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民粹主義與公共知識社群
陶儀芬 過去這些年，我們可以清楚感受到一般人對於台灣民主政治的運作越來越 感到無力、疏離與憤怒，周遭朋友或不再關心公共事務、或躲在一個小小的社群 中相互取暖，對於與自己立場不同的人或與自己無關的事情越來越失去耐性。總 體來說，台灣社會的社會信任與社會容忍─民主政治健康運作的基石─正在快速 下降。 如果我們只看台灣，很多人會認為這個發展趨勢與台灣主要政黨近年「只問 藍綠，不問是非」的國家認同/族群政治的操作動員有很大的相關性。我們不能 否認認同/族群問題確實是台灣歷史發展脈絡中很重要（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 社會分歧，但民主政治中的社會信任與社會容忍的快速下降並不是台灣特有的現 象，近年觀察世界各國民主政治的運作，從美國到東歐、從東南亞到拉丁美洲， 我們也都看到了無論是老牌民主國家或新興民主化國家人民的疏離與憤怒，社會 信任與容忍嚴重下降到國家瀕臨分裂邊緣的地步。這樣一個全球普遍存在的情況 或許反映了一個這個時代的共同問題，綜合一些相關文獻的論點，我把這個問題 稱為「全球化時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s)」。 全球化時代的「民主赤字」 有關「全球化」這個概念的探討汗牛充棟，並不是這裡要討論的主題，我在 這裡使用這個概念是因為我認為今天民主政治所面對的很多問題，其實是民族國 家面對到 1970 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在此定義為全球資本、財貨、人員與資 訊快速與大規模的跨界流動）所產生的問題，也就是有越來越多與一般人生活息 息相關的事物不是在民族國家之下的民主政治所能規範的，例如不時發生的國際 金融危機、貧富差距的拉大、全球暖化問題以及最近國際能源價格與糧食價格飆 漲等。換句話說，在全球化的時代，一般人越來越無法透過民主的政治參與來決 定自己的命運。啟蒙以來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的概念可能一直都只是一 種無法完全實現的理想，但它可能從來也沒有像在這個時代這麼虛罔過。民主政 治參與並不能真正讓人民決定自己命運的這種情況，我們把它稱為「民主赤字」， 它的成因除了經濟因素之外，也包含了現代代議政治本身的一些先天性問題，主 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問責赤字(accountability deficits)由於民族國家作為現代社會權力運作樞紐的位置受到來自國家層次之上 (international)與之下(subnational)以及非國家行為者(non-state actors)的挑戰，尤其 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在冷戰結束後的迅速擴張，更是讓市場力量在所得分配、風 險分配與機會分配上扮演主宰性的角色，所以許多影響一般人生活的重大決策往 往是千里之外一個不相干的決定所造成，民族國家之內的政治參與完全無從找出 該負責任的人，並用民主的制衡機制來課責，所以現代民主政治有嚴重的問責赤 字的問題。 二、審議赤字(deliberative deficits) 民主政治之下，政治參與者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無力感也表現在一般公民對 政策審議(policy deliberation)的不得其門而入。由於現代代議政治的政策審議一 般多僅發生在國會殿堂中的利益團體遊說與民意代表的討價還價（其實也沒有理 性辯論的空間），一般選民多被排除在外，加上政策的多樣性、複雜性日增，讓 一般選民參與政策審議的信息成本越來越高，使得民主政治的政策制訂過程產生 嚴重的審議赤字，一般人對政策制訂，乃至民主政治運作本身，產生嚴重的懷疑 與疏離。 三、倫理赤字(ethic deficits) 由於晚進西方社會主流思想將「理性」狹義理解為基於自利的計算能力，而 較為廣義的感同身受的思辯能力漸受忽視，在政治的場域強調的是利益的追逐， 而非價值的溝通，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是在追求各種片面利益在政治市場的競爭中 勝出，漸漸地政治主張的共善性(common goods)成為多餘的修辭，政治過程的公 正性(fairness)成為奢侈的苛求。這是 20 世紀以來將民主政治視同於政治市場競 爭的先天性問題，我們看到政治人物只代表自己支持者的黨派取向(partisan approach)近年已從經驗現象上的司空見慣演變為規範層次上的理所當然。當代政 治人物在政治行動的抉擇時刻，按照 19 世紀末德國思想家韋伯對行動倫理的區 分來評判時，只重「心志倫理」、不重「責任倫理」變成是政治人物在政治市場 立足的至高目標。由於前面所談到的問責赤字與審議赤字的問題，讓旁人對政治 行動的後果越來越難追究，這又讓政治人物對責任論理（對政治行動意圖與非意 圖後果再三審度的責任）更不重視，因此產生嚴重的倫理赤字問題。 同情理解「民粹主義」現象 全球化帶來的民主赤字使得渴望透過政治參與來掌握自己命運的公民對民 主政治產生強烈的挫折感，對現任的政治菁英、既有的政治制度，甚至社會主流 的規範價值，漸漸產生疏離與怨憤。所以，在人類歷史上，我們看到，當全球化
力量肆無忌憚地席捲全球之日也是「民粹主義」政治盛行之時。 「民粹主義」在今天幾乎是「政治操弄」的同義字，無論是政治人物或政治 觀察家都喜歡用「民粹」來形容他們厭惡的政治現象，好像只要幫對方貼上「民 粹」的標籤，對方就立刻被畫入一個「不可理喻」的範疇，這樣論者就可以對其 主張卸去同情理解的基本職責，而放縱自己「理性」優越感的情緒滿足。所以， 要嘗試對民粹主義現象進行客觀分析，並企圖說服讀者對這個現象產生的原因發 揮同情理解，是非常困難的事。 儘管歷史上民粹主義的樣貌多元豐富，在意識型態光譜上從極左到極右都有 分佈，但它們最基本的一些共同質素就是訴諸「人民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eople)、「反菁英」(anti-elite)與「反墨守成規」(anti-status quo)。它是政治平等
價值最質樸的一種表現，主張公民政治參與不受階級、財富、教養之差異的限制， 認為公民政治參與可以帶來公共生活的正面改變，所以在任何強調民主價值的論 述中我們都會看到民粹的影子。但它特別強調「人民」與「菁英」的對立，並相 信人民直接參與可展現一定力量來對抗墨守成規、對抗既存菁英共犯結構。所 以，在十九世紀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也就是上一次經濟全球化力量席捲全 球之時，我們看到民粹主義在陷入經濟衰退的民主國家以民族主義、社會主義、 農民保護主義、法西斯主義等各種樣貌第一次出現；在二十世紀中葉，無論在冷 戰中的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陣營，我們又看到民粹主義在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現 代化渴求強烈的開發中國家以盲目政治造神運動的形式出現，希望強人魅力所喚 起的群眾力量展現可以超克邊陲處境的集體焦慮。 絕大多數自由民主體制(liberal democracy)的提倡者都會贊成民粹主義強調 的政治平等與反菁英宰制等價值，但對於民粹主義運動往往訴諸抽象的「人民」， 並追求以超越既有體制藩籬（往往是遊走法治規範邊緣）的人民力量展現來突破 結構困境則多相當保留，尤其看到歷史上出現過的幾波大規模民粹主義運動往往 為「人民」帶來更大的壓迫，更對於這種政治運動可能出現的苗頭戒慎恐懼。所 以，在冷戰結束後，全球化市場力量再次席捲全球的今天，越來越多的民主國家 都出現了民粹主義式的政治動員，令許多自由民主體制的提倡者都感到憂心不 已。 然而，如果我們不能對於民粹主義現象發生的成因產生同情理解，去體認全 球化的今日一般人民對民主政治參與越來越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失落感，並從國 家制度與政策上或社會運動參與上去處理這樣的失落感，僅不斷強調民粹主義的 不理性與不道德，恐怕只會更加深一般人民的怨憤，讓民粹主義更為盛行。所以， 晚近許多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學者，如菲利普‧史密特(Philippe Schmitter)，開 始主張應該將民粹主義這個名詞中性化，對於這個現象進行更多客觀的社會科學
分析，體認到民粹主義現象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一般公民權利意識的覺 醒，尤其在剛剛民主化的國家，其實是自由民主體制的成功，而不是失敗。政治 生活對於每一個公民來說，不僅關乎實際利益的分配，也關係到情感上的寄託。 當許多人體認到民主政治不能提供他們對自己命運的不同選擇時，政治參與的目 的就會轉化成一種不同意見的表達，這個意見表達往往僅是對缺乏不同選擇的一 種抗議、一種不滿情緒，可以提醒真正在選擇他人命運的政治菁英謙卑與傾聽。 只要在不會嚴重威脅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礎的情況下，民粹主義在自由民主體制下 應該有它正當存在的空間。1 公共知識社群的角色 看到這裡，或許讀者會以為我將呼籲知識份子大量走入民間，幫助社會各個 角落權利意識覺醒的公民參與民主生活。這當然是極為重要的工作，但個別知識 份子的投入，如果背後沒有一個健全發展的知識社群來支撐，恐怕無濟於社會不 同群體之間的溝通，無法有效緩解全球化時代民主赤字的問題。根據長期研究全 球化與民主的關係的英國學者大衛‧赫得(David Held)的看法，全球化時代的民 主生活需要每個公民學習成為「世界公民」(cosmopolitan citizens)，具有超越自 己社群本位對「他者」立場感同身受的能力。2這樣看來，知識分子的投入民間 不僅僅應該扮演「培力」(empowerment)的角色，也必須扮演「橋樑」的角色， 如果沒有一個蓬勃發展的知識社群，讓多元價值可以進行對話，個別知識份子是 不可能扮演「橋樑」的角色，幫助個別公民學習成為世界公民的。 那如何建立一個能夠讓多元價值展開對話的知識社群呢？不得不令人想到 韋伯《學術作為一種志業》那篇精彩的講稿。這篇近百年前對慕尼黑大學的學生 所做的演講，一開始先以「學術的專業化」與「價值的多神論」來架構當代學術 活動的歷史處境，基於他對這個歷史處境的認識，他提出了「政治不屬於課堂」、 「先知與群眾鼓動者應該到大街上去，把你的話公開向群眾說」的看法，將「學 術」與「政治」的場域做嚴格的區分，並認為這是每一位學者都應嚴格遵守的道 德戒律。韋伯明確指出，學術不能也不應該對「我們該做什麼？我們該如何生 活？」這樣的價值選擇問題提供答案，但學術對人類社會來說也不僅是一些技術 性知識的累積而已，它的積極貢獻在於：當任何個人對一個價值問題作了選擇之 後，學術的功能是要「啟人清明、並喚起責任感」，也就是要去逼迫，或至少幫 助個人，對他的行動的終極意義，提出一套交待。3
1
Philippe C. Schmitter, “A Balance Sheet of the Vices and Virtues of Populism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hallenge of the New Populism” conference, 10-11 May 2006, Sofia, Bulgaria.
2
David Held, “Regulating Globalization? 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June 2000, Vol. 15 (2), pp. 394-408.
3
百年之後的今天，全球學術社群所面對的困境已不再是如何將「學術」與「政 治」的場域嚴格區分的問題，反而是學術的高度專業化發展已經讓學術活動陷入 越來越瑣碎化而漸漸與社會脫節的情況。近年，美國的社會學界出現了要建立「公 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的呼籲。4無獨有偶地，政治學界也掀起了一波對科 學主義的反省風潮，強調社會科學研究不該僅從對研究方法的熱情出發 (method-driven)，而要以現實問題出發(problem-driven)。5這些呼籲都是對整體學 術社群越來越遠離「政治」，變得無關緊要的擔憂。事實上，這樣的發展是韋伯 早已預見的，他在文章中曾提到「晚近，年輕人的圈子裡流傳著一種說法，既學 問不過是數學計算上的問題，在實驗室或統計歸檔系統中即可生產出來，和『在 工廠裡』製造產品沒有兩樣。而從事這種計算，只需要冷靜的頭腦，可以不要『心 和靈魂』。」 如美國著名歷史學者羅素‧傑考比(Russell Jacoby)所觀察，今日學術社群的 發展，讓學院中人都成為「學院知識份子」(academic intellectuals)，已經無法產 生對人類歷史與社會發展有強烈關懷的「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s)， 學術研究的專業化與細瑣化讓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專注於學術期刊論文的 發表，關心的問題與使用的文字越來越專業，也越來越與社會脫節，漸漸喪失使 用一般語言與社會溝通的能力，社會也越來越感受不到這個社群的存在，這樣的 狀況其實在強調數學計算的科學主義陣營與強調後現代、解構的文化研究陣營同 樣嚴重。6換句話說，今日學術社群的發展正讓學術人喪失「世界公民」的基本 能力，又如何發揮前面所談的提供多元價值對話平台的功能，扮演全球化時代緩 解民主赤字的「培力」與「橋樑」的角色呢？ 然而，「心和靈魂」的喚起並不表示「學術」應當直接介入「政治」，當學術 太以某種價值的實踐為目的時，自然就喪失了「啟人清明」的能力了，我們早已 看到太多頂著學術光環的人過於為某種政治立場服務的結局，反而是讓自己的光 環失色，也傷害了學術社群的整體社會形象。「心和靈魂」的喚起也決非要揚棄 「學術專業化」的發展，學術社群作為一個現代專業社群，一定程度的專業主義 與所衍生的相關倫理規範是這個社群生存的根本前提，唯有持續的專業化發展才 能維繫社群內部的成員認同與社群對外的社會功能。「心與靈魂」的喚起是要呼 籲躲在象牙塔之內的學術社群成員，尤其是掌握資源的學術菁英，不應該僅以「專 家」自許，追求個人在單一專業領域的卓越成就，應該要意識到自己對社會的特 權與義務，以建立「公共知識社群」為念，關心自己身處的學術社群的整體發展， 以及學術社群和人類歷史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
4
Michael Burawoy, “To Advance, Sociology Must Not Retreat,” The Chronicle Review, Vol. 50, Issue 49 (August 13, 2004).
5
Ian Shapiro, Rogers M. Smith, and Tarek E. Masoud, eds.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6
Russell Jacoby, “Big Brains, Small Impact,” The Chronicle Review, Vol. 54, Issue 18 (January 11, 2008).
在像台灣這樣的學術社群，一方面深受儒家傳統文化影響，另一方面又身處 現代人文與社會科學發展邊陲地位，在無法擺脫傳統讀書人相對於社會的傲慢與 孤立的同時，又急著要以培養與西方理論對話的能力作為學術發展的趕超指標， 更強化了在威權時代統治者就刻意發展的與社會脫節的「專家」傾向。因此，相 較於學術社群傳統得到較完整發展的國家，台灣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社群對我們身 處的具體歷史社會情境的掌握仍處於一個相當懵懂無知的狀態，所以更需要將 「心與靈魂」投入我們的學術社群發展，才能讓「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真能「啟 人清明」，學術社群真能成為全球化時代多元價值對話的平台，關懷社會、啟迪 後進，協助個別知識份子能在社會不同領域發揮「培力」與「橋樑」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