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两晋士族文学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101073881 10位ISBN编号：7101073883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孙明君
页数：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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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4年5月，笔者获得了题为“两晋历史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在阅读古代典籍和近代以来学术大家的论述之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门阀士族问题是深入把握两晋 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关键所在。
从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先生到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无不强调了这一点。
内藤湖南先生指出：“要言之，在六朝时期，贵族成为中心，这是中国中世纪一切事物的根本。
在它未发生变化和解体之前，就是中国的中世纪社会……在这一贵族时代发生的各种文化现象，如经 学、文学、艺术等等，都具备了这一时代的特征。
这时期的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本，今天的中国文化也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建筑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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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以两晋士族文学为中心，论述了中古士族文学的形成与嬗变轨迹，对两晋士族 文学中的重要诗人与作品展开了深度解析。
概论篇描述了两晋士族文学的研究现状、特征与发展历程等。
分论篇主要对两晋士族文学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展开析论。
附论篇涉及陈寅恪士族理论述评、黄节与汉魏六朝诗歌笺注、日本六朝诗歌研究一瞥等题目。
作者能够在爬梳大量史料以及古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其理论研究，视野开阔，论述严谨，富有一 定的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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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明君，1962年生，甘肃静宁人，文学博士。
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出版有《汉末士风与建安诗风》、《三曹与中国诗史》、《汉魏文学与政治》等专著。
主要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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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概论篇第一章 士族及两晋士族第二章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综述第三章 两晋士族文学之特征第四章 两晋士族文学之嬗变第五章 “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析论分论篇第六章 陆机《文赋》与士族文学创 作论第七章 陆机与士族乐府之范型第八章 二陆赠答诗中的东南士族第九章 兰亭雅集前后的会稽士族 附有关《兰亭序文》真伪争辩之述评第十章 谢灵运的庄园山水诗第十一章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 诗》研究附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作年考附论篇第十二章 谢眺《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释证 第十三章 庾信诗赋中的士族意识附 庾信《哀江南赋》作年辨正第十四章 陈寅恪士族理论述评第十五 章 黄节与汉魏六朝诗歌之笺注第十六章 日本学者六朝诗歌研究一瞥征引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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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东汉末年，清流士人对汉帝国彻底失望，开始从“国家意识”转向“天下意识”。
稍后的建安诗人，他们的部分诗歌就是“天下意识”的投射。
魏晋政局的演变改变了文学的走向，从建安文学到正始文学，再到两晋文学，其显著的特点是：士人 群体逐步减弱了社会责任感，日渐消失了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
两晋士族文人所关心的是家族的利益，他们的作品成为家族意识的载体。
士族文人之所以具有身世优越感、文化自豪感莫不与他们的先人相关，所以他们可以傲视一切人，唯 独不敢傲视自家的“冢中枯骨”；他们可以忍受一切来自外界的侮辱，但不能忍受别人对自家“冢中 枯骨”的侮辱。
士族意识在文学上的表现，首先就是诗人对自己的贵族出身拥有无比的自豪感和优越感。
在陆机之前，也有流露出贵族情结的诗人。
战国时代的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人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王甚任之。
”（《史记・屈原列传》）不能说他的修养、能力与他高贵的家庭出身和接受的贵族教育无关。
《离骚》开篇就写：“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连屈原对自己高贵的血统也这么看重。
建安年间，曹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平原侯植序》），其 诗风流自赏，豪健洒脱。
《名都篇》描摹他早年的享乐生活，诗云：“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
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
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
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
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其《与杨德祖书》等文章都流露出明显的贵公子的傲慢口气。
但屈原与楚王同宗，曹植乃魏王曹操之子，他们与王室血脉相连，这与中古士族和封建帝王之间的关 系并不能等量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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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梁启超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同为清华国学院导师，他们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陈寅恪先生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说：“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
”然而涉及对“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评价时，两位先生看法存在分歧。
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说：“盖研究当时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 家世之姻族连系及宗教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此为治史者之常识，无待赘论也。
近日梁启超氏于其所撰《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谓‘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浑浊，不 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
‘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的，未免把他看小了。
’及‘宋以后批评陶诗的人最恭维他耻事二姓，这种论调我们是最不赞成的’。
斯则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故按诸渊明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 遗传之旧教，所发明之新说，皆所难通，自不足据之以疑沈修文之实录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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