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大經濟區域發展軌跡考察：
計畫與市場博奕下的空間演繹
（1990--2010）
NSC99-2410-H-004 -176-MY2第一章 前言
1990-1991 年間，在卸下了政大六年系、所行政重擔後，受邀前往美國楊 百翰大學任教，期間該校要求個人講授「當代中國社會」課程，開啟了我對「當 代中國」的濃厚興趣。回想起來，就在這之前的 1989 年夏，還趁出席 Stanford 大學胡佛中心國際會議之便，在舊金山參加了一場由該市市長主持之紀念八九民 運事件的聚會。適時的中國在世人眼中仍是個蠻橫不講人權的國度；緣自於 1978 年的改革開放雖已啟動了一段時日，唯大多數的西方國家對那遙遠又略帶神祕的 國度總還帶著點懷疑和猜忌，不確定已實施了 30 年的共產體制幽靈何時還可能 再浮現。同一時間，日本和台灣、南韓、新加坡等東亞/四小龍國家，在經歷了 二戰後快速經濟發展歷程後，也已走到了不得不進行結構升級和轉型的關口 1。 至少對台灣言，伴隨著政治民主化而出現的一連串社會運動，尤其是勞工運動、 環保運動使倚賴勞力密集生產方式的廠商深刻體察到「用腳投票」的時刻似乎近 了！以吸引外資帶動經濟發展的中國，不囿土地與勞力等生產要素成本低廉，渠 所提供之各項政策優惠對屬「同文同種」的台商更具無比的吸引力。事實上，在 八九民運前，即已有不少台商前往中國探路。這些在 1991 年前後經濟部正式允 許台商赴對岸投資時，被稱為「偷跑」者，或許可被視為時下號稱有百萬台商在 大陸的先鋒部隊。他們當中不乏為數可觀的成功企業家，不少也同時轉戰東南亞 的越南、泰國、菲律賓、印尼、柬埔寨、緬甸等地；當然也有部分淪落為所謂的 「台流」。九 0 年代始，絡繹不絕其途大量西進的台商現象引起適時當政者之憂 心，在「戒急用忍」前提下，「南向政策」的推出多少有平衡廠商們一味西向的意 圖。 個人因緣際會以特約研究員身份花了一年時間參與了中華經濟研究院一項 關於西向和南向政策」的研究計畫 2，得以隨國內工商團體親炙菲律賓蘇比克 灣、 印尼巴譚島、馬來西亞檳城、越南胡志明和河內等地投資環境，並跟隨工 商建言會赴大陸北京參訪，期間先後訪談 60 多位台商，以洞悉彼等投資區位選 擇等梗概。就某種意義上言，這或許可視為個人關注「企業」研究的初始契機。1 長期以來，「雁行理論」（flying geese model）一直被用以說明東亞國家的發展模式；唯近年來強調
非層級、網絡式的「水以花模型」（water lily model）也引貣了不少討論。 2
指 1992-3 年 8 月由中華經濟研究院接受工業局委託進行之「兩岸工業結構變動及未來產業互動趨 勢 之研究」計畫。
另一方面，九 0 年代初，當兩岸學術交流尚未全面展開之際，個人有幸受時 任香港中文大學教務長/亞太研究中心主任楊汝萬教授之邀，參與一場兩岸三地 城市和區域發展之學術研討會 3，席間除有機會聆聽大陸該領域執牛耳學者、專 家關於北京、上海、南京、廣州、長三角、珠三角等發展和規劃概況之深入剖析 外，這些重量級的大陸與會者更成為個人日後從事中國空間研究難得的「社會資 本」。而隨兩岸交流之頻繁，1993 年台灣社會學會組團由北（中國社科院社會學 研究所、北京市社科院、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南開大學）到南（南京大學、復 旦大學、上海社科院以迄廣州中山大學、廈門大學）的參訪也開啟了兩岸社會學 界的正式接觸。九 0 年代中、後期更因故王昇將軍所創辦之「促進中國現代化基 金會」暨任董事之一業已仙逝的銘傳大學包德明校長的抬愛，負責規劃兩岸社會 學者、專家學術交流有年，也因此得有走訪北京、天津、上海、蘇州、南京、大 東北、大西南和大西北等地機會，親身領會中國社會和發展軌跡的快速變遷暨脈 動。 固然有不少的學者指稱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比「資本主義國家還要資本主義化 的社會」，唯中國官方迄今從未以「資本主義社會」自居；人們最常看到和聽到 的仍然是由共產/社會主義轉軌為「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說詞；中國官 方頂多辯稱自己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回首改革開放迄今，中國 確實經歷著一個接著一個的「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轉軌。舉凡住房改 革、國企改革暨下崗職工再就業安排、工資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以迄資本市 場改革等，無非均擬建立一套中共建國以來所不曾存在過的「房地產市場」、「勞 動力/就業市場」、「社會保險市場」和「股票/證券市場」等。基此，在廣泛地走 訪中國各大城市與區域後，九 0 年代中、後期，個人已先後針對大陸的「住房改 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國企改革暨下崗職工的再尌業」等議題作了初步的 探索。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之發展路徑固然「摸著石頭過河」成分濃厚，然鄧小平「讓 少部分人先富起來和讓少部分地區先發展起來」的主張卻著實烙印於中國的空間 發展步調上。「走向海洋」的意圖不僅活脫脫展現於「向東傾斜」的發展策略上， 更具體而微地反映在其沿海、沿江、沿邊的「三沿政策」上。由開放深圳、珠海、 汕頭、廈門而至海南等特區，以至 14 個沿海城市再到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 環渤海甚至東北、中部、北部灣、海西區等地區的開發；過去 30 年來，中國的 發展確實係秉持著由東至西，由沿海而內陸及由「不均衡」而「相對均衡」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該研討會論文已集結成書—楊汝萬編，1993，中國城市與區域發展:展望二十一世紀，香港:香港中文 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方向前行4。
除對總體空間發展軌跡予以充分掌握外，基於對兩岸發展的關懷，個人曾與目 前擔任美國 Trinity College「城市與全球研究中心」（Center for Urban and Global Studies）主任／院長，先前執教於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社會學系之陳向 明教授在蔣經國基金會的贊助下合作完成了「上海與高雄」兩港市的比較。2000-2001 年於英國牛津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的半年間，更大量接觸了歐陸對「全球城市」 的研究取向和成果。以„The Global City 一書聞名、時任芝加哥大學社會系教授的 Saskia Sassen，同時亦擔任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地理系的客座教授，2002 年初夏，在 上海社科院贊助下，陳向明教授組織了 Saskia Sassen，John Kasarda，Anthony M. Orum 三位美方教授，和除個人外的亞洲四小龍代表（新加坡大學社會系的何光中、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的呂大樂和趙永佳、韓國人力安排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Won Bae
Kim）及日本早稻田大學的 Machimura Takashi 等教授和大陸方面的周振華（現任
上海市政府官員）、寧越敏教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中心主任）、諸大建教授
（上海同濟大學教授）、杜德斌（上海華師大地理系教授兼副院長）等，召開了
“World City—International Lessons and Shanghai’s Development”的國際會議，
會後並有中 5、英文專著出版。類似學術 場域的實際參與不單提供個人與國際大師 對話「全球城市」理論和方法的平台，更重要的是，促使個人深思何以在短短數載 中，原列名世界第三貨櫃港的高雄節節敗退，而原來甚至排不進前十名的上海港在 同一時間卻扶搖直上，直逼排名第一、第二的新加坡和香港。也即於此前提下， 2002-2003 年間，個人積極走訪上海、高雄和台北都會區、京、津和香港等地，透過 實證資料之收集擬檢視該等地區由港口城市發展為世界/全球城市之歷程暨可能。 「兩岸三地」或云「大中華經濟圈」自此躍入了個人的研究議程。而因研究上海也更 進一步地踏上長三角研究的征程。過程中，由於投入大陸城市與區域經濟暨空間 發展的廣度和深度日益延伸，由點而線而面的鑿痕遂不斷推衍；換言之，為了了 解上海，自然不得不深入長三角；為了掌握香港的發展，必然會接觸珠三角；而 為了明白首都北京的變遷脈絡，也極自然地連通了天津、唐山，且除京津唐地區 外，為有更周延地勾勒環渤海圖像，更擴大視角於山東和遼東半島。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0 年以降，隨中國的日益崛起，除亞洲外，歐美兩地學 者亦有若干涉足空間發展方面的研究，除前已提及的 Saskia Sassen 數度受大陸之邀，
暢談其 The Global City 外，近年來上海社科院、復旦大學及華東師範大學等也先後
以國際會議方式邀請了英國 Loughborough 大學專研全球城市之 Peter Taylor，J. V. Beaverstock，Cardiff 大學的 Fulong Wu，倡議「都市－區域」的美國 Allen Scott， UCLA 的 Edward Soja 和 Urban Studies 編輯之一 Michael Timberlake，夏威夷 4 一般認為毛時期所強調的是「均衡」發展政策，而鄧時期則主張「不均衡」發展政策。「均衡」發展
政策的主要代表學者為 Ranger Nurkse，支持「不均衡」發展觀點最力的則為 Albert Hirschman。後 者較為務實，認為開發中國家資源有限，不可能一舉完成各地的發展，而應排出優先順序；不過，也 因此比較容易引貣區域間、群體間的差距。相關理論內涵，請參考拙著 ”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開發 與其總體經濟發展和空間均衡策略間相關理念之初探”，收入楊汝萬，前揭書，頁 71--101。 5中文版專書已出版—周振華、陳向明、黃建富主編之世界城市—國際經驗與上海發展，2004，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拙文「世界城市理論：研究的主要取向」及「台北與高雄：邁向『世界/全 球城市』之路」分別收錄於該書之第一章和第十章，頁 3—16 和 147--163。
大學地理系的 Mike Douglas，布朗大學的 John Logan，猶他大學的 Dennis Y. H. Wei，巴黎政治學院的 Michael Storper，漢堡大學的 Dieter Lapple，新加坡大學的 Henry Yeung，香港大學的 George C.S. Lin 和 Anthony Yeh，以及首爾大學的 SamOck Park 等教授。此外，基於地緣關係，韓國政府十分重視其與同處東北亞之 日本和環渤海區域間之關係，幾乎每年均召開類似性質的閉門國際學術論壇，一方面 分享個人於兩岸三地的研究成果和心得，另一方面更得以與空間發展領域中之諸如 「全球城市－區域」、「城市治理」等新理論/概念對話。此一學術社群網絡之建立得 之頗為不易，或許也正因彼等橫跨中、美、英、德、法、新、港、韓、日等地，對 淬礪和豐富個人在空間領域的研究助益匪淺。 儘管如此，無可諱言地，在近十年的鑽研後，愈加肯定對中國區域發展脈絡的掌 握一則離不開中央政府的政策和佈局，另一方面更離不開地方政府之各項規劃暨發 展方向/定位。而在過去 30 年以「招商引資」出口創匯為前提的發展模式下，「企 業」更成了各地發展最真實且重要的「載體」。是以，在了解「特區」、「工業園區」、 「高新技術開發區」之餘，對何種性質外資之進入不得不有較深入的了解；而在國 企改革之後，強調「國退民進」大環境下，「民企」又如 何被激活以確實發揮「市 場化」作用更不容輕忽。另在城鎮地區日益「市場化」的進程中，城鄉關係也起了 新的變化。首先，城鎮化的水平已由開放初期的 19％ 上下躍升至目前的 47％左右； 中共中央更以未來能達到 65％為標竿。而由另一角度觀察，此亦意味著農村更多富 餘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只不過由來已久的中國社會「二元結構」卻模塑出有別於 其他國家或地區為數超過二億的「農民工」群體！
第二章 過往執行相關研究計畫之具體成果摘述
個人執行與本專書相關之研究有年，本章擬先回顧並綜整迄今之具體發現如次：第一節 建構在「外向型」經濟基礎上的原始累積
吾人若以「一窮二白」形容中國改革開放伊始的情境似亦不為過。鄧小平採 取試點方式先開啟了五個主要對外開放窗口（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島） 及渠後陸續開放的十四個沿海城市，說穿了無非是想透過「招商引資」，快速完 成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原始累積。早期外來投資生產產品幾乎全數外銷，外資看重 的多半是中國大量而廉價的土地及勞動力，中國也樂於運用其「人口紅利」6，一 方面解決農村富餘勞動力問題，另一方面於短時間內迅速「創匯」。於此過程中， 沿海地區城鎮所迎來的可以說是中國史無前例的人口大遷徙；例 如孔雀東南飛 （麻雀也東南飛）的結果使深圳成為廣東省內唯一不用說廣東話 的地方，更造 尌它成為外來流動人口遠遠超越本地「戶籍人口」的城市。事實上，隨著「城中 村」之城市化，深圳已於幾年前成為全中國迄今唯一沒有農村的城市。深圳當然 不是唯一外來人口特別集中的城市。舉凡較早開放城市和省份，如珠三角地區的 廣州、東莞，長三角地區的上海、蘇州和杭州，環渤海區域的北京、天津均面臨 相似的遭遇。唯礙於城鄉「二元結構」，幾年前廣州孫志剛事件 7 發生後，中央 雖下令取消了「暫住證」制度，若干城市（如上海）也陸續研擬外來人口入籍 辦法，唯離全面戶籍制度鬆綁似尚有一段距離。此一為數龐大外來務工人員存在 於各大城市之事實，固然解決了城市中部分勞務的需求，然對「農民工」未盡公 平的處遇卻也埋下城市問題的種子。 6 「人口紅利」係指生育率下降導致兒童撫養比迅速降低，總人口中的適齡勞動人口比重上升，在老年 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兒童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 輕的狀態。此時就業壓力雖大，唯高儲蓄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收益，可視為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 然隨「少子和老齡化」的到來，不少大陸學者如蔡昉、曾毅等不僅擔心中國將面臨「未富先老」的 挑戰，「人口紅利」也將會很快消失。 7 具大學學歷來自湖南在廣州工作的孫志剛因未隨身攜帶「暫住證」而被公安不當處置致死，在「南方 報」披露真相後，引起中共高層注意，因而撤銷了外來務工人員的「暫住證」制度。不過，個人蹲 點訪談過程中，上海的受訪者卻表示，該證撤銷後增加了城市治安管理上的困難。第二節 環繞「GDP」神話而出現的高汙染、高耗能生產模式
為求快速積累資本，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地方政府在以「GDP」作為考核 官員政績的最主要指標驅策下，紛紛在吸引外資方面下足功夫。土地、勞工、稅收 等優惠短時間內固然為中國吸引了大量外資，也因此贏得了「世界工廠」的封號； 唯於此同時，降低環保要求的作為也導致許多高汙染和高耗能外資企業的出現。 根撽大陸本身的統計，1995 年，前赴中國投資的高耗能、高汙染外商產業即高 占外資企業總數的三成；2005 年時，此一數字更上升至八成。 2007 年迄今，在「節能減排」大氛圍下，中共透過加徵出口關稅並取消渠 等出口商品退稅等手段，逐步加強相關產業的監督；對列名「世界五百強」和「中 五百強」的汙染性企業甚至採取「大量曝光」方式以形成對彼等環保方面的壓力。 此正所謂中國已由「招商引資」邁向「招商選資」階段。然回顧過去 30 年大 陸的發展進程，各地方曾出現過之「開發區熱」、「圈地熱」、「房地產熱」暨因 應而生之「相互攀比」與「重複建設」現象，不得不承認，為達快速經濟成長， 整個社會確已付出相當高的「社會」甚至「政治」成本。個人蹲點研究過程中， 不僅於天津濱海新區見證了超大面積的地方級「開發區」，在長三角麗水、衢州 一帶同樣觀察到一望無際卻似乎招商有限的「工業園區」，而在土地資源已日趨 緊俏的珠三角廣州、東莞一帶依然劃出廣大無垠、並以高科技作為訴求的「高新 技術園區」。部分受訪者因之語重心長地指出：「搞得不好，這些將來都可能成為 另一項『房地產開發案』，圖利的是誰那就不好說了！」第三節 「區位」vs.「產業」間之競合關係與空間分工體系之建立
過去 30 年，中國的發展某種意義上言是一次又一次「產業」與「區位」間 競合關係的演繹過程。初始階段，入列政府優先開發地區意味著發展「機 遇」， 在各項計畫指標加持下，分別享受著「特區」、「國家級開發區」、「高新 技術園 區」等種種優惠待遇。如深圳特區、浦東新區、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 蕭山下沙 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等。唯隨改革開放的深化，當「特區不特」 後，深圳遭遇了「深圳，誰拋棄了你」的質疑，上海不斷升高的商務成本（如房 地產價格）也難逃週邊城市昆山和蘇州在吸引外資方面的角力。2008 下半年金 融海嘯以來，上海的 GDP 成長率甚至落入全國各省末位（3％上下）。以出口導向 為主的江、浙兩省（3.4％左右）亦然。另一方面，歷經 了 20 多年來經濟持續快 速的成長，昆山、蘇州、東莞等外資聚集城市已然面臨了土地日益稀缺的困境。 即使是民營經濟表現突出的溫州，在數年前時任市 委書記王建滿企圖引進外資策 略啟動後，當地民企，除創收和納稅大戶外，也都經歷了擴廠土地難求的限制。 在追求成為「全球城市」或至少是「國際城市」進程中，上海首先採取了「退 二進三」的發展路徑，也即退出二級產業（製造業）而進入三級產業（服務業）； 然因此一度遭遇 GDP 迅速低於蘇州情境；如前述，在以 GDP 為最主要衡量地方首 長政績考量下，上海迅即調整原先策略，在城西與江、浙兩省接壤處掀起所謂「一七三工程」，也即開發嘉定、青浦和松江三處合計 173 公頃面積的新城以吸引/圍 堵外資可能前往江蘇和浙江兩省之去路。此一舉措看在一方面強調「區域一體化」 的長三角其他城市眼中，為十足的「兩面手法」；即一方面談合作，另一方面卻仍 在競爭。但無可諱言地，上海產業的空間重新佈局，明顯塑造出市內以商業為主 （浦西），或生產性服務業（浦東陸家嘴地區）及高科技園區（浦東張江科技園區） 為重心的空間格局。製造業則呈逐步往嘉定（汽車業為主），青浦、松江（電子製 造和大學城）遷移態勢。近期將浦東新區面積延伸包括南匯區的決定更透露出上 海落實金融和航運中心的決心；蓋因浦東機場接近南匯區且相關之物流、石化等產 業均聚集該地區。對做為中國 T 字型發展中心的上海而言，2013 年 9 月 29 日當中 國國務院正式宣佈將建成涵蓋外高橋保稅區等四處面積達 28 平方多公里自由經濟 貿易區計畫時，上海成為中國制度創新城市地位益形鞏固。事實上，浦東機場完 成之初，所有國際航線均由原來虹橋機場轉往浦東營運時頗有微詞，高科技產業相 對密集的蘇州、無錫等曾揚言將自建新機場；然相對未如江蘇省鄰近上海幾個城市 具較明顯反彈情緒的浙江省，尤其是環杭州灣的幾個主要城市，如杭州、寧波、 紹興、嘉興、湖州、海寧等則似乎自始即務實地表達了「接軌上海」的心理準備。 靠上海僅半小時車程的嘉興，承接了不少由上海外移的二級產業；寧波的港口條 件不亞於上海，唯在中央拍板發展上海並借道浙江的大、小洋山港後，寧波也只 能更務實地與附近的舟山港整合成組合港；而為「力用上海」逐步形成的國際大市 場條件，寧波一些民營經濟主更大手筆的籌資完成了迄今世界上最長的「杭州灣跨 海大橋」（將於 2016 年完工的「港珠澳大橋」據悉長度將超越「杭州灣大橋」），以 縮短過去必頇取道杭州方能連接上海的交通劣勢。其實，自古寧波與上海即存在 著頗密切的關係，由買賣方面言，過去甚至有「寧滬幫」說法。前述發展不囿更 加確立上海於長三角區域的中心/主領性，在較小的空間範圍內，也改變了不同城 市的區域內定位。譬如寧波與杭州之於浙江省，上海（直轄市）與南京之於江蘇省。 更具體點說，寧波與上海 更緊密的接軌使其工商城市之地位益形彰顯；相對地， 浙江省會城市杭州既使也發展工、商業，但就長三角浙江這一翼而言，杭州更趨向 於政治、文化中心，而在產業發展方面則更強調動漫、文化產業而非如寧波的航運、 物流、化工等產業。曾為六朝古都的江蘇省會城市南京，在體認無論在區位或政策 規劃面向都難以和具直轄市身份的上海市抗衡情勢下，除擬爭取在江蘇「沿江開 發」藍圖中扮演龍頭角色外，以其地理位置，更擬於長三角區域外，發揮「泛長三 角區域」中結合安徽省蕪湖、馬鞍山等地之中心城市地位。 其實，類似長三角區域的「產業」與「區位」重組也見諸於近年來珠三角地區 的發展。作為省會城市的廣州和中國第一個特區深圳間，毫無疑問地存在著孰方為 珠三角龍頭城市的心結。儘管兩地的產業類型不盡相同，前者著重於汽車，後者則 以電子、通訊產業為主軸，近二年走紅的山寨機幾乎即與深圳劃上了等號。平均 年齡 27 歲和擁有極高比例外來人口的年輕深圳，不但因鄰近香港而早即懷抱「國 際化」之憧憬，「中興」、「華為」兩大通訊公司，號稱可以 30％世界一流通訊大 廠的成本，生產接近 70％一流廠商的品質更是深圳人的驕傲。唯近年來亦苦於發 展腹地之日窘而亟思與週邊城市結盟，除已醞釀 多時之「深港一體化」外，在甫 於去年底方公佈之「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8 中，深圳、東莞、惠
州已被賦予一體化任務；而為吸收香港在金融發展方面的經驗，2012 年始，中共 中央更正式拍板深圳「前海地區」的開發。廣州、佛山通過地鐵暨兩地產業和生 活之聯結，也業已朝「廣佛一體化」邁進；區內另一特區珠海則被賦予和澳門共構 更緊密發展關係之任務。澳門大學最近之移址橫琴島可謂最佳註腳。預計 2016 珠 港澳大橋完工正式通車後，香港、珠海和澳門間的關係勢將更加緊密，粵東和粵 西間的經濟整合亦勢必加速。只是做為中國改革開放排頭兵的廣東珠三角，尤其 位居前沿的香港，在上海急起直追後，仍否繼續保有其亞洲金融和航運中心的龍 頭地位，則待觀察。這自然也再一次驗證中國空間既競爭、又合作之博奕從未或 歇。換言之，誠如長三角區域中之江蘇可被細分為蘇東、蘇中和蘇南三大次區域 及浙江部分之被規劃為環杭州灣產業帶，溫台產業帶和金、衢、麗產業帶外，珠三 角區域在行政區上雖僅涉廣東一省，然若論與香港的關係，粵東與粵西間因交通屏 障始終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鴻溝。經這一輪「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劃綱要」之推 動，未來區內除上述三個次區域－廣佛，深、莞、惠，和珠、澳外，甫於日前開 工的「港珠澳大橋」完工後更被期待可徹底打通粵西和粵東間之交通鴻溝，使順德、 中山一帶也能像深圳、東莞般接受到國際大都會香港的幅射9。於今以家電（微波 爐、電扇、空調）和燈飾、摩托車製造為主的順德、中山會否因此取得向科技產 業方向發展的契機固然有待觀察，區內不論在產業和區位發展的競合關係勢將更 加白熱化則無庸置疑。 至於環渤海區域因實則由京津唐、山東和遼東半島三部分所組成，京、津因具 直轄市身份且北京又為首都，2008 年奧運的舉辦更大大改變了北京的產業和空間 面貌。一樣是懷抱著走向「世界城市」的雄心，北京在奧運前將首都鋼鐵和燕山 煤礦遷出的決定，某種程度上成就了唐山的曹妃甸。中央政府雖然將「中國金融中 心」和「北方金融中心」的招牌分別頒給了上海和天津，然位居首都，北京仍然 大手筆的將朝陽區 CBD 闢建為「金融區」。為避免過去攤大餅式的無限制向外擴 張，北京在規劃理念上採取了英國「新鎮」的構想，在城 市外圍規劃了 11 個新 市鎮。其中更將接近新機場附近的亦庄、順義、通州三地規劃為高科技園區，以 吸引國內外年產值高之企業為標的。未來亦庄期能發 展出以「Nokia」為龍頭的 通訊產業集群，以「京東方」為龍頭的顯示器產業 集群，以「中芯國際」為龍頭 的微電子產業集群，以「GE」為龍頭的醫療設 備 產業集群 ， 以「 拜 耳 8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於 2008 年 12 月底由中共發改委正式頒布，該綱要除再次強調 加快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的重要意義和總體要求及目標外，在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提高自主創新能 力、推進基礎設施現代化、統籌城鄉發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加強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加快社 會事業發展、再創體制機制新優勢、構建開放合作新格局、規劃實施保障機制等各方面均有詳盡的 說明。 9 根據「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在訪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規劃署官員時亦得知香港方 也研擬了「大珠三角洲區域合作及交通基建發展」計畫，針對港珠澳大橋、落馬洲河套地區和其他 跨界基建項目等提出若干努力的方向。此外，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廣東省產業結構轉型工作小組也 就「廣東產業結構轉型對香港工商界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提出相關的研究報告。
（Bayer）」為龍頭的生物醫藥產業集群及以「Benz-Chrysler」為龍頭的汽車產業 集群；近年來，該區亦和台灣的趨勢科技、工研院等共同發展雲端科技。位居區 內來自台灣的鴻海主要為芬蘭的「Nokia」代工。或許，係因位居首都關係，各國 主要廠商莫不趨之若鶩，唯不盡然以「量產」為宗旨。田野期間，受訪的亦庄管 理處處長即語露不滿地指出：「德國的『Benz』圈了那麼大一塊地，每年才生產 8,000 輛車，如果再如此下去，我們打算收回它們一部分的圈地。」於此可見，前 進中國的外資並不一定與大陸官方「同心」。 另一方面，為吸引更多北京人才來此工作，北京市規劃當局已通過地鐵線 連通本處，且於該園區興建住宅，此一作法與新鎮「自給自足」初衷似有明顯違背， 且因區內房價遠低於市區內已如天價住宅，日後會否演變成另一種城裡人的「宿 舍區」自有待觀察。由於有全國最集中的科研隊伍，尤其海淀區的中關村附近除 聚集著中國北大、清華等名校外，全球知名的「Google」，「Microsoft」，「IBM」， 「HP」，「Oracle」等莫不於此設立科研總部。而作為文化古都，除高科技研發 總部、高科技工業園區外，近年來北京市政府亦頗能善用其文化遺產，大力推動 「文化產業」，以展現 Joseph Nye 所稱之「軟實力」。單是文化產業據點就有 20 餘處規劃，與上海不相上下，其中北京的 798、宋莊和上海蘇州河畔廢棄倉庫 的再利用和田子坊等更早已名聞遐邇。 雖同為直轄市，天津在奧運前似乎一直都處於「有志難伸」的地位。拜奧運 之賜，僅半小時車程京津高速的開通，無形中縮短了京津間距離，天津已名符其 實和北京形成了中心－衛星城市關係或云「同城效應」。長久以來即享有「北方 工業中心」美譽的天津，基於各項工業發展的良好基礎，在「濱海新區」規劃經 國務院審批後，天津集港口、物流、工業基礎於一身的條件，在空客 A320、大乙 烯項目、東疆保稅區、中新生態城等國家/際級投資項目陸續到位，尤其這二年， 國務院更將天津濱海新區列為新一輪「綜合配套改革詴驗區」後，天津上下似擬 急起直追，和南方的深圳及上海的浦東一較長短。就連天津人對此一快速的轉變 似乎都有點兒不適應。曾受訪的天津綜合規劃院蕭院長即告以：「改變的速度太 快了，不免顯然急躁了些，思考就很難周嚴。」不過，對照五年前，天津人還在 感嘆：「北京有二個名字，一個叫『北京』，另一個叫『首都』；不管叫哪個名兒， 天津都只能當老二，事事得讓著它（北京）點兒。」，天津這二年的「機遇」似乎 一直是致力於實現已年過八旬中科院院士吳良鏞所最樂見的「京津冀北」或云 「大北京」計畫。誠然，京津冀北和珠三角與長三角區域最大的不同乃在於此區 雖有二個超大直轄城市，卻不似另兩區域已形成相對完整的「城市群」，更談不 上「產業帶」。或許這也正是「京津冀北」規劃中期許不論是天津濱海新區抑或曹 妃旬工業區未來的產業發展能輻射三北（東北、華 北、西北）的原因所繫吧！ 就像長三角和珠三角區域一般，山東半島也被規劃成三大次區域－濟南城市 圈、膠東半島城市圈和魯南城市帶。其中又以青島為首之「膠東半島城市圈」 經 濟活力與實力均最強，青島除了「五朵金花」－「海爾」、「海信」、「奧克瑪」、「青 島啤酒」和「雙星輪胎」外，青島周邊的即墨和日照於近年來更成為民企近韓國，
韓商除前來設廠外，更有為數不少的商業和服務業來此落腳。在即墨、威海等地甚 至已出現了「韓國村」。近年來，山東省政府亦欲積極爭取台資企業入駐。除以 各種名義派遣招商團直接訪台外，受訪的當地外經貿官員告以：「我們會先去台 商聚集的珠三角和長三角尋找中意的台資企業，了解它們的上、下游配套關係， 先說服那些企業轉移基地到山東來，再去和這些主要企業 談，由於配套產業均已 到位，它們很自然地也就沒有不跟進的理由了！」在煙台，「鴻海集團」即有一 獨立的工業園，單是「鴻海」常駐該地員工即高達 200-400 人之譜。山東省各 級政府招商之積極尚可由其毫不吝嗇於以廠商名號做為道路命名見諸一斑。不僅 青島有海爾路，在煙台週邊的蓬萊亦可看到於該地設廠台商「冠軍磁磚」的冠軍 路。此外，為帶動產業發展，在濟南、煙台和青島等地均有國家級的大型工業園 區，濟南的「齊魯軟件園」，企圖結合山東 大學齊魯學院的科研隊伍，已有知名 軟件公司「浪潮」涉足其間。煙台的經濟 技術開發區占地極廣，該市相當比例民 眾與該區存在著雇傭關係。青島除海爾工業園區外，目前也遭逢土地不足，而需 造橋連通西島的壓力。相較於京津唐區域，山東半島得力於豐富的農、工、礦產 發展條件，除魯西地區發展稍嫌落後外，魯東一帶不僅已出現相對成熟的城市群 （濟南－淄博－濰坊－煙台－ 威海－青島等），且因過往重工大型工業基礎不弱， 包括「中國重汽」，「濰柴動力」、「福田雷沃」等一批重型車輛製造、海洋生物 醫藥、家電產業著有績 效。而 9,000 多萬人口的經濟規模更提供服務業發展良 好的潛在市場。雖然 位於濟南之「齊魯軟件園」的接待官員明白表示他們握有批 自中央的「國家資 訊通訊國際創新園」、「國家服務外包基地城市」和「國家軟 件出口創新基地」三塊金牌；不過，無論產、官、學、研受訪人士均感嘆：「中 央高官中缺少山 東 老 鄉 ， 以 致 迄 今 沒 有 能 爭 取 到 中 央 層 級 任 何 一 塊 牌 子 （指特殊規劃指標）！」。（按：在中共新領導習、李上台後，任命曾擔任山東省長的張 高麗擔任國家副主席，情勢或有改觀。）相似的感嘆也同樣可於訪談溫州企業時聽聞， 這似乎意味著，「人治」或地方與中央間的「社會資本」對各地發展仍然扮演著某 種積極的功用！其實，隨改革的深化，就在前（2011）年，中共中央陸續頒布了沿海三大 「海洋經濟開發計畫」，其中以青島為首的「山東海洋經濟開發計畫」除了為青島帶來新的 發展機遇外，位處沿海的威海及煙台同蒙其利。另一方面，三市固然存在著或多或少的競爭； 惟隨青、煙、威快速動車之開通，三市「同城化」的特色已然日益彰顯。 至於被稱為「共和國長子」的遼東半島，「三線建設」時期算得上是對該 地區的第一次工業轉移，1990 年代初朱鎔基總理負責推動的「國企改革」政 策， 在減員增效前提下，不僅造成大量下崗職工問題，更因產業轉型，遼東半 島一 帶城鎮也因資源枯竭而出現若干「資源枯竭型城市」，「鐵西區」可謂其中 典型 代表。部分城市在「振興東北」策略推出後，得力於外資的引進，固然可 於過 去 工 業 的 基 礎 上 得 以 再 發 展 ， 惟 產 業 類 型 的 單 一 化 卻 也 使 該 等 城 鎮 蒙 上”vulnerable”陰影。長春市的「長春汽車廠」在和德國「Volks Wagon」汽 車 合作後，員工幾乎涵括了該市相當比例居民便為一例。 誠然，遼東半島亦不乏較為幸運的案例。大連在甫遭判刑的重慶市長薄熙來擔 任該市市長期間，大力推動城市改造與美化，使其成為最具歐洲風味的中國城市，
加以地近日本，成功引進日資並大步發展軟體外包業務，二年前在「Intel」投資了 25 億美元後，大連軟體和外包業務之蓬勃發展更如虎添翼。遼寧另一重點城市瀋 陽近年來亦擬藉高新技術園區，賣力招商引資，企圖快速轉型其過往倚重國有大、 重型工業的發展模式，預料在最近中共中央拍板定案的「遼寧沿海經濟區」－包 括大連長興島臨港工業區、營口沿海產業基地、遼西州灣經濟區、丹東產業園 區、大連花園口工業園區、及大連、丹東、錦州、營口、盤錦、葫蘆島六市所 轄的二十一縣、市、區逐步開發後，瀋陽－大連城市軸線將益形確立。總之，在 積極轉型經濟過程中，瀋陽借助城市改造，一方面企圖擺脫「老工業基地」形象， 另一方面亦透過高新技術產業和包括房地產在內的服務業之引進，落實產業升級 和提升地方風貌目標。歸功於宜人氣候的大連，近年來不只已成為達沃斯夏季峰 會城市，更致力於朝動漫、軟件外包、船舶修建等產業發展，擬充分掌握並實踐 李克強總理擔任遼寧省長期間即已提出之「五點一線」規劃構想。 總的來說，歷經 30 年的改革開放，珠三角和長三角區域已然形成了較完整 的「城市群」和「產業帶」。且各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之主領性亦日趨明顯，如上 海之於長三角，香港、深圳、廣州之於珠三角，北京、天津之於環渤海京津唐 地區，濟南和青島之於山東半島以及大連、瀋陽之於遼東半島等。對發展程度 高的珠三角和長三角區域言，產業的地域分工似乎也已形成。中心城市如北京、 上海、廣州、深圳等在產業結構方面已日漸擺脫二級產業（製造業）的束縛而邁 向服務業；既使仍與製造有關產業，也都逐漸走向研發總部或「總部經濟」路徑， 北京的中關村、上海的張江科技園、剛剛開發完成的廣州「松山湖工業園」暨深 圳的「中興」、「華為」等。然而，二線城市間，不論在爭取外資、產業類別選擇 等方面不但未見明確的分工，彼此間或有或無的競爭仍時而可見。某種程度上言， 蘇州地區的台資電子業業已在蘇州、昆山、吳江間形成產業鏈，如蘇州，昆山多 半以電子製造為主，吳江則側重於光電產業。台資在跨域生產模式方面亦略有區 隔；大體上，即單拿電子業言，東莞一帶電子行業的層次不及蘇州或大上海地區， 而北方則以銷售為主，如天津的百腦匯（「藍天」投資）。這當然需要一個過程， 此或許也正是追蹤考察大陸產業和空 間發展有趣及關鍵時刻，隨中國產業不斷 的升級和轉型，產業垂直和水平的分工不僅將見諸於跨界投資（外資）者區位 的選擇上，更有趣的將不斷地反映在大陸本身資本的時、空移位過程中。本研 究期間所造訪之安徽「皖江城市承接帶」，即承接了不少來自上海和江、浙兩省 轉移出來的企業；而在承接這些傳統產業的同時，安徽亦透過與外資的合作，力 求自主創新，形成了以整個泛長三角為腹地的汽車、電子和家電等產業鏈。類似 的情形亦出現在蘇北一帶，尤其在「江蘇沿海開發計畫」公布後，連雲港、鹽城 和南通等市的發展亦一日千里。另一方面，廣東「雙轉移」政策之實施，不僅多 少均衡了粵東、粵中和粵西的發展差距，更無形中強化了「泛珠三角」的區域概 念。內資和外資如何律動再次舖陳了中國空間和產業發展的變化軌跡。
第四節 基礎建設加速區域經濟發展
近年來，中國三大經濟區域的快速發展，毫無疑問地，和過去數載中共中 央與各級政府在交通基礎建設的大力投入脫不了關係。以環渤海地區為例，除 上節中已提到的京津高鐵外，京津間已有三條高速公路連接，此外，中共中央 並擬於未來幾年內完成「中國第六次鐵路的大提速」，不僅是北京－哈爾濱、 北京－瀋陽、北京－上海、北京－青島、北京－漢口、北京－石家莊、北京－ 南昌和北京－福州平均縮短 1-3 小時車程，且配合高速公路之闢建，可基本形 成綿密而便捷的交通網。個人田野訪問期間，山東的受訪者即相當自豪道：「我 們這兒有『同三』線 10經過，一直可以通到海南島的三亞。」煙台在 Intel 投資 大連 25 億研發中心後，亦亟思改善大連至煙台雙向的水運交通，以利山東半島 和遼東半島甚至京津冀間之產業關聯建構。大連區域經濟專家即明白表示：「若台商有興趣 投資該區域，則打通大連、煙台和天津三地之海底隧道會是件受歡迎的項目。」另一受訪的山東 省政府外經貿官員更明白表示：「北京直通青島鐵路和公路網陸續完工後，必然 對長久以來相對不發達的魯西地區發展注入活水。」另對長三角區域而言，第六 次鐵路大提速亦計畫興建上海－長沙、上海－南昌、上海－鄭州、武昌－杭州、 武昌－上海、成都－寧波等地快速鐵路，完工後平均可節省運程 7--30 多個小時 不等。作為中國航運中心，近年來上海不但致力於區域內城際交通的改善工程， 如在現有高速公路外，興建第二條高速公路以方便滬寧和滬杭間之聯結，另亦大 力拓展滬寧與滬杭間的高速城際鐵路以落實長三角區域追求的「三小時生活圈」。 此外，一方面為紓解 2010 年 5 月舉辦的世博會可能出現的交通壓力，另則亦盼 能營造真正的「同城效應」，上海本擬興建經嘉興到杭州的磁懸浮鐵路（全程僅 需時 27 分鐘），然卻因嘉興一帶沿線居民的反對而暫已擱置。位居中國“T”字型 之中心，上海打造的「虹橋樞紐」概念，於 2010 年三月底前完成了集鐵路、高 速公路和航空於一役的轉運中心。事實上，上海的此一舉措正符應中央打通區域 脈搏的總體規劃構想。蓋因年前中共中央「四橫四縱」11 規劃正擬連接北京－ 上海－廣州－香港，於大大縮短區域間交通時間前提下，貫穿東部沿海三大經 濟區域的人流、物流、資金和資訊流。其實，本（12）月 19 日，上海－重慶 的滬渝高速公路已經連通；幾乎同時也已開始運行之武漢到廣州（武廣）高鐵， 配合於 2011 年始實施的十二五計畫中縮小各區城發展差距目標，中共中央擬藉 區域間更緊密連接的意圖似已昭然若揭。若非鐵道部劉志軍和張總工等因貪腐 事件而紛紛落馬暨溫州的高鐵事故，中國高鐵的全面提速或許會更快些！不過， 就在最近，習近平和李克強再次重申中國繼續擴大興建高鐵的決心；且先後前 往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地推銷中國高鐵，為已規劃多時之泛亞鐵路暖身； 又，在擘劃之「歐亞大陸橋」藍圖下，中國尚期完成由新疆烏魯木齊經中亞連 通德國之中亞線和透過俄羅斯進入歐洲的歐亞高鐵。做為大國，高鐵已不單純 10 同三高速公路始于黑龍江省同江市，終點為海南省的三亞市，全長 5,700 千米，一般簡稱「同三線」。 11 「四縱」係指：北京-上海，北京—武漢—廣州--深圳—香港，北京—瀋陽—哈爾濱，杭州— 寧波—福州--深圳；「四橫」則指：徐州—鄭州—蘭州，杭州—南昌—長沙，青島—石家 莊— 太原，上海—南京—合肥—武漢—重慶—成都。只是交通運輸工具而已，更成為其外交和國防戰略的重要環節！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大跨度的交通基礎建設外，為發揮區域內/城市內便捷之 聯繫，不論是環渤海、長三角或珠三角的主要城市近年來均強調軌道交通（地鐵） 之重要性，北京、天津如此，上海、杭州、南京、廣州、深圳等更不例外。各主 要城市亦陸續建構連通週邊城鎮的公路網；浙江杭州近日與的工程便為一例。而 為坐實「接軌上海」構想，「大橋效應」似亦連番發酵。江蘇南京的長江二橋、 三橋（以聯繫江北）；蘇州－南通間之蘇通大橋、鎮江－揚州間之潤揚大橋、迄今 仍為世上最長的跨海大橋：寧波慈溪－上海間之「杭州灣大橋」及聯繫舟山和寧 波鎮海間之舟山跨海大橋（金塘大橋）均為明例。事實上，除寧波外，浙江的海寧、 紹興及杭州的餘杭亦均有興建連接上海跨杭州灣大橋的意圖。而連接香港－珠海 －澳門論辦多年的「港珠澳大橋」亦終於本（12）月 15 日動工，預計 2016 年後完 工時將明顯改變粵東和粵西對外聯繫狀況，為珠三角區域新一輪發展注入新機。 誠然，論及珠三角區域內的「一體化」，如「深港一體化」，自然也不能不提羅湖、 皇崗等口岸 24 小時的開放。 總之，2008 年 9 月全球金融海嘯的發生讓中國一方面深刻體認到內需帶動 發展模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明確認識經濟結構必須升級和轉型的迫切性。 這或許也正是在海嘯發生後，中國政府義無反顧地砸大錢於交通基礎建設上的 理由；而接著的四兆救市方案暨隨後提出的十大振興經濟產業 12及日前（11 月底）再行追加的七大新興產業方案13以迄「李克強經濟學」的提出，在在透 露出中共高層深化改革其生產方式的堅定意圖。
第五節 產業升級和轉型過程中政府職能改變之必要性
如前述，向「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靠攏一直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 政 府標舉的旗號。然而，改革開放 30 年後，似乎有更多研究「中國發展模式」的學 者發出：「過去 30 年中國究竟是用強而有力的權力在支配著市場，抑或形 成一完 全的市場模式？」之質疑。南京大學海外教育學院的一名教授更直截了 當地以 「權力市場經濟」來總結改革開放迄今中國的發展模式。他認為「『中 國模式』 是指國家主導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故其基本要素之一 為『權力』 的作用，其次才是『市場』的作用。」事實上，改革開放固已歷經 30 餘載，「民營 經濟」的發展仍然受限；中共中央雖先後頒布了「非公 36 條」及「新非公 36 條」， 然無論是融資、准入資格等依然存在甚多荊棘。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規模、資金、 人才、技術、市場等在在難以比擬，此由中國每年公佈之國有和民營百大企業名單即 可見出端倪。由於國家掌控著主體經濟且 對其他經濟領域也可下指導棋，是其他 12 十大振興經濟產業計畫係指汽車、造船、裝備製造、電子資訊、鋼鐵、紡織、石化、有色金屬、 輕 工和物流。 13 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計畫係指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產業、新醫藥、生物育種、節能環保和電動汽 車。國家無法學也不能學的一種發展模式。尤其前 30 年搭上以已發展國家為主要市場 的出口外向型經濟便車，某種意義上，中國成為全球的「世界工廠」乃犧牲弱勢群 體利益而造就出的結果。不 過，此一模式的「發功」也僅能在恭逢歷史機遇下方 有可能。14 大陸知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2009）則以「投資、消費、出口」三駕推動 中國經濟增長的馬車為切入點，指出：「中國未來的發展必頇要從依靠投資、依 賴自然資源的投入之發展方式轉化為依靠尌業的增加、依靠技術進步的路徑 上。」他也頗直率地點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之所以緩慢，主要乃因『體制性 障礙』尚未消除。也即很多地方政府依然視 GDP 的增長為重要政績，而鼓勵創 新機制的不健全更導致了技術發展面臨眾多的障礙。」15或許這也正是在展望中 國未來經濟發展進程中，學者們不斷呼籲必頇改革「體制和機制」的理由。更具 體言，「權力市場經濟」至少涵蓋二項更深層的課題。一為市場的主導力量是 「權力」，在經濟體制上，「國進民退」自屬必然；也即易出現國企壟斷和掠奪， 民企倍受壓抑，然國企所獲得國家投資愈多卻又未將其巨額利潤回饋社會時， 「官權大於民權」又不受監督和制約的結果，各種尋租、舞弊、腐化而公共福 利付諸闕如等怪象也就不足為奇，「國富民窮」也就極為自然。另一方面，建立 在低價優勢上的中國發展模式於國內是以犧牲弱勢族群利益為前提，對外則依 託於已開發國家的超前消費，一旦這些國家或地區不 願降低工資水平和社會 福利，又不想經濟被擠垮，最直接採取的對策便是「貿易壁壘」，歐盟、美國、 甚至印度、阿根廷、台灣等對中國商品近年來所採取 的一連串「反傾銷」動作 16 便為鮮活的例證。 對中國的「反傾銷」，最早始於「紡織品」、「打火機」、「鞋類」；繼 之，逐漸擴大到「玩具」、「成衣」；邇來更擴及「緊痼件」、「不銹鋼管」、 乃至「通訊設備」等；早期對象主要為民營企業，近期也鎖定若干大型具軍工 背景者，如華為。 14 詳 請 見 「 專 家 解 讀 『 中 國 模 式 』 前 景 ， 需 進 一 步 深 化 改 革 」，人 民 論 壇 雜 誌 ， 2009/12/4 ， 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9/1/1/1349426/1.html 此外， Lauence J. C. Ma （馬潤潮）於 2009/2/24 在 IDPR，第 31 卷，第 1 期， Viewpoint 發表的 “China’s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growth, elitism and legitimacy” （pp.1-12）一文中也提出類似觀點。
15 此係本（12）月 18 日在北京召開之「2010 財經年會: 戰略與預測」上，吳教授以「應反思轉變經 濟增長方式的執行力」為題發表之專題演講的一部分內容。詳請見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91218/15017124234.shtml
16 從歐盟對浙江祭出打火機、鞋子、紡織品到美國對鋼鐵、阿根廷對輪胎、台灣對毛巾等一連串的「反 傾銷」似乎未曾斷過。
第六節 彌足珍貴的「民營經濟/企業」
儘管中國不少知名學者大膽預言未來 30 年，大陸國有企業對 GDP 的貢獻將 降為 10％；然而，基於社會主義「一大二公」17的立國傳統，改革開放以來，民/ 私營企業的發展固然逐步放開，然而，於產權變革過程中，民/私營企業卻也先 後歷經「戴紅帽子」、掛靠國企、承包制、股份制等階段。改革雖已過了 30 個 年頭，民企和國企在諸多方面仍然遭遇著不公平的競爭。中共國務院參事官特 約研究員保育鈞的研究即具體指出 18：「這些年每回宏觀調控，民營企業都感覺 國進了，民退了。」他以為追根究底，問題仍出在「資源配置」上。蓋因宏觀調 控後，往往採取「權力配置資源」而非「市場配置資源」方式，例如海嘯後所提 出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在提高產業集中度、兼併、重組的大方向下，民營企業 的主體未得到應有的尊重。又如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不是鎖定在外企即以國企、 央企為標的。凡此皆使民企投資更加謹慎；據 其統計，2009 年中國民營企業 的總數固有增加，然投資增速卻是 1992 年以來最慢的，註冊金額的增速也為 1992 年以來最慢者 19。 保育鈞並指出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將國有企業範定為三個行業和兩類企業。 前者係指涉及國家安全行業、自然壟斷行業和重大基礎設施和公眾服務行業。後者 則包括支柱產業及高新技術產業兩類。他發現國企與民爭利的情況依然嚴重。「准 入」問題普遍，前幾年政府雖然公布了「非公 36 條」20，2009 年更公告了「中小企 業 29 條」21，而在民營經濟特別發達的浙江省，杭州市政府還特別頒佈了「非公 24 條」22；但無論如何，民/私營企業的融資難，准入條件嚴確為不爭的事實。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一大」係指人民公社的規模大，「二公」則指人民公社的公有化程度高。 18詳請參見新浪視頻「保育鈞稱國企與民爭利現象確實存在」， http://video.sina.com.cn/finance/hy/20091219/191924085.shtml 19 同註 18。 20 指政府針對開放民營企業准許進入經營行業項目暨提供融資等相關規範的 36 條條文，正式公布於 2005/2/25 日。2011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前赴民營企業集中的廣東 和浙江一帶進行調研。不少民營業主大吐苦水，而為配合中共總體「穩增長、調結構、促平衡」政策， 溫家寶除提出（1）保持出口政策的基本穩定；（2）積極擴大進口；（3）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 （4）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及（5）積極穩妥實施「走出去」戰略等五點指示外，「非公 36 條」乃脫胎於配合當時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和升級的大環境下提出的「振興經濟十大方案」和「七大新 興產業方案」；易言之，政府允許民營企業進入以下行業：（1）節能環保；（2）新一代信息技術； （3）生物；（4）高端裝備製造；（5）新能源；（6）新材料；（7）新能源汽車；（8）保險業； （9）創投業；和（10）基金業。此即所謂的「關於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實施 意見」。（非公 36 條）具體言，該意見之推出意在貫徹落實 2010 年「國務院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 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第 13 號）及「國務院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第 32 號）。 21 指中國國務院今（2009）年 9 月 22 日針對中小企業，其中不乏民營企業，所提供之關於准入、融資 等 8 大項、29 條條文。 22浙江為民營企業大省，故除國家頒布的非公有制企業經營的法規外，浙江省政府還特別為杭州民企 於 2006/6/30 提出「非公 24 條」以協助其發展。育鈞在為民營企業爭取發言權的過程中，特別語重心長的表達了 23：「…在共產黨 執行條件下，私營企業、民營企業本質上是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創造財 富的一種積極組織，民營企業的實質就是人民經濟，與國有經濟一道都是共產 黨執政的基礎，那有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限制民營經濟發展的道理呢？」此外， 現任中共國資委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的劉東生也主張 24：「國有企業的母 公司應當實現股份制，而且絕大多數企業應當實現整體上市。」中共招商局集團董 事長、博源基金會理事長秦曉更直率地指出國家資本「社會化」的當然性。也即 「通過劃撥社保、在資本市場上減持、轉讓等多種方式把政府持有的財富轉移到 民眾手中。」25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則更露骨道：「…財政的壓力會變成 國家轉讓國有企業很重要的壓力。」26 其實，早在人們為姓「資」還是姓「社」爭論不休階段，浙江溫州一些較 大 膽 的地方官員甚至在改革開放前即對「家庭小作坊」式的民企睜一隻眼、閉一隻 眼。當年處在「窮山惡水」的「家庭式小作坊」搖身一變成為改革開放以來遠近馳 名的「溫州模式」，其影響日後更延伸而成「溫台模式」暨變種成為「義烏模式」。 個人蹲點研究期間，首次目睹由「大虎」設計的百餘種不同形式的打火機暨其背 後上百道的工序；也頭一回見識溫州「康奈」鞋業業者致力於國內、外產銷體系建 立之艱辛；更深刻掌握如「Degre 箱包」、「報喜鳥」等傳產業者大手筆延聘海外 技師長期駐廠指導之格局；在分享廠商如何取得生產原料、土地、精算生產成本 （「鄭升鍛造」、「隆大銅業」）之餘，更聆聽了不論是打火機、鞋業、紡織業/服裝 業於應對歐盟、美國等地祭出的「反傾銷」策略暨自我轉型（如「東藝鞋業」）。此 外，這些民營企業家還慷慨地道出彼等「國際化」佈局的考量與實踐。他們也驕傲 地展示了其產品膺選為神天七號火箭低 壓電器的喜悅（「德力西」）。誠然，溫州 不過是「民營企業」的發源地罷了，整個浙江省十一個地級市幾乎均可捕捉到 「民企」的蹤跡，難怪大陸有些學者要以「浙江現象」名之。義烏八大優勢製造 業 27 分區，幾天幾夜都看不完的各類「小商品市場」暨個人和助理搭板車趕客運 回杭卅的經驗和商務旅館一應 俱全的 e 化設施固然令人記憶猶新；紹興柯橋全國 最大的「中國輕紡城」、南潯「建材與傢俱市場」、織里「童裝市場」、嵊縣的「領 帶市場」等同樣令人印 象深刻。這或許也正是浙江贏得「小商品、大市場」、「小 企業、大集群」封號 的背景。2008 和 2009 接踵而至的金融危機確實重挫了以民 營企業見長的浙江經濟，一時之間，溫州企業主跳樓者有之，逃亡海外者亦不少； 好在中國政府反應夠快，除快速推出「浙江省海洋經濟區」規劃外，尚賦予義烏 23 同註 18。 24 整理自劉東生於「2010 財經年會: 戰略與預測」大會上的發言，詳請參閱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y/20091218/15107124307.shtml 25秦曉主張「國家資本的社會化是國企改革的方向」，詳請參閱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91218/11187123227.shtml 26張維迎院長認為中國國企對 GDP 的貢獻比重，未來 30 年應降到 10%。詳請參閱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91218/16277124707.shtml 27 係指襯衫、襪業、飾品、拉鍊、玩具、小五金、印刷和毛紡業。
國內第一處「國際貿易港」的地位，且為了幫溫州民營經濟脫困，特准溫州成立 民營金融機構辦理企業融資業務。總之，歷經上述舉措，浙江經濟儼然晉升至新 的台階，由早期偏重地域的「塊狀經濟」蛻變成「產業鏈」甚至「全球產業鏈」。 地處浙江的民營企業規模普遍不大，然幾乎均能掌握各自之「核心競爭力」並 善用政府政策以力求壯大。金華的「星月集團」、「鐵牛集團」和「飛鷹集團」如此， 均以五金行業起家，如今於摩托車、汽車和園林器材方面均已各擁一片天；同樣 位於金華的「東晶電子」不僅先後與台、日技術合作，更善於利用類 似台灣「科 專」經費從事研發和產業升級，就像位居嘉興的「正原電器」，日後甚至打算以 “賣技術”為主業。他如地處湖州的「久立集團」，於創業之初專注於防火電纜的 生產，成功地影響了國家標準之訂定。人民大會堂的電纜即由該公司承包，現雖轉 攻不鏽鋼水管，以技術精良排名全國第三。靠傳產起家的寧波「杉杉集團」，除貼 牌生產國際名牌村杉外，近年來似乎更有興趣於資本市場的經營。杭州、紹興一 帶成功的民企，如「傳化」、「精功」和「天聖」集團現均已發展成為多角化經營 企業，唯似乎都不願意放棄本業。規模相對較小的「中緯公司」亦難以忘情當年五 位留法「愛國」學生返國投資製造的「六一牌衛生衣」。年來不斷追蹤前述企業發 展概況時發現，若干受訪企業業已更名，有些益形狀大，有些持續萎縮，甚或消 失。誠然，大陸部分產業是具有國際定價條件的，其需求亦足以左右世界其他地 區的經濟發展前景，這幾年大陸總體經濟成長腳步的放緩，即衝擊到澳洲礦產、 鋼鐵業的景氣即為例證。 相對於江蘇省聚集了大量台商，浙江的產業結構對台商似乎較不具備吸引 力。然嘉善木業的發展不得不歸功自當年台資「中興木業」的帶動。嘉興前台 商協會蔡會長經營的「晉億螺絲」不僅為同行業中的翹楚，蔡總一樣驕傲地道 出該公司生產的螺絲提供青藏鐵路使用之驕傲。除致力於擴大經營規模並已於山 東德州設立分廠外，其嘉善廠房中有河流可直接運輸材料入內之安排也突顯其與 當地政府良好的關係。事實上，田野研究過程中發現做為中國四大商幫 28 之一 的浙商不只在中國富豪榜中所占人數、比例最高，且經營成功的民企負責人幾乎 少有例外，不是擔任各該地區的人大代表，即為政協委員。由於政商關係良好， 在取得政府政策資訊管道上較為暢通，而在實際批地等措施方面也較順利。浙企 雖大半仍屬家族企業，但隨經營模式與項目之擴大，也有部分企業開始延用 「專業經理人」，若干企業更早已習慣邀請知名人士作為其產品的代言人。溫州 「報喜鳥」先後邀請任達華和任賢齊即為一例。總體言，受訪浙商雖亦有「小富 即安」典型，然絕大多數第一代民企企業家均強調「四千精神」29 和「白天當老 闆、晚上睡地板」的企業家精神，在挖掘了「第一桶金」後，絕少因此而怠惰者。 由於本身知識水平不高，不少還是「洗腳上田」的農民企業家，故大部分均竭盡 所能栽培第二代，盼多半在國外求學的後輩學成歸來後能更具國際視野地接班， 28 中國四大商幫係指晉商、徽商、浙商和粵商。 29 四千精神原用以形容溫州企業家”千山萬水、千辛萬苦、千方百計和千言萬語”的打拚精神，現 已廣泛運用在所有努力致富的浙江商人身上。
帶領企業走向「國際化」。溫州的「康奈皮鞋」即為一例。然而，誠如台商一般， 陸資企業負責人也漸感接班人難尋的壓力，有些遂不得不僱用專業經理人，部 分台商在感慨之餘，甚至打算賣給私募基金，位居鹽城的汽、機車配件供應商 喬勝即為一例。 山東半島有不少民企係由國營或集體企業轉制而來，規模一般較浙江地區來 得大，且從事重工產業的比例亦較高，除似乎仍保留「人民公社」色彩的「傅山集 團」外，「濰柴動力」、「雷沃福田」、「東岳化工」等均為明例。「東岳化工」甚至 還涉足軍工相關企業。訪談過程中，受訪書記即透露其與神天火箭間之關係。 「濰柴動力」一度在香港上市，二年前經中共中央召回，其與德國「Borch」有技 術合作：而以生產各類農業運輸機具知名度的「雷沃福田」和國外廠商亦有合作 關係，且和前述幾家均知道善用政府政策的企業一樣，「雷沃福田」成功地掌握 了「三農政策」契機，得到不少研發相關的經費資助。至於以生產大型運輸工具 為主的「中國重汽」，這幾年和瑞典的「Volvo」有不錯的合作關係。不過，就 像位於無錫的「威孚」企業一般，當國際知名廠商看重渠等不差的技術水平，更 覬覦中國廣大的內銷市場時，「技術換市場」自然成了是否與外資合作的主要考 量之一。環渤海區域與歐陸企業的合作，尤其德、法兩國的投資似乎相當頻繁； 日、韓、港、台亦日益不遑多讓；惟年來中、日因釣魚台主權紛爭，加以工資 的節節上升，不少日商已有遷離中國的打算。 改革開放 30 餘載以來，若干中國企業日益狀大，不少已名列世界前沿，如 總部在廣東佛山的「美的」、「格蘭仕」已執世界微波爐製造之牛耳；總部位於 廣東珠海的「格力電器」，和轉型做空調及白色家電的「美的」，在中國國內暨 第三世界市場亦引領風騷；而當發展至一定規模後，中國企業也開始進軍國際市 場，如位於山東青島的家電業「海爾」，很早便已布局海外；近年來，中國企業 購併海外企業的案例更時有所聞，前已提及之浙江民企「吉利」汽車之購併瑞典 「Volvo」、四川「騰中」之欲購併美國休旅車「悍馬」及位於深圳的通訊業龍 頭「華為」擬購併美國同業；前者因中共中央考量在節能減碳時代，該車並不符 經濟效益而被喊停，後者則遭遇到美國官方以涉及國家安全為由被拒；既便如此， 經濟實力的增強仍然可由近日中國商人成功的購買紐約大廈見出一斑。總之，做 為經濟強國和大國，其經濟的戰略布局必然是全方位的，此不難由其區域/空間 經濟的思維得到印證，近年來廣西北部灣對口東協、新疆喀什對口中亞均為明例。 另值得一提的是，這幾年相對發展較早地區的企業，在土地擴張不易或擬 擴 大市場考量下，有部分已採跨區設廠作法。前已提及「晉億螺絲」的在山東德州 興建第二廠。另一台資「冠軍瓷磚」，在昆山設有基地，也因擴展困難而另覓山 東蓬萊附近土地設廠。而浙江相當知名的「吉利汽車」也已在濟南近郊覓地蓋廠， 一方面解決家鄉用地不足問題，另也看好山東濟南周邊汽車配套產業發展條件， 這當然也是山東省政府所樂見的發展趨勢。此外，不論是製藥、海產養殖（如 海參），類似「海爾家電」之大型企業則多半係由原早期國營企業改制而來之大
型民企；至於中小企業型的民營企業除集中於魯西荷澤一帶外，相對也密集於靠 近青島的即墨附近。田野訪談過程中不但見識了類似台灣六 0 年代資本積累初期 階段廠房異常簡陋的「假髮製作廠」，也參訪了名列世界第三製造 king king 蠟 燭的「金王」，生產電毯的「琴島」、寢具的「華美集團」、被指定為奧運服裝製 作的「紅領集團」和以生產修正液為主的「亞坦文具有限公司」，更拜訪了跨足 房地產、畜牧業的「歐美投資集團」和打算由製造皮鞋邁向品牌貿易之「亨達集 團」等相對成功的企業家。 天津規模較大的民營企業也多半轉制於「國企」或「集體」企業，如「天津 糧油集團」；這家自民國時期即已存在的企業，目前除以生產麵粉暨週邊產品 （如冷凍饅頭等副食品）為主外，尚經營房地產和酒店。另天津招牌企業之一的 「天士力」製藥亦脫胎於國企，目前除中藥生產外，亦頗重視研發。此外，和台 灣部分企業一樣，因有打算發展「觀光型」產業，而也部分投身於化妝品 相關 行業。真正稱得上民企的除已賣給港商，號稱生產出中國第一支手錶的「海鷗鐘錶」 外，就屬「大橋焊材」的銅錠鑄造；受益於中國奧運，「大橋焊材」 老闆娘也 頗驕傲地告知其產品曾被北京鳥巢所採用。至於由鄉鎮企業轉型而來的「太平洋 製藥有限公司」，在技術和資本水平相對不高的生產模式下，不時還會對中央藥 務管理規定略吐微詞。至於另一家總部位於新疆的皮製沙發廠商--「美克國際傢 俱製造有限公司」，在勞力密集與通路兩方面較感憂心。總體言之，類似「海鷗」 一類的廠商最掛心「人才」和「設計」，以外銷為主較擔 心通路的「美克」再三 強調最大的競爭對手即台商；此一擔心在位於珠三角的「台升」和「亞力山卓」 兩家傢俱廠商談話中亦可感受得出來，唯台商或許踏 入本行較早，故早已以併 購國外品牌來確保通路而達避險目的。其實，以皮革著稱的浙江海寧兩家最大的 受訪皮沙發廠商--「蒙努」和「卡森」，一方面與美商合資，另一方面也以購買 國外品牌而確保通路，當然隨生活水準的提高，廣大的國內市場更有待開發。 事實上，「美克」在北京已設有銷售點。而位於溫州的「頂峰傢俱」則以採「差 異化」策略，專製英式傢俱以和其他廠商做出「市場區隔」。 或因城市定位和屬性關係，北京的民企除大多為服務業性質外，層次似亦 較高。由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和台灣與美國花旗銀行合資設立的柯萊特資訊公司， 除提供資訊相關訓練外，主要以金融機構的電訊系統設備設計為訴求。和稍具技 術成分的製造業一樣，該公司最苦惱的在於政府不瞭解其產業的屬性，故所能 提供的優惠/協助往往並非是該產業最需要者。受訪的馬總裁就曾告以：「我們不 需要土地，而是人才和培訓的補貼以及穩定的客戶。」他如物流業需要的是合法 的土地、倉儲和停車設備，這往往卻是寸土寸金如北京一類大城市所欠缺的。至 於餐飲業和內衣業屬性固有不同，卻同樣需要做大規模以 確保銷售數量。廣告、 活動的主辦和對消費者品味的掌握也就顯得格外重要！ 產業分布和城市與地區屬性間關係之密切於珠三角區域更可一覽無遺。科技 產業密度高的深圳與附近的東莞似乎形成了某種協力生產關係。如設廠於東莞 的台資企業「金寶電子」目前也接深圳「華為」和「中興」兩家電訊公司單子。廣
州附近的「金發科技」亦然。至於「志高空調」、「步步高」家電、「美的」和「格 蘭仕」則分別以生產電扇、計算機、微波爐、電視和冰箱等家電用品為主，由於 主要訴求海外市場，在仍有一定需求存在前提下，現雖亦講求技術創新，然壓力 尚不明顯。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中國改採「內需帶動」的發展模式，得力於 中國的「市場規模」，不難發現若干企業於國內市場中逐漸狀大，且已呈現連鎖 化態勢，如蘇寧、國美電器；專司電線、變壓器的正泰、德力西亦然；而原訴求 外銷的美的之市占率亦不低。田野工作過程中，雖觀察到不同企業或仍有營運之 區域區隔，惟企業若不斷茁壯，以中國之大，或許有一天也會出現類似美國 coast to coast 似的自東而西全覆蓋的企業。廣州以西的民企，勞力密集色彩濃， 如「大長江 摩托車」甚至是以中國廣大的農村市場為銷售標的。有趣的是，中山 的燈飾產 業已形成類似浙江多處的產業集群，在政府大力鼓吹「節能減碳」政策 下，LED 燈具之大量需求為其生存發展提供了另一契機。而區內受訪廠商對近日剛 動 工之「港珠澳大橋」完工後可能帶來的新機遇也均寄以厚望。換言之，目前 中山雖有船隻連通香港；然由於交通的限制，整個粵西必須借道廣州方能與香港 聯繫，對急於接收最新信息和創新理念者言，多少總是隔閡，故 2015「港珠澳大 橋」的通車，象徵的不僅僅是交通的通路而已，更被粵西業者解釋為一種對外思 想的對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