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生涯規劃：
家庭、學校與社區協作
何瑞珠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摘要
本文嘗試分析政府近年有關生涯規劃的主要政策及措施，再根據筆者近年三個有關 的實證研究，梳理出青年人在生涯規劃上具影響力的因素和分析可行的生涯介入措 施。研究指出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在生涯規劃的裝備上條件十分懸殊，政府在協助 青年人作出生涯規劃上，尚未有充分照顧來自不同背景學生的差異。本文最後提出 對協助青少年作出適切的生涯規劃，尤其是來自弱勢社群者，家庭學校與社區協作 及由大學協調的商校合作是可行的出路。關鍵詞
生涯規劃，家庭學校與社區協作，商校合作引言
生涯規劃是一個探索及計劃人生的過程，生涯（career）是指各個連續發展的 生命階段的不同任務和角色。整全地規劃一生不同階段在不同空間（家庭、社區、 學校及工作場所）扮演不同角色（如兒童、學生、休閒者、公民、工作者、夫婦、 持家者、父母以及養老者）（Super, 1980, 1990）。就青少年階段的重要範疇，主要是 學習、工作、閒暇及課外活動、探索學習的目的及了解學習與就業的關係等。這規 劃過程要求人在其社會環境中按步驟積極實施所定的計劃（梁湘明，2005）。世界各地採用很多不同的措施，以識別學生的性向及興趣，當中更常用各種性 向測試（例如香港採用的生涯地圖以評估學生的學習及事業興趣），作為探索自我 及計劃人生的起點。可是，在急促轉變的時代，學生的興趣、能力及社會上工作類 型，受到所在地的文化及經濟影響甚大。行業及個人亦隨時間而改變，個人的職業 或生涯發展受父母社經地位、個人能力及人格特質和際遇的影響極大。為彌補這種 性向測試的不足和缺陷，有學者提出學生在做生涯規劃時必須讓學生樹立生涯意識 （career awareness）以及擁有生涯探索（career exploration）經歷（Arrington, 2000）。 這些都能夠幫助學生在不同人生階段，瞭解自身能力與興趣，以及根據社會經濟環 境，了解職業所需的知識與技能，才能協助學生根據自身條件做出適切的生涯規劃。
青少年在生涯探索及發展中，相對於「內在」條件如能力、興趣、價值觀，「外 在」的先賦條件如性別及社會階層等同樣具決定性。原因是早於兒童階段，個體便 會按照其「性別角色」及「社經地位」，把與之不相稱的角色選擇排除在考慮之外。 如 Gottfredson（1996, 2002, 2005）的「限制及妥協理論（Theory of circumscription and compromise）」研究在生涯探索過程中，個人的先賦條件如何影響其「限制 （circumscription）」及「妥協（compromise）」的抉擇。這個理論提醒我們：踏入青 少年階段，個體更開始注視及展現其「內在」素質，從而在早前設限的角色範圍內 尋求最理想的選擇。然而，當經濟狀況、就業市場需求及社會文化氛圍等現實環境 因素與個人志向產生矛盾時，個體便會在理智上進行調整，逐漸將一個「可接受的 選擇」看成為一個「不錯的選擇」，亦即 Gottfredson 所稱為「妥協」的過程。 但值得關注的是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在生涯規劃的裝備上條件十分懸殊，從學 生的角度而言，怎樣的生涯規劃內涵才是受用的呢？政府在協助青年人作出生涯規 劃的政策上，有否照顧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的差異呢？為此本文嘗試以多元的取向 處理下列三個問題： 一、 根據政府協助青年人作生涯規劃的教育政策為切入點，分析政府近年來 有關生涯規劃的重要措施。 二、 根據筆者近年幾個有關的實證研究，梳理出青年人在生涯規劃上具影響 力的因素和分析可行的生涯介入。
三、 最後提出家庭學校與社區協作的可行方法，以裝備青少年作出適切的生 涯規劃。
研究方法
除了政策文獻分析之外，本研究以「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HKLSA）」的 2013 年完成第一期及 2014 年完成第二期的問卷調查數據，嘗試從 2,600 多位受訪 的中學生的教育期望及背景資料，研究他們對升學和就業的準備及選擇，分析來自 不同社經背景的青少年在期望升讀專上教育課程的差異。有關社區協作研究方面， 筆者的研究團隊於 2013-2014 年開展了另一項商校協作計劃，從香港一項名為「學 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的參與者中，收集了 3,800 多位高中學生的數據， 探討參與升學就業活動與其掌握升學就業技巧的關係，相關背景資料詳見「結果及 討論」部分。 所有問卷題項均以中文編寫。問卷編製的流程如下：部份問題源自 PISA 2009 及 PISA 2012 經由研究小組的會議討論研究的焦點和題目，然後邀請中學生對問卷 初稿進行預試，刪除提問內容不清或鑑別度不佳的題項。在從研究對象學生身上取 得數據後，以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測量各量表的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1。唯本文回應的三個主要問題的分析方法以描述分析為本。 圖一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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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析各量表的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經因素轉軸分析，從因素分數矩陣中依據量表中不同題項在某一特 定因素之負荷量大小來判斷題項歸屬的層面
結果及討論
1. 香港政府協助青年人作出生涯規劃政策及評析 2014 年，香港政府首次於施政報告明確提出「協助青年人作出生涯規劃」（梁 振英，2014 年 1 月 15 日，第 104 條），「以更全面支援學校提供升學及就業輔導 服務，以及拓展生涯規劃」，提供「額外經常津貼，加強生涯規劃教育元素」，並 透過「商校合作計劃」以「加強對中學生籌劃未來升學與就業的輔導。」（同上， 第 105 條）。其後政府發表的財政預算案進一步指出：「必須針對性地增強青少年 的生涯規劃、職業教育和培訓。」（曾俊華，2014 年 2 月 26 日，第 104 條）及「職 業訓練局……以先導形式推行職業教育和就業支援計劃，結合有系統的學徒培訓和 清晰的晉升階梯……。教育局會加強支援學校，深化和擴闊生涯規劃教育，讓學生 發揮所長。」（同上，第 106 條）究竟這些津貼及計劃有何實質的成效？學生又有 否得益呢？ 2015 年，政府再次於施政報告提出：「教育局會在 2015/16 學年起的 3 年，強 化、深化和檢視該計劃（商校合作計劃）。」（梁振英，2015 年 1 月 14 日，第 156 條） 並將「成立 3 億元的『青年發展基金』，資助現有計劃未能涵蓋的創新青年發展活 動。」（同上，第 160 條）同年財政預算案進一步指出，政府正為零售界別「籌備『零 售業推廣計劃』，提升業界形象，吸引新人入行。」（曾俊華，2015 年 2 月 25 日， 第 106 條）並「會為青年人提供更多實習和交流機會，加深他們對實際工作環境的 體會和認識，擴闊視野，為投身職場作好準備。」（同上，第 111 條），包括提供 各一億元給建造業（同上，第 107 條）及金融業中的保險和資產財富管理兩個界別 （同上，第 109 條）。雖然商校合作計劃備受重視而大量擴張，並已有超過 170 個 機構曾參與「商校合作計劃」（同上，第 156 條），但企業對學生及學習了解不足， 以致一般職場推介及參觀往往流於表面，商校合作中的學習元素，需要教育專業人 員仔細調適才能起教育作用。 2016 年，政府最新一期的施政報告提出：「政府……為優化高中課程的推行， 以及加強生涯規劃教育與相關輔導服務，由 2016/17 學年起，學校可將現行的『高 中課程支援津貼』及『生涯規劃津貼』轉為常額教席，預計可提供額外約 1,000 個 學位教師職位。」（梁振英，2016 年 1 月 13 日，第 191 條）。其中「生涯規劃津貼」轉為常額教席是可取的，長遠來說有助增加更為穩定的生涯規劃的輔導人員。短期 而言，可能有助舒緩部份中學教席的收縮，但卻使有關津貼的靈活性減少，影響學 校資源調配，更重要的問題是對優化學生的生涯規劃又有何作用呢？ 由上述三份近年的施政報告所見，政府已察覺在新高中學制實施後，生涯規劃 教育與相關輔導服務的重要性，亦在資源調配、活動推廣、教師培訓及企業合作上 展開不同的措施。現時絕大部份學生均能夠完成中學教育，但面對未來要為升讀大 專或就業作抉擇時，不少學生會為此感到徬徨。究竟甚麼措施才真正令學生對生涯 規劃有適切的裝備？實際上現時中學生是如何為生涯規劃作準備，怎樣的升就經歷 才真正令學生受用？究竟甚麼因素對生涯規劃具影響力呢？尤其是 Gottfredson 所謂 具決定性的「外在」條件—家庭背景如何影響學生的生涯規劃呢？ 2. 學生了解升學就業的途徑：實踐與受用 「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HKLSA）」的第二期研究於 2014 年完成，調查訪 問了超過 100 間學校，約 2,634 位曾參加 PISA 2012 的中學生，研究他們對升學和 就業的準備及選擇。結果顯示（表一），學生欲了解升學和就業的選擇，最主要的 途徑是與「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s）」傾談，當中包括朋友或同學（90%）、家 人或親戚（82%）、學校老師（72%）及自己有興趣從事的工作的人士（49%）。此 外，不少學生透過互聯網（85%）、大眾傳媒（65%）及參加升學及就業講座（77% 和 50%）獲取資訊，亦有六成學生曾參加大專院校的開放日。 然而，只有約三成學生曾參觀工作場所，原因可能是學校與企業的聯繫不足， 以致少有參觀活動提供。只有約一成學生曾參加與工作體驗有關的計劃，例如「學 校－企業夥伴計劃」（13%）及工作影子計劃（14%）等。也許主因是現時企業提供 的實習職位不多，造成只有極少數學生有機會體驗工作。 問卷亦要求學生從廿一項了解升學就業的途徑中，選出最有助於他們決策的三 項。表一結果顯示，學生視為最有用的首三項途徑分別是：「與學校老師個別或分 組傾談」（49%）、「與家人或親戚傾談」（42%）及「搜尋互聯網」（37%）。與職業相 關的體驗和企業參觀，一般被視為對學生準備升就有幫助，但問卷結果發現，只有 很少學生認為這些體驗和參觀是「最有幫助的三項」之一。原因會是與職業相關的
體驗局限在個別行業和職業，未必能配合所有學生的能力和興趣？還是實習機會不 足，學生難以期望從體驗、參觀中獲取資訊？其實認識不同行業能擴闊學生的眼界， 有助學生的生涯規劃更為全面。為此，企業、培訓機構及學校的協作及商校合作等 措施顯得更為重要。可是，來自不同背景的家長有不同條件，尤其是社經地位較低 的家長又如何影響學生升學就業的取向呢？現時尚未有具體的政策照顧這方面的差 異，以下需作深入探討。 表一 學生了解升學就業使用的途徑 學生了解升學就業曾使用的途徑 學生曾使用 的途徑 對學生最有幫 助的三項途徑 與朋友或同學傾談 90% 36% 搜尋互聯網 85% 37% 與家人或親戚傾談 82% 42% 參加升學講座 77% 35% 與學校老師個別或分組傾談 72% 49% 大眾傳媒（例如：報紙／電視／電台） 65% 12% 參加大專院校的開放日／導覽行程 60% 19% 進行學習及事業興趣評估（如生涯地圖） 52% 6% 參加就業講座 50% 10% 與自己有興趣從事的工作的人士傾談 49% 18% 參加入學面試工作坊 33% 8% 參觀工作場所 27% 3% 參加生涯規劃營 23% 2% 參加求職面試工作坊 22% 5% 參加大學課程體驗班／體驗營 20% 5% 參加「應用學習課程」（ApL）導引課程 20% 2% 使用「青年就業起點」等政府服務 16% 1% 參加工作影子計劃（工作體驗） 14% 4% 參加「學校－企業夥伴計劃」 13% 1% 參加學校與僱主合辦的課程 13% 2% 參加招聘會 12% 3%
2.1 家庭背景對學生升學的影響 筆者採用「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於 2013 年完成第一期的問卷調查數據， 嘗試從 2,741 位受訪的中學生的教育期望及背景資料，分析來自不同社經背景的青 少年在期望升讀專上教育課程的差異。以下從個人背景、父母教育程度及職業地位 方面，分析這些因素對青少年教育期望構成的影響。 表二顯示：超過 66% 的受訪青少年期望升讀學士或以上的課程，其次為副學位 課程（14.7%），另有 6.2% 期望升讀文憑或證書課程，由此可見香港有 88% 高中 生（中四及中五）期望升讀專上教育課程，當中期望升讀學士或以上的課程由 2012 年的 51% 升至 2013 年的 66%，是明顯的升溫效應（heat-up）（王杰，2013）；更值 得注意的是，有一成多（12.7%）的青少年在高中畢業後沒有升讀任何專上教育課 程的期望。 此外，期望升讀學士或以上課程的男生與女生差異並不顯著；但女生傾向期望 升讀副學位課程，其比例較男生高出 4.2%，在統計上有顯著差異。期望升讀學士或 以上課程的新移民（包括第一代及第二代移民）稍微比本地生多，但此差異在統計 上並不顯著。與來自雙親家庭的學生相比，期望升讀學士或以上課程的單親家庭學 童少了 7.1%，在統計上有顯著差異。由此可見，女生及來自單親家庭的學生在教育 期望上處於劣勢。 表二 受訪青少年的個人及家庭背景與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分布 中六或以下 文憑/ 證書 高級文憑副學士 / 學士或以上 整體受訪青少年 12.7% 6.2% 14.7% 66.3% 性別 女生 10.7% 7.7% 16.9% 64.7% 男生 14.6% 4.9% 12.7% 67.8% 移民身分 本地人 12.5% 6.0% 15.6% 65.9% 第二代移民 12.0% 5.5% 14.2% 68.3% 第一代移民 13.6% 8.9% 11.3% 66.2%
中六或以下 文憑/ 證書 高級文憑副學士 / 學士或以上 家庭結構 單親家庭 14.0% 8.0% 17.3% 60.7% 雙親家庭 12.1% 5.8% 14.3% 67.8% 其他家庭類別 20.5% 2.3% 20.5% 56.8% 此外，分析亦發現父母教育程度及職業的影響亦十分顯著。就父母教育程度而 言，表三的數據顯示如果父母擁有學士或以上教育程度，其子女中約有九成期望升 讀學士或以上課程，與其他學歷父母比較，在統計上存有顯著差異。其次為具大專 學歷的父母，其子女中也有 80% 期望升讀學士或以上課程。而具中三程度或以下學 歷的父母，其子女中只有約一半期望升讀學士或以上課程。在父母職業地位方面， 如父母具較高職業地位，其子女較期望升讀學士或以上課程；相反，父母從事較基 層行業，其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較低，兩者在統計上亦存有顯著差異。整體來看，父 母擁有的教育程度及職業地位愈高，他們的子女追求較高教育程度的傾向較明顯。 表三 受訪青少年的父母教育程度及職業與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分布 中六或以下 文憑/ 證書 高級文憑/ 副學士 學士或以上 父親教育程度 中三或以下 17.0% 8.7% 16.7% 57.6% 職業訓練 11.5% 6.5% 16.5% 65.5% 中五、中七、文憑 / 證書 10.4% 4.6% 13.1% 71.9% 大專（非學位） 9.5% 2.6% 6.0% 81.9% 學士或以上 2.9% 0.4% 5.8% 91.0% 母親教育程度 中三或以下 17.5% 8.3% 16.3% 57.9% 職業訓練 10.0% 6.9% 14.6% 68.4% 中五、中七、文憑 / 證書 10.3% 2.5% 13.2% 74.0% 大專（非學位） 4.1% 3.1% 12.2% 80.6% 學士或以上 3.0% 0.6% 6.5% 89.9% 父母職業地位# 36.65 38.65 41.05 48.73 # 以平均數據顯示。 表二 受訪青少年的個人及家庭背景與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分布（續）
2.2 家庭社經地位對優秀學生升學就業的影響 此外，分析亦發現父母教育程度及職業對學生職業期望的影響亦十分顯著，尤 其值得關注的是高能力的學生。若因為家境貧窮，使學習能力高的學生不敢期望將 來會從事各種專業工作，這對社會而言是人才的浪費。PISA 2009 的研究中提供了 這方面的跨國數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界定「高能力」學生為基礎能力達 4 級或 以上。在 PISA 2009，香港共有 2,147 名在閱讀方面高能力的學生，佔香港整體樣本 學生 44%。結果顯示，在參與 PISA 的國家或地區中，韓國的高能力學生有 94% 期 望升讀大學，而新加坡、紐西蘭和波蘭分別為 88%、74% 和 72%，但香港高能力學 生中只有 64% 期望升讀大學。 至於職業期望方面，在 PISA 2009 及 2012，來自最上階層的香港學生分別有 60% 及 66% 期望從事專業工作，來自草根階層的只有 33% 及 43%（圖二）。而進 一步分析 PISA 2012，香港高能力學生當中，來自最上階層的有 62% 期望從事專業 工作，來自草根階層的只有 43%。由此可見在香港貧窮家庭成長的學生，儘管學習 能力高，但經濟上以至心理上的阻力，會影響他們對未來的期盼，甚至對將來升學 及就業的夢想與規劃。 圖二 學生期望從事專業職業與社經地位的關係 既然研究顯示家庭條件影響香港中學生的生涯規劃，那麼有甚麼途徑、方法或
擺脫背景因素所帶來的梗塞呢？政府近年重視的商校協作計劃又能否有效地幫助不 同背景的學生作出理想的升就抉擇呢？ 3. 企業承擔對學生升學就業的影響 在商校合作的措施方面，教育局於 2014 年 12 月推出新的商校合作計劃網頁 （www.edb.gov.hk/bspp），為學校及商界伙伴提供新資訊及網上報名系統。在加強 商校合作計劃，邀請更多及不同類型的工商機構參與，目標是把商界伙伴的數目， 由 2014/15 學年的 120 個，增至 2017/18 學年的 165 個。（教育局，2015 年 2 月 9 日，第 18 項）同時，研究在商校合作計劃下不同形式的活動，例如職場影子計劃、 導引課程、導師計劃及與校同行計劃等，並鼓勵學校將合作計劃活動融入學校課程 內……又計劃把活動擴展至校長、教師和家長。（同上，第 19 項）究竟不同的商校 合作計劃是否有效？成功個案當中的重要元素為何？ 商校合作研究：成功個案 筆者的研究團隊於 2013-2014 年開展了另一項商校協作計劃的調查研究，從香 港一項名為「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的參與者中，收集了 3,800 多位高中 學生的數據，探討參與升學就業活動與其掌握升學就業技巧的關係。結果顯示這些 來自不同家庭背景（包括出生地、家庭結構及社經地位等）的學生，從參與這項由 九倉集團轄下的商界機構提供的升就活動中，在掌握升學及就業技巧方面具有顯著 的進步。此項商校協作計劃由 2011 年開展，實證研究首次顯示這計劃提供的商界— 學校—大學三方協作活動，在短短三年已對學生的升就歷程和能力具正面的成效 （何瑞珠、姜培芝、楊鎮偉、李文浩，2015）。 是項研究把「學校起動計劃」所籌辦及提供的活動分為六大類：「參觀業務集 團旗下商業單位」、「出席各商業單位舉辦的公司活動」、「職業資訊或諮詢服務」、 「於各商業單位舉辦的活動中表演」、「升學資訊或諮詢服務」及「學長或導師計 劃」。
圖三 受訪學生參與「學校起動計劃」升就活動的情況 就總參與人數而言，在「學校起動計劃」中三成以上的學生曾參與「升學資訊 或諮詢服務」（32.7%）、「職業資訊或諮詢服務」（31.1%）、「參觀業務集團旗下商 業單位」（30.4%）的活動。若以參與次數來看（三次或以上），受訪學生傾向重覆參 與「升學資訊或諮詢服務」（4.9%），其次為「職業資訊或諮詢服務」（4.2%）及「於 各商業單位舉辦的活動中表演」（4.2%）（圖三）。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由「學校起動計劃」所提供的升學或職業諮詢服務，有別 於一般校內提供的輔導資訊，它的特點在於提供多元的社會網絡及資源，由大學專 業支援單位提供意見，設計更能針對草根階層的弱勢學生的生涯發展需要，例如分 享環節會邀請與學生成長背景相似的現職員工，以其經驗分享有關如何面對求職申 請、規劃個人事業發展、評估工作市場的要求等，這些模範角色（role model）的經 驗之談能對參與學生起示範或啟發作用。至於「參觀業務集團旗下商業單位」更是 運用「集團」的資源及在商界的網絡優勢，針對在不同行業的職業環境實況，設計 有關的學習活動，參與學生獲派到「集團」屬下不同業務單位進行觀摩學習，所涵 蓋的行業包括物流、廣播、酒店、零售及物業管理等。這些活動讓學生認識該行業 的運作狀況及發展前景，從而擴闊學生對不同行業的眼界，有助他們及早規劃未來 人生。
此外，大學專業支援單位的參與能促進商校之間的溝通，調適雙方在合作過程 中可能出現的矛盾，例如學生的進步是經年累月的，不能如商業機構般每年結算業 績，商校合作的成效評估及歸因亦要審慎共商，因此「商業—大學—學校」協作 模式（Business-University-School BUS）有助調配資源及設計活動，尤其是照顧弱 勢群體的學校需要。在商業單位、大學及學校的共同努力下，應該可以令現行的「商 校合作」更為有效。
總結與啟示：「家校社區協作」與生涯規劃
今天互聯網資訊發達，要找尋升學及就業資訊十分方便。學校老師的輔導，再 加上政府、大專院校和企業的努力，為中學生提供豐富的升學及就業資訊和體驗機 會，期望令中學生找到理想的出路。然而，從學生或家長的角度出發，所有提供的 資訊、體驗和輔導，是否有實質的幫助呢？ 本文嘗試綜合筆者近年的三個實證研究，探討家庭及個人因素對青少年升就期 望的影響。從學生的角度而言，本文提出家庭成員及校內師友是學生商討最多的對 象，亦是感到最受用的重要途徑。由此可見，家校合作在中學生的生涯規劃上十分 重要，雖然教育局指出：「在 2014 年 5 至 7 月期間分別為公營中學逾 1,000 名校長 及教師舉辦了 3 場簡介會，以及跟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家長教師會聯會及 家長教師會委員會晤，向持份者解釋生涯規劃教育的政策目標及推行細節，並鼓勵 家長支持子女訂立個人及升學就業目標。」（教育局，2015 年 2 月 9 日，第 16 項） 可是，這些委員會及聯會的會晤，對前線老師及家長有何實質幫助呢？ 筆者現正進行的跟進訪談顯示，弱勢學生的家庭雖然十分關心子女的前途，但 學生多表示家長未能給予適切的升學就業資訊，大部份均需要老師的個別支援及輔 導。儘管政府於 2016 年提出：將「全數資助中學提供應用學習課程；延長『職業 教育和就業支援先導計劃』，以惠及多兩屆共 2,000 名學生；以及支持主要的職業 專才教育機構舉辦大型技能比賽，選拔香港代表參與世界技能大賽等。」（梁振英， 2016 年 1 月 13 日，第 196 條）然而，這些措施顯然未能讓家庭及學校掌握職業導 向課程的定位。在升學導向的華人社會，以及政府所提倡的多元學習及多元出路的 真實前景下，家長與老師均需了解職業導向課程在升學上的銜接及就業上的對口數 據，以輔助學生作適切的選擇。本文的數據更顯示：來自父母教育程度、職業階層及家庭結構等家庭因素及 學生性別，與學生升學就業期望或就業能力有顯著關係。父母教育程度偏低，職 業階層偏低，來自單親家庭及身為女生等因素，讓學生升就期望或升就能力更易 處於弱勢。這個現象反映了因缺乏家庭資源的弱勢學生，其父母背景和家庭資源可 能未必能提供適切的指導和支援，以致他們在掌握升就的能力較低。為此教育局 宜加強家校社區協作，仔細分析社區資源、教師培訓及家長教育上怎樣協調，以 回應不同背景的青少年在生涯規劃上的多元需要。從研究的角度而言，本文發現 的家長背景和家庭資源對青少年的升就前途的影響，與中外不少相關研究相近， 正如 Lareau（2003）在《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s）一書中提出一個十年 的追蹤研究結果：家長社經背景透過兩種不同的親職模式—協商培育（concerted cultivation）及自然成長（natural growth），影響到孩子最終達至不同社經階層的成 人（adulthood），本文研究所及可見當前中學畢業生升就期望的社經分隔，在現時 種種生涯規劃的措施下，若能開展一個追蹤研究，結合量化與質化的證據，便可進 一步了解家庭學校及社區是如何塑造不同背景的青少年的生涯面貌。 研究也對學生在「商校協作」活動的參與作出分析，研究發現父母的社經地位 偏低者，在協助子女的升就決定和部署上有顯著的限制，可是弱勢的學生若能參與 仔細規劃的商界 / 社區學習活動，將能豐富其升就資訊和體驗。由此可見，「商校 協作」的活動對提升弱勢學生的升就能力明顯發揮重要的影響力，而弱勢學生可透 過參與職業相關的活動，加強他們在升就路向的規劃和準備。可是，商協合作計劃 的成功必須根據學生的背景設計具學習經歷的活動，透過大學的協調，這些商界的 交流及體驗活動，才能配合學生的需要，讓學生能進一步確立對職業的興趣、認識 工作範疇和具備的資歷條件等，從而協助他們在升就選擇階段作出適切的過渡。 一般而言，教育體系可以通過正規和非正規的生涯介入（career intervention）幫 助學生進行生涯規劃。正規的生涯介入主要是以生涯規劃課程形式開展生涯教育， 生涯規劃課程以諮詢和指導的方法幫助學生實現自我察覺、生涯察覺，進行生涯規 劃和決策，如李子建、江浩民（2015）提出生涯規劃課程或計劃的實施方式，可包 括獨立的課節（例如班主任課 / 輔導成長課）、校本課程 / 計劃、跨科目及活動滲 透方式等；可是，在升學導向的華人社會，非正規模式生涯介入，包含校外的社區 活動及工作間經驗，可能是更適合的切入點，其中香港政策特別重視「商校協作」，
借助企業的資源開展工場參觀、實習等活動，能幫助學生進行生涯探索，形成升學 就業技能，為學生做出明智的生涯規劃和生涯決策提供前提條件。最後，哪些項目 切實有利於青年人作出就業的準備，仍有待持續多元的評估，其中學生的聲音尤其 重要。學生不能被規劃，學生必須是規劃自身人生的主體。
鳴謝
本文作者特此分別感謝香港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 GRF）資助「香港青少年追蹤研究」（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Transition from Secondary School, HKLSA）（編號：444412），以及「PISA 為 本學校改進計劃」研究（PISA-based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 PSIP）的支持。此 外，還要感謝 HKLSA 研究團隊對本文初稿提出的寶貴意見。本文內容只反映作者 意見，並不代表資助機構立場。
參考文獻
王杰（2013）。〈影響日本青少年學歷期待縱向變化的原因分析—東北地區某小城 市的調查結果〉。《中日教育論壇》，第 3 期，46-55。 何瑞珠、姜培芝、楊鎮偉、李文浩（2015）。〈「商界—學校」協作：裝備香港弱 勢學生升學就業技能〉。《教育學報》，第 43（1）期，153-177。 李子建、江浩民（2015）。〈生涯規劃教育理論與實踐：邁向優質教育〉。《香港教師 中心學報》，第 14 卷，89-106。 教育局（2015 年 2 月 9 日）。〈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進展報告〉［立法會 CB（4） 457/14-15（04）號文件］。香港：立法會。 梁振英（2014 年 1 月 15 日）。《二零一四年施政報告：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讓年 青的各展所長，讓香港得以發揮》。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梁振英（2015 年 1 月 14 日）。《二零一五年施政報告：重法治，掌機遇，作抉擇， 推進民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梁振英（2016 年 1 月 13 日）。《二零一六年施政報告：創新經濟，改善民生，促進 和諧，繁榮共享》。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梁湘明（2005）。〈生涯規劃：跨理論假設與實施策略〉。《亞洲輔導學報》，第 12（1 及 2）卷，79-93。 曾俊華（2014年2月26日）。《二零一四至一五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 香港：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曾俊華（2015年2月25日）。《二零一五至一六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 香港：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Arrington, K. (2000). Middle grades career planning programs. Journal of Career
Development, 27(2), 103-109.
Gottfredson, L. S. (1996). Gottfredson’s theory of circumscription and compromise. In D. Brown & L. Brooks (Eds.), Career choice and development: Applying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practice (3rd ed., pp. 179-232).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Gottfredson, L. S. (2002). Gottfredson’s theory of circumscription, compromise, and self-creation. In D. Brown & Associate (Eds.), Career choice and development (4th ed., pp. 85-148).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Gottfredson, L. S. (2005). Applying Gottfredson’s theory of circumscription and compromise in career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In S. D. Brown & R. T. Lent (Ed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ounseling: Putting theory and research to work (pp.
71-100). Hoboken, NJ: Wiley.
Lareau, A. (2003).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London, Eng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mited.
Super, D. E. (1980). A life-span, life-space approach to career development.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6(3), 282-298.
Super, D. E. (1990). A life-span, life-space approach to career development. In D. Brown & L. Brooks (Eds.), Career choice and development (2nd ed., pp. 197-261).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Career and life planning: Home, school and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HO Sui Chu Esther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major policies and initiatives related to career and life planning implemented by the Government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ree related empirical studies conducted by the author,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affecting adolescents’ career and life planning are delineated and the feasible career intervention measures are examined. These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re is a wide gap in the capabilities of career and life planning among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family backgrounds; this is the variable that has not been catered adequately for by the Government. This paper concludes by suggesting that home-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on, and business-school partnership coordinated by university professionals may be the promising gateways to assist adolescents, especially those from underprivileged families, to make appropriate career and life plans.
Keywords
career and life planning, home-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on, business-school partner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