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清代臺灣義民研究探析
孫連成
* 清代臺灣移墾社會的特質，以及清廷對臺控制的低效，造成變亂叢 生，以泉州和客家為主的義民團體乃應運而生，成為民變和會黨的一大剋 星，在歷次民變中扮演輔助性的平亂角色。 就性質而論，義民是對應民變而產生的民間自衛組織，是相應於異性 結拜組織和會黨組織而產生的地域化社會共同體。 就動機而論，義民倡舉義旗，助官平亂，主要出於自保動機，而且大 多是自動自發，但欣羨利益功名者及趁機遂行分類報復者也大有人在。 就成員階層結構而論，義民和發動民變的「亂民」組成份子皆以農民 和游民為主，雙方最大的差異主要在於領導階層，民變領導者多屬社會下 層人物，而義民的領導者則為屬社會領導階層的紳商。但不同的義民首之 間仍須留意其時代與區域性之間的差異性。 就族群分布而論，清代臺灣協助官兵平定動亂，並得到「義民」稱 號的，幾乎涵蓋漳、泉、粵、「番」所有的族群。在朱一貴事件時，閩客 移民攜手平亂，說明廣東及客家族群和泉州籍族群在社區意識及維護社會 秩序的激勵下，是可以合作的。在臺灣開發史上，義民並非客家族群所獨 有，福佬族群與原住民亦有，義民爺信仰也並非客家獨有信仰，但歷史演 變下，義民信仰卻成為客家族群特定的族群標籤及圖騰，與乾隆朝的官方 書寫以及褒封刻意將義民與客民完全等同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歷史科教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學碩士班研究生。一、前言
從歷史過程來看，「義民」一開始顯然並不限於特定族群，而 是漳、泉、粵、「番」四種族群都有，但後來卻成為客家族群特定 的族群標籤及圖騰，基本上和客家素習拳勇、驍勇善墾有關， 也是 一個值得分析的歷史轉折。2也因為義民爺信仰涉及不少敏感議題 （例如義民乃「不義之民」的指控以及義民爺是否為孤魂野鬼或專 屬客家信仰的論爭），有關義民爺的詮釋，曾在十餘年前的國中教 材編寫過程掀起一陣不小的波瀾，引發一場學界論戰。義民爺是何 許人？民間異性結拜組織和義民組織呈現何種關係？義民的成員結 構和地域背景？義民協助官府平定民變，背後動力為何？清朝政府 以及民間社會以何種眼光看待義民？清代史料諸如地方志中的「義 民」形象如何？延續二百多年的奉（ ）飯（奉饌）習俗，為何不 用敬奉神明的「牲」，而用敬奉亡故親人的「飯」？臺灣第一部以 全客語紀錄義民祭典的紀錄片「義民爺爺－在風中出征」2005年於 公視播出，從一張自清朝流傳下來的義民執照說起，試圖澄清不少 人對義民爺本質上是無名無姓孤魂野鬼的刻板理解，在方法論上有 無可檢討之處？有關義民爺及義民信仰的論著頗不在少，但其中仍 存在進一步商榷釐清的空間以及待發之覆，透過質疑辯難，或許可 1 在首任巡臺御史黃叔璥的筆下，「客民」平常就喜歡練武習拳，逞兇鬥毆。他曾 說：「（粵人）習拳勇，喜格鬥，倚恃護符（以官府發給的劄符作為護身符）， 以武斷於鄉曲。」清．黃淑璥，《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1957）， 卷4，〈走崁筆談〉，頁93。徐旭曾在〈豐湖雜記〉（收錄於羅香林編，《客家 史料匯篇》，臺北：南天書局，1992）裡也說：「客人多精技擊，客人之技擊傳 自少林真派」。羅香林亦指出：「客人好講武術，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羅香 林，《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1992），頁183-184。 2 蔡采秀，〈以順稱義：論客家族群在清代臺灣成為義民的歷史過程〉，收錄於 賴澤涵、傅寶玉主編《義民信仰與客家社會》（臺北：南天書局，2006），頁 109-157。以讓某些問題得到多角度的反思，有助於問題的釐清以及更深入的 探究。 本文主要探討義民產生的背景與原因、義民和義民首之構成分 析、義民之行為取向以及清廷對義民的利用防範、義民信仰的歷史 詮釋問題，試圖釐清義民及義民信仰的歷史根由及背後意涵。本文 指涉的義民包括為首的士紳、鄉莊頭人，以及其所招募的鄉勇和官 方所招募的鄉勇，也包括義「番」。例如林爽文、莊大田反清事件 中，番社助清軍打仗搜山，貢獻良多，也有不少原住民首領靠助平 亂飛黃騰達，如臺灣中部岸裡社巴則海族（Pazeh）阿莫（Amok） 家族。3不過有關義「番」（包括生番）的研究，因牽涉面太廣，涉 及「番」人的社會組織、經濟活動及政治各層面。此外，義「番」 產生的背景以及清廷運用義「番」的態度和策略，都和義民大不相 同，例如官方對平埔族熟番的徵調，由於朱一貴案之初的失敗經 驗，4讓官方此後再重新啟用他們時，顯得格外謹慎。相對於義民的 表現，番屯較為起伏不定，功過並不一致，必須視個案評斷其歷史 功過是非，如戴潮春案初期的安溪寮、斗六門戰役中，屯丁戰力無 法發揮，甚至於還通敵變節。5惟義「番」議題受限於時間及能力， 本文未處理此範疇。6 3 許達然，〈十八及十九世紀臺灣民變和社會結構〉，《臺灣文獻》，51:2（臺 北，2000.6），頁82-83。 4 亂初四大社熟番跟著鎮標右營游擊周應龍南下作戰，但因紀律不良反而誤事。四 大社番竟趁機掠奪漢人聚落，報復宿怨，結果將受害的漢人庄民推向「叛軍」， 以致官兵潰敗，府城淪陷。之後新港社熟番又趁亂在府城恣意劫掠，擾亂後方民 心士氣。參閱許毓良，〈清代臺灣的軍事與社會：以武力控制為核心的討論〉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頁206。 5 參閱許毓良，〈清代臺灣的軍事與社會〉，頁245。 6 相關論文犖犖大者有黃煥堯，〈清代臺灣番人與地方治安之關係―義番與番患 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黃富三，〈岸裡社 與漢人合作開發清代臺灣中部的歷史淵源〉，《漢學研究》，16：2，（臺北， 1998.12），頁61-78。
二、義民產生的背景與原因
義民並非臺灣開發史上所獨有，但本文中之「義民」，指涉 的是在清領時期協助清政府弭平變亂，維持地方秩序有功者。所謂 「義民」，藍鼎元《東征集》曰：「有能糾集鄉壯，殺賊來歸，即 為義民」。7簡言之，即從官殺賊，激於義為兵者。雖然「義」字是 基於清官方的立場而言，但至遲在清中葉後，義民即已成為專有名 詞，如乾隆朝林爽文抗清告示即有「其從前雖有被脅為義民，今既 知悔歸順……」8等語。蔡采秀在〈以順稱義：論客家族群在清代 臺灣成為義民的歷史過程〉中，從歷史的動態變遷觀點出發，將義 民的歷史意涵的演變畫分成三個階段，分別是康、乾年間的被動稱 義，到乾隆末年轉變為主動稱義，同光年間（1862-1808）再轉變 為急公好義，9頗有助於釐清義民在不同歷史背景下的歷史意涵，以 及轉折背後往權力核心靠攏的現實利益考量傾向。不過該篇文本以 「順民」及因應清廷官方利益來詮釋客家族群的義民之舉，也引發 學界不同的聲音。10 由於義民乃是民變事件的應生團體，11所以義民的研究必須考 7 清．藍鼎元，《東征集》（臺北：臺灣銀行，1958），卷1〈檄臺灣民人〉，頁5。 8 《清史資料叢刊―天地會》（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順 天大盟主林爽文告示〉，頁154-155。 9 蔡采秀，〈以順稱義：論客家族群在清代臺灣成為義民的歷史過程〉，頁 109-157。 10 參閱李豐楙，《義民信仰與客家社會》，頁4；薛雲峰〈臺灣客家史觀：以義民 與1895乙未抗日戰爭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 論文，2009）。 11 見陸寶千，《論晚清兩廣的天地會政權》（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5），頁233：「某團體當其活動時，影響所及，輒能產生另一團體。換言 之，後一團體乃受前一團體之刺激而產生。吾人名前一團體曰：『原生團體』， 後一團體曰：『應生團體』。」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臺北：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9，1983），頁318；丁光玲，《清代臺灣義民研究》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37。也有研究者認為義民組織應是出現在民慮臺灣移墾社會的特殊環境以及臺灣社會變亂結構，結合民變思 考。例如在動機方面，根據劉妮玲等人的研究，民變並非以帶有 民族色彩的「反清」為主要動力，12義民顯然也非以「擁清」為主 要動力。就性質而論，由於民變者的分類意識頗濃，於是應生起 而抵禦的義民自亦帶有分類傾向。13趙翼〈論臺灣要害〉：「是時 賊方蜂起，漳人仗賊之勢，常凌泉人。及黃、任兩提督率兵至，賊 稍歛，則泉人又仗官兵之勢凌漳人」。14《道光噶瑪蘭廳志》引用 《問俗錄》，特別強調了當時地方動亂與不同義民群體之間的「分 類意識」的微妙關係，在其筆下，義民在很大程度上出於「分類械 鬥」的動機： 閩人為叛民，粵人即出為義民，保護官長，衛守城池。匪 人又乘此假公濟私，肆橫報復。遇閩人不問其從賊與否， 殺其人、焚其室、劫其財，曰：「予殺反賊，不計其為閩 人也」。15 《問俗錄》的另一段則道出了閩粵矛盾的根源：「鳳山、淡南 變之前，並非因應「民變」而生的產物，但此說乏確鑿直接證據，且又云義民武 裝團體乃創於朱一貴事件時的六堆客家莊，似難以自圓其說，故本文未採此說。 參閱薛雲峰，〈臺灣客家史觀：以義民與1895乙未抗日戰爭為例〉。 12 另一派學者則認為「清代臺灣的抗官民變多具有以民族意識為動力之『易世』革 命的封建特質」。大都如朱一貴之亂改元稱號外，而且一如當時的中國大陸，大 都是屬於會黨之亂。李筱峰、林呈蓉《臺灣史》（臺北：華立圖書公司，2003）， 頁108；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臺灣史》（臺北：五南，2002），頁 102-104；林再復，《臺灣開發史》（臺北：三民書局，1997），頁156-158。 13 謝宏武，〈清代臺灣義民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4），頁38-44；林偉勝，〈清代臺灣分類械鬥之研究〉（臺北：國立政 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也提及歷次民變中義民的分類械鬥行為。 14 清．趙翼，〈論臺灣要害〉，清．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六（臺北：世界 書局，1964），卷84，〈兵政〉，頁10。 15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臺灣銀行，1963），卷5，〈風俗上〉， 頁194。
粵人眾，閩人寡；餘皆閩人眾，粵人寡。」16換言之，即使在十九 世紀初期，除了鳳山、淡南外，閩南人居多數，客家人居少數。17 粵人無論移民人數與區域都較閩人屈居劣勢，18屬於移民社會的弱 勢族群，在我群意識及生存危機感之下，粵人為維繫既有的開發成 果，往往率先響應官府的勤王號召。19每當官兵要鎮壓地方的騷亂 時，以義軍為名出師的尤以粵民的起義最為顯著。20隨著拓墾的展 開，因為爭奪生存空間及經濟利益（如爭奪灌溉水源及墳山墾地乃 至地租、貿易利益等），造成閩粵雙方長期的分類械鬥，21使得兩 籍的仇恨越積越深，以致粵民為了報復分類仇恨，每每利用民變 時，假借義民民色來迫害閩人。直到十九世紀二○年代，臺灣貢生 林師聖調查說到：「其禍自朱逆（按指朱一貴）叛亂以至於今，仇 日似結，怨日已深，治時閩欺粵，亂時粵侮閩，率以為常，冤冤相 16 清．陳盛韶著、劉卓英標點，《問俗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頁 138。 17 莊吉發參閱檔案資料後，指出此說較福建總督高其倬所稱諸羅、鳳山、彰化三縣 之人，閩粵參半的說法，其可信度較高。見莊吉發，〈從檔案資料看清代臺灣的 客家移民與客家義民〉，《義民信仰與客家社會》，頁16。 18 之所以如此，背後原因殊為複雜。一方面是來自不同原鄉的移民先來後到的問 題，一方面也是因為臺灣府在行政區劃上隸屬於福建省，廣東移民渡臺限制較 嚴。清領初期曾對粵民渡臺有所禁止，歷來學者多認為係靖海將軍兼福建水師提 督施琅對粵人的偏見所致，然而據尹章義等學者指出，朝廷禁止「隔省流寓」易 生流民譁變的戶口政策，恐怕才是主因。參見尹章義，〈臺灣移民開發史上與客 家人相關的幾個問題〉，《輔仁歷史學報》2（臺北，1990.8），頁84-86。 19 郭維雄，〈黃袞《邀功紀略》所載清代臺灣南路六堆義軍參與平定林爽文事件始 末探究〉，《義民信仰與客家社會》，頁75。戴炎輝也指出官兵鎮壓騷亂，每利 用異籍為義軍。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1979），頁311。 20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頁306-307。 21 伊能嘉矩提到「最初因墳田水利之爭而引起衝突」「起於生存競爭」，伊能嘉 矩，《臺灣文化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5），頁517。戴炎煇亦提 出「根本原因在於異類人爭奪經濟上之利益，尤其在清代農墾階段，以爭地搶水 為最」，戴炎煇，《清代臺灣之鄉治》，頁298。許達然也指出在十八世紀初的 臺灣邊疆社會，為了獲得土地和灌溉，移民者漸漸從「以目標為主的競爭」轉變 為「以對手為主的衝突」。許達然，〈械鬥和清朝臺灣社會〉，《臺灣社會研究 季刊》，23（臺北，1996.7）。
報無已時。」22 翟灝的《臺陽筆記》有〈粵莊義民記〉，所記述的也是粵民以 「倡義」為工具，處理「分類」問題的現象： 臺地素無土著，皆漳、泉、廣三郡之人徙居焉。地分南 北，廣人實居其南，別以主客之名，而莊以立（漳泉人呼 粵莊曰客莊）。此疆彼界，判然畛域。故往往有漳人作亂 而泉人攻之者，泉人謀逆而漳人揭之者。若漳、泉合謀不 軌，則粵民必倡義以誅之，未有不成功者。23 由於臺灣分類意識濃厚，所以藉機巧妙的運用分類仇恨，也是 清廷為爭取義民協助平亂常用的策略之一。在林爽文事變中，南安 教諭即曾獻策於福康安說：「臺灣閩粵居民互相殘殺，為日已久。 今林逆挾漳民稱亂，泉、粵之民幾為所制，然心未嘗忘仇也。招其 仇，以攻仇，旬月可定」。24乾隆六十年（1795）平定陳周全之亂 後蠲免「義民」所住村莊錢糧的諭旨，其中有「所有義民首及義民 等，查明廣東是何村莊？福建是何村莊？將本年應納錢糧，均著該 督、撫詳查分晰住址，概予寬免」，25此處蠲免的其實是臺灣居住 的村莊的錢糧，但在皇帝的觀念中，這些村莊的歸屬仍然是與移 民的原鄉聯繫在一起的，清楚地反映了王朝下「籍貫」的意義以及 「義民」和分類意識的密不可分。26 2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實編，《臺灣釆訪冊》（臺北：臺灣銀行，1959），〈紀 事〉，頁34-35。 23 清．翟灝，《臺陽筆記》（臺北：臺灣銀行，1958），〈粵莊義民記〉，頁3。 24 劉仲如、苗學孟編，《臺灣林爽文起義資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頁159。 25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476，頁725，乾 隆六十年四月上辛卯條。 26 陳春聲，〈國家意識與清代臺灣移民社會――以「義民」的研究為中心〉，《義 民信仰與客家社會》，頁95-96。
臺灣義民興起的背景，實與臺灣多變亂的特性有直接的關聯。 俗諺有云：「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27所謂「任反不成，任 征不平」。28在清領臺灣的212年中，民變頻繁確有數字為證，惟各 方統計結果不一。根據臺灣史研究者張菼的統計，有史料可循具有 抗官造反意義的民變共116次；29 許達然則認定共107次；30 許雪姬統 計共154 次。31 如果把同一事件的餘黨作亂或聞訊共襄盛舉的案件都 算作同一件，那麼陳紹馨認為民變有43次，械鬥有24次；32翁佳音 則總計抗官民變的有85次，械鬥有63次，原住民反抗的有37次；33 劉妮玲在參考故宮檔案後認定有73次，其中47件在本質上屬社會性 質的民變，34有政治野心者僅5件。35 以上六種說法彼此差距甚大， 乃因史料指涉範圍與判斷依據標準不同所致，其中劉說因考訂審 慎資料實詳，採者較眾。再者，以上絕大部分是從漢人的作亂來統 計，如果從原住民的角度出發，恐怕還要再加上至少209 次的原住 民治安（社番抗官）事件。36此外，頻率的多寡升降固應留心，37但 27 清．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臺北：臺灣銀行，1960）〈請籌議備貯書〉，頁7。 28 清．吳子光，《臺灣紀事》（臺北：臺灣銀行，1959），卷1，〈紀諸山形勝〉， 頁5。 29 張菼，〈臺灣反清事件的不同性質及其分類問題〉，《臺灣文獻》，26:2（臺 北，1975），頁 83。 30 許達然，〈清朝臺灣民變探討〉，收錄於臺灣歷史學會編輯委員會編，《史學與 國民意識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頁41。 31 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頁109。 32 陳紹韾，《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2004），頁20。 33 翁佳音，《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一八九五―一九０二）》（臺北：國立臺 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6），頁43。 34 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頁109。 35 這類型的民變有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吳球事件、康熙四十年(1702)的劉卻事 件、康熙六十年(1721)的朱一貴事件、嘉慶九年(1804)的蔡牽事件、咸豐十一年 (1861)的戴潮春事件。 36 黃煥堯，〈清代臺灣番人與地方治安之關係――義番與番患之研究〉（臺北：中 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頁33。 37 許達然指出民變頻率在1865年之後明顯降低，並認為這主要緣於平變有功的軍功 團體強勢的控制。許達然，〈十八及十九世紀臺灣民變和社會結構〉，頁120。
民變本身之性質及其在清代臺灣史上所代表的時代意義，尤值得措 意。 變亂的背後大致上涉及臺灣移墾社會特質、邊疆情境以及清 廷的治臺政策及吏治敗壞、班兵腐化等問題，彼此交互作用而衍生 民變。誠如連雅堂在《臺灣通史》中所說：「夫臺灣之變，非民自 變也，蓋有激之而變也」，38此意甚明，沒有「官逼」，自然就沒 有「民反」。基本上清治臺灣三大民變均不脫「官逼民反」的本 質，39抗官的意義往往在抗清之上，社會騷動的本質也遠在政治變 亂性質之上。40論者指出臺灣移墾社會有如下特質：公權力薄弱， 主要表現在吏治敗壞與班兵腐敗上、人口組織結構不正常（男女比 例失衡、游民充斥、民風慓悍、缺乏宗族血緣聯繫造成地緣意識過 強）、文治程度低、41根源問題在於清廷防範甚於經營的治臺政策 失當。42再加上會黨與分類械鬥的助長刺激民變，這些因素的互相 激盪，累積高度矛盾，導致變亂誘因無處不在，然而清代駐臺兵力 薄弱，不足以敉亂止鬥，民間自衛武裝組織遂應運而生，義民團體 即在此環境及官府因勢利導下興起與發展，並在歷次民變中扮演輔 助性的平亂角色，43與民變相始終。 在臺灣史上的重大民變，從康熙末年的朱一貴、乾隆末年的 林爽文事件，乃至咸同年間的戴萬生（戴潮春）事件，義民從來都 38 連雅堂，《臺灣通史》，卷31，〈林爽文列傳〉，頁826。 39 許毓良，〈清代臺灣的軍事與社會〉，頁199-252；劉妮玲，《臺灣的社會動亂 ――林爽文事件》，頁67-103。 40 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頁344。 41 清代末葉前，臺灣一直無獨立的科舉考試名額，以儒家為主的君臣倫理教化不甚 流行，移墾 農民被未被儒教帝國的政治意識形態馴化，故勇於和貪官汙吏抗爭 乃至宣戰。參閱翁仕杰，《臺灣民變的轉型》（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1994），頁62-65。 42 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頁33-108；謝宏武，〈清代臺灣義民之研 究〉，頁6-13。 43 謝宏武，〈清代臺灣義民之研究〉，頁92-95。
不曾缺席過。尤其在亂事初期，清廷每每需要仰仗義民（包括義 番）之力才能扼阻賊勢，且義民久居臺地，對臺灣的人情、地理山 徑皆較清兵熟悉，擁有許多班兵欠缺的優點，甚且「助糧接濟官 兵」，44以故深為清廷重視。 從行為動機來看，義民協助官府平定民變，背後的動機非常 複雜，雖然由於官方的勸諭（威脅利誘）、召募而有許多義民因此 產生，但大體上並不必然以「擁清」為主要動力。細加分析，有欣 羨利益功名者，為了貪圖功名利祿獎賞才組織義民；有受到朝廷欽 賜「褒忠」、「旌義」破格榮耀加於鄉里而精神倍加受鼓舞者， 所謂「民以義稱，而千載下凜凜有生氣」45焉；也有不少人士是為 了趁機遂行分類報復才組織義民，甚至游離在義民與賊黨間；46 也有依違於義民與民變之間，見官軍勢盛則為義民，見民變勢盛 則又轉向，所謂「賊勝皆為賊黨，官勝皆為好人」。如朱一貴事 變，在清政府策反政策推行之後，原本參與叛亂的客莊選擇成為義 民，再如張丙事變時，有村莊「賊至則豎賊旂（旗），賊退則自稱 義民」。47林恭事變時，臺灣縣與鳳山之間，沿途村莊原先盡為賊 莊，官兵前來後，則皆改樹義旗。48很明顯的，「義民」並非與生 俱來的身份，它是地方住民在動亂擴散的過程中，判斷周邊情勢而 做出選擇的結果。 44 常青、恒瑞同奏：「官兵前（在山豬毛）經被困數月，並無糧餉，俱係廣東義民 助糧接濟，實屬義民可嘉！」清高宗敕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臺北：臺灣 銀行，1961），卷26，頁426，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二十日條。 45 吳子光謂：「雖無位曰民，然民以義稱，而千載下凜凜有生氣矣」。清．沈茂 蔭，《苗栗縣志》（臺北：臺灣銀行，1962），卷15，〈文藝志〉，頁220。 46 參閱謝宏武〈清代臺灣義民之研究〉，頁92-93；南兵和編著，《臺灣義民》 （臺北：武陵出版社，1981），頁33-36。 47 清．周凱，《內自訟齋文選》（臺北：臺灣銀行，1960），〈記臺灣張丙之 亂〉，頁39。 48 清．徐宗幹，《斯未信齋雜錄》（臺北：臺灣銀行，1960）〈癸丑日記〉，頁 87。
在舉旗時，影響義民立場抉擇最關鍵的因素，有論者認為應是 基於對社會穩定的訴求，不讓開墾成果毀於一旦，如劉妮玲即持此 說，在其《清代臺灣民變研究》專著中指出：「他們不願見血汗換 來的田園成為蕪地，辛苦營建的廬舍化為廢墟，乃挺身而出，…… 如果『亂民』是社會分裂的力量，那麼『義民』可以說是社會團結 的力量」。49在另一專著《臺灣的社會動亂――林爽文事件》中， 劉妮玲扼要從清代臺灣移墾社會特質及歷來民變的「社會治安」 性質，來探討民變的根本原因，劉著認為「義民」在動機上並非 以「擁清」作動力，與各種「民族大義」的關係不大，而是「保 鄉衛土」的鄉土情誼表現，也是恢復社會秩序的整合力量。50謝宏 武《清代臺灣義民之研究》及簡烔仁的《臺灣開發與族群》亦採此 說，認為絕大多數民眾組織義民的主因乃在於生存（生命及財產產 業）受迫脅以及公權力不彰下，所激發出的「愛鄉護土」的自保行 為，51它的任務就是保鄉衛梓。52這也是為何乙未抗日義軍領袖之一 的吳湯興云：「（義民）只可應敵，未能調防」，53畢竟義民最主 要的動機乃在保衛自己的家園。謝宏武更進一步強調義民自衛的背 後，乃是懼於民變的搶掠及分類迫害行為。54陳運棟也認為義民最 根本的原動力便是對抗「亂民」所加諸當地社會的焚搶剽掠行為， 相聚保境實為基本需求。55 49 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頁346。 50 劉妮玲，《臺灣的社會動亂――林爽文事件》（臺北：久大文化公司，1989）， 頁52-65，頁159-170。 51 簡烔仁，《臺灣開發與族群》（臺北：前衛出版社，1995），頁72-75。 52 謝宏武，〈清代臺灣義民之研究〉，頁52、127。 53 吳湯興，〈義民統領吳湯興請求餉之稟文〉，轉引自陳漢光，《臺灣抗日史》 （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0），頁59。 54 謝宏武，〈清代臺灣義民之研究〉，頁38-52。 55 陳運棟，〈義民乎，不義之民乎：重探林爽文事件與「義民」之舉〉，收錄於陳 運棟等著《新介客家人》（臺北：臺原出版社，1995），頁110。
以乾隆年間的林爽文、莊大田事變為例，初起事時，共有數萬 群眾加入民變行列攻殺官兵，56後因軍紀不良，出現搶掠民財的現 象，57於是激出許多相抗的義民組織與之對抗，聲勢漸弱。再以道 光年間（1821-1850）的張丙事變為例，張丙以殺滅穢官為口號， 嘉義城各莊莊民原先看到告示寫著「不害鄉里、派飯封穀，買旂保 莊」，58響應且聚眾來助者甚多，可是後來張丙逼索銀穀，騷擾民 間，甚至縱容手下劫掠焚莊裹脅民眾，莊民才發覺上當，起義助 官，張丙也就此註定敗亡的命運。在戴潮春事變中，也有不少擁眾 數千乃至數萬的大股首，起初加入天地會，後因見會黨所行不義， 只知燒殺劫掠，遂反正降官。 綜合而論，個體及以莊為單位的群體之生存利益，乃是「義 民」奮起抗禦民變的主因。從朱一貴、吳福生、林爽文等事件的義 民組織加以觀察，其義民的組成含有濃厚地緣結合的色彩，此外亦 含有部份的血緣親戚成分。59甚至義民的由善為惡，或由惡而善， 有時也受此種地域觀念影響。60 過去學界探討義民很容易陷在（反清起義vs.擁清義民）正統 與忠奸論述的泥淖中，爭吵不休難有定論。劉妮玲可能是最早跳出 政治論述泥淖，獨具隻眼從社會性質著眼民變及義民問題的研究 者。61劉妮玲指出義民產生的三個先決條件是：(一)清廷政治權威 尚未喪失、(二)班兵腐敗缺乏保安作用、（三）護衛鄰里與身家生 命財產之心理，三者中尤其以「自衛」為最根本的動力，而非以 56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平臺紀事本末》（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8。 5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平臺紀事本末》，頁13。 58 清．周凱，《內自訟齋文選》，〈記臺灣張丙之亂〉，頁38。 59 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頁326-335。 60 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頁333。 61 參見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
「擁清」為動力。62蔡采秀也認為所謂的「義民」不能被理解為一 群為忠於絕對國家效忠而犧牲奉獻的死難者，而應理解為「一群認 同和維護本身族群利益而犧牲奉獻的人」，63這樣的認知幾乎已是 目前臺灣史學界的普遍共識。不過根據《東征集》、《重修鳳山 縣志》、《臺灣縣志》及《明清史料》戊編等文獻，在朱一貴及 林爽文等事件中，義民均有豎「大清良民」之旗以及供奉皇上萬歲 聖旨牌的鮮明「擁清」輸誠動作，用意恐怕不只是「在區分敵我而 已」64，甚至亂平後撰寫《邀功紀略》等書以明護清有功的心跡，65 似乎顯示義民即使非以「擁清」為主要動力，但義民協助官兵平定 民變的自保背後，多少有「擁清」意識夾雜其中，有意識的積極與 官方展開更密切的合作，趁機取得開墾及身分的合法性及優勢，非 如林爽文事件時的「泉人不從亂」66而已。以致清廷和治臺官員借 力使力，趁機使「義」意識強化為民間尤其客民維護國家秩序的 「印象」，甚至遂行分化伎倆，這是統治機巧的一環。但歸結來 講，擁清象徵動作的背後主因仍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及辛苦拓墾成 果，而非立基於國家大義。 如上所云，臺灣史學者對義民定義眾說紛紜。歷來有源於連橫 《臺灣通史》民族史觀的義民之義與不義討論，而有：「對應民變 事件而產生的民間自衛組織，動機在對抗『亂民』加諸當地社會的 焚搶劫掠行為」的論點；67又有義民乃是分類械鬥的對立團體的觀 62 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頁345。 63 蔡采秀，〈以順稱義：論客家族群在清代臺灣成為義民的歷史過程〉，頁151。 64 薛雲峰，〈臺灣客家史觀：以義民與1895乙未抗日戰爭為例〉，頁175。 65 《邀功紀略》一書由參與平定林爽文事件的臺灣南路六堆義軍領袖黃袞與廖芳合 撰。參閱郭維雄，〈黃袞《邀功紀略》所載清代臺灣南路六堆義軍參與平定林爽 文事件始末探究〉，《義民信仰與客家社會》，頁39-79。 66 清．魏源，《聖武紀略．康熙戡定臺灣記》，《治臺必告錄》（臺北：臺灣銀 行，1959），頁87。 67 參閱陳運棟，〈誰說褒忠義民廟為客家之恥〉，《客家風雲》，1（臺北，
點；68或是清代臺灣鄉勇、團練之類地方自治、自保武力的界定；69 也有學者認為義民組織是相應於會黨而產生，用意是拒絕天地會的 領導，以及為了保境安民，抵抗會黨的焚搶客家莊，且義民的分類 意識濃厚；70另有學者認為所謂的「義」字不應該被理解為具有絕 對效忠國家關係的忠義的義，而應該是國家在相對歷史時空中由於 統治需要所授予的社會分類標籤。71不論是政治或社會因素所致， 「義民」均採以統治者的角度出發所訂名。72近年已有研究者注意 到清領統治時期，做為身分象徵和信仰標誌的義民，其背後潛在的 族群（或社群）以及個人現實利益與政治利害。73 從文獻史料的紀錄看來，「義」事實上表現以下幾個層面： 第一，以「個人」為單位，經造冊後不少人取得「義民」劄符。74 1987.10），頁58-61。 68 參閱曾振名，〈枋寮義民廟的社會功能：從宗教組織看新竹客家人之都市化〉， 《中國民族學通訊》，15（臺北，1977），頁18-19。 69 參閱莊英章，〈新竹枋寮義民廟的建立及其社會文化意義〉，《第二屆國際漢學 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頁223-240；李豐懋，〈苗栗義民 廟之形成、衍變與客家社會－ 一個中國式信仰的個案研究〉，《國立中央圖 書館臺灣分館建館七十八週年暨改隸中央二十週年論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 書館臺灣分館，1993）；簡烔仁，〈清治初期清廷治臺政策的確立及臺灣民變 的社會性格－朱一貴事件之初探〉，收錄於氏著，《臺灣開發與族群》，頁 61-82；薛雲峰，〈臺灣客家史觀：以義民與1895乙未抗日戰爭為例〉（國立臺 灣大學社會科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70 莊吉發，《清代臺灣會黨史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9），頁252；莊吉 發，〈義民與會黨—新竹義民與林爽文之役〉，收錄於鍾仁嫻主編，《義民心鄉 土情；褒忠義民廟文史專輯》，（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1），頁126-135；莊 吉發，〈從資料檔案看清代臺灣的客家移民與客家義民〉，頁 13 - 39。 71 蔡采秀，〈以順稱義：論客家族群在清代臺灣成為義民的歷史過程〉，頁150。 72 參閱丁光玲，《清代臺灣義民研究》，頁1-4。 73 參閱謝宏武，〈清代臺灣義民之研究〉，頁38-44；許達然，〈十八及十九世紀 臺灣民變和社會結構〉， 頁57-133；陳春聲，〈國家意識與清代臺灣移民社會 ――以「義民」的研究為中心〉，頁57-133；蔡采秀，〈以順稱義：論客家族 群在清代臺灣成為義民的歷史過程〉，《臺灣史研究》，11:1（臺北，2004）， 頁1-41；吳密察〈從清代臺灣文獻中的「客」到二十世紀的「臺灣客家」〉，臺 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95年度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2006。 74 據吳密察指出，雍正元年(1723)兵部尚書孫柱等人在給皇帝的報告中曾提及，
地方政府宣示免除「義民」的差徭負擔，也針對義民往來兩岸核發 「義民照」，給予渡海優惠。第二，以村落為單位，由省級官員賞 賜匾額懸掛。第三，修築義民廟，成為地域社會的正統象徵。75 對一般百姓及義民首而言，除自衛保鄉和向義之心外，伴隨 「義民首」或「義民」而來的功名利祿及特權身分，也是一個相當 大的誘因。對要擠進或穩住社會特殊階層的仕紳土豪而言，協助平 亂不是無意義的經濟賭注，而是有報酬的權力投資。不少義民首不 惜破產破家護鄉，背後原因不能令人無疑。思透過軍功或捐納而取 得士紳頭銜乃至一官半職者應大有人在，76平定林爽文事變的福康 安即曾提到頂戴職銜對臺灣人民的吸引力。77嘉慶十一年（1806） 年德愣泰到臺灣攻剿蔡牽時就帶去花翎和藍翎各十枝，準備分發給 有軍功的。78清代檔案文獻中有關因為充當「義民」助平民變而獲 得官職（如知縣）或蔭庇子孫（如以知縣任用或給予歲貢生、庠生 的身分）的記載舉不勝舉，成為科舉和捐納之外的另一條晉身之 階。79在咸豐三年（1853）的林恭案中，也出現義民首為了封賞， 「報冊有名」的人，依照所立功勞之不同而分為「守土義民」、「引兵殺賊義 民」、「拏獲賊首義民」、「陣亡之義民」以及「各項鄉民壯」等五種。立功 有名者在官府的賞賜中，基本上分做「義民」和「鄉民壯」兩類。總人數高達 15000人以上的報冊有名中，「義民」僅有221名，其他絕大部分都只是「鄉民 壯」。吳密察〈從清代臺灣文獻中的「客」到二十世紀的「臺灣客家」〉，頁 38-39。 75 吳密察〈從清代臺灣文獻中的「客」到二十世紀的「臺灣客家」〉，頁37。 76 一般取得士紳身分的方式分成正途與異途兩種。所謂「正途」是指經過科舉考試 而成為士紳，「異途」則是透過捐納或軍功方式成為士紳。參閱張仲禮著，李榮 昌譯 ，《中國紳士－關於其 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 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頁1；蔡淵洯，〈清代臺灣社會上生流動的兩個個 案〉，《臺灣風物》，30:2（臺北，1980），頁30。 77 《清史資料叢刊――天地會》（五），頁103-104，〈欽差協辦大學士福康安等 奏清查臺灣積弊酌籌善後章程摺〉，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初六日批。 78 《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6），頁2071。 79 清．范咸，《乾隆重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1961），卷11，〈武備三〉 頁360-361；清．周璽，《道光彰化縣志》（臺北：臺灣銀行，1962），卷8，〈人
才願組織義民協助官軍平亂。80歷次民變，清廷皆能不惜重賞，來 激勵義首。對平亂有功的義首，不但賞給職銜、翎頂（四品到八品 不等），更破格賞給巴圖魯名號，且如果功勞很大，更不吝賞給實 缺。也因此十八及十九世紀在臺灣助平民變儼然成為提高社會地位 最便捷的辦法，81義民組織也成為臺灣人加官晉爵的特殊管道，粵 人、原住民和福佬人都不例外。 當「義民」或「義民首」成為一種特權的身份時，即使一張 「劄付」（義民首證）也可以帶來許多實際的好處。基本上賞九品 到六品銜的，雖然不能真正當官，但除了有特殊的頂戴外，還收到 一張證書（劄付），寫著姓名、年齡、身體特徵、父親和祖父名 字，讓三代都沾光。82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民眾會將其視為傳家之寶 典藏，83或冒名頂替，84甚至還有人偽造義民劄付並出售牟利，每張 偽劄得銀番銀四圓至三十圓不等，85可以想見其「行情」。畢竟獎 賞不僅象徵某方面的功勞也是促成社會階層的一個重要因素。本來 無功名的，有了身分；本來有功名無官銜的，也有機會藉此軍功而 獲補實缺踏入仕途。 清廷既以利誘義民，也就無怪乎會有義首因賞薄怨懟官府甚至 坐地起價。在咸豐三年林恭事件爆發時，竟然發生「三世義首」的 物誌〉，頁241-248；清．沈茂蔭《光緒苗栗縣志》，卷16，〈志餘〉，頁249-251。 80 謝宏武，〈清代臺灣義民之研究〉，頁54。 81 許達然，〈十八及十九世紀臺灣民變和社會結構〉，頁64。 8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關係文獻集零》（臺北：臺灣銀行，1972）， 〈職員執照〉，頁221。 83 黃典權在臺南師專（今國立臺南師範學院）講課時，曾從學生處借閱一件「義民 首證」（即劄付）。黃典權，〈清林爽文之變中的義民首證〉，《臺南文化》 9:3（臺南，1972），頁27-30。 84 乾隆十年（1945），「總督馬爾泰、巡撫周學健議准：剿捕匪犯吳福生等並北 路兇番案內立功冊報有名之義民，……若有假冒頂替情弊，事發，依律治罪。」 清．范咸，《乾隆重修臺灣府志》，卷11，〈武備三〉，頁2000-2002。 85 事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己集（臺北：臺灣銀行，1964），卷 7，〈接准閩浙督臣伍拉納咨〉，頁355。
林萬掌因賞薄積怨心生不滿，拒絕「檄調入衛」的尷尬情事，86甚 至轉與林恭合作，掩護林恭假扮為義民潛入鳳山城內為亂，導致鳳 山縣知縣王廷幹被殺，故唐壎言：「此次實其倡言為亂者也」。87 逮林恭兵敗，林萬掌在與鳳山候補知縣鄭元杰議商給賞後，方擒 林恭來獻。88同治三年（1864）也發生一起原本是「義首」的張三 顯，以械送戴潮春，獎賞太薄為由豎旗。89另外，也有義民因未獲 實缺落魄失意以終的例子。洪廷貴本是澎湖烏崁人，來臺灣中路內 山做貿易生理，咸豐三年林恭事件時充任義民，賞九品頂戴，同治 元年（1862）戴潮春之役，他自費做官兵嚮導效力軍前，賞五品功 牌，並立下不少軍功，事平，總兵曾玉明答應拔補他做大甲守備， 但左右需索紅包無度，因家貧不能補實缺，只好向上自訟戰功，也 未獲回應，遂落拓府城，鬱鬱以終。90傾家蕩產賣命平亂，卻落得 落寞而死的下場。戴潮春案時，義民若斬反清者之首級獻給官府， 每首級各賞銀二元，竟然出現義民重返戰場將賊屍斬首或溺水者皆 取頭領賞的離譜情事。91大家都想靠民變升官發財，異想天開下， 冒充義民領功者也所在多有。臺灣府幕友汪金聲和彰化縣幕友李垂 86 清．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臺北：臺灣銀行，1960），任部，〈兵事 （上）〉，頁417-418。 87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頁417。 88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頁416。 89 清．吳德功，《戴施兩案紀略》（臺北：臺灣銀行，1959），卷中，頁50-51。一 說戴潮春是被官軍在芋寮仔庄（今彰化縣社頭鄉）所活捉。戴潮春由張三顯執 送官府之說，為林豪（《東瀛紀事》）與吳德功所言之民間說法；官府捕獲則 是署水師提督曾元福、臺灣道丁曰健的官方說法，詳參黃富三，《霧峰林家的 興起：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1729-1684）》（臺北：自立晚報社，1987），頁 288-292。 90 清．林豪，《澎湖廳志》（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3（1893）），卷7，〈人 物〉，頁243-244；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南投：臺灣省 文獻會，1998），卷9，〈人物志〉，頁442。 91 清．吳德功，《戴施兩案紀略》，卷上，頁21。
紳於道光十二年（1832）假充義勇邀功，本要以縣丞儘先選用，92 東窗事發後都遭到革職的下場。 「義民」對於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的意義除了護鄉衛土外，更 重要的意義可能在於所有的族群都在利用「義民」這一特定的身份 標誌和信仰象徵，在地域社會資源和權利的分配爭奪中角逐更大 的利益，93促成或強化參與平變的仕紳土豪建立社會特殊地位團體 （status groups）。大體上閩、客、番族群皆爭相藉社會動亂和義 民稱號擴張勢力，穩固政治、社會地位和文化權力（如客民爭取擴 增科舉學額）。94陳春聲認為「義民」這一符號之所以具有這樣的 功能，乃是因為它在王朝的典章制度和意識形態之中具有合法（或 「正統」）的地位。95清代臺灣的地方志，也用大量篇幅專門論述 「義民」及其相關信仰在王朝「禮法」上的合法地位。甚至在乾隆 朝基於統治考量，將義民與客民完全劃上等號。就朝廷的立場而 言，清廷面對以移民社會結構為主體的臺灣，在統治措施上必須創 造出更多價值理念，才能達成統治力量的穩定，維護國家社會「秩 序」。對某些當時處於弱勢的族群而言，也可藉由戰爭或義民的歷 史，來強化和王朝之間的聯繫以及土地開墾權的合法性。
三、義民和義民首之構成分析
義民的組成份子，就社會階層而論，主要首為地方百姓――即 92 臺 灣 銀 行 經 濟 研 究 室 編 ， 《 道 咸 同 光 四 朝 奏 議 選 輯 》 （ 臺北：臺灣銀行， 1971），頁19，〈通籌臺灣利弊以靖海彊疏〉，道光十八年。 93 陳春聲，〈國家意識與清代臺灣移民社會――以「義民」的研究為中心〉，頁97。 94 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1962），卷11，〈武備 三〉，頁451；清．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1962），卷 6，〈學校志〉，頁178；卷10，〈人物志〉，頁258-259。 95 陳春聲，〈國家意識與清代臺灣移民社會――以「義民」的研究為中心〉，頁97。農民。清雍正年間（1723-1735）閩浙總督德沛的〈題議敘義民疏〉 有：「念各義民乃耕作之小民，自食其力，原與給餉之官兵有間， 伊等能明大義，糾眾隨師，情實可嘉。」乾隆年間閩浙總督馬爾泰 奏摺中曾言：「此等義民，大半俱係廣東惠、潮民人，從前置立庄 產，來臺居處，均非無田可耕之輩」。96《噶瑪蘭廳志》：「遇地 方有事，招募義勇，大率農佃居多」。97新竹枋寮義民廟正廳對聯 也呼應此說：「本是負耒荷鋤已得嘉名榮一字，即此忠肝義膽方能 血食耀千秋」。清代中期以後臺灣中北部之開墾多採用大租戶型 態，佃戶往往以地主為中心形成聚落和環繞墾首、地主展開社會活 動的擬宗族關係。佃戶加入義民行列除響應業主號召，也在捍衛自 己安身立命的田園，擬宗族的租佃關係讓業佃利益結合，共同抗禦 外來威脅，補國家武力之不足。98甚至由於佃戶分層化的結果，佃 戶（如小租戶）也未嘗不可視為另一層意義的地主。99 此外，游民亦為義民構成份子重要來源之一，劉妮玲指出民變 的參與者亦以游民為主。100《彰化縣志》云：「負販食力之輩，一 旦地方有變，無他營生，其相率而為賊者此民，其向義而從軍者亦 此民。」101游民對臺地移墾固然有貢獻，102但在無家累無恆產下， 96 《軍機處奏摺錄副》，閩督馬爾泰奏，乾隆十年九月初三日。 97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5上，〈風俗上〉，頁196。 98 參閱賴玉玲，〈臺灣義民信仰現象的歷史探討〉，新竹：第二屆臺灣客家研究國 際研討會，2008。 99 參閱黃富三、翁佳音，〈清代臺灣漢人墾戶階層初論〉，《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 會論文集》（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頁117-149；尹章 義，《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1989），頁65-67。 100 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頁266-295。 101 清．周璽，《彰化縣志》，卷8，〈人物志〉，頁262。 102 《噶瑪蘭廳志》言：「然臺中而盡無此輩（羅漢腳），土地又何以日闢耶？平心 而論，功過正 適相半。」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230。
易挺而走險，「乘機求食」，103也是民變出現搶掠行為的主因。104 基本上游民、無恆產者追求的是小集團的利益，所謂「一遇打仗， 不思殺敵以報國，第思搶奪以肥身」105，具有將區域性問題擴大的 趨勢，因此易受不同境遇人民的反制。 從組成結構上看，民變之「亂民」與義民的構成份子相差無 多，主要皆為農民與游民。106兩者結構上主要的差別在於領導者， 根 據 劉 妮 玲 所 整 理 的 民 變 以 及 義 民 領 導 者 出 身 分 類 統 計 表 可 看 出，107臺灣民變事件的領導者多為惡霸強樑，108屬社會下層人物， 而義民的領導者則為富商與擁有功名之士紳，屬社會領導階層。一 為社會安寧與秩序之破壞者，一為安定社會秩序與推動進步之引導 者，二者形成一明顯之對比。 義民所需糧餉乃至武器，「或係義民首捐貲備辦，或係官為給 發，各有不同」109，是以有自備口糧義民及食糧義民之別。《安平 縣雜記》載： 義民每月餉費不過六八銀110三元，由官籌給，並畀火槍、 103 清．姚瑩，《中復堂選集》（臺北：臺灣銀行，1960），〈上孔兵備論辦賊事宜 書〉，頁14。 104 參閱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頁77-94、266-292。 105 清．陳壽祺，《福建通志臺灣府》（臺北：臺灣銀行，1960），〈兵制〉，頁 318。 106 丁光玲，《清代臺灣義民研究》，頁43。 107 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頁294、320-324。 108 由劉妮玲所做民變領導者出身分類統計，盜賊與前科犯占42.4%，土豪惡勢力占 8.5%，好事輕生之平民占27.1%，共計78%。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 頁294。陳孔立云：「起義的領導者主要是農民……所以林爽文起義是由農民階 級領導的典型農民起義。」恐不確。陳孔立，《臺灣歷史綱要》（臺北：人間， 1996），頁182。 109 「軍機處檔摺件」，038737號，〈奏報酌滅義民口糧並查銷器械情形〉，乾隆 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110 清中末葉以後至割臺為止，臺灣北部大多通用佛銀，佛銀與清代官鑄紋銀的官定 折率為1元折6錢9分對紋銀1兩，俗稱六九銀，惟各地折率並不一致，亦有因折率 而稱六八銀或七二銀。
戰器、棚帳等物，隨大軍而剿賊。……亦有地方紳富自 己招募義勇從大軍以殺賊，不費公帑，僅官給旂號戮諭 者。111 在郭廷筠的「平臺剿匪」策中有言：「今聞給此義民日不過 百文以下，現在米價湧貴，每升近四十文，所領不夠給一身一日之 用，何以資其室家，而欲其效死出力，勢亦難矣」。112礙於餉械限 制，義民往往自保重於攻略。113對朝廷而言，平亂過程中，「亟增 義民，厚其糧餉」乃不得不然之舉，但也不免加重清廷的負擔。是 以一旦某地亂事剛平，馬上大加裁減食糧義民以省煩費。此外，或 許是囿於經費考量，赴官府應募者必須身強力壯、孔武有力，才能 夠充當，並領有腰牌以為識別。閩浙總督常青奉命渡臺進剿林爽文 後，臺灣良民惟恐將來因亂民貽累，於是爭相進呈實係良民，請求 賞給義民腰牌，以為識別。其中鳳山縣竿林等庄及粵籍客家移民共 一萬餘人到臺灣府城遞呈，常青都發給腰牌，令其回庄安業。114 從乾隆年間疑似參與林爽文起事的案犯廖東審訊供詞來看，這 個「義民」腰牌儼如護身符，起碼可以讓自身的安全多一份保障， 不致被誤當「賊黨」捉拿，甚至於有助於原來具有非法身分的天地 會分子取得「合法」的「義民」名分。在此案中，曾經奉官府之命 111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臺北：臺灣銀行，1959），〈團 練〉，頁103。 112 清 ． 陳 壽 祺 ， 《 重 纂 福 建 通 志 》 （ 臺北：華文書局，中國省志彙編之九， 1968），卷84，〈國朝兵制〉，頁12b-14a，總頁1678-1679，郭廷筠上福中堂平 剿臺匪節略。 113 如雍正十年（1732）吳福生事變時，侯心富率領的六堆義民軍在部署上即以防守 為主。嘉慶五年（1800）蔡牽、朱濆事件，六堆的義民軍基本上亦採守勢。參閱 劉正一，〈臺灣南部六堆客家發展史〉，收錄於徐正光等編，《客家文化研討會 論文集》（臺北：客家雜誌社，1994），頁446。 114 《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頁597，乾隆 五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寄信上諭。
要捉拿天地會反賊的「書辦衙役」，反過來被這些「義民」捉拿， 變成了朝廷要犯，儘管大呼冤枉，仍被和珅等人請旨即行處斬。115 正因為腰牌和平亂後發給義民的「劄付」可以帶來許多實際的好 處，所以也出現了「偽造義民劄付」並出售牟利的案件。116甚至地 方社會也出現許多假借「義民」名分，欺壓別人的行為。117這些恐 怕是藉發給劄付企圖攏絡義民及義民首的清廷所始料未及的。施九 緞事件時，竟有彰化縣衙門丁向領取良民旗的二十四莊紳董索賄每 旗百金的咄咄怪事，卒至無人願領。118 在義民的組成方面，主要有民間士紳富豪號召，以及官府招募 兩大類。119《欽定平定臺灣紀略》中曰：「臺灣各處義民，多係紳 衿舖戶等招集，亦有由地方官衙門招募充當者」。120不論是民間自 組或官方召募，在剿平臺灣變亂中，均發揮莫大功效。尤其當官吏 面對盜匪而畏葸不前時，便是義民挺身而出之時。陳壽祺在〈與程 梓庭制府書〉中云： 往者臺灣有變，率於彼中招募義民禦賊。富者保護身家， 貧者希圖財賄，或以義首管領，或以將弁督率，必能同心 協力，戰守有資，勝於官兵之畏葸。121 以下試舉兩例佐證陳壽祺的講法。從《明清史料》中的相關 奏摺來看，在林爽文事件諸羅之役中，義民的陣亡人數甚至超過官 115 《清史資料叢刊－天地會》（三），頁3-8、367-371。 116 事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己集，卷7，頁355。 117 清．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庚部，〈義民〉，頁274。 118 清．吳德功，《戴施兩案紀略》。 119 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頁318-319。 120 「軍機處檔摺件」，038737號，〈奏報酌滅義民口糧並查銷器械情形〉，乾隆 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121 清．陳壽祺，〈與程梓庭制府書〉，《清經世文編選錄》（臺北：臺灣銀行， 1966），頁22。
兵。122再如乾隆六十年的陳周全案中「陳案從起事到陳周全被捕， 前後約半個月，事實上官兵抵抗的時間不及五天，鹿港、彰化在官 兵手中瞬息即失，諷刺的是卻皆由義民收復，陳周全也由民眾逮 獲，平亂之事，營兵反若置身事外」。123 如上所云，臺灣義民組織就組成方式而言，有民間自組和官 方招募兩種方式。不管是哪一類的義民組織都須有較具定見及財力 的頭人，在民變時起而號召、組織義民方能成事，也就是文獻中的 「義民首」。義民首的身分究竟為平民或士紳等地方菁英，攸關義 民在平亂中的表現，也可藉以觀察臺灣是否已從初期移墾社會向文 治化過渡。臺灣早期移墾社會由於較缺乏宗族血緣的凝聚力，乃 由鄉莊頭人以地緣的凝聚力取而代之，124為義民的產生奠下基礎， 因為民眾必須透過領導者加以組織，才有足夠的力量來對抗民變。 義民首通常為地方上之富戶，因為組織義民除須具備高度的動員能 力外，還須兼具膽識與謀略，更重要的是還要提供口糧甚至武器等 後勤補給，也因此必須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作為後盾。125每次的平亂 活動，都可能造成義民首家族財產的嚴重失血。126《安平縣雜記》 謂：「舊制：凡嘉、彰著名紳富，均為義民首」，127又謂：「大抵 自林爽文至咸豐三年林弓（恭）、李石之變，閩粵紳富之仗義急功 122 《明清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戊編第3本，頁 243-247，〈刑部「為內閣抄出調任閩浙總督常青等奏」移會〉；頁247，〈刑部 「為內閣抄出福建臺灣鎮總柴大紀奏」移會〉，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123 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頁204。 124 蔡淵洯，《清代臺灣社會的領導階層》（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 士論文，1980）；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謝宏武，〈清代臺灣義民之研 究〉，頁17。 125 參見謝宏武，〈清代臺灣義民之研究〉，頁17-29。 126 同治元年（1862）戴潮春之亂，林占梅「毀家抒難」，傾家蕩產辦團練，前後支出 數十萬金，「產幾破」，翌年雖賞加布政使銜，但徒有虛銜卻落得一身空，是十九 世紀下半葉壓制民變的士紳家族中境遇較不順暢的。參閱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 的家族與地域社會－以鄭林兩家為 中心》（臺北：國史館，1995），頁40。 12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團練〉，頁104。
者，均以義民旗著名。」128謝宏武透過歷次民變義首的列傳抽樣分 析，證實這些帶領義民舉義的義首確實多為鄉莊領導人，129其中又 以士紳為主要成員。本來有責任和社會壓力維護地方安全的他們不 僅較容易而且較快速動員鄉民防禦，而且打退起事者後，他們的地 位也更加穩固。130如論者所云，許多土豪士紳出錢出力打擊民變， 要維持的不只是城鄉秩序更是既得利益，甚至藉機增強家族權勢， 提高社會地位。131如王得祿家族、霧峰林家、板橋林家、鹿港林振 嵩和楊振文家族、張士箱家族等皆是顯著的例子。132 劉妮玲曾對乾隆、嘉慶、道光、同治四朝所發生之林爽文、 蔡牽、張丙、戴潮春四大變亂之義民首出身，加以抽樣統計，分析 結果平均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義首出身於士紳階層，百分之四十左右 出身平民，後者有不少是殷實商戶（工商業者）與墾戶。133林玉茹 在深入分析清代竹塹政商網絡後指出，領導（竹塹）地方民眾參與 每一次禦敵平亂活動者，都出身上層紳商家族。134謝宏武本想透過 臺灣民變檔案，全盤耙梳義民首的身份加以分析，藉著觀察士紳的 比例，以驗證臺灣由移墾社會逐步邁向文治化的歷史現象其實際情 狀，也可彌補過去統計，多只依據方志以致分析對象太少的缺點。 只可惜史料殘缺，能夠蒐集到的義民首名單極其有限，而且身分記 載模糊，以致全面採樣和分析皆感困難只好放棄，但仍將整理出的 義民首表格置於附錄中，冀後來者可以在此基礎上，突破義首身 分不明之限制，做出更精確的義民首身分分析。135在史料闕漏的限 12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團練〉，頁104。 129 謝宏武，〈清代臺灣義民之研究〉，頁21-23。 130 許達然，〈十八及十九世紀臺灣民變和社會結構〉，頁81。 131 許達然，〈十八及十九世紀臺灣民變和社會結構〉，頁116。 132 許達然，〈十八及十九世紀臺灣民變和社會結構〉，頁74-116。 133 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頁320-324。 134 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在地商人的活動與網絡》（臺北：聯經，2000），頁298。 135 謝宏武，〈清代臺灣義民之研究〉，頁27-29。
制下，如何藉助其它旁證及縝密推論配合豐厚的歷史知識，在某些 問題點上做出臨門一腳的突破，對研究者誠然是一大挑戰，以此標 準檢視，劉著在分析義民首的出身上，雖說僅採擇四大變亂抽樣統 計，但確有奠基之功。 義民首除士紳外，郊商也佔了很重要的比例。商人有錢更容 易募勇，郊商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都協助平亂，136所謂「臺澎一鎮 十六營，有事還藉三郊兵」。137不過論者也指出郊商有的對出資募 集義民平亂較積極，有的則持較消極冷漠態度。138如臺南三郊在林 爽文事變與蔡牽朱濆擾亂之時，都踴躍出資募集義民平匪治亂，並 且出現三郊武裝勢力「三郊旗」。相對來說，塹郊對於民變乃至外 侮，卻從未以郊的名義整合群眾。同治元年戴潮春之亂蔓延到竹塹 城時，雖有若干紳商如林占梅等出面領導義民保衛地方，139但畢竟 只是以個人身份，而非以郊的名義來組織群眾。除了反映其財力不 足、組織在地方上的社會地位仍屈居紳商之下外，也隱含著該組織 功能的單一化，亦即重視經濟事務經營，而政治與社會功能則較為 薄弱，同治末年以降這種現象日趨明顯，這也隱含地方權力結構的 再度轉型，即在地紳商的社會參與和地位已凌駕塹郊之上。140 義民首組織義民協助官軍平亂，其短時間動員能力殊為可觀， 在義民首號召下往往能動員召募到千人甚至萬人之勢。141伊能嘉矩 136 許達然，〈十八及十九世紀臺灣民變和社會結構〉，頁120。 137 清．劉家謀，《觀海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24。 138 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在地商人的活動與網絡》，頁219-226；曾立維， 〈「行郊」與「郊商」對地方社會事業的參予－以清代竹塹地區為例〉，《新竹 文獻雜誌》，27（新竹，2003.8），頁8-32。 139 清．蔡青筠，《戴案紀略》（臺北：臺灣銀行，1964），頁13。 140 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在地商人的活動與網絡》，頁219-226。 141 如朱一貴起事後，下淡水粵莊的民眾在李直三等人領導下，招集了一萬兩千多 人，打著大清義民的旗號。清．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庚部，〈義民〉， 頁269。
因此認為「義民乃團練之先聲」。142當民變平定之後，清廷每賞給 義民首翎頂職銜以咨鼓勵，而為了杜絕頂冒，則給予職員執照、頒 給印札，造具花名清冊，送部存案。據乾隆中葉編修的《重修鳳山 縣志》記載，朱一貴案結束後朝廷從優議敘，賞給守土義民劄付 115張，143 引兵殺賊義民劄付36張，擒賊劄付23張，共發出174張義 民劄付。144雍正十年（1732）南北番亂民變（吳福生案），頒發劄 付354張，145 另一說為 369 人或370餘人，146 事後又有福建布政使高 山於乾隆十年（1745）向朝廷奏請補敘「義民張毓良等七百九十 餘名」，147但因地方督撫主張從嚴審查以防弊端，以致最後獲得獎 賞的人數和名單，並無史料可稽。林爽文案的義首至少有622名以 上。148嘉慶年間（1796-1820）蔡牽案的義首，據《明清史料戊編》 記載，至少有643名以上。道光年間張丙案的義首，據瑚松額的奏 摺，「不下數百名」。149同治年間（1862-1874）戴潮春案的義首， 根據相關史料，至少有529人以上。150 除少數有功名及職銜者外，相 關史料對義民首的身分記載頗為模糊，因此很難進一步對義民首作 142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頁893。 143 吳密察所引的一份奏摺，和此略有出入，作116人。吳密察，〈從清代臺灣文獻 中的「客」到二十世紀的「臺灣客家」〉，頁39。 144 清．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卷10，〈義民〉，頁353；清．盧德嘉，《鳳山 縣采訪冊》，〈義民〉，頁269；清．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 行，1961），卷15，〈雜紀〉，頁559-560；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頁424。 145 清．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庚部，〈義民〉，頁270。 146 吳密察根據《重修鳳山縣志》統計得出，參見吳密察，〈從清代臺灣文獻中的 「客」到二十世紀的「臺灣客家」〉，頁43、44。 147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249，頁216，乾隆十年九月下戊戌條。 148 「軍機處檔摺件」，066517號，〈奏報查明臺匪滋事案內出力義首懇請獎勵 事〉，道光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149 《軍機處奏摺錄副》，66517號。轉引自謝宏武，〈清代臺灣義民之研究〉，頁28。 150 謝宏武根據《戴施兩案紀略》、《治臺必告錄》、《東瀛紀事》、《軍機處奏摺 錄副》、《苑裡志》、平山勳《臺灣作擾史總論》等史料及專書統計得出，參見 謝宏武，〈清代臺灣義民之研究〉，頁155-182。
身份分析。151 現存的「劄付」清楚地記錄了持有人的姓名、年齡、祖籍、 和個人特徵，這顯然是為了杜絕文件遭違法冒用。有研究者將持有 「劄付」者一律以義民首看待分析，152然而從「劄付」內容來看， 有的「劄付」清楚載明義首某某，有的「劄付」則僅是寫義民某 某（也有將義首寫為義民的，如莊湊153），似乎領有「劄付」者並 不限於義首，也包括一般有功義民。不過從朱一貴和吳福生事件 後的獎懲記錄看來，真正從朝廷獲得「義民」劄付的人並不多， 大部分的人都只是有功的「鄉民壯」，僅獲得地方軍事官員公募 賞賜的米、銀等實物。154由於「義民」是比照「部冊有名外委」155 記功，這讓已經獲得義民劄符的人可以藉此軍功而獲補實缺。此 外，從「劄付」出現偽造並出售牟利以及官方的嚴防假冒來看，其 可以提升身分地位殆無疑義。就朝廷的立場而言，透過對義民及義 民首的從優議敘及發給劄付，達到了收編民人武力為己用的目的。 也由於抗清事件落幕後，義民們或受賞銀兩，或受賜頭銜官職，有 學者便稱其為「軍功團體」，也是「社會特殊地位團體」（status groups），在獲得軍功獎賞後，進而運用其權勢施行社會控制，鞏 固其上層地位。156也由於軍功出身之士紳越來越多，使得清代臺灣 各地士紳日增，逐漸取代大部分的豪強型領導人物，成為領導社會 的主力。就械鬥民變而言，清代臺灣士紳確實發揮不少弭亂止鬥的 社會政治安定功能。157 151 有關義民首的身分分析，可參閱謝宏武，〈清代臺灣義民之研究〉，頁130-182。 152 謝宏武，〈清代臺灣義民之研究〉，頁25-29。 153 清．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庚部，〈義民〉，頁274。 154 吳密察，〈從清代臺灣文獻中的「客」到二十世紀的「臺灣客家」〉，頁47。 155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33，頁647，乾隆元年十二月下戊寅條。 156 許達然，〈十八及十九世紀臺灣民變和社會結構〉，頁61、116。 157 蔡 淵 洯 ， 〈 清 代 社 會 領 導 階 層 性 質 之 演 變 〉 ， 《 史 聯 雜 誌 》 ， 3 （ 臺 北 ， 1983.6），頁35-63。
義民首外，義民首之妻甚至「賊首」之妻的英勇表現亦不讓鬚 眉。或許因承襲部分平埔族文化，能力田（採樵、種蔬、汲水）， 較開放，加上臺灣移墾社會治安不靖及強悍風氣影響，在數起戰鬥 的個案中，義民首或「賊首」之妻通常也能號令部眾。例如戴潮春 事件時，其餘部王新婦之母豎旗之初，竟然向義首陳大戇之妻蔡圓 下戰帖。158蔡氏有「女飛將」之稱，且雙方皆以善舞長刀著稱，若 二女真臨陣廝殺，可能在私家記述上會更精彩，惜官軍不允。 另一粵籍義首羅冠英在小埔心（今彰化埔心鄉）圍剿賊首之 一的陳弄時，久攻不下，主要是因為陳弄的妻子（粵籍人）以勇猛 悍惡著稱，「每出陣在軍前指揮」，159並力阻陳弄投降，最後竟以 粵語假意詐降，羅冠英一時鬆懈不察，竟意外遭陳弄之妻放冷槍打 死，吳德功在評論被其譽為「百戰百勝之士」的羅冠英不幸殞身也 直呼「惜哉」。大股首呂梓之妻「素親臨陣鏖戰，勇悍過男子」； 嚴辦之妻也類似，有「百折不撓之慨」，「每遇敗陣，必親統死 士殿後」；「保駕將軍」鄭大柴陣亡，其妻謝秀娘「為夫報仇， 屢攻寶斗街」。160林日成的妻子蕭氏，在官兵前來圍捕之前，以火 藥桶環圍門口，待官兵到達時，親自將火把擲入火藥桶內，壯烈犧 牲……，這類事蹟在戴案的史料中屢見不鮮，是臺灣眾多民變中一 個相當特殊的現象。這些英勇衝鋒陷陣及臨敵冷靜指揮的表現，已 超越林爽文事件時莊大田陣營中的兩位「番婦」所扮演的女巫師角 色，也映現清代臺灣移墾社會婦女的另類風貌，似與文治社會婦女 有別。 義民的來源就地緣分類而論，並不限於客家族群，泉州庄中 158 清．蔡青筠，《戴案記略》，頁58。 159 吳德功，《戴施兩案紀略》，頁52。 160 清．林豪，《東瀛紀事》（臺北：臺灣銀行，1957），卷下，〈餘匪〉，頁49。
充當義民者尤夥。161而義民組織在性質上屬於保境安民的一種自衛 性鄉團組織，是相應於異性結拜組織和會黨組織而產生的地域化社 會共同體。162陳其南認為這種自衛性鄉團組織（如六堆義民組織） 的出現與臺灣社會結構之關係，所呈現的變遷性正在於其基於方 言群、祖籍地緣以及移植性宗族作為族群認同的標準，完全不同 於稍後因各種分類械鬥而出現的武力組織，反映臺灣漢人已逐漸從 「移民社會」（immigrant society）轉型成為「土著社會」（native society）。163 就領導階層而言，義民群體以知識（士紳）階層為領導者，164 與會黨在低下社會階層裡擴大傳播的形式不同（知識分子或仕紳階 層參與會黨抗官者絕少165），於此產生的行為範式便有極大差異。 前者是堅持正道絕難變節，後者則是利之所趨為共趨之所，往往容 易受到誘惑而放棄原則。166 有清一代，「義民」一詞首先見諸於《清史稿》中是在乾隆 五十二年（1787）林爽文之亂以後。不過根據文獻及既有的研究， 臺灣史上第一次義民之出現，在康熙六十年（1721）平定朱一貴事 件時，下淡水粵莊的六堆客家人為求自保首創義民武裝團體，167不 但是清代最先常軌化的義民組織，也是臺灣鄉團組織正式成型之關 161 莊吉發，〈從檔案資料看清代臺灣的客家移民與客家義民〉，頁27。 162 莊吉發，〈從檔案資料看清代臺灣的客家移民與客家義民〉，頁28。 163 陳其南，〈社會分類意識與土著化〉，收錄於氏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 （臺北：允晨文化， 1987），頁91-126。 164 黃典權云：「要（是）沒有屬於士大夫流品的士紳去領導，那龐大的（義民）力 量是無法團結 起來的」。陳慧兒（黃典權），〈林爽文事變中之義民〉，《臺 南文化》，4：1（臺南，1954.9），頁4。 165 參閱劉妮玲，《臺灣的社會動亂――林爽文事件》，頁143。 166 郭維雄，〈黃袞《邀功紀略》所載清代臺灣南路六堆義軍參與平定林爽文事件始 末探究〉，頁77-78。 167 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頁318。
鍵。168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曰： 康熙辛丑朱一貴為亂，始事謀自南路粵莊中。繼我師破安 平，甫渡府治，南路粵莊則帥眾先迎，稱為義民。169 清廷內地援兵再加上六堆義民的協助，170卒平定亂事。以後 百餘年間，在以吳福生、林爽文、陳周全、蔡牽、張丙、戴潮春 等為首的一系列動亂中，各地義民在義民首的召集領導下助官平 亂，出力甚大。171莊吉發認為義民是先自稱，然後因戰功再受朝廷 敕封。從朱一貴民變事件，可以觀察到民間異性結拜組織和義民 組織的互相排斥關係。172康熙六十年朱一貴起事後，粵籍客家庄的 義民組織與以漳州籍朱一貴為首的異姓結拜集團，勢不兩立，義民 與官兵聯手，給予致命打擊，加速朱一貴敗亡。除客家義民防禦鄉 里、豎旗對抗林爽文等民變外，彰化鹿仔港（鹿港）的閩客移民 攜手平亂，173說明廣東及客家族群和泉州籍族群在社區意識及維護 168 郭維雄，〈黃袞《邀功紀略》所載清代臺灣南路六堆義軍參與平定林爽文事件始 末探究〉，頁 74-75。 169 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11，〈武備三〉，頁452。 170 「六堆」最早的形成，可追溯自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事件，臺灣南路粵庄的 客家先民，為因應民變保衛家鄉而依照地形地勢組成的鄉團組織，惟當時文獻記 載以「七營」稱之：前營、 中營、後營、左營、右營、先鋒營及巡查營。七營 大約橫跨今高屏地區，面對下淡水溪列陣， 故與現今地圖方位認知不同。其中 巡查營於亂平後即行解散，是則負責特定區域防衛的共有六營。文獻記載最早出 現「六堆」一詞，是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事件時，當時共分為前、 中、 後、左、右及前敵六堆。每堆設有總理、副理之職，由各堆中推選產生。擔任作 戰的成員稱為旗丁，由當地莊丁中選拔出，每五十名編為一旗，一堆由六旗組 成。「六堆」真正形成特定的地域意識，是在林爽文事件時才固定下來。乙未抗 日堆軍傷亡極其慘重，往後即不再聞有組軍出堆之事。參閱伊能嘉矩，《臺灣文 化志》，頁273。 171 參見丁光玲，《清代臺灣義民研究》，頁71-108。 172 莊吉發，〈從檔案資料看清代臺灣的客家移民與客家義民〉，頁28。 173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272載：「（乾隆五十二年春正月初七日）連日接據蚶江 通判陳惇、廈門同知劉嘉會等稟報：『鹿仔港一帶現有泉州、興化、廣東客民各 書義民字樣，共相守護』。」謝國興指出「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鹿仔港 守備陳邦光與義民首李安善、林湊等召集義民，趁起軍事分兵往攻諸羅、淡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