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後，美國對華外交即以此政策為基本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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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蔣宋美齡第一次訪美

第一節訪美背景

中國自十九世紀中葉以後，國勢積弱不振，自西元一八四 0 年中、

英鴉片戰爭以來，各國爭先恐後在華劃分勢力範圍，強佔租借地，奪取特權；然而美國在瓜分中國利益的腳步上卻是扮演「遲來者」的角色，美國深覺中國若被列強瓜分，對於美國的太平洋發展將會是一個很大的不利，以英國而言，為保全權益而提倡維持中國完整，然而自身卻又由中國通商、割地、賠款及保護條約中瓜分中國而獲利，其主張無法獲得其他列強國家如俄、法信服。

一八九九年，英國正式邀請美國出面，商討列強贊同中國門戶開放主義，隔年，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向英、法、日、德、義等國提出了門戶開放政策，其內容為：

一、維持中國領土之完整與主權之獨立；

二、各國在華工商業機會均等。

三、根據門戶開放政策，開放了列強在中國勢力範圍的門戶，使各國在華利益均沾。

自此以後，美國對華外交即以此政策為基本方針。一八三二年，

美國發表「門羅宣言」¹，採取「不干涉」及「孤立」主義，主張以美洲事務為第一優先，他國不能干涉，美國亦不會干涉其他地區事務 (何思因主編，1992：34)。一九 00 年海約翰提出「門戶開放」政策後，

美國的對外政策即隨著國內政治情勢發展與當任總統背景之考量，在

「中立主義」與「積極干涉」兩者間擺蕩，這更是影響當時美國對華

1 門羅宣言是美國總統門羅(James Monroe, 1817-1825)致國會的國情咨文，其提出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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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主要原因。

從「九一八」事變到「蘆溝橋」發生時，美國對中國雖然表示同情，也指責日本之侵略，但是由於當時美國孤立主義盛行，且基於當時美國與日本之商業利益大於中國，因此美國對於中、日採取兩面平衡的「雙手策略」；一方面對於中國提供有限度的經濟援助，另一方面卻售予日本需要的戰略物質。一九三八年一月，當時擔任軍事委員長的蔣介石致函當時擔任美國總統的羅斯福，一方面除了對美國歷年以來給予中國之援助與支持表示感謝，另一方面更希望美國在中國反法西斯主義侵略奮鬥之際，美國能夠在經濟上與物質上提供有效的援助(秦孝儀，1990：78)。然而美國考慮若採取積極援華措施恐將使美國捲入戰爭之危險，未能有實際行動，因而沒有對中國有正面回應。

同年九月，中國政府再度派代表前往美國洽商借款，美國表示對於政治性借款無能為力，因此以商業性之借款援助中國。

一九三九年，日本在佔領武漢後繼續佔領海南島，顯示出其南進之企圖心，美國之遠東政策乃趨於積極，因此在一九三九年七月宣布廢止美日協商，一九四 0 年美國宣布對日禁運汽油與廢鐵，在實質上已開始對日實施經濟制裁。日軍在一九四 0 年侵入越南，並且與德、

義定立同盟協定(楊逢泰，2003：98)，這使得遠東局勢更加險峻，美國態度自此有明顯改變。同年，羅斯福總統發表著名的「爐邊談話」，

表示中、美、英三國命運有密切之聯繫以及美國願意承擔民主國家兵工廠之責任，說明此後除以財政支援中國外，更進一步以大批軍需援助中國。一九四 0 年，美國總統羅斯福在記者會上被詢及長期和平目標時，提到人類四大基本自由(four basic human freedoms)，其後在一九四一年一月國會咨文中提到：「我們指望著一個基於四項主要人類自由的世界，『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旋即成為眾望的口號(楊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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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2003：98-99)。

第一、言論自由(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 第二、宗教信仰自由(freedom of worship God) 第三、無所匱乏自由(freedom from want) 第四、無所恐懼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

一九四一年三月，羅斯福總統說服國會通過一項法案，「促進美國的防禦」，提供同盟國物資以對抗軸心國，同年四月，美國總統批准第一批價值約四千五百萬美元之對華軍援器材，此為美國軍事援華之始；雖然如此，此時美國對於援華仍採保守謹慎態度，從馬歇爾將軍一句話來說明此時美國對華立場：「以不要損害到美、英、蘇三國的需要為原則，也不要使日本覺得是最後通牒。」(陳立文，1983：

121)。然而其後在一九四五年八月，日本投降前夕，當時美國總統杜魯門在沒有警告下停止租借活動，此項突然的行動也為同盟國造成很多困難。一九四一年八月，羅斯福總統與英國首相邱吉爾達成協議，

這也就是著名的《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其內容共可分為八條(楊逢泰，2003：100)：

1. 英、美不要求領土擴張；

2. 英、美不願見其他國家領土擴張；

3. 各國人民均有權自由決定其政府型態及被軸心國佔領的領土恢復主權；

4. 戰後擴大貿易及原料供應；

5. 擴大國際經濟合作；

6. 達成戰後安全；

7. 公海自由；

8. 裁軍及組成「普遍安全的常設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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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年，當時在國際聯盟內的會員國正式簽署此原則。

一九四一年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原因是自一九四一年七月起，英、美、荷等國實施對日本禁運石油的政策，使日本相當困擾與惱火，在與美國談判不成的情況下，日本派出攻擊珍珠港的先遣部隊，攻擊美國的太平洋海軍重地珍珠港，從此爆發太平洋戰爭，美國也正式向日本宣戰，十二月十一日德意志對美宣戰，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演變成為一個真正的全球性戰爭，這也是促使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大轉機。在此之前，中國從盧溝橋事變後對日孤軍奮戰了長達四年；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於中國扮演著牽制大量日本軍力的角色，中國戰場地位驟形重要；太平洋戰事爆發後，英、美相繼對日宣戰，中國在此時亦向德、日、義等軸心國宣戰。一九四一年，蔣介石致電羅斯福總統建議「中、英、美、蘇、荷、澳、紐七國組成同盟，

各盡人力資源，聯合殲敵，不得單獨媾和。」(郭榮趙，1978：42)羅斯福總統覆電指出，美、日宣戰，中國的抵抗侵略行動已不再孤單。

十二月，羅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在華盛頓舉行阿卡迪(Arcadia)會議，重申「先歐後亞」的戰略，更議訂聯合國宣言草案，要求同盟國家不得私自對敵媾和，中國自此與英、美共同對抗侵略，成為同盟國家，這更奠下了其後中國四強之一的地位。

一九四二年一月，盟軍成立「中、緬、印戰場指揮總部」，更以蔣委員長為最高統帥，為了保證與美國政府建立更密切的關係，進而加強中、美兩國在軍事上的合作，蔣委員長電告當時擔任外交部長的宋子文，請羅斯福總統指派一位親信的高級將領，來華擔任中國戰區聯軍統帥之參謀長。在美國方面，一方面希望經由對中國的協助，提高中國軍隊的作戰能力，使其能夠更有效地打擊與發揮牽制日本軍的力量，以減輕美、英在遠東戰場上的壓力，而能全力以赴地在歐洲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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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作戰；另一方面，美國更利用中國作為轟炸日本海上航線的基地，以支援美軍在太平洋上的作戰。美國亦認為若有一高級軍事代表長駐中國，對於推動美國作戰策略必有助益，因此美國政府在接獲中國請薦參謀長的要求後，同意指派一名將領來華，除兼任中緬印區美軍司令外，並兼任中國戰區參謀長以協助處理中國租借物質。美國發布任命史迪威將軍(Joseph Stilwell)來華，然而卻使日後蔣委員長與美國國防部之間，對於參謀長地位權限產生不同解釋，引發史迪威事件，亦造成戰時中、美關係上之一大裂痕。中美軍事合作的另一項目標是將一九四一年由陳納德在昆明成立的「美國志願飛虎隊」於一九四二年正式歸併為「美國駐華空軍隊」，一九四三年「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宣布成立，由陳納德少將擔任指揮官，取代了先前的「美國駐華空軍隊」，使得美國空軍的支援與調度更加靈活。在經濟援助方面，

抗戰初期以蘇俄為援華主要國家，提供中國物質上援助，其目的為藉中國以抗日，利其扶植中共發展及在亞洲抗衡日本，至抗戰中期後，

美國成為最主要的援華國家。

中國戰時外交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希望爭取列強廢除對中國種種不平等條約，一九四二年期間，蔣宋美齡曾在中美報紙上多次撰文敦促各有關國家廢棄在華治外法權，並獲得美國多數評論家之共鳴，更引發美國輿論熱烈討論，給予美國政府官員深刻印象；如此一來，促成美國官方採取積極行動廢除對中國的不平等條約；一九四二年，美、英分別發表聲明表示廢除在華治外法權，此後，各國依照美、

英新約藍本陸續訂立平等新約，中國從此獲得自由平等的國際地位 (郭榮趙，1978：141)。一九四二年至一九四三年間，同盟國對於中國戰場並未有積極的行動，雖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中國戰場的地位開始受到了重視，然而英、美的「重歐輕亞」戰略使得中國獲得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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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協助，因此一方面同盟軍需要中國軍隊制衡日本，但另一方面美國卻未能依承諾給予中國所需之軍援，此外，史迪威事件²、中共問題以及外交部長身兼租借負責人的宋子文行事作風等問題，都間接導致中、美問題層出不窮，這些內外的不利情勢更使中、美關係陷入低潮。

珍珠港事變發生後，美國總統羅斯福鑑於中國在對日戰爭上地位日益重要，為了增進中、美雙方之合作，威爾基(Wendell L. Willkie)³於一九四二年九月至十月中訪問中國，晚宴中，威爾基建議蔣夫人訪問美國，向美國朝野直接宣揚中國軍民抗日的決心，他說：「讓美國人民瞭解亞洲問題與亞洲人民的觀點，是極其重要的，未來世界的和平乃繫於戰後東方問題是否能夠獲得公正解決。」(林博文，2000：165)，

威爾基更認為以蔣夫人的才氣、智慧、說服能力及魅力，必定能使美國人民更加瞭解中國。而美國商業鉅子─《Time》時報創始人亨利‧

魯斯(Henry R. Luce)夫婦於一九四一年訪問重慶時即建議蔣夫人赴美訪問，一則調養身體，二則替中國宣傳，使美國人認識中國人。蔣宋美齡於一九四二年十一月至一九四三年六月期間以私人身分出訪美國，以尋求美國對中國抗戰的援助。

2 約瑟夫·沃倫·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1883-1946），一九三五年至一九三九年，

他擔任美國政府駐華武官參贊，被美國軍界稱為「最精通中國和遠東問題的軍官」。一九四一年十二月七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史迪威作為美國總統羅斯福的駐華軍事代表。其後由於美國與國民政府在對日作戰的戰略方針及有關問題上發生矛盾鬥爭：美國政府決定由史迪威分配監理美國援華租借物資，引起蔣介石不滿。史迪威為了從根本上提高中國軍隊的戰鬥力，建議改革國民黨陸軍部隊，主張按能力與功過而不按親疏關係任用軍官，這一設想遭到蔣介石的反對。蔣介石支持陳納德依靠空軍戰勝日軍的空戰計畫，在戰略方針上與史迪威發生分歧；美國總統羅斯福應蔣介石要求從中國戰區召回史迪威，改任命魏德邁(Wedemeyer)為中國戰區參謀長和駐華美軍司令，並任命索爾登（Daniel Saltan）為印緬戰區美軍司令。史迪威於一九四四年十月二十二日離華返美。

3 威爾基，一九四 0 年美國大選，代表共和黨角逐美國總統席位，獲得二千二百多萬票，

僅輸羅斯福總統五百多萬票；羅斯福總統深知威爾基頗有才幹，也有國際視野，更厭惡殖民主義，因請他擔任總統特使，於一九四二年期間出使英國、中東、蘇聯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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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訪美過程

促成蔣宋美齡下定決心訪美有兩個原因：一、她很想使中、美關係更加密切，並進一步爭取美國的軍經援助；二、她的健康日走下坡，

使她覺得應該好好調理，蔣委員長在審慎考慮下，決定讓蔣夫人赴美。蔣介石於十一月十六日致函羅斯福表示謝意：「此次內子之病，

承蒙鼎力協助，得已提前早日就醫，私衷至為感謝，並得乘此訪問閣下與貴夫人，代中親至敬意，使中更覺無上愉快，一若與貴大總統及貴夫人晤聚一堂也。內子非僅為中之妻室，且為中過去十五年中，共生死、同患難之同志也，彼對中意志之瞭解，並非他人所能及，故請閣下坦率暢談，有如對中之面謦者也。余深信內子此行更能增進余兩人私交及擴展我兩大民國之睦誼也。」(林博文，2000：168)一九四二年十一月十七日，蔣宋車隊駛抵成都機場，蔣宋美齡躺在擔架上被抬上了美國陸軍部向環球航空公司(TWA)租來的最新波音三 0 七飛機，

同行的有孔二小姐孔令偉與兩位美國護士(林博文，2000：169)。十一月二十七日，蔣宋美齡終於重返睽別四分之一世紀的求學地方，心情十分複雜，二十五年前她從衛斯理學院學成歸國，二十五年後她則以不同的身分回到她的知識啟蒙之地。專機抵達紐約長島密契爾軍用機場後，羅斯福總統派代表霍普金斯到機場迎接，並護送她住進哥倫比亞大學長老會醫學中心哈克尼斯病房大樓，為了安全與保密，第十二層樓全部包下來(何虎生、于澤俊，2002：363-364)。

翌日，羅斯福夫人前往探視蔣夫人，她在回憶錄(This I Remember) 中說：「蔣夫人似乎很緊張、很痛苦的樣子，她不能忍受任何東西碰到她的身體。有很長一段時間，醫生無法紓解她的痛苦，我認為這大概是她長期緊張、焦慮和中國氣候所造成的後果。」又說：「蔣夫人頗為嬌小，看到她躺在床上，我心裡想如果她是我的女兒，我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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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她、照顧她。」(林博文，2000：170)兩人此次會晤重點約可分為：

一、宋美齡表白此次來美目的是私人看病，對美國政府並無任何要求。

二、對英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表現，蔣宋美齡不做表示，羅斯福夫人認為若無英國階段性抗戰，美國情況或較現在為差，並稱讚邱吉爾為英國戰時領袖。

三、對戰後世界局勢的看法，羅斯福夫人認為：「戰後民族思想一定遍佈全球，任何一個民族亦不甘受他人來支配。」。

四、對印度之看法，羅斯福夫人認為：「印度之困難尤為宗及階級。」，蔣夫人則認為最大的問題是「英國在作祟，尤增其嚴重性。」。五、美國對中國抗戰之態度，羅斯福夫人提出了「如何改變美國人態度而使美國人感激中國抗戰對美國之貢獻。」(楊樹標，1997：

181-184)

羅斯福夫人在寫給友人的信中稱蔣夫人是個「很甜的人」，頗有個性，亦很堅強，這些特色「使她和她的丈夫在中國最困難的時期並肩成為真正的夥伴。」

十二月四日，蔣宋美齡與羅斯福夫人第二次會面，在蔣夫人致電蔣介石的電報中提及：「今晨羅斯福夫人又來晤談，其談話分為四點：

一、在此次戰事結束之後，婦女對世界工作實佔有更重要的地位，因婦女負有領導教育青年之責任。

二、二、忽憶及有一熊姓軍人在美，托羅斯福夫人一詢羅斯福有無必要接談。

三、據羅斯福夫人告知，邱吉爾對俄極為防範，但羅斯福本人覺得蘇聯無赤化全世界之野心。

四、羅斯福夫人告知羅斯福日前與其通話，為所羅門島戰爭極為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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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今日與彼之電話興致似已恢復矣。」(楊樹標，1997：184-185) 蔣宋美齡在一月從十一月底開始住了十一個星期，在哥倫比亞大學長老會醫學中心醫學院教授們的醫療團隊治療下，身體逐漸恢復健康；一九四三年二月初院，羅斯福夫人熱情邀請她出院後前往紐約上州海德公園羅斯福的私人官邸住了兩個星期，一方面補足元氣，另一方面忙著為國會眾議院的演講做最後的潤色以及思考在未來幾個月內如何面對美國朝野和媒體；這是關係中國抗戰前途、國際聲望與中美關係的旅程(林博文，2000：174)。期間，蔣介石打了三通電報顯示出他對宋美齡在國會與各大城市的演說十分重視。第一份電報「對美國國會演講可供參考之點，一是美國國會對於中美平等新約及其撤銷在華特權之議案，於十一日一致通過，表示此為中、美兩國友愛之基礎。二是深信華盛頓總統若現在在世，則必主張美國需與東方被壓迫之民族共同奮鬥，又如林肯總統若生於今日，亦必如今日羅斯福總統以解放被壓迫之人為己任，此乃美國立國平等、自由之精神，亦及耶穌基督和平、博愛之教義，而與我中國孔子大同世界與國父三民主義立國之基本原理相同也。」(楊樹標，1997：188)

第二份電報提出「對美國國會演講之態度及應強調太平洋問題在戰後亞洲經濟地位之重要性。應使聽眾留心於太平洋問題之重要性，

認定日本為中、美兩國之共同敵人，非打倒不可。強調戰後亞洲經濟地位之重要性，若不準備大力開發亞洲，則戰時之機器與資本及技術將致廢棄。若能將中國之物資與美國之機器，以中國之人力與美國之資本配合，則中、美兩國百年之內經濟皆無慮，世界全人類生活必能長足進步，增進其無窮之幸福矣。」(楊樹標，1997：188-189)

第三份電報則是蔣介石將近百年以來美國對華態度告訴蔣夫人：「自一八四二年鴉片戰爭以來，中國之領土與主權幾被世上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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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所剝奪，只有美國對中國不但無侵略我領土之行動，而且時時領導各國表現其恢復中國之主權事實。」(楊樹標，1997：189)

綜合言之，為了蔣宋美齡在國會的演講，蔣介石在二月十二日與十三日總共打了四通電報，其重點在於提示蔣宋美齡在演講時要特別強調：

一、中、美兩國的友誼之久遠，兩國之間毫無隔閡，是世界少見的友好國家。

二、感謝美國朝野援助中國，闡揚正義必勝之道，並呼籲各國攜手重建戰後和平。

三、對戰後的理想看法為世界重心將由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太平洋東、西兩岸的大國以中、美兩國長期合作最為有益。若任憑日本侵略行為繼續，除危害中、美外，對於太平洋兩岸之國家可能永遠沒有和平的希望了，因此中、美兩國元首一定要建立互信互賴的基礎，日本為中、美兩國之共同敵人，非打倒不可。

四、美國國會撤銷在華特權，恢復中國主權。美國立國以平等、自由之精神，也就是耶穌基督的博愛、和平為立國的原則和中國大同世界與三民主義立國之基本原則是相同的。中、美兩國將在平等、自由之下獲得更好的發展。

五、蔣宋美齡在美國國會及各地演講，以維持國家尊嚴，宣揚抗戰對全世界之貢獻及闡明中、美傳統友好關係之原則。

二月十八日，蔣宋美齡與羅斯福夫人共同在白宮坐禮車到達國會山莊，由參議院多數黨領袖巴克萊(Alben W. Barkley)等人陪同進入參議院。蔣宋美齡原本僅計畫向眾議院發表演說，抵華府前接獲副總統兼參議院議長華萊士之邀向參議院「說幾句話」。蔣宋美齡一開始即說：「余本非善於臨時致詞之演說家，其實余並非演說家；然余亦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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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無勇氣。蓋數日前，余在海德公園(Hyde Park)時，曾參觀總統之圖書室，其中所見，於余有所鼓勵，使余感覺諸君對於余之臨時發言，

或不至期望過奢。諸君試想余在該處所見者，究竟何物？余所見之物頗多，其最令余發生興趣者，即玻璃窗內有一總統一篇演辭之初稿，

第二次稿，直至第六次稿。昨日偶與總統提及此事，謂知名而公認為優良之演說家如閣下者，其演說草稿之次數，尚需如此之多，殊使余有以自慰。總統答稱，彼演說詞草稿有多至十二次者。余今日在此發言，諸君當能諒我。」(袁偉、王麗平，2004：239)這段開場白馬上美國參議院獲得如雷的掌聲。

在參議院發表演說後，蔣宋美齡繞過國會山莊圓廳，在眾議院議長陪同下步入演講台。她在眾議院發表的演說中首先駁斥了「先德後日」的做法，她說：「吾人慎勿忘日本今日在其佔領區內所掌握之資源，較諸德國所掌握者更為豐富。吾人慎勿忘如果聽任日本佔有此種資源而不爭抗，則為時愈久，其力量亦必愈大。多拖延一日，即多犧牲若干美國人與中國人之生命。吾人慎勿忘日本乃一頑強之民族。吾人慎勿忘在全面侵略最初之四年半中，中國孤獨無援，抵抗日本軍閥之淫虐狂暴。」(袁偉、王麗平，2004：236)蔣宋美齡在演講中不斷被掌聲打斷演說，她最後在結語中的一句話更是獲得滿堂彩，她斬釘截鐵地說：「吾人已故領袖孫逸仙博士所視之訓範，以給予吾國人民奮鬥前進之毅力。我中國人民根據五年又半之經驗，確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敗，較諸卑鄙可恥之接受失敗，更為明智。吾人將有一項信念，

即在訂立和議之時，美國以及其他英勇之盟友，將不至為一時種種權宜理由所迷惑。」(袁偉、王麗平，2004：238)

蔣宋美齡在一九四二年底至一九四三年訪美長達四十六天，在各地演說時，當地首長隆重接待，往往有萬人聚集聆聽演說，媒體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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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所到之處，可說盛況空前。宋美齡訪問華府時，被奉為白宮的貴賓，但根據愛蓮娜．羅斯福⁴的印象，宋美齡「談起民主頭頭是道，

但她根本不知如何實踐」(林博文，2000：195)。當時，美國礦業工人聯合工會的領袖約翰．路易士(John Lewis)作風強悍，頗令政府頭痛。

根據羅斯福夫人的回憶錄，在白宮的一個晚宴場合，有人問宋美齡說，如果路易士生在中國，會有什麼待遇。羅斯福夫人曾經在他的書中表達出當時指宋美齡不發一語，但她美麗的小手很快舉起，在喉間橫劃了一下—真是非常生動。

蔣宋美齡訪美首站華府最受注目。她分別在參、眾兩院發表演說，她演說的重點包括宣揚中國軍民抗戰的艱苦與決心、控訴日軍之殘酷暴行、強調中美兩國之長期友誼與美軍參戰的貢獻等，在講詞中她絲毫不露乞憐和乞援的痕跡，但聽過演講的國會議員與美國人民，

立刻同聲要求美國政府加速援華，而民眾亦慷慨解囊，連羅斯福總統亦不得不公開表示會加快軍援中國的速度。蔣夫人說明中國對日抗戰情況、駁斥抗日侵略不若抗德重要的說法、要求國會以果斷行動防阻日軍烈焰蔓燒，並表示中美對抗侵略者有共同的目標與理想。議員在她演講結束時，都起立熱情歡呼、鼓掌。

在眾院的演說並經全美廣播。美國國會當時立即回應蔣夫人。多位參眾議員表示，應立刻提供中國援助，以對抗日本侵略，羅斯福總統次日宣佈，將以最大程度的美援運送給中國。隨後幾天，全美各大報以社論或顯著篇幅，報導蔣宋美齡在國會的演說，給予支持。蔣夫人尋求美國援助對日抗戰的重要外交使命，於是達成。一九四三年訪美，可能標識中美關係、及蔣宋美齡在當時中國對美外交所扮演角色

4 Eleanor Roosevelt，美國第一夫人，也是政治家、社會改革者，她常公開表示盡力維護公民權利及人道主義，並破除傳統，到各地發表演講，並以「My Day」為題，於報章撰寫文章。曾任美國駐聯合代表(胡兆才，200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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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新里程碑。除蔣夫人個人的風采、才華、自小在美接受教育的背景外，訪美十四個月前，日本偷襲珍珠港、使中、美聯合在共同抗日的戰線上，都是促使蔣宋美齡之行盛況空前的重要因素。

一九四三年二月十九日華盛頓郵報的一位女性專欄作家對此作了細膩刻畫「她的口音間雜了喬治亞柔軟和馬賽諸賽的文化素養，［r］

音幾乎都聽不見而［a］的音寬廣得像太平洋。她懂得如何作出戲劇性的表演的,準確地瞭解低音調開啟演講,然後逐漸隨情緒升至高潮」

「首先在參議院的那場演說，是沒有講稿的臨時致詞，『余本非善於臨時致詞之演說家，其實余並非演說家，然余亦非絕無勇氣。……』

這鏗鏘有力的演講,展現了她的智慧、勇氣,並以『美國』兩字成為美國國會說中國話的第一人。」在美國媒體的報導裏一片喝彩，她風靡了全美，發揮了對輿論界產生了至深且廣的影響力。

第三節此次訪美的任務

蔣宋美齡在與羅斯福最信任的顧問霍普金斯(Harry L. Hopkins)談及此次訪美旨意提到，除了醫療與休息，沒有別的目的，但是接著卻又提出了涉及中、美關係的許多問題，包括(林博文，2000：169)：

一、在珍珠港事變前，中國人民擔心美國會和日本妥協而出賣中國；

二、她代表中國人民和政府感謝主張對日本採取強硬的立場的美國官員；

三、盟國如欲戰勝德國，必須先盡一切力量打敗日本；

四、蔣夫人不太關心美國海軍在所羅門群島的作戰，只關切中國本土的事；

五、中國人民的士氣有兩次落入低潮，一在珍珠港事變前夕，一在緬甸之役崩潰時，蔣夫人強調維持中國軍民繼續作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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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蔣夫人對英國頗有微詞；

七、批評美軍駐華指揮官兼中印緬戰區參謀長史迪威不瞭解中國人民以及對「飛虎將軍」陳納德表示讚揚。

中、美兩國之戰時合作，自珍珠港事變後日益密切。美國對於中國戰區統帥之推舉、五億美元之政治借款以及十四航空隊的成立，皆可看出羅斯福總統對中國軍事合作之期望與誠意。然而在戰時盟國與中國不平衡的關係下，蔣宋美齡一九四三年在美之各項協商與溝通可歸納如下：

一、加強及推動各項承諾的執行：

爭取對華軍援之空運噸位及中國前線飛機之供應等，另外在蔣宋美齡的爭取下，宣布由陳納德指揮十四航空隊，俾使援華空軍能發揮更大的作用。

二、非官方代表的身分上，以更彈性的晤談，為中國爭取利益：

蔣宋美齡與羅斯福總統晤談，盼望美國派送技術人員及機器在中國成立煉油廠，以備將來空軍反攻，減少仰賴外援汽油之困難；羅斯福總統答應後希望由蔣宋美齡主持此一計畫，另外有些問題，羅斯福總統亦希望經由蔣宋美齡直接與蔣委員長商量，足見羅斯福對蔣宋美齡之重視。

三、利用排華造成的強大輿論力量，影響美國政策：

如排華法案之廢除，一九四二年間，美國宣布放棄在華法外治權，原因有三：1.美國輿論支持放棄在華特權。2.蔣宋美齡經常在中美報刊撰文譴責治外法權，引起美國許多共鳴，影響政府政策。3.中、

美兩國為盟國，對共同敵人作戰，美國對中國之軍事援助甚少，因此在政治方面，表示形式上的友善態度，以鼓勵中國抗日士氣。然而中、

美平等新約訂立後，產生排華法案影響中、美關係(郭榮趙，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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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一九四三年，蔣宋美齡在國會演說前夕，美國參議員提案准予華人進入美國及加入美國籍之權力法案，美國輿論多表贊成，並力促國會予以通過。一九四三年十月，美國參議院以口頭表決通過法案，

允許中國人依限額合法移民至美國，而且成為永久居住之美國公民。

自一八八二年第一次排華法案成立至此，終於在一九四三年廢除，蔣宋美齡引發這一廢除排華法案的提議，倡導極為友善的社會輿論，促使此一排華法案獲致圓滿結局。

另外二月十二日羅斯福總統在白宮演說中，提及太平洋戰略時宣稱，「吾人將採取大規模及決定性之行動，以將侵略者自中國領土驅出。在中國上空及日本上空，將有重要作戰。」當時蔣夫人正在華盛頓，因此使羅斯福總統之宣言加重其意義及份量。另外，羅斯福與蔣夫人共同發表公報，強調大量援助中國所遭遇之困難，並強調羅斯福決心加速此等美國對華之援助。雖然此法案最後並未獲得結論，但經由國務院及軍品委員會多次討論，亦使得中國之需求獲得重視與充分討論的機會。

宋美齡在美所努力的各項協商與溝通，使得許多問題得以推展和解決，雖然仍有部分未能獲得圓滿結果，但是經由她的努力，使得中國的立場和意見得以有機會傳達給美國政府與美國社會，並相當程度地促進了中、美高層的意見交流。在美國方面，認為蔣宋美齡的訪美，

對羅斯福總統及主要政治及軍事人員施加壓力，以促成直接和大量增加對華軍事援助。他們認為蔣宋美齡此次訪美必有收穫，指的是關於租借法案、援華、承認中國在聯合國有適當的地位，以及中國向美國移民。整體而言，蔣宋美齡此次訪美的目的是要挑戰聯軍與美國「重歐輕亞、重大西洋輕太平洋、先德後日」的戰略構想。因此她在美國向參、眾議院發表演說中，為整個中國辯護的具體部分就是強調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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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強大對盟國的威脅有多大，而她在演講中時而提高音調、時而握拳振臂，更告訴美國人民，日本的勢力正在日復一日的更強大起來。蔣宋美齡更要提醒盟軍們，以希特勒為主要對象的戰略基本上是錯估了日本的物資力量與頑強民族姓，換言之，日本才是大家的首要敵人，

大家要把戰爭的焦點放回亞洲的日本，而非歐洲的德國。

第四節此次訪美的成果

抗戰期間宋美齡不單領導婦女運動，也行同蔣委員長對外政策的發言人。抗戰初期，蔣中正渴望美國積極支援抗戰，宋美齡經常接受外國記者的訪問；或在美國報刊上發表文章、參加對美廣播；呼籲要正視日本侵略中國進而危害世界的問題，美國不要袖手旁觀.她的呼籲逐漸引起美國朝野重視，贏得美國對抗日戰爭的支持。

一九四三年二月宋美齡赴美訪問，一股蔣夫人旋風為之掀起。十八日她在參眾兩院發表的兩場演說，使她成為美國歷史中繼英國女王之後，第二位在國會殿堂裏演講的女性。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的夫人宋美齡在國會以英語演講抑揚頓挫。此刻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行著，她的演講則征服了美國民心。對許多美國人來說，蔣夫人最輝煌的時刻是在一九四三年，當時她來到美國，爭取美國支持國民黨政府抵抗日本，贏得無數美國人慷慨解囊，因為這些美國人對她的激情、決心和美貌所感動。她在美國國會參眾兩院聯席會議上發表演說，讓整個華盛頓為之傾倒，從而為中國爭取到幾十億美元的援助。

宋美齡對這些美國國會議員、美國人民的代表說，他們應當發揚光大美國先輩的光榮傳統，不怕艱難，在世界各地謀求被侵略、被壓迫人民的解放。紐約時報為宋美齡發表的生平文章說，從小在美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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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宋美齡當時在美國代表的「是中國奮勇抵抗日本侵略和共產黨顛覆的一種文明而富有人情的形像。」蔣宋美齡利用到美國各地拜訪及演講的方式，藉由美國公眾力量，主動地爭取美國人民的支持。由於宋美齡的訪美，半年後在美國的主動斡旋下，中、美、英三國首腦在埃及首都開羅舉行歷史性的會晤，這更是蔣介石第一次參與國際會議，對中國戰區地位的提昇有不可忽視的歷史意義(胡兆才，2001：

272-273)。

除了宣揚中國抗戰之外，蔣宋美齡美國之行的最大目的乃是希望獲得美國政府和人民的援助。她在美國各地演講中成功地達成了要求美國人民協助遙遠的東方一個被強敵打了多年的國家，這個強敵在四年後也攻打美國，因此蔣宋美齡對美國人民說明一定要團結起來，大家努力一致合作，才能有能力對付這個強國的攻擊。美國參、眾議員以及聽到蔣宋美齡在電台發表演說的人民，立刻同聲一致要求美國政府加速援華，美國民眾亦慷慨樂捐，這些輿論造成的結果，使得連羅斯福總統亦不得不公開表示將加快軍援中國的速度。蔣宋美齡在參、

眾議院的兩次演講經由媒體向全美廣播，在未來數日間，全美各大主要報紙社評，對於蔣宋美齡在國會坦率的觀點，讚美不已。《紐約時報》以此新聞為頭版頭條，並以「中國第一夫人」為題發表社論，指出「美國歡迎這位中國第一夫人，首先就其本身而論，實為現在世界舞台上最使美國人神往者，第二因其所代表東方不屈不撓、朝氣蓬勃之民主國，現與美國成為盟國，吾人甚以為榮」(New York Times，Feb.

19, 1943)。紐約論壇報則說：「蔣夫人在美國之演說，雖未直言請求美國增加對華援助，但於盟國向來先行擊敗德國，及忽視日本之理論，予已糾正，確已博得重大之同情。今日美國朝野受其感動之程度，

實為從來外賓到美京者所罕見。」(New York Herald- Tribune，Feb.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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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除此之外，美國最著名的兩份週刊《新聞週刊》、《時代週刊》

都以蔣夫人為當期封面人物。另外《舊金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也報導：「蔣夫人到舊金山來為人類文明史標示了極為重要的轉捩點。她不只是一個重要的訪客，更是中國的象徵，因為中國文明自從有文字記載以來第一次統一。她也是女性權力以及成就的表徵，因為她達成了統一的奇蹟。蔣夫人美國之行證明了我們見證了人類歷史上最大的改變，而她的舊金山之行更是她美國之行的重點。」

(T. Christopher Jespersen，2003：324)。當四月份蔣夫人在美行程結束時，《時尚雜誌》(Vogue)刊登了一篇有關於蔣夫人的報導「蔣夫人有一種可溝通的偉大風範，她看起來非常肅穆，極有節制。當她站在講堂上跟其他政治家站在一起的時候，她看起來像一把鋒利的劍，極瘦，極美，極具目的性。她的措辭總是非常精確，演說起來有訓練過的乾淨俐落。她總是對準目標，攻擊目標，然後出擊。當她被別人攻擊，而尚未準備好時，她會以魅力及成語來閃避，用她的美來拖延。」

《時尚雜誌》並且強調蔣夫人的性別「對於她身為一個知識份子以及一位女性，美國人崇拜情緒如此深，她的任務是如此重要，她的請求是如此動人，以至於美國民眾有時必須被提醒她此行主要目的乃為了戰爭而來。」(T. Christopher Jespersen，2003：325)

蔣宋美齡在美一個半月的訪問，除了在國會演說以外，並有七場正式演說及巡迴訪問，蔣宋美齡七場巡迴演說的內容大致上是以蔣委員長致電之重點為基礎，再加以演譯發揮。其重點可分為五點：

一、頌讚中美傳統友誼一百六十年，並感謝抗戰期間美國朝野援華之熱誠。

二、闡述中、美兩國有共同的立國精神，及人民為共同目標而奮鬥之共同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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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調日本為同盟國家中的共同敵人，中國之抗日是維護太平洋及世界的安全與自由。

四、控訴軸心國之暴力侵略，及中國長期抗戰之艱苦與犧牲。

五、呼籲戰後國際間必須實行真正合作，一切國家應有平等發展的機會，使每一個國家都能應用其本身之智慧與能力，建設進步之社會。

這五個重點，基本上都已明確表達了戰時中國的主要訴求，雖然蔣宋美齡在演說中並未直接言明要求援助，但美國多數民眾之反應皆認為美國應以更積極、實際的行動，以證明對中國之誠意。

蔣宋美齡訪美對於中美關係造成了雙重效果；第一，她確保中國可以得到更多的物質援助，有史迪威將軍以及陳納德當她的顧問，更有華府的總統顧問居里(Lauchlin Currie)保持密切聯繫，使得蔣夫人有機會表達中國在軍事上、經濟上的需求，抒發中國的不滿、抱怨中國所受到的不公平待遇，並且推動改善。第二，由於她常常提及在戰爭中所受的屈辱，加上她在美國演講所獲得的成功，使得數位國會議員重新考量中國移民的問題。在蔣夫人一個半月的訪問中，她與美國朝野相互溝通，使得美國人民認識到中華民國抗日的艱辛，從蔣夫人的演講中，我們發現幾個特質(李本京，2003：334)：

一、精緻的語言才華：蔣夫人的英文不論是說或寫都遠遠超過一般人的標準，她的英文能力成為國際友人溝通的最大助力。

二、二、豐富的文化知識：在演講中，她經常引用典故，顯示出她對東、西方人文哲理的認識及瞭解，這個特點使她的演講不但為人傳誦，更成為重要文獻。

三、通曉美國國情：蔣夫人對美國有深厚的認識，在她的演講中多次引用了美國歷史及文化上的典故與事例，而這些在美國社會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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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上重要人物的事例，更能引起美國朝野人士的共鳴。

四、務實地介紹了新中國：美國人對於晚清及民初的中國及中國人瞭解是有限的，蔣夫人的訪問使得美國人進而對苦難的中國及中國人有了較為正確的認識及瞭解，使得美國人自此對新的中國有更深一層的體會，不再視中國為一封建、落後、腐敗的國家。

蔣夫人的演講充滿了理性與感性，而具有堅實的說服力，使得美國朝野對中國抗日的決心有了進一步的認識，加強了日後美軍援華的質與量，這可以說是蔣夫人訪美成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