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世界頂尖學者
數位媒介與社會網絡的研究反思：
與知名媒介社會學學者陳文泓對話
Reflections on Studying the Digital Media Technologies and
Social Network: A Dialogue with the Award-Winning Media
Sociologist Dr. Chen Wenhong
對 談 人 ： 美 國 德 克 薩 斯 州 大 學 奧 斯 汀 分 校 廣 播 電 影 電 視 學 系 副 教 授 陳 文 泓 （簡稱WH） 訪談人：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副教授陳延昇（簡稱 YS） 時間：2018 年 5 月 22 日
陳文泓（
Wenhong Chen）教授簡介
媒介社會學者陳文泓（Wenhong Chen），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美 國德克薩斯州大學傳播學院廣播電影電視學系和社會學系副教授。她融合社會學、經 濟學背景，對社會網絡、社會資本、數位媒介技術著力甚深，包括探討數位技術媒體 創業、數位落差、公民參與議題進行長期深入探討。她的研究包含了探討社會資本在 陳文泓教授 陳延昇教授全球性、美國的數位落差現象中所扮演的角色，揭示了數位落差在技術因素之外的複 雜影響因素，諸如語言、文化、內容、社群等。她也提出透過提升弱勢族群的社會資 本，提高社交連結，才能強化數位連結。其研究成果不僅獲得眾多學術獎項肯定，也 廣受學術引用，這些重大獎項包括美國社會學學會、美國管理學學會、國際傳播學學 會的多個獎項，有 William F. Ogburn 中年學者成就獎和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青年學 者獎。她歷年亦獲得皮尤研究中心、福特基金會、加拿大人文社科研究委員會、葡萄 牙科學技術基金會、奧斯汀市政府等機構的研究支持。此外，她當選 2017-2018 年度 美國社會學學會傳播，資訊技術和媒體分會會長。
對話摘要
本次對話中，陳文泓談到跨學科背景對她學術研究的挑戰與助益，她認為不 同學科的視角反而可以幫助釐清研究問題的本質。接著，她談了自己研究主軸的 社會資本理論之發展變化，尤其結合傳播領域關注的社會網路、數位落差議題。 不只談論全球性的現象，她近年的研究視角也回到身處的城市，以研究協助政 府、企業、非營利組織改善在地邊緣社區的數位落差問題。除了數位落差，她也 將社會資本的強弱連結、信任的觀點帶入線上遊戲的研究，發現線上遊戲玩家的 社群網絡比過去研究其實來得更大而多元。陳文泓最近的研究關注於中美政策與 科技媒體創業。 至於學術價值，陳文泓表示，研究論文的 Impact Factor（影響指標）固然重 要，但研究者的真正對社會的 impact 更是重要。最後，她提到華人學者面臨的 西方理論優勢論述與創造在地化研究的處境。她認為在地化研究不是抗拒、也不 只補遺，而是將西方理論和研究方法視為普世資產之一，加以批判性吸收而能發 展出的自己獨特詮釋角度。 YS：傳播領域向來綜合許多學門，比如心理、政治、社會等，學門間的借光借火讓傳 播領域蓬勃發展。您在大學主修經濟，碩博士領域則是社會學。請問這些背景如 何影響了您在傳播領域的研究？ WH：我從大學到碩博士階段，一直在不同學科的學術訓練中獲取養分。1995 年獲得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學士、1998 年至 2000 年就讀於德國慕尼克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2001 年， 2007 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先後獲社會學碩士和博士學位， 2007 年至 2009 年於美國杜克大學從事社會學博士後研究。而 2009 年之後，我 就一直在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廣播電影電視學系和社會學系任教。 作為一個受過多學科訓練的學者，首先感恩有幸能夠接觸到多學科的理 論，方法和實踐。我所在的廣播電影電視學系非常多樣，在傳播媒體的大屋頂 下，允許我運用各種理論方法做研究。直接的影響就是我可以發展三個不同的研 究方向，但又彼此相關： 我第一個關注的領域是數位技術媒體創業，這是和大學時期所接觸的經濟 學基礎密切相關。第二個領域是數位落差與不平等。這是一個基本的核心的社會 學問題。探尋數位不平等的肇因、現象、後果和改善方式，我覺得數位元落差現 象需要更多的社會學家需要重視技術與不平等之間的互為因果的複雜關係。第三 個領域是數位媒體的社會影響，尤其是對於社會資本，社會網路和公民參與。 回頭看自己的學術發展歷程，跨學科的訓練背景讓我感覺最大的收穫是跳 出了單一學科的框架。其實，這並不是計劃出來的，而是很自然發生。因為在每 個學科受過嚴格的訓練之後，知道不同學科間都有自己的特定理論和研究方 法，也讓我在這三個不同學科交集的地方找到了可以發揮的自由。2018 年春 天，我在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發表一篇綜述性文章講媒體社會 學的過去今天和未來。主要觀點就是把媒體社會學擴展為一個網路的跨界的場 域，以問題為出發點和目的地。我想談的就是以跨學科而結合社會學、數位網路 的媒體研究觀點。 這些年來，在跨學科的發展當然也有很多的挑戰和困難，有時候也覺得沒有 完全突破。比如說在學科最核心的期刊上發表文章，經常要做一些妥協、讓步。 或者是有的時候看起來覺得自己很得意的研究，並沒有得到最多的引用。這 時 候讓自己有處在那種多重的邊緣的感覺，畢竟每個學科重視的關鍵很多時候並不 完全一致。但我還是認為，能掌握不同學科的理論、方法的自主性，然後進行學 科之間比較研究。這種獨特的視角，能真正從問題出發，還是非常值得的。所 以，雖然有時候會徬徨，覺得顧此失彼。所幸在這條研究路上，得到很多來自
師長，同仁，甚至是後輩的鼓勵和印證。方覺吾道不孤。感覺自己的堅持也許 對在路上的同行者和後來者也是一種支持。對我自己而言，把社會學的想像運 用到自己的經歷上，在個體歡喜煩惱與公共問題之間，今天的學術位置和興趣 也許是剛剛好。 YS：您的跨學科背景很豐富，是不是也因為如此，在您第二個和第三個領域，其實都 有典型社會學者對社會的濃厚關心或關懷?尤其在族群、權力和數位使用平等議 題？ WH：其實，我覺得許多傳播媒體的學者對權力關係也是非常敏感的，對弱勢、邊緣 的群體能夠怎麼樣在數位科技的環境下不至於被拋棄、能夠參與社會等議題也是 非常關心。當我們在跨學科研究剛起步的時候，可能經常會有一些學科的本位偏 見，認為我們領域關心的問題更重要，我們領域的理論更有解釋力，我們領域的 方法更嚴謹。 事實上，我體會到只要研究做下去，會發現大家的研究關心的事物很相似， 只是用不同的術語，不同的理論，試圖去解釋同樣的現象。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 高下、深淺之分。我也覺得，一位學者不管是從哪個學科出發，不管是從社會 學、 政治學、心理學或者是傳播學等，到了一定積累程度，真的會發現很多可 以把點、面、線串起來的觀點。只要繼續做下去，一定可以融會貫通。 YS：社會資本觀點一直是您長期分析網際網路、新媒介環境的重要取徑。您可否談一 談在新媒介所建構的資訊社會中，社會網路、資本、公民，相較於過去，有了怎 樣的新貌？ WH：新貌其實都是有跡可循。我們可以從幾方面來看待這個問題，首先從現象本身 來討論的話，如果我們能夠分清楚什麼是新，什麼是舊，這個研究任務可能就已 經完成一大半了。 我認為當前的社會網絡，尤其是以個人或社群所形成的人際網絡，相較於過 去，作為公民或是消費者的人們，都變得更加複雜、分裂、模糊、矛盾、流動、 不確定。這個新貌之中，當然數位傳播技術是起了很大影響。數位技術擴大了人 們的新的視野和環境，但複雜而分化的新世界也帶來了焦慮。人們很容易投身能 給他們安全感、確定性的思想或者是群體。比如，狹隘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
這不只是美國或任何單一國家的社會問題，而是全球都面臨的共同問題。 其次，從社會資本的研究概念出發來思考這個問題，儘管社會資本理論的歷 史悠久，但是我覺得引起較大的影響是在 1995 年，在政治學、社會學都引起了 極大的反響，我在杜克大學老師、社會資本著名學者，林南（Nan Lin），開始 用社會網絡的理論和方法，為社會資本注入更強的結構性和可分析性。在此之 前，早期的社會資本觀點，很多的批評者都已經指出社會資本的成因、表現、後 果，論述都不是非常清晰。尤其令人困惑，社會資本主要談的到底是個人？社 區？國家？還是全球層面呢？另一個主要批評是早期的社會資本研究，過於強調 正面影響。也就是說，社會資本的負面影響很不受重視。比如，社會資本會增強 族群之間的分裂，而讓一小群體人因為強化己群的族裔、文化有更強的連結。 90 年代中期發生到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社交媒體成為了主流，社會 資本理論獲得傳播學極大的重視，但是傳播學在一定程度上對社會資本的研究， 並沒有完全引進早期政治學、社會學對社會資本比較嚴謹的理論、概念和測量。 我覺得關於社會資本的研究可以再深入複雜些，還在發展當中。 同時，我並不覺得哪一個理論、概念，專屬於某一學科。在傳播、新聞領域 對新的傳播技術、傳播媒體、公民參與、政治參與非常重視。過去十年當中，傳 播學在研究社會資本的影響，和對社會網絡中的影響其實進步很多。做為學者， 我們身處數位科技快速發展的洪流，可以觀察到社交媒體和公民參與的互動。比 如，從阿拉伯之春，一直到現今美國、歐洲的保守勢力、右翼勢力崛起。社交媒 體的角色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YS：您剛剛講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確實在阿拉伯之春出來之後，我們看到學 界有一些文章或專著是我們現在回來看當時的報導，好像覺得就是因為科技的改 變所以促成了社會的流動、全球的政治的變化。但您認為不是這麼單一的原因促 成這種現象。對待新的媒體技術、社會資本與公民社會，我們要採用怎樣觀點？ WH：沒有錯，我覺得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科技決定論的觀點。不管是媒體、技術對 社會的影響，不管社會資本還是社會網絡，或者是公民參與的議題探討。 首先，不能夠忽視技術的影響。其次，我覺得我們也不能過度崇拜數位技術 的影響。第三，作為研究者，我們是應把技術的影響和整個社會人文學科長期以
來的理論融合起來。比如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的理論，我覺得是非常豐富的，但 現在他的理論常被斷章取義。我覺得當下有些研究者只擷取自己需要的那個片 段。事實上，很多的經典的理論其實可以在當下的媒體現象中獲得新的生命。 很多經典的問題，可以拿到我們當下環境來討論。再回到社會資本的觀點，比 如說把 90 年代後期開始的討論，就是結合社會資本的觀點和數位媒體技術，用 來討論社會聯繫和流動性。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我們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學者，在這個當下，2018 年是非常幸福也是非常痛 苦的一年。幸福是說你絕對不缺少研究的題目，我們被技術趕著往前走，很容易 找到數據，也很容易找到流行的理念，發表文章變得容易。痛苦則是在於目不暇 給，迷失在眾聲喧嘩當中。這不是我一個人的觀點，應該很多前輩、同輩都有這 個體會。特別是我覺得現在經濟環境也在變化當中，長期對我們的學術環境發展 不一定完全是正面的作用。但我還是希望能有一個批判的空間，慢下來，這樣我 們才能夠真正對理論作出一些貢獻，而不是又添了一篇小小的實證文章。 所以，我們做為學者，好像還是要給年輕人準確、清晰的分析。現在整個世 代就是處在一個混亂氛圍。所以，我才會說現在是我們做學問最好的時代，也是 最壞的時代。 YS：在過往一些學者們曾經的想像之中，數位媒介科技是通往烏托邦的鑰匙。但您過 去研究中多次提到仍存在全球和區域數位落差的問題，也指出技術之外，人們的 社會資本是影響數位落差的重要因素。可以為我們進一步詮釋一下您近年的研究 觀點嗎？ WH：我對數位技術媒體創業和數字不平等的研究，其實是從個體的層面過渡到國 家，組織，網路的層面。我自己第一篇發表的學術文章（Chen, Boase, & Wellman, 2001），講的就是全球的數位落差、數位鴻溝。那時我剛在多倫多大 學開始碩士的學術生涯。1998 年，我的導師 Wellman 和國家地理雜誌合作，在 全球 100 多個國家蒐集了問卷、訪談，研究當年世界各國的人是怎麼樣使用互 聯網，那我自己的第一篇學術文章就是在講全球數位化。從那時候起，我就一 直關心數位落差和社會不平等議題。 有趣的是，到今天我還在做的一項研究也是和數位落差有關。在我們德州大
學奧斯汀校區附近有個區域是給低收入者的福利住宅（public housing），長期以 來這些所謂的邊緣社區都有上網困難的數位落差問題。
後來當 Google 開始在全美要推動城市高速光纖上網計畫（Google Fiber），預期 要提升聯網速度品質，在堪薩市首先推動卻遇到阻礙。因為這些城市的邊緣社區 的數位落差會因為經濟因素，內容關聯性等等的影響，有媒體報道數位落差反而 因為 Google Fiber 計畫而擴大。 在過去的受挫經驗之後，Google 要德州奧斯汀市推行建置城市高速光纖上 網計畫（Google Fiber）時，他們主動尋找福利住宅社區做為合作對象，讓這些 社區能申請免費高速上網的機會。企業是很聰明的，知道要改變作法。我的研究 就是注意到這樣的現象，解決數位落差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更是使用的問題。 數位媒體要用來做甚麼用途？要如何持續？所以這些邊緣社群使用者的社會資本 在這裏面扮演重要關鍵，不是 Google 只要架設一個快一千倍網路就能解決數位 落差問題。 YS：這真的是很動人的觀察和研究，所以您從全球數位落差議題出發，最後回到了在 地城市邊緣社群的數位落差改善。 WH：以美國這邊看到的案例，我覺得數位落差並不是遙遠的議題，其實就在我們身 邊。我們關心這些議題，不單要投入時間，有時還要投入自己研究的經費，但 是我覺得成果是很豐碩的。我與同事帶領學生進行過數個以奧斯汀市為觀察的 數位落差研究，透過多年期和混合研究法的研究，我們收集了數百小時的參與 觀察紀錄，也進行幾十次深度訪談，和公眾住宅區域的問卷調查資料。這些研 究想要探討公共部門、私人企業，非營利組織如何共同協助數位科技洪流下的 弱勢族群。我不覺得商業公司都是只關心商業利益，尤其是數位科技相關的公 司其實也講求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早期要解決數位 落差問題，大部份讓政府組織主導，但現在很多非營利組織、政商名人也投入 慈善或科學研究要改變社會，這是一個巨大改變。所以，我也不認為現在的數 位科技公司很邪惡，會像吸血鬼一樣把我們使用者數據拿走去利用。但是，我 們在學界，其實是要不斷的發聲、不斷的提醒，數位媒介技術當然會有好的一 面，沒有全黑與全白，我覺得是整個社會群體在不斷的協商過程當中。
YS：我們注意除了您將社會資本觀點用在分析數位落差之外，這兩年您也進行一些線 上遊戲、遊戲社群的研究，尤其探討以中國遊戲玩家的社會網絡，而提出與過去 我們想像很不同的發現。可以談談這些現象和社會資本的關聯又是甚麼？ WH：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覺得自己滿幸運的，能夠在這個不同學科的交集， 然後自己也滿幸運的接觸到在不同學科的朋友，這個研究我要謝謝現在在加州 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沈粹華老師，我們有共同對社會網絡的研究興趣。沈老師對電 玩遊戲的社群網絡，特別是性別不平等有濃厚興趣。我們一起分析一個資料龐大 的中國線上遊數據資料。在這個研究有些好玩的發現，譬如說，我們發現這個 資料庫中，線上遊戲玩家的核心社交網絡規模和多樣性，相比以前的研究，不管 是在美國的或是中國的，甚至是其他國家的研究，這群玩家的社會網絡規模和多 樣性都較高。這樣的發現讓我們也非常吃驚。 YS：是的，一般想法會認為玩線上遊戲就是一小群人、小群體在交流。 WH：我開始要去解答這個問題。剛好我自己很關心人際間信任的問題，就去分析遊 戲玩家的信任。發現它是非常有層次感的，從玩家間彼此相互信任，對遊戲團隊 的信任，玩家對整個遊戲設定的信任，乃至對遊戲之外的其他人的信任。我自己 很喜歡這個研究雖然這個研究（Chen, W., Shen, C., & Huang, G., 2016），最後 也沒有完全呈現各種信任和強弱連結的關係，但是我自己認為從動機、行為、社 會關係的因素上面來講玩家間的信任關聯其實很有趣。 YS：為甚麼您對信任這構念會有這麼大的興趣？或者說，信任對社會資本、社會網 絡為什麼這麼重要呢？現在的社群平台上，有時候會發現年輕族群的信任感跟過 去世代差異很大。我在思考，為甚麼年輕世代在網路上的自我暴露都很高，似乎 很不介意隱私，很願意把生活的種種細節都與網友分享。這是因為信任感受不同 所造成的差異嗎？ WH：信任的概念在早期就是社會資本的一部分，是社會資本的一個表現形式，或是 說社會資本的結果。但是，我越來越覺得信任本身也是具有多面性、複雜的概 念。它可能是心理學的概念、生物學的概念，也是一個網絡性的概念。我們到底 信任甚麼？是個人還是制度，像現在 Facebook 上的討論，也是把這些社群平台 媒體當做為一種制度信任。你提到的世代間看待網路上的信任差異，這也很有
趣。過度自我暴露和信任的關係是甚麼？這可能是基於對社群平台的信任或者是 對網絡成員的信任。複雜變化，我覺得可以窮其一生去研究。 YS：您一直提出對研究議題和思考方向要更宏觀的提醒。但我們也明白學者進行研究 上的實際困難。比如說，長期資料也許不容易取得等等，會不會這些也造成在研 究上大家的視野不容易拉到比較從結構的層次去著手的研究，而很容易去做比較 快、有明顯效果的研究？ WH：我非常能夠理解為甚麼很多的研究者做像你剛剛講的研究，很多時候如果做的 不是主流的研究，發表上可能有一些困難，或者是說不按照主流去做研究就相 對難以獲得承認。但是，我記得過去我的老師們告訴過我一句話：「當學 術如果做到一定程度，就不會在乎 Impact Factor（影響指標），要在乎的是你 的 impact。」其實，我自己在早期發表文章的時候還是滿在乎 Impact Factor（影 響指標）的。現在很多學術工作都被量化，但是，我們做為學者必須追求的是對 社會的影響。從自己的內心出發，覺得什麼樣的研究更有 impact，那我們就去做 什麼樣的研究吧！ YS：您在中國長大，但是您的學習過程中在歐洲，也在加拿大也都待了一段時間，然 後則在美國。做為一個華人學者，在研究生涯當中，你有沒有經歷過一些研究層 面的文化差異，或者是說我們說東方儒家思想或很多西方國家對彼此文化的核 心、社會的理解、期待，可能都有所差異。這對研究者來說是好事呢？或者是限 制？ WH：我生於北京、長於北京，兜兜轉轉然後在歐美求學，基本上把自己定位成一個 海外的華人學者，因為我自己的社會學和傳播學訓練其實是在國外完成，是用德 語和英語進行的。我主要使用的研究理論和方法是網路理論和方法，這在西方學 界也會因為太強調結構性被批判。 華人社會文化和社會結構、網絡、人際互動的方式，跟歐美文化體系不是能 夠天衣無縫或水到渠成接軌。有時只能用它們解釋華人社會。文化差異的限制當 然是有，比如說，我在多倫多大學讀書，有一位學姊是做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研 究，而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和美國的非常不同。她做的研究都是非常深入紮實 的，但在北美主流的的種族族裔研究的學術圈中卻很難被重視欣賞。我覺得對這
方面的限制，日本學者，拉丁美洲學者、臺灣的前輩學者可能有更多的心得體 會。雖然在學術界，我們已經是幾代人在推動不同文化的交流，但坦白說，我們 還需要更多的努力去創造壹個更加對等的平等的學術交流。 比較客觀的說，現在還是西方的理論和研究方法處於優勢地位。確實，西方 世界的理論不能解釋一切，但是，我們自己的批判性理論、研究框架或研究方法 又還沒有成形。不管是情願還是不情願，眼下進行的學術研究，還是在西方理論 的框架和研究方法中。很多人說現在中國崛起，或者說要強調「華人文化」，但 我們的學術應該還在發展當中吧。 我個人感覺，東方和西方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對話當中，現在還是我們學 得比較多、聽得比較多。我們必須思考，所謂華人文化中的社會結構或社會網絡 的獨特之處，究竟是當作一個需要加以控制的研究變數，還是要視作一種需要詮 釋的變數呢？這些思辨包含了普世性和特殊性的考量。 要怎麼看待西方的理論和方法？它是我們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嗎？還是阻止 我們發展在地理論的枷鎖？我們的在地研究僅是提供了一個檢驗西方理論的場景 嗎？這些都不是有簡單答案的問題。反過來看，在地化是甚麼? 我認為在地的關 鍵在於長期的關注，研究者要有存在感，要能接地氣，但同時也要能跳出來。我 們應該要有自己的傳播研究視野。 在地化很重要，我們希望更瞭解自己的社會和文化，但是在地化不是限縮視 野。在地化不是僅僅因應西方理論無法解釋東方社會的缺陷，而是說我們有新 理論去解釋西方嗎？我們獨特的貢獻又是甚麼？我認為在地化不要只是用我們社 會，文化、網絡等去修補別人的理論，而是要發展我們自己的全球性視野。華語 圈的學者可以研究歐美日韓，也可以研究亞非拉美，這是更多元的框架下思考 理論的創新。這是一個不斷批判性的一個過程，我覺得不能盲目拒絕，也不能盲 目崇拜，要能批判性的吸收應用西方的資產。 這些年亞洲的崛起，讓一些西方學者沒有文化基礎、語言訓練就進行比較性 研究，已經有研究者指出我們對新壹輪的學術殖民主義應有所警惕。我們這一代 的華語研究者有著與歐美學者進行平等交流的任務。我們華人學者要做的不只是 在地化，而是平等地有理有據的交流，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
陳文泓主要學術著作：
Books and Edited Volumes
Chen, W., Park, Y., & Quan-Haase, A. (Ed.). (2018). Privacy and Data Management： User and Producer Perspectives, Special Issu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Chen, W., & Quan-Haase, A. (Ed.). (2018). Big Data Ethics and Politics, Special Issue, Social Science & Computer Review.
Chen, W., & Reese, S. (Ed.). (2015). Networked China： Global Dynamics, Digital Media and Civic Engagement. Routledge.
Chen, W. (Ed.). (2014). The Internet, Social Networks and Civic Engagement in Chinese Societies, Special Issu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7(1).
Selected Journal Articles
Chen, W. (2018). Abandoned Not： Media Sociology As A Networked Transfiel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5), 647-660. doi: 10.1080/1369118X.2018.1428658
Chen, W., Shen, C., & Huang, G. (2016). In Game We Trust? Coplay and Generalized Trust in and beyond a Chinese MMOG Worl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9(5), 639-654. doi：10.1080/1369118X.2016.1139612
Chen, W. (2015). Mediatizing the network model of cultural capital： Network diversity, media use, and cultural knowledge along and across ethnic boundaries. Social Networks, 40(1), 185-196. doi: 10.1016/j.socnet.2014.10.003
Chen, W. (2015). A movable feast： Do mobile media technologies mobilize or normalize cultural particip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1(1), 82-101. doi:10.1111/ hcre.12041
Chen, W. (2013). The implic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for the digital divides in America.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9(1), 13-25. doi: 10.1080/01972243.2012.739265
Chen, W. (2013). Internet use,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ties in Americans’ networks.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31(4), 404-423. doi: 10.1177/0894439313480345 Chen, W., & Givens, T. (2013). Mobile donation in America.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1(2), 196-212. doi:10.1177/2050157913476028
Chen, W., & Wellman, B. (2009). Net and Jet： The Internet use, travel and social networks of Chinese Canadian entrepreneur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2(4), 525-547.doi: 10.1080/13691180902858080
Chen, W., & Wellman, B. (2004). The global digital divide–within and between countries. IT & Society, 1(7), 39-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