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書畫船--古代書畫家水上行旅與創作關係之研究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1-2411-H-002-074- 執行期間： 91 年 08 月 01 日至 92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傅申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93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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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一、研究計畫中英文摘要及關鍵字 （一）計畫中文摘要附關鍵詞………ii （二）計畫英文摘要附關鍵詞………iv 二、報告內容：抽印本 引言 研究動機 「書畫船」定義 第壹章 緒論 （一）、水鄉與舟舫 （二）、舟舫雅集：晚明文人書畫家的時代氛圍 第貳章 董其昌書書船 （一）、董其昌公私行旅與古畫鑑賞 （二）、董氏舟中閒暇 （三）、舟行狀況 （四）、董其昌與友人的書畫船 第參章 董其昌舟中鑑題古書畫 （一）、舟中鑑題古名畫 （二）、舟中鑑題古法書 第肆章 董其昌舟中書畫創作 （一）、舟中作畫 （二）、舟中紀遊寫景山水 （三）、舟中作書 第伍章 結論 （一）、董其昌書畫船活動特多的原因 （二）、士大夫舟中作品的文人書畫性格 （三）、董其昌舟中以古畫印證實景的鑑賞 （四）、董其昌的舟行山水畫 附錄： （一）、董氏行旅及舟中書畫活動簡表 （二）、董氏因公行旅的簡圖 圖 版 目錄 三、文獻探討 四、計畫成果自評ii
一、研究計畫中英文摘要及關鍵字
（一）計畫中文摘要附關鍵字 書畫船－古代書畫家水上行旅與創作關係之研究 既有的書畫史研究，較少進行古代書畫家的生活型態、創作環境與實際創作活動和 作品之間相互因果關係之探討，本計劃則以古代書畫家在公私的水上旅途中的船（書畫 船）上所創作的書畫作品為中心，進而探討其間的因果關係。 自宋代著名的書畫收藏家米芾以其書畫收藏隨舟旅行，不時鑑賞或創作而博得「米 家書畫船」的美名以來，由於古代中國，特別是江南地區的書畫家們，水路乘舟的交通 為其生活的一部份，由於中國地域遼闊，兩地之間往往累日計月，舟行期間，遂有詩、 書、畫、題跋等等的作品傳世。隨著科技的進步，交通工具的改變，「書畫船」的名詞及 相關作品及風格，已消逝於書畫史中。 本研究將從浩瀚的傳世及著錄中的歷代古書畫中，搜尋在水上旅途的舟中所完成的 作品，以見出中國書畫史中，由於此種特殊的生活型態及長程的水上交通而產生的藝術 作品有其重要性，甚且影響及繪畫的結構和風格，特別是山水手卷往往表現舟行所見的 景色，因而與「山行山水」產生了極大的區別。 為了對此一生活型態有進一步的認識，對於相關書畫家的水路交通網絡以及船隻的 類型等等，也將作初步的探討。 本文乃〈書畫船〉整體研究計畫大架構中的一部份，在時間上屬於中段。由於相關 資料比較集中，以董其昌作為一個代表性的個案來處理，所以先將此推出。在此同時繼 續收集書畫船的早期資料，特別是從米芾開始，經南宋、元代及明代董其昌前的相關資 料，作為〈書畫船〉的上篇，然後，將董其昌稍後直到近代的相關資料作為下篇。 以下為已完成〈董其昌書畫船：水上旅行與鑑賞、創作關係研究〉一文之摘要。 自從北宋末的米芾常喜將心愛的書畫名跡攜隨在行旅的舟中，作為他旅途中從事鑑 賞、裝潢、題跋之用，或在舟中創作書畫，或書寫信札，而創造出了「米家書畫船」的 名號以來，就成了後世許多文人書畫家的風雅典範。特別是明末的董其昌，因其「結念 泉石，薄於宦情」，作為一位米芾的崇拜者及生長於水鄉的書家、畫家、鑑賞家兼收藏家 的他，又因長壽及官運，一生中數度往來舟行於他的家鄉與北京，以及前往福建、湖南、 湖北、江西、南京等，得以公務而長途跋涉乘舟宦遊各地。即使他在數度辭職、休閒在 家期間，也在江南的太湖流域，倣效米芾行徑，皆以扁舟載書畫遊行各處，因此造成他 是米芾以後在「書畫船」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本文為此一系列研究的中段，羅列董 氏歷年在舟中所作的書法、繪畫、古書畫鑑賞題跋的作品，具體呈現他在行旅中，將扁 舟遨遊轉換成他所享受的生活方式與創作情境，以及與其他書畫收藏家或商人交換資訊 或藏品，擴展眼界的最佳方式，而在舟中所創作的書畫都最能代表文人風格的作品，在 繪畫上特別是山水長卷，因舟行所見而發展出有別於「山行山水」的「舟行山水」或「江 上山水」。董氏對於古代的，特別是五代到宋元之間的許多「舟行山水」卷的江南山水畫iii 的鑑賞，因董氏豐富舟行經驗而有更深一層的理解與偏愛，並對於其繪畫的鑑賞與南北 宗理論的建立產生直接的影響。只有在瞭解了董氏偏愛及長期在這一種舟旅中特殊的創 作及鑑賞情境，才能更深入理解董氏的作品風格，及其繪畫史理論體系之形成背景。
iv （二）計畫英文摘要及關鍵字
Floating Studio：The Role of Water Travel in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Over the century the number of Chinese artists have temporarily moved their studios, libraries, and collections onto special boats and set forth on the waterways of China either on official journeys or for personal pleasure. As they traveled, these artists created numerous finished works of painting,
calligraphy, and poetry. Among these artists were such renowned painters and calligraphers as Mi Fu （1051-1107） of the Song dynasty, Chao Mengfu （1254-1322） and Huang Kong-wang （1269-1354）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Yao Shou （1423-1495） and Tung Ch’i-ch’ang （1555-1636） of the Ming dynasty, just to name a few. It was Mi Fu who made famous the term shuhua chuan （boat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which I have borrowed and simplified here as “the floating studio.”
My interest in this topic is twofold： first, I have noticed in various colophons and other written accounts that many traditional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ies were actually created while traveling on boats which seems totally disappeared in modern time； and second, I have observed that the changing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in this century have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content and perspective of much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I hope to explore both these related topic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is project.
Essentially, there were two types of arts created on boats. The first type of art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xperience of travel itself； the slowly changing view afforded by boat travel inspired the artist to compose a painting or a poem and calligraphy on the passing scenery. The second type of art was created in response to a great amount of free time provided by such a slow and relax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the artist took the advantage of leisurely pace and lack outside disturbance to pursue his personal artistic interests, whether they we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xperience of travel or not. Although two types of art are connected to my research, I intend to concentrate on the former type during the course of this project.
This research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I have finished the second part first, because I used Tung Ch’i-Ch’ang（1555-1636） as a represent case study. Then I will continue to finish the period before Tung as the first part, and the third part will be concentrated the period after Tung.
Here is the summery of “The Floating Studio of Tung Ch’i-ch’ang”:
Since Mí Fu (1051-1107) of the Sung Dynasty used to bring his collection of ancient calligraphies and paintings accompanied with him while he was traveling by boat, this famous term of “The boat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was cast and became the model of elegant life of later literate calligraphers and painters.
Among them, especially the late Ming Tung Ch’i-chang (1555-1636), an admirer of Mí Fu, who was “Apathy in Government and Favor on Art”, became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practitioners of this tradition. Tung was born and lived in the watery region of southern China taking advantage of his eight
v official assignments within his 40 years career to travel back and forth from his hometown to the northern capital and different regions in south. During his long trips, he was not only enjoying the scenery which enrich to his landscape paintings, but also viewing ancient masterpieces of art works which inspired him to write or paint, or express his connoisseurship about them on these scrolls, or form part of his theoretical opinions in art history.
This paper concentrate on Tung Ch’i-chang, is the middle part of a serial studies of “The Boat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From Tung’s numerous examples of calligraphies and paintings created on boat as well as many colophons written on ancient works, prove the importance of his boat trips as he uses the boat as his floating and moving studio. His landscape paintings especially in handscrolls format often reflect his view of scenery along the river from his boat trips. Together with many landscape paintings by artists before and after Tung Ch’i-chang, we can simplify there were two basic types of “landscape in the mountains” and the other “landscapes along the river”. Especially the handscroll format is the ideal to express or record the artist’s experiences from their boat trips.
At the same time, for the same reason, Tung’s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those river landscape paintings since Five Dynasty untill Yuan Dynasty were deepened and fovored and eventually formed his famous and influential theory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school of painting. It is this author’s believe that to understand Tung’s numerous experiences and love for boat travel and habitually devote himself to creating and studying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s well as engaging himself in connoisseurship and theoretical thinking on boat are crucial to understand his painting style and the formation of his theoretical thinking
Keywords: the floating studio, boat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on boat, landscape along the water way, Tung Ch’i-Ch’ang.
vi 二、報告內容
董其昌書畫船
水上行旅與鑑賞、創作關係研究
傅 申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引言
一般書畫史的研究側重於風格分析，進而探討個人的思想、家庭及師友背景，更進一步 討論其時代大環境，社會及政經、文化發展之互動關係，較少進行書畫家的生活型態及創作 環境與實際創作活動，和作品之間相互因果關係的研究。本計劃則是以「書畫船」為中心進 行研究之特殊個案。 傳統對「書畫船」的觀念，起自宋代著名書畫鑑藏家的「米家書畫船」，主要是指米芾 （1051-1107）以其書畫收藏隨舟旅行，不時取出鑑賞的故事。而本研究將擴展探討古代書畫 家，特別是活動於江南地區的書畫家們，水路乘舟的交通為其生活的一部份，與今人的代步 工具汽車無異。但是因為中國地域遼闊，長江大河，水道縱橫，在汽船通行之前，唯有靠著 風力、人力航行於各地，近者計日，遠者計月，舟中既不能四處走動，亦無突來的訪客，更 無電視、電話，極少雜務，特多閑暇。文人可以讀書作詩，書畫家可以寫字作畫或鑑賞。而 現代的交通工具，不論如何豪華，特別是汽車、火車、飛機，在旅途中皆無從進行書畫鑑賞， 更無從進行創作，是故「書畫船」的名詞及其相關的作品和風格，隨著科技的進步，交通工 具的改變而消逝於歷史之中。 就筆者歷年留意所及，流傳至今的部份書畫創作及鑑賞活動，有些是在舟行的旅途中所 完成，這是中國人，特別是江南水鄉的特殊生活型態所造成。不但如此，尤其是繪畫中的山 水畫卷，有一部份不但是在舟中所作，而且因舟行所見成為其創作的動機或靈感的來源，其 構圖、其景物皆與所見息息相關，因而構成中國山水畫卷兩大類別中與「山行山水」相對的 另一主要類型:「舟行山水」，這也是本研究的主要論點之一。 本文所謂的「書畫船」，乃泛指乘者攜有書畫作品以供旅途中鑑賞，或乘者可以在其上作 書畫甚至兼有書畫交易性的船隻，均可稱之為「書畫船」。因此，它沒有一定的尺寸大小、規 格、型制或設備。本文中所討論到的歷代相關人物，其地位與財富均不同，因此在其中進行 書畫鑑賞或創作的船隻從簡陋到豪華，從借用到特製定造都有，在本文的前篇中將盡可能地 尋找此一方面的具體圖像材料，作為配合和增進吾人對古代書畫家及鑑賞家相關生活的了 解，但絕不意謂古代有作此用途的專用船隻，因而具有某種特定的設備和外貌造型。 ∗ 本篇研究已發表於《美術史研究集刊》第十五期（台北：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3 年，頁 205-297。 本篇為作者《書畫船》系列研究之一。本文手稿先後經同學彭慧萍、黃瀅潔等整理鍵入，特此致謝。vii 關於早期一直到晚明董其昌（1555-1636）之前有關「書畫船」的相關人物，他們的活動 和書畫作品，將於前篇有所闡述，本文則因董其昌的資料較多而自成單元。
文獻探討
雖然「書畫船」的名詞形成於北宋末，但將此結合中國古代的水路交通，特別是江南文 士的生活形態及其書畫創作，甚至鑑賞的活動，則前無此例。因此本研究幾乎相關近代文獻 可以參考，只有從歷代書畫家的個別生平史料及其書畫作品中去搜尋相關資料，來充實及證 明筆者的構想，用以說明這是中國文人書畫家創作生活中的一種特殊現象。 因此本文所使用的文獻資料以早期原始資料為主，依次為： 1. 傳世董其昌書畫作品及手札 2. 傳世古書畫上董氏鑑賞題跋 3. 著錄中的董氏書畫作品 4. 著錄中的董氏鑑賞題跋 輔以近人對董氏的研究及所編年譜。第壹章 緒 論
（一）、水鄉與舟舫：
唐代詩人杜荀鶴嘗作《姑蘇詩》云：「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閒地少，水港小橋 多」。姑蘇雖是東方威尼斯之代表，其實江南太湖地區大湖小蕩，星羅棋布，長河小川，縱橫 交錯，是以河港相連，江湖通流，人民居屋，大多依河而建，可以說是開門見水，舉足有河， 故對外交通除了陸路步行，一定要過橋；然橋多拱形，以利橋下通舟，而石階上下，不利馬 車，因此江南地區主要的對外交通工具，非舟船莫屬。姑蘇如此，附近的城市鄉鎮亦莫不如 是，董其昌的家鄉松江也是如此1。 舟之為用，有兩途，蓋舟車之屬其基本的用途是作為代步，自甲地至乙地的交通工具。 乘舟車，以省肢體之勞，而古代之路不平，輪車皆無避震設備，故乘舟遠較為舒適。然古之 行舟，唯藉人力與風力，中者計旬，遠者計月，舟中既無訪客，也無家累及塵俗雜事，故閒 暇特多，而且心無旁騖，是故文人在乘舟旅途中可以讀書作詩，此為常事。書家可以讀帖臨 帖、隨興寫字，畫家可以賞景作畫，鑑賞家可以鑑閱古書畫並作題跋。 另有一用途，即不作交通工具，因其舒適而作純粹的消閒用具，可以在舟行中遊眺賞景， 而無步履之勞，可以會友，可以消暑，可以賞月，可以歌唱，可以在舟中雅聚，讀詩論畫， 1 參閱鄧愚、鄒志一，〈水鄉澤國橋文化〉，收錄於《吳地文化一萬年》，（江蘇：吳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94 年），頁 241-253。何榮昌，〈太湖水利與吳地的開發〉，《吳地文化一萬年》，上引書，頁 294-303。viii 而興到即可作書作畫。 歸納起來，對文人及書畫家而言，舟舫之所以能成為生產作品之場所，它是在旅行途中 仍然可以進行創作的理想空間，它不但具有移動書房或畫室的優點，而且更具有約束力。因 為舟上生活較少被打擾，空間近乎隔絕，但是它本身可以在江湖中移動，可以遊目聘懷，而 絕不會令人有受到禁足的感受，而且古代沒有污染問題，真是「水面好風光」，隨時提供令人 愉悅的環境，無怪乎有的詩人有「一入舟，便覺詩思泉湧」的感覺，最能說明江南水鄉為什 麼會有「書畫船」的產生原因了。
（二）、舟舫雅集─晚明文人書畫家的時代氛圍：
董其昌既生長于江南水鄉之一的松江，世代以來，當地居民即以舟船為主要交通工具， 無論商賈、士人、行醫、農夫…都需要各式舟船，猶如今日一般居民以陸路交通為主，各行 各業擁有不同種類的私家車、客車及貨車一樣。但是，現代車輛究竟在速度、空間以及行駛 地點等種種的不同，實與本文論及的古代舟舫有異，在作用以及氣氛上有很大的不同。 自古以來文人即喜好雅集。雅集場所眾多，例如古有東晉名家王羲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 雅集，今有 1973 年莊尚嚴先生於台北外雙溪舉辦之曲水流觴雅集等，許多大大小小雅集的地 點皆位處於郊外自然風景。而在豪貴宅第雅集宴會者，自古以來例如晉石崇替愛姬綠珠於河 南洛陽西北構築之金谷園；李公麟、米芾之西園雅集乃位於私人園林；王維的輞川別墅則屬 於私人莊園。 江南地區的文人雅集，則又多了一種型態，即是舟舫雅集。文人雅集的舟舫除了必須為 水上交通工具外，至少應具備今日旅遊車的功能，它要寬敞雅致，行駛平穩舒適。在空間上， 舟舫至少除了操舟者一兩人、童僕一兩人及必需的小廚房以供應茶點之外，還能容納賓客兩 三人甚或十幾二十人。想像中，船艙中應安置一張用來題詩作畫的桌案，以及許多固定或移 動式的座具。 董其昌自青年時期，其所交往的地方仕紳即多擁有私家舟舫，而得以參與泛舟晏集雅聚。 萬曆七年已卯(1579)董其昌二十五歲，同鄉先輩顧正心(字仲脩，號清宇)自備一艘名為 「青蓮舫」的私家船，從此，時常與莫廷韓(是龍，1573-1587)、徐孟孺(名益孫，號與偕， 華亭人)，以及朱安之等輩「常為泛宅之遊2 」。 顧氏仲脩「以諸生入太學，任俠好交遊，萬歷十六年(1588)歲飢，出粟兩萬石行賑，青 浦大吏特命嘉賢之額，授光祿寺署丞3 」。可見顧氏必饒於資財，纔有能力自造「青蓮舫」並 邀請友人泛舟同遊，詩酒唱和。 2 鄭威，《董其昌年譜》（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 年），頁 14。 3 同註 2。ix 顧正誼，字仲方，萬曆時中書舍人，以詩畫馳聲東南，腕中有元季大家鬼。4 顧正誼應屬 顧仲脩之兄弟，與董其昌交往頗密，董曾向其借古畫臨倣。 在傳世董氏中晚年法書作品中，一件無紀年綾本行草書《庾子嵩讀莊子》卷，署款曰：「董 其昌書於青蓮舫5 」。倘若此舫並未轉手，則該卷應當在顧氏舟中所書。 另一次董氏與鄉前輩泛舟雅集的紀錄，則是萬曆十一年癸未(1583)季秋十八日，董氏隨 其塾師莫如忠(1508-1588)西遊長泖，同行者還有嘉興山水畫家宋旭(字石門，1525-1605)、 松江馮大受(1579 年鄉薦)、蔡幼君、沈侯璧，以及如忠之子莫是龍等6 。 以上是董其昌參加鄉先輩的泛舟雅集。等到董氏自己有了功名，有了經濟基礎可以收購 古書畫，在他生命中，無論閒居家鄉或外地宦遊，皆常有機會與同道好友在舟船中聚會雅集。 例如，董氏一卷無紀年《草書白居易琵琶行卷》便書於「崑山道中舟次，同觀者陳徵君仲醇， 及夏文學、莊山人、孫太學也7 」。 董其昌與陳繼儒（1558-1639）交遊甚密乃眾人皆知的事，《容台詩集》卷一所載〈丙申 (1596)閏秋舟行池州江中題陳徵君仲醇小崑山舟中讀書圖〉條中，便記錄兩人舟中交遊之雅 興。另外，癸卯年(1603)秋日，董其昌亦嘗邀王衡、陳繼儒共飲舟中並同遊畸墅8 。又壬子(1612) 九月八日董氏「同范長倩朱君采董遐周西湖泛舟」，有詩文唱酬。9 至於陳繼儒這位董氏的終生好友，他雖自稱為「山人」，但是「小舟」卻也是他生活上的 必需品，在其〈岩棲幽事〉一文中，簡明地描述了此船的裝璜及旅程範圍： 「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櫺短帆，舟中雜置圖史鼎彝，酒醬荈脯。近則峰泖而止， 遠則北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10 說明了這是一艘可以通行在太湖流域，不能過大江的船隻。陳氏接著描述了此舟之為用： 「風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或高僧野人之 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杖履，相對夷然。至於風光淡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 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 這都說明了舟船具有移動性的私密書齋空間，不但可以「避喧謝客」，也可以主動的「訪 故人」、賞山水，來去自如，操之在己，這些也解說了董氏數度辭官家居時期如何享受在他書 畫船上的消遙生活。 董氏同輩交游中有吳正志(字之矩，號澈如)者，其家有雲起樓，藏法書名畫，董氏亦曾數 為吳氏作畫，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後亦歸之吳氏，可知其頗富書畫收藏。吳氏卒後，董 4 董其昌，《容台集》,(1630 年成書)，《明代藝術家集彙刊》，卷四，〈顧仲方山水歌引〉，(台北：國立中央圖書 館編印，1968 年)，頁 65-66。 5 Christie’s, 2000:4, Lot316. 6〈莫如忠秋日泛泖記〉、《崇蘭館帖》，參閱鄭威，《董其昌年譜》，頁 15。 7 古原宏伸、傅申，《董其昌の書畫》〈圖版篇〉(東京：二玄社， 1981 年)，頁 266-273。 8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頁 76。 9 董其昌，《容台詩集》卷一，(台北：中央圖書館出版，1968 年)，頁 28。 10 陳繼儒，《巖棲幽事》（《寶顏堂秘笈》，百部叢書集成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 17-18。
x 氏有《祭吳澈如年丈文》，中有句云：「煙水五湖，歲發王猷之興，圖書千載，時尋米舫之蹤。」 可見兩人扁舟往來，常攜書畫相訪。 董氏的晚輩交遊圈中亦不乏購有畫舫者，其中以安徽歙縣汪汝謙然明先生(1577-1655 後) 最為著名。汪氏因慕西湖之勝： 「遷杭州，遂家錢唐缸兒巷，延納名流，文采照映，董尚書其昌以陳大邱推之，製畫 舫於西湖，曰不繫園，曰隨喜盦，其小者曰團瓢、曰觀葉、曰雨絲風片……四方名流至止， 必選伎徵歌，連霄達旦，即席分韻，墨汁淋漓11 」。 在董其昌的《容台集》卷四中，即有〈汪然明綺集引〉，即為汪氏之詩集而作。 另，天啟三年(1623)有汪汝謙畫舫「不繫園」之記載，據《春星堂集》〈不繫園記〉，汪 氏該船建造費時四個月： 「長六丈二尺，廣五之一，入門數武，堪貯百壺，次進方丈，足布兩席，曲藏斗室， 可供臥吟，側掩壁櫥，俾收醉墨。出轉為廊，廊升為臺，臺上張幔，花晨月夕，如乘彩霞而 登碧落，中置家童二三，擅紅牙者，俾佐黃頭，以司茶酒……陳眉公先生題曰：『不繫園』12 」。 書畫船雖不必如此豪華，而且湖船與江船有別，但也可藉見一般。 董氏所乘的舟楫，依當時一般的風氣，待有相當的官階及積聚相當的資財，就可自備舟 楫，但董氏多次出使遠任，似應由政府提供官方船隻送其赴任及返京或返家。但就目前所得 資料，可以確定董氏乘坐的是「官舫」的資料並不多見，以下是少數幾則在董氏文字中確切 說明是「官舫」中的活動： 丙寅（1626）二月望，董氏重觀並跋《李龍眠維摩演教圖卷》「于吳門官舫」13。 同年丙寅的仲春望日董氏觀並題《王叔明破窗風雨圖》「于金閶官舫。」14（《珊瑚網》 卷十一〈名畫題跋〉） 以上二畫題於同日同地（金閶即吳門或蘇州之別稱）都是在官舫中。 但在抵達吳門之前，自題《仿十六家巨冊》中《仿李成山水》時云： 「丙寅二月二日，真州舟中寫。」15 其時所乘，應與抵達吳門時為同一舟，然而並不題作「真州官舫寫」卻如平常一般，只 是題作「舟中」，由此也許可以證明，董氏多次奉旨來回長沙、閩中、江右等任所時，其所乘 之船隻也是「官舫」應該是近乎事實的。其他董氏題明為「官舫」之例如： 丙寅（1626）九月廿一日，董氏題《丁雲鵬畫五像觀音、于若瀛書楞嚴經合璧卷》云： 「此予友濟陰于念東中丞之筆也，昨年予道濟中丞公子出謁于官舫，予為言及此卷……。」 16 昨年為乙丑（1625），按是年董氏赴南京禮部尚書之任，故所乘為「官舫」。 11(清)汪汝謙，《春星堂詩卷》，卷 1，〈小傳〉，(光緒丙戌錢唐汪氏刊於湖南長沙，1886 年)，頁 1。 12 汪汝謙，《春星堂集》，卷一，〈不繫園記〉條，版本同前註。 13 高士奇，《江邨銷夏錄》，1693，卷三，頁 22。 14 汪珂王，《珊瑚網》，卷十一，《中國書畫全書》，5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頁 1049。 15 青浮山人，《董華亭書畫錄》，（《藝術叢編》第一集第二十五冊，《明清人題跋》，台北，世界書局，1962）頁 19。 16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秘殿珠林》（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1971），頁 264。
xi 甲戌（1634）四月十九日，時年八十，董氏重題舊作《神樓圖幅》云： 「劉南垣大司寇僑居吳興，欲購一樓，無長物足辦。文徵明作《神樓圖》贈之……予此 圖仿之……今日過東昌，見長公携以見示，蓋三十餘年矣，不勝感慨！重題于官舫中。」17 東昌在山東，蓋是年夏初，董氏乞休恩准，詔加太子太保致仕，遂束裝返里，朝廷撥「官 舫」送返，至四月十九日，已抵濟南西南方的東昌，至五月仲夏經維揚返松江。 除了董氏自己的「官舫」之外，在董氏題跋中偶然也可以見到在他友人的「官舫」中觀 賞書畫，例如乙丑（1625）四月廿二日自題《仿董源山水圖軸》云：「近於朱參知敬韜官舫觀 北苑畫倣此。」18 此外，在董氏的題跋文字中，偶然說明是題在「畫舫」中的。就吾人所瞭解，「畫舫」的 設備是比較適於短距離的遊艇，設備上較重於裝飾華美的外觀，講究的是晏客集會時的舒適， 而不是長途的風帆檣桅以及比較莊嚴堅固的船艙，而董氏偶而有在「畫舫」中作書畫的紀錄。 庚午（1630）十月「丹陽城下畫舫書」《畫旨帖》一冊19。 甲辰（1604）六月觀並題《宋元寶翰》一冊云： 「思陵學杜少陵詩，趙吳興補圖，乃稱二絕……甲辰六月觀於西湖畫舫。」20 西湖上除商業畫舫之外，有不少私人畫舫，如前述董其昌之友人歙縣汪然明自製畫舫陳繼儒 命名為「不繫園」者，想董氏之題古書畫冊，比較有可能是在備有文房用具的私家畫舫，而 不是在以聲色游宴為主的觀光畫舫吧。 衡諸各種情況，董氏應該置有私家舟舫，雖然目前尚無他本人描述自家舟舫，或友人述 及董氏舟舫的文字資料，但自備舟舫而不是豪華的畫舫，想必是朋輩中平常的事不值得特別 記述。因為董氏中長程的舟旅不限於他幾次奉旨遠任，他在 1599-1604 間請病歸里家居， 1609-1621 年間賦閑江南，以及 1626-1631 年間解綬還山告老鄉間的歲月中，也不斷有乘舟 出游的紀錄，在上述各階段總共有二十多年中，以董氏的身份，是不可能沒有自置舟舫的。 而此一舟舫，至少要具備上述他的「山人」朋友陳繼如所描述的設備與功能吧。
第貳章 董其昌書畫船
（一）、董其昌公私行旅與古畫鑑賞：
董其昌一生中，舟中行旅無數，而舟行的目的不盡相同，約略來分，可分為公私兩類， 所謂“私”，包括所有無關公職的行旅也包含他考取進士之前的進京應考之旅。但是早年的舟 中行旅，並未產生書畫作品或題跋等等屬於我們探討的書畫船範圍，其主要的私人行旅乃是 分散在董氏數度公職之間的家居期間。 至於長途的公務旅行，也就是古人所謂的「宦遊」，董氏實在不少，與他幾度還鄉家居互 為交錯，茲將公私兩類依序如下： 17 蔣生沐，《別下齋書畫錄》卷三，《中國書畫全書》，十一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頁 422-423。 18 古原宏伸、傅申，《董其昌の書畫》，<圖版篇>，圖 18。 19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頁 313。 20 《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三，（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5），頁 222。xii 一、公： 辛卯至癸卯年間(1591-1593 年)，「禮部侍郎田一儁以教習卒官，其昌請假走數千里，護 其喪歸葬21」。董在 1591 年閏三月南下，送田侍郎柩至閩中，直到 1592 年春二月返京，來回 將近一年。 丙申年(1596)奉旨持節使臣赴長沙封吉藩朱翔鑾，七月自京出發，明年(1597)六月前返回 北京。 同年秋又奉旨主考江西，主考畢即返京。短短期間，南北來回兩次。 1605 年任湖廣提學副使，至明年秋辭任返鄉。 1609 年起補福建副使，在任四十五日，至明年春離福建，歸松江。 壬戌年(1622)春應召赴京，八月五日奉旨以纂修官修《泰昌實錄》，又擢任太常寺卿兼侍 讀學士，奉命下江南訪書。 1625 年，又赴南京禮部尚書任。在以上短短四年中，南北行旅亦復不少，明年春即引年 乞休告歸。 自 1631 年仲冬，應宮詹大宗伯之召，故於 1632 年春，由江南再度赴京，至 1634 年夏日 致仕返鄉。 二、私： 己亥年(1599)春，奉旨以編修離京，還鄉養病，直至 1604 年悠遊江浙間。 庚戌年(1610)春，自福建歸鄉後，直至 1621 年，家居十有餘年，為董氏賦閑家鄉最長的 一段時間，活動地區以太湖周圍為主，並未遠遊。 天啟五年乙丑(1625)董其昌拜受南京禮部尚書，而「時政在奄豎，黨禍酷烈，其昌深自 引遠，諭年，請告歸22」。 故自丙寅年(1626)起，直至 1631 年仲冬，為其江南家居時期。 董氏最後家居始自 1634 年夏日，至 1636 年十一月中秋後病逝，約兩年餘。 以上第一次公務行旅，從北京至福建中南部的廈門道大田縣，往返數千里，是為董氏首 度長程旅行，已開始在舟中作書畫，然數量不多。 此行舟中所作書畫之重要性及數量均不甚高，唯於 1592-1593 年間，請告家居，借畫臨 倣古畫甚勤，並開始追尋南宗畫淵源，對董源、王維畫跡刻意搜求借觀探討。 對董其昌而言，最重要的舟中行旅之一，必定要數丙申年(1596)奉旨持節使臣赴長沙封 21 《明史》（新校本），卷 288，<董其昌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頁 7395。 22《明史》，卷 288，<董其昌傳>，前引書，頁 7396。
xiii 吉藩朱翔鑾之旅。出發之前，董氏在北京餘清齋吳廷兄弟處，購得趙令穰《江鄉清夏圖卷》 並題： 筆意全倣右丞……日閱數過，覺有所會，趙與王晉卿皆脫去院體，以李咸熙、王摩詰 為宗，然晉卿尚有畦逕，不若大年之超軼絕塵也。丙寅七月卅日，奉旨持節封吉府， 度錢塘，次馬氏樓，待潮多暇，出此卷臨寫，因題後23。 可見此《江鄉清夏圖卷》是董氏書畫船中隨行的重要作品。董氏在研究繪畫宗派時，從 趙大年的畫卷上看出李成、王維的風格脈絡。董氏在以上題跋之後，同一天內，又作六行小 字長題，記述了董氏書畫船在渡錢塘之前： 先是予過嘉興觀項氏所藏晉卿《瀛山圖》，至武林觀高氏所藏郭恕先《輞川圖》，二卷 皆天下傳誦北宋名跡，以視此卷不無退舍24。 是以知董氏此行，先到嘉興觀賞了項元汴(1525-1590)的遺藏王晉卿的畫，又到杭州看了 高深甫所藏郭恕先的《輞川圖》，這兩圖都是拿來與他自藏的趙大年畫作比較的，相信他實際 所觀賞，數量必多。而董氏對二畫的評語是： 瀛山圖筆極細謹而無澹蕩之致，輞川多不皴，惟有鉤染，猶是南宋人手腳。予在京師 往來于懷，至形夢寐，及是獲披翫再過，始知營平所言，百聞不如一見。真老將語也！ 此聊以論畫耳，類是者更何限。人須自具法眼，勿隨人耳食也25。 對於當時天下傳誦已久的王詵和郭恕先的兩卷名跡，自從他書畫船有了趙令穰的畫卷之 後，更能比較出高下和時代的先後，這是他此行的第一項收穫。 此行最大的收穫，則是他日後津津樂道的長沙之行，其洞庭及瀟湘道中的沿途所見，得 以與日後所得之董源《瀟湘圖》以及米家雲山的對照，董氏題董源此圖時云： 憶余丙申持節長沙，行瀟湘道中，蒹葭魚網，汀洲叢木，茅庵樵徑，晴巒遠堤，一一 如此圖，令人不動步而重作湘江之客。昔人乃有以畫為假山水，而以山水為真畫者， 何顛倒見也26。 23趙令穰《江鄉清夏圖卷》，Boston 美術館藏。關於該卷拖尾之董跋跋文，參閱古原宏伸、傅申《董其昌の書畫》 <圖版篇>，前引書，圖 32。 24同上註。 25 《容台別集》，卷 6，前引書，頁 33。 26《容台別集》，卷 6，前引書，頁 31。
xiv 或者「予之游長沙也，往返五千里，江山映發，蕩滌塵土27」。董其昌又是“讀萬卷書，行 萬里路”的發言人，可以從以下一則〈評詩〉中見此行之重要： 古人詩語之妙，有不可與冊子參者，惟當境方知之。長沙兩岸皆山，余以牙檣游行其 中，望之地皆作金色，因憶孟襄陽所謂：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 見香爐峰。真人語，千載不可復值也28。 領略詩句之妙，固然是要「當境方知之」，則圖繪山水，更是如此。董氏曾於自題畫中論 畫云： 畫家以天地為師，其次以山川為師，其次以古人為師，故有“不讀萬卷書，不行千里路， 不可為畫”之語。又云“天閑萬馬皆吾師也”，然非閑靜無他縈好者，不足語此。噫，是 在我輩勉之，無望庸史矣。乙巳六月，舟次城陵磯寫29。 可見董氏的自我期許極為高遠，他強調讀書、行路之重要性，他不但要師古人，還要師 山川，師天地，最後還要求「閑靜無他縈好」，要能專心致志。 董氏一而再，再而三地將湘江之行與董源《瀟湘圖》互相印證：「余藏北苑一卷……乃《瀟 湘圖》也……余亦嘗游瀟湘道上，山川奇秀，大都如此圖30 」。 查董氏與《瀟湘圖》的因緣，是首先在丙申年(1596)董氏持節吉藩，因而有機會「行瀟 湘道中」，見識到瀟湘景緻。等到第二年返回北京，在六月購得一圖，「卷有文壽承題董北苑， 字失其半，不知何圖也。既展之，即定為《瀟湘圖》」其所以能定名為《瀟湘圖》，一方面這 是見於《宣和畫譜》所載，一方面是畫中的景緻，讓他回想到瀟湘之行，所以讓他有「重游 湘江」的感覺。 可是董氏與湘江的因緣尚不止於此，到了乙巳年(1605)，董氏又有湖廣提學副使之命， 重作湘江之行，乃有機會在董氏的「書畫船」上，將董源的《瀟湘圖卷》與實景相互印證： 今年復以較士湖南，秋日乘風，積雨初霽，因出此圖，印以真境，因知古人名不虛傳， 余為三游湘江矣！……萬曆乙巳九月前一日，書于湘江舟中31。 董其昌一生行旅中，最重要的似乎是上述兩趟楚中之遊。第一次是 1596 年持節長沙，行 瀟湘道中。第二次是 1605 年湖廣提學副使之任，這時的董氏書畫船上，不但擁有董源的《瀟 湘圖卷》，而且還有米友仁的《瀟湘奇觀圖》。董跋小米此畫云： 27《畫禪室隨筆》，<題畫贈陳眉公>條，前引書，頁 49。 28 《畫禪室隨筆》，<評詩>，前引書，頁 65。 29《珊瑚網》，卷 18，<董玄宰自題畫幅>，《中國書畫全書》5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年），頁 1160 上。 30 《畫禪室隨筆》，卷 2，<畫源>條，前引書，頁 40。 31《容台別集》，卷 6，前引書，頁 31。
xv 《瀟湘圖》與此卷今皆為余有，攜以自隨。今日舟行過洞庭湖中，正是瀟湘奇景，輒 出展觀，覺情景俱勝。乙丑五月十九日32。 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中的〈楚中隨筆〉謂： 米元暉又作《海岳庵圖》，謂于瀟湘得畫景，其次則京口諸山，與湘江差類。今《海岳 圖》亦在余行笈中。元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為勝，而以其雲物為勝。所謂「天閑 萬馬皆吾師」也。但不知雲霧何心，獨于兩地可以入畫，或以江上諸名山任憑空闊， 四天無遮，得窮其朝朝暮暮之變態耳！此非靜者，何由深解33？ 對於米元暉的另一名作董氏題云：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自題云：『夜雨欲霽，曉煙欲出』，其狀若此。余從項晦伯購 之，每有所如，攜以自隨，至洞庭舟次，斜陽蓬底，一望空闊，長江雲物，怪怪奇奇， 一幅米家墨戲也34。 此小米畫也是他「書畫船」上，「每有所如，攜以自隨」的古人師；而在洞庭湖上的舟中， 領略在空闊的水面上，其天際層雲的造型怪怪奇奇，使他印證了小米畫《瀟湘白雲圖》的畫 風來源。然而自然界的豐富變化，時常讓董氏覺得不是畫家所能想像得到的。因此每到黃昏 就會卷起窗帘來欣賞自然界的畫卷中的天然圖畫，而「覺所得米卷為剩物矣！」，這一定是董 氏遇到了瑰麗的夏雲，而覺得非畫家所能表現出來的。 在另一則題跋裏，也可以進一步使吾人理解董氏在湘江上所見到的雲霧造型。讓他領悟 到米家父子及郭熙的畫風： 湘江上奇雲，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腳與墨瀋淋漓，乃是米家父子耳。古人謂郭熙“畫 石如雲”，不虛也35！ 有了以上的收藏，與瀟湘洞庭舟中觀賞雲山的實景經驗，在董氏本人的創作中，也就不 時出現米家雲山的墨戲之作。例如： 乙卯(1615)春日，作《瀟湘奇觀圖》題云：「記憶巴陵舟中，望洞庭空闊之景，寫此36」。 32 汪珂玉《珊瑚網》〈名畫題跋〉，卷 4，《中國書畫全書》5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年），頁 1023 下。 33 《畫禪室隨筆》，卷 4，<楚中隨筆>條，前引書，頁 78。 34同上註。 35 《畫禪室隨筆》，<楚中隨筆>條，前引書，頁 78。 36《董其昌書畫集》，前引書，圖 18。
xvi 己未(1619)夏日，婁水道中寫得米元章《煙江疊嶂》遺意37。 庚午(1630)十月，丹陽城下畫舫書：「春水生時，舟行洞庭湖中，望長雲瀰漫，絕似遠山 千疊，此圖可稱《楚山清曉》38」。 丁卯(1627)三月，倣米氏《雲山圖》題云：「董北苑好作煙景，煙雲變沒即米畫也。余於 米芾《瀟湘白雲圖》悟墨戲三昧39」。 這些都是董氏鑑賞古畫的特殊心得；而這樣的心得，也只有董氏在舟行賞景，看江上的 山川雲物的機會中遇到。事實上，這也正是重建了上述古畫的創作源起，因而讓有山水癖的 董氏豁然而悟。特別是對董源、米芾一派山水畫的深刻了解，是不同於一般的鑑賞家與史論 家的。
（二）、董氏舟中閒暇：
最能代表董其昌舟遊閒適，有助創作心情的作品之一，乃是何創時書法基金會收藏《草 書懷素自敘卷》，該卷卷尾自題云： 甲戌(1634)中秋放艇北郭煙水間，偶然欲書，為素師自敘帖，頗得其意，同觀者陳仲 醇徵君、單孝廉質生與金陵聽雪師，皆能詩文書畫，絕不談世俗事，亦一快遊，庶不 負此勝日耳40 。 此則題記可助吾人推論該卷《草書懷素自敘卷》之書寫情境，因正值崇禎七年甲戌(1634) 秋高氣爽的中秋佳節，此年董氏詔加太子太保致仕，退休閒居故鄉松江，文中並無夜晚燈下 等字眼，故可設想他們本準備在舟中賞月，卻提前於白日開始放艇舟遊，等待晚間月出之前 的時光，可以在舟中享受作書或觀賞揮毫之樂。 山東省濟南市文物商店收藏董氏《草書臨懷素自敘》一卷，該卷雖無紀年，然卷後簡短 的自題亦與上述一卷類似：「中秋日，放艇北郭，煙水間偶然欲書，為素師自敘帖41 」，該卷上 款為「巨卿」。 這兩卷的創作氛圍，則是由同遊友人共同營造的，前一卷有董其昌的終生朋友陳繼儒(仲 醇)、單質生孝廉，以及金陵高僧聽雪師。連同董氏，一舟四人興趣嗜好皆同，皆能詩文書畫， 且談話主題均以風雅為旨歸，「絕不談世俗事」，眾人在松江北郭城外五湖三泖之間飄遊賞景， 37Christie’s, N.Y, Nov.1994, Lot.50。
38《三希堂法帖》，冊 30，前引書。 39 《董其昌書畫集》，前引書，圖 64。 40《翰海》，2000 年春拍，Lot.289。 41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十六冊，魯 4-13，<董其昌草書臨懷素自敘>條，(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年)，頁 278。
xvii 心情之愉快可以想見。而四人之中，顯然以董其昌之社會地位及書畫造詣最高，董氏遂在知 音面前放手揮毫。此件作品之書寫情境頗契合孫過庭論書寫乖合的“五合之說”： 神怡務閒，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 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42 。 其中第四項「紙墨相發」是否相合，因董其昌未加著筆，無由得知其個人的感受，然而， 從這一卷紙質及墨色看來，不但可以肯定紙墨相發，而且這枝董氏書寫的毛筆，也是得心應 手，指揮如意的。至於其他四項，似乎皆可在上引的董氏敘述中得到印證，也符合一般人所 說的天時、地利、人和，外加器利了。 萬曆四十年壬子(1612)九月，董其昌與友人范長倩、朱君采、董遐周於西湖泛舟，遐周 作詩，董氏次遐周韻，作五言排律一首43 。 此外，董其昌題李唐《江山小景圖卷》畫跋，亦頗能說明「舟行多暇」為董氏作書畫的 重要時段。董跋描述崇禎六年癸酉年 (1633)六月廿六日，董氏與老友贈別之情形： 太傅挹齋周老先生，遺榮勇退，將歸荊溪，其昌適在請告杜門，不獲與青門之餞，有 願寫銅官離墨南岳張渚之勝，此青鞋布襪所習遊者，或可置之行裝，會嚴程亟發，奈 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何，遂以李晞古《江山小景》贈別44 。 此跋大意是友人周氏退休歸隱荊溪，董氏因故未能餞別，但曾答允畫舊游銅官等諸勝以 為送行，然而平時無暇作畫，老友行程在即，只有將兩人平時稱賞為李晞古生平得意之筆的 《江山小景圖卷》作為贈別禮物。但是為老友作畫的心願並未打消，董氏期望自己退休還家 時，能在閒暇的舟行途中，不慌不忙地完成並親訪於荊溪。董氏云：「俟得請還山，舟行多遐， 漸次點綴，訪先生於荊溪，追王維裴迪輞川唱和故事45 」。可以看出董氏對長途的旅程，不但 不以為苦，而且時常期待這種「舟行多暇」的閒適心情。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春(1599)，董其昌在北京任職翰林院編修並充皇子講官，後不久，因 「失執政意，出為湖廣副使，移疾歸46 」。湖廣副使也稱病不赴，奉旨以編修回鄉養病。因此， 董氏在仕途初期，第一次有機會衣錦還鄉，渡過數年悠遊的生活。在存世可靠的董氏作品中， 此年年底留下一件《己亥子月山水圖卷》，董氏於卷尾自題七絕一首，題詩之外，另有七行小 字題記： 42《故宮法書》，第二輯，<孫過庭書譜>，(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1962 年)，頁 28。 43 董其昌，《容台詩集》，卷 1，頁 28。 44《故宮書畫錄》，冊 2 卷 4，<李唐江山小景圖卷>條，(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1965 年)，頁 44。 45 同上註。 46《明史》，卷 288，<董其昌傳>條，(台北：鼎文書局，1975 年)，頁 7395。
xviii 己亥子月，泛舟於春申之浦，隨風東西，與雲朝暮，集不請之友，乘不繫 之舟，惟吾仲醇，壺觴對引，手著翰墨，固以胸吞具區，目瞠雲漢矣！既 悟炊粱之晚，可虛秉燭之遊，為作此卷，茲余兩人，敦此夙好耳47 ！ 談到董其昌家鄉的友人中，與董氏終生知交的良朋益友，定非陳繼儒(1558- 1639)莫屬，這位隱居不仕的山人工詩善文，書法蘇米，並以畫梅名世。董氏較陳氏年長三歲， 也較陳氏早卒。崇禎庚午年(1630)董其昌刊行《容台集》，陳氏為其作序。董氏一生為陳氏徇 知之作，為數不少。董氏於南城構屋築樓於林越之間，陳仲醇數相過從，董氏因以題名曰「來 仲樓48 」。 上述《山水圖卷》的董其昌題記生動地紀錄了兩人在水道縱橫的家鄉春申之浦隨興舟遊， 「隨風東西，與雲朝暮，集不請之友，乘不繫之舟49 」，沒有目的乘風飄盪的出世生活，一派 老莊思想，故與隱士陳繼儒甚相投契，作此長卷相贈，以敦夙好。董其昌於此畫先題一詩， 詩中透露彼時其內心世界：「岡嵐屈曲徑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種松杉皆老大，經年不踏 縣門衙50 」。此詩內容似正描繪友人陳繼儒的隱居環境以及不阿權勢的心態。萬曆己亥年(1599) 董其昌年值四十五歲，陳繼儒時年四十二，兩人皆已步入中年，陳氏隱居歲月亦屆二十年之 久，茆堂之外，陳氏手種的松杉均已老大，然經年以來不與官府往來，而聊以著述自娛。 董其昌於《山水圖卷》畫卷起首的山坡上繪製三株松樹，其挺拔高聳之姿，正與平坡茅 亭隔水相望，茅亭背後樹叢圍繞，樹叢當中有幾間新建茅堂；隔山又作村居一處，對岸岡嵐 迆邐遠去。此一《山水圖卷》在董氏的山水卷中可謂尺幅較長、布景較繁之手卷，該卷確實 反映了董氏在悠閒的舟遊生活中，為知友在圖畫中營造了一處溪山隱居之所。
（三）、舟行狀況：
舟船行駛於水上，平穩舒適且空間寬大，整體而言，舟船旅行的品質應遠較車馬輿轎為 佳；雖然若遇風雨，船隻江行的危險度亦相對提高，但對於不急於行程時限的董氏行舟來說， 停船等候風平浪靜，或大運河上等待放閘等，毋寧給予他更多悠遊於書畫的時間。 1、阻風： 47美翁萬戈氏舊藏《己亥子月山水圖卷》，1989 年)。刊載於《董其昌畫集》圖 125，(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 年)。 48《董其昌史料》，前引書，頁 343。 49 《山水圖卷》之董氏題識，見註 38。 50同上註。xix 例一，萬曆壬辰年(1592)孟夏，董氏因「阻風黃河崔鎮51」，書《論書卷》。 例二，天啟元年(1621)二月七日，董氏作《江上蕭寺圖》並題七絕一首。六 年後，加題云：「丙寅十二月婁江阻風重題52」。此一阻風重題，並未提供其他訊息，但知董 氏能在六年後重見舊作。 例三，天啟五年暮春八日(1625 年 3 月 8 日)，董氏舟行東光道中，作《松谿幽勝圖軸》， 題字兩行於畫軸左上方。到了四月三日，因「阻風崔鎮」，重題七行於畫軸右上云： 山右潘侍御翔公好收古名畫，余出關前一夕，視予《子晉吹笙圖》乃郭恕先筆，設色 布景，實為奇絕，余作此圖亦有其意53。 此段因阻風的重題使吾人進一步瞭解，董其昌《松谿幽勝圖軸》的設色布景多少受到其 所見郭恕先山水畫的影響。 例四，天啟丙寅年(1626)正月廿七日，董氏題《范華原溪橋雪霽軸》云： 泊舟江口，守風八日，吳用卿出城，持此圖見示，觀其筆勢奇崛，氣吞荊關，非范華 原不能爾；咄咄嘆賞，不枉風伯之貺54。 文中提及「守風八日」，可見此次風勢持續頗久，但董氏仍以能見到范寬之作乃是「風伯」 所賜。 戊申年(1608)七月十七日，董氏「阻風澱湖」並書《赤壁賦》55。 風勢對於行舟有相當的影響力，如果風勢恰當且又順風，不但舟子省力，行舟省時，更 使人有“乘風破浪”的快感。例如，庚申年(1620)正月十七日，董氏在「龍華道中」乘風快書大 字《天馬賦卷》56；或如同年(1620)八月，董「舟行瓜步江中，乘風宴坐，有偶然欲書之意57」。 但是，舟行若遇逆風，則可想而知一定費力費時；如果再遇強風，則只有停舟觀望了。不過 對董其昌而言，這段停舟觀望的時間既可寫字又可作畫。 2、阻雨： 除了舟行阻風外，若雨勢太大亦不利於行舟；在此種泊舟避雨的情況下，若遇藏家友人， 或遇到令人傾心的作品，在偶然欲書的心情下，也會有作品產生，例如： 51 《石渠寶笈續編》，（1793 年成書），卷 7，（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1971 年），頁 440 上。 52《大觀錄》，卷 19，（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 年）<江上蕭寺圖>條，頁 2375。 53 董其昌〈松谿幽勝圖軸〉，現藏南京博物院，圖版參閱《董其昌畫集》，前引書，圖 55。 54《穰梨館過眼錄》，卷 2，<范華原溪橋雪麡霽軸>條，《中國書畫全書》13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年） 頁 16 下。 55《穰梨館過眼續錄》，卷 8，《中國書畫全書》13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年）頁 305 下。 56 《石渠寶笈》，卷 5，<董其昌書天馬賦>條，（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1971 年），頁 362。 57董其昌〈秋興八景畫冊〉，圖版見《董其昌書畫集》，前引書，圖 27-3。
xx 壬寅年(1602)首春，董因阻雨葑涇，畫《葑涇訪古圖》並題：「時同顧侍御自檇李歸，阻 雨葑涇，檢古人名跡，興至輒為此圖58」。 庚戌年(1610)，董其昌「自閩中歸，阻雨湖上，日望雨峰，如潑墨畫，每有所會，輒為 拈筆，成此長卷，几半閱月59」。 3、雷雨： 如果天氣惡劣，行舟中遇雷雨交加，有時亦令董其昌驚恐而不能定神作畫，董氏曾回憶 起船遇雷雨的狀況：「自荊江至巴陵，連霄雷雨震蕩，濤聲澎湃，若有龍挾舟而去者。今日意 甫定，遂親筆墨60。」讀董氏生動的文詞，這次的風雨有聲有色，而且還有動感，如是一般 小舟，恐經受不起。 4、待閘： 對於南北水上交通的大動脈∼大運河來說，由於各地海拔及地勢高低不同，在各段不同 水位的運河間有許多閘口，等待南來北往閘口放行船隻的機會甚多，董其昌也往往利用這些 等待時間從事書畫。例如，董氏自題《雜書卷》云：「此余在長安呵凍手書，及還山，舟中待 放閘消遣永晝者61」。 關於船行大運河的待閘問題，董氏晚輩李流芳(1575-1629），與董氏同屬「畫中九友」之 一)在《自書詩軸》中表述得更為淋漓盡緻： 濟河五十閘，閘水不濡軌，一閘去一日，守閘如守鬼。十里置一閘，蓄水如蓄髓…… 帆檣委若棄，篙櫓靜如死，京路三千餘，日行十餘里。迢迢春明門，何時得到彼，長 安遠於日，斯言亦有以62。 李流芳詩中所謂“濟河”，或如詩軸自題的「閘河舟中戲效長慶體」的“閘河”，因為詩句 中有「京路三千餘」、「迢迢春明門」等句，應該就是大運河的別名。想李流芳有過這樣的經 驗，可能是恰遇旱季，閘水不易蓄滿，致使兩方舟船停頓壅塞，似乎在以後也不可能再度北 上。然而董其昌一生來回北京多次，在其文字中，似乎未見有類似李流芳對“待閘”的不耐與 抱怨，待閘對董其昌而言，只是又有多餘的時間寫字作畫。 例如董氏在壬辰(1592)三月四月「舟中晏坐，阻風待閘，日長無事，因憶昨歲入閩山…… 58 董其昌〈葑涇倣古圖軸〉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圖載古原、傅申，《董其昌の書畫》，前引書，圖 4，《國之重 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1995 年)，頁 260。 59 董其昌，《容台別集》，卷 6，<題跋>，前引書，頁 54。 60 《珊瑚網》〈名畫題跋〉，卷 18。《中國書畫全書》（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年），頁 1160 上。。 61 《平生壯觀》，卷 5，<董其昌雜書卷>條，《中國書畫全書》4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年），頁 1938。 62《中國美術全集(明代書法)》(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 年)，圖 149。
xxi 阻風長日，作畫數幀。」63 「阻風待閘，日長無事。」正是代表了董其昌如何面對此類舟行狀況而作出更多的作品。
（四）、董其昌與友人的書畫船：
董其昌一生在書法上精進努力時，往往對吳中書家甚至元代名家趙孟頫都不假辭色，唯 獨對米芾一生傾倒不已。董其昌於 1580 年代了悟到往昔所師法晉唐名刻搨本之用筆筆法概多 失真，及見真跡，悵然若失。就在此時，董氏赫然發現宋人米芾書風卻深得晉人風韻，與自 己筆性相近，存世作品較多，於是米芾成了董氏此後一生追隨的目標，故筆者謂其「借徑宋 人，直追晉唐64 」。 其實董其昌不僅在書法上以米芾為依歸，董氏生活品味、生活方式及繪畫風格上亦多受 米芾影響，其中，「書畫船」便是米芾書畫生涯的延長與擴大。萬曆癸丑年(1613)三月，董氏 在舟中書《論畫卷》云： 董北苑《瀟湘圖》、江貫道《江居圖》、趙大年《夏山圖》、黃大癡《富春山居圖》、董 北苑《征商圖》、董北苑《雲山圖》、董北苑《秋山行旅圖》、郭忠恕《輞川招隱圖》、 范寬《雪山圖》、趙子昂《洞庭》二圖、又《高山流水圖》、李成《著色山圖》、米元章 《雲山圖》、巨然《山水圖》、李將軍《蜀江圖》、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王叔明《秋 山圖》、宋元人冊頁十八幅，右俱吾齋神交師友，每有所如，攜以自隨，則米家書畫船 不足羨矣。吾書似可直接趙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潤之氣，惟不 能多書，以此讓吳興一籌。畫則具體而微，要亦三百年來一巨眼人也65 。 董氏在此雖只列舉出古人畫跡，但從諸多文字敘述中，不難想見董氏應常攜古法書名畫 相隨舟中，以為臨倣鑑賞觀摩雅賞之用。如此堂皇一連串唐宋元名畫，即便比起「米家書畫 船」也毫不遜色了。 董氏一方面慕米芾之書畫，一方面仿其生活風尚，同時在明末的江南士大夫及收藏家間， 擁有無形或有形的「書畫船」者也不在少數。在董氏的交遊圈中有以下數例： 1、 項元汴 董其昌在為明末大收藏家項元汴(1525-1590)撰寫墓誌銘時，亦以米芾書畫船來比擬項 63 《董其昌法書特展研究圖錄)》(台北：故宮博物院，1993 年)，頁 183，184。 64傅申，〈董其昌書學階段及其在書史上的影響〉，收錄於《中國書法全集(54)董其昌》(北京：榮寶齋，1992)， 頁 19-22。 65董其昌，《畫禪室隨筆》，<畫源>，(世界書局藝術叢編本。台北：1962 年)，頁 47。xxii 氏： 公蒙世業，富貴利達，非其好也。盡以收金石遺文，圖繪名跡……雖米芾之書畫船、 李公麟之洗玉池不啻也，而世遂以元章、伯時目公之為人，此何足以知公66 ！ 的確，項元汴書畫收藏之富確實難以估計，至目前為止，存世並鈐有項氏收藏印之公私 書畫藏品，尚不易統計其確實的數目。1582 年左右，青年時期的董其昌因於平湖(嘉興附近) 作塾師而有機會與項元汴相識，項氏年長董三十歲，於董為前輩，何況當時董氏一無收藏， 識見有限；董有機會於項氏座上，聆聽項氏討論古書畫，據董追憶： 公每稱舉先輩風流及書法、繪品，上下千載，較若列眉，余永日忘疲，即公引為同味， 謂相見晚也67 。 不難想見這段機緣對董氏日後發展成當時最具權威的鑑賞家及重要的收藏家必具有關鍵 性的影響。 2、吳廷 在與董其昌同輩的友人中，安徽歙縣鑑藏家吳廷(1556-1626 以後)常於舟中攜書畫往來南 北拜訪藏家，他與董氏收藏有密切的關連，董氏曾向吳氏易得米芾名卷《蜀素帖》卷後長題 中，董氏即稱吳氏之舟為「吳太學書畫船」： 米元章此卷如獅子捉象，以全力赴之，當為生平合作。余先得摹本，刻之鴻堂帖。甲 辰年(1604)五月，新都吳太學攜真跡至西湖，遂以諸名跡易之，時徐茂吳方詣吳觀書 畫，知余得此卷，歎曰：已探驪龍珠，餘皆長物矣， ”吳太學書畫船”為之減色，然復自寬曰，米家書得所歸。太學名廷，尚有右軍《官 奴帖》真本68 。 根據上引董其昌跋文及汪世清先生之研究，吳廷亦風雅文士，與兄長吳國遜在北京開設 有「餘清齋」古玩舖，兩人均精鑑賞，藏品曾由董其昌鑒定並選刻成《餘清齋帖》。董其昌常 向吳廷長期借賞法書名畫，因此「餘清齋」實際上形同董其昌觀賞與蒐羅法書名畫的一條重 要渠道。尤其是餘清齋殷實的法書寶庫，在董其昌成進士之後的藝術生涯中，吳廷更長期而 66古原宏伸、傅申，《董其昌の書畫》，圖版篇，(東京：二玄社出版，1981 年），頁 206-207。 67 古原宏伸、傅申，上引書，頁 211。 68古原宏伸、傅申，上引書，頁 248-249。
xxiii 集中地向董提供珍貴的資料，使董不斷拓展藝術眼界，擴大臨摹領域並提高創作意境69 。 因此，當董其昌為吳廷作像贊時，董氏即以米芾、倪瓚來比擬吳廷： 圖書彝鼎，琢玉雕金，人食以耳，汝衡以心，璞中剖璧，爨下賞音，芾耶？瓚耶？風流 可尋70 。 就目前資料看來，董、吳兩人之結識當始於萬曆庚寅年(1590)吳廷入都之後。根據吳氏在 董其昌所繪《瀟湘白雲圖》後跋語： 余庚寅之春入都門，得與董玄宰太史周旋往返，乘閑以素綾作橫卷乞畫， 因循閱歲，未能惠教。辛卯(1591)秋以庶常請告南歸，余得尾其舟，船窗 多暇，始得命管，至黃河乃竟《白雲瀟湘圖》，筆隨神運，真不減元章舊 作也……新安吳廷用卿氏記71 。 且不論此跋真偽，此則題跋反映當時水上交通狀況72 。友人之間各自有船， 行進途中首尾相接，而船窗多暇，兩友可在同一船中進行種種活動。董、吳兩人的共同話題 是書畫鑑賞，也是吳氏求董氏寫字作畫的最佳時機，此一情景，乃是古代「書畫船」的最佳 寫照。 董其昌結識吳廷至晚始自萬曆癸巳(1593 年)由江南初返北京時，彼時吳廷持董北苑《西 山行旅圖》進謁，俱見於高士奇《江村銷夏錄》卷一該圖之董其昌跋語中。 董、吳兩人自此交往甚密，萬曆甲辰年(1604)上元日，吳廷攜《唐虞世南臨蘭亭帖》一卷 訪華亭董其昌畫禪室，董氏觀後並加以題記。該年五月，董、吳兩人皆至西湖，董其昌「以 諸名跡」(未見列出)換取吳廷所藏的米芾《蜀素帖》；雖然吳廷書畫船上沒有了《蜀素帖》，卻 也增加了董氏用以交換的諸名跡。 至於吳廷書畫船上究竟珍藏哪些名跡，因其藏品時有交易，且未編目錄，不得其詳；但 是，其《餘清齋帖》收錄二十六種名帖，從王羲之《霜寒帖》、《行穰帖》；王珣《伯遠帖》、 王獻之《鴨頭丸帖》、《中秋帖》；顏真卿《祭姪文稿》，到蘇軾《後赤壁賦》…等，可以窺見 其藏品質量俱豐。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1608)十月十三日，董其昌舟行朱涇道中，日寫《蘭亭》及《官奴帖》 一過，因為此帖在蘇州時吳廷曾出示一次，「快余二十餘年積想，遂臨此本73 」。己酉年(1609) 69汪世清，〈董其昌和餘清齋〉，《朵雲》，1993 年，3 期，頁 58-67。 70 董其昌，《容台集》卷 7，〈吳江村象贊〉，頁 61。 71 《董華亭書畫錄》，頁 7。 72據任道斌先生之見，是年「秋日董氏無渡黃河之舉，故此卷應屬偽品」。參閱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前引書， 頁 27。 73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 1，〈臨官奴帖真跡〉條，前引書，頁 24-25。
xxiv 六月廿六日，董其昌再題王羲之《行穰帖》：「此卷在 處，當有吉祥雲覆之，但肉眼不見耳74 」，「同觀者陳繼儒、吳廷75 」。想必吳廷書畫船彼時正行 經松江、蘇州一帶。庚戊(1610)九月十七日，董其昌在新安舟次，「友人吳太學出(董氏 1591 年書)《論書畫卷》以相質，如見故我76 」。 己未年(1619)四月，董氏舟次邗溝(揚州)，與吳廷相遇並有書畫交易，董跋吳廷藏《元趙 孟頫書道德經生神章卷》中敘及董氏藏有趙文敏(1265-1323)為大長公主畫《倣閻立本道教三 清瑞像》，其上題有張嗣真詩題，用卿見而奇之，欲以古帖與董交換，董並未應允。此次用卿 出示此卷趙書，其後也同樣有張嗣真題字，因此「此卷此軸似是雙龍神物，合之雙美，余無 以難用卿也，遂題以歸之77 」。 七年後，天啟六年丙寅(1626)正月廿七日，董其昌又為吳廷題其所藏《范華原溪橋雪霽 軸》： 泊舟江口，守風八日，吳用卿出城，持此圖見示，觀其筆勢奇崛，氣吞荊關，非范華 原不能爾！咄咄嘆賞，不枉風伯之祝78 ！ 以上記錄除了 1604 年那次係吳廷走訪董其昌畫禪室，其餘幾次均是兩人於旅途舟中相 遇，在舟中交換藏品或題跋，故而有《蜀素帖》董跋中「吳太學書畫船」之語，至於董氏自 身所乘的船則更當之無愧。 關於吳廷書畫船紀錄又見於台北故宮藏王羲之名帖《快雪時晴帖》，此帖原為王穉登所 有，王氏售予吳廷後，復為劉延伯所有；劉氏得卷時並未付款給吳，兩年後劉逝於楚，吳廷 輕裝往弔，從劉氏家人復得此帖。吳廷大喜過望，遂在其前往湖北麻城的書畫船中作長跋記 其事： 余與劉司隸延伯寓都門，知交有年，博古往來甚多。司隸罷官而歸……余 後復偕司隸至雲間，攜余古玩近千金，余以他事稽遲海上，而司隸舟行矣……越二年， 聞司隸仙逝矣……余亦傷悼不已，因輕裝往弔之，至其家惟空屋壁立，尋訪延伯家事 並所藏之物，皆云為人攫去，又問《快雪帖》安在，則云存還與公，尚未可信。次日 往奠，其家果出一賬，以物償余前千金值，《快雪帖》亦在其中…….臨終清白，歷歷 74 關於王羲之〈行穰帖〉之董其昌題跋，參閱傅申、中田勇次郎，《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蹟集》(東京；中央公論 社出版社，1981 年)，卷 1，頁 6-12。 75 同前註。 76 《石渠寶笈續編》第八冊，〈董其昌論書一則〉，前引書，頁 440。 77 金梁，《盛京故宮書畫錄》(1913 年成書)，第三冊，(台北：世界書局，藝術叢編第一集，第二十一冊，1961 年)，頁 3。 78 (清)陸心源，《穰黎館過眼錄》（1892 年書），卷 2，《中國書畫全書》13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年）， 頁 16 下。
xxv 不負，可謂千古奇士。……展卷三嘆，因記顛末……天啟二年三月望日書於楚舟79 。 此跋不僅使吾人對吳廷的書畫船以及當時書畫交易的實際狀況多了一層認識，也令吾人 得知楚中劉延伯的書畫船亦曾經活躍於京師到江南與湖北途中。 3、吳楨 董其昌的其餘歙縣友人中，擁有書畫船者尚有吳楨。萬曆戊辰年(1628)重陽後一日，董其 昌書《墨禪軒說》寄歙縣汪然明的友人吳楨(周生)，邀請他們乘舟來松江觀賞董氏收藏，董謂： 禪家亦云，須參活句，不參死句。書有筆法、有墨法，惟晉唐人真跡具是三昧。…… 周生坐擁萬卷，博雅好古，尤精八法。余老矣，黃山勝游，不復可續，周生饒濟勝之 具，新安江清淺見底，舴艋順流，至我谷水只數日間，若與汪儒仲乘興一來，觀茲真 跡，所謂讀十年書，不如一日詣習主簿者也，周生以為如何80 ？ 董其昌亦邀請汪儒仲，亦即上文所述於西湖製畫舫的汪然明。另外，周生吳楨亦自具書 畫船，就董氏而言，從歙縣的新安江順流而下，入富春江即抵杭州，再經嘉興到松江，總共 「只數日間」就可抵達，似乎不是誇張的說法。若是回程，從杭州逆流而上，進新安江到歙 縣似要多費時日。 4、米萬鍾 在朋輩的交遊圈中，作為米芾的後裔，對於米芾持有特殊景仰與崇拜心情的米萬鍾(仲 詔，1170-1628)，在書法上也成就頗高。由於米氏居住北京，故與董其昌有「南董北米」之美 譽。天啟二年壬戌(1622)二月十日，兩人相會於舟中同觀書畫，董其昌於《五代宋元集冊》後 寫下長跋： 予與米參知仲詔同觀於晉陵舟次。昔日白香山守杭，(元)微之以守越州過杭，都人士 聚而觀者如堵牆，曰非欲觀相公，欲觀世所謂元白者耳！予與仲詔皆有煙霞之癖，世 有南董北米之稱，或不愧元白故事。收藏者新安程季白亦雅道，為東南顧阿瑛、曹雲 西輩人也81 。 79《故宮書畫錄》，卷 3，版本同前揭，頁 3-4。 80 董其昌，《容台集》(1630 年成書)，卷 5，<墨禪軒說>，(台北：中央圖書館出版，1968 年)，頁 31-32。 81(清)安岐，《墨緣彙觀》(1742 年成書)，卷 4，<名畫>，(台灣：商務印書館，1956 年)，頁 216。
xxvi 董其昌一生推崇米芾，慕其為人；而生為米芾後人的米萬鍾也性喜書畫，好奇石，畫山 水。董、米兩人「皆有煙霞之癖」，臭味相投。傳世米氏作品中有行草書七言絕句立軸《題畫 寄董玄宰太史》82 ，可見兩人相互交往，詩文酬唱，尤以董氏居北京任所時期為多。此次兩人 在晉陵(今江蘇武進)舟中相遇，可以想見米氏南下必定乘舟，其中隨行書畫必不可少，是則為 名副其實的「米家書畫船」。今傳世米萬鍾書跡亦往往鈐有「書畫船」引首章83 。 米氏書跡《七言古詩卷》除了引首處鈐有「書畫船」一印外，卷尾款署紀年：「辛酉春分 書於湛園之書畫船，石隱米萬鍾84 」。米氏所居湛園雖有池，但池中之船可能僅為旱船或〝陸 舫〞，也可能純屬書齋的雅名。先此伏筆，留待探討。 以下數則董其昌題跋亦可顯示其習慣於舟中攜書畫隨行之慣例： 萬曆癸丑(1613)中秋，董氏得觀兩件古畫： 舟泊南徐，新安黃中舍以惠崇《春江圖》見示，余亦攜王叔明《青弁圖》，乃山樵絕筆， 中翰瞠目叫好，因共易一觀85 。 另，根據《珊瑚網》作者汪珂玉之紀錄，萬曆丁巳年(1617)，董其昌曾向友人出示《唐宋 元寶繪冊》(計二十幅)： 萬曆丁巳年(1617)春仲，董太史玄宰攜至吾地，余同項又新孔彰過其舟中得閱。翌日， 太史挈雷仁甫、沈商丞至余家，更攜黃子久畫二十冊與先子觀，越宿，始返之也86 。 戊午年(1618)七月廿五日，董氏望三塔灣並《自題畫幅》云： 舟中攜趙伯駒《春陰圖》、趙文敏《溪山清隱圖》、王叔明《青弁圖》、倪雲林《春靄圖》、 《南渚圖》；黃子久兩幅、馬扶風《鳳山圖》共十幅，皆奇絕87 。 另，東京國立博物館藏一幅董其昌尺牘，內有句云： 82《明清の書》，上冊，(大阪：日本書藝院出版社，1976 年)，頁 27。 83 米萬鍾至少有兩方同文異印之「書畫船」印，見上海博物館編《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上冊，頁 321，印編 32、33 兩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頁 321。 84 《明清の書》，上冊，前引書，頁 28。 85吳升，《大觀錄》，卷 19，<董香光倣惠崇冊>，參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前引書，頁 130。 86 (明)汪珂玉，《珊瑚網》（1643 年成書），卷 19，名畫題跋，《中國書畫全書》5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年），頁 1166 上。 87 汪珂玉，《珊瑚網》，卷 18，上引書，頁 1160，《中國書畫全書》5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年），頁 1166 上。
xxvii 近得子昂、大癡、雲林之跡，皆奇絕，雖攜之舟中，以歸心甚急，不復能至京口，因 泊舟丹楊，與丈相聞，一訂東游之約，幸命之。雲林冊如已得，乞付來手88 。 董氏此札書於丹楊(陽)舟中，彼時其攜於舟中之新獲藏品，即包含元代名家趙孟頫、黃公 望、倪瓚三人等“奇絕”之跡，其餘所攜藏品是否為新購則不得而知。 此札也可以幫助吾人了解董氏在舟行在外時其他的一些旅途情況，如此時他到達丹陽， 雖離京口不遠，卻已倦遊思歸，不能與友人相見，遂在舟中修書一封，派人專送致候，希望 友人日後東來華亭一遊，並問及前此所託購之倪瓚冊，如已到手，則交來使帶回。 董氏一生，舟旅頻繁，類此在舟中的書札，在當時必然甚多，但傳世頗少，窺豹一斑， 亦可想見其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