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化界對於David Livingstone與非洲探勘記的接受與傳播

晚清文化界對於 David Livingstone 與非洲探勘記的接受與傳播

顏 健 富

摘　要

本文追蹤一位鮮少受到晚清研究者注意的蘇格蘭傳教士立溫斯敦（David Livingstone）與其著作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在 晚清的接受與傳播情況。學界已關注到米憐、麥都思、馬禮遜、郭實臘、理 雅各、裨治文、林樂知、傅蘭雅、李提摩太等傳教士，可是卻忽略曾因讀郭 實臘Appeals of China 而有意到中國傳教的立溫斯敦。立溫斯敦因鴉片戰爭 的爆發而改到非洲，大幅度揭開不為西方世界所知的非洲內陸，引發各方矚 目。立溫斯敦的「非洲探勘記」譯入晚清文化界，分別名為《黑蠻風土記》

與《泰西風土記》。本文根基於一批不受矚目的史料與文學材料，探索譯本 的發生語境、意識型態與詩學結構，以及其所折映的意義，重塑十九、二十 世紀之交中國文化界對於立溫斯敦其人其事的接受與傳播概況，填補學術空 白。

 關鍵詞： 立溫斯敦、非洲、冒險、晚清、翻譯

一、前言：從死亡說起

1873 年 5 月，在非洲傳教與探險數十年的立溫斯敦 ¹ （David Livingstone,

*　作者係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1　 關於 David Livingstone 的中文譯名甚多，本文正文統一為「立溫斯敦」，針對引文部分，

一律遵循原著採用之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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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1873）被發現死於尚比亞（Zambia）伊拉拉（Ilala）房舍。僕人朱瑪

（Chuma）和蘇喜（Susi）剖開其軀體，取出心臟，葬於名為普敦（mpundu）

的樹下，再以布裹其遺體，長途跋涉，抬到港口，運至英國，葬於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ey）。其墓碑銘刻：「他將三十年的時光致力於教化土著、

探索未發現的秘密、廢除破壞性的中非販奴貿易」。² 隨著十九世紀的局勢 演變，文化全球性流動的路線逐漸延伸到中國版圖，如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四百週年國際紀念會、萬國博覽會等，都可見到中 國文化界或主動或被動捲入世界知識分享的結構，共享某些紀念儀式與慶 典。就在英美各界悼念立溫斯敦時，1870 年代由美國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 英 國 教 士 艾 約 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和包爾騰（John Burdon, 1826-1907）等人在中國主編的《中西 聞見錄》，闢有「各國近事」一欄，刊登立溫斯敦的訊息：「茲查斯敦之死，

在去年三月間。身後成斂，皆賴義僕黑奴料理一切，復將其柩護送回英，陸 行四閱月，始抵海岸。其時英國業已專派輪船，守候接靈，抵英後，令國會 大臣，督理喪葬事宜，備極優渥，復奉命，葬於昭賢堂（堂名微斯珉斯得阿 貝，英京最著之禮拜堂也）。此堂創於唐太宗時，相傳千二百餘年，歷代增修 展拓，國人尊為聖所。 」 ³ 報導中的翻譯術語與訊息未必精準， ⁴ 卻頗能反映彼

2　 關於立溫斯敦過世由從人運送至英國的概況與其墓誌銘，可參見「西敏寺」官方網站：

http://www.westminster-abbey.org/our-history/people/david-livingstone（2014.3.28 上網）。其 墓誌銘以英文大寫字母呈現：“BROUGHT BY FAITHFUL HANDS OVER LAND AND SEA HERE RESTS DAVID LIVINGSTONE, MISSIONARY, TRAVELLER, PHILANTHROPIST, BORN MARCH 19. 1813 AT BLANTYRE, LANARKSHIRE, DIED MAY 1, 1873 AT CHITAMBO’S VILLAGE, ULALA. FOR 30 YEARS HIS LIFE WAS SPENT IN AN UNWEARIED EFFORT TO EVANGELIZE THE NATIVE RACES, TO EXPLORE THE UNDISCOVERED SECRETS, TO ABOLISH THE DESOLATING SLAVE TRADE, OF CENTRAL AFRICA, WHERE WITH HIS LAST WORDS HE WROTE, “ALL I CAN ADD IN MY SOLITUDE, IS, MAY HEAVEN’S RICH BLESSING COME DOWN ON EVERY ONE, AMERICAN, ENGLISH, OR TURK, WHO WILL HELP TO HEAL THIS OPEN SORE OF THE WORLD.” ”

3　 清．丁韙良，〈各國近事〉，《中西聞見錄》第 23 期（1874），頁 23。

4　 如「微斯珉斯得阿貝」的「阿貝」（Abbey）非專用語，不該音譯，應譯成「微斯珉斯得 寺院」，也是如今泛稱的「西敏寺」。「相傳千二百餘年」亦有誤，該寺建於公元960 年，

距離新聞發表的時間未滿千年。

時中國文化界經由新興的出版管道，接收發生於「非洲→英國」的消息：立 溫斯敦屍體的運送、葬禮儀式等，且隨著一系列紀念性文章，開啟中國人對 立溫斯敦與其「非洲探勘記」的認識。

雖 然， 中 國 人 士 早 有 親 歷 或 行 經 非 洲 的 紀 錄， 如1707 年， 樊 守 義（1682-1735） 隨 艾 若 瑟（Antonio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 1662- 1720） 赴 歐 時 路 過 好 望 角， 著 有《 身 見 錄 》； 從 1782 至 1795 年， 謝 清 高（1765-1821） 曾 隨 國 外 船 隻 到 非 洲， 口 授《 海 錄 》， 記 述 妙 哩 士

（Maoritius）、峽山（好望角，Cape Point）、散爹哩（St. Helena）等地。⁵ 十九 世紀，中國人士到非洲的案例趨增，如1841 年回教徒馬德新（1794-1874）

到麥加朝聖，又到開羅居住半年，著有《朝覲途記》，記載埃及金字塔與穆 罕默德‧爾里（Muhammad Ali, 1805-1867）的政治改革；⁶ 1859 年，郭連 城（1839-?）由海路直達蘇伊士、再由蘇伊士坐火車經開羅至亞歷山大，

著有《西遊筆略》，對開羅古蹟多有描寫。⁷ 不過，其內容多止於沿海一帶 或埃及大城，較無內陸記載，正如彼時西方世界對非洲的有限理解。王韜

（1828-1897）〈探地記〉指出「若洲之內地，從未有人深入之者，故洲內風 土人情，外人莫得而詳也」，而立溫斯敦「直達東西兩境海濱」，⁸ 準確評估立 溫斯敦「探地」的意義。立溫斯敦曾穿越喀拉哈里沙漠（Kalahari），先後探 入貝專納（Bechuanaland，今稱波札那，Botswana）、葢米湖（Lake Ngami）、

安 哥 拉（Angola）、 坦 噶 尼 諾（Tanganyika， 今 屬 坦 尚 尼 亞 ）、 尼 亞 薩 蘭

（Nyasaland，今屬馬拉威，Malawi）及莫三鼻（Mozambique），奠定「探地」

之里程碑。

5　 清．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受，馮承鈞注釋，《海錄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0），頁 60。

6　 《朝覲途記》：「謎思爾，巨城也。時母罕默德．爾里為王。王大智大勇，善治理，其治謎 思爾，修墓樹，蓄貨值，各種技藝，由甫浪西習來。諸凡製造，無求於他國。 」清．馬德 新著，馬安禮譯，《朝覲途記》，《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第95 冊（合肥：黃山書社，

2005），頁 361。

7　 《西遊筆略》：「加以羅城內，有最奇之古跡，狀如塚，皆石為之，闊下而銳上。其最大 者，即其下之一隅量之，長約六十丈，高亦六十丈，內有古人之棺，不知何代所建。 」 清．郭連城，《西遊筆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頁 131。

8　 清．王韜，〈探地記〉，收入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六三）》（臺北：廣文書局，

1962），頁 9954。

相 較 晚 清 歷 史 或 文 學 研 究 者 已 陸 續 關 注 的 米 憐（W. C. Milne, 1785- 1822）、 麥 都 思（Walter Medhurst, 1796-1857）、 馬 禮 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理雅各（Jame Legge, 1815-1897）、裨治文（E. C. Bridgman, 1801-1861）、林樂知（Young J. Allen, 1836-1907）、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等傳教士，「立溫斯敦」幾乎乏人問津。立溫斯敦曾因閱讀郭 實臘《中國的呼聲》（Appeal of China）而深受鼓舞，有意至中國傳教，卻因 鴉片戰爭的爆發，1840 年底改往非洲。⁹ 立溫斯敦與中國的因緣並不因此中 斷，反而透過新聞傳播、出版業與傳教士等管道而又有所牽連。

立 溫 斯 敦 的 非 洲 記 述 共 有 兩 部：1857 年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記錄 1840 年至 1856 年橫跨非洲東、西兩岸的 傳教探勘歷程。1865 年，他將備受責難的二度非洲探勘記出版為 Narrative of an Expedition to the Zambesi and its Tributaries。1874 年，就在立溫斯敦過 世後，旁人將他最後七年的日誌整理為《立溫斯敦在非洲中部的最後行旅》

（The Last Journals of David Livingstone in Central Africa）。其傳入中國的著作 乃是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開啟非洲內陸的風土 民情、部落體制等面貌，1879 年被譯成中文，名為《黑蠻風土記》，迄今為 止，乃是中文學界唯一的立溫斯敦著作譯本。遺憾的是，無論中西學術圈，

鮮少論及此譯本。

筆者有意重探該譯本的發生語境與其反映的內涵，並且重塑十九、二十 世紀之交中國文化界對於立溫斯敦其人其事的接受與傳播情形，填補學術空 白。本文並非「立溫斯敦」的專門研究，¹⁰卻是側重於中國文化界對於立溫

9　 David Livingstone, “Introduction,”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Including a Sketch of Sixteen Years’ Residence in the Interior of Africa, and a Journey from The Cape of Good Hope to Loanda on the West Coast; Thence Across the Continent, Down the River Zambesi, to the Eastern Ocean (New York: Harper, 1858), pp. 7-8. 本文所據者為收藏於大阪 京都國際日文文化研究中心的1858 年之版本。

10　 關於立溫斯敦的研究或傳記，英文版已有不少，如 William Garden Blaikie, The Personal Life of David Livingstone: Chiefly from His Unpublished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 in the Possession of His Family (New York: Harper, 1881); Thomas Hughes, David Livingstone (London: Macmillan,1891); Henry Walton, Livingstone: Fifty Years After (London: Hutchinson

斯敦的接受、翻譯與傳播狀況。在論文結構上，先從現有材料重探譯本的發 生概況，試圖勾勒自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到《黑 蠻風土記》∕《泰西風土記》的翻譯進程，當中涉及晚清幼童留美計畫、新 聞訊息全球化流動、中國報刊崛起等脈絡背景；其次，就《黑蠻風土記》的 翻譯實踐，分成數層面，先後探討譯本在譯者的意識型態、詩學結構下的變 動，當中包含彼時迅速傳播的殖民論述與中國固有的禮教傳統、文人逞才肆 情的慣性與誇大渲染的文學筆調等而形成的「非洲」形象；最後，本文就新 聞、議論、小說、傳記等不同媒介與文體等材料，探及晚清人士因不同的位 置而對「立溫斯敦」投射的視野，反映特定的需求或期許。

二、譯本的發生：從留美學生計畫到世界地理學的傳播

立溫斯敦雖因鴉片戰爭而與中國失之交臂，但其非洲探勘記卻譯入中 國，隱藏著一可以反映彼時外交、教育與世界觀等訊息的文化地圖：十九世 紀後半葉的中國留美學生計畫、西方傳教士的文化傳播、中國文人身分的轉 變、早期的意譯模式與世界輿地叢書的編輯等。本節將藉由各種材料的追 蹤，勾勒譯本的發生語境與其反映的思潮。

從《黑蠻風土記》的目錄頁，可見作者欄的紀錄：「英國立溫斯敦著，南 海史錦鏞瑞臣譯語，山陰沈定年飽山述文，武進陳以真璞卿校字。 」晚清「譯 語者」未必精通中文，而「述文者」未必精通外語，如林紓（1852-1934）

經由曾宗鞏、魏易、陳家麟等人口述後再以文言體翻譯的西方小說便是一 例。¹¹依譯本的生產脈絡，沈定年附於譯本之〈序〉提供寶貴的訊息：

& Co, 1925); Jeanette Eaton, David Livingstone: Foe of Darkness (New York: W. Morrow, 1947); Rob Mackenzie, David Livingstone: The Truth Behind the Legend (Eastbourne:

Kingsway Publications, 1993) 等。中文版傳記則有：張文亮，《深入非洲三萬里—李文 斯頓傳》（臺北：校園書房，2003）。這些傳記都未涉及中文界對於立溫斯敦的接受視野。

11　 此如林紓與曾宗鞏合譯《埃及金字塔剖屍記》（Cleopatra）、《斐洲煙水愁城錄》（Allan Quatermain）、《蠻荒志異》（Black Heart and White Heart, and other Stories）、《三千年豔 屍記》（She）、《鐘乳骷髏》（King Solomon’s Mines）等；與魏易合譯《玉雪留痕》（Mr.

Meeson’s Will）、《埃斯蘭情俠傳》（Eric Brighteyes）、《橡湖仙影》（Dawn）、《紅礁畫槳 錄》（Beatrice）、《洪罕女郎傳》（Colonel Quaritch, V. C.）；與陳家麟合譯《璣司刺虎記》

戊寅夏尊聞閣主人屬史君瑞臣，譯其語節取而選存之。史君以方言館生游 學倫敦，以歸盡通西文義例，而自幼出洋，未嘗習中學，因以文屬余。余 就其語擇貫屬者，析為條目，凡六十餘則，而以原圖并屬於後。至其敘載 實事，羅舉名物，率皆平淡無奇，或隨其語音繙為華字，不能索解，兼 乏考據之功，則皆仍立溫斯敦之原文，而不敢自矜淹洽，因塗附而失其本 真，閱斯編者聊藉以知海外之風氣可也。歲在屠維單閼，秋八月既望山陰 沈定年識。¹²（〈序〉，2a）

上述引文雖反映近代留學生計畫對譯本的推動作用，不過，文中多處有待 斟酌。根據近代中國留學生資料，史錦鏞並非留英，而是留美，屬1872 年第一批泰西肄業計畫的三十位學生之一。此計畫由廣東香山人、畢業 於耶魯大學的容閎（1828-1912）倡議，獲丁日昌（1823-1882）、曾國藩

（1811-1872）、李鴻章（1823-1901）等人支持，成立「駐洋肄業局」，自 1872 年開始，分批派遣中國官費留學生，學習軍政船政等洋務，前後進行十 年。¹³這批赴美學生幾乎複製容閎的模式：先到麻省孟松預備學校（Monson Academy）就讀，接著分發各大學。留學生背景大多是容閎的同鄉或是地緣 相近者，¹⁴1858 年出生香山的史錦鏞即是其一，年約十四歲，比起同批幼童 略長，出國前對中學應有接觸，而非序文所謂「自幼出洋，未嘗習中學」。就 孟松學校畢業簿，可見史錦鏞的中文留言：「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

（Jess）、《古鬼遺金記》（Benita）、《鐵匣頭顱》（The Witch’s Head）、《炸鬼記》（Queen Sheba’s Ring）等。

12　 清．沈定年，〈序〉，收入立溫斯敦著，史錦鏞譯語，沈定年述文，陳以真校字，《黑蠻風 土記》（出刊地與出版者未詳），頁2a。原版未註明刊地與刊者， 根據其序文「歲在屠維 單閼」，可推算是1879 年出版。本文所據乃是收藏於韓國首爾「奎章閣」的原版本（見 圖一：《黑蠻風土記》1879 年版目錄頁）。該書並非每頁都可見到編碼，本文所列頁數乃 是經由推算，具體出處以「條目」名稱為準。為避免繁瑣，凡引用此文本，一律在引文 後括弧註明篇章與頁數，不另標註。

13　 關 於 留 學 生 計 畫 的 研 究， 可 見 Edward J. M.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錢鋼、胡勁草，《留美幼童：中國最早的官派留學生》（上海：文 匯出版社，2004）；田正平主編，《留學生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1991）等。

14　 關於幼童的地緣分析，可見 Edward J. M. Rhoads, “Recruitment,”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pp. 13-30.

思親」，與英文留言：「聖經　　你的指南」，落筆時間為「1875 年 10 曰 29 日」，反映其掌控中英雙語的能力。¹⁵1877 年，史錦鏞因違規而成為首位被 遣返的留美生。¹⁶

雖 然， 史 錦 鏞 未 必 是 近 代 留 美 計 畫 的 範 例， 不 過 卻 仍 可 見 該 計 畫 促成中國留學生接觸「立溫斯敦」的契機。史錦鏞長達五年的留美時間

（1872-1877），恰是歐美媒體熱切關注立溫斯敦的時刻，無疑替 1879 年出版 的中譯本提供了一背景。十九世紀70 年代，深入非洲探勘的立溫斯敦音訊 杳然，謠言四起，甚至傳出噩耗，消息來源甚至包括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與美 國駐桑吉巴（Zanzibar）大使館。立溫斯敦撲朔迷離的行蹤直到 1871 年才撥 雲見日：由美國極具影響力的媒體《紐約先驅報》（The New York Herald）派 遣的戰地記者施登萊 （Henry Morton Stanley, 1841-1904），於 10 月 23 日在烏 濟濟（Ujiji）見到疾病纏身、骨瘦如柴的立溫斯敦。該報以跨頁形式大幅報 導兩人的相遇，藉由傳奇事蹟的渲染，吸引大眾目光。¹⁷就在施登萊返回英 美後，立溫斯敦拒絕離開，繼續在荊棘泥濘中探勘尼羅河（the Nile）源頭，

1873 年客死異鄉，留下未竟之志，引發歐美各界對立溫斯敦的廣泛哀悼。

在文化訊息全球化的年代，此一在英美發酵的消息隨後傳到報業正 蓬勃發展的中國。自1815 年在馬六甲創辦的第一份中文報刊《察世俗每 月統計傳》以降，即可見各種以「世界」為名的中文報刊，如《各國消 息 》（1838）、《遐邇貫珍》（1853）、《六合叢談》（1857）、《中西聞見錄》

（1872）等，大多由傳教士主持，向中國讀者介紹不同於傳統「天下」觀的 新世界觀，「在以『鼓勵有志與才智之士』，『介紹世界歷史及西洋知識，用以 喚醒本人』宗旨下，紛紛闢出時事專欄、地理專欄、工商行情專頁、雜記等

15　 2002 年，錢綱赴美查獲早年留美幼童的原始資料，其中之一便是發現孟松學校畢業留言 冊與收錄各種剪報、資料的檔案匣。錢鋼、胡勁草，《留美幼童：中國最早的官派留學 生》，頁96。

16　 根據 Edward J. M. Rhoads 對於幼童檔案匣的研究，指出史錦鏞因為欠債而遣返中國。

Edward J. M. Rhoads, “The American Host Familie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p. 64.

17　 1872 年，The New York Herald 以跨頁篇幅報導，證實該報記者施登萊尋得立溫斯敦的 消息，強調過程之困難，附上立溫斯敦失蹤期間的行跡地圖。“LIVINGSTONE: Herald Special from Central Africa Finding the Great Explorer,” The New York Herald (1872.7.2): 1-3.

欄目，報導國內外大事」。¹⁸《中西聞見錄》闢有「各國近事」一欄，發表各國 新聞，1872 年第 5 期報導立溫斯敦「探尋尼祿河源數年未歸，久無音問」、

「去歲美國斯但利前往，將伊所繪圖籍及家報寄回」的消息。1874 年，《中西 聞見錄》第23 期報導立溫斯敦的噩耗：「茲查斯敦之死，在去年三月間。 」

19除傳教士的推波助瀾外，作為第一任駐外公使的郭嵩燾（1818-1891），出 發英倫處理「馬嘉理事件」的前一年，曾於「光緒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日 記提及：「倫敦《特力格訥茀》新報局與美國紐約之《赫拉爾得》新報局遣 人探阿非利加中土，起自阿非利加之東曰桑希巴爾，經西出鋼戈江，計程約 萬餘里，周歷至三年之久。英人屢次游探不能入，至是始一覽其全。 」 ²⁰曾 於1867 年至 1870 年遊歷歐洲並且旅居蘇格蘭（立溫斯敦之母國）的王韜

（1828-1897），撰文〈探地記〉，高度肯定立溫斯敦在地理探勘上的重大貢 獻：「其考求內地之功，非人所能及也」。²¹

從外國傳教士到中國士大夫與知識分子，顯示1870 年代不同身分的人 士對於立溫斯敦的關注，創造了中譯本誕生的氛圍。1877 年，被遣返中國 的史錦鏞年約十九歲，正是大展鴻圖之時，若就其返回途中的剪辮子、穿西 服等行徑來看，相當程度反映他對西方文化的接受。²² 1870 年代正值「申報 館」擴展勢力之時，以「尊聞閣主人」為筆名的《申報》創辦人美查（Ernest Major, 1830-1908）聚合培養一批才華洋溢的中國文人，如作為《申報》「總 纂」的蔣其章（芷湘）以及「主筆」的錢徵（昕伯）、何鏞（桂笙）、沈定年

（飽山）、蔡爾康（紫紱）等人。序文中的「尊聞閣」，指向以《申報》為大本 營的團隊，乃是一批崛起於上海文界「從傳統文化人轉變為新型文化人」 的

18　 祝均宙，〈中國近現代中文期刊概述：發展脈絡及特色〉，《上海圖書館館藏近現代中文期 刊總目》（上海：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2004），頁 1590。

19　 清．丁韙良，〈各國近事〉，《中西聞見錄》第 5 期（1872），頁 20-21；第 23 期（1874），

頁23。

20　 清．郭嵩燾，《巴黎與倫敦日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 6 冊（長 沙：岳麓書社，1985），頁 339。

21　 王韜，〈探地記〉，頁 9954。

22　 根據錢鋼的研究：「史錦鏞奇怪地消失了。直到在上海復旦大學查閱《李鴻章未刊函稿》

時，我們才知道，就在給女生寫信的第二年，史錦鏞被清政府召回。原因不詳。但肯定 是『犯錯誤』了。在回國的半路上，史錦鏞剪了辮子，改穿了西服，李鴻章說『情殊可 惡』。 」錢鋼、胡勁草，《留美幼童：中國最早的官派留學生》，頁 97。

團體，²³除編報辦刊外，以文會友，創作竹枝詞、應酬詩詞等，編有《尊聞 閣同人詩選》。核對沈定年〈序〉之「戊寅夏尊聞閣主人屬史君瑞臣」與文 末「歲在屠維單閼，秋八月既望山陰沈定年識」，可以推論：遭遣返中國的 史錦鏞來到印刷業與出版業發達的上海，正逢西學擴張之時，孔需精通外語 之士，1878 年（戊寅）夏天，受尊聞閣主人委託翻譯的任務。史錦鏞雖通外 語，可是中文程度應不及土生土長的中國文人，因而「譯語」後，又由沈定 年「述文」與陳以真「校字」，完成時已是1879 年（屠維單閼）的秋天。

作為述文與校字的沈定年與陳以真顯然比起史錦鏞更具深厚的中學能 力。沈定年是《申報》的主筆之一，曾編以詩詞為主的《侯鯖新錄》，輯錄各 種闡釋《易》、《詩》、《書》、《禮》、《春秋》等文章的《經藝新畬》，反映舊式 文人的審美趣味與深厚的中學基礎。陳以真則是校訂過申報館重印出版的古 典書籍，如1878 年仿聚珍板本排印的西泠野樵《繪芳園》之卷末有「武進 陳　真璞卿氏校訂」字樣、²⁴《儒林外史》申報館第二次排印的巾箱本（簡稱

「申二本」）五十六回末有「武進陳以真　璞卿氏校定」字樣。²⁵相比起「校 字者」陳以真，「述文者」沈定年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替譯本寫出洋洋灑灑的

〈序〉。

沈〈序〉一開始便破解傳統「以華夏而包蠻夷」的「天下觀」，指出「泰 西風俗，其人好游歷，地面一周，知自東而西，可更極西而還反乎東？而地 球乃有定形，四洲之名，歷歷可指矣」。沈定年拋開民族尊嚴，以不同於傳 統「天下觀」的論述模式，彰顯立溫斯敦著作的優勢：「西人行事，雖萬里之 遙，千金之費，輒不憚煩勞，必試行之而後心快意慊。且其著書立說，又必 躬踐其地，親見其事，而後託楮墨以發為言；中土儒者足不出戶庭，而矜言

23　 此一轉變的過程如熊月之所言：「從傳統文化人轉變為新型文化人，是個緩慢的過程，在 很多人身上看不出明顯轉變的環節。我們很難說某人是從那一年開始就由傳統文化人變 成新型文化人了。而且，這個轉變也是相對而言的，在很多人身上，其實是新舊一體，

亦新亦舊，半新半舊，有新知識，新觀念，也有舊習氣，老傳統。 」熊月之，〈略論晚清 上海新型文化人的產生與彙聚〉，《近代史研究》1997.4: 264-265。

24　 清．西泠野樵，《繪芳錄》（《晚清民國小說研究叢書》第 43 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頁 1051。

25　 李漢秋，〈《儒林外史》的版本及其沿遞〉，《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0），頁 8。

著述，事不經閱歷，而臆造端倪，故說部之書，十九偽託。求其以空閒之歲 月，作汗漫之游蹤，歸而記載，傳信後世，古今以來，杳不多覯。以視此書 之實而有徵，奚啻霄壤。 」（〈序〉，2a）

當沈定年面對有別於中土「臆造端倪」的「實而有徵」之著作時，以 相當的自覺意識強調自己的翻譯原則：遇到「不能索解，兼乏考據之功」

時「則仍立溫斯敦之原文，而不敢自矜淹洽，因塗附而失其本真」。早在嚴 復（1854-1921）與魯迅（1881-1936）提出「信達雅」、「硬譯」原則之前，

十九世紀70 年代的譯者實已觸及翻譯真實性∕自覺性的議題。可是，翻譯 原則未必等同於實踐結果，類似「不敢自矜淹洽，因塗附而失其本真」實更 接近於彼時譯者競相出現的空泛宣言，尚難擺脫十九世紀後半葉中國翻譯作 品普遍出現的「意譯」模式。²⁶經由史錦鏞的「譯語」到沈定年的「述文」、

陳以真的「校字」，輾轉幾手，更大幅度逸出原本脈絡。在簡化的譯本中，譯 者時而虛構想像，時而渲染情境，使得「實而有徵」的非洲記述反而重蹈沈 定年批判的「臆造端倪」，與「敘載實事，羅舉名物，率皆平淡無奇」的風格 迭有差異。

針對譯本形式，譯者「就其語擇貫屬者，析為條目，凡六十餘則」，

實 為 六 十 一 則， 乃 是 嚴 重 減 縮 的 譯 本。1857 年出版的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以約三十萬字的長度，記述立溫斯敦橫跨非 洲東西兩岸（從大西洋到印度洋）的創舉：自1840 年從英國搭船到開普 敦（Cape Town），1841 年 7 月抵達已在非洲傳教二十餘年的摩法（Robert Moffat）位於庫魯曼（Kuruman）的傳教站，而後數年又輾轉遷往馬博沙

（Mabotsa）、卓奴（Chonuane）、哥羅彭（Kolobeng）等地。1849 年，立溫斯 敦穿越喀拉哈里沙漠，發現葢米湖。1852 年，護送即將返英的妻小到開普敦 後，返回內陸途中獲知布爾人（Boers）摧毀部落、燒毀房子，決定往北，更

26　 關於晚清文學的「意譯」概況，如 1. 陳平原指出晚清「意譯為主的時代風尚」，大致提 出：改用中國人名、地名；改變小說體例，割襲回數；刪去無關緊要的閒文和不合國情 的情節；大加增補，譯出原作中沒有的情節和議論；2. 郭延禮提出近代「以意譯和譯述 為主要翻譯方式」，「誤譯、刪節、改譯、增添之處時見」。見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 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34、39-40；郭延禮，

〈中國近代翻譯文學的發展脈絡及其主要特點〉，《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武漢：湖北 教育出版社，1998），頁 26。

進一步探向非洲內陸。1853 年 5 月，抵達利尼揚蒂（Linyanti），又往西北探 進，屢遭當地部落敲詐，又逢瘧疾、痢疾、昏睡病之肆虐。1854 年 5 月，終 於抵達葡屬地—西岸首都冷羅按大（Loanda）。稍停留後，眾人又東行，沿 著尚比西河（Zambesi）下游過程，發現維多利亞瀑布（Victoria Falls）。1856 年5 月，抵達另一葡屬地奎利馬內（Quelimane）。12 月，立溫斯敦從奎利馬 內港口登船，首次返回闊別十六年的英國與蘇格蘭（見圖二：非洲行跡路線 圖）。

中譯本遠未能反映原著自1840 到 1856 年的路線。明顯可見，譯者不試 圖呈現連貫性的時空架構，以跳躍的片段彰顯非洲動植物、風土人物與禮教 制度等。六十一則條目如下：

大獅、獸名氏族、養牲妙法、廓老觀獵、卵殼取水、葢米湖、葢米眺覽、

眢井、獸災、獅牛鬪、嗎素鼠蛇、軟木、露坐聽訟、農器、羚羊、游里愛 江紀勝、美西紀遇、熱地、凡 禮樂、遇生的始末、弼倫風俗、賽摩佛、

里倍湖、荒場水、海的地氣、鐵網、摩全、昆屯荒象、喪鼓、痴君、莫 威、牝牛、開賽重布、敗火鎗、販人陋俗、開撒紀游、黨人違教、要索、

虛克江、三毘、呣抱人、開生俗、西洋商、蠻簥、鐵波威、怪醜、三瑞、

架屋、按倍加之勝、英船試砲、島城養疴、耕織之利、卡仁風土、半可酋 長、盜食奴、葡萄、奴僕賤稱、黑婦妝、海馬掀舟、山巔監獵、野牛。²⁷ 上述條目以「大獅」為始、「野牛」為末，實為未完稿，主要譯出立溫斯敦自 1840 年前往非洲至 1854 年抵達西岸葡萄牙屬地羅安達的歷程，後面零星翻 譯原著往東岸的行程，秩序凌亂，基本上未能反映立溫斯敦自1854 至 1856 年沿尚比西河下游往東岸奎利馬內之內容。

在六十一則的非洲記述外，中譯本「以原圖并屬」，共有二十六幅。原著 的正文共附有四十四張圖，譯者擇取二十六張：

壳魯遇獅、火撲獸阱圖、逐獸入坑圖、黑婦用鴕鳥卵殼取水河濱之圖、取 水負歸見男子獲獸互相喜幸之圖、葢米湖携攜眷眺覽圖、湖上所見羚羊、

獅搏牛圖、獅牛相鬪圖、露坐聽訟圖、亞洲巴多革黑人農器圖、埃及圖、

27　 原文目錄頁沒有列上「蠻簥」條目，可是內文卻有此條目，應是目錄頁之缺漏，此處補 上。另，目錄頁的「開撒紀游」與「鐵波喴」條目在內文中標為「開撒記游」與「鐵波 威」。

羚羊之大如牛者、美西守吏率土人火跳唱相接之狀、牝犀負穉圖、凡皮樂 器異式、凡皮武弁帥兵作樂相迎圖、生的所示螺殼三事、南港乘舟圖、鉤 住木式、倍新酋長髮罩式、按哥來木兜簥式、幾士河濱負擔式、按哥來架 木作屋圖、里按大女人織具式、 海馬掀舟。²⁸

不同於文字篇幅的大量簡化，譯本對於圖像選取的比例不低，蓋因圖像更具 附會想像的空間。比起「譯語」後再「述文」的多層障礙，圖像更能讓譯者 突破文字障礙，看圖說故事，如透過「黑婦用鴕鳥卵殼取水河濱之圖」加入 婦人「負鴕鳥卵殼，徒步數十里，行汲於水」的場景描述；「葢米湖攜眷眺覽 圖」附會「二黑人雙槳盪」、「堤上則一黑人則置鍋爐為食」的形象勾勒；「南 港乘舟圖」虛構「六槳相間，左右並舉，而船首之篙則易而為槳」的行進原 理；「鉤住木式」則是渲染「衣服輒為所鉤，戳穿而洞」的藤蔓景觀。（〈卵殼 取水〉，3b；〈葢米湖眺覽〉，4a；〈牝牛〉，20b；〈開撒記游〉，25b）

此譯本固然有各種省略缺失，可是恰逢十九世紀中國對於歷史地理學 的特定需求而獲得出版傳播的機會。頹衰的時局激發士大夫對於「世界」 的 關注，相繼介紹世界地理景觀，經度、緯度、五大洲等西方地理學。記述 非洲的《黑蠻風土記》也因而受到關注，如1891 年，憂患時局的王錫祺

（1855-1913）以「浸淫輿地之學輯書十餘載」之力， ²⁹編出《小方壺齋輿地 叢鈔》，叢書共十二帙六十四卷，收中外地理學著作共一千兩百種。其中，

《黑蠻風土記》收入叢書第十二帙第九卷，同卷收錄多種非洲著述，如《阿 利未加洲各國志》一卷、日本岡本監輔（1839-1904）《亞非理駕諸國記》

與《埃及國記》各一卷、《地蘭士華路考》一卷、英國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埃及紀略》一卷、美國丁韙良《新開地中河記》一 卷、美國林樂知《阿比西尼亞國述略》、王韜《探地記》一卷。³⁰《小方壺齋 輿地叢鈔》向來為人詬病的是其對於原本的增刪補易、編輯調動等情形，輯 入此系列的《黑蠻風土記》出現四大變動：一、去除作者與譯者之名，未注

28　 《黑蠻風土記》共收二十六張插圖，往後出版的《泰西風土記》去除其中七張，收十九張 圖。另，譯者的圖像說明未必完全符合原著圖片的說明，如「亞洲巴多革黑人農器圖」

有誤，原著 “A Batoka hoe” 欲說明的是非洲 Batoka 部落的鋤頭。

29　 清．丁萬寶，〈跋〉，收入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初編》，頁 10295。

30　 清．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二帙目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六三）》，頁 9915。

明原書出處；二、取消原書的六十一條目，使得全文變為不分條目的排列；

三、刪除十九張圖片；四、刪除沈定年之序文（見圖三）。十九、二十世紀 之交，上海時務書局以鉛印方式重編印製，標題字樣由清季畫家「梅生王秉 槐」題簽。卷首附有沈定年之〈序〉，內文各段落以條目區分，共有六十一 則內文與十九張圖，基本上恢復1879 年申報館版本的面貌。不過，此譯本 將書名《黑蠻風土記》改為《泰西風土記》（見圖四），反映其對「黑蠻」字 眼所蘊含的偏見有所反思，不過未必精準，觀其內容，實為「阿非利加風土 記」。從傳播角度而言，上述幾個版本中，申報版幾乎不見蹤跡，反而是刪節 調動而不利於研究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版靠著「叢書」方式得以流傳。

由上可見，《黑蠻風土記》譯本反映豐富的文化訊息，從留美學生計畫的 提倡、文人身分的轉變、出版事業的蓬勃到世界歷史地理學的風潮等。奠基 於譯本的脈絡背景，本文以下將分成數面向，從譯者的意識形態與詩學結構 等面向，逐一探入分析。

三、中國禮教與西方殖民話語的交疊：非洲人體標籤

就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的 中 譯 本 題 名 —

「黑蠻風土記」，可預知內文的「異域」轉向，隱藏十九世紀中國人觀看非洲 的視角。「翻譯」涉及潛藏於語言背後的意識型態、文化規範、民族心理等元 素，遂使來源語進入目的語的翻譯過程，為適應特定社會語境而出現改寫或 操縱的情形。³¹循此，本節將觀察譯者如何基於各種中西交疊的意識型態而 呈現特定的「非洲」形象？

就「翻譯操縱論」或「翻譯改寫論」等論述，得知「意識型態」的差異 扞格、折衝碰撞，可促成翻譯實踐的轉向。³²以此思路觀察《黑蠻風土記》，

31　 研究者對「源語」與「譯語（或目的語）」已多有理論思考，如 Toury 指出譯者若亦步亦 趨於譯語規範，會做出各種變動，以提高其在譯語文化的接受度；Gentzler 分析 Toury 的 翻譯理論架構時指出「目的語文化整體接受性」所構成的理論假說與「譯本對應於源文 本的完整契合度」所構成的功能動態對應。見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p. 56; Edwin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128.

32　 勒菲弗爾（Andre Lefevere）提出「翻譯是對原文的一種改寫」（theory of rewriting）：「『改

可以揣測，譯者異於立溫斯敦的位置，必然某種程度調動源語文本的方向。

從1840 到 1856 年，立溫斯敦以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 教士身分探入非洲，即或其傳教動機因探勘活動而屢遭教界質疑，他卻在傳 記中信誓旦旦地陳述自己的傳教意圖。為克服傳教不力的指責，他以相當篇 幅訴及唯一受洗成功的教徒—貝文（Bakwain）部落酋長西霽（Sechele） 面 臨的困境，³³反映非洲居民改變信仰的艱辛，不無自我辯護之意涵。相形之 下，譯者不具有傳主的焦慮，一再淡化立溫斯敦有意標舉的教士身分與傳教 意圖，將西霽置入中國文人更關注的家世淵源、交遊模式等脈絡：「暇則詢其 家世，知其太祖慕初居此地，能周歷山水，曉識人物風俗」、「氣宇不凡，姿 容美好，尤善待人，與余極親信。 」（〈獸名氏族〉，2a、2b）完全不提西霽的 受洗與困境。譯著書名去除「Missionary」，以刪刈遮掩或收斂隱晦的方式處 理原著涉及宗教色彩的文句段落，如譯及三毘（Cypriano）供奉聖安東尼之 蠟像時，跳過聖安東尼照顧迷路羔羊之典故，將之變為博學多聞的古人：「西 洋之古人，聲施後世，為人欽慕」、「能通天地格致之學，可傳於世」；（〈三 毘〉，32b） ³⁴又如「山巔監獵」一節，立溫斯敦之從人捕象時以「上帝的旨

寫』是一種人為操控的行為，雖然向權力核心靠攏，但從正面的角度來說，同時也可能 是社會及文學演進的催化劑。『改寫』能夠引進嶄新的觀念、文體和文學形式，可以說翻 譯的進程等同於文學的革新發展，並反映出文化之間如何相互形塑。相反的，『改寫』也 可能控制、扭曲或遏止革新。在這樣一個各個面向都受到越來越多人為因素干預的時代，

透過研究文學中以『翻譯』形式反映出來的『改寫』之進程，我們得以提身自身對當代 真實社會的認知。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Ⅶ. 勒 菲 弗 爾 在 該 專著中主要探及「翻譯」如何受到意識形態（ideology）、詩學形態（poetology）、論域

（universe of discourse）的制約∕開拓，改寫者對原著進行調整，以使其符合改寫者所處 時期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和詩學形態，進而達到被接受的目的。

33　 原著第一章用諸多篇幅描寫西霽如何勤奮學習語言、受洗成教徒、試圖改變村人，可 是卻又因當地風俗而遭遇各種困境，如因擁有多位妻妾而無法徹底實踐宗教道義的掙 扎。相關記述可見第一章的小標題：Sechele’s Questions - He Learns to Read - Novel mode for Converting his Tribe - Surprise at their Indifference - Polygamy - Baptism of Sechele - Opposition of the Natives（西霽的疑問—他的學習之路—革新部落風俗之道—意料之外的 冷漠態度—一夫多妻制—西霽的受洗—當地住民中的反對聲浪）。

34　 原 文 可 見：They had also a few tracts containing the Lives of the Saints, and Cypriano had three small wax images of saints in his rooms. One of these was St. Anthony, who, had he endured the privations he did in his cell in looking after these lost sheep, would have lived to

意」 （「The gods have said it」），自我合理化捕象的行徑。可是，譯者將「上帝 旨意」變為「象乎象乎！爾命合盡於今日乎？吾已眾擒爾，爾將焉逃」，（〈山 巔監獵〉，52b）象隻被捕乃是命運所然，而非「上帝的旨意」，淡化原著的宗 教色彩。

宗教並非沈定年的訴求，反而以興騰於晚清知識圈的「新世界觀」 作 為應對的方式，如譯者對原著卷首〈導言〉的翻譯模式乃是一例。立溫 斯敦原是敘述其祖父遷移蘇格蘭、父親對教會的熱衷，到自己在紡織廠工 作進修、嗜好科學自然與旅行讀物的童少年歷程，接而開啟長達十六年

（1840-1856）的非洲傳教記。³⁵此導言原可吻合中國追溯家門的傳統，不過 極可能因宗教色彩過於濃厚而遭刪除，改而杜撰中國知識分子更為關注的新 世界觀：

余早歲輒好遊歷，思欲窮地球五洲之勝，而力每不逮。囊歲乃遊於阿非利 加洲之境。洲據地球東半，在歐羅巴東南，而亞細亞之西南。廣袤里數，

經緯線度，志海國者動詳言之，不復贅詞。其地人物，大畧樸實少文，盖 靈秀之鍾毓，至此殆將窮絕，故遠不及諸洲。而其在四大洲中，山川形勢 亦不少遜，且拓地廣長皆在萬五六千里有奇則，其中人民之繁富、都會之 盛大、物類之離奇、古蹟之留遺、舟車所至，不勝罄紀。（1a）

譯者杜撰立溫斯敦「早歲輒好游歷，思欲窮地球五洲之勝」之願望，長篇闊 論各大洲歷史地理學，將立溫斯敦以宗教為立基點的「訴說從頭」，置入彼時 中國「開眼看世界」的風潮，反映時人對新世界觀的浮想聯翩。³⁶

better purpose, 涉及到宗教脈絡中的安東尼照顧迷路的羔羊的典故。David Livingstone,

“Books and Images,”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395.

35　 David Livingstone, “Introduction,”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p. 1-8.

36　 關於晚清的新世界觀已非傳統的「天下觀」所能概括，相關研究可見金觀濤、劉青峰，

〈從「天下」、「萬國」到「世界」—兼談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觀念史研究：中國現 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8），頁 40-53；羅志田，〈天下與世 界：清末人士關於人類社會認知的轉變—側重梁啟超的觀念〉，收入《近代讀書人的思 想世界與治學取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30-54；章清，〈晚清「天下萬 國」與「普遍歷史」理念的浮現及其意義〉，《二十一世紀》94(2006.4): 54-62; 顏健富，

〈廣覽地球，發現中國—從「文學視角」觀察晚清小說的「世界想像」〉，《中國文哲研 究集刊》 41(2012.9): 1-44，考察「萬國」、「民族」、「天下」、「國家」、「世界」等關鍵詞 的使用、傳播及其意義。

耐人尋味的是：譯者的「新世界觀」並非一能與傳統「天下」、「華夏」

意識截然切割的價值意識，反而層層牽扯糾葛。就題名「黑蠻風土記」之

「黑蠻」，明顯可見不同於原著‘South Africa’的中性之名，反映一具有位階 差異的凝視，隱然回應傳統士大夫將「異域」變為「鬼怪盛行、凶險可怕」

的視野。³⁷譯者透過各種方式誇大「髮拳縮連、鬢夾頤，滋其黑醜」的非洲 臉譜，（〈莫威〉，19b）又擷取附於原著的圖像，名為「倍新酋長髮罩式」 （見 圖五），逕自看圖說故事：

其裝束亦頗奇異，最異者捲髮成髻，而用樹葉編成髻，罩式三角，平罩於 枕角之後，而以繩洞穿其髻，使相聯屬，髻塞於中外平橫尖物，狀殊惡。

罩上以五色漆之，青紅黃黑皆直桁，相間成文，其外圈圍圓約六寸餘，自 受髻處至尖頂凡八寸，怪異之形，惟酋長有是飾，而其下皆無之。科頭拳 髮，蓬然如亂草而已，其鬚則挑出四旁，擇最中百十莖以蠟澆之，使堅硬 挺直，再以餘莖，捲粘於蠟上，黝然一挺柱，無美髯態度，而土人反以為 貴者相。（〈虛克江〉，31a）

核對原文，即可見譯者不同於立溫斯敦對倍新酋長髮罩的客觀描述，³⁸加入

「頗奇異」、「最異者」、「無美髯態度」等主觀評論，接而又導向禮教訓誨：

「嗚呼！禮文未具，無古制、無時妝束，動以意為之，多見其怪也。然鬚與髮 如是飾觀，而被體之物反畧，無制度，蔽以羢毯，猶為歐洲產，而由西洋商 携之以入者也，其下則竟裸耳。 」（〈虛克江〉，31a-31b）深化愚昧、落後、

神秘的印象，彰顯未經禮教薰陶的非洲人體標籤。

沈定年即或具有較開闊的新世界觀，可是與文化傳統的鏈結並非一刀兩 斷，一再將非洲陋習簡單地歸咎於禮教缺失：「上之政教，下之性情，皆無 足觀。又無聖人者興於洲中，以自為徒，任其野俗暴戾，村陋少文，不得列 於上國，良可惜也。 」（〈敗火鎗〉，23b）且彰顯「聖人」教化的重要性：「然

37　 沈慶利，〈現代中國異域小說之界定及發生發展概況〉，《現代中國異域小說研究》（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頁 9。

38　 David Livingstone, “Chief ’s mode of dressing his Hair”,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393. 原文如下：‘he was a young man, with his woolly hair elaborated dressed:

that behind was made up into a cone, about eight inches in diameter at the base, carefully swathed round with red and black thread.’（他是個精心裝扮髮型的年輕人，把捲曲的頭髮從 後腦杓處紮起成一束圓錐狀的馬尾，髮根處直徑約八吋長，並用紅色與黑色的線綁住。 ）

余一以忠信待之，使彼稍遂其欲，而仍不敢甚肆其欺。嗚呼！雖狉獠之俗，

亦安有不可化哉？而惜乎無人以治之也。 」（〈虛克江〉，29a）在禮教傳統的 基調上，譯本將立溫斯敦的「教士」身分一變而為自身文化脈絡的「聖人」

形象，凸顯立溫斯敦教化非洲的重要性。譯文第三十七則「黨人違教」 即可 見譯者以自身的禮教傳統強勢介入原著，強調「排土」（Batoka）與「按僕」

（Ambonda）族喧嘩爭鬥、以亂犯上， ³⁹將茶壺風波渲染成外來者與在地者的 衝突，讓立溫斯敦曉以大義：「汝等既為我用，寧不知禮而狂悖嚷鬧」、「我今 用汝輩，即汝輩之主人，安有不聽主人之理？」「余曰：爾今衣何人之衣？食 何人粟？徒不思本而與我強爭主客乎？」（〈黨人違教〉，27a）譯本以自身的 禮教傳統渲染「不知禮而狂悖嚷鬧」的人體標籤，實有違於立溫斯敦對待非 洲的自覺意識：

In our relations with this people we were simply strangers exercising no authority or control whatever. Our influence depended entirely on persuasion;

and having taught them by kind conversation as well as by public instruction, I expected them to do what their own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dictated. We never wished them to do right merely because it would be pleasing to us, nor thought ourselves to blame when they did wrong.⁴⁰

（對於當地人來說，我們只是無關的陌生人，他們沒有義務配合我們或為 我們而改變。我們依靠柔性勸說及公開講道的方式散布我們的教義，並強 烈希望他們是藉由自己心中建立的善惡標準去行事，而非因為討好我們或 懼怕我們而言不由衷。 ）

更複雜的是：譯著呈現的人體標籤無法簡單視為傳統「華夏」心理的折 射而已，卻又滲入西方的殖民論述，相互糾纏，暗渡陳倉。鴉片戰爭以降的 各種失利牽動晚清中國的取向危機（orientation crisis）， ⁴¹西方以國勢「強弱」

39　 David Livingstone, “Insubordination Suppressed,”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375.

40　 David Livingstone,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21.

41　 張灝指出：「政治危機」乃是自殷周以來就作為政治秩序的宇宙王制（cosmological kingship）的解體；「取向危機」則是因傳統價值取向、文化認同、精神意義三大方面的 瓦解。見張灝，〈轉型時代中國烏托邦主義的興起〉，《新史學》14.2(2003.6): 4。

為依據的論述滲入晚清文化界，⁴²使得原本受到質疑的華夏中心論轉向「文明 與野蠻」、「進步與落後」的二元架構。當譯者在「世界五大洲」架構上滲入

「黑蠻」、「科頭拳髮，蓬然如亂草」、「其下則竟裸」等看似華夏視域的非洲 人體標籤時，實也融入殖民話語下的「強弱」標竿，遂使譯本中的「天朝上 國」、「天下共主」等指向現實中以國力軍事佔優勢的西方列強。譯者沿著如 此基準，裁剪受「黑蠻」簇擁的傳主形象，如譯文第五則〈卵殼取水〉敘非 洲人「里祖聞余名，竊心慕之，以為上國衣冠，忽焉涖止，私以得見顏色為 幸，乃命僕人以車來迎。自廓老登程，不數晝夜，已至比邱乎之地。 」（〈卵 殼取水〉，3a-3b）事實上，探勘費由商人兼探險家奧斯維爾（William Cotton Oswell）贊助， ⁴³非因里祖「以為上國衣冠，忽焉涖止」而「命僕人以車來 迎」；第十八則〈美西紀遇〉（town of Ma-Sekeletu）描述「土人見余，知必由 某大國來，相迎道左，即敬謹循禮。 」（〈美西紀遇〉，9a）但立溫斯敦並非因

「大國」身分而受款遇，而是因抵達友人西哥里都（Sekeletu）之領土所致；⁴⁴ 第二十四則〈里倍湖〉寫立溫斯敦獲當地婦人贈送之雞遭竊，竊盜被「執 送諸官」，「土人之媚余也，亦可謂無遺力矣。 」（〈里倍湖〉，14b-15a） 實際 上，原文無「執送諸官」、「土人之媚余也」等描述，卻是由婦人直接出面指 認竊盜。⁴⁵

從「上國衣冠」、「大國」、「媚余」等譯著衍生的譯詞，都出現一核心結 構：當地人如眾星拱月般圍繞立溫斯敦，使得傳主形象潛藏著「天朝上國」

的思維。不過，隨著現實情勢與強弱關係的變化，當譯者將傳主與非洲人的 關係置入正受挑戰的「天朝」架構時，「天朝」主人已非華夏，而是以軍事稱

42　 劉禾曾指出：為合理化殖民擴張的行徑，西方列強將種族和民族國家的範疇作為理解人 類差異的準則，假藉種族進化之名，從人種優劣發動殖民活動，豎立歐洲的種族和文化 優勢，為西方征服東方提供「進化論」的理論依據。劉禾，〈國民性理論質疑〉，《語際書 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評綱要》（上海：三聯書店，1999），頁 68。

43　 David Livingstone, “Departure from Kolobeng,”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61. 奧斯維爾與立溫斯敦、穆雷（Mungo Murray）於 1849 年 6 月 1 日自廓老

（Kolobeng）出發，穿越喀拉哈里沙漠，經歷磨難考驗，始抵達里祖（Lechulatebe）處。

44　 David Livingstone, “Town of Ma-Sekeletu,”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p. 244-245. 核對原著，始知譯文「美西」乃是 town of Ma-Sekeletu 之音譯，意指 mother of Sekeletu，乃是西哥里都的管轄之地。

45　 David Livingstone, “Theft,”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p. 331-332.

霸的列強。在位階差序下，譯者為美化傳主，不惜篡改原著。譯文〈莫威〉

原是記述抵達莫威村的立溫斯敦感激居民殷勤招待，贈送薙刀一具、氈毯一 床，卻因贈品過於卑微而愧疚不已，⁴⁶譯者卻隱藏傳主的愧疚，反而將贈品導 入振振有詞的教化論：「薙刀盖導以整容之法，勿令髮拳縮連鬢夾頤，滋其 黑醜也。而氈毯則示以製造之巧，或其後有所仿織，而漸以興利乎」；（〈莫 威〉，19b）當立溫斯敦進入煦部洲（Chihune）時多次被河熱病（river fever）

襲擊，發燒暈眩，無法記錄行程里數，⁴⁷譯者卻虛構「居民樸陋無文，亦事 事簡畧，里數丈尺，輒不能知。遊人過境即忘，亦無暇詳求。故自某處至某 處，里數不能記」。（〈販人陋俗〉，24a）任何可能損毀或模糊立溫斯敦形象的 事蹟或遭遇，在譯文中均受到相當程度的調整。

譯本潛藏著由禮教制度與殖民話語所形構的位階差序，因而，當譯及 立溫斯敦慘遭敲詐勒索的慘況時，譯者以遠超出原著的批判語調，譴責汽婆 黨（Chiboque）的行徑。從譯本第三十四至三十八則的〈敗火鎗〉、〈販人陋 俗〉、〈開撒紀游〉、〈黨人違教〉、〈要索〉，隨處可見高亢激烈的批判聲調，甚 至顛倒衝突場合：汽婆黨持著火鎗「圍余於行帳中」，「有執火鎗者五人當前 道，若有衝鋒陷陣之勇」。核對原著，恰好相反，汽婆黨實無持火鎗，因推 測立溫斯敦等人只有五把火鎗，不足為懼，威脅敲詐。⁴⁸譯者將汽婆黨變為 持火鎗者後，杜撰其購買火鎗與靠火鎗而「雄視鄉井」的背景，又在駁戰中 因「不知用處，亂擊橫施，甚至倒炸，不傷余黨而自斃」，塑造汽婆黨作為侵 略者的暴力形象與「火攻之利，茫然不知宜，其自取殘傷也」的愚昧行徑。

（〈敗火鎗〉，22a）若就原著脈絡，立溫斯敦固然厭倦於汽婆黨三番兩次的 敲詐，可是重點在於反思外來販奴商養成當地人賄賂、敲詐等行徑的根本之 因，如：

46　 David Livingstone, “Interview with Katema,”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344. 譯者譯為「莫威」，不妥，蓋因莫威（Moene）乃是對酋長 Katema 的尊 稱，實指「主」（lord）之意，應譯成「開的瑪」。另，譯文中的「氈毯」實為「披肩」

（shawl）。

47　 David Livingstone, “Fever,”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p. 371-372.

48　 David Livingstone, “Our Encampment Surrounded,”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368.

They had been accustomed to get a slave or two from every slave-trader who passed them, and now that we disputed the right, they viewed the infringement on what they considered lawfully due with most virtuous indignation.

（他們從販奴商那裏隨意購買奴隸是司空見慣的事，而今，我們對這種風 俗提出質疑，他們卻道貌岸然地將反對的聲音視為對其應得正當權益的控 訴。 ）

The reason why the people have imbibed the idea so strongly that they have a right to demand payment for leave to pass through the country is probably this.

They have seen no traders except those either engaged inpurchasing slaves, or who have slaves in their employment. These slave-traders have always been very much at the mercy of the chiefs through whose country they have passed.⁴⁹

（這也許就是他們如此理直氣壯地認為有權利向我們索賄的理由。除了從 事人口販賣生意的商人和擁有黑奴的雇主，他們沒有見過其他形式的外來 客。而人口販子通常都深諳「賄賂買賣路線上途經的當地部落」之道。 ） 譯著抽離原著的深層反思，反而以渲染虛構的手法，黏貼一則則貪鄙愚昧的 人體標籤：「性情猥鄙」、「不良且不類」、「舉止貪鄙猥褻極矣，猶於人前假禮 貌之迹，申往來之誼，謂可以脫騙，上國之人多見其不知量也」、「無勇而又 無謀，齷齪委瑣，徒為他國憎厭，與人則重利寡義，兼乏禮容，顚倒反覆，

小人之行徑也」、「其人貌獰惡，獐頭鼠目」、「賤而醜」、（〈敗火鎗〉，21b、

23b、24a）「鬼蜮伎倆」、「黑膚膩皮，塗泥燥裂，余諦視之，狀如鬼怪」、

「素行未改，反覆無常，鄙陋之習，終被耻笑也」。（〈要索〉，28a、28b）

譯者逸出原文脈絡，以固定的視角將非洲人體置入套話（stereotype）

結構，⁵⁰放大賤醜獰惡、獐頭鼠目、貪鄙猥褻的形象，強化既定的愚昧、落 後、神秘的標籤。此人體標籤不僅呼應中國對於域外的鬼魅化伎倆，也展 現十八世紀下半葉歐人為合理化販奴行徑，藉由科學塑造「黑人低人一等」

的神話：「證明由於他們是劣等種族，所以命定要做優等種族的歐洲人的奴

49　 David Livingstone, “Way in which it was averted,” “Continued Demands,”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371, 379.

50　 套話是對一種文化的概括，它是這種文化標誌的縮影（如陳腔濫調），是在一個社會和一 個被簡化了的文化表述之間建立起一致性關係的東西。參見（法）達尼埃爾．亨利．巴 柔（Daniel Henri Pageaux）著，孟華譯，〈形象〉，收入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160。

隸」。⁵¹在「優勝劣敗」的「進化」視野下，譯者撇開立溫斯敦不談「殖民」

的原意，反倒是指出其器技不良、行師輕敵、無勇無謀、重利寡義等，「苟以 君命率師入洲中畧地」，「再以恩義結其人心，以禮法化其風俗」，「得其地而 治之，又奚難焉？」（〈敗火鎗〉，23b）由此可見，譯者將立溫斯敦的非洲記 述放入由殖民話語與禮教傳統交疊的位置。

弔詭的是：當譯者將「中國」抽離「天朝上國」的位置，根深蒂固的

「天朝」心理卻非直接裂變，又如幽魂般徘徊於譯文的字裡行間，形成糾葛 曖昧的狀態。譯著多處閃爍著中國器物的光輝，如〈葢米湖〉以「先王之 器」 凸顯非洲捕魚法的落後；⁵²〈農器〉以古中國的農具解釋非洲部落居民的

「農器」，有違於原著的古埃及農具的說明，將原著隨文附上的古埃及農具圖 像，⁵³強勢變為「古中國」農器：「余所見洲中有水之地甚少，故種植之利，

不及他國，盖戽水甚勞也。黑人亦知製農器，大抵似中國鄉村所常用者，舂 米簸糠皆得便益，惟形式笨重而已」；（〈農器〉，7a）〈蠻簥〉描寫非洲轎子

「tipoia hammock」，原文只提及轎子的外型與乘坐方式，著墨不多， ⁵⁴譯者就 原著附上的圖像──「按哥來木兜簥式」（見圖六），虛構各種原理，進而追 溯到中國器物：「簥異常式，聞中國山鄉有此，雖崎嶇之境，坐者擡者皆安

51　 S. U. Abramova, “Ideological, doctrinal, philosophical,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aris: UNESCO, 1979), p. 25. 其中，“Beginning of racism” 一節（pp. 23-25）論及荷蘭醫 生坎柏（P. Camper）透過人類與猿面部骨骼比較測量的方式判定非洲人面部接近猿而不 接近歐洲人。其追隨者懷特（C. White）則利用不同人種的骨骼與猿類骨骼的區別，稱歐 洲人在體質與智力上都優於非洲人。

52　 原著只以一句說明：‘They also spear the fish with javelins having a light handle, which readily floats on the surface’ 不帶負面語氣，可是譯文卻指出：「湖之中亦間有取魚以為食者，然 先王網罟之制未傳於其人，又其性率愚，無靈心智慧，以為諸器大都以鎗刺水中，技熟 者破魚腹，隨鎗尖以上，亦不投餌釣之物，鎗之制，蓋以鐵鍼入木柄而已，其麤陋類如 此」，實不符原著的介紹語氣。David Livingstone, “Fish in the Zouga,”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86.

53　 David Livingstone, “Egyptian Pestle and Mortar, Sieves and Kilt,”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213. 文中使用 Sir G. Wilkinson 名為「古埃及人」（Ancient Egyptians）的圖像（是一組農具操作的示範圖），說明非洲 Makololo 與 Makalaka 族的農 具特點。

54　 David Livingstone, “Soldier-guide,”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405.

適」、「昔中國夏禹治水有所謂四載者，此即其一，不知其製何時入洲中？第 余所乘，易竹筐為木兜，又若中國所用以送禮之格箱，去其上數層，而存其 底者。 」（〈蠻簥〉，37b）譯者在各細縫之處嵌入原著所無的「中國」視角，

替非洲文物勾勒「中國源頭」論，使得其原有意破解的「天下觀」、「華夏」

等意識，卻又在翻譯實踐中絲縷糾結，潛藏著優越的民族心理。

就上而論，當譯者按照源語文化的模式、程序而重組非洲人體標籤時，

不僅牽動自身的文化傳統，亦面臨近代西方列強持著軍事優勢而自我合理化 的殖民論述，嵌入彼時交鋒∕交融的殖民論述與禮教傳統，產生複雜的組合 效應，隱藏著十九世紀中國人觀看非洲的視角與殖民話語所形構的位階差 序，加遽愚昧、落後、神秘的非洲「人體標籤」，呼應譯著題名有意為之的

「黑蠻」形象。

四、「研究」與「傳教旅行」的選擇：文人化的非洲視野

就 立 溫 斯 敦 的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而 言，

可 見 到 作 者 有 意 彰 顯「 傳 教 旅 行 」（Missionary Travels） 與「 研 究 」

（Researches）兩大框架。在翻譯實踐中，譯者因其自身的文學傳統、詩學視 角等因素而重組「傳教」、「旅行」與「研究」之框架，導入中國文人的核心 命題。本節將剖繹考辨箇中的翻譯轉向。

關於「傳教」、「旅行」與「研究」，在立溫斯敦的生命歷程中並非不辯 自明的協調體，卻是經由長時間的困惑、掙扎與辯證而逐漸取得平衡。原 著〈導言〉尤能彰顯傳主面臨宗教、科學與旅行的內在衝突，因嗜好科學、

自然、旅行等被視為與宗教對立的讀物，陷入情感嗜好與宗教信仰的價值分 裂，進而引發深沈的愧疚感。⁵⁵往後他到非洲傳教時一再冒險探勘，屢受教 會人士的質疑。1857 年，當立溫斯敦以「傳教旅行」與「研究」概括自己的 經歷時，可視為個人價值的宣示，以「傳教旅行」強勢回應教界的質疑：「旅 行」乃是為「宣教」，為探索福音據點而不斷探入非洲內陸，沿途稱頌基督上 帝，表達矢志不渝的傳教精神。

55　 David Livingstone, “Introduction,”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p. 1-8.

顯然，譯本忽略立溫斯敦的夫子自道，撕裂「傳教旅行」與「研究」 的 深沈聯繫，逕自迎拒取捨，遂使原著的價值選擇變調為中國譯者的核心命 題。立溫斯敦帶著測量器物探入非洲內陸，記載、勾勒、描述非洲植物、經 緯度、地理形勢、動植物、病理學等，夾敘夾議，探討非洲內陸的困境與尋 找出路的可能，研究意味甚為濃厚。可是，對於中西學術初步接觸的晚清文 化圈而言，譯者未能充分理解「研究」所含有的理性精神，對於「旅行」的 興趣更甚於「傳教」與「研究」。譯者刪掉不合於自身禮教傳統的宗教片段 外，亦淡化「研究」面向，摒除原著珍貴的非洲地圖與路線圖、經緯度數據 與各地植物資料等。

當「傳教」與「研究」視野受到壓抑時，「旅行」更能切中深受遊記傳統 浸潤的中國文人。不過，譯者對於「旅行」的接受亦有自身的視角，更偏向 中國文人式的「遊興」感懷。以文中段落與段落的銜接方式為例，即能見到 原著與譯著的差別。就原著而言，立溫斯敦每至一處，或標誌日期，或勾勒 經緯度、地形、河道、山谷等，構成一以地理學為主軸的非洲旅行結構。可 是，譯者取消客觀數據或記載，在片段與片段之間嵌入「遊興」感懷：「其地 其枯燥亦復類是，由是以往所過，無足玩覽，不復流連，迫直驅車而過之」、

（〈眢井〉，5a）「已而養疴，既癒心痛，經此巨創，足跡可止，然游興終不能 遏也」、（〈廓老觀獵〉，3a）「余於此處小住，頗愜游志，尋至海汊處，將窮極 其境，徧歷洲中，以攬其勝」、（〈游里愛江紀勝〉，7b）「既而又涉水程欲至 呣哥回左近處，以資游覽」、（〈凡 禮樂〉，10a）「余日與生的聚語，不忍遽 別，惜無遊處，將舍陸登舟，以遊於他處」、（〈弼倫風俗〉，12b）「去魯克河 十有五里，有村曰蘇愛河濱，人道其勝，紿余往游」、（〈摩全〉，16b）「停趾 數日，樂而忘倦，從人不解事者，屢促余行，余意良不忍舍去也」、（〈開賽 重布〉，21b）「居行帳一日，無甚游眺處，幸與三毘等敘語」。（〈呣抱人〉，

33a）此以「遊興」為敘述推動力的方式，或是凸顯傳主方興未艾的遊興，或 是敘述遊興已盡而改往他方，反映中國文人的審美旨趣。

在遊興旨趣下，各片段的起迄之處大多以文人情感為指南針，缺乏具體 的路線聯繫，⁵⁶遂使前後連貫的地理學路線變為起承轉合的情感度數，實難

56　 原著清楚反映立溫斯敦 1841 年抵達庫魯曼傳教站，1843 年往東北兩百英里的瑪保薩建

勾勒立溫斯敦自1840 年抵達南非乃至 1856 年探入東西兩岸的進程。譯文 的時空變得模糊不清，甚至出現謬誤，如第四十九則〈英船試砲〉徹底迷失 方向：「復止一處，與前火撲觀獸阱處不遠。葢游蹤無定，出向東行，折而 西，則又至故處也，于是又入壳羅之境矣。壳羅地本濱海，各國帆檣所聚，

余至之日，有別定非爾船二艘，一曰博魯大，一曰非羅密。 」（〈英船試砲〉，

40b）事實上，立溫斯敦並非返回「故處」壳羅（Cape Colony），卻是進入西 岸葡屬西非首都冷羅按大，見到兩艘分別名為Pluto（「博魯大」）與 Philomel

（「非羅密」）的船艦。⁵⁷「別定非爾」亦是誤譯，並非船名，而是邀請眾人參 觀船艦的指揮官Bedingfeld 之名。「壳羅」與「羅安達」固然都屬「濱海」，

卻天差地別！立溫斯敦的「探地」意蘊即在於擺脫彼時西方人聚集的南岸

「壳羅」，穿越沙漠、叢林、疾病、擄人族等層層障礙，抵達西岸「羅安達」，

如此的「探地」意義顯然不為譯者所掌控！

可進而思索的是：對於「研究」、「傳教」與「旅行」架構的壓抑或凸 顯，主要是來自「譯語者」或「述文者」？沈定年的述文乃是奠基於史錦鏞 的譯語版，而史錦鏞是否能充分理解或忠實轉述原著內容？就目前有限的資 料，雖無法考據，卻可推敲一二。以史錦鏞對基督教與西學的接受度與不擅 長中學等特質，⁵⁸不太可能讓譯本從「研究」、「傳教旅行」變為高度文人化 的「遊記」。沈定年具有中國傳統文人的美學旨趣，博通經史、長於詩文，如 其1876 年主編《侯鯖新錄》，體制形式如同《申報》系列的《瀛寰瑣記》、

《四溟瑣記》、《寰宇瑣記》等，主要刊登文人詩詞、文史、戲曲等，偏向傳統 文人的美學。雖然，沈定年強調「或隨其語音繙為華字，不能索解，兼乏考

立新傳教站，1845 年帶著妻兒搬到內陸四十英里的卓奴，結識當地酋長西霽，又因水源 問題而遷至更北的哥羅彭。1849 年，穿越喀拉哈里沙漠，在庫汝曼北方八百七十英里發 現葢米湖。1852 年，由於擔心妻兒安全，送他們到開普敦搭船返回英國。1853 年，立 溫斯敦帶著土著深入西北探險，沿途碰到敲詐勒索、瘧疾痢疾等威脅，1854 年 5 月抵達 羅安達。可是，譯著卻抽離原著的時間架構。

57　 David Livingstone, “They Visit Ships of War,”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 423.

58　 就留美學生檔案可見，其受遣返的原因之一是對西學的接受，甚至留有稱頌「基督」的 筆跡。史錦鏞對於西學的接受，對於十九世紀出使或留學西方的中國人仍是一禁忌，如 駐外大臣郭嵩燾便因對西學的讚賞而備受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