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係統治與組織學習在不對稱組織間(依賴)關係與共同依賴間之調
節角色
摘要
本研究透過相互依存構念的釐清—不對稱依賴與共同依賴，從組織間關係的 過程面探討弱勢廠商如何在不對稱組織間(依賴)關係與強勢廠商建立共同依 賴。以台灣電子資訊廠商與國際知名大廠之國際代工關係為例，本研究檢驗不對 稱組織間(依賴)關係的來源—關係透明度、認知距離，與共同依賴之間的關聯 性，以及弱勢廠商的作為—關係統治與組織學習在不對稱依賴來源與共同依賴間 扮演重要的調節效果。研究結果顯示國際代工關係為一典型不對稱組織間關係， 以及，關係透明度與共同依賴呈現正向關係。 關鍵字：不對稱組織間(依賴)關係、共同依賴、關係統治、組織學習Abstract
By clarifying the construct of interdependence: dependence asymmetry and joint dependence,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weaker firms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joint dependence with more powerful firms in asymmetric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IORs), based on a process view of IORs. Using the sample of international subcontracting relationships of Taiwane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irms, we examine the effects of relationship transparency and cognitive distance on joint dependence,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relational governance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ational subcontracting relationship is a representative of asymmetric IORs, and that relationship transparenc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joint dependence.
緒論
之「防衛」(safeguarding)觀點，強調不對稱依賴與市場力量下之統治模式的決定， 幾乎都由強勢廠商所主導(Heide & John, 1988; Subramani & Venkatraman, 2003)。 尤其當弱勢廠商投入特定資產投資(asset specificity)時，則可能受到投機主義行為 如套牢(hold-up)、違約之威脅，因而任人宰割，故必須有足夠的防衛機制。然而， 弱勢廠商在不對稱組織間關係中，真的任人宰割而無作為嗎？台灣電子資訊產業 則可提供一個弱勢廠商學習成長、尋求與國際知名大廠彼此間相互依賴的最佳寫 照。 在台灣代工廠商與國際大廠合作的不對稱組織間關係中，彼此之間的動機或 是誘因來自何處？在國際大廠方面，其原因可能是有「利」可圖，這個「利」包 括可將非核心活動外包、降低成本與台灣脈絡下資源的吸引力如代工能力、製造 研發能力(黃銘章，2002)、台灣網絡群聚生態等，使得國際大廠不得不與台灣代 工廠合作，而在這個給大廠「利」的前提下，也提供了台灣代工廠商一個有「機」 可趁的機會，如獲得訂單、建立關係與學習(learning)。在這個「利」與「機」之 下會構成兩造間不同的依賴程度，而形成一個典型的不對稱組織間關係，例如， 國際大廠在掌控豐沛的資源、知識、資訊的前提下，會利用多家廠商來議價、殺 價(e.g. alternatives 的機會較多)，以提高其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且掌控利 益分配及爭議問題的解決，以致於台灣廠商在國際代工關係中，對於國際大廠依 賴甚高。
此依賴程度的影響(Heide & John, 1988; Ganesan, 1994)。然而，在知識經濟時代， 知識的角色愈來愈重要，除了少數幾篇研究探討知識及能力的改變、或學習會影 響兩造間依賴程度或議價能力的變化(Hamel, 1991; Yan & Gray, 1994; Inkpen & Beamish, 1997)，很少從過程面來探討兩造知識間的差異對依賴程度的影響以及 該如何因應，尤其是不對稱組織間關係下的弱勢廠商。
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以及測量方式；第三，闡述本研究的分析與結果；最後， 則提出本文的結論與管理意涵。
文獻探討與理論觀點
相互依存：不對稱依賴與共同依賴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顧客需求不斷的改變，組織如同處於一個開放系統模 式(open systems model)中，無法置身於度外，不能僅依賴過去的成功，侷限於既 有產品的績效與管理，若未能及時察覺科技與市場的變化，就容易會導致毀滅性 的後果(周旭華，2001)。加上全球化的競爭愈形明顯，產業間專業分工的趨勢漸 增，組織如何在環境中主動尋求利害關係團體(stakeholders)如供應商、配銷商、 顧客的支持與合作，進而確保所需的獨特性資源、先進技術(資訊)，降低各種不 確定因素是每一個組織所需面對的課題與脈絡。所以，相互依存是無法自給自足 的(self-contained)組織身處開放系統模式中必然的結果(Pfeffer & Salancik, 1978)。
資源依賴理論(RDT)也是分析不對稱 IORs 間權力與依賴重要的理論依據 (Ganesan, 1994)，RDT 相關學者認為任一組織都屬於所謂的開放性系統中，無法 自給自足，需要依賴外部資源供給或提供資源給其他廠商，組織才能持續生存 (Pfeffer & Salancik, 1978)。其基本假設認為僅有少數組織能控制或擁有關鍵資 產，視統治機制是一種因應不確定性與減少依賴之策略，Heide (1994)認為由於 需依賴擁有核心資源的夥伴及本身作決策之不確定因素增加，所以應透過與其他 組織鏈結共同管理關係交易以降低不確定性及本身資源依賴的影響。此外，資源 依賴理論認為權利與依賴是一體兩面的，如 A 公司對 B 公司有權力關係亦即是 B 公司對 A 公司有依賴關係。所以其衍生的誰依賴誰及誰擁有關鍵資源(如特定 性資產)，甚至於互賴關係，都是值得 IORs 重要的議題。
(spot contract)市場交易模式，而是一種特定且長期的關係型態，其關係的穩定程 度明顯高於市場交易關係(陳振祥、李吉仁，1997；黃銘章，2001；黃延聰，2002)。 關於國際代工的定義及類型，陳振祥與李吉仁(1997)以產品研發設計、產品生產 組裝、品牌建立推廣、銷售服務等四個階段的產業價值鏈來區分國際代工，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是指只涉及生產組裝活動的廠商，在買主 提供生產規格、技術規範，指定零組件的情形下，提供買主所需產品的分工型態。 ODM(own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係指廠商在不需買主提供產品與技術規 範下，生產符合買主所需的產品，同時在買主的品牌下行銷，此種廠商提供產品 研發設計、生產組裝的服務活動，買主負責其餘價值鏈活動，彼此互補性資產形 成此產業價值鏈的垂直分工型態。 然而，在此種分工與交易結構中，利益分配、議價及爭議問題的解決等往往 是由 OEM/ODM 買主(國際大廠)所決定，且台灣廠商在國際代工關係中對於國際 大廠依賴甚高，屬於弱勢的一方，為取得對方的信任，締造更多服務與訂單的機 會，往往被迫投入對交易成本影響最大的特定資產，而其面臨被套牢及製造商臨 時轉單、抽單的風險是相當高的(王慧美，2001；黃銘章，2001)，因而構成一種 典型的不對稱 IORs (Heide & John, 1988；陳振祥、李吉仁，1997)。
及在交換與生產活動中之各種互動關係的型態(Grandori, 1997)。其中，「互動」 是指無論從事交換與生產活動，所必然會涉及的組織間之資訊流通(泛指「溝通」) 與資源的交換[包括原材料、(半)製成品、與機器設備等實體資產、關係(relationship) 與信譽等無形資產、以及流程與知識等能力(capability)]；意指組織間交換與生產 活動所涉及的資訊流(information inflow)與資源流(resource flow)(Lame, Spekman & Hunt, 2000; Tsai, 2000)，而這資源流與資訊流即可代表 IORs 過程面，從此一 過程面觀點更可觀察 IORs 實際交換與生產活動的發生(Van de Ven, 1976)。綜合
言之，IORs 的本質至少包括三要項：(一)組織間之交換或生產活動---「類型」；(二)
互動的「內涵」---資訊流與資源流；以及(三)互動的模式---「關係型態」。然而，
在當代知識典範下，知識是廠商一種有價值的異質性資源之顯現(manifestation)， 是生產過程的輸出(output)如創新、體現於新產品發展上，而知識本身的蓄積也 是生產過程所需的輸入(input)如能耐(Amin & Cohendt, 2004)，尤其是以知識為主 要生產要素的環境中，知識是難以引進、維持及運用的，更是競爭優勢的主要來 源(Demsetz, 1988; Grant, 1996)。因此，本研究將根據 IORs 下的資訊流與知識流 來探討不對稱依賴關係或不對稱 IORs。
就不對稱組織間(依賴)關係下之不對稱資訊流(asymmetric information flow) 與知識流(asymmetric knowledge flow)的產生，根據 IORs 本質之論點，本研究所 稱不對稱的 IORs 可泛指組織間於進行交換與生產活動(「類型」)中，所涉及之 資訊流與知識流等互動內涵之不對等的流向、流量、以及流通品質。資訊流的不 對稱是指由於資訊市場的不完全性(information market imperfect)，所引起弱勢廠 商在組織間互動過程中資訊之搜尋、取得、與處理等方面上之困境。其次，不對 稱的知識流則指組織間不對稱知識取得(如，知識源、類型)與學習如探索性或運 用性學習(exploration or exploitation learning) (Inkpen & Beamish, 1997; Yamin & Otto, 2004)。
們必須先釐清資訊與知識之間的差異，以及資訊流與知識流在 IORs 各自扮演不 同的角色。雖然資訊與知識息息相關(tight coupling)，但是若沒有進一步區分資 訊與知識兩者的差異，可能會導致研究典範中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le)， 亦即，這一篇文章所講的「知識」與另一篇文章所說的「知識」，是指相同的意 思嗎？因此，若未釐清兩者間的差異，以及避免這二者的交叉使用，可能會阻礙 組織能力(competence)觀點未來的發展(Fransman, 1994; Cowan, David, & Foray, 2000; Foss, 2003)。
同人的詮釋或處理後，其輸出(output)可能已是知識，且在處理相同資訊時，不 同人具有不同的知識基礎、記憶，對資訊的詮釋也會不一樣。第四，資訊流的理 論如交易成本理論只關注於事前的資訊處理與流通，而忽略了事後或過程所產生 的事後資訊(ex post information)，而這時的資訊可能需以知識流觀點來看待(Amin & Cohendet, 2000, p. 103)。資訊流觀點強調不對稱資訊的影響以致於廠商需設計 統治機制來提高彼此的誘因，其所傳達的不對稱本質是隱藏性資訊(hidden information)。而當考量知識的散佈與流通時，其不對稱本質是隱藏行為(hidden action)，意味內隱知識是不容易觀察的、鑲嵌於特定脈絡中，即使不刻意隱藏， 對方還是無法深入理解。再者，對於相同的資訊、所觀察的現象，不同的人可能 有不同的解讀與詮釋，亦即，不同的認知定義域(domain)、值域(range)與兩者之 間的映記(mapping)，會導致認知距離(cognitive distance)(Nooteboom, 2000)。不 過，這種認知距離、或是彼此認知的多樣性，不見得不好，反而可以提供一個創 新與學習的機會。 當組織間不對稱知識流愈高時，代表兩者之間的認知距離愈大，若從弱勢廠 商觀點，其愈難以評估國際大廠知識的價值，而導致兩者的依賴程度都會降低 (Inkpen & Beamish, 1997)，共同依賴則會降低。
營造具雙邊共同主導（而非單邊由國外客戶主導）的關係統治(Heide, 1994)，其 具體表現則在於，國際大廠願意與台灣國際代工廠商維持共同規劃與共同活動的 關係。
關係統治
關係鑲嵌(relational governance)是指，任何組織間交換與生產活動都或多或 少有其系絡依賴(context dependence)的現象(Jones, Hesterly & Borgatti, 1997)。不 同的系絡固然有其時、空的歷史背景，但更重要的是特定的系絡是可以去營造（而 非全然屬外生）的(Jones et al., 1997; Dyer & Singh, 1998)。關係鑲嵌理論學者指 出，特定系絡反映組織間之聯結套繫(ties)的量與質(Gulati, 1998)。其中「量」是
指聯結套繫之數目，影響所及是資訊的可及性(access)；「質」則指聯結套繫之強、
治觀點，作為研究國際代工關係之關係統治的構念基礎，其可分為共同決策(joint decision making)及共同活動(joint action)二個構面。
本研究認為關係統治在交易特徵與共同依賴之間扮演一個重要的調節變數 (moderator)，弱勢廠商是否有投入關係特定性信任，以與國際大廠共同參與決 策、共同制定重大策略目標，將攸關廠商是否有能力降低此一不對稱關係的不利 因素，如透過不斷的會議、溝通，讓彼此關係的透明度更好，並建立彼此間的信 任讓彼此的共同理解(shared understanding)提高，降低認知距離與提高認知鄰近 性(cognitive proximity)，以達成共同依賴的目的。 根據上述理論與相關文獻之論點，推論出假說 H3、H4： H3：當關係統治愈高，愈能提高關係透明度與共同依賴的正向關係 H4：當關係統治愈高，愈能降低認知距離與共同依賴的負向關係 組織學習
組織學習是提供廠商從 IORs 如聯盟、網絡合作中學習夥伴內隱知識、 know-how 與能力的機會(Kale, Singh & Perlmutter, 2000)，組織必須透過制度化結 構與程序的安排，槓桿運用夥伴關係，設計一組織學習機制以有系統地蒐集、分 析、儲存及運用互補性的資源、知識，致力於提昇本身核心能耐，來達到組織績 效(Popper & Lipshitz, 1998; Lorenzoni & Lipparini, 1999)，而此一組織學習機制可 藉由成員間共同知識及分享體系的建立，密切廣泛的互動關係，彼此相互參訪及 定期舉行共同會議，讓知識流通以利成功地移轉，提高學習效果(Inkpen & Dinur, 1998; Gupta& Govindarajan, 2000)。
在關係統治方面共有二個變項包括共同決策與共同活動等。(1)共同決策， 係指台灣弱勢代工廠商與其主要外國客戶在此一合作關係中共同制定重大決 策。本研究參考 Heide 與 John (1990)以及 Subramani 與 Venkatraman (2003)論點，
共計二題，例如，以「貴公司與此客戶共同規劃未來策略目標」、「貴公司與此客
戶共同參與分析代工產品的市場趨勢」等為衡量指標。(2)共同行動，本文根據 Zaheer & Venkatrama (1995)與 Subramani & Venkatraman (2003)之觀點，認為組織 間共同行動，泛指兩(多)造組織間共同進行與交換/生產活動有關之重要決策的制 訂，並共同參與重要問題的解決、協調與調適等活動都是雙邊(bilateral)共同協 議，而非單邊(unilateral)主導的。共計三題，例如，代工廠商與特定一國外客戶 共同進行產品研發設計活動、預測零組件需求、或產品模組測試活動等。
在組織學習方面，主要參考 Huber (1991)、Hult、Ketchen Jr.與 Arrfelt (2007) 以及 Hult、Ketchn, Jr.與 Slater (2004)的觀點，共有四個變項，包括知識引進 (knowledge acquisition)、資訊擴散(information distribution)、共享理念(sharing meaning)與所達成的記憶(achieved memory)等組織學習構面，共計 11 題。例如， 以「貴公司內部花了很多時間來研究未來可能發展的產品」、「針對代工的產品/ 製程、與服務過程，貴公司有深入的瞭解」等為衡量指標。以上所有題項採用 Likert 七點尺度量表衡量，範圍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共七個選項， 分別以 1-7 分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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