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 後 《 赤 壁 賦 》 題 旨 新 探
朱 靖 華
蘇軾的前、後《赤壁賦》，作為「超絕古今」（見嘉樂齋選評 注《三蘇文範》引呂東萊語）的絕唱，它已經陶冶和影響了千百 年來的讀者；至於它的題旨，自北宋以來卻評說差謬、議論紛然，
往往令人真偽莫辨、茫然若失。如有人說其題旨是抒發「遺世之 想」（見《三蘇文範》引茅鹿門語）者，有說乃敘其「弔古不盡 之意」（見《三蘇文範》引錢本寰語）者，有說是舒其「山水之 癖」（見《三蘇文範》引虞伯生語）者，有說是「發胸中曠達之 思」（見《三蘇文範》眉批）者，而今人則多說其詠物寄慨、闡 述人生哲理者……總之，說法紛繁、互相齟齬，甚至都沒有對兩 賦的思想內容進行具體、深入的探索，提出系統而完整的說明，
以致迄今未能統一認識，這實是文學史上一大憾事。
當然，要準確而完整地概述一篇名作的題旨，談何容易？正 像德國大詩人歌德所說：「優秀的作品，無論你怎樣去探測它，
都是探不到底的。」蘇軾的《赤壁賦》大概就是屬於這一類優秀 的文學作品吧，這也許是歷代評論家之所以各執一隅、莫衷一是 的原因吧！
但是，任何一篇優秀的文學作品，它的題旨儘管渾厚豐富，
難 以 探 測 到 底 ， 但 它 總 有 其 寫 作的 基 本 現 實 內 容 和 創 作 思 想 依 據，只有準確地觀察了它的基本現實內容和思想依據，才能進一 步 發 掘 它 借 以 昇 華 的 深 刻 含 義 和具 有 典 型 性 、 普 遍 性 的 理 性 概 念。特別像蘇軾的前、後《赤壁賦》這樣的千古絕唱，它決不可 能只是隨意抒寫，失去憑借，而讓讀者撲朔迷離、無所適從的。
不然的話，《赤壁》兩賦也就難以被稱作「超絕古今」的代表作 品了。
事實上，蘇軾作文最講求立意，他從不虛發，力主「有為而 作」，而且認為「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見何薳《春 渚紀聞》）。蘇軾撰寫《赤壁》兩賦，應該是有其基本現實依據和 基本題旨的，只可惜後世「知音」者少，還未能將其苦心孤詣揭 示出來而已。
我想，要探索和研究《赤壁》兩賦的豐厚題旨，首先應依據 作品所提供的藝術形象本身，同時還應該聯繫作者的創作動機、
創作背景及其個性品格，進行多方面的觀察和探討，才能較準確 地觸及其底蘊；否則，僅是依靠作品中的隻言片語而斷章取義，
或者主觀臆測，妄加評論，那就要失之毫釐，謬之千里了。
元豐五年（1082 年），蘇軾在黃州寫完前、後《赤壁賦》之 後，他的友人──反變法的友人傅堯俞，派人到黃州來向蘇軾索 求近文，蘇軾便把他的前《赤壁賦》親書送之，並在文末題《跋》
云：「軾去歲作此賦，未嘗輕以示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欽之
（傅堯俞的字）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多難畏事，欽之 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後赤壁賦》，筆倦未能寫，當俟 後信。」（蘇軾：《書〈赤壁賦〉後》）
這篇題跋，文辭真摯、語意懇切，決非虛詞妄言，因而它對 我們理解兩賦題旨至關重要。而從整個賦文的寫作筆法上看，借 景抒情、詠古寄慨，似有其深微隱曲之處；再從兩賦中的客──
故隱其友人楊世昌、李委等人之名的作法上（在這蘇軾創作中是 罕見的），似是心有餘悸，擔心一旦事發、牽連親友。這也佐證 它的內容似有所影射。
那麼，蘇軾創作《赤壁》兩賦之際，緣何會有「多難畏事」、
「未嘗輕以示人」的思想苦衷，並一再勸勉其友人「必深藏之不 出」呢？很顯然，內中必有深意在焉。
一 、《 赤 壁 》 兩 賦 深 意 探 微
《赤壁》兩賦的深意究竟表現在哪裡？看來，似乎需要先做 一番探索隱密的工作。
本來，對待蘇軾的豪放粗獷、真率無羈的作品，無需做甚麼 探微的工作，但處在戴罪黃州的特殊境遇中卻事有例外。
其一，哀怨宋神宗被讒佞包圍，「尊主澤民」的報國壯志難 酬。
當時，蘇軾身經「烏台詩案」文字獄的迫害被貶謫黃州，實 際已形同政治囚犯，沒有行動自由，「平生文字為吾累」的特殊 感受，使他寫作詩文時，常常運用托物寄意的隱晦方法，這形成 蘇軾這一歷史時期創作風格的重要特徵之一。譬如他曾借海棠自 況，戲謔自己處於「粗俗」的桃李之中；他曾借石榴花的素質，
表現自己的高風絕塵和孤傷抑鬱的情懷；他曾借孤鴻的形象，顯 示自己雖遭貶謫，但誓不苟合世俗和對險惡環境決不屈從的高貴 情操；他曾借任憑風雨吹打，表示自己決不恐懼政治迫害的激憤 之情……如此等等。《赤壁》兩賦的迂迴曲折的筆法，便使它在 一定程度上障礙了讀者對其題旨的正常理解。
蘇軾是一個自幼懷有「書劍報國」（見《九月二十日微雪懷 子由弟》之二）和「致君堯舜」（《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 子由》）大志的人物，雖由於變法浪潮的衝擊以及「烏台詩案」
的打擊，他並沒有真正走向意志消沉和超然物外，在極度困厄的 貶謫生涯中，他的「尊主澤民」、「經世濟時」的理想亦時時泛起：
「願為穿雲鶻，莫作將雛鴨」（《給友人陳慥》）。他在到黃州謝表 中更說：「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為異物，若獲盡力 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這話說 得可謂披肝瀝膽，刻骨銘心。因此，他戴罪黃州，「雖廢棄，未 為忘國慮也」（《與滕達道書》）。至於所謂「睡足吾無求」等詞語，
只是一時的牢騷話而已。
蘇軾作為一個封建士大夫，他的報國壯志總是寄托在「忠君」
的基礎上，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身處逆境而不甘沉淪的情懷，
卻構成了他此時此地的基本矛盾，這個矛盾貫穿了《赤壁》兩賦 的全篇始終。
在《赤壁賦》的開頭，蘇軾寫他與「客」泛舟赤壁之下，飽 覽了「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的景色之際，頓時高誦起「明月之 詩」、「窈窕之章」來。
「明月之詩」、「窈窕之章」，指《詩經•陳風•月出》，其首 章云：「月出皎兮，佼人（美人）僚（美好）兮，舒窈糾（窈窕）
兮，勞心悄（憂）兮。」（其餘二章內容基本相似）這首詩是寫 主 人 公 在 皎 潔 的 月 光 下 ， 勾 起 了對 美 人 的 懷 念 和 憂 傷 之 情 。 而 後，作品又接著描寫當赤壁「月出於東山之上」、「飲酒甚歡」之 時，詩人再扣舷而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溯流光，渺渺
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這段歌辭是繼誦《月出》的「佼人 僚兮」之後唱出的，它顯然是有意模擬屈原的《思美人》及《湘 君》（九歌）中的「桂棹兮蘭枻」等詩句而創作者。
詩人此時此地為什麼偏偏高誦「明月之詩」、詠唱「望美人 兮 天 一 方 」 的 歌 辭 ？ 難 道 是 詩 人在 玩 山 賞 水 之 際 ， 突 然 興 從 中 來，眷念起他的美妾、或者要追求什麼新的情人？當然不是。這 裡的「美人」，實際是借屈原之句指他心目中的「聖明天子」宋 神宗！我們知道，蘇軾平生非常敬仰和同情屈原的忠君愛國的節 操，並非常欣賞屈原賦中一再用「美人」比喻楚君懷王的藝術方 法。這裡，蘇軾明顯是借屈原「思美人」的情感抒發他內心懷念 宋神宗的抑鬱之情，他是在憂慮楚懷王被奸佞權臣蒙蔽、包圍而 拋棄屈原的史實的重演。而事實上，宋神宗當時也確實是被新法 派中某些投機分子和權臣們所包圍了。
前、後《赤壁賦》寫於元豐五年的秋、冬兩季，在這個短短 的時期裡，宋廷變法派表現了重大的政治轉向，不論內政外交，
都 陷 入 了 嚴 重 的 折 困 之 中 。 對 內來 說 ， 變 法 派 內 部 由 於 長 期 內 訌，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個人野心家、投機分子如呂惠卿、章惇、
蔡確等人相繼為相，朝政混亂、民怨沸騰，繼而宋神宗親政，卻 又懾於豪門權貴的壓力，採取了妥協容忍的政策，受到了大批逢 迎阿諛的權奸、政客的包圍。據朱熹說：「到元豐年間，事皆自 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朱子語類》卷一三○）
蘇軾的被捕入獄，險些被殺頭，就是由於宋神宗受到舒亶、李定 等一幫小人的愚弄而造成的惡果。當時，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
就曾語重心長地勸諫宋神宗說：「陛下固聖，而左右輔弼，宜擇 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則朝廷尊。至於論事苟取容悅，偷為一 切之計，人主將何便於此！」（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十七•
元豐五年六月）這說明宋神宗縱容、支持投機政客，已達到登峰 造極的地步。這樣的政治現狀，豈不與屈原受讒而遭流放的情境 有某些相似之處嗎？
蘇軾作為一個忠君憂國的詩人，他雖然身陷囹圄，而對「君」
的情思不絕如縷。只可惜，他目前與世隔絕，無法見君；而更重 要者，他所思念的君王，又已經與他政見乖謬、分道揚鑣了。所 以，蘇軾只能在蹭蹬失意、悲憤交集的痛苦中，帶著「勞心悄兮」
的情懷，失聲哀嘆著「望美人兮天一方」的可悲現實。
「 望 美 人 兮 天 一 方 」 的 哀 嘆 ， 表 露 了 蘇 軾 的 政 治 思 想 的 幻 滅，他感到無所作為，只有把滿腔的幽怨和悲憤，寄托於洞簫的 伴奏聲中，從而獲得少許的精神慰藉。於是，「倚歌而和之」的 吹簫者，便奏出了「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悲音，這便是 蘇 軾 欲 把 他 內 心 鬱 結 的 忠 君 憂 民而 報 國 無 門 的 心 情 訴 之 於 山 水 和人間的藝術概括。
這種悲憤的政治責難，這種對「聖明天子」（美人）的絕望 的哀嘆，難道不使蘇軾產生不敢「輕以示人」和「多難畏事」的 念頭嗎？難道這不應該是蘇軾勸其友人「必深藏之不出」的原因 之一嗎？
其二，借古喻今，諷刺宋神宗和變法派在邊事戰爭中急功好 利、喪權辱國。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動機之一，是與他要抵禦外族
（西夏、遼）侵擾，「用功開邊，復中國舊地，以成蓋世之功」
（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十七•元豐五年六月）有關。抵禦 侵擾、收復失地，實在無可厚非，蘇軾對此也是贊成的；所以當 戰爭一旦打響，他也期望僥倖獲勝，忽聞戰場捷報，他也歡欣鼓 舞、拍手稱賀（見《聞洮西捷報》等詩）。但是，就整個對外戰 爭大局來看，蘇軾是持保留意見的。他認為當前國內戰勝條件（包 括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尚不具備，宋神宗年輕氣盛、急功近 利，為求邊事速勝，竟驕縱盲動而必遭潰敗，也必將導致喪權辱 國的嚴重後果。為此，蘇軾特寫了《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等，勸 諫宋神宗說：「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如今朝廷「盛氣於 用武」，則有諸多致敗的因素：(1)朝中小人和「淺見之士，方且 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 禍」；(2)「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3)
「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徵稅之 儲，上供殆盡」；(4)「近歲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 死將半」，如果匆猝挑起邊界戰爭，必釀成「邊事方深，內患復 起」的嚴重局面。蘇軾這些分析，後來事實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但宋神宗當時竟置若罔聞，棄之不顧。其實，這種危難景況，即 連王安石也曾力主「待時而動」，勸諫宋神宗「用兵」要持審慎 態度。但是宋神宗卒不予聽，而於元豐四、五年間，肆意發動了 北宋開國以來最大的兩次邊疆戰爭，結果，迭遭潰敗，使宋廷蒙 詬受辱，國勢驟弱。前《赤壁賦》正寫於第一次邊疆戰爭失敗之
後。當時，宋神宗在元豐四年（1081 年）秋，調動了李憲等五 支約三十五萬的大軍（包括運輸民夫共約六十萬）企圖一舉攻克 興、靈二州，消滅西夏，但戰中將帥無能，互相嫉妒，缺乏統一 指揮，最後在靈州城下，被西夏打得潰散逃竄，軍隊民夫死傷者 不下三十萬，成為歷史上驕縱輕敵的一次典型的失敗戰例，性質 上頗似曹操兵敗赤壁的史跡。
於是，蘇軾面對赤壁之戰的歷史故壘，借「客」之言，抒發 了他否定曹操的弔古傷今之情，寄托了他對邊事失敗的可悲現實 的批判和論斷。
當然，僅僅說明歷史背景與《赤壁賦》創作時間上的偶合，
還不能真正說明《赤壁賦》的題旨與歷史事件的關係，必須找到 歷史事件對蘇軾創作《赤壁賦》的某種生活誘因，才能說明《赤 壁賦》確有概括歷史內容的創作意圖。
果然，今據蘇軾其他著作記載，得知蘇軾在創作《赤壁賦》
的前夕──元豐五年六月底前後，有個跟從宋將高遵裕西征敗歸 遭貶的張舜民（即張芸叟），被謫郴州繞道來黃州謁見蘇軾。在 蘇軾與之同遊武昌（今鄂城）樊山之際，張舜民向蘇軾詳盡地敘 述了宋師敗退靈、武，「一軍皆潰」的近事；當蘇軾讀罷張詩「十 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骨」（見《本集》書張芸叟詩）
的慘情之後，他悲憤填膺，感慨萬千，故於七月十六日與「客」
泛舟赤壁之際，借景抒情，寫出了冠絕千古的《赤壁賦》。
那麼，蘇軾在《赤壁賦》中又是怎樣對這些朝政史實進行了 諷諭和概括呢？文學創作決不是歷史事件的翻版，特別是詩賦短 文，它不可能對史實進行全面的鋪述，而往往採取寓意寄慨；更 何況，蘇軾當時在黃州的處境是「杜門思愆」，他對戰事雖芒刺 在背、不吐不快，但也只能使用「托事以諷」的隱晦手法。這就 使《赤壁賦》在概括時勢的題旨方面，表現了它特有的寄寓方式。
於是，兵敗赤壁的故事便被隨手拈來。
首先，在蘇軾的心目中，曹操是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權臣 的典型形象。蘇軾在其詩文中，以曹操比擬當朝權臣的事例是屢 見不鮮的，但他並不專指哪一個人，而常常是針對整個變法派及 其當權者而言者。突出的如元豐元年在徐州寫的《答范淳甫》詩，
其中有云：「而今太守老且寒（作者自狀），俠氣不洗儒生酸。猶
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范淳甫，即范祖禹，與蘇軾 同是反變法的好友。此詩是蘇軾向友人報告近況並抒發其對變法 派的憤慨而寫成的。詩中全用與徐州有關的人和事巧設比喻，把 矛頭直指當時掌權的變法派的首領們。據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 注集成》卷十六「案語」云：詩中「呂布」，乃「譏呂惠卿、曾 布，雖黨安石（曹瞞），終無成也。」並解釋說：「時淳甫在君實
（司馬光）處，故打此讔謎，以博一笑。」可見，這裡的「曹瞞」，
是比喻了王安石。但是，蘇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隨著時勢的更 迭而隨時把曹操比喻成其他變法派的執政人員。如遭貶海南儋州 時，蘇軾曾寫了《和陶雜詩》（其六），他又借「孟德黠老狐，奸 言嗾鴻豫」的歷史陳跡，比喻和揭示了當朝奸相章惇、蔡卞之流 的黑暗政治。而在《赤壁賦》（包括《赤壁詞》）中的曹操，則顯 然是指包圍、蒙蔽宋神宗的權奸小人如呂惠卿、章惇、蔡確，乃 至舒亶、李定等一班權奸佞臣們，正是由於他們的愚弄「聖上」，
操柄弄權，才把國家社稷推進到蒙恥受辱、日暮途窮的可悲境地。
當然，《赤壁賦》中的曹操，還有諷諭驕縱輕敵而慘遭失敗 的含義在內（這恐怕也涉及到宋神宗，雖然蘇軾並無意把曹操專 指宋神宗）。歷史上的曹操，擁兵八十萬，氣吞宇宙，一舉滅荊，
目 中 無 吳 ， 但 他 忘 記 北 方 將 兵 不識 水 性 的 弱 點 ， 他 所 遇 到 的 對 手，又是足智多謀、英武善戰的周瑜，他沒有明白「此不可以聲 勢恐喝取也」，結果，「帝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
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引文見蘇軾《魏 武帝論》）這些既往史跡，與恃強凌弱、驕縱輕敵、不善騎兵而 慘遭西夏鐵騎踐踏致敗的宋神宗等人，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賦中的周瑜，作為曹操的對立面，他是被蘇軾推崇和頌揚的 人物，其原因首先在於他是一個「志在靖難」（蘇軾《孔北海贊》）
者，同時又是一個具體地敗曹於赤壁的英雄。蘇軾既把曹操視作 朝中權臣和亂政的典型，他必然要把反曹的人物當作自己心目中 的偶像加以謳歌。出自這種動機，不僅是周瑜，舉凡諸葛亮、孔 融等人物也都在蘇軾的詩文中被備加讚賞。有時，蘇軾出於忠君 憂國的需要，他甚至將周瑜等人欣然自比。
「志在靖難」，這就是蘇軾屢屢在其賦和詞中大肆宣揚周瑜 武攻氣勢的內在原因。
說 到 這 裡 ， 很 有 必 要 補 充 說 明 一 點 ， 即 蘇 軾 曾 在 賦 中 也 借
「客」之言，有稱曹操為「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的看法，這 與上述說法是否有矛盾？在我看來，蘇軾是把曹操的武功與人品 嚴格區分開的。蘇軾認為：「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 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嬰涕 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偽，死見真性。世 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如從「臨難不懼，談 笑就死為雄」的觀點來看，則「視公（指孔融）如龍，視操（曹 操）為鬼！」（蘇軾《孔北海贊》）這就是蘇軾的結論。因此，我 們決不能看到蘇軾曾對曹操說過一兩句好話，就以為蘇軾是在大 節上肯定和頌揚曹操了。
縱觀前述，蘇軾以曹操兵敗赤壁借古諷今，它不僅涉及變法 派，而且還涉及宋神宗，這樣的創作動機難道是可以「輕以示人」
的嗎？
二、懷 古 傷 今、狀 物 聯 想，把 事 物 內 在 含 義 典 型 化、概 括 化 ， 上 升 為 人 生 哲 理
闡明了曹操兵敗赤壁的借喻意義，《赤壁賦》的題旨似乎已 經基本明確；但是，《赤壁賦》作為一篇冠絕千古的名作，它的 豐富題旨似乎並沒有就此停頓。
這是因為，任何一篇優秀的作品，它雖然必以現實生活為基 礎，但它並不機械地反映生活；而更重要的，是它在攝取生活形 象的基礎上，挖掘它的內在深刻含義，加以典型化、概括化，而 後使它昇華為有益於人生實踐的哲學理念。
蘇 軾 是 一 個 善 於 運 用 奇 妙 的 聯 想 ， 或 懷 古 傷 今 、 或 狀 物 寫 景，以抒發議論、闡釋哲理的藝術大師。
就《赤壁賦》全文的文氣和層次來看，它從曹操兵敗赤壁之 論，立即轉入「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的哀嘆以及「挾 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的幻想，正反映了這種理念昇華的 過程。我認為，蘇軾這是在借歷史和現實的實踐經驗，進一步概 括他的「變」與「不變」的人生哲理以為精神寄托，並擴而展之，
使之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處世理念。正因為如此，賦作便出現了 題旨深化的趨勢。茅鹿門說得好：「長公有此一段見解（指「變」
與「不變」），才借周瑜事相感發。」（見《三蘇文範》引）這是 很有見地的。
對曹操而言，蘇軾確實希圖今世再現志在靖難的周瑜，但這 僅就其成敗的結果而言者；而在具體作法上，蘇軾並不主張與變 法派當權者進行一場殊死的刀對刀、槍對槍的速決殲滅戰。
為什麼這樣說呢？蘇軾出自忠君的目的，他對朝中權臣從來 是主張「寬之以待其變」的（這當然反映了蘇軾政治上的某些局 限性）。在《大臣論（上）》中，蘇軾早就說過：「以義正君而無 害於國，可謂大臣」，又說：「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
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 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
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
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君不誅而吾誅之，
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以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 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 有癭，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
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 之故也。」那麼，既然「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對待「國 之小人」，究竟應該怎麼辦呢？蘇軾接著又在《大臣論（下）》中 繼續發揮道：「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
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
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若夫智者則 不然，內以自因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 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
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 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不為之先，故君子怒而 勢不逼。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而君子不務寬之待其變，
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
這就是蘇軾的「擊小人」之策。蘇軾作為一個「迫於人」的 智者，他的著眼點，乃在於「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 亦 即 在 自 己 內 部 逐 漸 積 蓄 和 發 展 正 義 力 量 ── 守 志 如 一 ，「 不 變」。「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亦即在外表上 順從小人之意，使其不覺而昏其智──促成小人之「變」。等到 膿包成熟，問題暴露，君子即可「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
這是一種「用力也約，而無後患」的最可靠、最穩妥的擊敗小人
的方法。這就是蘇軾的「寬之以待其變」的策略，也就是賦中所 體現的以不變應萬變的戰略精神，這種策略應該說，是有其樸素 辯證法的合理因素的。
既然要「寬之以待其變」，也就不能操之過急，「急之以合其 交」，是難得成功的。蘇軾對這一觀點曾不止一次地闡發過。又 如他在《和陶詠荊軻》裡，曾通過秦始皇亡於暴政的歷史經驗，
揭示出「功成志自滿，積惡如陵京，滅身會有時，徐觀可安行」
的歷史規律──蘇軾認為，待其惡貫滿盈，終當受誅。於是，蘇 軾在《赤壁賦》中才謳歌了「不變」終將戰勝「變」的哲學觀點。
這種「徐觀可安行」的一貫思想，便決定了賦作的紆緩而又激昂、
曠達而又自信的基調。
另一方面，蘇軾是個善於將生活實踐升發為人生哲理的思想 家，他還面對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山、水、風、月，結 合著對歷史、時勢的認識和看法，形成他高超的「變」與「不變」
的理論，作為他精神慰藉的思想支柱。
蘇軾從來是傾慕明月、清風、高山、流水的無窮無盡的，他 說：「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
以「未嘗往」、「莫消長」與瞬息萬變的社會人事相比，自然便又 有了人生渺不足道、似「滄海一粟」的感慨。在這個意義上，蘇 軾的認識又在昇華，即不論權臣曹操也好，英雄周瑜也好，都同 樣是「如昨日耳」（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八《東 坡三》），「今安在哉！」從感情上說，作為權臣曹操，就讓他隨 著時光的流逝而逝去吧，而作為胸懷大志的英雄義士，在「哀吾 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之餘，應該有其與世長存的良好命運。
怎 樣 獲 得 ？ 那 就 只 有 把 自 己 的 高潔 品 格 與 大 自 然 的 造 化 結 合 起 來、融為一體──「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只有這樣，
才會具有永久的生命力。這也正是蘇軾最終概括出「蓋將自其變 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 皆無盡也」的理論依據。
於是，意與境會，情與理合，蘇軾便把他鬱積在內心的種種 悲憤、惆悵加以自制，並把他的宏偉抱負、深謀遠見交織、融匯 於他所渴慕的大自然的江山美景之中去。因而，他以飽滿的熱情 歌頌了大自然的「不變」（今天看來，這種「不變」只是相對而 言者），實質上也就是對自己的守志如一的志向的謳歌；同時，
也就是在詛咒權奸小人的「必變」。最後，蘇軾終於在「造物者 之無盡藏」中、在「滿江風月不論錢」的大自然的無私薰陶中，
得到了解脫、感到了溫暖、獲得了慰藉。於是，蘇軾便在精神上 放任曠達，無所憂慮了；「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 方之既白。」文章也便在這哲理與詩情高度完美統一的境界中戛 然而止。
由上可見，賦中對兵敗赤壁的描述，決不是「山水之癖」的 發泄，也不是「弔古不盡之意」的歇斯底里的發作。清代詩人朱 日浚《赤壁懷古》詩說得好：「赤壁何須問出處，東坡本是借山 川。」謝功肅《東坡赤壁考》也說得好：「發抒牢騷，假（借）
曹（操）、周（瑜）以寓意。」──可見，這是極為明顯的「托 事以諷」的藝術手法。因此我們說，蘇軾的《赤壁賦》是在模山 範水之際，把他鬱結在內心的報國無路、壯志難酬的悲憤和哀傷 等複雜感情給予了藝術的概括和總結──他是在痛定思痛的大幻 滅之後譜出的血淚交織的大樂章，它是借山水景物言志詠懷的慷 慨悲歌，故而全賦充滿了蒼涼激越的格調，也表現了深沉而積極 的文思。正所謂「高情遺萬物，不與世俗論，登臨偶自寫，激越 蕩乾坤」（蘇軾《阮籍嘯台》），這是蘇軾一貫的創作主張。
再者，蘇軾決不是一個一味嚮往「遺世之想」的消極頹廢者，
他賦中所謂的羽化登仙，也只是他「高情遺萬物，不與世俗論」
的遐思表現；他的「激越」情懷，正像他在賦中所描繪的「舞幽 壑之潛蛟」，那深藏的壯志雄心和政治抱負，像潛伏在深壑的蛟 龍，並不易被人發現，但它卻在暗中積蓄著力量，舞動著身軀，
而一旦出水騰躍，將使浪翻舟覆，世駭俗驚。《三蘇文範》眉批 指出道：「讀者嘆賞其辭，尤宜尋繹其趣」，這對我們探討兩賦題 旨，應是一種鞭策和鼓舞。
其實，歷史上對兩賦「尋繹其趣」的人是有的，蘇軾的苦心 孤詣，並不會杳無「知音」。例如《三蘇文範》引文衡山曰：「東 坡先生元豐三年謫黃州，二賦作於五年壬戌，蓋謫黃之第三年，
其言曹孟德氣勢皆已消滅無餘，譏當時用事者。嘗見墨跡寄傅欽 之者云：多事畏人，幸無輕出，蓋有所諱也。然二賦竟傳不泯，
而一時用事之人何在？」這樣一語道破的看法，不是堪使蘇軾含 笑九泉了嗎？
三 、《 後 赤 壁 賦 》 的 再 創 作 及 其 思 想 作 用
前《赤壁賦》的題旨既已清楚，那麼，《後赤壁賦》呢？我 認為，《後赤壁賦》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情趣與前《赤壁賦》基本 是一致的，只不過前《赤壁賦》側重於人生哲理的闡發，而《後 赤壁賦》則偏重於藝術形象的渲染罷了──在《後赤壁賦》中，
作者雖未再度提及曹操兵敗赤壁的史實，但它卻以藝術形象複製 並加深著前《赤壁賦》的題旨和哲理，這是作文的「未始相襲」
的要訣的反映。《三蘇文範》眉批曰：《後赤壁賦》「仍用風月為 主，二字乃長公一生襟懷。」這有力地道出了兩賦之間的內在聯 繫。
但是，《後赤壁賦》決非畫蛇添足之作。不然，既有了冠蓋 千古的前《赤壁賦》，又何必再有《後赤壁賦》的續作？很顯然，
《後赤壁賦》亦當有其感時詠志的特殊旨趣──意猶未盡，「不 能不為」者也。
《後赤壁賦》恰好寫於宋神宗發動第二次西邊戰爭而慘遭潰 敗之時日。這次戰爭失敗的後果更為嚴重，它使「官軍、熟羌、
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見畢沅《續 資治通鑒》元豐五年九月、十月），而後並導致了宋神宗本人的 抑鬱致死。因而《後赤壁賦》在思想格調上要比前《赤壁賦》壓 抑、深沉得多了。
當時，宋神宗信任、重用呂惠卿推薦的徐禧為邊事統帥，此 人迂腐教條、好紙上談兵而又剛愎自用、狂謀輕敵；他在宋神宗 面前建議修築永樂城以控制橫山之險，並大吹「西北可唾手取」。
然而橫山乃西夏國門，永樂城剛築成，即迫使西夏「傾國而至」，
軍馬「不見其際」。當此大兵壓境、千釣一髮之際，徐禧又不聽 同僚忠言，反而標榜「不鼓不成列」的宋襄之仁；結果，使西夏 銳利驍勇的「鐵鷂子軍」贏得時間，從容圍定永樂，切斷水源，
使城內將士「渴死者大半，至絞馬糞汁飲之」（同上），城寨被一 舉攻陷，軍馬幾乎全部覆沒，宋廷從此國勢大弱，瘡痍滿目。我 們看到賦中所描寫的「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等話，
雖然是即景之作──七月之遊，赤壁所呈現的是「水光接天」、「萬 頃茫然」的風貌，而十月之遊，卻是「斷岸千尺」、「水落石出」
的情狀，方隔三月，已是面目皆非，這怎麼能不引起詩人的「江 山不可復識」的哀嘆？但是誰都知道，蘇軾從不即景賦景，而是
「景語即情語」（王國維語）。通常，特別是在黃州，蘇軾的大多 數寫景作品，莫不傾注了他的主觀情感，因而一切景物描寫，都 不是純客觀的圖景複製。在這裡，我懷疑未必沒有作者借赤壁冬 景與秋景不同的對比來隱喻國土凋零和國勢衰落的因素在內。
後賦「攝衣登山」一段驚心動魄的描寫，按照一般規律，同 樣含有「托意高遠」、「寄物自遣」的情趣。它似是刻劃著詩人對 時勢變遷的驚詫和哀怨，也表現了蘇軾在風雲變幻的政治漩渦中 的涉險精神。江山景物的速變，與蘇軾政治處境的驟遷，有著多 麼相似的關聯啊！那「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 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的攀援描繪，不正反映出蘇軾在政治 上的探索追求，並暗示出朝廷政局的艱險可怖嗎？而那「劃然長 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的逼真描述，則又隱括出 國難未已、心潮澎湃的激越情緒和令人毛骨悚然的險惡處境。於 是乎，詩人只得「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久留也。」
這 也 很 自 然 地 傾 吐 了 詩 人 對 時 勢的 無 能 為 力 和 企 圖 遠 避 的 悲 憤 心境。對此，《三蘇文範》眉批精闢地指出：「東坡不得志於黃，
故其文字亦肖瑟，如劃然、悄然、肅然，四顧寂寥等句，猶有未 平之氣也。」因而對後賦的某些低沉描寫，決不能簡單地看成是 消極悲觀的情趣，而應看作是「有未平之氣」的典型反映。
處在流放和囚犯般地位的蘇軾，他對時勢只能是「自慚無補 絲毫事」（蘇軾《初到黃州》）；為了排遣胸中的政治苦悶、擺脫 世間的榮辱利害，無奈何，他只好重返大自然的懷抱：「反而登 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從而在自我解脫中表現出作 者對朝廷政治的無所作為的感傷心境。──在這裡，蘇軾不僅複 製了前《赤壁賦》的思想哀嘆，並更加豐實地補充了他的壯志難 酬的苦悶不平。
因此，賦的末段仍有耐人尋味的地方，即那「橫江東來，翅 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的孤鶴形象，以及 夢道士問及「赤壁之遊樂乎」的對話的描述，表面看來，似乎是 蘇軾超脫世塵、追逐閒雲野鶴的情趣表現，但實際上，作為不甚 相信「所謂超然玄悟者」（《答畢仲舉書》）的蘇軾，他並不是真 正悟到了羽化登仙的樂趣，而是在「道士顧笑，予亦驚寤」的點 染中表現出對時勢的覺醒──他要從冷酷的現實中醒來，願化作 一隻超世絕塵、高風亮節的孤鶴翩然飛去……。因此，從某種意 義上講，孤鶴化道人的夢境描述，不僅形成為全賦的高潮，也正 是詩人的興會淋漓之筆，它與前《赤壁賦》的「飄飄乎如遺世獨
立，羽化而登仙」的設喻描繪，恰成對照，遙相輝映。
運用神幻的描寫闡發哲理，是蘇軾《後赤壁賦》藝術風格的 基本特徵。在這裡，虛幻的夢境正就是蘇軾揭示理趣的一種藝術 手段。
同時，還再度表現出蘇軾是一位善於把目睹實見的事物通過 奇妙聯想寄托情思的傑出作家，舟中遇孤鶴掠過的事情是生活中 真實發生的自然現象（據蘇軾《為楊道士書貼》載：「十月十五 日，與楊道士泛舟赤壁，飲醉。夜半，有一鶴自江南來，掠予舟 而西，不知其為何祥也。」），詩人借助於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出 人 意 表 地 把 他 內 心 鬱 結 的 種 種 複 雜 感 情 化 為 可 感 的 藝 術 形 象 ─
─極大難事照極微事實，而意在言外，此古文之法之力也。
「顧我無足戀，戀此山水清，新詩如彈丸，脫手不暫停。」
（蘇軾《次韻答參寥》）蘇軾的筆是不會停頓的，不管他遇到多 麼大的艱難險阻。「多難畏事」與「脫手不暫停」的矛盾，形成 了詩人蹉跎坎坷一生的曲折道路，前、後《赤壁賦》的創作，就 是這種矛盾、曲折道路的典型寫照。
與此同時，《赤壁》兩賦題旨的昇華和典型化，也使詩人的 哲理具有了社會性和普遍性，它能使某些遭際相似的世人，啟示 了身處逆境的歸向，解決了人生道路上的重大理論實踐問題，這 也是為什麼兩賦會使千百年封建社會中的憂國義士、逐臣遷客讀 之而發生感情共鳴、並為之傾倒的根本原因所在。
（引自《蘇軾論》，京華出版社，1997 年 12 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