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因應策略和青少年生活適應困擾之中介模式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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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6251/BEP.20150508

依附、因應策略和青少年生活適應困擾

之中介模式分析研究

＊

王櫻芬*

李欣潔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明道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系諮商輔導中心

王玉珍

吳若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臺中市立教育心理與輔導系惠文高級中學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青少年的因應策略使用在依附與生活適應困擾間的中介角色，共招募519 名高中／職一年級學生參與研究。研究者採用多變量分析、積差相關和結構方程模式進行統計分析，研究發現（1）男生的母親依附逃避較女生高，消極因應則較女生低，其他變項無顯著性別差異；（2）雙親依附焦慮和依附逃避與因應策略的使用之關聯，依因應策略不同而有差異；（3）雙親依附焦慮和依附逃避與青少年的適應困擾，呈顯著低度正相關；（4）消極因應策略的使用與生活適應困擾，呈顯著中度正相關，其餘因應策略則與生活適應困擾呈顯著負相關；（5）對雙親的依附逃避可以透過積極和消極因應策略，間接影響生活適應困擾；（6）對母親的依附焦慮可直接影響生活適應困擾，亦可透過積極和消極因應策略，間接影響自陳生活適應困擾；（7）對父親的依附焦慮可直接影響生活適應困擾，並透過消極因應策略，間接影響生活適應困擾；（8）父親依附焦慮無法透過積極因應，間接影響生活適應困擾。根據研究結果，研究者建議實務工作者，針對父親依附焦慮高和母親依附焦慮高的青少年，採取不同的介入方案，以降低依附焦慮對其適應的不良影響。關鍵詞：父母依附、因應策略、青少年、生活適應困擾在升學壓力的影響下，台灣青少年進入高中／職就讀時，常需要面臨比起國中時期較為大型的校園、較為疏離的師生關係，以及更為緊張的學習壓力。一些研究已經發現台灣青少年的適應問題，值得教育和諮商人員的關注（如：王迺燕、林美珠、周兆平、溫嬛椿，2011；黃昱得，2014）。想要成功的因應伴隨這個轉換階段而來的生理、心理和環境上的變化，青少年需要擁有許多內在

* 本研究獲科技部補助（計畫編號：NSC 98-2410-H-142-016-MY2），謹此致謝。本篇論文部分內容曾於 2011 年臺灣諮商心理學會年會暨學術研討會及2012 年美國心理學會年會，以壁報論文形式發表。本文投稿時，第四作者於惠文高中擔任代理輔導教師，現於私人企業任職。通訊作者：王櫻芬，聯絡方式：yfwang22@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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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在資源，例如：正向因應技巧和父母的支持。根據依附理論，安全依附的個體較有可能發展出適應性的因應策略（adaptive coping strategy），並且比不安全依附的個體適應得更好（Ainsworth, 1967; Bowlby, 1969/1982）。目前已經有相當一致性的研究結果指出，安全依附程度較高（也就是較低的依附焦慮與依附逃避）的青少年會有較高的自尊（蕭金土、陳瑋婷，2014；Doyle & Markiewicz, 2005; Laible, Carlo, & Roesch, 2004）、較佳的人際關係（Benson, McWey, & Ross, 2006; Saferstein, Neimeyer, & Hagans, 2005）、較低的憂鬱情緒（陳金定，2008；Liu, 2006）、和較低的適應困擾（王櫻芬，2012；Mallinckrodt & Wei, 2005; Wei, Vogel, Ku, & Zakalik, 2005）。同時，與父母的安全依附被發現與青少年的外向性問題行為（譚子文、張楓明，2013；Elgar, Knight, Worrall, & Sherman, 2003）、攻擊行為（Simons, Paternite, & Shore, 2001）和藥物使用（Henry, Oetting, & Slater, 2009）有負相關。舉例來說，陳金定（2008）以 653 名高中／職學生為對象，研究發現對父母的安全依附程度愈高，則憂鬱情緒愈低。Liu（2006）的研究也發現安全依附的青少年自陳有較高的社會支持、對於社會互動較低的負向期待且較少憂鬱情緒。Henry 等人（2009）於兩年期間針對 1064 名六至七年級的青少年進行四次問卷施測，研究發現隨著年紀漸長而對家庭依附降低的青少年，其酒精的使用較會增加。有鑒於青少年的父母依附，對其生活適應的重要性，然而，依附品質卻難以於短時間內改變，本研究企圖探討因應策略的使用，在依附和適應困擾之間可能扮演的中介角色。本研究發現預期可以協助高中／職的教育和輔導工作者，發展可以用來提升高中/職新生適應的介入方案，具有實務上的重要性。以下研究者整理依附、因應策略和青少年適應相關文獻，以說明本研究奠基之基礎。一、依附理論和相關研究發現依附（attachment）這個概念，於 1950 年代由 Bowlby 提出，用來代表嬰兒對其主要照顧者的情感連結。Bowlby（1969/1982）根據臨床的觀察結果形成其理論假設。他指出幼兒時期形成的依附關係，會影響個體對自己和他人的想法，即自我工作模式（working model of self）和他人工作模式（working model of others），此內在運作模式，將導引個體未來的人際行為和情緒調節策略。 Ainsworth 與 Bell（1970）採用依附理論的概念，以陌生情境測驗評估幼兒的依附類型，並將依附分為安全依附（secure attachment）、逃避依附（avoidant attachment）和矛盾－焦慮依附（ambivalent- anxious attachment）三種類型。他們的研究發現在發展心理學領域也引起廣泛的迴響。

在將依附理論運用到青少年族群時，Armsden 與 Greenberg（1987）發展的「父母與同儕依附量表」（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是最常被採用的。他們認為父母和同儕，都是青少年重要的依附對象。此量表請青少年自陳對這三個依附對象在信任、溝通和疏離三個面向上的程度，以此評定安全依附的程度。新近Fraley、Heffernan、Vicary 與 Brumbaugh（2011）則發展出「親近關係經驗-關係結構問卷」（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relationship structures questionnaire），採用兩向度模式，評估受試者在不同關係中（雙親、好友和親密伴侶）的依附程度。他們所採用的兩向度模式，將依附分為：依附焦慮（attachment-related anxiety）和依附逃避（attachment-related avoidance）。此模式早於 Brennan、Clark 與 Shaver（1998）以及 Fraley 與 Waller（1998）以成人為對象進行的研究中就被提出。Brennan 等人將依附焦慮定義為「對於依附的焦慮和關注、猜忌和害

怕拒絕」（頁 59）。而依附逃避則指「（在依附關係中）對親近的逃避和不自在」（頁 59）。目前已

有研究證據支持兩向度模式比三向度或是類型模式，更能解釋個體在依附上的差異（Fraley &Waller, 1998; Johnson, Ketring, & Abshire, 2003）。國內王櫻芬（2012）、孫頌賢與李宜玫（2011）等人亦曾以兩向度依附模式進行相關研究。此外，根據Bowlby（1969/1982）的理論假設，個體的內在運作模式是一穩定的認知基模，Fraley （2007）整理文獻後卻提出，個體對依附對象的認知表徵（attachment representation）可能因對象而異。也就是，個體和父親之間的依附關係可能與她／他和母親之間形成的依附關係有不同內涵，而且這些不同的依附關係對個體心理健康的影響力亦有所不同。例如：Furman 與 Buhrmester（1985）研究199 位 11～13 歲學童的社會網絡關係，發現雙親主要提供青少年情感、價值提升、依賴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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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性的幫助，而朋友主要功能為陪伴。Rice、Cunningham 與 Young（1997）的研究則發現青少年的父親依附比起母親依附對其社交能力有更大的影響力。綜合相關文獻後，Ducharme、Doyle 與 Markiewicz（2002）總結認為對父親與對母親的依附關係，在某些心理變項上有不同影響力，因此建議研究者進行依附關係與青少年心理之關聯性研究時，分別探討父親與母親依附之影響。另一方面，目前已有若干研究探討依附類型和適應之關聯，如：Cooper、Albino、Orcutt 與 Williams（2004）針對1815 名青少年進行縱貫性研究，結果發現不同的依附類型可預測青少年五年後的問題行為。焦慮依附型的青少年適應最差，自陳較低的自我概念、較高的心理壓力與較多的問題行為（包括性行為、喝酒與使用藥物）；逃避依附型的青少年雖然也報告一些心理壓力與負向的自我概念，他們卻很少從事問題行為；安全依附型的青少年，則是所有青少年中適應較好的。Scott、Briskman、 Woolgar、Humayun 與 O’Connor（2011）以 248 名兒童與青少年為對象進行的研究，亦發現安全依附的青少年有較低的偏差行為。雖然如此，針對兩向度依附模式和青少年適應困擾關聯性的研究卻較為缺乏。綜合以上討論，本研究將以兩向度依附模式，分別探討母親依附和父親依附對青少年生活適應困擾之影響。二、因應策略和相關研究發現所謂「因應」，指的是個體在面對環境中的挑戰時，在認知與行為上進行改變，以處理問題並

面對因為壓力而產生的情緒（Lazarus, 1993）。Folkman 與 Lazarus（1980）認為探討因應時，應考

慮問題導向的因應，即「採取認知和行為策略，以改變和處理問題的根源」（頁224）；以及情緒導

向的因應，即「為了降低或是處理情緒壓力，所採取的認知和行為上的努力」（頁225）。Heppner、

Cook、Wright 與 Johnson（1995）則將個體的因應風格，分為反思型（reflective style）、回應型與抑制型。其中，反思型指的是「個體會分析問題的因果關係，並形成計劃、系統性地因應問題之

傾向」（頁282）；抑制型則指「個體否認與逃避去因應問題的傾向」（頁 282）；回應型指的是「個

體產生會耗損其能量或是扭曲因應活動之情緒性和認知性反應的傾向」（頁282）。不同學者有不同

的分類和概念化方式。而在台灣，紀怡如（2002）參考 Folkman 與 Lazarus，以及國內其他研究人員所發展的因應量表，自行編製一份因應策略量表，結果發現四個因應策略：1. 積極因應（即，

面對問題，找出解決之道），類似Folkman 與 Lazarus 提出的問題導向因應，或是 Heppner 等人提

出的反思型因應；2. 消極因應（即，採取較為被動、發洩性活動去因應），類似 Heppner 等人提出的抑制型因應或是回應型因應等較為破壞性的因應方式；3. 轉移注意（即，從事適當的活動，以降低壓力），類似Folkman 與 Lazarus 提出的情緒導向的因應；以及 4. 尋求支援（也就是，尋求週遭親友的協助）。這些不同的因應策略/風格，對青少年的適應是否有不同影響，特別是問題導向的因應和情緒導向的因應，或是積極因應和消極因應之效果有何不同，是近年來許多研究關注的焦點。例如： Piko（2001）的研究以匈牙利 1039 位 14-19 歲青少年為對象，發現消極因應策略與心理健康呈現顯著負相關，且與心理症狀呈現顯著正相關。De Boo 與 Spiering（2010）以 404 位 8-12 歲兒童和青少年為對象，研究發現積極因應能有效預測女孩低憂鬱情緒，而消極因應型態則與負向情緒有正相關。另一項類似的研究中，Burwell 與 Shirk（2007）針對 168 位平均年齡 13.58 的青少年研究發現，情緒低落能預測女生持續的憂鬱情形，同時低落情緒又與非適應性的因應策略有明顯的關連。蔡均棠（2005）研究發現，兒童的憂鬱與兒童採用主動積極、尋求支持的因應策略呈顯著負相關。Downey、Johnston、Hansen、Birney 與 Stough（2010）的研究則進一步發現在個人努力去解決問題、請教他人或尋求支持以及沒有嘗試去解決問題等三種因應風格當中，沒有嘗試去解決問題的因應類型和努力去解決問題皆與外向性行為的發生有顯著關連，其中，沒有嘗試去解決問題之消極因應方式顯著的預測外向性行為的發生，而努力解決問題之積極因應策略對外向性行為發生具有負向的預測力。另一方面，Shiota（2006）發現，面對壓力時採用問題導向因應（problem-focused coping）與個體自陳的幸福感無顯著關聯，反而是使用正向重新評估（positive reappraisal）和開創正向感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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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positive sensory events，例如：尋求令人愉悅的景色、香味、觸感好的物品等），與幸福感有顯著正相關。似乎正向的思維和感官經驗，比起直接解決問題，更能顯著提升個體的幸福感。另外， Leontopoulou（2006）以 326 位大一學生為對象，探討身處逆境和因應類型對適應情形產生的交互作用情形。研究發現，低逆境時，較低程度的積極因應就能讓個體有較好的適應，但是當個體處於高逆境時，高積極因應才能讓個體有良好的適應，顯示積極因應對受試者而言是身處逆境的「保護因子」。這些研究發現似乎指出不同的壓力程度下，不同因應策略對個體適應（包括負向情緒的降低和正向情緒的增加）具有不同影響效果。然而，目前進行相關因素探討之研究仍然有限。本研究目的之一即為探討青少年所採用的不同因應策略，和他們的適應困擾之間的關聯，以供實務工作者針對高中職新生設計介入方案或是諮商工作之參考。三、依附、因應策略和適應之關聯由相關文獻整理得知，安全依附有助於提升青少年的適應；此外，積極因應高，適應會較佳，而消極因應高則適應較差。依附和因應策略的使用，皆對個體的適應有影響力。從理論上來說，因應可能是依附和青少年適應之中介變項，就如Ainsworth（1967）所提出的：在與幼兒互動的過程中，主要照顧者有很多機會，教導孩子處理引發其焦慮的事件之方式，幼兒因此可學會較多因應技巧。同時，若個體有較多的機會去探索環境，他們就有較多的可能發展出多樣化的因應策略。由於安全依附的幼兒比不安全依附的幼兒更願意探索新環境（Ainsworth & Bell, 1970; Ainsworth & Wittig, 1969），因此，他們也較有機會發展出良好的因應策略，反之，不安全依附的人則較傾向使用無效的因應策略去處理壓力事件（Kobak & Sceery, 1988; Ognibene & Collins, 1998）。也就是說，安全依附可能促進個體有效因應策略的發展。當個體遭遇環境壓力的影響時，採用有效的因應策略又能夠幫助他／她克服這些壓力，減少適應困擾。因此，因應策略可視為不安全依附與適應困擾間的中介變項。

目前研究發現大致支持上述理論假設（Dawson, Allen, Marston, Hafen, & Schad, 2014; Lopez & Gormley, 2002; Wei, Heppner, & Mallinckrodt, 2003）。首先，Lopez 與 Gormley（2002）研究發現，相較於其他依附型態，安全依附者較少使用回應型（reactive）與抑制型（suppressive）的因應方式。 Ognibene 與 Collins（1998）也發現依附焦慮可顯著預測逃避型的因應策略，而依附逃避則可顯著預測面質性因應。顯示依附和因應策略使用之間具有關聯。關於因應之中介角色，也有部分研究探討，但卻呈現不一致的研究發現。舉例來說，Lopez、Mitchell 與 Gormley（2002）採用二向度依附模式，探討回應型和抑制型因應策略，在不安全依附和適應困擾間的角色，並發現中介效果不顯著。但是，Dawson 等人（2014）以 184 名青少年為對象，研究採用破壞性因應在青少年父母依附和成年早期外向性行為之關聯。他們的研究發現，破壞性因應策略的使用，對於逃避依附型青少年自陳的外向行為具中介作用。由於目前研究大多只探討依附、因應與適應困擾三個變項，兩兩之間的關聯。在實證研究上，較少討論青少年因應策略在依附與適應困擾之間的中介效果，更遑論探討不同因應策略在兩向度依附模式（即依附逃避與依附焦慮）與適應困擾之中介角色。本研究企圖於下述這些方面，提供過去研究尚未能提供的實徵證據。首先，本研究欲探討的是對台灣青少年較為重要的父母依附和其它變項之關聯，而非 Lopez 等人（2002）研究的親密伴侶依附。其次，本研究將探究積極因應與消極因應之中介角色，而不像過去研究只關注消極或是破壞性因應之中介角色。再者，相較於 Lopez 等人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而 Dawson 等人（2014）關心的是外向性行為，本研究以青少年為對象，探究受試者剛進入高中職這個新的學習階段時，需面臨的適應挑戰。研究者以學校生活困擾、人際關係困擾和憂鬱情緒三項作為適應困擾之指標，其中，憂鬱情緒本就廣泛被使用，作為探究苦惱和適應程度之指標（如：Wheeler, Updegraff, & Crouter, 2015）。另外兩項指標的採用，是因為高中職階段的課程要求和學習方式與國中階段不同，可能是青少年困擾的重要來源；另外過去研究發現，人際關係對青少年適應扮演重要角色，無法順利融入校園人際網絡中，可能造成適應困難（Buote et al., 2007）。藉由三項指標的使用，本研究欲探討的適應困擾之內涵因此更為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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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焦慮積極因應積極因應1 積極因應2 積極因應3 學校生活困擾生活適應困擾依附逃避憂鬱情緒人際關係困擾依附逃避1 依附逃避2 依附逃避3 依附焦慮1 依附焦慮2 依附焦慮3 消極因應消極因應1 消極因應2 消極因應3 富。最後，本研究採用較為嚴謹的結構方程模式進行統計考驗，並進行三個模式之競爭比較，企圖使研究結果更具可信度。由於依附關係較難在短期內有所改變，本研究發現預期可提供臨床實務工作者，針對高依附焦慮和依附逃避的青少年，進行諮商介入以降低其適應困擾之參考。四、研究目的與架構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1. 探討父母依附、因應和青少年適應困擾之關聯。 2. 探討積極因應和消極因應於父母依附和青少年適應困擾之間的中介角色。最後，本研究欲考驗之理論模式如圖 1 所示。所欲探討的三個理論模式分別為完整模式、積極因應模式和消極因應模式。各模式的內涵和考驗方法，說明於研究方法之資料分析處，以及研究結果之中介分析結果處。

圖1 依附、因應策略與青少年生活適應困擾之中介理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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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本研究採用便利性抽樣的方式，研究受試者為583 名正就讀高中/職一年級的學生。扣除亂答、漏答題數超過總題數 20%以及極端值問卷後，共回收 519 份有效問卷。樣本平均年齡為 16.36 歲（Range = 15.42-17.75；SD = 0.33），其中男生 199 人（38.3%），女生 314 人（60.5%），6 人未填 性別（1.2%）。父母關係中以同住並具結婚狀態的比率最高（76.7%），其次為分居、離婚或再婚（11.9%）、結婚但沒有同住（5.8%）、父母其中一人過世（2.7%）以及其他狀況（0.2%）。在主要照顧者部分，受試者自陳由父母照顧者佔大部分（95.1%），其次為其他親戚（2.2%），祖父母或外公外婆（1.8%），其他照顧狀況則佔 1.0%。二、研究工具（一）關係結構問卷—中文版

本研究採用Wang 與 Neville（2006, August）翻譯 Lancee、Maunde、Fraley 與 Tannenbaum（2004）

根據 ECR 修訂版所發展的簡式依附關係測量問卷，稱為「關係結構問卷—中文版」（relationships structures questionnaire-chinese），用來測量青少年對母親與父親的依附程度。此量表採用兩向度依附理論，測量個體在依附焦慮（共三題，例題為「我常擔心媽媽並不是真的關心我」）與依附逃避（有六題，例題為「對媽媽開誠佈公，讓我感到很不自在」）兩向度上的差異。測量對不同依附對象的依附傾向時，指導語會告知受試者此部分所測量的依附對象為何，且在題項描述中也會有相對應的稱呼，其餘字句維持相同，例如：測量父親依附時，將對象改為「爸爸」。採用Likert 五點量尺方式計分，1 分代表「完全不同意」，5 分代表「完全同意」，分數越高代表受試者對該依附對象，在該依附向度的傾向越強烈。

Wang 與 Neville（2006, August）進行因素分析，發現本量表與英文版量表的因素結構相同，

且「依附逃避」因素與「依附焦慮」因素，可解釋母親和父親分量表 69%的變異量。此外，王櫻

芬（2012）的研究發現，此量表得分和心理困擾間呈現顯著低度正相關，例如：「依附焦慮—母親」

和「憂鬱情緒」之相關為 .30，而「依附逃避—父親」和「學校生活困擾」之相關為 .26。最後， Wang 與 Neville 研究發現，各分量表之 Cronbach α 係數皆在 .87 以上，顯示此量表具良好信效度。

本研究所得各分量表Cronbach α 值介於 .80（對母親的依附焦慮分量表）~ .86（對父親的依附逃

避與依附焦慮分量表）之間，表示有相當良好的內部一致信度。（二）因應策略量表

本研究採用紀怡如（2002）所編製的「因應策略量表」測量高一學生壓力因應的能力。紀怡如發展此量表時參考Folkman 與 Lazarus 的「因應方式檢核表」（way of coping checklist），以及國內其他研究人員所發展的青少年因應策略相關量表，作為編擬題目的參考，經項目分析、因素分析等程序後，共得22 個題項，包含四個分量表，分別命名為積極因應（五題；例題為「我會檢討自己，努力改變」）、消極因應（八題；例題為「我會聽天由命，反正一切都是天註定的」）、轉移注意（六題；例題為「我會去外頭散散步」），以及尋求支援（三題；例題為「我會向親人訴苦，尋求安慰」）。採用Likert 量表五點量尺方式計分，1 代表「從不如此」，5 代表「總是如此」，各分量表的得分越高，亦即受試者越常使用該種因應策略。本量表編製過程中，紀怡如（2002）採用主成份因素分析，結果發現每一題項在其所屬因素之因素負荷量高於 .30，全部題項可解釋 49.96%的變異量。此外，他的研究結果顯示，青少年的壓力知覺和因應策略使用之間存有顯著相關。顯示此量表具適當的內容效度和效標關聯效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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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各分量表Cronbach α 介於 .62（轉移注意分量表）~ .74（消極因應與尋求支援分量表）之間，表示其信度在可接受範圍內。（三）青少年行為困擾量表本研究以林家屏（2002）依據李坤崇與歐慧敏所編製的「行為困擾量表」修訂而成，測量青少年在不同面向上的行為困擾程度。原量表包含五個分量表，分別為自我關懷困擾、身心發展困擾、學校生活困擾、人際關係困擾及家庭生活困擾分量表，每個分量表有十個題項。填答採Likert 五點量表方式計分，量表中的部分反向題項，需反向計分。各分量表題項得分相加後，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在該分量表之困擾程度越大。根據林家屏（2002）以 425 個國、高中生做為研究發現各分量表之Cronbach α 係數介於 .70～.88 之間，同時，於四周後以 72 名學生為樣本發現重測信度介於 .50～.94 之間，表示此量表具有良好的信度。在效度部份，本量表經過預試、分析及刪選題目，具備良好的內容效度。此外，林家屏研究發現本量表和青少年自我概念之間的關聯符合理論假設，具有適當的效標關聯效度，例如：學業自我概念、情緒自我概念和家庭自我概念愈低，行為困擾會愈高。由於全量表題項過多，為避免受試者疲乏，同時由於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索高一學生在人際關係和學校生活的適應狀況，因此只採用「人際關係困擾」以及「學校生活困擾」兩分量表於研究中。本研究發現其Cronbach α 係數皆為 .81，與林家屏研究發現相近。（四）青少年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本研究採用董氏基金會（2004）修訂的「青少年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測量受試者之憂鬱程度。此量表為董氏基金會根據黃君瑜與許文耀（2003）發展的 31 題「青少年憂鬱量表」，並參考其他國外學者之看法和 DSM-III-R 所列出的兒童或青少年憂鬱症診斷準則中的症狀，編製而成的簡式量表，共20 題。受試者被要求評估自己在過去兩週內，感受到的憂鬱情緒、認知、行為及生理反應。若與題項描述相符，勾選「是」之選項（得一分），反之則勾選「否」之選項（得零分），加總後的分數範圍在0 至 20 分之間，分數越高代表憂鬱程度越高。量表編製過程中，董氏基金會（2004）先以北部地區 1242 名青少年為對象，進行項目分析，挑選出心理計量品質最佳的20 個題目。接著，以 4944 名國中和高中學生為樣本，得 Cronbach α 係數為 .87；此外，本量表與貝克憂鬱量表和原 31 題之青少年憂鬱量表之間，達顯著高度相關。顯示本量表具有良好的信度和效標關聯效度。蘇曉憶與戴嘉南（2008）研究青少年的完美主義、自尊與憂鬱傾向之關係，亦使用本量表，其研究中該量表之內部一致性係數（KR-21）為 .86（N ＝646），再測信度為 .76，和青少年的完美主義成顯著正相關，而與自尊則是顯著負相關，顯示具有恰當的效標關聯效度。本研究所得信度係數為 .82，和過去研究所得信度相當。三、研究程序本研究的受試者來源主要有二：（1）有 313 名受試者曾參與第一作者另一項大型研究並留下連絡資訊，同意參與後續研究，經研究助理以信件、電話或是電子郵件聯繫，取得同意參與此研究並寄回研究問卷；（2）有 270 名受試者為第一作者聯繫三所高中輔導室，經其同意，由輔導老師至班上施測問卷而得。加總後，施測問卷總共 583 份。不論以何種來源邀請到的受試者，皆收到研究參與說明書，並簽署研究同意書。此外，第一個來源的受試者，獲得 100 元超商禮卷，作為問卷填答費，而第二個來源的受試者，則由輔導老師於受試者交回問卷時，發給價值約20 元左右的筆，以感謝其參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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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分析（一）初步資料分析本研究以 SPSS 統計套裝軟體進行初步的資料處理與統計分析，包括：檢查資料輸入的正確性，並進行描述性統計分析（例如，計算各研究變項之平均數和標準差、樣本在不同背景變項上的次數分配等）。接著，以多變量變異數分析，檢查不同性別青少年，在各量表得分上的差異。最後，運用皮爾森積差相關，考驗青少年父母依附、因應策略和生活適應困擾各變項之相關係數是否達顯著。（二）中介效果之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本研究採用AMOS 21.0 統計軟體（Arbuckle, 2009），以結構方程式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使用最大近似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考驗中介理論模式，探

究青少年的積極因應和消極因應策略，在其父母依附和生活適應困擾間的中介角色。進行SEM 分

析時，研究者以依附逃避與依附焦慮為外衍變項，內衍變項為積極因應、消極因應與生活適應困擾。其中依附焦慮潛在變項，以受試者在關係結構問卷第七至九題三個題項之得分，作為觀察變項，而生活適應困擾潛在變項的三個觀察變項，則為人際關係困擾、學校生活困擾和憂鬱情緒三份量表之得分。至於依附逃避、積極因應與消極因應三個潛在變項之觀察變項，則依據 Little、 Cunningham、Shahar 與 Widaman（2002）的建議，以「綑紮」（item parceling）技術，依據每一題項在各分量表之因素負荷量，由高至低平均分配到三個包裹中，形成觀察變項。

而在考驗模式適配度時，由於樣本人數較多時，χ2_{數值本來就容易達到顯著，因此研究者除}

了進行χ2

適合度考驗，並且參考Hu 與 Bentler（1999）、Martens（2005）以及 Weston 與 Gore（2006）之建議，參考四項適合度指標之係數，包括比較適配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非歸準適配指數（Tucker-Lewis Index, TLI）、標準化均方根殘差（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和近似誤差均方根（root-mean-squared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當 CFI 和 TLI 數值大於.95，SRMR 的數值小於 .08，而 RMSEA 的數值小於 .06 時，稱為適配度佳。而當 CFI 和 TLI 數值小於.90，SRMR 和 RMSEA 的數值大於 .10 則為不可接受的模式適配度。

研究結果

一、初步分析結果（一）性別差異分析結果本研究邀請高中／職一年級學生接受量表施測，其中除「青少年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總分為 20 分外，其餘量表皆為 Likert 五點量表。受試者在各變項之得分平均數介於 1.65（依附焦慮-母親）至 3.75（轉移注意因應策略）之間；而「青少年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之得分平均數則為 5.17。為了解不同性別的高一學生在各研究變項上的得分差異，研究者以性別為自變項，受試者的四項父母依附分數、四項因應策略、人際困擾、學校生活困擾和憂鬱情緒為依變項，以多變量變異數分析考驗各分量表男女生之得分差異，結果顯示不同性別青少年在研究變項上的得分有顯著差異（Wilks’ Λ= .90，p < 0.01）。進一步的分析顯示，男生在「依附逃避-母親」分量表的得分較女生高[F（1，518）= 13.64，p < .001]，而女生在「消極因應」分量表上得分高於男生[F（1，518） = 7.67，p < .01]，其他分量表上之得分則無顯著性別差異（如表 1 所示）。 （二）皮爾森積差相關考驗結果 1. 對不同對象的依附關係之相關分析結果：從表 2 所示，青少年對母親與對父親的依附逃避之間，呈現中度正相關（r = .48，p < .01），對雙親的依附焦慮間之相關，則達高度正相關（r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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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1）。此外，青少年對相同對象的依附逃避與依附焦慮間呈現低度正相關，相關係數分別為 .34 （對父親的兩向度依附傾向之相關，p < .01）和 .38（對母親的兩向度依附傾向之相關，p < .01）。 2. 依附關係與因應策略、行為困擾及憂鬱情緒之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2 所示，對父母的依附傾向和青少年的因應策略使用間的相關，依因應策略的不同而有很大的差異。首先，尋求支持和母親依附逃避與父親依附逃避間具顯著中度負相關（r 分別為-.60 和-.46，p < .01），與雙親依附焦 慮呈低度負相關（r 分別為-.22 和-.15，p < .01）。而積極因應則與雙親依附焦慮和依附逃避呈顯著 低度負相關，相關係數從-.12（父親依附焦慮與積極因應之相關，p < .01）至-.30（母親依附逃避與積極因應之相關，p < .01）。接著，消極因應與雙親依附焦慮和依附逃避呈現顯著低度正相關， 相關係數從 .23（父親依附逃避與消極因應之相關，p < .01）到 .33（母親依附焦慮與消極因應之相關，p < .01）。另外，轉移注意策略的使用雖然與依附逃避具顯著低度負相關，但是與依附焦慮 則無顯著相關。最後，青少年與雙親的依附傾向與人際困擾、學校生活困擾和憂鬱情緒間，呈顯著低度正相關，相關係數從 .18（母親依附逃避與人際關係困擾之相關，p < .01）至 .31（母親依附焦慮與人際關係困擾之相關，p < .01）。 表1 不同性別在各變項分數之平均數及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變項名稱1 題數 _量表分數全距全部2 （共519 人）男生（共199 人）女生（共314 人） F 檢定 平均數標準差平均數標準差平均數標準差 1. 依附逃避-母親 6 1~5 2.59 0.77 2.74 0.72 2.49 0.77 13.64** 2. 依附逃避-父親 6 1~5 3.07 0.84 3.01 0.82 3.09 0.84 01.33 3. 依附焦慮-母親 3 1~5 1.65 0.70 1.67 0.72 1.63 0.69 00.43 4. 依附焦慮-父親 3 1~5 1.71 0.76 1.73 0.78 1.69 0.74 00.34 5. 積極因應 5 1~5 3.48 0.61 3.51 0.61 3.47 0.60 00.76 6. 消極因應 8 1~5 2.55 0.61 2.45 0.62 2.60 0.60 07.67* 7. 轉移注意 6 1~5 3.75 0.58 3.74 0.58 3.77 0.57 00.18 8. 尋求支持 3 1~5 2.69 0.85 2.63 0.84 2.73 0.86 01.45 9. 人際關係困擾 10 1~5 2.26 0.57 2.30 0.58 2.22 0.55 02.12 10. 學校生活困擾 10 1~5 2.81 0.56 2.82 0.59 2.80 0.55 00.11 11. 憂鬱情緒 20 0~20 5.17 4.74 4.90 4.84 5.34 4.67 01.02 *p < .01，**p < .001 註 1：「依附逃避-母親」至「依附焦慮-父親」這四個變項，分別代表受試者在「關係結構問卷-中文版」中母親-依附逃避分量表至父親-依附焦慮分量表之得分；「積極因應」至「尋求支持」這四個變項分別為受試者在「因應策略量表」中各相對應分量表之得分；「人際關係困擾」與「學校生活困擾」為「青少年行為困擾量表」中各相對應分量表之得分；「憂鬱情緒」為「青少年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之得分。註2：有六位受試者未填寫性別。 3. 因應策略、行為困擾與憂鬱情緒之相關分析結果從表 2 可知，青少年因應策略與行為困擾、憂鬱情緒之間的相關，也依因應策略的不同，而有所差異。除了轉移注意和憂鬱情緒間相關未達顯著，其餘因應策略變項和生活適應困擾變項間都呈現顯著關聯。其中消極因應與三項適應困擾變項之間為顯著低度到中度正相關（r = .34，.45，.51，p < .01），積極因應與三項適應困擾變項之間亦為顯著低度到中度負相關，但是 相關係數的絕對值略低一些（r = -.37，-.40，-.22，p < .01）。轉移注意和尋求支持兩項因應策略的 使用，則與三項適應困擾間具有顯著低度負相關，相關係數從-.12（轉移注意與學校生活困擾之相關，p < .01）至-.37（轉移注意與人際關係困擾之相關，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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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變項之積差相關考驗結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1. 依附逃避-母親 - 2. 依附逃避-父親 .48** - 3. 依附焦慮-母親 .38** .24** - 4. 依附焦慮-父親 .18** .34** .65** - 5. 積極因應 -.30** -.27** -.24** -.12** - 6. 消極因應 .27** .23** .33** .27** -.28** - 7. 轉移注意 -.11** -.17** -.03** -.01** .39** -.00** - 8. 尋求支持 -.60** -.46** -.22** -.15** .42** -.18** -.22** - 9. 人際關係困擾 .18** .23** .31** .28** -.37** .34** *-.37** -.22** - 10. 學校生活困擾 .21** .20** .27** .25** -.40** .45** *-.12** -.25** .39** - 11. 憂鬱情緒 .25** .22** .30** .20** -.22** .51** -0.03** -.21** .30** .46** *p < .01，**p < .001 註：「依附逃避-母親」至「依附焦慮-父親」這四個變項，分別代表受試者在「關係結構問卷-中文版」中母親-依附逃避分量表至父親-依附焦慮分量表之得分；「積極因應」至「尋求支持」這四個變項分別為受試者在「因應策略量表」中各相對應分量表之得分；「人際關係困擾」與「學校生活困擾」為「青少年行為困擾量表」中各相對應分量表之得分；「憂鬱情緒」為「青少年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之得分。二、中介分析結果在考驗中介模式時，研究者分別以母親依附和父親依附為依附指標，考驗三個競爭模式：完整模式、積極因應模式和消極因應模式。在完整模式中，中介變項包括積極因應和消極因應，所有徑路之係數皆是統計估計得出；積極因應模式中，中介變項為積極因應，三個到消極因應以及從消極因應至適應困擾的徑路係數，設定為0；消極因應模式則和積極因應模式相反，將和積極因應有關之徑路係數設定為 0。最後，研究者進行三個模式的 χ2_{差異顯著性考驗。也就是，將積極} 因應模式和消極因應模式的χ2 和自由度，減去完整模式之χ2 和自由度，比較其差異是否達統計顯著性。分析結果如表3 所示。雖然所有模式的 χ2考驗皆為顯著，但是，四項適配度指標顯示，以母親依附為依附指標的完整模式之適配度佳，而以父親依附為依附指標之完整模式的適配度尚可，但是不管是母親依附或是父親依附的積極因應模式和消極因應模式之適配度皆不佳，為不可接受的模式。此外，χ2_{差異顯著性考驗也顯示積極因應模式和消極因應模式，顯著劣於完整模式。研} 究者於是只檢視二個完整模式後續分析結果。結果發現：所有外衍潛在變項對生活適應困擾的解釋力佳，兩個模式皆達 70％以上（母親依附模式中的解釋變異量為 72.1%，父親依附模式為 71.6%）。同時，雙親依附逃避對青少年生活適應困擾的間接和整體效果顯著，但是直接效果未達顯著。而雙親依附焦慮對青少年生活適應困擾之直接、間接和整體效果均達顯著（如表4 所示）。進一步的徑路迴歸係數顯著性考驗結果，如圖 2 所示：母親依附模式中，母親依附逃避可以透過積極因應（β = -.25，p < .001）和消極因應（β = .18，p < .01）間接影響青少年生活適應困擾（β = -.37, .61，p < .001）。但是，母親依附逃避未能直接影響青少年自陳生活適應困擾（β = .01， p > .05）。也就是，母親依附逃避主要透過中介變項影響青少年生活適應困擾。母親依附逃避愈高，積極因應越低，消極因應越高，隨之的生活適應困擾愈高。此外，母親依附焦慮可直接影響青少年生活適應困擾（β = .14，p < .05），亦可透過積極因應和消極因應（β = -.23, .34，p < .001）間接影響青少年生活適應困擾。也就是，在直接影響徑路中，青少年對母親有愈高的依附焦慮，其生活適應困擾愈高；同時，在間接影響徑路中，對母親有愈高的依附焦慮，青少年愈少採用積極因應策略，愈常採用消極因應策略，隨之的生活適應困擾程度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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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結構方程模式考驗與 χ2差異顯著性考驗結果摘要表

模式 χ2 _df _{CFI TLI SRMR} RMSEA

（90% CI） △χ2 △df 母親模式完整模式 255.30** 81 .94 .92 .06 .06（.06~.07） - - 積極因應模式 436.36** 84 .87 .84 .14 .09（.08~.10） 181.06** 3 消極因應模式 351.39** 84 .90 .88 .13 .08（.07~.09） 96.09** 3 父親模式完整模式 262.48** 81 .94 .92 .07 .07（.06~.08） - - 積極因應模式 422.94** 84 .89 .86 .14 .09（.08~.10） 160.46** 3 消極因應模式 344.32** 84 .91 .89 .12 .08（.07~.09） 81.84** 3 **p < .001 註 1：母親模式=以母親依附作為依附關係指標之理論模式；父親模式=以父親依附作為依附關係指標之理論模式。註 2：完整模式=中介變項包括積極因應與消極因應；積極因應模式=中介變項為積極因應，連結消極因應的路徑設定為0；消極因應模式=中介變項為消極因應，連結積極因應的路徑設定為0。

註3：CFI 為比較適配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TLI 為非歸準適配指數（Tucker-Lewis Index）； SRMR 為標準化均方根殘差（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RMSEA 為近似誤差均方根（root-mean-squared error of approximation）；CI 為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表4 青少年父母依附對生活適應困擾之效果檢定結果摘要表直接效果間接效果整體效果標準化效果值 95% CI 標準化效果值 95% CI 標準化效果值 95% CI 母親模式依附逃避 0.01 [-0.10, 0.14] 0.20 [0.10, 0.32] 0.21 [0.07, 0.36] 依附焦慮 0.14 [ 0.00, 0.28] 0.29 [0.17, 0.41] 0.43 [0.29, 0.55] 父親模式依附逃避 0.01 [-0.11, 0.14] 0.25 [0.14, 0.37] 0.26 [0.12, 0.39] 依附焦慮 0.14 [ 0.06, 0.27] 0.19 [0.08, 0.30] 0.32 [0.18, 0.45] 註：母親模式、父親模式=分別以母親依附和父親依附作為依附關係指標之理論模式。標準化效果值之數字達 .14 以上者，其顯著水準為 .05，達 .19 者，其顯著水準為 .01；CI 為信賴區間類似的結果出現在以父親依附為依附指標的中介模式中。父親依附逃避同樣可以透過積極因應和消極因應（β = -.27, .22，p < .001），間接影響青少年生活適應困擾（β= -.41, .62，p < .001）。父親依附逃避也和母親依附逃避一樣，未能直接影響生活適應困擾（β = .01，p > .05）。此外，父親依附焦慮可直接影響生活適應困擾（β = .14，p < .05），亦可透過消極因應策略（β = .23，p < .001）間接影響生活適應困擾（β = .62，p < .001）。但是，和母親依附焦慮不同，青少年對父親的依附焦慮，不會透過積極因應間接影響他們的生活適應困擾（β = -.10，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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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依附、因應策略與生活適應困擾之完整模式註：徑路係數由左至右依序為母親和父親模式之係數；以粗體呈現之係數達 .05 顯著水準

討論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檢驗青少年的因應策略使用，於父母依附與生活適應困擾間的中介角色。以 519 名高中／職一年級學生為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進行研究。研究主要發現青少年的積極因應顯著與其適應困擾呈現負相關，消極因應與適應困擾之間則為正向相關。此外，積極因應與消極因應可以完全中介對雙親的依附逃避和青少年適應困擾之間的關係，但是，積極因應與消極因應在母親依附焦慮和適應困擾之間只有部分中介效果。另一方面，消極因應會部分中介父親依附焦慮和適應困擾之間的關係，但是積極極因應則無顯著中介效果。以下研究者討論本研究發現，與過去相關研究之異同，並對未來進行相關研究，以及青少年諮商輔導實務工作提出建議。一、結果討論（一）父母依附、因應策略和適應困擾之相關結果討論本研究發現對父母的依附傾向和青少年的因應策略使用間的相關，依因應策略的不同而有很大的差異。其中，積極和消極因應與依附間存在顯著低度相關。此研究發現相似於Lopez 與 Gormley （2002）、Ognibene 與 Collins（1998），以及陳怡君（2011）之研究發現，也就是，青少年的依附關係越佳（即依附逃避和焦慮愈低）越常使用積極因應策略、愈少使用消極因應策略。此外，本研究發現雙親依附焦慮和依附逃避，與青少年的人際困擾、學校生活困擾和憂鬱情緒間，呈顯著低度正相關。此研究發現也和陳金定（2008）、Liu（2006）的研究發現相似。最後，本研究發現青少年因應策略與行為困擾、憂鬱情緒之間的相關，也依因應策略的不同，而有所差異。除了轉移注意和憂鬱情緒間相關未達顯著，其餘因應策略變項和生活適應困擾變項間都呈現顯著關聯。也就是說，當青少年愈能直接面對去處理問題、愈常尋求週遭親友的協助、愈少情緒宣洩式的消極因應，則其人際關係困擾、學校生活困擾和憂鬱情緒都會比較低。這些發現和蔡均棠（2005）、Burwell 與 Shirk（2007）、De Boo 與 Spiering（2010）、Piko（2001）之研究發現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青少年使用轉移注意的頻率偏高（本研究發現五點量表中，樣本平均數為3.75），但是愈常使用轉移注意策略，人際關係困擾和學校生活困擾雖然會較低，但是和憂鬱情緒之降低卻無顯著相關。這其中是否存有調節變項，例如：問題的嚴重程度、複雜度等，值得進一步討論。就如Leontopoulou（2006）發現：逆境程度不同，積極因應程度需要有所不同，方能發揮保護因子的效力，研究者也假設：當問題較嚴重與複雜時，採用轉移注意策略去調節情緒，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所以不利於憂鬱情緒之降低；但是當問題較輕微、簡單時，採取轉移注意的策略，卻可幫 .01, .01 -.23, -.10 -.37, -.41 .14, .14 .34, .23 -.25, -.27 .18, .22 .61, .62 .49, .38 依附焦慮積極因應適應困擾依附逃避消極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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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個體情緒較為穩定，或許有助於問題解決，也因此能降低憂鬱情緒。此項假設有待後續研究驗證。（二）因應策略在父母依附與適應困擾之中介角色模式結果討論本研究之發現支持因應策略的使用，在青少年父母依附和生活適應困擾間的中介效果。不安全的母親依附，可透過積極因應和消極因應，間接影響青少年生活適應困擾。同樣的，不安全的父親依附，大致上也會透過因應策略的使用，間接影響青少年生活適應困擾，除了父親依附焦慮不會透過積極因應影響青少年適應之外。此結果與Cooper 等人（2004）、Lopez 等人（2002）、Ognibene

與Collins（1998），以及 Wei 等人（2003）之研究發現部份相同。也就是，不安全依附程度越高的青少年，面對生活中的壓力，傾向於採用愈多的消極因應策略，愈少的積極因應策略，並因此感受到較高的生活適應困擾。由於青少年的父母依附逃避和依附焦慮，並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透過此研究發現，諮商助人工作者或是教育工作者，能夠設計適當的因應策略教導方案，協助青少年增加積極因應策略的使用，降低消極策略的使用，而能減少其適應困擾。此發現對於實務工作有其貢獻。除此之外，此研究發現彰顯對母親和對父親的依附關係，對於某些青少年心理變項之影響，有所不同。因此，未來進行依附關係研究時，分別探討不同依附對象的依附傾向和其他心理變項之關係，或可提昇我們對依附關係內涵更細緻精確的了解，亦可能豐富依附理論現有架構。另一方面，此發現相異於 Lopez 等人（2002）的研究結果。Lopez 等人發現當同時考慮自我分裂（self-splitting；也就是有人格解體和自我分裂之經驗）和自我隱藏（self-concalment；也就是傾向於隱藏私人的和負面的的個人資訊）、反應型（reactive coping）和壓抑型（suppressive coping）因應策略時，兩項消極因應策略的使用在不安全依附和適應困擾之間，無顯著中介效果。他們認為依附焦慮對個體的情緒調節和資訊處理過程具負向影響，它會使個體傾向於失去自我的完整性，並採用較無效的問題處理方式，而兩項消極因應策略，其實涵蓋於自我分裂和自我隱藏的自我組織中，因此考量這兩項自我組織之後，因應策略就失去其影響力了。由於本研究只探討兩種較為一般性的因應策略之中介角色，未同時考量此類型因應策略之影響，未來研究或許可以進一步探討其他類型因應策略之中介效果。最後，檢視各變項間的徑路時，本研究發現依附逃避至青少年自陳生活適應困擾之徑路為不顯著。此結果與Lopez 等人（2002）之結果相似，但是與王櫻芬（2012）和 Wei 等人（2003）之研究發現不同。此結果可能導因於研究工具的選用以及研究樣本的不同。具體來說，Lopez 等人測量生活適應時，採用症狀檢核表和個人問題調查表，和本研究相似，而 Wei 等人則以憂鬱、焦慮和無望感等負向情緒為適應指標。有學者提出依附逃避高的個體，可能會採取較為防衛性的態度，以維持內在的控制感，因此較不會感受到或是承認生活中遭遇的困難（Fraley & Shaver, 2000; Lopez et al., 2002），或許這是本研究於模式考驗中，未發現依附逃避和適應困擾之顯著關聯的原因。此外，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剛剛進入高中／職一年級的學生，和王櫻芬以國中生為研究對象，Wei 等人以大學生為對象不同。根據Ainsworth 與 Bell（1970）之看法，幼兒進入一個新環境時，最容易激發其依附行為，Hinderlie 與 Kenny（2002）提出青少年進入大學時，就像陌生情境測驗中，進入一個新環境，因此容易激起其原始的依附反應。研究者於是假設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剛進入高中／職這個新環境時，其原始依附反應可能易被激發，因此依附逃避傾向高的受試者，更可能抗拒表達他們在適應上的困難，而無法發現依附逃避和適應困難之關聯。這些暫時性的假設，仍需後續研究來進一步探討。（三）研究限制本研究雖盡力完整蒐集文獻，形成具意義的研究問題，在執行上仍有若干限制。首先，在研究樣本上，受限於研究者的時間和精力，本研究採用便利取樣，使得抽樣較不具代表性。此外，在研究工具上，本研究採用的量表全都為自陳量表，可能受限於社會期許和個人觀察偏誤，而不夠客觀。最後，本研究採調查法，因此所得結果無法進行因果推論。讀者須在考量這些限制下，運用本研究發現於未來的研究和實務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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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一）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1. 探討不同因應策略在依附和青少年適應上的影響力：本研究發現積極因應和消極因應在依附和適應困擾之間的中介角色，尤其是消極因應不管是在父親或是母親依附焦慮上，皆具重要性。由於因應策略其實有不同分類方式，例如：Folkman、Lazarus、Dunkel-Schetter、DeLongis 與 Gruen （1986）將其細分為面質因應、隔離、自我控制、尋求社會支持、承擔責任、計劃性問題解決、逃避、正向重新評估八類，或是 Heppner 等人（1995）將其分為反思、抑制和回應型三類，探討這些更細緻的因應策略種類在依附和適應上可能扮演的不同角色，當可提供獨特的學術和實務應用貢獻。此外，未來研究或許可以繼續探索不同壓力情境下，或是不同的問題複雜和嚴重程度下，不同的因應策略對青少年的身心適應，甚至是幸福感，是否會產生不同的效果。最後，由於因應策略的使用，可能受文化因素的影響（Heppner et al., 2006），探討文化因素或是採用考慮文化因素的因應策略測量工具，或許有助於提升我們對於青少年依附、因應和適應之關聯的文化理解。 2. 深入了解依附逃避之內涵與其對生活適應困擾之影響機制：本研究發現依附逃避至青少年自陳生活適應困擾之徑路並不顯著。除了本研究所探討的因應策略，未來研究或許可進一步探索是否有其他變項，中介或是調節依附逃避和適應困擾之間的關聯，例如：依附逃避高的青少年是否具有較低的自我揭露、較高的情緒解離與其他防衛機制，以及這些防衛機制對青少年心理健康長期與短期之影響，以擴展對依附逃避之影響效果的了解，有助於未來發展有效介入方案之參考。 3. 探討父母依附與不同心理變項之關係研究：本研究發現母親依附和父親依附，透過因應策略對青少年生活適應困擾有不同影響。父親依附焦慮未能像母親依附焦慮一樣，透過積極因應影響青少年的適應困擾。此研究發現彰顯分別探究母親依附和父親依附對青少年的影響之重要性。 4. 在研究方法上：如研究限制處所述，本研究在樣本的代表性、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上有其限制。未來研究或許可以考慮在上述三個方面採取不同做法，例如：在抽樣上，採用更精密的分層隨機抽樣方式，使研究樣本更具代表性，研究結果較能推論至較大的青少年族群。此外，在研究工具上，未來研究可以適當加入家人、師長或是好友評量的適應變項，以期降低社會期許和單一資料蒐集導致的觀察偏誤之影響。最後，在研究方法上，考慮加入實驗操弄，例如：在設計情境中觀察青少年面對壓力時，所採用的因應策略，並以生理回饋資料，檢視其情緒喚起或是穩定情形，或許能更精確的測量研究變項，並且更清楚研究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二）對青少年諮商輔導工作的建議 1. 針對不同依附狀況的青少年，提供不同介入方式：本研究發現支持「提升積極因應策略的使用，並降低消極因應策略的使用」，對高依附逃避青少年的重要性。然而，由於因應策略在依附焦慮和生活適應困擾間只有部分中介效果，以因應策略教導為焦點的介入方案，對促進高依附焦慮青少年之生活適應困擾，或許效果有限。實務工作者應考量個案的依附狀況，對高依附逃避的青少年和高依附焦慮青少年，採取不同介入策略。 2. 針對雙親依附情形不同的青少年，介入重點應有所不同：本研究發現母親依附焦慮能同時透過積極因應和消極因應，影響青少年適應困擾，但是父親依附焦慮只能透過消極因應，影響青少年的適應困擾。因此，面對母親依附焦慮高的青少年，實務工作者可以視個案偏好和晤談狀況，提升其積極策略的使用，並降低消極因應策略的使用。但是，面對父親依附焦慮高的青少年，實務工作者則應將重點放在消極因應策略之降低，而非積極因應策略之提升。（三）對青少年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建議 1. 於學校教育中，加強因應能力的養成，以利高中／職新生之生活適應：本研究發現積極因應、消極因應和尋求支持和青少年生活適應困擾間呈現顯著關聯，而青少年常使用的轉移注意策略，卻和憂鬱情緒之降低無顯著關聯。未來針對高中／職一年級學生，教導更多樣化、具建設性的因應策略，使他們在面對生活上的各種挑戰時，除了轉移注意之外，還有其他因應策略可以採用，當有助於其適應。 2. 針對青少年的父母，提供心理衛生資訊，以利安全依附的養成：本研究發現父母依附焦慮和依附逃避和青少年人際關係困擾、學校生活困擾和憂鬱情緒之間皆具顯著相關。在中介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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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加入積極因應和消極因應，父母依附焦慮仍然對於青少年適應困擾具直接效果。因此，協助父母以更具敏感度、反應性的親職方式，回應青少年的心理需求，提升親子依附之後，當有利於青少年適應困擾之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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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 年 04 月 27 日一稿修訂日期：2015 年 05 月 07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5 年 05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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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6, 48(1), 15-35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Attachment, Coping,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Problems: Examining Three Competing Mediation

Models

Ying-Fen Wang

Hsin-Chieh L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Counseling Center MingDao Universit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Yu-Chen Wang

Jo-Tzu Wu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Taichung Municipal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Hui-Wen High School

The purpose of the current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coping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problems among Taiwanese adolescents. Five hundred and nineteen 10th_{grader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echnique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different coping strategies correlated differently to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that passive coping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adjustment problems while other coping strategies we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adjustment problems. Most importantly, attachment avoidance toward parents had significant indirect effects on adolescent adjustment problems through active coping and passive coping. Also, maternal attachment anxiety had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n adjustment problems through active coping and passive coping. On the other hand, paternal attachment anxiety had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n adjustment problem only through passive coping, but not active coping.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authors recommend that interventions should be tailored to fit different needs of adolescents with high levels of paternal attachment anxiety and those with high levels of maternal attachment anx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