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黨國體制的變遷：民主化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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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兩岸黨國體制的變遷：民主化的觀察. 李酉潭∗. 摘要二十世紀末期，世界上有兩股潮流深刻地影響著我們，一是經濟上的市場化浪潮，二是政治上的民主化浪潮。前者使得國家規模的計劃經濟體系逐漸式微，後者則促使威權統治、軍事體制和個人獨裁政權迅速瓦解；自由民主國家被廣泛地視為是唯一真正具有現代化意義的國家，民主政治也成為人類文明社會的主流象徵。在「第三波」民主化的進展接近尾聲的同時，世人的目光似乎集中在眾多的回教阿拉伯國家與中國大陸是否可能進行所謂「第四波」的民主化。然而，根據「自由之家」最新的 2005～2006 年報告特別指出，中東阿拉伯世界自由民主有顯著進展的同時，我們卻看到中國自從經濟改革開放以來，自由民主幾乎沒有任何進展。在探究未來中國是否可能進行民主化的時候，學者往往引用台灣作為比較的例子。然而，被形容為準列寧主義黨國體制國家的台灣，搭上了第三波民主化的浪潮，從威權政體成功地轉型為民主國家。相較之下，大陸是一個共產極權國家，政黨意志凌駕於一切之上，而經濟政策與政治改革脫鉤的作法，也成為共產黨政府的主要執政手段。儘管台灣與中國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但台灣民主化經驗究竟能否做為中國走向民主化的借鏡，仍然沒有定見。本文首先將檢視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的意涵，藉以說明台灣準列寧黨國體制與中國共產極權體制之不同。接著，將以 Huntington 提出的民主化原因與方式分類，分別說明台灣的民主化經驗與中國未來可能的轉型情況。最後，藉由分析中國在《民主政治白皮書》中所說明的社會主義民主內涵，佐以簡略比較台灣與中國政治情勢之相異，說明中國未必能夠完全循著台灣民主化之經驗，順利地完成民主轉型。. ∗. 國立政治大學中山所副教授 101.

(2) 一、台灣與中國的黨國體制差異民主政治是相對於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與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的政治型態。所謂的民主化或民主轉型，其實就是從極權體制、威權體制或準威權體制轉型成為民主體制的過程。各國政府基於不同體制所採行的統治嚴密程度，也會對轉型過程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我們首先必須簡單介紹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的意涵，再以相關概念來分析台灣與中國在體制上的不同。接著，再進一步從民主化的角度，來分析台灣與中國黨國體制的轉變。（一）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的定義 1、極權主義學界對極權主義的定義多有不同，但 Hannah Arendt、Carl J. Friedrich、 Zbigniew Brzezinski 等人所提出的概念，則是被各界廣為引用的說法。Arendt 在其 1951 年所出版之《極權主義之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書中，對極權主義有深入的分析。Arendt 指出，極權主義具有四大基本特色，亦即一黨專政（黨即國家，國家即社會）、國家壟斷經濟及一切資源、意識型態專政、恐怖警察。（1966）Brzezinski 指出：「極權主義是一種新的政府型態，是專制統治的一種。這種體制是由一個接受集中領導的菁英運動，毫不受限制地使用科技上非常進步的政治工具，以促成全面的社會革命。此種革命的目的，乃是基於菁英所獨斷持有的某種意識型態基礎之上，在一種強迫全體大眾都接受的環境下，達到改變人類的生存條件。」（轉引自林佳龍主編 2003:30）Carl J. Friedrich 則認為極權主義的特色包括了：（1）一個極權主義的意識型態；（2）一個致力於實行此意識型態及受單一領袖領導的「一黨體制」；（3）一個非常發達的秘密警察系統，並且在以下三方面具有壟斷性的控制力：（i）大眾傳播；（ii）可使用的武裝力量；（iii）包括經濟組織在內的所有組織，以及因此導致的中央計畫經濟。（轉引自林佳龍主編 2003:14）其中，Brzezinski 與 Friedrich 兩人更認為，Joseph Stalin 統治下的前蘇聯與 Benito Mussolini 的義大利法西斯政權，就是採行極權主義的. 102.

(3) 典型國家。1 儘管各界對於極權主義的意涵並沒有一致性的看法，但不可否認，極權主義意指在一個國家之內，一個惟一的政黨，透過對政治、經濟與意識形態三個層面的權力壟斷來統治社會。 2、威權主義根據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的定義，威權主義乃是統治者將其價值觀強加給社會，且全然不顧其成員意願的一種政府體制，主要有三項特色：（1）經由大眾討論與投票的決策方式，被威權中心的決策功能所取代；（2）威權中心可運用足夠的權力來設定任何憲法限制；以及（3）威權統治者的權威，通常不是來自於被統治者的同意，而是基於其所擁有的某些個人特質。（Bogfanor ed. 1987:34）此外，Juan J. Linz 也說明了威權主義的特色，包括了（1）具有有限的政治多元性，但並不具有「責任政治」的特質；（2）沒有一個清楚的體系化意識型態，但有某些特有的理念取向；（3）除了在其發展的特殊階段中，一般沒有大規模或密集的群眾動員；（4）此種政權由一個領袖，或有時是一個小集團行使權力；以及（5）其權力的行使在制度上沒有清楚的規則，然其行使的模式卻是相當可以預期的。（轉引自林佳龍 2003:16）簡而言之，在威權主義下，人民必須嚴格服從國家權威，而統治者通常透過高壓手段來進行社會控制，在政治的活動及參與上，給予人民極大的限制，而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最大的不同在於，威權主義只控制人民在政治層面的權利，而極權主義則是對人民生活的各個層面都做控制。根據前述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的定義，有學者即指出，中國應該是一個列寧式的極權國家，而台灣則是準列寧式的威權國家。（阮銘 1992:274）（二）台灣的準列寧主義黨國體制台灣從 1980 年代啟動了政治自由化，而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也於 1986 年正式成立。在這之前，台灣被認為是一個一黨威權體制的國家。換言之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Totalitarianism, (Date visited: May 5, 2006). 103.

(4) 政黨（國民黨）能夠有效地壟斷權力，並且控制政府與軍隊的運作。此外，國民黨也能夠滲透到公民社會裡，使反對黨的形成成為一項「不可能的任務」。儘管如此，國民黨並未限制人民在政治層面以外的發展。因此，鄭敦仁認為台灣的一黨專政體制，與控制更嚴密的列寧式黨國結構並不相同。他認為在國民黨統治之下的中華民國，至多可算是一個準列寧式的黨國體制。（Cheng and Haggard 1990:64）2 若我們以前述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的定義來對照台灣的情況，我們會發現國民黨的準列寧體制與中國及前蘇聯所採用的極權主義式列寧政體確實有不同之處。第一，在國民黨政體下，民主並不是被完全拒絕的一種價值。換言之，國民黨並未壟斷台灣人民的意識型態，只是必須等到統治階級能夠完全掌握權力，穩定鞏固自身地位後，才慢慢地進行開放，例如報禁的開放即是一例。第二，國民黨並非以一黨專政作為統治的最終目標，人民仍有許多機會能夠體驗與行使民主。國民黨並不是一個龐大的政黨，因而無法控制所有的政治資源。自國民政府於 1949 年來到台灣後，除了中央政府與台北、高雄兩個最大的城市之外，其他各個層級的選舉都仍定期舉辦。後來，更逐漸讓人民參與中央層級的選舉，包括從最初一部分國會議員的改選，進而所有國會議員改選，到最後的總統選舉等，都是民主逐漸開放的例子。第三，台灣從一開始就接受了自由資本主義，台灣人民也擁有選擇職業與生活形態的自由。換言之，台灣人民在國民黨硬性威權政體的統治下，仍能參與社會經濟資源的分配，累積個人財富與享受其他資源。此外，隨著個人收入的增加，人民也能夠透過參與政治的方式，要求政府作更大的讓步。第四，國民黨對國家與社會的滲透程度很深。在國民黨統治之下，公民權利受到限制，政治異議人士受到壓抑，人民的政治生活也受到壓縮。（Chao and Lee 2006:212）舉例來說，在台灣戒嚴期間，立法院為了防止中國共產黨在台灣從事. 2. 若林正丈也以「疑似列寧主義的黨國體制」（quasi-Leninist party-state system）來探討台灣的民主化歷程。（若林正丈 1994:32-35, 471-499） 104.

(5) 顛覆活動，並嚇阻台灣人民反抗政府，通過了《懲治叛亂條例》以及《動員戡亂時期檢肅匪諜條例》，擴充了解釋犯罪的構成要件，縱容情治單位機關網羅所有人民的政治活動。國家公權力在長期戒嚴中受到濫用，人民的基本權利失去保障。這種運用警察力量進行白色恐怖的特色，或許也是台灣被稱為「準」列寧式黨國體制的原因之一。（三）中國的列寧式黨國體制若我們從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的定義來解釋中國的情況，我們會發現中國最近的發展的確逐步擺脫絕對式的極權主義，而往威權主義擺盪。近來，部分中國學者也曾用極權主義概念來觀察中國社會。例如，孫立平將極權主義社會稱為總體性社會，認為其特徵是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意識型態中心的三位一體，其中政治中心位居核心和支配地位，最高決策階層既是社會資源的實際管理者，也是政治控制的實施者，同時還是意識型態的威權解釋者。（1994:37-54）蕭功秦則用全能主義對譯極權主義，他認為：「全能主義政治形態的特點是，政權全方位地滲入社會最基層的細胞；沒有自主的社會活動空間與市民社會；權力的高度集中；以一種具有平均主義烏托邦目標的意識型態信仰作為一黨制社會的整合基礎；透過高度的社會動員與以意識型態導向為基礎的大眾政治參與，來實現國家精英所確定的政治目標等。」3 不過，若我們從前述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的定義來看，在中國共產黨統治初期，不但在政治上恪遵意識型態專政、共產黨意志凌駕一切的統治方式，對於社會經濟資源的把持，也都以共產黨之利益做為優先考量。雖然在 1987 年後，共產黨政府以經濟建設為其主要統治目標，對於共產主義教義採取淡化處理，但是傳統意識型態在中國社會裡的地位仍然無法動搖。（林岡 2003:106）的確，雖然. 3. 蕭功秦的「全能主義」，其實就是「極權主義」。他認為這種政治形態的特點是，政權全方位地滲入社會最基層的細胞，沒有自主的社會活動空間與市民社會，權力高度集中，以一種具有平均主義烏托邦目標的意識型態信仰作為一黨製社會的整合基礎，透過高度的社會動員和以意識型態導向為基礎的大眾政治參與、來實現國家精英所確定的政治目標。詳見蕭功秦，後全能主義時代的來臨：世紀之交中國各階層政治態勢與前景展望。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 .asp?id=1015，取用日期：2006 年 5 月 4 日。 105.

(6) 孫立平與蕭功秦對極權主義的看法不同，但在他們的論述中，確實都提到意識型態在中國這個極權社會中，仍然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此外，林佳龍與徐斯儉在最近的研究中指出：「極權主義的根源—意識型態— 在中國已經對政治運作及公民的政治生活起不了太大的作用。但是，中共仍然需要提出類似具有意識型態指導作用的『三個代表』，就表示它仍然具有在極權政體中意識型態所殘存的合法性符號功能。其次，整個黨也失去了『革命性』、『運動性』，也脫離了『聖雄式』的『個人統治』，而完全回歸到韋伯所說的『常規化』，由『官僚主導』的政治體制。第三，顯然，中國的黨與國家已脫離了『中央計畫經濟』的框架，黨與國家對於經濟組織已經失去了壟斷。」換言之，經濟改革後的中國，已經不再是一個純粹極權主義的國家，而具有若干威權主義的色彩，應屬於一種混和體制。（林佳龍主編 2003:14-15）不過，他們二人也指出，中國仍然保有一些極權政體的核心特色，尤其在政治生活上。首先，中國共產黨仍然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而且對於經濟以外的各個層面，並沒有放棄壟斷性的控制；其次，中共對內部網路的控制，與通訊的監控，也因為科技發達而變本加厲；第三、中國共產黨仍然壟斷著中國的軍隊力量，並以軍隊作為政治權力的重要支撐，「以黨領軍」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立場。（林佳龍主編 2003:14-15）的確，中國雖然仍被視為一個極權國家，但是卻也開始往威權國家的方向擺動。以前述 Linz 對威權主義所下的定義來看，林佳龍等人認為，十六大後的中國已經具有若干威權主義的特徵。首先，無論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或者是胡錦濤的「三個為民」，都不是有體系的「意識型態」，但卻是一種特有的理念取向；其次，大規模群眾運動的確已經從歷史的記憶中漸漸遠去，但有趣的是，在官僚內部，到處還充斥著「掀起學習三個代表的新高潮」這樣的現象，這種政治運動在社會中已經淡去、但在黨和政治體制內部卻仍然存在的現象，顯示中共仍想藉著舊有極權政體的手段對其政權內部加強控制；最後，政權實際是由一個領袖，或者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這個小集團所掌控。（林佳龍主編 2003:16）。也因此，林 106.

(7) 佳龍等人將十六大後的中國，稱為一種「退化的極權政體」或「退化極權主義」（degenerative totalitarianism），亦即在組織上仍保有極權主義的重要本質，但是在運作上卻表現出許多威權主義的形貌。（林佳龍主編 2003:16）因為台灣與中國在政治體制上的差異，其在面臨西方自由化、民主化浪潮時，也會有不同的應對方式。在下一個部分中，我們將說明 Huntington 的民主化理論，針對極權、威權國家走向民主化的可能原因與方式，作初步的介紹與說明。. 二、Huntington 的民主化理論不可否認，在談到造成民主化（或說民主轉型）的因素時，每個人都可以列舉出許多不同的原因，例如：高度市場經濟發展、經濟與社會現代化、菁英願意學習民主國家之運作、受到其他民主國家之影響，或者是政治競爭與參與持續發展與擴張等等。然而，並非每一項因素都可以用來解釋特定國家的民主化發展。相對地，不同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或許是幾個因素相互激盪之下的成果。借用 Huntington 的話來說，就是民主化的原因各不相同，而走向民主化的方式也沒有一體適用的模式。（1991:38-39）以下我們將簡單說明民主化的原因與方式。（一）、民主化的原因若從原因層面來看，Huntington 在探究發生第三波民主化的原因時，仍覺得有必要簡單歸納造成第一波與第二波民主化浪潮的起因。他認為，發生第一波民主化浪潮的主要因素，似乎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英國殖民地國家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西方協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勝利，以及主要大陸帝國的相繼解體。（1991:40）而造成第二波民主化浪潮的原因，則以政治和軍事的因素為主，亦即西方盟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利，以及這些民主國家在戰後所進行的去殖民化作為。（1991:40-41）Huntington 並以第一波與第二波民主化起因之歸納結論，作為他深入探討第三波民主化的基礎。他最後指出，在造成 70 年代與 80 年代產生第三波民主化的諸多因素中，似乎以（1）經濟發展與經濟危機；（2）合法統治權威的衰落與政績的困局；（3）宗教立場的改變；（4）強權國家政策上. 107.

(8) 的轉變；（5）滾雪球效應的影響；以及（6）領導人的決策等六項因素最為重要，茲簡述如下：（1991:46-108）１．. 經濟發展與經濟危機：經濟發展使得人民教育水準、收入提升，進而使社會中的中產階級人數增加。追求自由社會的中產階級也成為民主政權的基礎。根據 Huntington 的看法，當經濟發展到相當的程度，若配合短期經濟危機或經濟破產，則威權體制將可轉型為民主政府。. ２．. 合法統治權威的衰落和政績的困局：合法統治權威的正當性逐漸遭到人民質疑，而這些政權的合法性又因為後來的軍事挫敗、經濟破產與兩次石油危機而逐漸消失。. ３．. 宗教立場的改變：基於西方基督教強調個人的尊嚴與政教分離的主張，以及許多新教與天主教教會領袖，在反對政府壓迫運動中，往往扮演主要角色的現象，Huntington 合理假設基督教的擴張，會促進民主的發展。. ４．. 外來勢力的新政策：根據 Robert Dahl 的統計，在 1970 年的 29 個民主國家中，有 15 個民主政權的建立都與外國勢力政策上的改變有關。（1971:197）因此，Huntington 也認為外國政府政策上的轉變，尤其是歐洲統合的相關建制、美國與蘇聯兩大強國立場的變化，對民主化的影響最為重要。. ５．. 滾雪球效應：Huntington 認為其他國家成功地進行民主化，將會鼓勵其他國家群起效尤。尤其是那些內部政治發生問題的國家，更可能會希望藉由民主化來解決當下的政治困境。. ６．. 領導人的決策：Huntington 認為民主制度的出現，並不是經濟發展或其他外在因素的必要結果，而是國家領袖制定相關決策所致。不管政治領袖決定走向民主化的動機為何，他們仍然是民主化最重要的驅動力。. （二）、民主化的方式除了前述六項主要的因素之外，Huntington 接著探討不同的民主化的過程類型。他認為第三波民主化的過程大致可分為三種類型：變革（transformation）、 108.

(9) 替換（replacement），以及移轉（transplacement 或 ruptforma）（1991:112），在此，我們也簡略加以說明：１．變革：執政菁英帶頭實現民主時，就會出現變革。而變革又可分為下列五個階段：（1991:127-142）（１）改革派的出現：在威權體制出現一群相信走向民主化的方向是可取且必然的領袖或潛在領袖，進而成為誘發政治變遷的第一股力量。（２）權力的獲得：改革派必須透過威權領袖死亡、定期更換領袖，或者是驅逐威權領袖等方式，在既有政權中取得主導地位，如此才能展開民主化的工程。（３）自由化的失敗：民主化的過程不必然都是一帆風順的，可能也會遭遇到不同團體提出壓制民主化的要求，甚至遭到反民主勢力的反撲。（４）昔日保守派的反對：過去的威權、保守派因為民主化而失去政權，自然會透過種種方式挑戰改革派的地位。然而，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互動，除了相互對抗之外，也有可能存在相互支持的情況。（５）與反對派合作：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改革派也需要與其他反對派領袖、社會團體進行磋商，使變革過程更加順利。２．替換：當反對派團體帶頭實現民主，而且威權政權垮台或被推翻時，即出現替換。同樣的，替換也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1991:142-151）（１）為推翻政權而鬥爭：由於政權內部的改革派太弱小，或根本不存在，因此，反對派必須結合其他反抗既有威權政權的團體組織，形成足以與政府內部之保守派進行抗衡的一股勢力，以實踐推翻保守派政府的理想。（２）政權的垮台：當反對派的勢力日漸強大，便可進行推翻威權政府的行動。這些行動可能是透過軍事政變，或者是透過領導人定期接班或罷黜行動來實踐。（３）垮台後的鬥爭：在威權政府垮台後，改革派必須要盡快做好準備，填補當時出現的權力真空，並積極尋求其他國家的支持，以建立自己的合法性。 109.

(10) 然而，因為改革派內部可能出現角逐合法性的抗爭，自然也需要透過協商來化解。３．移轉：若因為政府與反對派團體採取聯合行動，而造成民主化的實現時，即出現移轉。在移轉過程中，雖然政府願意就政權的更迭進行磋商，但是往往是被動地與反對派中支持民主的溫和派產生互動。在此互動過程中，政府和反對派中的主導團體都承認，沒有任何一方能夠片面決定國家未來的體制走向，而是需要透過協商的方式來達成移轉式的民主化。（1991:151-163）雖然 Huntington 於《第三波》一書中，也多次提及台灣的例子，但是他並沒有針對台灣的個案進行深入的探討。當然，這是因為台灣在 1991 年時才剛剛啟動「自由化」，並未真正邁入「民主化」的階段。因此，現在我們以 Huntington 的論點來檢驗台灣的例子，也顯得更有價值。此外，儘管 Huntington 曾在討論到第三波民主化的原因，以及第三波民主化的過程中，數次提及中國大陸的情況，但是同樣也是淺淺帶過，而沒有進一步以其論點推測中國大陸未來進行民主化的可能。因此，在接下來的部分中，我們將引用 Huntington 提出的民主化原因與方式論述，以台灣與中國大陸為個案研究，再次進行檢驗。. 三、台灣民主化的原因與方式此節將分為兩個部分，以台灣的民主化經驗來檢驗 Huntington 提出的民主化原因與過程論述。（一）、台灣啟動民主化的原因１．經濟發展與經濟危機：台灣威權政府在統治過程中，其實並未因為重大的經濟破產而失去政權，反而因為採用適當的出口導向經濟政策，不但克服了第二次石油危機、世界不景氣、龐大外債積累等困境而造就台灣高度經濟成長（洪金珠、許佩賢譯，1994：148-153）。台灣人民每人的國民平均所得，從 1960 年代的 142 美元，在 1970 年代增加至 410 美元，1980 年代已經大幅攀. 110.

(11) 升到 2443 美元，到了 1990 年代竟躍升到 8189 美元。4 此外，台灣的外匯存底也呈現大幅度的成長，從 1960 年代的 7600 萬美元，在 1970 年代增加至 10 億美元， 1980 年代更躍升 5 倍之多，達到 53 億美元，到了 1990 年代則達到了 748 億美元。5如此的成就，為台灣贏得了「經濟奇蹟」的稱號。此外，在這段期間裡，台灣經濟發展的真正奇蹟，乃是相對較為平等的收入分配，以及正確的土地改革政策，使得台灣不至於因為國際經濟危機，而發生社會恐慌與經濟衰退的問題。也因為這種社會穩定的優勢，使台灣後來的政治變遷得以更加平和（Wong 2003: 235-256）。經濟的成長，也帶動社會階級的變化。台灣出現越來越多的商人、專業人士、教師、公務員等中產階級。Huntington 認為，這些中產階級正是台灣政治變遷的主要行動者，因為這些中產階級相信自己有能力透過選舉來提高他們的利益。6 也因為如此，台灣的中產階級在 1980 年代開始要求政府逐步擴大他們政治參與的空間，進而推動了台灣的民主化。7 ２．合法統治權威的衰落和政績的困局：如上所述，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造就中產階級與知識份子人數的大量增加。在國民黨政府專制統治之下，這些社會菁英不禁對自己所處的威權環境感到不滿，轉而要求政府進一步加速開放腳步，讓他們也能參與政治，成為改造威權政體的原動力。面對社會提高政治參與的要求聲浪，雖然國民黨政府透過舉辦地方選舉與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方式，試圖化解部分改革壓力，但是卻未澆熄這些社會菁英追求民主的熱情。. 4.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http://www1.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3/bs7/yearbook/ch8/8-1&2.xls #a29，取用日期：2006 年 5 月 3 日。 5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http://www1.stat.gov.tw/ct.asp?xItem=1899&ctNode=2795，取用日期：2006 年 5 月 3 日。 6 有關中產階級影響層面的討論，請參考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Chapter 2, note 30. 7 然而，亦有學者指出，台灣的中產階級並非是促成台灣民主化的主要因素，因為這些中產階級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經享有一定的社經地位，因而，他們可能希望維持穩定與可預測性，更甚於偏好走向民主化。詳見 Peter R. Moody, Jr., “East Asia: Democratization from the Top,” in Howard J. Wiarda ed., Comparative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Orlando: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2002), p. 93. 111.

(12) 舉例來說，在 1977 年舉辦地方選舉時，許信良脫離國民黨，以黨外身份參選桃園縣長。雖然許信良當時失去政黨的奧援，然而，在民眾的支持下，仍然順利當選。8 從此次選舉之後，黨外人士的活動逐漸組織化，而國民黨威權政府的合法性，也開始有動搖的跡象。除此之外，國民黨政府在 80 年代以前，都是以反攻大陸作為團結人心、鞏固社會支持的主要口號。然而，國際局勢的改變，卻讓這個口號變成空談。西元 1971 年，台灣被迫退出聯合國，失去了當時（也是現在）最重要的國際舞台。不久後，台灣又於 1979 年與最重要的友邦美國斷交。面對外交上的挫敗，國民黨政府雖然想要藉此凝聚國內共識，但是卻已經無法進一步實踐其在人民百姓心目中所種下的美夢。的確，台灣當時的經濟發展確實相當快速，但是這種企圖以「經濟內銷」轉移人民注意力的作為，也讓我們看到國民黨政府在外交作為上所面臨到的政績困局。台灣威權體制真正的消失，可以由兩項民主化的指標來判定：「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接民選」。9 1991 年 5 月正式結束動員戡亂時期，廢除臨時條款以後，才有 1991 年第二屆國大代表的全面選舉。至於 1992 年 12 月立法委員全面改選的重要意義，乃是國民黨第一次允許政權公開的民主競爭。因此，大多數觀察家視此次選舉為進一步民主化相當大的貢獻（Copper 1994: 45）。更重要的是，1996 年 3 月台灣舉行總統直接民選，李登輝先生得到全國 54％的選票而獲勝。李登輝的勝利，表示舊有兩蔣國民黨威權政府正式結束，而台灣也首次被「自由之家」列入自由民主國家的行列。（關於「自由之家」對台灣與中國的評比，請參件附表一） 8. 支持民眾在開票時質疑選舉不公，因而發生嚴重的暴力衝突。這也就是所謂的「中壢事件」。 Huntington 在《第三波》一書中指出：如果用普選的方式選出最高決策者是民主政治的精髓，那麼民主化過程的關鍵就是，用自由、公開、和公平的選舉中產生的政府來取代那些不是以這種方法產生的政府。自由化只是威權政體的局部開放。這種開放沒有經由自由競爭的選舉來選擇政府領導人。正在展開自由化的威權政體通常會釋放政治犯、開放某些論題給民眾辯論、放鬆新聞檢查、開放一些低層的公職舉行選舉、允許公民社會的某種復興，以及循著民主化的方向採取其他步驟，但不把最高層的決策者交付選舉來考驗。（Huntington 1991:11） 9. 112.

(13) ３．宗教與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Huntington 認為儒家或受儒家影響的社會，一直都不適合民主的生長。10 他指出，1990 年之前，東亞地區也只有兩個民主國家—菲律賓與日本，前者完全是一個天主教國家，而後者的儒家價值觀已經被重新詮釋（Huntington 1991: 301）。然而，他卻也同意任何主要的文化，包括儒家思想在內，都仍有一些與民主相容的成分。台灣雖然接受儒家思想的浸濡，但是快速的經濟發展卻凌駕於傳統儒家遺緒之上。換言之，根據 Huntington 的看法，儒家思想對台灣的民主化並沒有太大的影響（1991: 300-302）。相較之下，長老教會等非政治性的國際社團組織，不但對臺灣的政治異議份子提供精神與物質雙重的支援，同時也表達了對人權等議題的關切，反而有助於台灣的民主開放。11 ４．強權國家政策上的轉變：1970 年代初期，由於美國政府改變對中國的態度，實行「聯中制俄」的政策，使得國際情勢不利於台灣。1978 年美國卡特政府與中國建交，國民黨政府為表示台灣仍然是西方民主社會的堅定盟友，並維護本身政權的正當性以及與美國友好關係，不得不改造變成形式上「民主憲政」的政黨國家（李酉潭、張孝評，2004：1-34）。正如 Huntington 所言，美國確實對亞洲的民主化有一定的影響。1986 年 9 月，民主進步黨在戒嚴的情況下成立。美國參、眾議員曾要求蔣經國儘速「解除戒嚴令、允許創立政黨，並且全面改選國會」，同時還要求國民黨政府不可打壓民進黨的創立。再者，美國眾議院國際委員會亞太小組與人權小組也聯手通過「台灣民主決議案」，要求蔣經國政權「允許新政黨的創立、保障言論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實施健全的議會民主制度。」此外，美國在 1980 年代晚期也開始運用經濟制裁和軍售等手段，要求國民黨進行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 10. Suzanne Ogden 也引用新儒家思想的觀點指出：「儒家思想強調內化在個人中的社會政治關係優先性，可能無法與西方世界人權論述的精神相符。」此外，「儒家思想基本上強調不是『權利』，而是『儀式』」。（Ogden 2002:42-43） 11 胡佛、朱雲漢、文正仁，〈台灣與南韓民主化過程的國際面相分析〉，《國策期刊》，第 121 期，（1995 年 9 月 19 日）：http://www.inpr.org.tw:9998/inprc/pub/jounals/120-9/m121_3.htm，取用日期： 2006 年 4 月 23 日。 113.

(14) 由於有美國的施壓，民進黨可以順利地創黨成功，從此台灣的民主化也正式展開。12 ５．雪球效應的影響：1986 年菲律賓總統 Ferdinand E. Marcos 垮台與南韓樞機主教 Kim Sou-hwan 追求民主的例子，造成亞洲威權領袖與反對派民主人士的焦慮和鼓舞。13 台灣人民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受到這些鄰國內部民主化運動的激勵，進而要求國民黨政府解除各項限制與禁令。毫無疑問，鄰近國家的成功經驗，對台灣的民主化確實有示範性的作用。６．領導人的決策：屬於「準列寧主義黨國體制」的國民黨並不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原則，以及由黨長期壟斷政治權力，其意識型態堅持訓政時期之後即過渡到民主階段，並以實現民主為目標，統治作用有一定的範圍與限制。因此，當時台灣最高權力領導者為了因應外在危機（退出聯合國、與美國斷交）和強化人民對台灣信心的政治目的，一方面進行大規模的公共建設與重化工業的投資，一方面也吸收更多本省籍的台灣人入黨與參與政治（Moody Jr. 2002: 94）。國民黨政府正因為經濟發展已經達到要求擴大政治參與的臨界點，而開始思考如何進行自由民主化。西元 1987 年，蔣經國總統宣佈戒嚴令解除後，台灣真正開始啟動自由化；爾後經過李登輝總統實行的民主改造，奠定了一黨統治下的「外來政權」朝向現代自由民主的「主權在民」國家之根本改變。兩位領導人選擇邁向一個自由、民主台灣的決策，自然對台灣目前的民主成就有莫大的貢獻。事實上，Peter R. Moody, Jr. 即認為，台灣出現民主化的結果，基本上政治因素的貢獻遠大於經濟因素的助益（2002: 93-95）。. 12. 〈立足國際台灣需要新憲〉，《自由時報》，2004 年 9 月 21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sep/22/today-file2.htm，取用日期：2006 年 4 月 12 日；林佳龍 1999:121-122。 13 1986 年 2 月，繼 Jaime Sin 樞機主教在菲律賓政權更替中扮演積極角色之後的一個月，同樣地，在南韓民眾要求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中，Kim 主教亦明確地贊成憲法改革的必要性，並說道：「我們必須在韓國立即實行民主政治。」（李酉潭、張孝評 2004:22） 114.

(15) （二）、台灣民主轉型的過程若從 Huntington 提出的三種民主轉型方式（變革、替換、移轉）來看，替換應該是屬於最激烈的民主轉型方式。很幸運地，根據前述討論，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的民主轉型過程，並未出現政府崩潰或人民革命推翻政府的暴力鬥爭，而是兼具變革與移轉這兩種較為溫和的轉型方式。林佳龍指出，台灣的民主轉型路徑，乃是由執政菁英所發動和主導的漸進式改革（ 1999b ： 105 ），這也呼應了 Huntington 將台灣歸為變革轉型方式的論點。儘管 Huntington 將台灣歸類於變革的民主轉型方式，但他也同意變革與移轉之間的界限是模糊不清的（1991:124, 142）。另一方面，林佳龍也指出，台灣的民主化應該是始於 1990 年代李登輝執政時期，而蔣經國當時的改革，應該只屬於政治自由化的範疇（1999b：117-119）。的確，若我們從民主化與自由化的定義來看，林佳龍的說法確實有其道理。14 然而，Huntington 當時的觀察並非不正確，只是在《第三波》成書時，台灣尚未真正走向民主化罷了。因此，在此我們將進一步延伸 Huntington 的觀察，以變革轉型說明台灣從 1980 年代後期，乃至 1996 年台灣被視為自由民主國家的自由化、民主化過程。變革模式的必要因素，也就是執政菁英帶頭實現民主，而這些菁英也相信民主是一條可行的道路。然而，Huntington 也提醒我們，這些菁英在決定走向民主化的同時，未必將民主化視為最後的目的，反而有可能將民主當成手段，以完成諸如穩定領導地位等其他的目標（1991: 106-108）。同樣地，林佳龍曾引用 Robert Dahl 的「互相安全」（mutual security）模型，來解釋當時台灣領導人在 1980 年代晚期的自由化作為（1999b：115-127）。他認為，美麗島事件結束後，「黨外人士」開始進行串連，以組織反對黨為主要目標，加上國民黨政權當時出現的醜聞與危機，使蔣經國感到沈重的壓力。而 1986 年民主進步黨的成立，更成為驅動蔣經國決定走向政治民主化的最主要因素（林佳龍，1999b：115-127）。 14. Scott Mainwaring 曾簡潔清楚地指出：「政治自由化指涉的是在威權政體內壓制的舒緩與公民自由的擴張；而民主化指涉的是轉向民主政治的運動，亦即轉向不同的政治體制。」（Mainwaring 1992:298） 115.

(16) 蔣經國在比較過鎮壓或容忍反對運動之成本後，瞭解到國民黨政府若執意以強硬手段加以鎮壓，將會導致不可承受之後果。因此，他轉而以各項改革提案作為誘因，希望能夠緩和當時高漲的改革聲浪。蔣經國的改革包括宣布政府將解除戒嚴、放鬆黨禁與報禁、開放大陸探親，以及調整經濟社會政策等，也讓他成為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動者（林佳龍，1999b：126-127）。的確，蔣經國當時認為，國民黨政權若要能繼續存在，就必須更根植於台灣本土。也因為這樣的想法，蔣經國後來才逐步容忍反對黨的聲音，使整個社會呈現更多元、公開的氣氛（Moody Jr. 2002: 94; Wiarda 2000: 107）。然而，當蔣經國在 1988 年去世時，台灣的民主化尚處於非常不確定的狀態，繼任總統的李登輝當時也面臨到內、外危機，不但必須強化其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避免保守勢力的反撲，同時必須與逐漸強大的在野黨取得溫和改革的共識。因此，李登輝在 1990 年 6 月時召開國是會議，透過集體協商的方式，取得台灣各界人民的支持，並且展開國會全面改選的政治民主化階段。儘管如此，李登輝的改革步調也面臨到國民黨內部成員的質疑與挑戰，並非是完全順利的。 1993 年，趙少康與王建煊等 7 名國民黨中生代立法委員，因為不滿李登輝的改革路線，在黨內鬥爭失敗後退出國民黨，另外組成了新黨。幸運的是，國民黨的分裂，並未進一步演變成為全面性的「自由化挫敗」，而導致改革倒退的現象。相反地，正因為黨內反對勢力反撲的失敗，反而更鞏固了李登輝的統治地位。新黨的出走，雖然對李登輝政權造成一定程度的影響，但仍不足以改變他走向民主改革的決心。在此同時，李登輝為了強化改革動力，也引入台灣人民的支持力量，並爭取民進黨支持政府改組和相關重大政策的推動。這也正是 Adam Przeworski 所提到之：「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第一個關鍵的門檻，正是統治集團內部的某些人開始採取行動，尋求外力的支持。」（1986: 47-63）此外，李登輝也開始調整他的外交政策和大陸政策，並且逐漸朝著落實國是會議的結論，也就是總統直選的方向前進。1996 年台灣舉辦第一次總統直選，李登輝以高票當選，不但證明其走向民主改革的道路是正確的，同時也更確定了台灣的民主化進 116.

(17) 程，並開始朝著民主鞏固邁進。然而，究竟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具有何種特質？簡言之，相較於其他同樣處於民主轉型的新興民主國家，台灣民主化過程的特色包括：（1）台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並非再一次的民主化蛻變；（2）台灣民主轉型始於一黨專制，並非由軍事政權過渡到民主體制；（3）台灣民主轉型沒有遭到重大政經危機衝擊，並未伴隨社經改革的要求；（4）台灣民主轉型乃潛在著族群分裂與衝突，並促使台灣政治本土化；以及（5）台灣民主轉型不僅對合法性提出異議，並對國家正當性有所質疑（Chu 1996: 69-71）。另外，由執政黨改革派帶頭與反對黨溫和派進行協調磋商，並引領國家邁向民主化的變革模式（李酉潭，1997：141-192）；政府與反對派皆展現成熟的民主表徵，致使社會並未發生重大的暴力，這般的理性妥協、低度暴力亦是台灣民主轉型的卓越表徵。在台灣的民主化變革過程中，雖然仍發生了幾次流血事件，但是整體而言，尚屬平順。透過前述分析，我們也發現到，民主化的開展必須在各種條件的配合下才能順利進行。在各項因素的配合下，台灣走向民主化的目標，或許是很自然的現象，但是不可否認，經濟上的發展，使台灣人民有更多餘力能夠思考台灣政治的走向，進而透過各種方式要求政府進一步走向自由化與民主化。此外，領導人的角色更是台灣完成民主轉型過程最重要的因素。政治領導為民主化的關鍵性因素：民主國家並非由前述肇因（causes）所建立起來的，而是由肇端（causers），也就是領導人創建的。因此，在研究民主化的時候，除了考慮到各項肇因之外，我們確實必須更加注意肇端的因素（Huntington 1991: 106-108）。. 四、中國可能的民主化原因與方式中國大陸的崛起，包括軍事上與經濟上的發展，都已經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然而，在中國崛起的同時，也有所謂「中國威脅論」的出現，引起各界普遍的重視。根據學界的研究，民主國家之間發生衝突、戰爭的機會很低。即使有歧見存在，往往也會透過協商、談判方式解決（李酉潭、張孝評，2004：1-34）。. 117.

(18) 因此，中國大陸若能從目前的共產威權體制，接受西方民主精神的洗禮，進而轉型成為民主國家，將被視為現代政治歷史上的重要大事，其意義將不下於 1917 的俄羅斯革命與 1989 年的柏林圍牆倒塌 (Gilley 2004: 243) 。在這個部分中，筆者仍將援引 Huntington 提出之民主化原因與過程的論點，來分析中國大陸未來民主化之可能。茲說明如下：（一）、中國大陸民主化的可能原因１．經濟發展與經濟危機：高速的經濟成長雖可能會影響中國的威權政體，但未必會保證建立民主體制，相反地還可能使其領導者為了鞏固共產主義道路，而進一步地選擇剷除國內反對派或改革派。然而，也有學者指出，若中國大陸的經濟能夠持續發展，國民所得達到每人 2500 美元時，就會逐步走向政治自由化。（Diamond 1999:264）15 而中國的國民所得在 1999 年時，約為 830 美元，並於 2003 年突破 1000 美元。若中國大陸的經濟能夠穩定發展，中產階級也能透過溫和方式要求政府進行改革，尋求更大的開放與自由程度，相信對中國大陸的民主化也有一定程度的助益。不管如何，民主化理論告訴我們：「經濟發展的結果，無論成功與失敗，皆可能帶來民主化，因為他們會削弱威權政權統治的基礎。」亦即 Huntington 所指出的：「經濟發展使民主成為可能」（1991: 316）。２．合法統治權威的衰落與政績的困局：當中共領導人在遇到統治權威的衰落或政績出現危機時（通常在政權的領導階層有更迭時發生），除了拒絕承認他們合法性受到削弱外，並對內外採取殘酷高壓與強制服從手段，以解決日益渙散的威信，力求生存。1989 年的天安門事件，雖然不足以構成對中共政權的威脅，但是根據學者指出，中國民間的暴動次數急速增加，2004 年已經達到 7 萬多件。16 若中國政府無法順利化解民間的不滿，將可能引發更多的衝突暴動。這種「由下而上」（bottom-up）的抗爭力量，將對中國共產政權合 15. 也有學者指出，當某個國家的每人國民所得達到 3200 美元時，即進入所謂的「轉型帶」，而民主化的壓力也會因為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而出現。（Gilley 2004:64） 16 《自由時報》，2005 年 10 月 24 日，版 A7。 118.

(19) 法性形成相當嚴峻的挑戰。３．宗教與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在宗教方面，由於中國從未是歐、美的殖民地，也未被歐、美佔領過，基督教的影響力不大，或說是幾乎不存在；但中國內部的宗教信仰自由卻值得吾人特別注意。中共向來對法輪功學員採取鎮壓行動與反對的態度，也有可能讓為數眾多的法輪功學員起而反抗。（Diamond 1999:64）17 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上，Suzanne Ogden 認為在儒家思想中仍然可以看到若干支持個人主義與個人權利的論述，只不過主導中國文化與政治實踐的儒家傳統，無法進一步發展出這些潛在的意涵（2002: 45）。而儒家思想確實也存在若干與民主相似的觀點（Hu 2000: 58-60）。然而，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多元主義與容忍特性，並沒有轉換成為包容且多元化的社會政策。相反地，中國的統治者會繼續維持威權統治，以維繫中國的道德政治秩序。若上位者較為寬容，則挑戰帝國體制的各家學說還可能被忽視（容忍）；然而，若上位者的治國風格較為嚴厲，則各家學者都將噤聲不語（Ogden 2002: 52）。儘管儒家傳統文化的成分會維持下去，而匯入中國的西方民主思想也可能改變中國領導人的治理風格，然而，當中國要在追求經濟成長和防止發展過程中出現紊亂之間取得平衡時，奉行威權主義仍是現階段不可或缺的指導原則。18 而這種抗拒民主思潮，堅持威權治理的政策方向，自然也可能引起社會上的抗爭與改革聲浪。４．強權國家政策上的轉變：做為民主陣營的領袖，美國對中國共產政權的政策從冷戰初期的敵對（韓戰），到了 1970 年代開始與之接觸，並尋求雙方關係的正常化，最後終於在 1978 年建交。然而，1989 年的天安門事件，又讓美、 17. 目前中國境內究竟有多少法輪功信徒，各界統計的數字不一。中國政府指出，在 1999 年之前，國內的法輪功信徒可能多達 210 萬，但也有其他估計認為實際人數遠遠超過此數。根據美國政府公佈的《 2004 年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估計中國內部仍有數十萬名法輪功信徒。 http://usinfo.americancorner.org.tw/archive04/irfprc04.htm，取用日期：2006 年 4 月 27 日。 18 舉例來說，中國古代的帝王寧可改變「非漢民族」，讓那些「蠻夷之邦」融入中國文化，也不願意去接受各種多元文化。儘管他們的作法可能是以「國家安全」為名，但實際上仍是為了確保中國國家「精神」或文化的優勢。（Ogden 2002:52） 119.

(20) 中關係陷入低潮。中國共產政權甚至指稱美國介入中國民運，而中國有權處理此類「內部事務」。儘管如此，中國大陸龐大的經濟利益，終於讓當時的柯林頓（William J. Clinton）總統改變美國的政策方向，在 1994 年正式採用「擴大與交往政策」（enlargement and engagement）做為美國的國家戰略。（The White House 2004）而後，柯林頓政府又於 2000 年通過給予中共「永久正常貿易待遇」，再次讓美國的中國政策有了轉變，過去經濟牽制人權、民主的中國政策，至此也宣告脫鉤。若我們從美國自由、民主的立國精神來看，柯林頓政府決定與中共進行「全面性交往」（comprehensive engagement），並且與之建立「建設性夥伴關係」（constructive partnership）的決策，有一定程度是希望透過交往政策，進一步引導中國走向開放。然而，當小布希（George W. Bush）在 2000 年的總統大選中獲勝，他對中共的冷淡與敵視態度，似乎又讓美、中關係蒙上一層陰影。尤有甚者，2001 年發生的軍機碰撞事件，更使雙方的關係跌落冰點。從小布希堅持建立「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以及在東亞地區建立「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的主張來看，美國的中國政策似乎有了明顯的倒退。不過，2001 年「911 事件」發生後，美國為了全力反恐，亟欲尋求其他各國的合作和支持。中國身為東亞地區的大國，自然也是美國想要合作的伙伴。因此，美、中關係開始轉向，彼此之間不再是小布希過去所說的「戰略競爭」關係，而成為「戰略合作」關係。美國政策的轉變，當然也會影響到中國政治的開放與否。不可否認，美國做為民主陣營的領袖，當然希望中國能夠逐步走向民主，如此才能使國際社會更加穩定。畢竟，一個「非和平崛起」的中國，並不是世界之福。５．滾雪球效應的影響：儘管現成的證據很少，但 1986 年菲律賓馬可仕垮台與南韓金樞機主教追求民主的例子，對於中國在 1986 年秋天的民主運動有著 120.

(21) 示範作用。中國的一黨專政的統治方式，和周邊香港的自由及台灣的民主化形成強烈鮮明的對比。而香港、台灣與其他自由民主國家（如日、韓）的政治文化對中國的侵襲勢必會造成局部擴散的效應（趙建民，2003：183-192）。事實上，學者也指出，若中國大陸想要走向民主化，台灣確實可以作為一個最佳的參考範例（Diamond 2000b: x-xi）。但是未來鄰近中國的自由地區或民主國家能否會「完全地」發揮其示範效果，短時間內似乎很難有所證據加以驗明。19 ６．領導人的決策：對於未來的民主國家而言，政治菁英最低限度必須相信民主體制是最不壞的（the least worst）政府型態（Huntington 1991:316）。而政治領袖之所以造就民主是因為其相信民主本身是一個目的，並視民主是實現其他目標的手段或副產品。中國共產黨早期實行公有財產的社會主義，為因應軍事地緣戰略轉變成為經貿全球戰略時代的來臨，迫使其轉向世界逐步開放其內陸市場，未來經濟發展看來似乎一片榮景；但是高度的經濟成長率，卻造成極端的不穩定壓力和緊張，加重了不平等和挫折感，並促使中國內部社會團體要求政治制度的改革，這將是中共領導人所必需面對的考驗。20 假使經濟發展能夠順利成功，根據 Huntington 的觀點：「政治領導使得民主成為真實」（1991: 316）。中國民主化的關鍵，仍然必須取決於中國統治菁英的抉擇。（二）、中國大陸民主化的可能過程中國大陸究竟是否可能走向民主化，乃是目前各界相當重視的問題之一。 1980 年代初期，中國農村裡的許多農民就要求政府中止人民公社等基礎農村管 19. 台灣民主化的結果在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於失去政權時，無形中使得中國共產黨缺乏推動民主化的動力。因為民主化會造成經濟成長的下降與失去政權的危險，故中國對於台灣民主化的成就評價，並不如預期想像中的美好。Bruce J. Dickson,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A Model for the PRC,” PacNet Newsletter, Vol.43 (October 2000). http://www.taiwansecurity.org/IS/PacNet-102700.htm (Date visited: April 5, 2006). 20 中國大陸的經濟發展並非沒有隱憂，經濟改革面臨更深層的體制性改革。隨著經濟的快速成長，留存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諸如：缺乏公正的法治制度保障、官僚機構貪污腐敗、缺乏公平競爭與行政效率等，經濟活動在短期內無法提供市場與社會良好的制度環境。（錢穎一 2000:166-198） 121.

(22) 理的制度，並且透過暴力行為來挑戰共產黨的集體與地方控制（Ogden 2002: 183）。而媒體與非法政黨的活動也相當活躍。然而，當中國領導者發現他們已經越來越難控制這些鄉村地區時，他們卻認為，與其繼續採用中央指導政府的制度，不如讓農村擁有較大的自治權，反而可能會更符合政黨、國家的利益。北京當局於是認定農村民主會有助於政治秩序的維繫，並且在經濟自由化與舊有管理體制崩潰後，決定採用農村選舉（Ogden 2002: 185）。然而，這種基層選舉究竟是否真正民主，仍然有待觀察。21 不可否認，不管是中國共產黨內部，或者是中國社會上的反對派或改革派力量，目前都還無法與保守派抗衡。因此，中共領導階層在統治時，實際上並不需要與那些反動力量進行磋商。尤有甚者，在中國共產黨獨斷的統治下，由於頻頻對其他政黨的設立與生存空間進行打壓，使得「在野黨」或「反對黨」根本沒有和中國威權政府進行談判與協調的機會。職是之故，我們短期內仍無法看出中國可能出現 Huntington 主張民主化移轉方式的前提要件。換言之，中國大陸以移轉方式進行民主化的可能性，自然也就微乎極微。因此，若我們將上述探討中國大陸民主化之可能原因的內容，對照 Huntington 提出的變革、替換、移轉等三種民主轉型模式，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大陸未來較有可能發生的民主化方式（過程），應屬變革與替換兩種，茲分述如下：１．中國大陸的民主化變革： Huntington 在《第三波》一書指出，改革派在變革過程中出現後，就應積極取得政權。很顯然地，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等人取得政權的方式，確實和台灣的蔣經國與西班牙的卡洛斯一樣，都是由前任領袖指定接班人的方式而獲得權力。這種較為平和的接班方式，除了免去革命或社會動盪的不安因素外，也讓這些新. 21. 劉曉波即指出：「改革開放 20 年來，最有意義的政治改革，也許就是開始於 80 年代中期的農村基層組織的選舉了。但是直至 90 代中期以前，這種選舉大都停留在表面，也很少得到社會的重視....事實上，農村的基層選舉從一開始就受到執政黨的幕後操縱。像『反腐秀』一樣，村委會選舉只是中共做的『民主秀』」。詳見：劉曉波，〈鄉村民主實驗的真相〉，2000 年 12 月 3 日。 http://www.chengmingmag.com/new_page_47.htm，取用日期：2006 年 4 月 12 日。 122.

(23) 的領導者能夠更快地掌握國家大政。22 然而，過去中共的領導人趙紫陽就是因為企圖結合學生推動政治改革，導致大陸學生於 1989 年在天安門進行遊行，才會進而挑起共產黨內部保守強硬派的反撲。最後，天安門事件被定義為「反革命運動」，趙紫陽等改革派則遭到罷黜或入獄，中國的自由化也暫時中止（林佳龍， 1999a：44）。因此，當胡錦濤等在外界眼中的改革派取得政權後，究竟是否會面臨 Huntington 所提出之「自由化的失敗」，也值得我們進一步觀察。23 根據媒體報導，中國總理溫家寶近日公開表示要在數年內推動鄉鎮直選，並且在第八次中歐領導人峰會召開前的記者會上明言：「中國將推進其民主政治發展，堅定不移地重新構建（民主），包括舉行直接選舉。」「如果中國人民能夠管好一個村子，我相信幾年內他們將能管好一個鎮。這個制度將循序漸進。」此外，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也在第 22 屆世界法律大會開幕式上，作出要推進中國民主化的宣示。他指出：「中國政府重視法治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強調中國要建立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首先要建設民主法治的社會，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豐富民主形式。」「中國將繼續推進民主選舉、民主監督、民主決策、推動依法行政、充分發揮民主法治對於促進和保障社會和諧的重要。」24 然而，該份報導也指出：「雖然中國執政黨和中國政府的最高級官員都表達了推進民主化進程的意願，但他們所遇到的阻力顯然不少。在中共五中全會的會議公報中，提及了『和諧社會』，也提及了『民主法治』，但有關的配套措施卻付諸闕如。」25 不可否認，當江澤民在 2002 年的中共第十六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將中國的領導權正式交給胡錦濤、溫家寶等中共新一代領導人時，國際社會對他們確實有不少的期望。除了希望他們繼續保持經濟開放與對外接觸的國家策略外，也期待他們能夠將威權共產中國，朝著民主的中國邁進。的確，中國第一代領導人毛澤 22. 不同的是，胡錦濤並非是因為長期的威權領袖去世，而獲得接班的機會。相反地，他是從江澤民手中接下中國領導人的棒子。 23 此外，胡錦濤等人究竟是不是改革派，目前仍言之過早。 24 馮良，〈中共改革派不再隱晦：以清晰論述爭取民主〉，《亞洲時報》，2005 年 11 月 5 日。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9595&Itemid=28，取用日期：2006 年 4 月 12 日。 25 同上註。 123.

(24) 東奪得中國大陸江山，第二代領導人鄧小平以市場改革取得成就，第三代領導人江澤民的歷史遺產較為模糊。而新一代的胡錦濤能否讓中國踏上民主之路，將會成為其任內成敗的重要指標。26 因此，在變革的民主轉型過程中，我們可以想見的是，胡錦濤等人將繼續鞏固目前的領導地位，並避免因為太過快速地進行改革，而招致共產黨內部保守派的反撲。當然，若中共領導人願意逐步擴大反對黨（如中國民主黨、中國自由民主黨、中國農工民主黨等）的參政空間，並與之進行合作，採取溫和的民主變革方式，相信能夠化解威權與民主間的衝突，使中國順利且平和地走向「民主化」。２．中國大陸的民主替換：與變革相比，「替換」明顯是一種比較會有暴力傾向的民主化方式。Huntington 認為，因為政府裡的保守派力量過於強大，所以改革派根本沒有辦法介入改革。只有當反對派力量逐漸壯大，而政府力量日益衰落時，才能趁著政府崩潰或藉由發動革命等方式，實現民主化的目標。因此，在替換的過程中，往往伴隨著不同行為者之間的鬥爭行為（Huntington 1991: 142）。簡而言之，替換也就是反對派基於對威權政府的不滿，而透過發動革命的方式，推翻威權政府以取得政權。根據前文討論過的中國走向民主化的可能原因，我們可以整理出兩類可能與中共威權政府進行鬥爭、革命的行為者，包括沒有享受到經濟改革開放利益的低下階層人民，以及遭到宗教信仰迫害的宗教人士。中國自從採取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以來，確實使中國的經濟得以快速成長，也讓許多中國人得以擺脫貧窮，成為有一定地位、資產的中產階級。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的中產階級人數比例已經上升到將近總人口的五分之一，而且正在以每年百分之一的比例增長；預計到 2020 年，中等收入階層將有望達到百分之四十左右。然而，分析人士卻認為，目前中國的中產階級人. 26. 馮良，〈胡溫拋磚引玉，學術界應認真討論〉，《亞洲時報》， 2005 年 9 月 9 日。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6769&Itemid=47，取用日期：2006 年 4 月 12 日。 124.

(25) 數還不足以對推展政治改革產生很大的作用，它的經濟意義大於政治意義。27 除了中產階級人數尚未達到足以促使共產威權進行改革的程度外，因為目前所享有之經濟利益，他們也未必傾向於改變現狀。但另一方面，沒辦法在經濟改革中獲得利益的低下階層人民28，反而會因為經濟上貧富差距的擴大，而心生不滿。29 當他們的憤怒與不滿累積到一定的程度，而政府也無法透過其他方式予以改善時，就有可能發生階級鬥爭的基層革命，透過革命、推翻政府的替換方式，進行初步改革，為走向一個更平等且自由的民主體制邁進。此外，遭到中共強力鎮壓的宗教人士，也是可能起身反抗政府的一群「反對派」人士。根據「美國之音」的報導，自中國當局從 1999 年 7 月宣布法輪功為非法組織以來，全國各地的法輪功學員一直受到嚴厲鎮壓。然而，法輪功的反抗活動卻從未停止過。在過去幾年以來，法輪功的反抗活動不但變得更加多樣化，同時也走向國際，試圖吸引更多國際組織、輿論、媒體的注意。30 除了法輪功學員，其他所謂「異端組織」及非官方宗教團體也成為中共壓制的目標。關於非官方天主教徒及非官方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被拘捕及拘留的報導有所增加。那些嘗試記錄這些侵犯人權行為及把消息傳至海外的人士也有隨時被捕的危機。另外，中共當局也以「全球反恐戰」的理由，把對新疆的壓制合理化。壓制的結果是非官方清真寺被關閉、回教教長被捕、並持續有所謂「分離分子、恐怖分子及. 27. 江河，〈分析中國中產階級人數上升意義〉，《美國之音中文網》，2004 年 3 月 30 日。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4-03/a-2004-03-31-2-1.cfm?CFID=1788594&CFTOKE N=80859594，取用日期：2006 年 4 月 12 日。 28 有人將中國劃分成 10 大社會階層，包括：國家與社會管理者階層、經理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勞動者階層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詳見：〈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了深刻的變化〉，《中國網》，2002 年 2 月 4 日。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PI-c/105158.htm，取用日期： 2006 年 4 月 12 日。而最有可能對威權政府產生不滿的階層，應該就是產業工人階層、農業勞動者階層，以及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 29 中國共產黨的一位高階人士也指出：「如果我們無法把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那麼人民對黨的信仰就會有所動搖，甚至會使改革的努力消失殆盡。」（Gilley 2004:38）徐斯儉也曾指出，這些無法在經濟發展中獲利的弱勢群體，顯然是中國社會的不穩定因素，同時也對中國極權政體構成了一個政治合法性的挑戰。（徐斯儉 2003:169-170） 30 〈年終專稿：法輪功反抗活動多樣化〉，《美國之音中文網》， 2003 年 1 月 7 日。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3-01/a-2003-01-07-10-1.cfm，取用日期：2006 年 4 月 12 日。 125.

(26) 宗教極端分子」被捕。31 職是之故，中共罔顧宗教信仰力量之強大，執意對其眼中之宗教異端份子進行鎮壓與逮捕，也為其政權埋下一顆不定時的炸彈。從變革與替換這兩種民主化方式來看，當然是以溫和、平順的變革方式為佳。除了避免激烈的流血衝突外，也能藉由循序漸進的方式，培養出更穩固的民主文化。2005 年 9 月胡錦濤主席在聯合國成立六十周年紀念大會上指出，中國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力、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接著又於同年 10 月 9 日首度公布《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其宣揚的民主成就包括：中國共產黨領導人民當家做主、人民代表大會制度、中國共產黨領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度、民族區域自治制度、城鄉基層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權等。中國縱使與國際社會共同讚揚民主法治，然在實際上卻屢屢強調「共產黨的領導」，一切的改革需以共產黨馬首是瞻，此與自由主義以個人價值為核心的基本思想頗有出入。自由主義應用在國家體制上，必先以促進個人自由為前提，其後方有制度設計的考量；中國以共產黨單方設計政治計畫而欲帶領人民走向民主的作為，顯然不同於自由主義精神。白皮書堅持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需要中國共產黨的領導，以及明白確定共產黨領導人民當家作主的歷史必然性與正當性。從白皮書的內容來看，其所鼓吹的人民代表制度、政治協商制度、城鄉基層民主、政府民主、司法民主等都脫離不了一黨專政的架構（楊志恆，2005：1-3），以及中國向來認為西方民主不適合中國國情的思維。儘管中國政府在白皮書中指出尊重與保障人權等看似符合民主制度之概念，然而，白皮書所強調的重點在於：「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符合中國的國情，而中國的民主，就是堅持共產黨領導下的民主。」此外，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民主理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基本原則為指導，不但吸納了人類政治文明包括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更包容了中國傳統文化 31. Amnesty International, “China,”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2005 (UK: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05): http://web.amnesty.org/report2005/chn-summary-eng. 中文翻譯網址： http://www.amnesty.org.hk/pages_tra/tra_chi_frameset.htm，取用日期：2006 年 3 月 23 日。 126.

(27) 和制度文明中的民主性因素。因此，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32 然而，中國政府所謂的「中國特色」，也就是其所堅持的中國式民主理念，其實乃是堅持一黨專政及永久執政，否定通過民主選舉實現政黨輪替；國家的重大決策及政策均由中央政治局制定；司法體系為政治服務，不可能獨立；中國共產黨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政、軍、司法、議會均由其領導及主導，並堅拒軍隊國家化（亦即以黨領軍、以黨領政、黨國不分）。從這些所謂的「中國特色」看來，中國的一黨專政完全不符合民主原則。白皮書中所提到的民主政治，其實只具有民主政治的外在形式，而無民主政治的實質內涵。儘管中國拒絕沿用西方模式，但事實上，民主政治並無東西方之分，只有真正民主與形式民主之區別。再者，儘管中國政府願意實施黨內民主與基層民主，但這並非是為了最終實施民主憲政而採取之作法，而是為了鞏固其一黨專制之目的，所採取之敷衍政策。而中國的民主是「中國共產黨領導的人民民主」，以集中制為根本組織原則，而非容許共產黨以外團體或人民掌控政府職能的制度。後者正是傳統西方式民主的基調，在此制度下，沒有任何單一政黨可以專政。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只允許「友黨」（即所謂「民主黨派」）之存在，而不允許真正的反對黨發聲，更不用說是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政黨競爭中央政府執政權力」之核心價值了。換言之，在中國所謂的「友黨」，事實上不可能發揮反對黨的功能。《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在尊重和保障人權方面，特別強調：「中國政府於 1998 年 10 月簽署了《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目前，中國有關部門正在加緊研究和準備，一旦條件成熟，國務院將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批約問題。」從這裡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至少承認他們簽署了但尚未批准《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的事實，代表他們承認在自由、人權方面有進步、改善的空間。從「自由之家」自 1972 年以來對中國大陸「政治權利」與「公民自由」的評比結果來看，除了「公民自由」的評比在 1977 年後略微上升外（從 7 上升 32. 關於馬克斯民主主義的討論，可參考 Sartori, 1987:450-490; Held, 1996:284-291。 127.

(28) 到 5，但後來又降到 6），中國大陸的「政治權利」狀況仍然停留在最差的等級（7）。（參見附表一）這也表示，儘管中國政府對外信誓旦旦地宣示其改善國內人權狀況之決心，但實際上仍都只是泛泛之談，我們無法看到顯著的實際作為。誠如《北京之春》主編胡平所言，要判斷或衡量中國有無推行民主之意圖並不困難，第一是看它是否明確表示接受民主的公認定義與標準，第二是看它是否對漸進民主提出時間表或路線圖，第三是看它是否立刻終止政治迫害。若以此三項標準來看，則這部白皮書仍屬不及格。33另一方面，學者認為中國無法進一步改革的真正原因，在於統治者害怕制度的開放，會使他們失去主導政權之力量，因而阻礙制度的變革（Chao and Lee 2006: 210-230）。然而，中國領導人是否能夠因為前文提及之民主化原因，確實掌握改革時機，選擇正確的變革方式來引導中國走向民主化，目前仍是未知之數。34不過，我們仍希望中國能夠「和平崛起」，而不要成為台灣與全世界的「中國威脅」。. 五、兩岸民主轉型過程與黨國體制發展模式的比較（一）、兩岸民主轉型過程的比較台灣民主的轉型恰巧與全球性獨裁集權主義危機和民主化浪潮興起的時間相呼應；台灣民主轉型的進展並未造成原來威權體制的遽然崩潰，其快速的民主發展亦未導致大幅度的經濟成長衰退、社會的動亂和嚴重的政治傾軋。亦即台灣政權內部發生了一場由威權體制走向自由民主國家轉型的「寧靜革命」。35 Georg Sorensen 曾修改 Dankwart A. Rustow 提出的民主轉型模型，藉以說明國家轉型的不同階段，以及各個階段的主要特性。（Rustow 1970:350-361; Sorensen 1998:40）該模型從國家統一的背景條件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說明由非民主統治轉型到. 33. 胡平，〈簡評中國民主白皮書〉，《大紀元》，2005 年 12 月 19 日， http://www4.epochtimes.com/bh/5/12/10/n1149292.htm，取用日期：2006 年 4 月 4 日。 34 李華球，〈中國是否能在未來 20 年走上民主化還是未知數〉，《國政評論》，2003 年 11 月 14 日。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NS/092/NS-C-092-353.htm，取用日期：2006 年 3 月 15 日。 35 所謂「寧靜革命」具有雙重含義：（一）台灣的民主進程沒有暴力和流血，是百分之百的和平演變；（二）完全符合「寧靜」的詞義，幾乎無聲無息、沒有被外界注意就實現了民主轉型。（阮銘 2000:30-33） 128.

(29) 民主階段的過程。然而，在實際世界中各階段經常是相互重疊的。民主轉型的第一階段為準備階段（preparatory phase）：是以政治鬥爭導致非民主政權瓦解為特徵；第二個階段是決定階段（decision phase）：民主秩序的明確要素已經建立；最後一個階段為鞏固階段（consolidated phase）：新的民主進一步發展，民主習慣已確立為政治文化的一部份。圖一：民主轉型的模型. 3.鞏固階段：背景條件：國家統一. 1. 準備階段：非民主政權的崩潰. 時. 國家進一步發. 2.決定階段：. 展；民主根深. 開始建立. 蒂固於政治文. 民主秩序. 化之中. 間. 資料來源：Sorensen 1998:40.. 若以此模型來檢證台灣的民主轉型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台灣最初透過《國家統一綱領》的制訂，暫時解決了國家統一的問題，使台灣具備進行民主轉型的背景條件。當台灣在 1990 年代初期啟動民主化後，國民黨威權政府也無法繼續壟斷政權，在國家領導者的主導下，台灣很快就於 1996 年舉行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而「自由之家」也因此將台灣的政治權利（political rights）與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等級由原來的 3 提升至 2，被列入既是「選舉的民主」國家，也是「自由的民主」國家之行列。（Karatnycky 1997:6, 8, 18）經過持續且定期的民主選舉及政黨輪替，確立了台灣的民主秩序後，當前最重要的就是避免發生 Andreas Schedler 所提出之民主腐蝕與崩潰的情況（見圖二），並進行組織民主與深化民主的民主工程，藉以成為一個「先進的民主」（見圖三、圖四）。（Schedler 1998:91-107）. 129.

(30) 圖二：民主崩潰. 民主腐蝕. 圖三：組織民主. 圖四：民主深化. 可能導致台灣發生民主崩潰或民主腐蝕的原因，或許可從中國打壓的外部因素與政局動盪的內部因素兩方面來看。首先，台灣面臨到中國的文攻武嚇，如果無法持續穩定地發展國內的民主政治，使全體國民上下一心，共同對外，或許會因為無法抵擋中國勢力的打壓，而造成領導者必須以威權統治方式來穩定局勢，如此將使台灣的民主制度走向崩潰。其次，由於台灣目前正在進行「組織民主」的工程，若不能採用適當的憲政、政黨與選舉制度，也有可能造成領導者獨攬政權，或者行政、立法部門之間爭紛不斷的現象，進而導致台灣的民主制度逐漸腐蝕，甚至於崩潰。另一方面，未來不管是由哪一個政黨執政，若發生打壓在野黨或反對勢力的情況，將造成自由程度倒退，亦即自由民主腐蝕成為選舉式的民主政治。台灣雖然搭上第三波民主化的末班車，成功地完成民主轉型。經過十餘年的努力，不但已經被「自由之家」列為亞洲地區最自由的國家之一，同時也已經進入民主鞏固的後期階段。然而，台灣在邁向先進民主國家的過程中，仍然遇到許多危機與困境。如何能夠一方面「組織民主」以建立一個可長可久的憲政制度，另一方面「深化民主」以提昇民主政治的品質，乃是台灣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130.

(31) 同樣地，儘管中國政府宣稱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台灣與中國是否統一，並不影響到中國本土著手進行民主化的步驟，因此中國目前可說已具備民主轉型的背景條件。然而，如前所述，中國進入準備階段的方式可包括變革與替代兩種。若中國共產黨政府願意主動進行改革，與民主派人士共同合作，將大陸帶往民主化的道路，那麼中國民主轉型的過程會比較平順。然而，若共產黨仍不願主動進行任何民主改革的措施，則在經濟高度發展以後，將會累積龐大的社會能量，可能因而遭到改革派人士以激烈的方式予以替換，那麼中國可能會因為民主轉型而付出很大的代價。更進一步來說，不管中國是以變革或替代方式而完成民主轉型，未來也同樣必須盡量避免發生民主崩潰或民主腐蝕的情況。新興民主國家若無法順利建立起穩固的民主秩序，其民主政體將面臨莫大的危機，俄羅斯的民主化經驗就是最好的例證。葉爾欽執政之後採取了一連串的民主化作為，使俄羅斯的自由民主逐漸成長，在 1995 年至 1997 年之間，可說是表現較好的時期，「自由之家」當時將俄羅斯的政治權利與公民自由的等級均評比為 3，並將其列入「部分自由」的選舉式民主國家。然而，自從 1998 年後，俄羅斯的自由程度呈現出持續倒退的現象。普丁（Vladimir V. Putin）在 2000 年當選總統後，更採取了一連串政治迫害行為與鞏固行政權的措施，使俄羅斯在「自由之家」的評比發生嚴重倒退的現象。從 2005 年「自由之家」的年度報告來看，俄羅斯的政治權利為次低等級的 6，公民自由等級則為 5，更已經連續兩年被評比為不自由國家。36 因此，中國未來進行民主轉型後，必須以俄羅斯的經驗為鑑，領導人非但不能專斷擅權，而應該要以更包容的心態來接受社會上的多元意見，不僅不能讓已建立的民主制度發生倒退或腐蝕的現象，更要透過「組織民主」與「深化民主」的工程，朝向一個穩定的民主制度邁進。 36. 關於俄羅斯民主制度之鞏固與崩潰的相關討論，請參考李酉潭，〈民主鞏固或崩潰：俄羅斯與台灣之觀察（1995～2005）〉，論文發表於「台俄民主鞏固與深化：普欽與陳水扁總統第二任期面對的挑戰與契機」學術研討會，台北：政治大學俄羅斯研究所，2005 年 5 月 7 日。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