式，逐漸延續其原即擁有的社會地位，經由日方對台灣紳商統治與原有地位益加瞭解後，模擬了與清代正途科舉者的牌照與幾乎無商不有的「功牌」，而產生「紳章制度」，對紳商的社會地位進行再蓋章的儀式。46. 日人為籠絡台灣上層人士而推行紳章制度，台紳為保障自身財產和既有社會地位而接受此一制度。如此一來，統治者和仕紳之間遂在這種「各取所需」的原則下，維持了一種表面上的友好關係。. 3. 饗老典此外，日人利用中國人傳統敬老尊賢的觀念，舉辦「饗老典」以擴大其籠絡層面，欲藉「老者」和「賢者」之力，達到收服人心的效果。因此，第四任日督兒玉原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於明治三十二年（ 1899）舉辦第一次饗老典，以示其能承續漢民族道德教化的傳統。當時日人邀集台北縣內八十歲以上的台籍男女，齊聚於台灣總督府內舞樂堂，會場上全是長椅凳覆蓋紅白布，在正門則交叉豎立著日本國旗，四周則以繡著「壽世壽民」、「教忠教孝」等金絲字樣的紅布幕圍繞，而且還懸掛著幾十個彩燈，顯現出隆重氣氛，隨後開饗宴，演新劇，奏洋樂，並贈送出席者一對紀念扇，若出席者為百歲以上的老者則贈與鳩杖一枝。. 由於第一次饗老典盛會舉辦得十分成功，翌年起（1900）分別在彰化文廟、台南兩廣會館和鳳山辦務署正廳等地陸續舉辦三次饗老典，其儀式與宴饗大致和首次在台北舉行的相同。47. 饗老典先後共舉辦了四次，在饗宴的過程中，統治者刻意彰顯其對「老者」和「賢者」的尊敬，以此盛典宣傳統治者的「德政」。由此可見，日人為求達到 46 47. 見楊永彬《台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頁 209，台大史學所碩士論文，民 85。見王詩琅《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台灣》，頁 21，台北市，眾文圖書，民 69。 26.

(27) 順利統治台灣的目的，無所不用其極的一面。. 4. 揚文會明治三十三年（1900），日督兒玉源太郎為籠絡清代中式的進士、舉人及廩生，遂於該年三月十五日台北淡水會館舉行揚文會，邀集前清秀才、廩生以上者參加，當日出席者台北縣有二十六人、台中縣有十五人、台南縣有二十人、宜蘭廳有十一人，共七十二人。由於此次聚會對象為傳統文人，特別是中過功名的前清舉子，日人為表示對聚會的重視，會場擺設甚為講究。會場正面懸掛大書「揚文」兩字匾額（取自唐明皇送王晙〈巡邊詩〉：「振武威荒服，揚文肅遠墟。」之意），圍以布幔，懸上聯對，桌上插有鮮花點綴，當日所有出席人員在會場整列，隨後兒玉總督在炮竹聲中進入會場，致開會詞。48 兒玉總督的開會祝辭有云：. 夫揚文之會，望能搜羅文人學士，共會一堂，施優待之典，隆敦風勵學之儀，展其所長，以同贊文明之化。49. 會中期勉文士各展抱負，申述己志，以振興文教為名目，徵其平日抒發懷抱之文章，以為治台的參考資料，故而出席文人依日督出題之策問做出策議文章，其議題包括〈修保廟宇議〉、〈旌表節孝議〉、〈救濟賑恤議〉三類，關於參與揚文會者之策議文章，當時被收編為《揚文會策議》，後來由台灣總督府編輯出版。50. 此次與會人士後來曾開會決議，今後將繼續舉辦揚文會，並公推李春生為座長、蔡國琳為副，議定每年舉行小會一次，每三年開大會一次。此外，各縣廳成立支會，各支會設有會長、幹事、委員和書記等。揚文會於明治三十三年（ 1900）第一次聚會後，翌年各地雖然也曾開過會，但此後就再無下文。. 5. 文督治台 48. 見王詩琅《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台灣》，頁 25，台北市，眾文圖書，民 69。見王詩琅《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台灣》，頁 26，台北市，眾文圖書，民 69。 50 現在台南市立圖書館藏影本之《台灣揚文會》，係將《揚文會記事》、《全台揚文會會員名簿》、《揚文會策議》三者合編為一冊。 49. 27.

(28) 日據以前，台灣知識份子多半受過中國古典詩文的養成訓練。因此，文人雅集吟詩酬唱，自然成為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日人利用這種現象，為了拉攏文人和順應前清遺儒的心意，便舉辦詩人聯吟大會，獎勵各地設立詩社，目的在使傳統知識份子耽溺於詩酒，以軟化和麻醉反日思想，同時也方便執政當局監控其思想行動，如兒玉源太郎、田健治郎、內田嘉吉、上山滿之進等四任日督，為了表現自己深厚的文學涵養，並塑造日本長官「禮賢下士」的形象，在其任內均曾舉辦過「詩人大會」。51 四位日督除了兒玉具有軍人身份外，其他三任日督均為文官。從附表一可以看出，本島詩社數量在日據中期（約大正八年左右）逐漸進入顛峰時期，除了上述各種策略之外，日本文督懷柔治台應該也是促成詩社勃興的原因之一。. 日據期間，台灣曾經歷三任日皇（明治、大正、昭和）的統治。整體而言，明治時期（1895∼1911）可以視為日人治台的軍事時期；大正時期（民國元年∼ 民國十五年，1912∼1926）可以視為日人治台的綏撫時期；昭和時期開始（民國十五年，1926）到中日戰爭爆發前（民國二十六年，1937）的十餘年，則可以視為日人治台的建設時期。前文述及，台人大規模武裝抗日活動在大正四年（民國四年，1915）「西來庵事件」後告終，改以較溫和的型態進行抗爭。此時因為島內氣氛不再緊張，時局逐漸步入一個較為安定的環境，日人開始改派文官來台擔任總督，企圖營造「開明」和「民主」的政治氣氛，以柔和的手段進一步馴化台人的反抗思想。第一任文人總督田健治郎（即第八任日督）於大正八年（民國八年，1919）抵台就任，爾後連續八任日督均為文官擔任，進入「文人總督時期」。 52. 在當局看似「開明」和「民主」的作風下，數任文督利用詩人聯吟大會，促成. 51. 參考王文顏《台灣詩社之研究》，頁 115~117，政大中文所碩士論文，民 68。歸納其文如下：（1）一八九九年六月，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於所建別墅「南菜園」召開詩人大會，會後得和詩八十七首編成《南菜園唱和集》。（2）一九二一年十月，第八任總督田健治郎邀集全台詩人於官邸，時將唱和詩作編成《大雅唱和集》。（3）一九二四年四月，第九任總督內田嘉吉於台北江山樓舉行聯吟大會，總督於席上賦詩乙首，眾人接讀，次韻奉和。（4）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第十一任總督上山滿之進邀請日本著名詩人國分青崖與勝島仙波於東門官邸開翰墨宴，會後和詩編成《東閣唱和集》。上述作品，現均藏於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 52 見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台灣總督府》，頁 114，台北市，前衛，民 91。 28.

(29) 島內競吟風氣，軟化台人抗日意識。文督內田嘉吉（第九任日督）在大正十三年（民國十三年，1924）十月二十六日的全島詩人大會，邀全島詩人至東門官邸舉行茶會時，甚至明白地說：. 詩者志也，所以述人之志，故曰思無邪。日本之和歌，西洋之詩章，莫不皆然。而又分為美術之詩與力之詩。夫美術之詩，雕琢字句，可供吟詠。而力之詩，則據事直書，可觀國家之隆替，民族之盛衰，是故剛健之作，足以涵養建國興隆之思想。曩者余宦台灣，亦曾於本島詩人相唱和，今茲重來，更望列位提倡風雅，並有補於本島之統治。53. 從中可以得知執政者所期許的「風雅詩會」，只是為了「有補於本島之統治」。受到政治力的鼓舞，本島詩社在這種氛圍之下，得到蓬勃發展的良好契機。這個契機直到昭和十一年（民國二十五年，1936），因為中日情勢緊張，戰爭隨時爆發，日人再度改派武官擔任總督，肅殺氣氛再現，詩社的成長乃稍挫。由於文督懷柔治台的策略奏效，營造出有利詩社成長的社會環境，直接刺激詩社大量成長，關於這點，黃美娥便曾提到：. 大正時期的台灣社會環境，已較明治時期安定許多，提供了吟詩者更有利的集會環境。54. 所以，社會治亂與詩社數量息息相關。為更清楚瞭解這個現象，以圖表的方式表現日據以後到中日終戰為止，本島社會治亂和詩社數量之相對影響。（見附表二）. 附表二：社會治亂和詩社數量之相對影響55. 53. 見謝雪漁〈台灣詩社大會記〉，引自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台北市志稿》卷十〈文徵篇•雜錄〉，頁 89，台北市，台北市文獻委員會，民 68。 54 見黃美娥〈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引自《台灣風物》四十七卷三期，頁 71，台北縣板橋市，台灣風物雜誌社，民 86。 55 本表資料來源：「詩社數量」參考自許俊雅《台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頁 375∼376，台北市，國立編譯館，民 86。 29.

(30) 日人時代分期. 明治時代. 大正時代. 昭和時代. 昭和時代. （西元年份）. （1895∼1912）. （1912∼1926）. （和平時期）. （戰爭時期）. （1926∼1937）. （1937∼1945）. 詩社數量. 12. 78. 107. 29. 詩社年平均成長率. 0.7. 5.2. 8.9. 3.6. 備註. 台人武裝抗日時期. 文督治台時期. 昭和時代分成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 （1895∼1915）. （1919∼1936）. 和平時期僅計到中日戰爭爆發為止。. 明治末期，台人仍然在全島各地以武裝型態持續抗日，致使日人征撫並用，全島此刻尚處於動盪不安的時期，因此詩人雅集不多。由附表二可以得知，明治時代因為島氛未靖，所以詩社的年平均成長率，每年不到一個。進入大正時代，台人放棄流血抗日，社會轉趨安定，政治氣氛不再緊張，日人在大正中期以後改派文督來台。文督以較為柔和的手段治台，穩定時局，經營出所謂的「大正民主期」。56 由於數任文督屢屢提倡藝文活動，使得詩人活動漸增，因此詩社的年平均成長率，暴增到五點二個。進入昭和時代到中日戰爭爆發前的十餘年間，日人因為自身國策的需要，積極開發和建設本島，於是繼續沿用文督治台的策略，以穩住社會繁榮的局面。於是在文督懷柔治台的影響下，島內詩人的活動更加頻繁，本島詩社的年平均成長率持續增加到八點九個，此時和明治時代相比，詩社的年平均成長率已經大幅成長九倍之多。進入昭和時代的戰爭時期，因為受到戰亂影響，民生凋敝，經濟困頓，詩人無暇從事風雅，詩社活動受挫，其成長呈現萎縮的現象，成長率下降至每年三點六個。由此可見，政治氣氛和社會環境安定與否，足以影響到藝文活動的發展，日據時期詩社數量的成長，便確實反映出這一現象。本市直到大正中期才出現第一個詩社，其發展情形為何，將留待下文做進一步討論。. 參照附表一的統計得知，文督治台時期（1919∼1936），本島詩社數目共增加一百五十七社，約佔日據時期本島詩社總數（二百二十六社）的七成。再由附. 56. 見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台灣總督府》，頁 160，台北市，前衛，民 91。 30.

(31) 表二的統計得知，從大正時代到昭和時代和平時期，本島詩社的年平均成長率分別為五點二和八點九個，超過明治時代的零點七個和昭和時代戰爭時期的三點六個甚多。從上述數據分析可知，由於文督懷柔治台，使整個社會環境處於一個較穩定的局面，再加上田健治郎、內田嘉吉和上山滿之進等數位文督刻意提倡風雅，遂促成全島擊缽競吟之風。雖然文督對台人政治抗爭運動的鎮壓與武官總督並無不同，但本島詩社的成長於此時進入高峰期，是不爭的事實。可知文督治台對本島詩社的發展，產生莫大的影響。. 6. 報刊發達日據時期本島詩社蓬勃發展的另一個原因，應與當時各種報紙、刊物大量傳播有關。在此之前，個人作品若要「名留青史」，除了刊印作品以傳世之外，別無他法。但若要大量刊印，又必須考量到著述者本身的經濟條件及當時的印刷技術等因素。所以，真正大量印行傳世者較少，多數僅刻印十數本流傳於諸親友之間或私家收藏。但日人據台以後，為了便於傳達和宣導政令，遂在本島各地創辦多份報紙和雜誌。大正中、晚期以後，島內民智漸開，台人亦有自行創辦各種刊物者，藉報紙和雜誌等刊物之便以宣傳新知，一時蔚為風潮。日據時期較重要的日刊報紙計有《臺灣時報》、《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灣新民報》（後改名《興南新聞》）及《台南新報》等多種。在雜誌和定期刊物方面，較重要者計有《台灣文藝》、《台灣文藝雜誌》、《台灣詩薈》、《藻香文藝》、《台灣文學》、《三六九小報》、《詩報》和《風月報》等百餘種。57 這些漢文報刊，往往隱藏了創辦者延續漢學的苦心孤詣，試圖保存我國固有文化的薪火，對於當時詩社的發展，亦有一定的貢獻，茲舉數端以證。. 連橫在大正十三年（民國十三年，1924）二月創辦《台灣詩薈》，以月刊的形式出版，致力保存舊時之遺書，專載古文作品，並記錄當時騷壇要事，在發刊序中說：. 57. 見台灣文獻委員會《台灣史》，頁 610∼612，台北市，眾文圖書，民 79。 31.

(32) 爰有詩薈之刊，不佞猶不敢以詩自囿。然而，琴書之暇，耕稼之餘，手此一編，互相勉勵，台灣文運之衰頹，藉是而起，此則不佞之幟也。……願與我同人共承斯語，日進無疆，發揮蹈厲，以揚台灣詩界之天聲。58. 「手此一編，互相勉勵……以揚台灣詩界之天聲。」直接道出創辦《詩薈》之旨。《台灣詩薈》至大正十四年（民國十四年，1925）十月為止，一共發行了二十二號，為當時的台灣文壇留下許多寶貴的傳統文學資料。. 昭和五年（民國十九年，1930）九月，由台南南社及春鶯吟社成員洪坤益、王開運等人共同創辦《三六九小報》，以三日一刊的形式發行，其中刊載不少文言及白話小說，其創刊號〈發刊小言〉寫道：. 儼闢一絕纓之極樂國焉，本小報創刊之緣起，實成於談笑之間。……讀我消閑文字，為君破睡工夫。凡知我者，珍以敝帚可也。棄我者，覆以醬瓿亦可也。同人都以一笑了之。59. 《三六九小報》的內容，雖然以趣味性質的作品居多，但〈古香雜拾〉欄亦刊出舊詩，如在第三、四、五號曾連載丘逢甲〈台灣竹枝詞〉多首，所作部分內容多涉及台灣風物和關懷民生，並非僅如序文所言只是「消閑破睡」而已。其中，不時見到報社自行舉辦的全島徵詩活動，此舉對於舊詩甚至是傳統文學的保存，不無起到一定的延續之功。《三六九小報》的編輯群賢為避免當道掣肘，以「談笑之間」的方式翼護我國傳統文化之用心可見。. 昭和六年（民國二十年，1931），由周石輝等人在桃園創辦的《詩報》，乃日據時期有關本島詩社活動最重要之刊物，舉凡當時全台詩社的活動概要、詩人和詩社擊缽吟及騷壇消息，莫不畢載。《詩報》自云創刊主旨：. 58. 見連橫《台灣詩薈》〈發刊序〉，頁 2，南投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 81。見《三六九小報》創刊號〈發刊小言〉，昭和五年九月九日。《三六九小報》目前已由台北市成文出版社整理，以影本方式發行。 59.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