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史通‧疑古》對《尚書》的質疑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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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劉知幾《史通‧疑古》對《尚書》的質疑及其影響 The Questions and its impact of Liu Zhiji Doubt about Shi Tong For Shang-Shu. 指導教授：韓碧琴. BI-CHIN HAN. 研究生：李姝毓. SHU-YU LEE.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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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摘要. 劉知幾《劉知幾《史通‧ 史通‧疑古》疑古》對《尚書》尚書》的質疑及其影響. 摘. 要. 李姝毓. 上古時期，三皇五帝一直都是經典記錄中備受稱讚的人物；禪讓政治，可說是政治中最為人稱道的行為。但是，這些受人稱讚的史事在劉知幾《史通．疑古》中卻有著不同的評論，他認為這些史事記載的背後，定有著不能為人言的祕辛。劉知幾承繼了東漢王充勇於批判經典的風格，於〈疑古〉中大膽地對《尚書》提出了十個質疑，認為堯、舜、禹的禪讓政治背後有著權力的拉扯；周公東征解決三監之亂是不顧兄弟情誼的表現等質疑論點，是由於對史學所存的「實錄」理想而產生對聖賢經典的懷疑。本文主要分為三個主軸：一、劉知幾「實錄」史學的精神、定義以及其實錄精神的影響來源。二、劉知幾於〈疑古〉中對《尚書》所提出的十個質疑，透過《山海經》、《汲冢遺書》、《墨子》等資料印證劉知幾的推論是否合理，再加上出土文獻《上博楚簡》、《清華簡》的補充，為劉知幾的說法加以辨析，並說明出土文獻所具有的影響與價值。三、劉知幾對於史籍書寫所抱持的理念對同儕及後世學者的影響。經過本文之研究後，得出劉知幾雖然大膽地對《尚書》提出質疑，並採用大量的資料證明自己的推論合理且正確，但是其論點卻非完全正確；雖然他大膽評議經典的風格受到了後世的批評，但其勇於提出質疑的勇氣卻是為人所尊敬。. 關鍵字：關鍵字：劉知幾、劉知幾、《史通》史通》、〈疑古〈疑古〉《尚書》尚書》疑古〉、. I.

(4) 目次. 目次：第一章、第一章、序論. ................................................................................................. .................................................................................................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前人研究成果. 3.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範圍研究方法與範圍. 5. 第二章、劉知幾《劉知幾《史通》史通》的實錄精神. ........................................................ ......................................................... 第一節：第一節：劉知幾「劉知幾「實錄」實錄」史學的定義一、書法不隱，書法不隱，據事直書. 7 9 9. 二、直筆與曲筆. 14. 第二節第二節：劉知幾「劉知幾「實錄」實錄」精神的緣起精神的緣起. 17 17. 一、家族學術家族學術淵源學術淵源. 18 18. 二、當代史官建置的缺失當代史官建置的缺失. 20. (一史官眾多，決斷不足 (一) 史官眾多，. 22 22. (二 (二) 史館資料，史館資料，殘缺不全. 22 22. (三 (三) 士多長喙，士多長喙，難以保密. 23 23. (四 (四) 監修指示，監修指示，標準不一. 24 24. (五 (五) 監修史官，監修史官，未盡督導. 25. 三、前人影響. 27 27. (一) 董狐筆董狐筆、齊太史簡影響齊太史簡影響. 28 28. (二) 孔子（《春秋孔子（B.C 551 - B.C 479） 479）《春秋》春秋》筆法影響筆法影響. 28 28. (三) 左丘明（《左傳》左丘明（B.C 556 - B.C 451） 451）左傳》影響. 31. (四) 司馬遷（《史記》司馬遷（B.C145 - B.C 86） 86）史記》影響. 32. (五) 王充（《論衡》王充（A.D27 - A.D ）論衡》影響. 34. (六) 班固（《漢書》班固（A.D32 - A.D 92） 92）漢書》影響. 36. II.

(5) 目次 (七) 應劭（《風俗通》應劭（約 A.D153 - A.D 196） 196）風俗通》影響. 37. (八) 陸景（《典語》陸景（約 A.D249 - A.D 280） 280）典語》影響. 38. (九) 劉劭（《人物志》劉劭（約 A.D424 - A.D 453） 453）人物志》影響. 38. (十) 劉勰（《文心雕龍》劉勰（約 A.D465 - A.D 532） 532）文心雕龍》影響. 39 39. (十一) 《齊志》十一) 王劭（王劭（生卒年不詳）生卒年不詳）齊志》影響. 39. 第三節：「實錄」實錄」史學特質之改史學特質之改變. 41. 一、「傳統式」傳統式」的「鑒式實錄」鑒式實錄」. 42. 二、「愛奇式」愛奇式」的「興式實錄」興式實錄」. 45. 第三章、第三章、劉知幾〈劉知幾〈疑古〉疑古〉對《尚書》尚書》提出的質疑. ................................... ................................... 51. 第一節、第一節、唐朝前人對唐朝前人對《人對《尚書》尚書》的態度. 54. 第二節、第二節、劉知幾〈劉知幾〈疑古〉疑古〉對上古帝王之質疑. 57 57. 一、禪讓政治— 禪讓政治—堯讓位與舜之後，堯讓位與舜之後，遭到放逐. 64. 二、禪讓政治— 禪讓政治—舜讓位禹之後，舜讓位禹之後，遭到放逐. 72 72. 第三節、第三節、劉知幾〈劉知幾〈疑古〉疑古〉篇對夏、篇對夏、商之際權力傾軋之質疑商之際權力傾軋之質疑. 80. 一、對商湯爭奪夏桀天下卻受讚賞提出質疑. 81. 二、夏、商滅亡之末路. 85. 第四節、第四節、劉知幾〈劉知幾〈疑古〉疑古〉篇對周朝君王及周公東征提出之質疑. 91. 一、商朝遺命武庚欲恢復政權，商朝遺命武庚欲恢復政權，卻遭受汙衊. 92 92. 二、太伯讓位伯讓位季歷，季歷，得到「得到「至德」至德」之虛美. 95. 三、周公討伐兄弟，周公討伐兄弟，卻得到了讚美. 98. 第四章、出土文獻出土文獻對劉知幾〈對劉知幾〈疑古〉疑古〉所具有之所具有之補證第一節、〈容第一節、〈容成氏〉對《尚書》尚書》的補證. .............................. 105 105 106 106. 一、大禹治水禹治水. 108 108. 二、文王平文王平九邦. 109 109. 第二節、第二節、清華簡對清華簡對《簡對《尚書》尚書》內容的內容的幫助. III. 111 111.

(6) 目次一、今文《尚書．尚書．金縢》金縢》與清華簡清華簡〈金縢〉金縢〉的差異. 112 112. 二、《偽古文尚書．古文尚書．咸有一德咸有一德》一德》與《清華簡清華簡．尹誥》尹誥》的差異. 116 116. 第三節、第三節、出土文獻出土文獻對劉知幾〈對劉知幾〈疑古〉疑古〉研究之價值研究之價值. 119 119. 第五章、劉知幾〈劉知幾〈疑古〉疑古〉對後世對後世的影響的影響.............................................................. 127 127 一、對同儕的影響同儕的影響. 128 128. 二、對後世對後世的影響. 130 130. 第六章、結論 ........................................................................................................... 133 133 七、參考書目參考書目 ........................................................................................................... 137 137 表一：今文《尚書．尚書．金縢》金縢》與清華簡清華簡〈金縢〉金縢〉的差異比較表二：《偽古文尚書．古文尚書．咸有一德咸有一德》一德》與《清華簡清華簡．尹誥》尹誥》的差異. IV. 113 11313-114 117 117.

(7) 第一章、第一章、序論第一節、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言及《尚書》二字，常會聽聞：「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一語。《尚書》不僅是最早的歷史典籍之一，也是中國散文的源頭。《尚書》內容包括了夏、商、周的歷史，一般來說，歷史的傳抄，應該不會失傳，但在秦朝統一天下之後，秦始皇聽信李斯之言，搜羅百家之書而燒之，再加上項羽火燒阿房. 1. 宮，使宮中所藏的典籍付之一炬。幸好漢文帝的時候，由秦時九十多歲的耆老伏生口述尚書二十八篇，再加上後來好不容易被找到的「泰誓」篇，勉強收得了二十九篇，是為《今文尚書》。而後，魯恭王從孔子舊宅壁中，得到用先秦篆文書寫的尚書，內容比伏生傳下來的多了十六篇，被稱為《古文尚書》，這個發現，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這也造成了漢代學術史上有名的今古文之爭。在思忖著研究方向並廣泛閱讀之際，突查覺自己對於歷史發展的脈絡具有深厚的興趣，尤其是史書中對於歷史人物、朝代遞嬗的部分更是濃厚，但是史籍中的記載卻往往有所疏漏和隱諱使得歷史事件的記錄無法滿足自身的求知欲望；再加上《史通》作者劉知幾擅長以批評的角度，並欲以實筆直錄的精神抒發史家的理想態度引發了高度的欽佩。故欲以《史通》一書為本，了解《尚書》這部經典在史家角度的理解上，所具有的意義及其所產生的矛盾、疑問之處。東漢時期，越來越多學者投入了《古文尚書》的研究，但是今古文之爭卻依舊鬥爭嚴重，直到鄭玄兼通今古文二者，才暫時平息了這個爭鬥。到了東晉時期，《今古文尚書》因為戰爭等原因，內容漸趨不全，甚至有失傳的危機。東晉內史梅賾自稱家中藏有真正的《尚書》全本並送交與朝廷。此後，梅賾所獻的《尚書》五十八篇，也就成為現在流行的《尚書》傳本。唐代時，孔穎達為《尚書》做疏；到了宋代，學者由於各篇內容文體的不同，開始產生了懷疑；至清代，閻若璩經過考證後，提出了梅賾所獻之《尚書》乃是偽作。劉知幾的《史通》，是一部「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的「評史」論作。同時也是我國史學單獨成書以全面評史的第一本著作。劉知幾除了書寫《史通》一書之外，還提出了「史家三長」的說法，即史才、史學、史識三者。身為一個歷史學家，劉知幾對於《尚書》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看法及質疑。使得後人得以用不同的角度來認識《尚書》這部富有極 1.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頁 1. 1.

(8) 重要地位的經典。劉知幾《史通》繼承了王充懷疑聖人、反對傳統的禮教思想及權威觀念，而他並非刻意要質疑孔子，挑戰孔子所具有之傳統學術地位。實是因為在古代傳統的禮教中，在位者或是一般家族的尊長，所代表的意義就是後生晚輩跟從學習的規範，尤其孔子所代表的意義更是重大。劉知幾深刻地接受了傳統的儒學教育及薰陶，更不能擺脫孔子的影響。尤其是，孔子兼具了文化與學術的雙重指標。故劉知幾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跟隨著王充〈問孔〉、〈刺孟〉之後作出〈疑古〉、〈惑經〉二篇來表述他的史實理想。〈疑古〉、〈惑經〉二篇分別是劉知幾用以批評《尚書》、《春秋》之專篇，於〈疑古〉中，劉知幾提出了對於《尚書》的十個疑問，其內容乃是對於「禪讓政治」背後所具有政治手段提出疑問、堯、舜等人在經典中的過度讚美及周公東征的真實目的表達出他強烈的質疑；而〈惑經〉一篇則是劉知幾對《春秋》提出五虛美及十二未諭的評論，二文皆是他展現個人史學理念的最佳篇章。之所以會以〈疑古〉一文作為本文之主要探討對象，乃是由於劉知幾對於《尚書》所提出之論點，的確有著啟人疑竇之處，他以《墨子》、《韓非子》等史料記錄作為參考，說明商湯以武力制服夏桀，再假意讓位給務光，以取得讓賢美名，再讓務光自殺，自己在即位的歷史來質疑孔子刪棄商湯的鄙事。更以《汲冢紀年》作為引證的資料，對《尚書》中有關上古時期堯、舜、禹等歷史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及其中可能被隱諱的史實，充分地引起了想要一探究竟的動機；再加上目前對於〈惑經〉一篇多是劉知幾對於文章字句的使用提出其看法，並未有史事探討的空間，因此，〈疑古〉成為了本文寫作的選擇目標。《尚書》、《史通》兩部巨著就內容上皆可歸屬於史部書籍，但《尚書》主要在記錄上古時期的歷史並具有「為君親隱」的特色；而《史通》一書卻是劉知幾用以表達對史籍撰寫的理念，並說明其主張以實筆直錄的方式，將真實的歷史書寫、記錄，以供後世了解過往歷史的發展脈絡，並能以歷史作為個人、國家之借鑑。於《史通》一書中，常可見及劉知幾對於史籍記載發出諸多不滿之聲，認為史籍的撰寫，應該秉持著「書法不隱」、「秉筆直書」的原則，並對董狐、齊太史簡表達極度的尊崇和敬佩。吾人可以利用二者不同的風格來探查出兩部作品寫作的立基點為何。最重要的，是可以利用劉知幾的實錄風格，得知《尚書》在寫作的風格上存在著哪些缺失？或是有哪些疑義值得探討及研究。歷來探討《尚書》之書籍與研究，大多著重於《今文尚書》、《古文尚書》二者之間的真假問題，以及《尚書．禹貢》、《尚書．洪範》等對於農業、經濟、地理、文字之討論。研究《史通》之論著，亦多著墨於其批判意識、敘事理論、疑古思想等，專注於劉知幾對《尚書》所提之十個質疑並加以說明者，卻如同莊萬壽教授《史通通論》一. 2.

(9) 書所言，未有專門探討之文，再加上近年出土的《上博楚簡》、《清華簡》，這無疑是對此論題提供了最大的參考依據。在學術的領域中，《今文尚書》、《古文尚書》二者之間的真偽問題一直是個難以辨明且多方討論的問題，但是，清代閻若璩卻已經在《尚書古文疏證》中做出其「真偽」的辨別，故此論題，於本篇文章中，並非著墨的重點所在。但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考古文物不斷地出現，這對於各個領域的研究學者及吾人來說，無非是種振奮人心的發現，因此，在本文中，除了探討《史通．疑古》對於《尚書》所提出的十個疑問之外，也將利用近年出土的文物作為引證資料，用以了解劉知幾大膽提出質疑背後的論點，亦為劉知幾大膽評議古人的批評做出辯駁。劉知幾對於《尚書》所提出的疑問及其說法，雖然不一定符合真相的敘述，但是，他的主觀認定和透過理性思維所提出的質疑確值得後人予以探查及思考，故本文之書寫欲以《史通》一書為底，向上追溯、探討《尚書》中所存有的十個疑問；並輔以出土典籍《上博楚簡》、《清華簡》比對《尚書》的內容，藉以得到最適切的答案。. 第二節、第二節、前人研究成果《尚書》、《史通》二本巨著，歷來已有多位研究者提出相關論著。但在研讀《史通‧疑古》的相關著作之餘，卻未見及有深刻的敘述與研究。再加上長榮大學莊萬壽教授所著之《史通通論》一書中，亦提出《史通》一書之研究者雖眾，但對於〈疑古〉篇卻尚無人對其作出詳細專論。針對此點，經過廣泛閱讀相關書籍之後，確實發現《史通‧疑古》對於《尚書》所提出的十個質疑並未有專門著作加以論述及辨析，更遑論以出土文獻作為補證。專書部分，例如許冠三：《劉知幾的實錄史學》提及了劉知幾撰寫史籍的理念乃是秉持實錄的精神善惡皆書；許凌雲：《劉知幾評傳》則是對於劉知幾的生平及其疑古精神的來由；傅振倫：《劉知幾年譜》則是介紹劉知幾的生平及其進入史館撰寫史書的見聞；張三夕：《批判史學的批判：劉知幾及其史通研究》對於劉知幾《史通》中各篇所欲表達的內容及其質疑聖賢經典的批判精神，對於〈疑古〉、〈惑經〉的內容有大略的敘述，但卻缺少深刻的說明，對於質疑《尚書》的十個疑問亦並未有所詳述。現存對於介紹劉知幾及《史通》的專書數量並沒有很多，其餘各書對於〈疑古〉中所持之疑問亦僅有介紹而缺少深刻的內容探悉，因此，就此題目而言尚稱有研究價值。其後，在蒐羅碩博士論文及期刊論文時，亦證實確實尚未有關於此主題之論. 3.

(10) 文或相關作品出現。統整目前之碩博士論文中，陳金城：〈劉知幾及其《史通》之研究〉一文則是以劉知幾的生平經歷，探討劉氏家學淵源、時代的學術背景；修史的理念，闡述《史通》著述的理論、歷史認知及其相關見解；並透過後世對《史通》的評論，以彰顯自我，傳達不朽的概念。對於劉知幾〈疑古〉所提出的十個質疑卻未能有所闡發。張歐旭：〈劉知幾與章學誠之比較研究－－透過雙向詮釋闡明其理想著述論〉一文乃是透過兩者對「通」及史體的理解與詮釋、兩者的著述觀之終極關懷，以及對「史」的認定和了解這些課題來探求兩者對「史」之理想認知，並未對劉知幾的批判意識作探討。簡敏芳：〈劉知幾史學思想之研究〉則是從劉知幾「史學思想」一詞所應涵攝的三個層面作討論：史家對客觀歷史的認識、對史學工作的認識、以及對史家自身專業涵養的認識等三者，並對劉知幾的史學思想進行全面的檢視，亦試圖從學術發展、史學史的這一角度，來觀察劉知幾史學思想及影響劉知幾史學思想建立的背景因素，加深對史學思想的整體性認識。文章討論的議題乃是劉知幾的史學觀念，對於〈疑古〉所存的十個疑問未有觸及與闡述。林時民：〈劉知幾及其《史通》〉一文則是透過歷史背景、家世門風、自然傾向、同事好友與基本性格等諸項因素分析史通成書之過程；並以「通識觀念」、「批判精神」、「懷疑精神」、「進步意識」等分類探尋劉知幾心中所存之理想歷史寫作型式，並對劉氏史論對當代與後世所存在的衝擊加以敘述。全文以《史通》一書的通盤介紹為主軸，對於特定篇章並未深刻敘述，〈疑古〉篇對《尚書》所提之質疑亦未有完整變析。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線代中國新史學的發展〉則是從儒學權威之崩潰，探討疑古思想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影響，並透過經學與諸子學的互動關係，結合民俗學研究，拓展史料範圍，分析古史辨運動在現代史學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對於《史通‧疑古》之內容則未有說明。另外，多篇期刊論文中亦有針對劉知幾〈疑古〉篇對《尚書》提出之十個疑問做出解析及說明，例如：王振寧：〈《史通》的史學批判精神--以〈疑古〉、〈惑經〉為例〉提出了劉知幾對史學所持之批判精神來源，點出了劉知幾在〈疑古〉、〈惑經〉中所提出的十個疑問、十二未諭及五虛美，但卻未對其內容加以敘述；孔祥玲：〈對劉知幾的疑經思想的再探析〉則是提到劉知幾對於經典的批判及重新表達其解經的觀點；趙海旺：〈從〈疑古〉、〈惑經〉看劉知幾的實錄精神〉點出劉知幾對於歷史典籍所持之實錄精神乃在於「善惡必書」的理念上，以及對於《尚書》、《春秋》所提出的諸多疑慮；王瑞傑：〈淺談《史通‧疑古》篇中的「疑古」思想〉對於劉知幾之生平及《史通》一書中各篇章之內容及〈疑古〉篇中對於《尚書》所提出的十個疑問。尚有多篇期刊論文對於劉知幾《史通》一書及〈疑古〉篇章提出諸多看法並點明了劉知幾撰史的理想態度為「實錄」，但此些篇章對於劉知幾所秉持的論點和思考依據卻沒有做出詳析，且對於《尚書》中的記載也沒有多加著墨，更遑論以出土文獻作為參考依據，對比出劉知幾所提出之質疑是否合理，因此，在統整專書、碩博士論文及國內外相關期刊論文之後，說明了此篇題目在. 4.

(11) 研究上具有獨特的性質。. 第三節、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範圍《尚書》、《春秋》、此二部巨作，歷來研究者眾多，但對於劉知幾《史通》批評此些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之作品，研究者卻寥寥可數。或許可以指稱《尚書》、《春秋》之地位極高，所以對於劉知幾之批評言論不置可否。然而，劉知幾《史通》一書卻是第一部以批評的方式來評論史籍的作品。針對劉知幾的言論，或許讀來有過度偏激、挑戰權威的意圖，但其所表達出來的意見，卻有值得參考之處。在韓愈〈進學解〉中曾言：「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尚書》一書，給人的印象是晦澀難懂的，在研究上有其困難之處。這部儒家代表經典，受到劉知幾的疾言批評，確實是有其必要理解原因的。能夠透過劉知幾評論的基礎融合古代典籍的內容，想必會是一項有意義的理想。本論文研討之主題，是以劉知幾《史通．疑古》做為基礎，探討其對於《尚書》內容所提出之十項疑問進行思辨，此些疑問之產生，皆是由於《尚書》之記載方式與其所持之史學原則不同所致，他認為史籍之撰述需以「書法不隱」、「據事直書」做為規範依據，《尚書》乃儒家經典卻未符合此書寫原則。由於《尚書》史之發展駁雜，若於此論文中加以討論恐會失去了本文欲探討〈疑古〉對《尚書》所提出之疑問的焦點，因此，本文對《尚書》史之內容僅做簡單介紹。由於本文在探討劉知幾在〈疑古〉篇中對《尚書》所提出之十個質疑的內容是否合理，因此筆者利用了劉知幾之後方才產生的材料，採用了資料對勘法、文獻比較法，將古籍資料與出土文獻加以比較、歸納以印證劉知幾的說法並非輕議古人，而是以合理的歷史脈絡推理出《史通》中對於《尚書》提出的十個疑問背後確實有著不可說的秘密，並利用出土文獻作為補充，以證明劉知幾的說法是合理的、正確的。. 5.

(12) 6.

(13) 第二章、第二章、劉知幾《劉知幾《史通》史通》的實錄精神劉知幾所撰著的《史通》，在史學批評的典籍之中，佔有極重大的地位。他對於傳統經典抱持著「紀實」的態度，認為既是一本傳承後世的經典，就要將當時所發生的人、事、時、地、物確實地記錄。所以，劉知幾楬櫫的「實錄史學」意涵，便是其編著《史通》的基本精神。此「實錄史學」，是以道德關懷作為價值趨向的；還要透過「直書」的勇氣，方能如董狐、南史般，成就出一部「傳真式」的史學作品。劉知幾乃是在如此的理念及想法融通下，產生了《史通》這部影響深遠的作品。《史通》是一部「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2的「評史」論作。同時也是我國史學中單獨成書以全面評史的第一本著作。劉知幾撰著的《史通》一書中，分為內篇三十六篇，外篇十三篇，共計四十九篇。內篇的內容乃在介紹史籍的編纂體例與記錄史實時所要重視的方法與內涵，例如：〈六家〉、〈二體〉便是在介紹史家分為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紀家、漢書家及編年體、紀傳體二者。其後〈載言〉、〈本紀〉、〈世家〉、〈列傳〉、〈表曆〉、〈書志〉、〈論贊〉、〈序例〉、〈題目〉等篇章，則是說明對於史籍的編寫結構及史料的採集所需要注意及重視的條件；而外篇十三篇，例如：〈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疑古〉、〈惑經〉、〈申左〉、〈點煩〉等篇章，則在說明史學的源流及對各類經史的批評及質疑。劉知幾對於史學的見解及原則有著完整的理想與看法，此於內、外各篇章中即可明確看察出來。而劉知幾在介紹《史通》這本書的風格時，亦曾自言：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諫戒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3 這本書的內容中，有批評、有讚揚，對於具有優點、值得學習的史書，一定會將其特色表達出來；若史書中的形式內容不符合直筆的原則，則有所質疑。內容網羅了由古至今的各本史書，包含豐富，出自個人主觀看法的也所在多有。從劉知幾介紹《史通》這本書時，可以得知他寫《史通》的目的只是想要透過對從古到今的歷代史書批判中，確立一個正確的撰述史學的方法，而不是要標新立異，或推翻所謂「正史」的型態。. 2 3. 劉知幾：《史通通釋．自敘》，（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頁 292 劉知幾：《史通通釋．自敘》，（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頁 292. 7.

(14) 《史通》的內容中，對史書採取了「善惡皆書」的直筆實錄精神，不論是美醜善惡，史官皆有義務將這種真實性質表現出來，不會因為受到生命的脅迫或是利祿的誘惑而改變作史的原則，因此，對於史書中的直書與曲筆的概念，劉知幾是這麼說明的：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見君子之迹，而行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寧順從 4 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劉知幾認為正邪二者是有所區別的。君子所行的道路，是眾人認為正直的、珍貴的而值得效法的君子之德；相反的，則是屬於小人之偏私、苟且，會受到眾人輕視的小人之鄙。然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要往小人之鄙而行，而不追求君子之德呢？原因是，欲往正直之路而行，不接受賄賂或是委屈，可能會遭受災禍；若是接受別人的誘惑而改變自己的原則、遷就他人的想法，則可以得到利益，並保全身家，所以有很多人會往那條邪曲之路而行。因為如此，劉知幾在追求這種實錄精神的理想之際，對於那些不顧性命威脅，仍然堅持要將歷史的真相保存、記錄下來的史官表示了其敬仰及欽佩之意。當然，他也對那些接受諂媚、違背史官精神、竄改編造歷史的史官表示輕視的態度。但是，劉知幾並非一味地批評史官們違背直書精神而隱蔽歷史真相，反倒是理解史官在記錄史書時所必須面臨的種種困境。所以，他說：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捨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 5 後學，其為謬也，不亦甚乎。又說：夫王室將崩，霸圖云搆，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誅曹武、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6 過去記述歷史的人，有些昧於史實及是非，將不正確的歷史記錄下來，令後人難 4 5 6. 劉知幾：《史通通釋．直書》，（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頁 92 劉知幾：《史通通釋．探賾》，（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頁 100 劉知幾：《史通通釋．因習》，（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頁 66. 8.

(15) 以透過史事而自我規鑑；有時候，史官記史，會為了保全身家而有所隱諱，而使用一些特殊的語法書寫，此時，若後人不明瞭史官記史之法而妄加推測，則會誤失了史官記史所含有的真實意境。爾後，望文生義、穿鑿附會的情況將層出不窮，也間接造成了前朝的歷史難以正確的通曉而產生錯誤。但是，有時候對於史書上的記載，卻不能單單以純粹的褒貶來看待，還需要綜合當時的環境及背景加以考量，才不至於有過度的批判。每個朝代的環境及背景，對於史官來說，是個重要的外在考驗。所以，在了解每本史書之前，皆必須先深入探求編撰者的本意，以正確地評價一部史書。劉知幾對於史書的直書和曲筆表現了分明的愛憎態度；但是，他也揭露了歷代出現曲筆書法的社會政治原因，並且表露出同情的態度而非一味地批評。劉知幾對於史書的記錄有如此堅毅的態度及精神，並對史學批評具有高度的自覺，或許，這是由於他成長的環境及家族背景帶給他的影響所致。. 第一節、第一節、劉知幾「劉知幾「實錄」實錄」史學的定義早在漢代，即有「實錄」一詞的出現，乃是劉向、揚雄、班彪、班固用以稱讚太史公司馬遷具有良史之材。但史家所推崇的「不虛美、不隱惡」的書法，卻是先秦以來史家所抱持的理想傳統，例如：晉太史董狐書「趙盾弒其君」、南史氏書「崔杼弒其君」皆是以不畏強權，勇於表現史家傳統精神的最佳例證。7 民國以來，討論劉知幾《史通》著作與篇章之學者眾多，對於其秉持之實錄精神探討或簡或繁，而所謂「實錄」之意義辨析，皆推源自董狐、南史之不虛美、不隱惡之筆，如許凌雲《劉知幾評傳》、林時民《劉知幾史通之研究》；許冠三《劉知幾的實錄精神》、彭雅玲《史通的歷史敘述理論》對於「實錄」的定義及內容則有較詳細之說明。對於「實錄」之意義，茲統整以上書籍及李威熊〈劉知幾以史論經之評議〉、邱添生〈劉知幾的史通與史學〉等篇章，做一統整及說明：. 一、書法不隱，書法不隱，據事直書孔子對於晉靈公十四年時(西元前 607 年)，晉國兵變，趙穿殺靈公，趙盾迎立成公之事，評論為「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8可見得孔子稱讚董狐為良史的依據就在於「書法不隱」的記史原則上，認為他充分展現了史家的專業職責，這即是今日史學上所言之史德，目的不是在於求實傳真，而是將政治的倫理觀點 7 8. 彭雅玲：《史通的歷史敘述理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06) ，頁 69 左丘明：《春秋左傳集解》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09），頁 279. 9.

(16) 9. 徹底表現。對於當時身為史官的董狐來說，對於此般大事，不得不書；倘若不書，則會有為了隱晦、迴避的批評出現，這可說是一種遺憾。史學在先秦時代，乃是由官方負責掌理的，是屬於王官之學。孔子認為史學具有經世致用的意義，及擁有對政治倫理教化的人文精神，因此孔子對於史學的發揚多有重視。10這一特質直接的影響了劉知幾對於史學所具有的教化功能產生了理念的延續。他說：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于一朝，惡名被于干載。言之若是，吁可畏乎！11 史家的任務在於勸勉與告誡，並樹立風範。如果史官將賊臣逆子、淫君亂主之事如實的寫出，不替他們掩飾過失，則醜惡的事蹟和名聲，將會流傳後世，此種可怕的言論效果，是值得恐懼的。倘若史官將史事如實書寫，不為君親隱晦，則其效果將影響後世人臣避免為了一己之私而逞惡作亂，這無疑是史書記錄下的另一功能。對於史書的直書不隱，讓亂臣賊子害怕的效果，劉知幾亦有其看法，他說：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筐，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 12 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透過史籍的閱讀，可以使後人與古人做思想上的交流，即使不出門，也能夠體察到歷史的面貌，見賢能者，便能與之學習；見到寡能者，則從他們的身上，吸取教訓。這就如同《春秋》的成書，使逆臣賊子因為懼怕遺臭萬年而收斂自己的行為，這也為史家奠定了秉筆直書的榜樣。史官記載史事須秉持著實事求是，不隱惡、不虛美的方式，就客觀上而言，就容易達到懲惡勸善的作用，這對於社會文化的角度來看，是具有極大的正向作用的。平民百姓也可以從這些記載中學到為人處世的態度與經驗；統治者也能夠透過史事記載，了解國家興亡盛衰的經驗與教訓，因此，無論是對於國家或是君 9. 參考自彭雅玲：《史通的歷史敘述理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06) ，頁 72 參考雷家驥：《兩漢至唐初的歷史觀念與意識》，（北京：新華書店，1987.03），頁 2 11 劉知幾：《史通通釋．直書》，（台北：世界書局，2010.03），頁 92 12 劉知幾：《史通通釋．史官建置》，（台北：世界書局，2010.03），頁 145 10. 10.

(17) 王來說，史書的客觀、直書都是不能缺少的條件。「實錄」的意義，除了直書不隱的必要條件之外，對於劉知幾而言，還包括了「彰善懲惡」的功能。劉知幾認為「實錄」的意義，主要是欲透過歷史敘事樹立人倫教化的典範。他說：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愧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13 史書的功用，在於記功載過，獎善罰惡，對於當事人，得失雖在一夕之間，但榮辱卻關乎千年。倘若違背了史官著史的記實原則，豈不就失去了公正？自古以來，因為秉筆直書而招致禍害的，所在多有；但卻未曾聽聞因歪曲史事而獲罪者。所以，《宋書》記載不真實，蕭武帝知道了亦無責怪；魏收的《魏書》不公正，齊宣帝也沒有譴責。這使得史臣能夠不依史官理想著書，而遂其愛憎，這不是使得實錄更難完成嗎？劉知幾對於董狐、南史的據事實錄表達了他的讚賞；對《宋書》、《魏書》表達了批判，這二者之間的差異，即在於是否直書不隱。除此之外，劉知幾認為，歷史敘述的內容還要能彰善懲惡，並透過史書的傳遞，達到勸戒教化的功能。這無疑是他透過史書研讀之後，所闡發出來的「實錄」意義。「據事直書」與「直書不隱」二詞，就內容而言幾近相似，但卻具有相輔相成之效。彭雅玲《史通的歷史敘述理論》一書中，特論及劉知幾「實錄」的特色中尚有據事直書、善惡必書的意涵，即在於強調史學有追求客觀真實的責任。「良史」的職責，在於能否盡忠職守。史官為了記錄事實，便需要對歷史文化負責。但是，史官這種職業，很容易招致政治上的迫害，倘若在當世，為了記錄之史事稍加隱誨，或許尚不致遭遇慘烈的政治壓迫；而史家為了能夠如實記錄並保存當時的歷史，勇於採用直書的方式，方能使後人透過史家的記錄，了解過，或許就在鼓勵史家勇於紀實。因此，去事實的真相。14劉知幾所推許的「直書」他對於孔子當時所謂的「書法不隱」卻未必「紀實」，即提出了他的質疑及批評，就如同〈惑經〉篇中，對於《春秋》所提出的十二虛美。對於未「據事直書，善 13 14. 劉知幾：《史通通釋．曲筆》，（台北：世界書局，2010.03），頁 94 參考彭雅玲：《史通的歷史敘述理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06 76) ，頁 76. 11.

(18) 惡必書」的觀點，劉知幾亦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說：夫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其罪負，為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倉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為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嘆，既無德不報，故以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如王劫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為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憊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15 史書中隱晦、汙衊的記載，雖然為數不多，但其所需承擔的過失，卻不算少。《魏書》中夾雜的話，將近超過一半是不可信任的，這是歷來史書所少有的。但李百藥《北齊書》卻稱它為實錄，這大概是魏收替李百藥的亡父取字「公輔」，這事與顧雍得其師蔡邕贈字之事相似，因此要報答其恩德，所以就憑空讚美作為報答。但是，王劭《齊志》對於當時事件直書不隱，卻受到了批評，可見得，當時據事直書的原則，是不被重視的。劉知幾認為魏收的《魏書》並無直書的理念，無法彰善懲惡；李百藥《齊書》卻虛美《魏書》為實錄；王劭《齊志》據事直書卻遭受批判，其中的相對性，是劉知幾最不能接受的。因此，劉知幾對於「直書」的想法，乃在於具體地將事件透過客觀的書寫，不採取虛美、隱藏的手法，完整將事件記錄。「據事直書」的意涵往往與「書法不隱」是有相互融通之處的，而劉知幾常「書法不隱」卻不代表是「據事直書」。有的時候，常將此二者混為一談。16但是，「紀實」與否，就成為其中最大的疑慮。劉知幾認為，孔子雖言「書法不隱」，卻往往有為君親隱晦的疑慮，因此，他對於經典的質疑，在《史通》中，是所在多有的。就如同他在〈疑古〉中曾言：按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縴，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拭」。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諸〈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 15 16. 劉知幾：《史通通釋．曲筆》，（台北：世界書局，2010.03），頁 95 彭雅玲：《史通的歷史敘述理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06，)，頁 78. 12.

(19) 17. 愛憎由己者多矣。. 魯國的史書《春秋》，對於賢能之士、國家榮譽，不論大小，只要有所不利之事，皆有所含糊，或避而不言。這本是周公所提出的格言，但為何要使用在《春秋》的修纂上呢？不只《春秋》，六經皆是如此。湯滅夏桀、武王伐紂，這些是眾所周知之事，但卻被刪去了；孔子修訂《禮》時，竟言魯國並無篡位弒君的事；孔子刪訂的《詩》中，舉凡〈國風〉，皆有諷刺當政者的歌謠，但魯國卻沒有；再看《論語》記載，魯國國君娶吳國公主，兩國皆姓姬，這是不合禮法的。當臣子問孔子，這是知禮的嗎？孔子竟說是知禮。這可說明聖人常運用智慧來愚弄人民，對事情的評價乃出自於自己的愛憎態度，而非根據事實。劉知幾對於孔子的質疑，是大膽且直接的。姑且不論他的論點是否正確，卻可以體察到，劉知幾對於「紀實」的要求，是很重視的。他認為，記錄史實應該要秉持著公平、正直的態度，對事實加以記錄，而不應該以個人的喜好來隱蔽事實的表述，甚至是歪曲事實，這些都不算是「實錄」的原則。對於「實錄」一語，他曾經這麼說：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 18 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無論是美、醜，若利用明鏡來照，都會顯現其真實面貌；它不會因為美女如毛嬙，因為臉上有斑點，就不映照她的容貌；無論是悅耳或是難聽的音樂，都會在空闊的空中傳播，不會因為走音而停止傳播聲音。史官書寫歷史時，也應該像鏡子與虛空一樣，能夠清清楚楚的反映出他的善行與惡行，而不會因為個人的喜好與憎惡而有所隱蔽，這才叫實錄。劉知幾認為，史家在敘述歷史時，應該強調歷史敘述的真實性，而不該因為 19 ，乃是個人的喜好愛惡而對於事實有所隱蔽或歪曲。可見得，劉知幾的「實錄」希望透過客觀的立場敘述，達到反映現實、記錄事實的作用。但是，從劉知幾《史通》一書中，對於先秦以來的史書、史官的讚賞與批評中，即可以觀察到，所謂「實錄」史學的意涵，一直在改變著，雖然，史官們依舊以「秉筆直書」作為最高的理想；但是，其書寫模式與立場的改變，卻是毫無疑問的。. 17 18 19. 劉知幾：《史通通釋．疑古》，（台北：世界書局，2010.03），頁 181-182 劉知幾：《史通通釋．惑經》，（台北：世界書局，2010.03），頁 193 參考彭雅玲：《史通的歷史敘述理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06) ，頁 79. 13.

(20) 二、直筆與曲筆在中國傳統的史學觀念與修史的原則當中，直筆與曲筆的關係是無法明確地分開來敘述的，就如同政治思想上民本與尊君的關係，往往是一體兩面、無法割捨的。20 就一般的情況來說，直書往往代表著客觀理性；曲筆則代表主觀與感性。 21. 二者之間即如同主客的關係相互滲透、並存，無法明確區分其獨有性質，這使得直書與曲筆難以明確地分隔，因此，名為「實錄」的作品中，卻時有為君主修飾的筆法在其中。劉知幾在《史通》一書中所提及之「實錄」，可以歸納為是史家對於史實的忠實呈現狀態。也就是史官將當朝的事件明確記錄，以不隱瞞、不虛美的方式來表現；而「實錄」二字，其實也可以說是一種文體，用來記述君王的言行、即施政策略的「起居注」。在謝貴安《中國實錄體史學研究》一書中，即明確指出，「實錄」二字，是指創始於蕭梁、並延續至清代的實錄體史學形態，是一種以帝王為記載對象和記事核心，採編年體的記錄方式為基礎並融合了紀傳體等形式的史學體裁。22為了記載君王的起居、言行，並載錄詔令、奏疏等檔案文件，政府多半會籌組專門的機構及人員負責編寫及蒐集，此些資料，便會成為國史類的史料來源。為了留下最完整的史籍資料，供給史館機構編纂當代的史冊，除了掌握「事」，也會要求「記」，在記事史學的形式之中，「政治統治」是記述對象的最大數，而直接記載政治的最高統治者──皇帝的事蹟及其所領導的王朝的歷史，則是「實錄」的最初目的。也就是說，「實錄」不只具有秉筆直書的功能性之外，還是一種史學記錄的手法。蕭梁之後，實錄的修撰產生了時代性的改變。實錄成為與皇權專制和中央集權制相融合的史學形式和史書體裁，換言之，實錄體的書寫方式變成了以強化皇 23. 權的中央集權制度的代言工具。一般說來，為了客觀的敘寫當朝的史學記錄與君王的執政、言行起居，史官做出的記錄在當時是不會被觀看的，其中的內容，亦不會由於當權者的好惡而有所改變，是明確、全面的。也因為如此，史官的身分與權力，是被保密及不受到政權的傾逼。唐太宗時欲觀覽國史卻遭拒絕，則是一件有名的例證。據《資治通鑑》的記錄來看，唐高祖與太宗的《實錄》是於貞觀十七年秋七月時同時編纂的，太宗李世民想要觀看國史，但卻受到房玄齡的拒絕，之後，為了滿足他的觀看慾望，方才加以刪定，滿足太宗閱讀之需。《資治通鑑》 20 21 22 23. 參考謝貴安：《中國實錄體史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01 第一版)，頁 189 謝貴安：《中國實錄體史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01 第一版)，頁 190。謝貴安：《中國實錄體史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01 第一版)，頁 1。同上，頁 44。. 14.

(21) 的內容載曰：初，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世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24 從唐太宗與房玄齡、朱子奢的對話中，可以知曉，以往史官在記錄當朝史事時，君王是無從過問的；《起居》的內容，君王也無法在當世得以觀看，這是由於史官要避免因為直錄受到罪責；又要避免受到責罰，而對於史事的寫錄產生偏私、隱晦。房玄齡直接拒絕唐太宗的觀史，在歷史上來說，是件值得討論與讚賞的事。太宗尊重史官著錄史事的權威，未因為自己的偏私與喜好，改變了史實的書寫方式；又將「實錄」具有傳世子孫的正向意義徹底發揮，可說是歷史上的一件美談。唐太宗尊重「實錄」書寫、史官權威的正向意義，並未徹底地流傳後世太久。後世雖然將唐太宗視為尊崇的理想對象，但是史官在書寫歷史時，卻還是會有所芥蒂，因為，君王常會有運用己身權力及地位，要求史官改變書寫的方式，進而成為引起曲筆的產生。前文已提及，直筆與曲筆往往是一體之二面，就君王的立場來說，雖欲令史官完整記錄事蹟以流傳後世，卻又欲史官能將不利於己之事加以修飾或淡化，此處則是歷史書寫上的矛盾之處。舉例來說，唐太宗李世民，雖然尊重史官記錄歷史的客觀身分及追求據事直書的理想，但亦會有企圖改變史官記錄事件始末的想法。在房玄齡刪改《起居》為《高祖實錄》和《今上實錄》予太宗觀覽後，見及玄武門事變的記錄時，便將自己發動玄武門事件的始末當作是如周公誅殺叛亂的管叔、蔡叔的性質，其目的就是暗示史臣為自己粉飾此事件的 25 真相，讓此事變得合理化。也就是說，唐太宗一方面鼓勵史臣追求據事直書，卻又不願史臣將史事透過實筆的方式真正表露，反而是鼓勵他們以曲筆掩飾事件，這件事，可由司馬光在比較《大唐創業起居注》和高祖、太宗二朝的《實錄》時，發現唐太宗李世民粉飾歷史的現象，這揭示出了唐初的《實錄》為了突出李世民的正面形象，對其父李淵、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進行詆毀26的證明。 24.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一九七，（台北：世界書局，1972.03 四版），頁 6203 25 謝貴安：《中國實錄體史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01 第一版)，頁 192 26 同上。. 15.

(22) 古代「實錄」的存在，目的是為了描述皇帝的活動與言行，載錄國家的政事發展及官僚的奏疏。傳統的社會，往往是由齊家、治國以至於平天下的家國一體概念，而皇帝又是國家中最尊貴的一個家庭結構，因此，記載皇帝言行及活動的實錄，往往成為影響後世的最佳記錄，其政策的良惡，亦會成為國家政治戒鑑的參考。在《中國實錄體史學研究》一書中，提及了實錄的記載主題，分成了一、顯親盡孝，二、張揚忠義，三、勸勵風俗，四、政治鑑戒等四項。27雖然，實錄記載的內容是以君王的言行及活動為主，但實錄也往往成為國史的主要內容，為了維護皇權的統治與表彰國家與君王的德行，修纂實錄者皆會將違反風尚、不忠不義之人，透過記載的方式予以譴責，以達到勸善懲惡，抑制惡行之功效。劉知幾於《史通》中，說明其推崇之「直筆」理念，來自於董狐、齊太史簡的據事直書；對於魏收隱晦、汙衊的「曲筆」手法，有所指責。但事實上，此二者之間，卻充滿著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劉知幾在〈直書〉中說：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 28 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他強調了「直書」在史學中所具有的勸懲、鑑誡的功能，都來自於對歷史事件的直書與評價。但是，現實的政治中，卻往往無法以「直書」的理想來貫穿，有時，進行諱飾似乎也成為了合理的表現。即使是對於歷史事件抱持著「直書」思考的劉知幾，面對政治的多面性與為難，對於「曲筆」的手法，也提出了合理的解釋。他說：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疏既辨，等差有別，蓋父為子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後茲以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 29. 而名教存焉。. 儒家經典中，認為史書的詳實記載，能夠達到「亂臣賊子懼」的功效，但儒家的倫理綱常在遇到君主專制的社會政治時，卻無法不退一步，對於政治採取諱飾的手法來記載，乍看之下，似是極大的矛盾之處，但曲筆者不受罰；直筆者卻常遭受迫害，採用諱飾的曲筆，似已成為記錄史事的另一種方法。儒家後學認為孔子作《春秋》的方式除了採取直書的手法外，也採用了為尊 27 28 29. 謝貴安：《中國實錄體史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01 第一版)，頁 144-151 劉知幾：《史通通釋．直書》，（台北：世界書局，2010.03），頁 92 劉知幾：《史通通釋．曲筆》，（台北：世界書局，2010.03），頁 94. 16.

(23) 30. 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的微言大義。即使史事的記載不如據事直書般清晰易曉，但卻依舊能夠查覺史實背後的直曲，這是單純為政治因素的迫害所產生的妥協，對於劉知幾而言，縱使有意而為的曲筆背後存在著微言大義，卻不如勇於冒險犯難的直筆對於後世所存在的價值來得廣大，因此，「據事直書」的實錄理想，乃是劉知幾史學精神中的最佳條件。. 第二節、第二節、劉知幾「劉知幾「實錄」實錄」精神的緣起任何一種態度及原則、想法，就像是一種文學氛圍及文學運動，都會有個興發的關鍵，絕不會是突然生成的。當然，它所引領出來的風氣，也不會在一開始發展之初，就達到頂點狀態，它需要時間來醞釀、培養，使這股氛圍、想法，能夠更加成長茁壯。欲引起一項風氣、原則、運動的關鍵，可能是家人、老師、朋友，或是成長環境、學習環境、時代背景所引起的，而這個開端，就是影響他的重要環節，引領著他，讓他往不同的方向邁進。當然，這個方向會連帶地牽起他的想法及未來處世的態度，對一般人而言是如此，劉知幾亦是如此。許凌雲在《劉知幾評傳》中曾提及，在中國的思想發展上，往往具有「父子世業」、「詩禮傳家」的說法，例如司馬遷承繼其父司馬談未竟之業而撰寫《史記》；班固在班彪死後，續著《漢書》，最後由班昭完成其內容。從此處可以推見，家族之學對於一個人的思想、學術發展有其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存在。31劉知幾出生在一個官宦世家之中，其父親劉藏器在高宗時任侍御史，極受到讚賞；而後在擔任宋州司馬時，以執法如山、言詞抗直為名。32在這樣的家庭教育之下，劉知幾受到的薰陶，是可想而知的。劉知幾的父親，學養深厚，對於劉知幾的六個兄弟的教育亦很重視。劉知幾曾經在〈自述〉篇中提到，從小他對於詩賦的閱讀充滿了濃厚的興趣，卻因為《尚書》的詰屈聱牙，讓他感到晦澀難解。在偶然聽聞父親教授兄長閱讀史籍後，便產生了興趣。爾後，透過了父兄的指導，讓他能夠自行閱讀大量史籍。就在這大量閱讀的基礎下，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思維，也開始對史籍作品興發了議論。雖然，他的議論讓他遭受了長輩們的責罵，認為他大膽批評前人的舉動，乃是不正確的行為。但是，透過閱讀，卻也讓劉知幾看到了，亦有前人與他抱持著相同的見解。這使得劉知幾的大膽評議經典的風格，有了一個遵循的方向。之後，他步入仕途，見到了當時時政的得失，上疏指陳得失卻未受到重視； 30 31. 32. 同註 27，頁 184 許凌雲：《劉知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10) ，頁 7 《舊唐書‧劉子玄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0.11），頁 1165. 17.

(24) 奉召參與撰寫《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卻與當時主管兼修的武三思不合。之後，他欲留在長安私修《史通》，卻受到阻止，其原因乃是，劉知幾身為史官，不應私下著述，於是接受中宗之召，至長安領史事。因劉知幾的理念，與當時負責兼修的宰相韋巨源、楊再思等人不和，並認為當時修史體制具有種種的弊端，於是欲免除史官任務。從上述的簡單敘述，可以發現，劉知幾對於史學的觀念及想法，有自己的一套理念；而這些想法的來源，可從劉知幾的家族、自學歷程及仕途之路中一窺究竟。對於史學的編著，劉知幾有自己的獨特思維，而這個治史態度，除了貫徹於其著作《史通》之中，也直接地開啟了劉知幾在史學界的不凡地位。在各本介紹劉知幾的專門著作中，例如許凌雲《劉知幾評傳》、林時民《劉知幾史通之研究》、張三夕《批判史學的批判：劉知幾及其史通研究》、莊萬壽《史通通論》等書中，皆提及影響劉知幾實錄史學的來源為親族、仕途路上對於政治現況之見聞、閱覽前人作品之學習等。經過整理之後，將影響劉知幾實錄精神的主要源流分述為：一、家族學術淵源，二、當前史官建置缺失，三、前人著作影響。其內容綜下所述：. 一、家族學術家族學術淵源學術淵源劉知幾，字子玄，生於唐高宗龍朔元年，卒於玄宗開元九年(西元 661 年－721 年）。因為家族的關係，自幼即博覽群書，並對史學表現出特有的天份。原先，劉知幾對於詩文方面具有濃厚興趣，但是，當他的父親劉藏器開始教授他《古文尚書》一書的內涵及文字時，因為書中的文辭艱澀，使得劉知幾開始不喜歡閱讀《古文尚書》等作品，因此常挨父親的責罵；然而，有一次，聽父親對哥哥講述《春秋左氏傳》時，卻表現出了充分的興趣，因此他的父親轉而教授他讀《左傳》，他的興趣便自文學轉向至史學。此後他又讀了《史記》、《漢書》、《三國志》等書。對於自身的閱讀經歷，他曾於〈自敘〉篇中說道：予幼奉庭訓，早游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嘆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於時年甫. 18.

(25) 33. 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 劉知幾對於經典的閱讀，來自於家庭的教養，其父兄對他的影響，可見一斑。但是，倘非劉知幾本身對於經典及史籍的興趣濃厚，在日後，他也不會有如此的成就。幼年時期的劉知幾，受到了完整的薰陶，因此善於文詞，並喜愛史學。這一點為他一生的學術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除了自身的興趣促使其接觸經典之外，更重要的是，劉知幾的父親能順從其興趣，採取因材施教的方法，這直接地影響了劉知幾求學的積極性，並且使其順利地踏上了奮鬥終身的史學道路。在劉知幾從文學的領域跳至史學後，他廣泛地閱讀了《漢書》、《後漢書》等史書，在大量閱讀之後，他建立了自己的思維系統，並且大膽地表述自己的批評，而這些批評的話語，受到了長輩的指責，認為他是輕議聖哲，不尊重前人。對於自己的做學態度與歷程，他曾經這麼形容自己：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為，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 34. 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 劉子玄在閱讀書籍之後，常能發出常人所未能發出之見解，並對於歷代典籍發表個人的看法及疑問，有時，甚至會對典籍的書寫提出糾正，但卻往往受到長輩們的責罰，認為其一小子，不得任意批判聖哲。由此處可得知，劉子玄對於書籍內容的獨立思考以及其不隨波逐流、勇於表達的特殊個性，促使其建立具有不容小覷的史學地位。劉知幾能夠從詩文領域轉至史學領域，除了他天性與史學較為貼近之外，幼 35 年時尚有一類似玄學家辯論的口才。魏晉玄學崇尚講辯且重名理，此點，與劉知幾自述其「自小觀書，喜談名理」是相符的。再加上，《史通》評述前史的優劣頗具有玄學遺風的精神意趣，此種以理為本的史學思想，受到許冠三的推崇。36 因 33 34 35 36. 劉知幾：《史通通釋．自敘》，（台北：世界書局，2010.03），頁 138 劉知幾：《史通通釋．自敘》，（台北：世界書局，2010.03），頁 138 彭雅玲：《史通的歷史敘述理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06) ，頁 32 語見許冠三：《劉知幾的實錄史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01，頁 17-18)於古史傳說之考證中，知幾既善於文獻內政自核，文獻之內證與外證互勘，又精於作各種形式之邏輯推理，在古人所習用之類比推論而外，且用及今人所說之歸納與演繹推理。其論證程式，既有希臘式之三段論式，亦有印度式之因明推喻。. 19.

(26) 此，在《史通》中得以識見劉知幾對於聖人經典提出的質疑，及其分析，都具有一定的邏輯推論模式。劉知幾踏入仕途時，恰巧是武則天以皇后身分干政之時(西元 680 年)。當時武則天為了培植自己的勢力，做了諸多的動作以期能夠掌握政權，這些政治上的手段及鬥爭，使得當時的政治氣氛動盪不安。而後二十年，於證聖年間(西元 695 年)，武則天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並緩和政治的氣氛，她下詔令文武九品以上官 37 員各自談論時政得失以求改進。當時，劉知幾亦上表陳述了四件事，言詞十分懇切直率。其所陳述的四件事，在《舊唐書》中這麼記載：是時官爵僭濫而法網嚴密，士類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且以見意。38 《思慎賦》中載明了劉知幾對於當時法規的嚴苛、導致酷吏往往為了自己的利益，殺害了無辜的人民的黑暗政治，表達了他的不滿卻又無能為力的無奈，並期待武 39 后能夠吸納建言，以改變當時的黑暗政治所帶來的腐敗。當時人民生活雖然安定平和，但士紳們為了己身的官圖利欲，往往構陷、刑殺他人，使得劉知幾對於當時的官場習性有所體悟並上表諫言皇帝以期改變政令風氣。當時，武后對劉知幾的諫言深感讚賞，但卻未因此給予重用。此間近二十年，知幾依舊擔任嘉縣主簿的九品小官，直到他四十歲時，定王府倉曹知幾預修〈三教珠英〉才有了轉變。. 二、當代史官建置的當代史官建置的缺失史官建置的缺失一般來說，史籍的編纂，應是隸屬於史館的專門工作，但是，唐代修史的工作卻不像明代那樣，由翰林院史館承擔。唐代史官的任職，是由言官兼任史官，因此，專門的史官人數並不多，據《舊唐書》的記載，唐史館內的人數不過三人，有時只有兩人，若超過四人，就會引起諸多的議論。記載如是：（大和七年）秋七月辛卯朔。甲午，以諫議大夫王彥威、戶部郎中楊漢公、 37. 38 39.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台北：世界書局，1972.03 四版），頁 6500 《舊唐書‧劉子玄傳》卷一百二（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0.11），頁 1166 同上，頁 1166. 20.

(27) 祠部員外郎蘇涤、右補闕裴休并充史館修撰。故事，史官不過三員，或止兩員，今四人并命，論者非之。40 由於人數少，加上由言官兼任，因此，史籍的記錄不易引起言論的差異，這使得唐代史館形成了不同的風格，而史官的素質，就挑選上也有不同的條件。就如同劉知幾曾言及史才需具有三長：史才、史學、史識。有學識但不具備才、學，便無法將史事給與完整、客觀的記載。因此，能夠擔當史官的人，便為數不多。這使得唐代史書的修撰，在品質上有一定的保障。歷代在實錄的修撰上，均設有官方修纂機構，就其管理制度，無論是人事管理、業務管理與後勤管理，皆有其成功管理的一面；但是，官方機構卻也往往會因腐敗、弊端而產生有失管理、效率低下的一面。聖歷二年(西元 699 年)，武后召集了學士共四十七人，完成了〈三教珠英〉並目共一千三百一十三卷，劉知幾亦名列其中，是年，他官拜著作佐郎。41長安二年(西元 704 年)，劉知幾四十二歲，他升任左史，並兼修國史；後升任鳳閣舍人，依舊擔任修國史之職位。42在修國史之際，劉知幾親身體驗到了唐朝史館內有著諸多的弊端，而這與自己所寄懷的修史之思緒大不相同，於是想辭官書寫《史通》。他在〈自敘〉中說：長安中年，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言，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有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 43. 劉知幾依照史館訂定的書寫標準寫定了〈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卻仍舊遭到了其他史官們的嫉妒及讒言，這使得劉知幾在修國史之際，萌生了退意，其心想著：若持續待在史館內，將無法完成己心所欲書寫之《史通》，並難以將自己內心裡所思緒的關於史書的書寫理念及原則傳於後世。於是，劉知幾上奏給中書侍郎蕭至忠，想要辭去官職，並說明自己欲將對於歷史書寫的理想及理念寄託在書寫《史通》之上。在知幾寫給蕭至忠的奏記中，他提出了自己三次擔任史臣，兩次進入東觀，原一心想為國家記錄國典，最終卻 40 41 42 43. 《舊唐書‧本紀》卷十七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0.11），頁 174 參考《唐書．藝文志》卷五十八，（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0.09），頁 397 劉知幾：《史通通釋．原序》，（台北：世界書局，2010.03），頁 2 劉知幾：《史通通釋．自敘》，（台北：世界書局，2010.03），頁 139。. 21.

(28) 無法完成的原因，他提出了五項缺失，而這五項缺失，將會造成史籍沒有辦法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並且，不符合劉知幾所提出之史籍編纂理念，因此，他極欲完成自己的著作，以表達其個人之史學精神。他所認為的缺失為： (一)史官眾多，史官眾多，決斷不足劉知幾在進入史館以後，發現史館所具有的弊病都看得一清二楚，對於第一個弊病，他說：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眾功，方雲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 44 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古代的國史修撰，如魯國左丘明、漢代司馬遷、晉國董狐、齊國南史，都能成為不朽的歷史著作，為國家及私人所珍藏。從未聽聞過有依靠眾人的力量，來完成一項修史工程。只有東漢時期，集中了一大批的儒者，修撰《東觀漢記》，但其內容不清楚，條理紊亂，因此受到侍中理柏度的批評，認為其撰史書虛假不實，仲公理則說應該焚毀。當代人張衡、蔡邕對《東觀漢記》做了補缺的動作，卻受到後人傅玄、范曄的批評。而今日史館內所選取的史官人數，較東漢史官人數多一倍，人人都認為自己有荀悅、袁宏的才能；有劉向、劉歆的學識。但是，當要記錄一件事或一句話時，往往停筆猶豫，不能決斷。如此，即使史官白了頭，亦無法完成修撰工作。要完成一件事，倘若人手充足，能夠集思廣益，往往能收其效用；但是，若人員充足，卻無法對事情有所共識，則容易虛耗光陰，毫無成效。對於修撰史籍亦是如此，倘若史官無法分工，下筆時無法決斷，相互觀望，則亦造成怠忽職守，浪費時間的弊病。 (二)史館資料，史館資料，殘缺不全史官在修史時，往往需要大量的資料及記錄加以佐證及參考，而國家史館內，應屬藏書最豐富之處，為了能夠在史書中大量記載當時史事，都需具備完整的史料以供參考。然而，劉知幾在史館中，卻發現了史館內的資料，有所不足。他說： 44. 劉知幾：《史通通釋．忤時》，（台北：世界書局，2010.03），頁 291。. 22.

(29) 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45 西漢時期，郡國每年皆會上報朝廷關於人事、賦稅等記錄給太史看，然後丞相。東漢公卿所撰寫的文籍，會存放在公府，之後集中到史館中。因此，史官在修撰史書時，往往有大量的史料可以參考，能夠在史書記錄大量的事情。但是，到了近古，這種制度卻不再施行，史臣編錄史事，只能靠自己去蒐集採訪。而左、右史，在記錄帝王的起居注時，又往往殘缺不全，使得公卿之家死去的祖先、親人事跡很少能夠加以流傳。於各地蒐集的風土民情，無論是看到的，還是聽到的，都很不齊全。想要到臺閣去了解制度的沿革，卻又難以見到簿籍的記載。即使孔子重新出世，他也會因為資料的侷限而無法寫出反映歷史的著作。加上自己的才能僅是中等，又如何能夠寫出記錄廣博的史書呢？劉知幾認為自己不具有足夠的才能，得以待在史料不齊全的史館內，又寫出記錄廣博的史書，這無疑是直接表明了史館內蒐集史料的制度有所缺失，而且不完備，即使是孔子再世，亦無法順利完成史館交付的修撰史書的任務。但是，對於此點，許凌雲《劉知幾評傳》中，認為劉知幾的說法有所偏頗，他說：史館修史有時材料殘缺，這並非史館本身的問題。依據《唐會要》、《五代會要》的記錄，蒐集史料的範圍相當廣泛，徵集資料的辦法也很具體。當然，蒐集史料是一個艱 46 苦的工作，史官修史，一靠文獻檔案，二要靠親自詢採，這是古今皆相同。 (三)士多長喙，長喙，難以保密古代的良史著作，以秉筆直書的方式書寫，為的是要完整、詳實的記錄史事。為了保護史官不受到人們的侵擾，史館皆設在宮內，而史官們亦深居宮中。但是，唐代的史官，除了人多之外，各個都喜歡講話，時常會將史事洩露出去而遭受難堪的對待，使得史官難以下筆修撰歷史。對於此點，劉知幾說：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倘有五始初成，一 45. 劉知幾：《史通通釋．忤時》，（台北：世界書局，2010.03），頁 293. 46. 許凌云：《劉知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10），頁 64. 23.

(30) 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仇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47 過去，晉國董狐將自己記入史冊中之「趙盾弒其君」的內容，公開於朝臣之中；南史為了寫下「崔杼弒其君」的事，拿著書寫的工具前往。唐代的史館，設在皇宮之內，史官們亦深居宮中，人們不容易見到他們。這樣的目的，是為了使史官與人們有所隔離，而不會因為史官的褒貶使其受到打擾。但是，史館中的史官，人數眾多，每個都喜歡將史館中的事告訴他人。修史才剛剛開始，才對一些人或事進行褒貶，朝野卻馬上就知道其內容為何。筆還沒停下來，其內容就已經廣為流傳。晉朝孫盛由於實錄的關係，而受到桓溫的仇恨；王劭因直書而受到埋怨，這種洩漏史書內容使得史官處境難堪的狀況，在生活中時常發生，令史官感到畏懼。在前一小節中，曾提及史官常會因為據事直書的原因，遭到政治上的迫害，因此，為了保護史官的安全，他們書寫的內容往往在書寫完成之前，是被保密的，為的就是不受到被記錄人的干擾而能將史事完整、不隱諱的表述出來。但是，透過劉知幾的說法，可知道當時史館內的史官人數過多，除了造成意見難以統整，下筆時常觀望他人，使得修撰史書的成效不彰外，還會由於人多口雜的弊病，致使史官生命安全受到威脅，而無以確實下筆。 (四)監修指示，監修指示，標準不一一部史書的記錄，重要之處除了其書寫內容是否實筆直書之外，其書寫風格亦是重點之處。例如：《史記》。由於它是司馬遷一人手筆完成的，其內容的風格及書寫語調，亦是一致的；倘若，一部史書的完成，是透過諸多史官共同撰修而成，為了統一其評論史事的語調及書寫的風格，應該要透過互相討論、研擬、修改，方能使一部史書具有較高的評價。這些工作，應該由監修史籍的主管們，訂定出標準，方能有所定案。如果，監修者意見不一致，又何以完成一部可觀的史書呢？劉知幾說：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囊時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 47. 劉知幾：《史通通釋．忤時》，（台北：世界書局，2010.03），頁 292.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