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與五代中原政權的和戰關係－以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的消長為中心

全文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廖隆盛. 教授. 契丹與五代中原政權的和戰關係以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的消長為中心. 研究生：林思任. 撰.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

(2) 摘要本論文研究的範疇為北亞遊牧民族政治史，關注的時空斷限，聚焦五代時期，而探討的主要範疇是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的表現，以契丹與五代政權的和戰、互動關係作為主軸探討。目的是期望能夠從北亞遊牧民族自身政治思想的發展、蛻變之立場，探討他們是如何引發、影響北亞與中原的和戰關係。. 早期北亞遊牧民族在尚未接觸、深受漢文化、思想的薰陶以前，他們的征服觀主要是受生活觀、經濟觀，及復仇與仇恨觀所主導和影響，以致早期北亞遊牧民族向外征伐、劫掠的動機與目的，幾乎與政治權力、政治目的沒有密切關係；促使早期北亞遊牧民族的征服行為，甚少有割地劃界、稱臣納貢，或占領土地的政治行為。但是，自唐末五代，契丹阿保機崛起後，北亞遊牧民族就因漢文化、思想的大量湧入，開始逐漸具有中原農業社會征服觀的內涵，讓他們於此之後不僅具備了與中原農業社會對抗、競逐的知識，還讓他們往後也有了與中原爭奪權力，競逐天下的野心，導致北亞與中原自此以後開始和戰頻繁不斷。. 並且，也因契丹自阿保機崛起後，他們的統治者就一直對中原農業社會征服觀的吸收、使用是有選擇性和目的性，以致五代時期北亞遊牧民族也尚未將自身傳統征服觀與習性拋棄，促使他們在勢力衰弱、國勢不利，或爭奪政治權力時，有遭遇強烈的抵抗、反擊時，會為了保全實力、捲土重來，而即刻回歸傳統，放棄政治權力；以依附強者，滿足經濟取得的目的為優先。這即是唐末以後，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消長的準則。. 關鍵詞：契丹、五代、北亞遊牧民族、中原農業社會、征服觀、和戰.

(3) 目錄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 1 第二節研究方法及範圍.................................................................................... 4 第三節研究回顧................................................................................................ 4 第二章 10 世紀以前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之概述......................................... 18 第一節居處無常的生活模式對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的影響...................... 18 第二節嗜財的天性對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的影響...................................... 20 第三節血屬復仇的習俗對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的影響.............................. 26 第三章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的蛻變與契丹帝國的建立...................................... 29 第一節契丹征服觀的發展與太祖耶律阿保機的崛起.................................. 29 一、阿保機崛起以前契丹征服觀的模式.................................................. 29 二、阿保機崛起與契丹征服觀的蛻變...................................................... 31 三、遼朝建立以前契丹與中原政權的關係.............................................. 35 第二節契丹帝國的建立.................................................................................... 40 一、疆域、疆界政治觀的產生與阿保機稱帝建國.................................. 40 二、天命思想的產生與契丹對中原的積極政策...................................... 45 三、征服渤海與契丹天下觀的萌芽.......................................................... 50 第四章契丹天下觀的成熟與太宗耶律德光的入汴稱帝...................................... 53 第一節契丹的滅唐立晉.................................................................................... 53 一、德光即位與契丹征服觀的退縮.......................................................... 53 二、石敬瑭的降附與德光天下觀的重現.................................................. 57 第二節契丹滅晉與入主中原............................................................................ 64 一、石重貴即位與契丹天下觀的高漲－德光滅晉稱帝.......................... 64 二、契丹征服觀的轉變與德光退出中原.................................................. 67 第五章傳統征服觀的抬頭與契丹對後漢、後周的和戰...................................... 71 第一節遼世宗即位與契丹對中原的消極態度.............................................. 71 一、德光去世遼世宗即位初期的消極態度.............................................. 71 二、遼世宗對中原積極態度的再起.......................................................... 73 第二節回歸傳統－遼穆宗對後周世宗北伐的消極政策.............................. 80 一、遼穆宗即位及其遊牧可汗的性格...................................................... 80 二、後周世宗北伐與遼穆宗的消極政策.................................................. 83 第六章結論.............................................................................................................. 93 參考書目...................................................................................................................... 96.

(4)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鑒於學界至今對北亞遊牧民族政治觀念、思想的研究仍是非常有限，且過去筆者又對北亞遊牧民族的議題深感興趣，故引起本文欲對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進行深入探討的動機。由於本文所要探討的政治觀念是與北亞遊牧民族對外征伐、劫掠的思想、價值觀有關，故本文在此一律將此種政治觀念、思想簡稱為「征服觀」。. 近來在閱讀與搜集資料時，發現過去學者們之所以甚少對北亞遊牧民族政治觀念進行深入探討，乃是因為他們過去除了是受到中國傳統歷史記載、敘事的影響與限制之外；1還因早期北亞遊牧民族的政治觀念中，也確實沒有具體的政治思想，諸如：「天下觀」、「天命觀」、「夷夏觀」等政治概念。並且，這些諸多政治觀念又幾乎都是中原農業社會漢民族特有的「產物」。所以，過往許多學者們在探討有關政治觀念、思想的議題時，都會不自覺的將研究焦點著重於探討中原農業社會漢民族的政治觀為主。這樣的情形自然也造成他們的研究，幾乎都忽視了北亞遊牧民族由自身傳統的習性及生活價值觀，所衍生出與中原農業社會有所不同的政治思想之現象外，還讓他們也忽略了兩者的政治觀念、價值觀是否也會有相互衝擊或是影響的情形。因此，本文為了可以補充前人這方面的研究，讓筆者對北亞遊牧民族政治觀念進行探討的動機更為強烈。. 王健文：「在我們熟知的『中國』歷史敘事中，『夷』只是作為一種『被觀看』的『他者』而存在．春秋到漢代，今天我們得見的歷史資料，絕大多數是『華夏』所留下的，因此，要重建從『夷』的角度的新『夷/夏』關係，在資料上有無法克服的難題。」王健文，〈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帝制中國初期的華夏意識〉，收入於甘懷真，《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臺北：台大出版中心，2007），頁 179。 1 1.

(5) 透過前人的研究可知，早期北亞遊牧民族在尚未實際接觸漢文化的薰陶以前，他們在政治上雖然確實沒有具體或是明確的政治觀念與思想。但是，我們若仔細對北亞遊牧民族向外征伐、劫掠的行為與模式進行深入分析，亦可以發現他們早期在政治上其實是有著與中原農業社會有所不同的征服思想、價值觀，只是他們的征服觀並不像中原農業社會，是有著濃厚的文化內涵與源源不絕的政治理論去支撐、呼應著。. 根據過去學者們對皇帝制度與天下觀的研究可知，古代中原王朝最為重要的政治觀念是天下觀，在法理上，中原王朝並不認為天下有著與自己平起平坐的對 2. 等國家。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一觀念自先秦時期奠定以後，就影響深遠，即便是傳統的蠻夷之邦入主中原，也會不自覺地接受這一政治觀念。3. 「天下」除了是指中原王朝直接控制的區域（簡稱中國），它亦包括中原王朝外圍沒有直接控制的區域。這些區域（中國外圍）常以藩屬、朝貢等名義承認中原王朝的宗主地位。一般而言，天下觀並不等同於現實，一旦中原王朝面臨強大外敵的挑戰，其間就會有一定的邊界含意。不過，由於傳統天下觀的影響深遠 , 甚至關係到中原王朝的宗主、正統地位。因此，在現實中，中原王朝儘管可能會對蠻夷之邦有一些讓步，如：漢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但是，在法理上，中原王朝往往是不會對邊疆政權予以正式承認。在處於劣勢之際只會暫時與之媾和；一旦處於強勢，便立即予以反擊，必將其納入中原王朝系統而後已。4這種情況自唐末以後又有了重大轉變。因為，唐末中原王朝的勢力開始急遽下降，導致邊疆、. 「詩小雅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東漢)王符，《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3，〈忠貴第十一〉，頁 111。 3 張文，〈論古代中國的國家觀與天下觀－邊境與邊界形成的歷史座標〉，《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卷 17：期 3（2007），頁 23。 4 張文，〈論古代中國的國家觀與天下觀－邊境與邊界形成的歷史座標〉，頁 23。 2 2.

(6) 外族得以紛紛於中國內、外各自為政，促使中原農業社會的天下觀自此受到極大的挑戰。然而，也因天下觀在中國的根深柢固，使中原漢族重新掌握勢力、政權以後，他們在現實、法理上，就會再度遵循天下觀的理念而行，如：五代的後周世宗、宋代的統治者們。易言之，天下觀不僅是中原農業社會的世界觀，同時也是驅使中原農業社會的統治者屢屢向外發動戰爭的主因。因為天下觀的理論主要是一套論述中國皇權的理論，它的作用也是用來建構一個以中國天子為中心的主觀世界。5所以中原農業社會的統治者（天子）既然是天命的膺受者，他們在登基以後就有義務去建構這個井然有序的世界（天下），並也有義務去成為這個世界的支配者。. 況且，秦漢以後，天下觀的理論又伴隨著中國皇帝制度的逐漸成熟而昇華，促使秦漢以前「天下為公」的理論，轉變為「天下一家」、「天下為私」的理論， 6. 導致中原農業社會的統治者，往後也會為了私利而不斷向外發動戰爭。由此情形. 亦說明了，中原農業社會的征服思想主要是建構在天下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核心理論之下。因此，中原農業社會的征服觀又是一套非常有政治意義與目的的政治思想。可是，對于早期北亞遊牧民族的征服觀而言，它恰恰又是一個非常另類的政治思想。因為早期北亞遊牧民族在尚未受到中原農業社會文化、思想的薰陶以前，他們的征服觀又與政治意義、政治目的沒有密切的關聯；純粹依生活、經濟利益、衝突及仇恨的價值觀為優先考量。故早期北亞遊牧民族的征服觀，又可謂是一個沒有太多政治企圖與政治色彩的思想。然而，也正是因為早期北亞遊牧民族的征服觀是由生活觀、經濟觀及仇恨、復仇的價值觀所建構而成，才會導致他們早期每次的對外行為都會被視為貪婪、冷血的緣故。這也是本文希望可以再去釐清的現象，並且也是亟待吾人去做深入的探討。. 甘懷真，〈「天下」觀念的再探討〉，收入於吳展良，《東亞近世世界觀的形成》（臺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頁 95。 6 邢義田，〈中國皇帝制度的建立與發展〉，《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 2011），頁 1-28。 3 5.

(7) 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範圍. 鑒於過去正史對北亞遊牧民族征服思想的記載非常有限，所以本文在探討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時，只能從一些有關外交、誓書、或和戰關係的事例去進行分析，然後再對其的決策、行為給予詮釋。因此本文在資料的運用上，主要仍是以過去通用的史料為主，如：《資治通鑑》、《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契丹國志》等資料，並綜合整理既有的研究，從不同的角度重新賦予解釋。. 對本文的研究範圍而言，五代時期是探討、證明此問題與現象最好的時代。一，是因為至今學界對五代北亞遊牧民族的研究仍是非常有限；二，是由於對五代北亞遊牧民族的政治思想進行深入探討，不僅可以補充五代北亞遊牧民族的研究，同時也可以看到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之原貌、發展、交替、轉變、承襲和影響的各種面向；及其征服觀發展與轉變的現象是否也會影響雙方的和戰關係之現象。因此，對五代北亞遊牧民族的政治思想之議題進行探討，是有其一定的價值與意義。雖然，筆者自識本文的諸多觀點和解釋尚屬粗淺，但是希望本研究可以引起學界對相關議題的關注和討論。. 第三節研究回顧近代雖然未曾有論文或專著，直接針對五代時期北亞遊牧民族的征服觀加以論析，但仍有一些相關論著曾經有論及北亞遊牧民族的政治思想。這些研究通常是在討論某一事件的問題，或某一民族的特性及習俗時，間接提到北亞遊牧民族的政治思想。因此，本文與過去研究的聯繫上，是較為模糊的。但其脈絡仍可自北亞遊牧民族與中原諸政權間的互動研究中尋得。因此，以下本文乃分為北亞遊牧民族（包含邊疆民族的研究）、征服王朝、遼史（包含契丹史）、五代及宋遼關係，四個脈絡進行引介。 4.

(8) （一）北亞遊牧民族的相關研究： 1973 年札奇斯欽發表了《北亞遊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戰爭與貿易關係》一書。7全書主要是對北亞遊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和平與貿易之關係進行探討與分析。全書論述的範圍是從上古殷商時代開始，至明末清初為止。於該書中作者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北方的馬上行國愈強，消費愈多，對南方農業物資的需求，也就愈大，所以往往因以和平手段得來的物資不夠，就用武力奪取的方法，入邊寇掠，這樣使農業社會繼續感到威脅，而朝廷也不得不重新考慮，這樣靠不住的和平，是不是值得以奉納物資於敵方的方法來換取。對方的遊牧君長在這種情形之下，也是願作『有限的戰爭』，而不願引起大戰。」顯見，自古以來北亞遊牧民族雖然天性好鬥、貪婪，但是當他們能夠在選擇使用戰爭或是和平的方式來取得利益時，往往還是會傾向於利用後者的方式來獲得利益；除非是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北亞遊牧民族才會利用戰爭的手段進行侵奪。關於作者所提出的這個概念，不僅對本文的寫作啟發量多，而且也更正過了去許多學者們對北亞遊牧民族的普遍認知，即：此前大部分學者普遍認為北亞遊牧民族因天性好鬥、個性貪婪，而導致他們往往傾向於利用戰爭的手段來獲得利益，並會以此行為彰顯自己的英雄風範與氣概。. 1987 年陶晉生於《中國通史議論》一書也發表了〈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8該文中，作者所謂的邊疆民族主要是指西北、北方和東方的遊牧民族和半遊牧民族。由於南方邊疆民族未曾入主中原和建立正史上的朝代，故作者未將其一併探討。從該文的分析可知，作者除了是對過去中外學者的研究結論進行論析與補充外，他同時亦從不同的面向，論述邊疆民族與中原農業社會及漢. 札奇斯欽，《北亞遊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戰爭與貿易關係》（臺北：正中書局，1973）。陶晉生，〈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中國通史議論》（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頁 151-162。 5 7 8.

(9) 民族的互動、影響與重要性，諸如：文化、文學與藝術、政治與外交、經濟與社會等面向。因此，該文在本文撰寫研究時，是一部非常值得參閱的著作。. 除了上述兩個重要學者的研究之外，大陸學者安國樓於 1997 年也出版過《宋朝周邊民族政策研究》一書。9全書的研究角度是以中原本位的觀點之立場，對宋朝的邊疆民族政策及民族關係進行分析。從作者對該書內容的分析可知，作者所謂的邊疆、少數民族是沒有包含宋朝邊境外的遼契丹、西夏及金女真。因此，它與本文的研究方向及對象是有所差異。但是，該書在本文撰寫研究的過程，仍是一部值得參閱的著作。因為，本文從作者對該書內容的分析發現，中原農業社會自古對于邊疆少數民族的態度與政策，是與邊境外的北亞遊牧民族沒有太大的差別。他們（邊疆少數民族）在中原政權的眼裏，亦是蠻夷，不知禮法的群體。在政策、思想上，自然也會以自視甚高的角度與態度對待或視之。所以，本文在分析、思考契丹與五代政權的行為與互動時，亦可以參閱該書的觀點與分析。. 台灣學者劉學銚於 2005 年亦發表過《歷代胡族王朝之民族政策》一書。10全書是從征服王朝的角度，對中國歷代胡族王朝的民族政策進行研究。因此，該書分析的對象又以滲透王朝（五胡十六國及北朝），與征服王朝（遼、金、元及清）為主；但不包含五代十國的後唐、後晉、後漢與西夏。由於該書內容是按照朝代的時間順序所撰寫，故讓本文在思考、比較契丹與以前、以後其他遊牧政權的異同點時，可以更快速與有系統的作出歸納與統整。雖然作者於該書中有特別設立一章，為遼契丹時期的民族政策進行討論與分析；但是於該章節中（第五章）作者的分析重點，仍是以討論契丹的政治制度（雙軌政制）、軍事、漢化及其對周邊民族國家（渤海、奚及女真）的政策措施為主。故這也間接透露了北亞遊牧民族政治思想之議題仍是有再挖掘與探討的空間。. 9. 安國樓，《宋朝周邊民族政策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劉學銚，《歷代胡族王朝之民族政策》（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5）。 6. 10.

(10) 簡言之，透過上述簡略的引介可知，過去前人對五代北亞遊牧民族的研究仍是寥寥無幾。他們對此領域的研究之議題，多數還是著重於族群融合(漢化、涵化)、民族政策、經濟貿易、南侵或和戰的議題為主。因此，本文在撰寫研究的過程中，還會參閱其他時期北亞遊牧民族的研究，諸如：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民族》、11陳欽育《北亞遊牧民族與中原國家之關係研究－以突厥為例》、12史坦利‧史都華（Stanley Stwart）《馬背上的遊牧國度：從伊斯坦堡到蒙古發源地》（In the Empire of Genghis Khan: A Journey Among Nomads）、13王明蓀《早期蒙古遊牧社會的結構－成吉思可汗前後時期的蒙古》等著作，14以期能夠對北亞遊牧民族固有的風俗習慣、生活價值觀等現象有更全面的瞭解和掌握。. （二）征服王朝的相關研究自德裔美國歷史學家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於 1949 年提出「征服王朝論」以後，各國學者對于征服王朝議題的研究和討論，就變得非常的熱絡與多元，特別又以日本學界的討論最為熱絡。因此，魏復古可說是對征服王朝研究貢獻最大的學者。西元 1949 年當魏復古和馮家昇合著了〈遼代社會史〉(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一文並發表以後，它便成為了研究契丹史方面影響最大的著作之一。〈遼代社會史〉一文內容主要是對遼代的社會組織、經濟生活、管理制度和機構 15. 設置等方面作了有系統的分析和詳細的論述。魏復古於該文提出了著名的「征服王朝論」和「涵化」的概念，而這兩個概念至今對學界的影響仍是非常深遠。. 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民族》（臺北：中央研究院，2009）。陳欽育，《北亞遊牧民族與中原國家之關係研究－以突厥為例》（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09）。 13 史坦利‧史都華，《馬背上的遊牧國度：從伊斯坦堡到蒙古發源地》（臺北：馬可孛羅文化， 2006）。 14 王明蓀，《早期蒙古遊牧社會的結構－成吉思可汗前後時期的蒙古》（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 15 (美)魏復古著；蘇國良等譯，〈中國遼代社會史(907-1125 年)總述〉，《征服王朝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頁 1-69。 7 11 12.

(11) 在魏氏的征服王朝論中他將中國王朝分成了兩大範疇，即典型的中國王朝，以秦、漢等諸漢人統治者所建立的王朝為主。另一則是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與「滲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於該文中他也將征服王朝和滲透王朝做了一些的區分和解釋，他認為所謂的征服王朝是指某一民族征服另一民族的居住地之一部或全部所建立的王朝，即指遼（契丹）、金（女真）、元（蒙古）、清（滿州族）諸王朝。而滲透王朝則是指諸王朝的創始者在華北以半和平的滲透而獲得政權，及所建立的王朝。依照魏復古的解釋，他認為各北族王朝與漢地的文化關係，絕不僅僅是簡單的同化（Assimilation）而已，而是有雙向性質的涵化（Acculturation）。他們對漢文化的諸多因素，並非是被動地全盤接受，而是能夠進行主動的選擇。具體而言，它們對漢文化的態度是有程度上的差別。征服王朝是較傾向於抵制；而滲透王朝則是較傾向於吸收。在諸征服王朝中，又由於從前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異，導致遼、元較傾向於抵制，而金、清較傾向於吸收。. 當魏復古征服王朝論面世以後，它不僅對遼契丹史的研究有所影響之外，同時也對戰後的日本，及各國中國史學界也都造成了極大的影響。然而魏氏的征服王朝論亦有其不足的地方，所以在他的論著發表後，也受到了甚多的批評。如：部分學者就因其是一位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史學家，因此認為他在許多史實的詮釋與分析上會有些偏激與不妥當的地方；另外，也由於他對于征服王朝論的分類和解釋太過於單純，故有必要再重新對兩者進行劃分和定義的必要。16. 田村實造則是將魏復古征服王朝論引介入日本的重要學者之一。17他曾經發. (日)內田直文、王毓雯，〈日本近年蒙元時代史研究：以文化政策為主〉，《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期 2：總 16（2010），頁 267。 17 鄭欽仁、李明仁譯著，《征服王朝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序言。 8 16.

(12) 表過《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一書。18全文內容主要是對魏氏的征服王朝論作一番的介紹，及重新對魏氏的征服王朝論的劃分與定義提出省思。在該書中，田村氏認為「征服王朝」一詞並非是戰後才出現的新詞。既然征服王朝是一個普通名詞，所以它也適用於其他亞洲歷史上的諸帝國，如：西亞的伊兒汗國、撒拉遜帝國、塞爾柱突厥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中亞的帖木兒帝國、印度的莫臥兒帝國等；但是一般提到征服王朝一詞時，主要還是指中國的征服王朝：遼、金、元與清。可是對于過去(魏氏)這樣的劃分法，田村氏也指出了自己的觀點與看法。他認為中國的征服王朝，除了上述的遼、金、元與清之外，應當還包括了4-6世紀 (308-581年)的五胡十六國和北朝諸國，即：前趙、後趙、前燕、後燕、西燕、前秦、後秦等政權以及北魏、北齊和北周等。在這一點上他是有異於魏氏的征服王朝論，也是他對魏氏理論提出質疑的基點。. 田村氏除了對魏氏征服王朝論的定義與劃分有所質疑外，他也對魏氏將遼和元對比成相似的王朝之觀點提出質疑。他的質疑是依據兩者(遼與元)對待漢文化及其政治社會關係方面的事例去進行檢討和分析，並指出遼朝是契丹人與漢人的二元性社會，而元朝則是蒙古人、色目人、契丹人、女真人的多元性社會，根本沒有把漢人放在眼裏。因此，從文化上和社會上同漢人具有伴生關係這一點來說，應當認為遼與元是不同的。而且，他也認為魏氏征服王朝論雖不斷強調遼國的作用，但是其也應當注意到遼朝二元性的制度和軍事組織的現象，其實於早期北魏和慕蓉部的前燕王國就已經可以窺見了。另外，田村氏還特別指出魏氏雖然應用美國人類學家的涵化論來探討、解釋中國征服王朝的現象，而且對學界的研究也具有非常大的啟發與貢獻，但是這樣研究法仍是有再探討的省思和必要性。因為他認為征服王朝在成型以前，就已經具有相容農耕和畜牧兩種社會的特點，而這. (日)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1971）。參閱：王承禮主編，《遼金契丹女真史譯文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頁 70-90。 18. 9.

(13) 也是征服王朝本來固有的基本特點。只有在具備這樣的素質後，才能成為征服王朝。易言之，遊牧民族雖然都長於武力，但並不是任何一個遊牧民族都能建立征服王朝，唯有具備了農耕和畜牧的基本特點，並經過一段時間的強化和養成後，再配合中國內部的政治和社會動亂時，才能成為征服王朝。. 村上正二對征服王朝的研究亦頗為重要，其曾撰有〈征服王朝〉一文，內容主要是以北亞民族自身的發展入手，並對中國征服王朝的成因與現象進行探討。 19. 在該文前半部村上主要是對亞洲型社會與歐洲型社會的特徵與現象進行分析和. 說明，並指出由於歐亞地貌及各地氣溫的不同，決定了農牧社會分離的程度，造成亞洲農耕與遊牧社會對立的激烈現象。歐洲雖有南北濕潤和乾燥氣候的差別，但並未極端至不可容納農牧一致型社會的存在。所以村上認為亞洲農牧社會分離現象的產生，其實是歷史上必然出現的產物和結果。而且他也認為亞洲農牧社會分離現象的加速與激化，亦與後來鐵製武器和馬匹的運用有著密切關係。他指出馬匹的使用讓北亞遊牧民族獲得了更高的移動力，擴大了放牧的範圍，能大規模的經營畜牧。而農耕民族則因為遊牧民族在經濟上的轉變和獨立，使他們也開始改進了自己的農耕技術，從而增強了彼此的異質性。馬匹的運用除了對雙方的生產方式有所影響之外，它亦在兩者社會的軍事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從而也刺激了農耕與遊牧社會的分裂與對立。. 於該文後半部村上則對中國的征服王朝進行了分析和討論，但是在此部份他所討論的對象僅限於遼和元兩朝。因為他認為金和清從遊牧時期開始，他們的產業型態就有別於遼和元，故他所謂的「征服王朝」是不包括金和清兩朝。他也指出要成為征服王朝應具有兩大根本要素，一是具有強盛的民族意識，並認為征服王朝必然有著遊牧民族逐漸發展為國家的前提方得以成形；另一則是「都城聚落. 19. 參閱：(日)村上正二著，鄭欽仁譯，〈征服王朝〉，《征服王朝論文集》，頁 91-150。 10.

(14) 文化」的興起。關於這兩點他則舉了突厥與回鶻帝國的例證作為說明，並指出突厥及後來的回鶻是語言文化統合的土耳其語族集團，所以兩者都具有強盛的民族意識，使他們對農耕社會對立的感情更為強盛。而且代替突厥而起的回鶻帝國，原來是為突厥組成中鐵勒九姓的一支，在帝國的本質上仍為部族連合體所形成。但與突厥不同的是，回鶻在摩尼教僧侶於政治和文化的協助下，創造了遊牧都城文化。都城的定居提供了貿易中心的地點，並且安定了地方統治的機能。在這情形下，回鶻表現出以前遊牧國家所看不到的新性格，這自然的也成為了遼與元等征服王朝的前身。. 另外一個重要的學者護雅夫，他則於〈內陸亞世界的展開－總說〉一文中也提出了幾點較為深入的批判和觀點。20首先，他指出「征服王朝」的用詞對漢民族而言，應是「被征服王朝」。而且，五胡十六國時期的漢族政權，也不應該列入「滲透王朝」。其次，他也認為魏氏的征服王朝理論太過於強調兩者間的差異，從根本上忽視了典型的中國王朝和征服王朝間的交替、變化及發展的一貫脈絡，使其學說仍然還是維持著「中國停滯論」的觀點。最後，護氏也對魏氏在解釋契丹與蒙古的情形之史料運用上給予了十分強烈的質疑，並明確指出魏氏在瞭解蒙古王國、帝國形成以前的一切現象，都是從《遼史》對契丹人的記載加以類推而來，因此批評魏氏理論運用在遼朝以外的可行性。. 簡言之，上述三位日本學者（田村氏、村上與護氏）都是以北亞史的觀點對征服王朝的學說進行修正和補充，也認為魏氏的征服王朝理論亦有需要再修正和補充的地方；但是他們都不排斥和否決魏氏的理論對于北亞史研究的重要性。這大致也是至今日本學界各個重要學者對于征服王朝理論的相關觀點和討論。至於台灣學者首先對于征服王朝論的關注，則為鄭欽仁，他於 1980 年將村上正二關護雅夫，〈總說〉，《岩波講座•世界歷史 9 ―〈內陸アジア世界の展開〉》（東京：岩波書店， 1970），頁 3-17。參閱：鄭欽仁譯，〈內陸亞世界的展開－總說〉，《征服王朝論文集》，頁 151-184。 11 20.

(15) 於征服王朝理論之精髓的〈征服王朝〉一文，翻譯並介紹至台灣學界。後來更於 1999 年將其平常所翻譯之日本學者對征服王朝論的重要著作編譯成《征服王朝論文集》一書，使征服王朝論的研究也逐漸在台灣學界推廣而開。21. 從上述海內外學者們對征服王朝論的研究可知，過去學者們對征服王朝的探討，仍是著重於討論北亞遊牧民族的政權模式、文化融合與吸收、及征服王朝與滲透王朝的定義及分類；而對于北亞遊牧民族的政治觀念或征服思想，則沒有進行太多的討論與涉獵。並且，根據他們過去對征服與滲透王朝的定義及劃分亦可知，過去學者們對征服與滲透王朝的定義、劃分是依據北亞遊牧民族取得中原農業社會土地數量的多、寡，及其政權與文化在華北地區滲透的深、淺來定義與分類。顯然、這樣的標準是直接利用中原農業社會自古對外征服的模式，套用在分析北亞遊牧民族所建立的政權是否為征服王朝還是滲透王朝的定義上。因此，他們的研究都忽視了北亞遊牧民族自身傳統的征服思想與模式。因為，根據北亞遊牧民族的研究可知，早期北亞遊牧民族在尚未受到中原漢人文化、思想的薰陶以前，他們對外征伐、征服的模式，幾乎都以劫掠經濟物資（經濟征服）、奪取草原牧區的行為為主；甚少有直接攻占城池、奪取土地的意圖與做法。這樣的行為（攻占城池、奪取土地）也幾乎都是在受到漢人文化、思想的影響、洗禮以後，他們對外征服的模式才開始會有之。否則，在此之前，他們攻占土地的行為，一律是只有針對在有草原牧區的草地或土地上。. （三）遼史的相關研究 1981 年金渭顯發表了《契丹的東北政策－契丹與高麗女真關係之研究》一書。22全書主要是分析契丹的東北政策，及其與契丹的中原政策之關係、互動。. 李明仁，〈中國史上的征服王朝理論〉，《認識中國史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0），頁 105-125。 21. 22. 金渭顯，《契丹的東北政策－契丹與高麗女真關係之研究》（臺北：華世出版社印行，1981）。 12.

(16) 全書論述的範圍是以契丹建國（西元 907 年）至契丹滅亡（西元 1125 年）的年間為主。於該書中，作者對契丹的東北政策總結出三個特點。這三個特點都對本文的研究有著莫大的幫助和啟發，即：一、契丹的東北政策是與其中原政策息息相關；二、契丹與高麗、女真之間雖然成立了主從關係；但是這樣的主從關係是沒有太大的維繫力。因為他們彼此間都只是在借用這樣的關係互相牽制與利用；三、契丹的東北政策只滿足於朝貢制度的外部形式關係。因此，除了正式的朝貢以外，始終沒有重要的交涉實質。從作者這三個觀點隱約可知，契丹於阿保機建國伊始，就已具有自己的征服觀、政治思想，而且他們的征服觀於阿保機時期開始也逐漸具有了政治企圖與目的。. 1994 年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崔瑞德（Dennis Twitchett）和克勞斯-彼得‧ 蒂茲（ Klaus-Peter Tietze ）於《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 907-1368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6：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一書合寫了第一章遼朝的歷史。23於該章節，作者是按照時間順序對契丹的起興、發展及其對外關係，一直論述至契丹滅亡。於該文中作者認為，在撰寫遊牧民族的歷史時，應當要撇開中國史家關於「中國優越論」及遊牧民族「野蠻的」看法與觀點；應以遊牧民族的眼觀看待雙方的關係。因為，對契丹而言，中國不單單是一個強大的鄰居或「先進」文化的源泉，在所有草原民族看來，中國還有巨大的、令人驚奇的財富，並且是大量各式各樣商品的生產者。由於作者的分析是以契丹的角度，多元文化的觀點進行分析。所以，該文的觀點與過去中原本位、漢人觀點的研究是有些許的出入。因此，本文在撰寫研究的過程，其亦是一本重要的參考書目。. 2012 年廖啟照也出版了《征服與擴大－遼朝的政治結構與國家形成》一書。.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 907-136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1994），頁 44-148。 13 23.

(17) 24. 全書是從社會、政治史的角度討論遼朝的政治結構與國家的形成。從作者對全. 書內容的分析可知，遼朝的政治結構與國家的形成，都與漢文化圈有著密切關係，特別是漢人方面。因為，漢人文化、思想的流入，不僅加速了契丹的崛起與發展，它同時也讓契丹逐漸走向了專制王朝之路。此書對本研究最大的幫助，是作者在此書對契丹漢化的現象有著非常明確與詳細的論述，使本文在分析契丹征服觀之漢化的現象時，可以減短時間。. （四）五代及宋遼關係的相關研究 1971 年邢義田於《食貨月刊》發表了〈契丹與五代政權更迭之關係〉一文。 25. 該文中作者主要是從外族的立場，對五代政權更迭的影響與關係進行討論。從. 作者在該文的分析可知，五代政權更迭的情形與契丹勢力的靠攏有著密切關係。契丹不僅是五代政權更迭走向的主導者和影響者，他們還是五代時期最大的獲利者。因為契丹對中原的政策，全視中原政局變動與契丹本身的利益而定，促使契丹在五代政權爭權奪利時，得以不斷的獲利。並且，作者在該文中也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即：五代的忠君觀念是非常的淡薄，以致五代政權的將領，諸如：李嗣源、石敬瑭等人都會利用契丹入侵的機會，掌握更大的軍權，導致五代政權更迭的情形也會頻繁不斷。. 26. 1998 年蔣武雄也出版了《遼與五代政權轉移關係始末》一書。該書中作者亦是以外族的立場，對五代及契丹的外交、和戰，以及契丹對五代政權更迭的影響與關係進行分析。該書的分析又比邢氏的文章來得更為深入。並且，作者於該書中也強調在探討中國歷代的興替時，除了要注意中原內部的情形外，亦不要忽略邊疆民族對中原政權的支持與干預所造成的影響。因為，邊疆民族的支持與干. 廖啟照，《征服與擴大－遼朝的政治結構與國家形成》（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邢義田，〈契丹與五代政權更迭之關係〉，《食貨月刊》，卷 1：期 6（臺北，1971）。 26 蔣武雄，《遼與五代政權轉移關係始末》（臺北：新化圖書，1998）。 14 24 25.

(18) 預，有時候會比中原內部情勢之影響來得更加重要，而這樣的情形也並非只有出現於五代時期，如過去隋末的起義群雄、唐代李淵的建國也都與北方民族（突厥）有著密切關係。因此，從外族的立場探討中原興替的現象是不應被忽略的。. 廖隆盛《國策貿易戰爭－北宋與遼夏關係研究》一書對本文的寫作有很大的啟發。27此書是由七篇文章集結而成，所收錄的文章是分析北宋與遼、夏邊境外交、經濟及軍事衝突問題。從全書的分析可清晰探見，當中原農業社會在軍事武力上不足以壓制、威嚇周邊北亞遊牧民族時，他們便會開始轉而利用「經濟」與「政治」的誘因、政策去阻斷、緩解及滿足北亞遊牧民族的威脅和野心。所以這也間接透露了，從唐末契丹勢力崛起的那一刻開始，中原農業社會如何有效的利用經濟外交政策來滿足、緩解北亞遊牧民族的入侵和野心，就變得非常講究和重要。因為一旦有運用不當的地方，他們隨時就會使中原農業社會遭遇戰爭的危機。另外從該書的分析，也讓本文意識到五代以後，北亞遊牧民族對中原農業社會之所以會頻頻發動戰事，往往都是因為他們在追求經濟利益時受到了阻礙，或是為了追求更多的經濟利益，而不得不利用發動戰爭的策略迫使中原農業社會屈就和妥協。所以由此也讓本文掌握到經濟利益，往往是北亞遊牧民族發動對外戰爭的重要原因，也是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最初的內涵與特色。. 2003 年曾瑞龍曾也發表了《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一書。28因曾氏長久以來從事軍事史的研究，故他對于中外戰略、戰術、戰役、戰爭文化有非常深入的瞭解，所以在探討北宋初年經略燕雲的問題時，是以大戰略的思維進行分析。從全書的分析，不僅讓本文對北宋初年的戰爭史有了全盤的認知和瞭解之外，同時也讓本文對于宋初的立國大計，如：強幹弱枝的國. 廖隆盛，《國策貿易戰爭－北宋與遼夏關係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曾瑞龍，《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3）。 15 27 28.

(19) 策、先南後北的統一戰爭，重文輕武等課題，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但是對筆者而言，該書對本文最大的啟發莫過於，令本文意識到北亞遊牧民族往往會對周邊國家(並非只有農業國家而已)進行掠奪戰爭，並非純粹是因他們天性好鬥的性格；而是因為他們清楚意識到戰爭雖然不是最好的獲利手段，但是有時候適時、適當的利用戰爭作為獲利的手段，反而會獲得更大的利益，甚至是讓他們可以擁有在其他方面（如：貿易等較為和平的方式）所得不到的利益和優勢，所以這也是為何北亞遊牧民族有時候會更傾向利用戰爭的方式來解決雙方的問題和衝突。而這又如同前述札奇斯欽所言：「北亞遊牧君長有時候寧願作『有限的戰爭』，而不願引起大戰」的觀點相似。.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一書對本文研究的啟發也甚大。29此書主要是針對北宋與遼之間的重大外交事件，就其各別的原因、背景、和影響進行討論。全書又以第一章〈宋遼關係的歷史背景〉及第三章〈遼對宋政策與貿易〉的討論對本文的啟發最大。本文從這兩章的分析中意識到自古中國農業國家與北亞遊牧民族的和平關係，很大的程度是建立在武力的基礎之上，並非是取決於雙方的意願或是經濟因素。因此每當有一方的武力不再足以威嚇、壓制另一方時，他們便會開始轉而對其入侵、騷擾，甚至破壞雙方的和平協議或關係。所以這也是為何從五代以後，北亞遊牧民族與中原農業社會間會頻頻發生戰事、交易、和談的情形。另外，本文也從這兩章的分析中意識到，當契丹的勢力逐漸強大以後，他們不僅打破了過去秦至漢、唐時期所逐漸形成的「農強遊弱」的關係模式；同時，他們的崛起也令北亞遊牧民族的對外模式產生了變化。. 總之，回顧學者們在上述四大脈絡的研究可知，過去學者對于五代時期北亞遊牧民族的研究仍有許多待補充之處。因為他們在北亞遊牧民族的研究中，大多. 29.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2005）。 16.

(20) 還是以匈奴、突厥、蒙古及跨時代的研究為主，甚少有特別針對五代北亞遊牧民族的議題進行探討的研究。而且從征服王朝的研究中亦可以發現，過去學者們也甚少有根據北亞遊牧民族自身的思想、文化及習俗直接對他們的政權模式、政治觀念進行具體的分析與探討。所以有關北亞遊牧民族的政治思想之議題，是還具有再探討與延伸的空間。另外，五代及宋遼關係的研究亦有需要再進行補充的地方，因為過去學者們對此領域的研究多數仍是以軍事、經貿、及政治利益的立場探討北亞與中原的和戰關係；甚少有以北亞遊牧民族政治觀念、思想的立場對北亞與中原的和戰關係與影響進行分析。因此，對五代時期北亞遊牧民族進行研究，是有其意義與價值。. 17.

(21) 第二章. 10 世紀以前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之概述. 第一節. 居處無常的生活模式對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的影響. 10 世紀以前，由於大部分北亞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都為「逐獸隨草，居處無常」的模式，30使他們在生活中面對自然災害的抵抗力變得非常薄弱。故一旦有遭遇到風災雨雪，或嚴寒旱疫的惡劣氣候時，賴以維生的牲畜便會大量死亡，進而造成部落走向衰亡之路。為避免遭遇這樣的悲劇，保證自己的經濟情況不會因為自然災害的破壞，產生不穩定的狀況，使他們逐漸在生活中衍生出一種利用劫掠式的生存策略來彌補、穩定經濟的情況。這種劫掠式的生存策略，在遊牧社會中又是非常受歡迎的一種生產方式。31因為在北亞遊牧民族的生活價值觀裏，為了生存，適時的向外進行掠奪、劫掠的舉動，不僅可以為自身緩解日常生活中經濟不穩定的壓力，同時也可藉由這樣的生存策略來彌補因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缺口。所以漸漸地，這樣的情形致使北亞遊牧民族每每在遇到生活困難、經濟瓶頸的時候，都會傾向使用劫掠式的生存策略來取得財貨物資，讓自己部落的經濟得以達到穩定和平衡。久而久之，這樣的生活模式及生活價值觀便主導、影響了他們的征服觀，使他們每次的對外行為，幾乎是只有關注在掠奪經濟等物資的目標上，不會對土地有任何攻占或是強取的意圖，如：《漢書》對匈奴劫掠行為的記載：. 至哀帝建平二年(西漢，西元前 5 年)，烏孫庶子卑援疐翕侯人衆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泠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敺牛畜去。32. (漢)班固，《漢書》（臺北：臺灣中華，1965），卷 52，〈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頁 2401。陳欽育著，《北亞遊牧民族與中原國家之關係研究－以突厥為例》，頁 41。 32 (漢)班固，《漢書》，卷 94 下，〈匈奴傳第六十四下〉，頁 3795。 18 30 31.

(22) 及《隋書》對突厥的侵奪、劫掠之行為的描述：. (突厥)由是悉眾為寇，控弦之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李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為虜所敗。於是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鹹盡。33. 透過上述兩則資料對漢、隋時期，匈奴與突厥的劫掠行為之描述可知，早期北亞遊牧民族的征伐、劫掠行為是甚少有攻占城池，奪取土地的做法。他們每一次的征伐、劫掠都只是志在復仇或奪取財貨、牲畜及人口（奴隸）的目標上；政治的目的，尚在其次。故匈奴與突厥每次在大肆飽掠之後，都會行遁而去，導致北方草原或中原邊塞地區會出現「六畜鹹盡」的慘狀。至於他們為何會呈現出此種的征伐行為，乃是由於長久以來，北亞遊牧民族幾乎都處於居處無常的生活模式，導致土地能夠直接給予他們的幫助與效益非常的低，在食、衣、住、行上無法脫離牲畜。34這樣的情形讓他們從生活中認識：「『擁有』土地並非十分重要，但能適時的『使用』土地上的資源才是攸關生死。」35因此，當北亞遊牧民族有了這樣的體悟和感觸之後，牲畜、人口等經濟、財貨物資就自然成為了他們日常生活中，最為依賴的資源和財富。於是，北亞遊牧民族的部落裏，一旦有大量的牲畜死亡或是經濟不穩定的情況發生時，他們都會盡可能的以各種手段（和平或不和平的方式）來取得彌補，使自己的部落不至於衰亡。貞觀三年（西元 629 年），鄭元璹向唐太宗奏言：「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為準」，36即是對北亞遊牧民族生活模式、價值觀的最佳寫照。這樣的情形最終亦導致早期北亞遊牧民族的征服觀，. (唐)魏徵，《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卷 84，〈北狄突厥傳〉，頁 1866。「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這亦是其他漠北遊牧民族的共同特性。(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2006），卷 110，〈匈奴列傳第五十〉，頁 2900。 35 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頁 122。 36 (後晉)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92），卷 62，〈列傳十二‧鄭善果〉，頁 2380。 19 33 34.

(23) 逐漸演變成一種只在追求、強調經濟物資上的取得和滿足為主的價值觀，使他們於此之後所發動的對外戰爭，幾乎不會對土地有任何攻占、奪取的行為和野心，甚至也不會發生要求對方給予土地全部的主權或部分支配權的情形。但是，在此必須注意，當北亞遊牧民族非常渴望索要經濟等財貨物資時，如有遭遇到對方的強烈抗拒，或產生衝突導致僵持不下的情形發生時，他們便可能改變作風，採取積極攻占城池，奪取土地的強硬手段，直接從攻占到的土地上進行財貨掠奪和搜刮後，再將城池、土地燒毀後，揚長而去。除此之外，當某些土地上擁有豐富的草原資源時，北亞遊牧民族也會一改作風，採取攻占城池，奪取土地的強硬手段。但是，這樣情形居多時候只會發生於有草原資源、草原牧區的土地上。. 易言之，早期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對于土地的認知，只有草原牧區的概念；並無政治權力、政治領域的概念。因此，早期北亞遊牧民族對于土地的占有、取得之動機，是不如中原農業社會來得強烈與濃厚。因為，對中原農業社會的統治者而言，土地不僅是私有的，同時它也具有政治領域、政治權力的象徵意義。所以他們（中原農業社會）每一次所發動的對外戰爭，都會以征服、占有土地為主。，. 第二節. 嗜財的天性對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的影響. 由於北亞遊牧民族對經濟物資的取得是非常的渴望，使北亞遊牧民族往往在經濟穩定和物資充足的時候，也會為了取得更多的財貨物資、經濟利益而向外發動戰爭。因為在北亞遊牧民族發動的所有戰爭中，其所掠奪到的戰利品，都會直接歸自己所擁有，故無形中也鼓勵了北亞遊牧民族向外發動戰爭的行為，37如：《漢書》卷九十四上有云：. （匈奴）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 37. 陳欽育著，《北亞遊牧民族與中原國家之關係研究－以突厥為例》，頁 41。 20.

(24) 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38. 可見，「戰爭」在早期北亞遊牧民族經濟價值觀裏，就是一種自然的無償輸入行為。因為，對北亞遊牧民族而言，透過戰爭人人不僅得以獲利，而且還可以致富。所以促使他們會為了財貨物資、經濟利益向外發動戰爭。久而久之，這樣的經濟價值觀也直接影響他們的征服觀，使他們往後也會為了更多的財貨物資、經濟利益而不斷地向外劫掠與發動戰爭。. 由於在 10 世紀以前，北亞遊牧民族的征服觀對于征服土地的野心又可說是毫無考慮，所有戰爭、劫掠都係經濟的因素，導致他們的征服觀也逐漸發展成一種只追求現實價值取向的價值觀，從而讓他們於甚早開始也認為，土地和城池是毫無任何作用與價值的東西，不但不能隨之遊牧，而且也不能直接資以利用。因此，在每次劫掠以後，就會很現實地、毫不留情地將之燒殆。並且，在北亞遊牧民族向外征伐、劫掠之際，若有遇到攻池不下或出現拉鋸之情形，他們也會很現實的停止戰爭並撤兵，不會再繼續逗留於戰場上做更多無謂的消耗與拉鋸，如：《漢書》卷九十四上有云：. （匈奴）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云散矣。戰而扶轝死者，盡得死者家財。……是時，漢初定……，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乃. 38. (漢)班固，《漢書》，卷 94 上，〈匈奴傳第六十四上〉，頁 3753。 21.

(25) 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39. 可見，在早期北亞遊牧民族的征服觀裏，唯有「家財」、「人民」、「畜產」才是他們眼中的現實利益，其餘剩下的諸如：土地、城池等一些不能隨他們到處遊牧和直接資以利用的東西，就會在他們劫掠殆盡後，很快的被殺盡、燒毀或拋棄。40 然而，也正是因為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又是一種只追求現實價值取向的價值觀，使他們往往在與中原農業社會戰爭、交涉及談判的過程中，當出現僵局或必須做利益抉擇之時，會為了保存勢力或取得利益，而願意做出讓步和妥協，以避免自己過度的堅持，落得財（經濟利益）、利（政治利益）兩失，或更為不利的下場，如《資治通鑑》卷二十三有云：. （元鳳三年，西元前 78 年）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殺略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41. 由上資料可知，早期北亞遊牧民族的征服觀除了不會做有風險的戰爭，及無謂的拉鋸戰之外，他們的征服觀亦不會做沒有利益（經濟利益）可取，或是利益少、風險大的戰爭。因為，對北亞遊牧民族而言，發動戰爭的最終目的就只是. (漢)班固，《漢書》，卷 94 上，〈匈奴傳第六十四上〉，頁 3753-3754。「(西漢)孝文十四年（西元前 167 年），匈奴單於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漢)班固，《漢書》，卷 94 上，〈匈奴傳第六十四上〉，頁 3761。 41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上海：中華書局，1976），卷 23，〈漢紀十五〉，孝昭皇帝上，元鳳三年條，頁 770。 22 39 40.

(26) 為了取得經濟與財貨利益。所以，當他們發現透過戰爭的手段已經無法再取得更多、更大的經濟利益時，他們追求現實價值取向的征服觀，就會即刻終止戰爭與劫掠；不會再為了奪取政治利益或政治權力的目標而盲目堅持。42並且，當北亞遊牧民族在與中原農業社會戰爭，占據有利的優勢時，他們的征服觀，也會為了能夠儘速取得中原農業社會的賞賜，而讓他們主動與中原農業社會通好、議和，如《後漢書》卷八十九有云：. 光武（東漢，西元 25 年-57 年）初，……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而單於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辭語悖慢，帝待之如初。…… 九年，……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於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侵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穀、中山，殺略鈔掠甚眾，北邊無復寧歲。43. 及《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亦有云：. 默啜者，骨咄祿之弟也。骨咄祿死時，其子尚幼，默啜遂篡其位，自立為可汗。長壽二年（武則天，西元 693 年），率眾寇靈州，殺掠人吏。則天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以討之，既不遇賊，尋班師焉。默啜俄遣使來朝，則天大悅，冊授.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漢)司馬遷，《史記》，卷 110，〈匈奴列傳第五十〉，頁 2879。 43 (劉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1），卷 89，〈南匈奴列傳第九十七〉，頁 2940。 23 42.

(27) 左衞大將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千段。明年，復遣使請和，又加授遷善可汗。44. 可見，早期北亞遊牧民族無論是在勢力強盛，還是衰弱之際，他們的目標自始至終對中原的騷擾、入侵都是只有取得經濟、財貨利益的目的，並沒有占據中原或是奪取疆土的意圖。因此，只要中原農業社會的統治者願意給予北亞遊牧民族經濟、財貨利益或賞賜時，他們不僅可以制止北亞遊牧民族入侵中原邊境，而且還能避免自己與北亞遊牧民族發生戰爭。當北亞遊牧民族在與中原農業社會交惡之時，他們有時也會為了能夠儘快取得經濟、財貨等利益，而讓他們直接主動將戰爭停止，或自降身分與中原農業社會修好、改善關係的情形發生。甚至，有時候北亞遊牧民族也會為了得到中原農業社會的賞賜，而讓他們主動對中原農業社會提出幫忙解決邊患的情況發生。然而，在北亞遊牧民族有意對中原農業社會轉換態度時，他們自然也不能允許自己是失利或有空手而回的情形；否則，他們會再度採取強硬的態度與手段。45. 此外，中原農業社會的統治者對于北亞遊牧民族取得經濟物資、財貨利益的征服觀亦是有所瞭解和掌握，使他們常常也會懂得利用和親、貿易或賞賜的方式，來滿足北亞遊牧民族追求經濟物資、財貨利益的征服觀，從而避免中原邊塞地區遭遇六畜鹹盡的慘狀，如《漢書》卷九十四上有云：.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 194 上，〈列傳第一百四十四‧突厥上〉，頁 5168。「萬歲通天元年（武則天，西元 696 年），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攻陷營府，默啜遣使上言：『請還河西降戶，即率部落兵馬為國家討擊契丹。』制許之。默啜遂攻討契丹，部眾大潰，盡獲其家口，默啜自此兵眾漸盛。則天尋遣使冊立默啜為特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聖曆元年（武則天，西元 698 年），默啜表請與則天為子，並言有女，請和親。初，咸亨中（唐高宗，西元 670 年－674 年），突厥諸部落來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之降戶。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戶及單於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則天初不許。默啜大怨怒，言辭甚慢，拘我使人司賓卿田歸道，將害之。」(後晉)劉昫，《舊唐書》，卷 194 上，〈列傳第一百四十四‧突厥上〉，頁 5168。 44 45. 24.

(28) 是時匈奴以漢將數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於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46. 及東漢應劭於對北亞遊牧民族（鮮卑）之描述：. (東漢中平二年，西元 185 年 )劭（應劭）駮之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巿，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 47. 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 《舊唐書》卷六十亦云：. 武德元年（唐，西元 618 年），……時突厥屢為侵寇，高祖使瓌賫布帛數萬段與結和親。頡利可汗初見瓌，箕踞，瓌餌以厚利，頡利大悅，改容加敬，遣使隨瓌獻名馬。48. 上述資料雖然都出自漢人手筆，內容也對北亞遊牧民族充滿輕鄙。但是，從他們的傳述中仍能清晰探見，中原農業社會自古對于北亞遊牧民族的習性、對外行為及思想，都有著深刻的認識與瞭解，以致中原農業社會的統治者往往在勢力下降或無力控制之際，都會利用和親、貿易或賞賜的方式，來制止、滿足北亞遊牧民族取得經濟物資、財貨利益的征服觀，避免中原邊塞地區屢遭入侵和洗劫。. (漢)班固，《漢書》，卷 94 上，〈匈奴傳第六十四上〉，頁 3754。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 48，〈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應劭傳〉，頁 1609。 48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 60，〈列傳第十‧李瓌傳〉，頁 2350。 25 46 47.

(29) 第三節. 血屬復仇的習俗對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的影響. 血屬復仇不僅是早期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的構成要素之一，同時也是促使北亞遊牧民族不斷向外發動戰爭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於北亞遊牧民族自古是集體生活、群體遊獵的民族，使他們在生活中就較為注重群體利益；不注重個體利益。個體只是作為群體的一員而存在，他們只有與群體聯繫在一起後才會有意義。對北亞遊牧民族而言，在獵取野獸、抵禦自然災害或入侵者時，個體的力量是有限的；他們必須依賴群體的力量去代替、彌補個體能力的不足。49因此，北亞遊牧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無法容忍自己所屬的團體，會有人員減少或是傷亡的情形。因為，當他們所屬的團體有人員減少的情況發生時，他們團體的勢力就會被削弱，從而可能造成他們被其他群體、部族所吞滅。所以，這樣的價值觀便促使北亞遊牧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就有血屬復仇的習俗。它在北亞遊牧民族的習慣法中，也是 50. 一種「集體的責任」。當部族裏有一個人被害時，不但是其氏族的人，便是祖先的鬼也要求一條命來賠償。雖然兇手本人不一定尋得到，但只要能夠加害兇手所屬團體的任何一個人，他們就可以算是報仇了。也正是因為這個集體的責任，使被害者的團體有必要為被害者復仇，而兇手的團體也自然會袒護兇手，導致北方 51. 部族間常會發生「血屬仇鬥」的戰爭，如：《漢書》卷六十一有云：. 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焞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52. 高其才，〈論中國少數民族習慣法文化〉，《中國法學》，期 1(1996)，頁 71-80。高其才，《中國少數民族習慣法研究》(臺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頁 21。 51 陳欽育著，《北亞遊牧民族與中原國家之關係研究－以突厥為例》，頁 28。 52 (漢)班固，《漢書》，卷 61，〈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頁 2692。 26 49 50.

(30) 《後漢書》卷四十八亦云：. 中平二年（東漢，西元 185 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眾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53. 及《隋書》卷八十四有云：. 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為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啟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啟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54. 透過上述三則資料的描述可知，自古北亞遊牧民族的復仇意識是非常的強烈。並且，這樣的意識與習俗又是一代傳一代。所以久而久之，他們的征服觀自然也具 55. 有了仇恨、復仇的思想成分，導致他們常常不僅會為了復仇、仇恨的因素，向外征伐，還讓他們也會為了解決仇恨、或復仇，而向中原政權借兵。但是，早期北亞遊牧民族仇恨的征服觀，卻是可以藉由經濟物資、財貨等利益去避免、化解和抵銷；這樣的情形也最常見於他們與中原農業社會的戰爭糾紛上。這自然是因為北亞遊牧民族在生活中有取得中原農產品的需要，這種對中原農產品的需要量，.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 48，〈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應劭傳〉，頁 1609。 (唐)魏徵，《隋書》，卷 84，〈列傳第四十九‧西突厥〉，頁 1877。 55 「烏桓者，本東胡也。……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 90，〈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烏桓傳〉，頁 2979。 27 53 54.

(31) 不是草原上稀疏的灌溉農業就能滿足。而且遊牧貴族亦需要若干高水準的工藝品來增益他們的生活內容，但這些也都是遊牧社會中所不能自行生產的，如絹織品、麻織品及若干金屬器具和飾物，所以它都須自中原農業社會以交換或掠奪的方式來取得。更何況，在草原經濟繁榮時期，北亞遊牧民族也必須向中原農業社會推銷過剩的畜產品，這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因為牲畜是北亞遊牧民族的生活財富，每每在惡年時牲畜便會大量死亡，豐年時又會因為過剩而導致普遍貶值，所以在牲畜繁衍之時，他們必須以之銷售於中原農業社會。56因此使他們往往在面對中原農業社會時，若出現軍事仇恨、戰爭糾紛與經濟、財貨等利益有所衝突的情形，他們仇恨的征服觀也會為了取得經濟、財貨利益，而自願放棄仇恨、糾紛。這也是北亞遊牧民族與中原農業社會甚少發生「血屬仇鬥」的重要原因。. 簡言之，正是由於早期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的內涵之構成要素，與中原農業社會有很大的差異，才會促使兩者的對外行為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向，從而導致他們的對外行為常常會被中原農業社會視為貪婪、不守信義。然而，也由於早期北亞遊牧民族的征服觀對于權力、疆域與疆界等政治概念的不濃厚，導致他們在 10 世紀以前，於征伐、劫掠時，甚少會有割地劃界、稱臣納貢，或攻占土地、奪取權力的情形發生。但是，在此也必須注意，早期北亞遊牧民族的征服觀，是會隨著環境、對象、觀念和野心的發展及變化而改變，不會一直固守不變。. 56. 蕭啟慶，〈北亞遊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檢討〉，《元代史新探》，頁 609-619。 28.

(32) 第三章. 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的蛻變與契丹帝國的建立. 第一節. 契丹征服觀的發展與太祖耶律阿保機的崛起. 一、阿保機崛起以前契丹征服觀的模式唐末之際，中原政局動盪不安、政治腐敗，無力控制邊塞民族，使契丹得以乘勢崛起。57自耶律阿保機崛起後，契丹的勢力開始突飛猛進，促使契丹於此之後得以成為中原農社會最大的威脅者與競爭者。這除了與中原政局動盪不安、政治腐敗，及契丹勢力的復甦、壯大有關之外，亦與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的蛻變有著莫大關係。. 契丹於崛起之初，是遊牧式的生活方式，58故阿保機崛起以前，契丹的對外思想仍是較貼近過去北亞遊牧民族傳統的征服觀，諸如：匈奴、59突厥、60鮮卑等族，61以致契丹雖於西元 4 世紀就已出現在中國歷史上，並逐漸的發展與擴大；但是，於唐末之際，他們在東亞國際上依舊只能充當中原政權、突厥、高句麗等強權的附庸國生存，62如《契丹國志》卷一有云：. 契丹部落分而為八，以次相代。唐咸通（唐懿宗，西元 860-873 年）. 金渭顯，《契丹的東北政策－契丹與高麗女真關係之研究》，頁 11。「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彍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強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茭，道在是矣。」(元)脫脫，《新校本遼史附遼史源流考二》（臺北：鼎文書局，1990），卷 59，〈志第二十八．食貨志上〉，頁 923。 59 「契丹，匈奴之種也。世居潢水之南，南距幽州千七百里，本鮮卑之地。」(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八》（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6），卷 5257，〈蕃夷一之一‧遼〉，頁 7659。 60 「契丹，……逐獵往來，居無常處。……本臣突厥，好與奚鬬，不利則遁保青山及鮮卑山。其俗死者不得作塚墓，以馬駕車送入大山，置之樹上，亦無服紀。子孫死，父母晨夕哭之；父母死，子孫不哭。其餘風俗與突厥同。」(後晉)劉昫，《舊唐書》，卷 199 下，〈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北狄契丹〉頁 5349-5350。 61 「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其居曰梟羅箇沒裡。……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為鮮卑之遺種。」(宋)歐陽修撰，《新校本新五代史並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90），卷 72，〈四夷附錄第一‧契丹上〉，頁 885-886。 62 李錫厚，《中國歷史：遼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28。 29 57 58.

(33) 末，有習爾者為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為王，乘中原多故，時入侵邊。63. 及《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亦云：. 唐咸通末（唐懿宗，西元 860-874 年），其王曰習爾之，疆土稍大，累來朝貢。光啟（唐僖宗，西元 885-888 年）中，其王欽德（遙輦欽德）者，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蠶食諸郡，……族帳寖盛，有時入侵。劉仁恭鎮幽州，素知契丹軍情偽，選將練兵，乘秋深入，踰摘星嶺討之，霜降秋暮，即燔塞下野草以困之，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以市牧地。仁恭季年荒恣，出居大安山，契丹背盟，數來寇鈔。時劉守光戍平州，契丹舍利王子率萬騎攻之，守光偽與之和，張幄幕於城外以享之，部族就席，伏甲起，擒舍利王子入城。部族聚哭，請納馬五千以贖之，不許，欽德乞盟納賂以求之，自是十餘年不能犯塞。64. 可見，阿保機崛起以前，契丹與過去北亞遊牧民族相像，對中原的侵略、騷擾，居多是止於邊陲、邊界地帶，其侵略毗鄰（包括中原）的時機亦是多「乘中原多故」。當他們勢力強盛之時，對中原與毗鄰諸部的態度非常強橫、霸道；可是，當意識到自己勢力的不足時，便會轉變態度與作風，直接改採取歸順、降服的策略。並且，早期契丹蠶食、征服北方諸部的動機，亦雷同於過去的北亞遊牧民族。由於過去北亞、中亞以至於南俄的草原，是歷史上許多北亞遊牧民族的搖籃地，諸如：匈奴、突厥、回鶻等族。故早期的契丹與過去北亞遊牧民族一樣，他們在. (宋)葉隆禮撰，《契丹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 1，〈太祖大聖皇帝〉，頁 1。 (宋)薛居正等撰，《新校本舊五代史並附編三種三》（臺北：鼎文書局印行，1992），卷 137，〈外國列傳第一‧契丹〉，頁 1827。 30 63 64.

(34) 生活中也常會為了生計與生存的問題，發生相互爭奪草原牧區、財貨利益的衝突，導致他們在生活中也會有相互敵視、結仇的情形。所以在勢力「寖盛」，或中原政權無力控制之際，他們（契丹）也會乘機將弱者消滅，攻占其領地（草原牧區）。一來可以壯大自己部落的勢力，二來可以減低草原上的對手及競爭力；甚至，還能為過去的衝突、舊恨報一箭之仇。. 由於契丹在阿保機崛起以前，也尚未受到中原漢文化、思想的薰陶，使他們在沒有中原農業社會征服觀的內涵下，也不會對草原以外偏遠的土地（中原），有奪取權力、攻占城池或土地的動機，以致契丹於阿保機以前，他們對中原的經略仍是處於被動的局勢；對中原的侵略也是只有劫掠財貨、取得經濟物資的目的。. 易言之，早期契丹在尚未受到漢文化的薰陶以前，他們對草原牧區、牲畜等經濟財貨物資的需求，仍是非常的依賴，以致他們不會對奪取政治權力、政治領域有太大的興趣，促使中原農業社會的統治者只要能掌握這一點，他們仍能夠有效地制止、防範北亞遊牧民族的入侵。因此，幽州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當時在挫敗契丹後，會為了進一步削弱契丹的勢力，主動率眾出擊，跨越邊界焚燒契丹人的牧場、擄俘人口、驅掠其馬、羊畜群，讓契丹不得不向中原退讓、降服。二、阿保機崛起與契丹征服觀的蛻變阿保機生於唐懿宗咸通十三年（西元 872 年），為契丹迭剌部人。唐昭宗天復元年（西元 901 年），契丹遙輦痕德菫可汗立，以阿保機為迭剌部夷離堇，同年十一月，授其為迭烈府夷離菫。65自阿保機為「迭烈府夷離菫」後，他便開始「撫諸部，明賞罰」，「不妄征討」，促使契丹的勢力逐漸走出劉仁恭進犯後的影響，不僅勢力迅速興起再度對外擴張，並且還讓他們逐漸成為中原諸政權爭相拉攏的對象，《遼史》卷六十有云：. 65. 蔣武雄，〈耶律阿保機諸弟叛亂之始末〉，《空大人文學報》，期 3（臺北，1994），頁 86 。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