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媒體平台對公眾參與科學決策能力之影響： 以奈米科技為例

不同媒體平台對公眾參與科學決策能力之影響：

以奈米科技為例

*

施琮仁

** 投稿日期：103 年 6 月 3 日；通過日期：104 年 1 月 30 日。 * 本文為科技部 2011 年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部分成果，計畫名稱為「台灣民眾對 科學風險之認知與態度」（計畫編號 NSC 100-2410-H-004-146-SSS）。本文初稿 曾宣讀於 2014 年之中華傳播學會年會，作者感謝會議評論人的意見，也感謝本 刊匿名評審之寶貴建議與編委會之協助。 ** 施琮仁為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e-mail: [email protected]。

《摘要》

當今科技決策的過程強調公眾之參與，然公眾是否有能力 參與、這些能力如何培養、是否和媒體有關？本研究以奈米科 技為例，探討媒體如何建構公眾參與的基礎條件。運用調查資 料，本研究發現電視對民眾的支持度有正面的直接影響，同時 也能透過增加風險感知間接降低奈米支持度。而報紙雖沒有直 接影響，但可透過提升奈米知識水準來增加利益感知、支持 度。由於數位落差，網路對於知識的累積在年輕人身上較為顯 著；網路與支持度的關係，也因年齡與教育程度而有所差異。 藉由瞭解媒體的不同角色，科學傳播學者不僅得以選擇適當管 道進行有效之溝通，更能藉助大眾傳媒的力量培養科技社會所 需之公民。 關鍵字： 奈米知識、奈米科技、科技社會、科學決策、風險與 利益感知

壹、前言

過去的數十年間，新科技的出現愈來愈頻繁，和生活的連結也愈來 愈緊密，反映如此時空背景，探討科學與社會、民眾之間關係的文獻也 日益豐富。如果長期觀察這一系列文獻，我們可以發現其中一項顯著的 特點，就是「科學傳播概念」的轉變。在 1990 年代初期，科學傳播是 單方面的，由科學家流向一般大眾。因此，若某新科技無法為民眾所接 受或是在社會上引起爭議，那麼罪魁禍首通常會是「無知的社會大 眾 」 ， 這 樣 的 溝 通 方 式 被 稱 為 「 欠 缺 模 型 」 （ Nisbet & Scheufele, 2009）。 而隨著社會科學在科技研究中的角色逐漸受到重視，傳統的傳播模 式也面臨了挑戰。例如，英國上議院在 2000 年發表了一篇報告書，強 調「公開對話」在科技溝通中的重要性。此報告傳達的概念是，民眾不 該是「受教」的對象，而是和科學家一樣，屬於科技推廣過程中必要的 參與者。公眾的涉入不僅讓科學傳播產生「雙向溝通」（在科學家與民 眾之間），更是民主政治的展現，因為在民主體制中，民眾不僅要有機 會發表意見，也應該要能夠影響公共事務決策（Toumey, 2006）。 如此溝通架構賦予了人民一項重要任務，即是要具備理解、參與公 共事務的能力。在新興科技的情境下，這代表著人們應該充分瞭解新科 技不同面向的影響，成為「知情的公眾」（informed public），才能對 相關議題的未來發展與政策，提出經過深思熟慮的看法和做出決策 （Corley & Scheufele, 2010）。然而，現階段科學、風險傳播雖然強調 公民對話、參與，但對於民眾是否有能力涉入科學議題之決策，卻缺乏 關注。因此，本文以奈米科技為例，探討不同媒體平台在培養公民參與

能力上之角色。主要問題包括不同媒體平台使用能否增加民眾參與決策 所需之議題知識？能否讓民眾對科技爭議的不同面向皆有所瞭解？以及 是否能在民眾面臨難以抉擇的科技議題時，協助形成意見？ 國外的研究已經顯示，媒體在培養知情公眾與促進意見形成、公民 參與的過程中的確扮演關鍵角色，因為媒體是一般成人在受完正規學校 訓練之後，最主要的非正式科學教育途徑（Miller, 2010），也是民眾接 觸 科 學 議 題 的 主 要 通 路 （ Nelkin, 1987; Nisbet et al., 2002; Schäfer, 2011）。在台灣，有超過九成（94.3%）的民眾表示電視是他們獲取科 學訊息最重要的管道，其次是報紙（57.3%）與網路（50.7%）（林煥 祥，2010）。 奈米科技提供了本研究一個適切的研究情境，主要原因有三：首 先，奈米科技在台灣是重要的科學議題，不僅因為奈米相關產品在市場 上已相當常見，更因為政府對此科技發展的重視。台灣政府在 2004 年 時投入超過兩百億台幣的資金，推動兩期各六年的奈米國家型科技計 畫 ， 使 得 台 灣 成 為 世 界 上 擁 有 最 多 政 府 補 助 資 金 的 國 家 之 一 （Hullmann, 2006）。在如此的條件之下，台灣不僅在奈米科技相關之 論文發表上成果豐碩，專利的數量更是高居世界第四（鍾榮峰，2013 年 10 月 2 日）。 第二，由於歐美近年來在推廣基因科技、幹細胞研究時頻頻遭遇困 難與引發爭議，使得科學家與政府瞭解到新科技的發展並非僅取決於技 術面，也深受社會因素的影響，尤其新科技如何改變民眾生活、如何挑 戰社會上的重要價值等問題，更是需要密切關注。因此，已有學者開始 倡議，應讓社會科學在科技發展過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Macnaghten, Kearnes, & Wynne, 2005），期使未來的新興科技不受先前失敗經驗的影 響。而雖然台灣在奈米研發方面成就斐然，探討奈米科技之社會面向的

研究卻甚為稀少，僅有少數學者關注公眾對奈米科技之感知（林宜平、 吳亭亭、黎雅如、周桂田、鄭尊仁，2010），因此國內對相關研究實有 需求。 第三，如前所述，媒體是民眾獲得科學、科技訊息的重要管道，尤 其是在面對一項不熟悉的新科技時。而媒體上所提供的資訊或對議題的 包 裝 方 式 ， 更 是 會 影 響 民 眾 對 新 科 技 的 知 識 、 態 度 與 風 險 判 斷 （Scheufele & Lewenstein, 2005）。因此，探究媒體的角色，能夠讓我 們藉由理解公眾、媒體與科技三者的關係，認清培養科技公民的可能途 徑，進而擴大民眾科技參與的機會。

貳、文獻探討

一、科技社會中的公民角色

在現代所謂的「風險社會」中，科技的發展途徑與樣貌已和過去人 們所熟知的不同，最顯著的差異是新科技及相關風險的複雜程度及不確 定性。在複雜程度方面，當代新興科技皆已超出單一科學領域的範疇， 例如奈米科技不僅牽涉到物質的基本物理特性，其應用更廣及化學、醫 學、電子工程等專業，導致新興科技的發展與有關知識愈來愈難由單一 技術專家或官僚所掌控。此外，伴隨著新科技而來的風險也日益難以確 切估量。以奈米科技而言，一份研究報告指出（Lux Research, 2006）， 當今奈米科技商品化過程最大的挑戰便是相關的環境、健康與安全風 險 ， 而 處 理 這 些 風 險 最 關 鍵 的 難 題 就 是 其 中 所 隱 含 的 不 確 定 性 （Maynard & Pui, 2007）。

個層面發展出更為緊密的關係，或是造成更大程度的衝擊，因此也被稱 為「社會性」或「爭議性」科學議題（黃俊儒、簡妙如，2010）。面對 這樣的科學議題時，傳統的科技治理或科學傳播模式已被認為有所不 足。過去，專家在風險評估與傳播過程扮演重要角色，且鮮少將科學風 險中的不確定性透露給一般民眾，理由是怕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以及對 政府或科學機構產生不信任感（Frewer, 2004）。然而，隨著民眾對資 訊透明化的要求與反黑箱作業的聲浪愈來愈高，晚近的研究已經發現， 適當地承認或傳達科學不確定性的訊息，反而有助於提升人們的信任感 （Frewer, 1999）。此外，其他研究也發現一般民眾不像過去想像的那 樣無法處理不確定性，事實上人們不僅願意面對不確定訊息，也有能力 區分屬於不同風險治理階段的不確定性。舉例來說，民眾較能接受前 期、隱含於科技研發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但較無法接受後期、因為政府 缺乏作為所造成的不確定性（Frewer et al., 2002）。 有鑑於新科技本質的改變，加上科技民主化思潮的推波助瀾，學者 們在思考科學與其他社會系統（例如政治、經濟與媒體）的關係時，已 漸漸把科學從過去作為創造知識、具優越地位的角色，轉化為和社會較 為平等、有互動關係的角色，也就是社會上各種子系統也有能力反過來 影響科學的產製。基於這樣的概念，一些新的科技治理或傳播模式陸續 被學者所提出，例如公眾涉入模式、即時評估模式、媒體化模式等 （ Guston & Sarewitz, 2002; Macnaghten & Guivant, 2011; Schäfer, 2011）。

其中，公眾涉入模式受到最多的討論與重視。此模式認為公眾應該 在科學發展的早期就有發表意見、參與決策的權力，能夠和科技專家一 同型塑科技發展的過程，而非僅在新科技產品問世後，作為被動、受到 影響的角色（Wynne, 2006）。然而，公眾涉入模式雖然提倡公眾應有

參與科學事務決策的機會，但似乎將一般民眾參與的能力視為理所當 然，並未多加討論。有鑑於科技議題只是人們日常生活中面對的諸多議 題之一，民眾是否有足夠的興趣與能力參與科技決策？這些能力的獲得 是否和不同媒體平台有關？實在是值得討論的重要問題，也是本文主要 欲著墨之處。 公民參與科技決策所需之能力，雖然沒有文獻直接清楚定義，但約 略可從科學素養之研究取徑耙梳出相關概念。在眾多科學素養的定義 中，Benjamin Shen（1975）曾經將科學素養分為三大類型—實用科學素 養 （ practical science literacy ） 、 公 民 科 學 素 養 （ civic science literacy），以及文化科學素養（cultural science literacy），可說是此概 念最經典的定義之一。 三者之中，公民科學素養和科技公民社會中民眾應具備的基本能力 有關，簡而言之，公民科學素養的目標，在於讓民眾更加通曉科學議 題，使其能運用常理（common sense）來影響科學事務的執行，進而能 夠更全面地參與和這些議題有關的民主決策過程。換句話說，具有公民 素養的民眾，在面對科學爭議時，「會有能力去區分該議題的技術面與 非技術面、主觀訊息與客觀訊息、知道如何運用科學知識而非不知所 措」（p. 266）。因此，Shen（1975）所強調的，是民眾遇到科學議題 時能否有判斷、決策的能力。 之後，John Miller 更將公民科學素養細分為三個面向，分別是 （1）對科學概念的瞭解，以具備閱讀報紙上科學新聞的能力；（2）對 科學過程的瞭解，包括科學方法與邏輯；（ 3）對科學影響的瞭解 （Miller, 1983）。Miller 的前兩個面向指的是基本的科學知識，第三個 面向則和科學與個人、社會的關係較為相關，也就是新科技所帶來的利 益與風險。

綜合上述與公民科學素養相關的文獻與討論，現代科技社會中公民 為了參與科學議題所需具備的能力，至少應包含基礎科學知識、對科技 影響之理解，以及對科學議題形成意見。在奈米科技的情境下，所對應 的即是民眾之奈米知識、對奈米科技之風險與利益感知、對奈米科技的 態度。而傳統上公民科學素養的養成，主要仰賴正式機構之科學教育， 例如學校課程或社會教育中心。然而，有學者指出，正規社會科學教育 （像是科學博物館、科學教育館）所接觸到的民眾，多半是原先已對科 學有興趣的民眾，對於科學的普及與拓展不見得有太大幫助（Nisbet & Scheufele, 2009）。因此，公民能力的養成，尤其是對處於學校體制教 育之外的民眾而言，很大一部份需依靠媒體。

二、不同媒體平台的報導、特性與使用狀況

（一）不同媒體平台對奈米科技的報導

欲解釋媒體與公眾感知的關係，首先需要檢視媒體如何報導奈米科 技。這方面的研究近年來雖然在世界各地已逐漸展現成果，但主要仍以 報紙內容分析為主，較缺乏其他媒體的資訊。以美國而言，幾項不同的 研究都顯示，長期以來，報紙新聞最常強調的是奈米科技「研究」或 「科學新發現」的面向，但「管制」、「不確定性」等主題則一直不受 到媒體注意（Dudo, Dunwoody, & Scheufele, 2011; Stephens, 2005）。其 他研究也發現，從 1998 年至 2003 年間，美國幾家主要報紙或通訊社主 要以「進步」的框架來包裝奈米科技，其次是「未來科技」與「經濟利 益」，「科技失控」與「倫理」則是媒體最少使用的框架（Lewenstein, Radin, & Diels, 2007）。關於風險與利益，研究則指出，雖然整體而言 報紙上提到利益的頻率高於風險，但兩類報導的數量近年來已沒有太大

不 同 （ Dudo et al., 2011 ） 。 在 歐 洲 ， 荷 蘭 （ Kulve, 2006 ） 與 德 國 （Donk, Metag, Kohring, & Marcinkowski, 2012）的學者所進行的報紙內 容分析研究，也獲得了類似發現。 相較於歐美，在台灣探討奈米科技媒體再現的研究極為稀少，也僅 侷限於報紙。舉例而言，Shih（2012）檢視了聯合報與自由時報於 2001 至 2010 年間對奈米科技的報導，發現了兩報對奈米科技的關注程度非 常低，在十年當中，聯合報僅刊載 258 篇奈米相關新聞，自由時報更只 有 117 篇。兩報的報導模式非常類似，主要著重於此科技的正面意義。 以新聞框架而言，兩報最常將奈米科技包裝成跨時代的「進步」（超過 四成），或著重其「利益」（約兩成五），只有一小部分的新聞以「風 險」（約 5%）、「科學不確定性」（0.9%）的角度來看待奈米科技。 關於奈米科技的利益，兩報最常報導運用此科技所製造之消費產品的優 點（約三成五），以及其在醫療上的好處（約兩成五）。就風險而言， 雖然兩報都最著重奈米科技的健康風險，但在報導數量上差距頗大。在 自由時報中，有一成二的新聞提到健康風險，但在聯合報中僅有 3.5% 左右。兩報新聞中提到次多的風險，則為環境風險，自由時報約有 4% 相關新聞，聯合報僅有 1%。關於奈米科技對傳統產業的衝擊、奈米機 器人失控，以及其他風險，報導比例都極低（不到 2%）。 鄭尊仁、林宜平與施琮仁（2013）也分析了 2011 年至 2013 年初國 內四大報對奈米科技的報導，該研究發現，雖然報紙在這幾年中對於奈 米科技的關注程度仍然不高，但報導數量呈現逐年些微上昇的趨勢 （2011 年有 43 篇、2012 年有 133 篇、2013 年第一季有 42 篇）。在新 聞框架方面，有過半數的文章形容奈米科技是「未來趨勢」；約有四分 之一的報導從「科技便利性」的角度呈現奈米科技；「科學新發現」與 「公眾參與、理解」兩框架較不普遍，各佔 15.8% 與 6.4%。「對現狀

改變之不適與擔憂」則是四大報最不常使用的框架，僅佔 1.1%。利益 方面，四大報最常報導奈米科技在消費產品、電腦與醫療領域所帶來的 優勢，與這三大面向相關的新聞佔一成三至兩成五不等。同樣地，四大 報於這段期間內鮮少提及風險，與健康風險相關的新聞僅佔 1.1%，與 環境風險相關的新聞更只有 0.4%。整體而言，根據上述研究，國內平 面媒體對於奈米科技的關注程度不高，且多以正面的框架包裝奈米科 技。此外，新聞中所提到的相關利益，遠遠多於此科技可能引發的風 險。

（二）民眾科學訊息的取得及不同媒體平台之特性

除了媒體報導，民眾如何使用不同媒體獲得科學相關訊息，也值得 關注。由於國內較少特別針對整體科學或奈米科技進行媒體暴露或注意 之研究，故本文將擷取不同科學領域之媒體使用相關文獻，藉以梳理出 台灣民眾使用媒體獲得科學訊息的狀況。根據現有資料，台灣民眾獲得 科學相關資訊的主要管道是電視，其次是報紙與網路。例如基因體意向 調查（2006）就發現，約四分之三的台灣民眾從電視獲得基因科技相關 資訊（74.7%）、約半數從報紙與雜誌（56.4%）、約四分之一從書籍 （28.6%）或網路（27.6%）。一項以美國牛肉進口事件為例，探討媒體 使用、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關係的研究也顯示，電視新聞為民眾獲得與 該事件相關訊息的主要管道（73.3%），報紙新聞與網路新聞則並列第 二（10.9%）。（陳憶寧，2011）。另外一篇以全球暖化為背景的研究 也有類似發現，電視仍是民眾獲得暖化訊息最主要的管道（77.6%）， 其次為網路（37.1%）與報紙（35.8%）（徐美苓、楊意菁，2010）。鑑 於民眾對於電視、報紙與網路在獲取科學訊息時的依賴程度，本研究因 此聚焦於此三大媒體管道。

除了上述之內容及使用偏好差異之外，不同媒體的本質或特性也可 能影響該平台的使用效果。從媒體效果的角度出發，Eveland（2003） 認為傳播研究除了探究內容，還有其他五種媒體屬性（attributes）值得 注意，分別是互動性、組織結構、控制程度、管道，以及文本性。一般 認為，網路媒體讓使用者間可以相互交流，甚至和訊息發送者溝通，比 傳統媒體擁有較高的互動性。而組織結構指的是訊息的排列方式，可粗 分為線性或非線性，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線性」程度較高，民眾在 觀看或閱讀時較無法控制媒體內容的順序。相對地，民眾在上網時，具 有較大的自由度，可以選擇所要閱讀的內容，甚至自行搜尋（Eveland & Dunwoody, 2001; Tewksbury & Althaus, 2000）。

從使用者的角度來說，各媒體平台給予閱聽人的掌控程度並不相 同，由於對網路訊息的控制程度較高，網路使用者一方面可能對資訊有 較強的需求與處理動機；但另一方面，卻也可能因為對某主題沒有興 趣，而全然不去接觸（de Waal & Schoenbach, 2008）。此外，各媒體平 台在涵蓋影像或聲音等不同媒材的能力上也有差別，例如報紙較強調文 字與靜態圖片，而電視可呈現動態影像與口述，網路則類似前兩者的綜 合體。基於電視的管道特性，Iyengar（1991）發現，電視新聞傾向使用 片段式框架（episodic framing），強調事件的個別性，使得閱聽人容易 受到個案的影響。而由於文字的特性，閱聽人在閱讀報紙或網路文章 時，需要較高的專注力，看電視時則較不需要（Eveland, Seo, & Marton, 2002）。最後，各平台對文字符號的重視程度，也讓民眾對媒體訊息的 吸收產生差異。過去研究顯示，文本性使得報紙傳播知識的功能，對於 高教育程度者來說較為顯著（Tichenor, Donohue, & Olien, 1970）。相較 之 下 ， 電 視 則 未 觀 察 到 此 現 象 ， 而 網 路 甚 至 有 縮 減 知 溝 的 可 能 （Cacciatore, Scheufele, & Corley, 2012）。

這些特性上的差異，使得閱聽人在使用不同媒體時，可能在學習與 認知上產生不同的效果。例如，一篇研究發現，網路版紐約時報的讀 者，比起紙本讀者接觸到較少的全國、國際與政治新聞，而閱讀後對新 聞的記憶也較差（Tewksbury & Althaus, 2000）。其他研究也顯示，報 紙的確能讓民眾接觸到較多的政治與社會議題，但前提是讀者必須對公 共事務議題有興趣，且相信報紙是理想的資訊管道。相反地，民眾只要 上網接觸到新聞，不論是有意或無意，都能對公共議題有所知悉（de Waal & Schoenbach, 2008; Tewksbury, Weaver, & Maddex, 2001）。學者 也發現，線性的媒介平台（例如報紙、電視）對於事實知識的累積較有 幫助，而非線性的媒介平台（例如網路），對於知識結構的型塑較有影 響（Eveland, Cortese, Park, & Dunwoody, 2004; Eveland & Dunwoody, 2001）。

三、不同媒體平台使用與公民參與能力之關係

（一）媒體使用與科學知識

科學與媒體的關係，近幾十年來已有很大的轉變，在過去，科學界 幾乎不和媒體有所聯繫，和媒體過從甚密的科學家甚至會受到杯葛 （Gregory & Miller, 1998）。如今，科學與媒體兩者密切相關，且會自 我調整以適應對方（Schäfer, 2011）。一方面，科學界開始認識媒體在 建立知名度與取得研究經費上的助力；另一方面，媒體對科學訊息的報 導不僅數量逐年增加，媒體的消息來源也擴及科學家之外的政治人物、 宗 教 人 物 、 非 政 府 團 體 等 ， 變 得 更 為 多 元 （ Peters, 1994 ； 轉 引 自 Schäfer, 2011）。媒體對科學議題的報導，使得閱聽人有機會得知實驗 室中的研發成果，而不同新聞消息來源對該議題的解釋，也讓民眾得以

瞭解不同意見的存在，這些認知都有助於培養社會大眾成為科技公民的 能力。 關於媒體在建構科學知識上的功能，學者們向來都相當關切，一方 面是因為「教育」傳統上就是媒體所擔負的社會角色之一；而另一方面 也因為科學知識經常和正面的科學態度有所關聯（Miller, 1998; Siegrist, 2000 ） 。 過 去 研 究 已 經 發 現 媒 體 對 民 眾 的 政 治 知 識 有 正 面 的 影 響 （McLeod, Scheufele, & Moy, 1999），而既然媒體也是民眾獲取科學訊 息的主要管道，民眾的科學知識水準是否也會因為使用媒體頻率的不同 而有所差異？雖然此問題有其重要性，但現階段的研究主要將科學知識 視為自變項，用來預測民眾的科學態度，較少探討科學知識如何形成， 尤其是如何受到媒體使用的影響。 媒體使用與知識之間的關係，傳統上是知溝理論討論的範疇。該理 論認為，媒體雖然可能增進民眾對公共事務的知識，但其效果對於教育 或社經地位較高的閱聽人較為顯著，尤其對較需要識字能力的報紙而 言，更是如此（Tichenor et al., 1970）。雖然知識累積的差異並非本文 關注的重點，但知溝理論中的「媒體使用—知識」關係，卻可提供本研 究重要的理論基礎。Lee 與 Scheufele（2006）發現了報紙與網路科學新 聞的確對於奈米知識的累積有所幫助。其他研究則發現，愈常接觸電視 或網路上科學新聞的人，擁有愈充足的奈米知識 （Cacciatore et al., 2012）。較晚近的一篇研究也發現，愈是注意報紙、電視上科學訊息的 民眾，其奈米相關知識（不論是客觀的事實知識或主觀認知知識）就愈 為豐富。而雖然對於部落格上科學訊息的關注和客觀知識無關，卻和主 觀知識有正相關（Su, Cacciatore, Scheufele, Brossard, & Xenos, 2014）。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之假設：

奈米知識程度高低有正向的關連性。

（二）媒體使用與民眾對利益、風險之判斷

除了增進民眾的基礎科學知識，媒體的另一項重要功能在於提供平 衡、多元觀點（Mutz & Martin, 2001），讓閱聽人對事件的各個面向皆 有所認識，進而有能力進行是非判斷。就奈米科技而言，此科技的出 現，讓科學家可以在分子的層次操縱物質，因此被認為對人類生活的各 個層面，都可能造成革命性的影響（Kulinowski, 2006），以下段落便從 利益與風險的角度來探討奈米科技的影響。 在國內，奈米科技受到政府極大的重視。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之行 政院科技顧問會議與九十年一月之全國科技會議，皆明白指出奈米科技 為我國未來產業發展之重點領域（吳茂昆，2002）。不僅如此，我國政 府更於民國九十二年推動兩期共十二年的「奈米國家型計畫」，投入上 百億經費（李青霖、潘柏麟，2002 年 5 月 10 日），顯示政府對於奈米 科技的前景與利益甚為期待。 在眾多可能的利益當中，奈米科技對於整體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可 說是最受到關注的層面。而對疾病（尤其是癌症）的偵測與治療，也是 醫療界期待奈米科技所能帶來的主要好處。例如成功大學的研究團隊， 在 2011 年發明了以奈米磁粒子對抗癌細胞的新治療方式（修瑞瑩， 2011 年 1 月 26 日）。此外，奈米物質的體積微小，所需耗費的能源極 少，可減少人類對能源的依賴（馬遠榮，2002）。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 遠哲也曾經指出，奈米科技是解決二十一世紀能源危機的新方向（胡清 暉，2003 年 9 月 11 日）。在環境方面，現有產業對於高污染性的原料 相當依賴，例如製造半導體需要大量使用腐蝕性酸劑，這些酸劑的排放 可能污染水源與土地，奈米科技是以較為清潔的物理方式製造產品，故

能降低污染源（馬遠榮，2002）。而因為奈米科技將製造方式帶進了另 一層次，未來人類或許能夠創造出許多性質不同的新產品。此外，奈米 科技產業化是奈米國家型計畫的核心之一，意味著奈米科技的發展不僅 在學術層面，更會擴展至商業面（馬道容，2002 年 11 月 6 日）。而基 於體積小、速度快、表面堅固等特性，奈米科技也可大大增強資訊控制 能力、武器品質，進而提升國防安全（馬遠榮，2002）。總而言之，現 階段對於奈米科技利益的探討，主要著重於六大方向，分別為整體產業 競爭力、醫療、環境、能源、國防與消費產品。 而奈米科技雖然創造優勢，另一方面也對既有生活方式及價值觀帶 來衝擊。例如，宗教人士或保守派人士認為，奈米科技在治癒疾病、改 善體質的同時，也逾越了人類應有的角色，這樣的倫理問題使得奈米科 技 和 宗 教 信 仰 產 生 衝 突 （ Brossard, Scheufele, Kim, & Lewenstein, 2009）。除了倫理問題，奈米科技由於可以製造出極為微小的產品，若 應用在監視器材上可能對人們隱私造成影響，而奈米微粒因為穿透性 強，若過量吸入恐造成肺部發炎和損傷（鄭尊仁等人，2013）。在民生 用品方面，奈米銀在市面上常被用來作為抗菌、清潔的材料，但奈米銀 排放至環境中也可能傷害其他生物或環境（鄭寺音，2006 年 11 月 24 日）。此外，奈米科技被喻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其所採用的技術和過去 的生產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可能對傳統工作造成負面衝擊。綜合以 上討論，本研究在檢視民眾風險感知時，將聚焦於隱私、健康、環境、 傳統工作機會等四方面。 現有的風險理論與實證研究已經發現媒體使用的確和民眾對新科技 的 風 險 、 利 益 感 知 有 關 。 例 如 ， 風 險 的 社 會 放 大 理 論 （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即認為大眾媒介在民眾風險判斷的過程中扮演重要 角色（Kasperson & Kasperson, 1996）。Combs 及 Slovic（1979）比較了

民眾與專家對 41 種風險的認知，發現兩者的判斷大不相同，他們將此 差異歸因於媒體報導這些風險的方式。詳細來說，民眾認為危險的事物 和媒體強調的風險種類相當一致，而專家的判斷和媒體報導則差異較 大。 事實上，有些學者指出，僅僅是媒體報導的「量」就足以影響民眾 的風險感知。例如 Frewer 等人觀察了歐洲媒體於 1998 至 2000 年間對 基因改造食品的報導量，並將此趨勢和民眾的風險感知資料互相比對， 他們發現媒體的報導量於 1998 年底及 1999 年初達到高峰，而在這段期 間內，民眾認為基因食品所具有的風險，也較其他時期為高（Frewer, Miles, & Marsh, 2002）。

從微觀個人使用角度出發，Lee、Scheufele 與 Lewenstein（2005） 發現，愈注意媒體上科學訊息的民眾，愈傾向認為奈米科技的利益高過 於風險，不過此研究沒有區分不同的媒體。另一篇研究則是檢視電視與 報紙對於利益、風險感知的影響，結果指出愈關注電視上的科學訊息， 愈有可能認為奈米科技的利益高過於風險，而注意報紙上的科學訊息則 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Binder, Cacciatore, Scheufele, Shaw, & Corley, 2012）。有關網路使用的影響則較不普遍，Liu 與 Priest（2009）發現在 網路上閱讀新聞和幹細胞研究的利益感知有正面關係。 由此可見，使用不同媒體平台，可能讓民眾對新科技的風險與利益 產生不同的判斷，因此當研究者在檢視媒體與風險、利益感知的關係 時，應有區分媒體類型的必要。尤其國內外的研究都顯示，現階段報紙 的 報 導 主 要 強 調 奈 米 科 技 的 利 益 ， 對 風 險 的 關 注 較 低 （ Dudo, Dunwoody, & Scheufele, 2011; Shih, 2012）。相對地，網路上較常出現 的主題，以及民眾在網路上較常搜尋的關鍵字則是和奈米的健康影響相 關（Anderson, Brossard, & Scheufele, 2010），而國內對於網路上如何呈

現奈米科技相關訊息，則尚無研究可供參考。 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研究都把風險與利益視為一體之兩面，也就 是認為風險與利益存在著負相關。不過，這樣的處理方式雖然便利、具 有信度，但在概念上不見得妥當，因為有學者指出在某些情況下，民眾 會將風險與利益分開來判斷，例如 Gaskell 等人就發現，歐洲人不支持 基因改造作物與食品的原因，不是因為這兩種新科技所帶來的風險，而 是它們缺乏利益（Gaskell et al., 2004）。因此，本研究將風險、利益感 知視為兩個不同的獨立變項。 由於研究報紙如何報導奈米科技的文獻較多且發現較為一致，足夠 讓本研究提出假設。相反地，現有文獻對於電視及網路的內容分析較為 不足，故在此以研究問題的方式呈現： H2： 注意報紙上的科學新聞會降低民眾的奈米風險感知並提升其利益 感知。 RQ1： 注意電視、網路上的科學新聞和民眾的奈米風險、利益感知之 間，是否有所關連？

（三）媒體使用與公眾態度

除了提供民眾科學知識與多方觀點，媒體對公眾意見的形成也應有 所貢獻。事實上，許多研究已經開始檢視媒體使用與科學態度之間的關 連 性 ， 並 發 現 媒 體 不 論 是 對 人 們 整 體 的 科 學 態 度 的 形 成 （ Dudo, Brossard, Shanahan, Scheufele, Morgan & Signorielli, 2011; Nisbet, et al., 2002），或是對特定科技的支持度都有所影響，包括幹細胞研究、生物 科技與奈米科技（Brossard et al., 2009; Ho, Brossard, & Scheufele, 2008; Lee & Scheufele, 2006）。

媒體涵化效果（cultivation effect）提供了本文一個可依循的理論架 構，來探討媒體與科學態度之間的關係。涵化理論認為，媒體會建構人 們的外在世界感知，那些重度的媒體使用者會認為我們的社會就如同媒 體上所刻畫的一般（Morgan, Shanahan, & Signorielli, 2009）。事實上， 涵化理論的研究團隊早期即在探索電視上科學訊息與民眾科學態度的關 係，他們發現了比起不常看電視的觀眾，那些常看電視的觀眾對科學較 不具信心。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發現了媒體有所謂的「趨向主流效果」 （mainstreaming effect），讓那些原本應該較支持科學的群體（例如高 教育背景者、年輕人與富裕者），對科學的信心產生動搖（Gerbner, Gross, Morgan, & Signorielli, 1981）。而較為晚近的研究雖然沒有發現 電視會直接降低人們的科學態度，卻發現了其間接效果。也就是說，觀 看電視會降低人們的科學知識，而較不具科學知識的人通常又較不支持 科學（Dudo et al., 2011）。整體而言，關於媒體與科學態度之間的關 係，涵化研究的發現並不令人感到樂觀。 雖然學者投入研究媒體與科學態度的關係已有時日，然而這方面的 研究結果卻不一致，造成這些差異的一個重要關鍵在於研究者是否在 「 科 學 新 聞 」 與 「 一 般 新 聞 」 之 間 做 出 區 別 （ Lee & Scheufele, 2006）。若將一般新聞當作媒體使用的操作化變項，則閱讀報紙和公眾 科學態度的關係可能時有時無，觀看電視更有可能和負面態度有所連結 （Besley & Shanahan, 2005; Dudo et al., 2011）。但若研究者聚焦於科學 新聞的使用，報紙與電視的影響則較為顯著且具正向關係，也就是說， 愈常觀看電視上科學新聞或閱讀報紙上科學新聞的民眾，愈會傾向支持 新科技。此發現已經在不同的科學領域獲得驗證，包括農業生物科技 （Besley & Shanahan, 2005）、幹細胞研究（Ho et al., 2008; Nisbet & Goidel, 2007; Shih, Scheufele, & Brossard, 2012 ） ， 以 及 奈 米 科 技

（Brossard et al., 2009; Ho, Scheufele, & Corley, 2010; Lee & Scheufele, 2006; Scheufele & Lewenstein, 2005）。

而在網路逐漸普及之後，學者也開始關注網路在科學傳播中所扮演 的角色。雖然研究指出在網路上接觸科學訊息有助於產生正面的科學態 度，但在奈米科技相關研究當中，網路與民眾態度尚未被發現有顯著的 關連性（Lee & Scheufele, 2006; Scheufele & Lewenstein, 2005）。由於今 日網路的普遍性已和這些研究發表時大不相同，網路的效果或許會較過 去顯著。基於以上文獻，本研究認為媒體不僅得以幫助民眾形成態度， 還會形成正面的態度，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3： 媒體使用（包括電視、報紙與網路）和民眾的奈米科技支持度有 正向的關連性。 在前面的段落中，本研究針對媒體與科技社會公民能力之關係提出 假設。然上述假設僅觸及媒體的直接影響，並未討論各變項間更加細微 的互動關係，也就是民眾從媒體上獲得科學知識或風險、利益訊息後， 能否進一步加以運用，作為形成自身科技態度的基礎。 研究指出，民眾在決定是否支持一項新科技時，該科技所帶來利益 與風險扮演決定性之因素。詳細來說，民眾並非將科技視為一個整體而 做出判斷，而是會詳細檢視該科技在不同社會層面的應用。許多文獻顯 示，人們對基因改造科技存有複雜的態度反應，大部分民眾能夠接受基 因改造技術應用在醫療方面，卻反對用類似技術來改造食品或農作物， 原 因 是 人 們 認 為 前 者 的 利 益 高 於 風 險 ， 而 後 者 的 風 險 則 高 於 利 益 （Gaskell et al., 2000）。同樣地，人們較能接受將奈米技術用於製造更 為持久、衛生的食品包裝，卻較難接受用此技術直接製造的食品，也是 衡 量 相 關 風 險 、 利 益 之 後 的 結 果 （ Siegrist, Stampfli, Kastenholz, & Keller, 2008）。風險、利益感知的影響力在實證資料上也已獲得支持，

有學者發現民眾對基因科技的支持度和風險感知呈現負面關係，和利益 感知則呈現正面關係（Siegrist, 2000），而這樣的發現在奈米科技的情 境下也獲得支持（Chen, Lin, & Cheng, 2013; Ho, Scheufele, & Corley, 2011; Lee, Scheufele, & Lewenstein, 2005; Scheufele & Lewenstein, 2005）。 而利益、風險感知的形成，有一部份和科學知識有關。Chen et al. （2013）以台灣民眾為對象所進行的研究發現，科學知識不僅能增加利 益感知，也同時會提高風險感知。此外，科學知識也有可能會影響民眾 最終的決策，但兩者的關係在現有文獻中還未有一致的發現。部分研究 指出，民眾對特定科技所擁有的知識，和其對該科技之態度有正面關係 （Ho, Brossard, & Scheufele, 2008; Lee & Scheufele, 2006）。然而，也有 研 究 發 現 科 學 知 識 與 態 度 並 無 顯 著 關 連 （ Brossardet al., 2009; Ho, Scheufele, & Corley, 2010）。一份以歐洲為主的跨國研究也發現，科學 知識與民眾生物科技態度之間的關係，會因不同的經濟、社會條件而 異。整體而言，在發展中的國家，生物科技通常被視為進步的象徵、爭 議性也較低，因此科學知識是預測民眾態度的重要關鍵。相反地，在已 開發國家中，民眾對新科技較常持批判與懷疑的態度，使科技議題較具 爭 議 性 ， 科 學 知 識 的 角 色 也 因 此 變 得 較 不 顯 著 （ Bauer & Gaskell, 2002）。

基於以上論述，本研究提出一研究問題，綜合探討所有變項之間的 關係，俾求對媒體的效果有整體且較為全面的瞭解。

RQ2： 整體而言，媒體使用如何透過奈米知識、風險與利益感知間接影 響態度？

參、研究方法

一、資料蒐集

本研究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進行電話調查訪問，調查以台灣 地區（不含金門、馬祖）年滿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為本次調查的訪問對 象。本次電話訪問的樣本主要有兩種，一部分是以「中華電信住宅部 99-100 年版電話號碼簿」為母體清冊，再以隨機亂數修正電話號碼的最 後二碼或四碼，以求接觸到未登錄電話的住宅戶。另一部分的電話樣本 則是來自政治大選選舉研究中心所累積的電訪資料庫，以隨機亂數修正 電話號碼的最後四碼來製作電話樣本。在開始訪問之前，訪員將按照戶 中抽樣的原則，抽出應受訪的對象再進行訪問（洪永泰，2001）。 本次訪問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三月十六日（星期五）至三月十九日 （星期一）間進行，共訪問完成 918 個有效樣本，完訪率為 33.68%。 以百分之九十五之信賴度估計，最大可能抽樣誤差為：±3.23%。 本研究也就電訪資料中受訪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居住地區 等項目，與內政部所出版之「中華民國人口統計年刊（民國九十九 年）」進行樣本適合度檢定，結果發現調查樣本的年齡〔χ2 （4）= 43.84, p < 0.001〕、教育程度〔χ2（4）= 132.16, p < 0.001〕和居住地區 〔χ2 （6）= 47.33, p < 0.001〕皆與母群體的分佈情形有差異

。

經以「比 例估計法」針對此三變項予以加權處理後，樣本結構與母群體間的差異 未達顯著水準〔加權後性別：χ2 （1）= 0.00, p = 0.949；加權後年齡：χ2 （4）= 0.07, p = 0.999；加權後教育程度：χ2 （4）= 0.01, p = 1.00；加權 後居住地區：χ2 （6）= 0.01, p = 1.00〕，顯示本調查之樣本具代表性。

二、變項測量

如文獻探討一節所述，公共論述中對於奈米科技風險討論主要涵蓋 隱私、健康、環境、對傳統工作衝擊、軍備競賽、奈米機器人自我複製 繁殖六個主軸，而這幾個面向在國外也經常被不同研究使用，作為測量 民眾風險感知的基準（Brossard et al., 2009; Cobb & Macoubrie, 2004; Scheufele & Lewenstein, 2005）。Chen et al.（2013）以台灣為情境的調 查，也詢問了受訪者對於奈米科技在健康（包括吸入、接觸與食用）、 生態環境、隱私，以及傳統工作機會等領域的可能危害，並取得良好之 信度與效度檢驗結果。由於軍備競賽、奈米機器人並非國人主要關注之 焦點，故本研究採用 Chen et al.（2013）之「風險感知」題項。 詳細來說，本研究透過四個問題來測量「風險感知」，受訪者於問 卷中以 1-10 的量表（1 表示非常不同意，10 表示非常同意）來回答關 於奈米科技相關風險的問題：（1）奈米科技有助於監視器材的發展， 會使我們失去隱私；（2）奈米微粒會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3）奈米微 粒散佈會對生態環境產生污染；（4）奈米科技的發展會使傳統工作機 會減少。每個問題都先重新編碼為 1-11 的形式（和奈米支持度變項之 處理方式相同），然後再相加以取得一總分，分數愈高代表民眾認為奈 米科技愈具有風險（M = 6.73; SD = 2.39; σ= .78）。 有關「利益感知」，美國研究所著重的利益主要為醫療、環保、能 源、改善身心健康、製造消費商品五大方面（Brossard et al., 2009; Cobb & Macoubrie, 2004; Scheufele & Lewenstein, 2005），而 Chen et al. （2013）則以提升產業競爭力取代能源利益。本研究認為產業競爭力的 提升為一整體概念，可落實於醫療、能源、消費商品等個別領域，因層

次不同不適合一起詢問。而醫療與改善身心健康概念近似，有鑑於奈米 科技在醫療上的應用於台灣成果卓著，故以醫療為主要之利益題項。因 此，本研究採用醫療、環保、能源、製造消費商品四個面向來發展題 項。 本研究在問卷中請民眾以 1-10 的量表（1 表示非常不同意，10 表 示非常同意）回答對下列四個問題的意見：（1）奈米科技可以發展出 偵測與治療人類疾病的新方法；（2）奈米科技可以解決環境污染的問 題；（3）奈米科技可以生產及製造便宜並持久的消費產品；（4）奈米 科技能夠解決現今所面臨的能源問題。重新編碼之後，本研究將此四個 問題加總，以取得一平均數來代表民眾之利益感知，分數愈高代表民眾 認為奈米科技愈有利益（M = 7.74; SD = 2.15; σ= .81）。 有關「奈米知識」的測量，Scheufele 與 Lewenstein（2005）將奈米 知識區分為三大面向，分別為經濟影響、基本奈米知識、特殊奈米知 識，每個面向各以兩個問題進行測量。在經濟影響部分包括奈米科技被 認為是下一個工業革命、美國的產業尚未使用奈米科技來製造商品；基 本奈米知識包括奈米科技運用的是肉眼看不見的材料、藉由奈米科技， 科學家能夠將分子排列成和自然情況下不同的狀態；特殊奈米知識包括 奈米是十億分之一公尺、一個原子的大小約等於一奈米。故本研究也採 用此三大面向，作為建構知識問題的依據。 本研究詢問受訪者五題是非題，然後計算其答對題數，因此本變項 最高為 5 分，最低為 0 分，愈高分代表民眾的奈米知識愈充分（M = 2.59; SD = 1.55; KR-20 = .62）。這五個問題為：（1）在台灣，奈米科 技尚未應用在日光燈管的製造上；（2）奈米科技被認為是下一波工業 革命；（3）奈米科技運用的是肉眼所看不見的材料；（4）奈米是十億 分之一公尺；（5）藉由奈米科技，科學家能夠將分子排列成和自然情

況下不同的狀態。 為了驗證「風險感知」、「利益感知」、「奈米知識」等構面的效 度，本文採用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作為衡量標準。收斂效度 為建構效度的一種，若測量同一構面的多重指標之間彼此有關連時，收 斂效度就較高。Anderson 與 Gerbing（1988）認為收斂效度可經由驗證 式因素分析來評估，若因素負荷值達到 α= .05 以上的統計顯著程度， 則該指標則可視為具有收斂效度。根據表一，每個因素之個別測量變項 的標準化負荷值皆達到 α= .01 的顯著水準，顯示風險感知、利益感知 及奈米知識等三指標，皆具有良好之收斂效度。此驗證式因素分析χ2 值 為 111.188 （ 自 由 度 = 62, p < .01 ） ； Root mean squared error approximation （ RMSEA ） 值 為 0.029 ， 小 於 0.05 的 標 準 值 。 Comparative–fit index（CFI）值為 0.957，高於 0.95 的評估標準。 RMSEA 與 CFI 都顯示此模型具有良好支配適度。 關於媒體使用，由於本文所探討的議題—奈米科技與其他事件導向 議題（例如美牛進口、新流感）相比，較難獲得媒體在短時間內集中式 的報導，再加上台灣媒體長期以來對奈米科技的關注程度較低，因此為 了避免過多無效樣本，本研究在調查問卷中詢問的，是受訪者對整體 「科學或科技」新聞報導的注意程度，而非僅針對奈米科技。在參考 Ho, Brossard, & Scheufele（2008）的設計後，本研究詢問受訪者以下問 題：（1）您平常對電視上有關科學或科技的新聞報導，注不注意？ （2）您平常對報紙上有關科學或科技的新聞報導，注不注意？（3）您 平常對網路上有關科學或科技的新聞報導，注不注意？在這些變項中， 1 代表非常不注意，而 4 代表非常注意。平均而言，民眾對於電視上的 科學新聞報導注意力最高（M = 2.59; SD = .87），其次是報紙（M = 2.11; SD = 1.00）與網路（M = 2.08; SD = 1.05）。

而「奈米支持度」為本研究之主要依變項，測量方式是請受訪者在 問卷中以 1（非常不贊成）到 10（非常贊成）回答以下問題：「請問您 贊不贊成發展奈米科技？」。在此變項中，回答「不知道」的受訪者被 重新編碼為中間點（6），而原先回答 6 到 10 的受訪者則被重新被編碼 為 7 到 11。因此，此變項的範圍為 1 至 11（M = 7.41; SD = 2.58）。 除了上述變項之外，本研究也控制了基本人口變項，包括年齡（M = 45.03; SD = 13.93）、性別（男性 = 49.6%）及教育程度（中位數 = 高中職）。此外，由於文獻指出民眾的科學態度深受其科學價值觀之影 響，故本研究也在問卷中請受訪者以 1 到 10（1 表示非常不同意，10 表示非常同意）來評估他們對以下問題的意見：「科技讓我們的生活變 得更好」，此變項即代表民眾之科學價值觀（M = 8.01; SD = 2.46）。 而「奈米知曉程度」，則是透過詢問受訪者「請問，您有沒有聽過奈米 科技？」。 各變項之間的相關係數，如表二所示。

肆、結果

一、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之調查結果顯示，奈米科技在台灣具有高知名度，有接近九 成 （ 89.9% ） 的 民 眾 表 示 曾 經 聽 過 此 科 技 ， 此 數 據 和 林 宜 平 等 人 （2010）之發現相去不遠（87.9%）。而在美國，同一時期的資料顯 示，僅有 38% 的民眾聽過奈米科技（Harris Interactive, 2012）。 關於奈米科技的利益，民眾整體而言肯定此科技可能帶來的貢獻， 特別是在「偵測與治療疾病」（M = 8.08, SD = 2.53）與「解決環境污

染」（M = 7.98, SD = 2.69）兩方面。雖然大多數民眾也認為奈米科技能 夠「製造出便宜並持久的消費產品」（M = 7.51, SD = 2.74），以及「解 決能源問題」（M = 7.39, SD = 2.88），但平均分數不如前兩者高。成對 樣本 t 檢定分析之結果顯示，民眾對醫療、污染方面的利益感知，顯著 高於對消費產品與能源方面的利益感之。 相較於利益，民眾的風險感知則較不強烈，在本調查所詢問的風險 項目中，民眾最在乎奈米科技可能發展出精密、微小的監視器材，因而 侵犯自己的隱私（M = 7.00, SD = 3.03），其次是對傳統工作機會的衝擊 （M = 6.74, SD = 3.15）、對生態可能造成的污染（M = 6.68, SD = 3.13），以及對個人健康的危害（M = 6.48, SD = 3.06）。為比較民眾對 不同風險的認知，本研究將上述變項進了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顯 示除了「生態污染」與「健康危害」之外，其餘風險變項之間皆存在統 計上之顯著差異。 此外，本研究也測量了民眾的奈米知識，在五題問題當中，台灣民 眾平均答對 2.59 題，其中有近一成五（14.3%）的民眾五題全部答錯， 近一成（9.9%）的民眾全部答對。詳細來說，有超過六成的民眾知道奈 米科技被稱為下一波工業革命（62.2%），以及奈米材料無法用肉眼看 見（60.9%）。而雖然有過半數的民眾知道奈米科技的分子狀態和自然 情 況 下 不 同 （ 56.4% ） ， 但 較 少 人 知 道 奈 米 是 十 億 分 之 一 公 尺 （37%），以及台灣已有奈米燈管的存在（42.6%）。綜合以上數據， 民眾似乎對於奈米科技的特性及未來潛力較為熟悉，但對此科技之定義 或實際應用則較不瞭解。

二、迴歸分析

本研究利用階層迴歸分析，分別驗證媒體使用與奈米知識、風險感 知、利益感知及奈米支持度之關係。結果顯示（表三），性別是預測民 眾態度的重要變項，比起女性，男性的奈米知識水準較高、看見較多的 利益與較低的風險，因此較支持奈米科技的發展。年齡也是重要因素， 相較於年輕族群，年長者的奈米知識水準較低，但較肯定此科技之利 益。然而，年齡與奈米風險、支持度之間並無統計上顯著之關連性。教 育程度則僅和奈米知識、利益感知相關，雖然高教育程度者具有較充足 的奈米知識，卻不認為奈米科技具有高度利益。 本研究的 H1 假設了媒體的使用和奈米知識有正向的關係，結果顯 示，雖然愈常在報紙上閱讀科學新聞的民眾擁有較高的知識水準（β = .09），網路與電視卻沒有產生類似的效果，因此 H1 只有部分成立。 然而，由於數位落差，網路的使用可能有受到年齡、教育程度的影響， 進而使不同群體在學習效果上有所差異。為了檢視此一可能性，本研究 將此二人口學變項與網路使用進行交互作用檢驗。結果顯示，網路使用 與知識的關係並未因為年齡而有所不同，但卻因教育程度而異（β = -.09, p < .01）。如圖一所示，教育程度低者較容易透過網路使用累積奈 米相關知識。因此，網路對於民眾知識雖無直接影響，卻會因人口特徵 而異。

圖一：網路科學使用、教育程度與奈米知識之交互作用關係 而 H2 假設閱讀報紙上的科學新聞會增加民眾的利益感知並降低風 險感知，根據表一的結果發現，報紙的使用與兩者皆無直接關係，因此 H2 不成立。RQ1 則是在探討電視與網路對於風險、利益感知的影響， 結 果 顯 示 觀 看 電 視 上 的 科 學 新 聞 會 提 高 奈 米 科 技 的 風 險 感 知 （ β = .09），但網路使用則無此效果。此外，兩個媒體變項都和奈米科技的 利益感知無關。 H3 假設了媒體使用和民眾的奈米科技態度有正向的關係，如表一 所示，對電視上科學新聞的注意程度的確和奈米支持度有顯著之關係 （β = .11），愈注意電視上科學新聞的民眾，愈可能對於奈米科技持 有正面態度。另一方面，報紙與網路卻未產生相同效果，因此 H3 只有 部分成立。然而，如前所述，網路使用具有年齡與教育程度上之差異， 故本研究再度進行交互作用分析，以瞭解數位落差是否影響網路與意見 形成之關係。圖二顯示，年齡與網路使用，以及教育程度與網路使用對 於民眾的奈米支持度皆有顯著之交互作用影響。對於年輕族群（β = 0 0.5 1 1.5 2 2.5 3 3.5 低度使用 高度使用 低教育程度 高教育程度 奈 米 知 識

-.09, p < .01）、教育程度高者（β = .07, p< .05）來說，網路使用與支 持度的關係是正面的；對較年長者或教育程度較低者來說，此關係則是 負面。因此，網路對於態度的作用會依不同的使用群體特性而有所不 同。 圖二：網路科學使用、年齡、教育程度與奈米支持度之交互作用關係 (a) (b) 6.8 7 7.2 7.4 7.6 7.8 低度使用 高度使用 年輕 年長 6.6 6.8 7 7.2 7.4 7.6 7.8 低度使用 高度使用 低教育程度 高教育程度 奈 米 支 持 度 奈 米 支 持 度

RQ2 探討媒體如何透過知識、利益與風險等中介變項來影響民眾的 支持度。表一的四個線性迴歸模型共同提供了回答此問題的依據，為求 清楚說明各變項間的關係，本研究將表一的結果以路徑圖的方式呈現 （圖三）。根據此路徑分析圖，本研究發現，雖然關注報紙上的科學新 聞對於奈米支持度沒有直接效果，但卻能夠透過增加民眾的奈米知識， 間接對支持度產生正面影響。相較之下，電視的效果則正反兼具。關注 電視上的科學新聞一方面能直接增加民眾對奈米科技的支持，但在另一 方面卻也會增加民眾的風險感知，進而降低支持度。此外，奈米知識對 於支持度有正面的直接影響，同時也能透過提升利益感知來增加支持 度。但是，具有豐富奈米知識的民眾也認為奈米科技的風險較高，因而 較不支持其發展。最後，利益感知能夠顯著地提升民眾支持度，而風險 感知則會降低支持度。 圖三：奈米支持度路徑分析圖(圖中的係數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關注報紙 科學新聞 關注電視 科學新聞 奈米知識 奈米利益 奈米風險 奈米支持度 .11** .13** .09** .20** .20** .27** -.10** .09*

伍、討論

隨著科學傳播的模式從過去的單向灌輸，轉為強調各界的參與及對 話，民眾在此過程中的角色已大為不同。為了參與及對話，民眾必須對 科學有基本的認識、對爭議事件的不同面向有基本之瞭解，而這些科技 社會公民決策能力的取得，都和媒體有密切關係，因為媒體是民眾接觸 科學的主要場域。然而，目前國內在此一領域的研究仍甚為缺乏。因 此，本研究以奈米科技為例，探討媒體如何建構民眾的科學知識，及媒 體是否讓民眾瞭解科技的正負面影響。更重要的是，透過媒體所提供的 訊息與養成之公民決策能力，民眾是否能夠針對新興科技未來的發展與 相關政策，形成深思熟慮的意見，在科技決策的過程佔有一席之地？

（一）不同平台的媒體與科學知識之累積

研究結果指出，在報紙、電視、網路三種媒體當中，僅報紙與奈米 知識的累積有關。此發現與過去文獻一致，報紙的線性排列使其在事實 知識建構上的能力優於其他媒體（Tewksbury & Althaus, 2000）。此 外，由於版面篇幅較大，報紙通常比電視新聞提供更多的情境背景資 訊，有助於讀者學習知識（Eveland & Scheufele, 2000）。報紙的倒金字 塔寫作方式，因為替讀者在報導前端強調了重要資訊，也被認為能夠促 進學習（Graber, 1988）。而網路訊息非線性的組織結構，雖然對讀者 在判斷概念間的關連性時很有幫助，卻無助於累積事實知識（Eveland et al., 2004）。此外，網路對於奈米知識的建構，對於低教育程度者較 為有利，和近期美國的研究發現一致（Cacciatore et al., 2012）。 關於電視與奈米知識的關係，國外的研究本身就不一致，因此難有

定論。然而，張郁敏（2013）檢視了國內收視前五名之電視新聞頻道報 導科學新聞的狀況，結果顯示，電視新聞中最常出現的科學新聞主題是 公衛醫療（42.7%），其次是地球航太（23.7%），科技工程（5.2%） 則鮮少受到電子媒體關注，所佔比例為各類科學主題中最低。此研究發 現或許得以解釋為何電視無法幫助閱聽人累積關於新科技的知識。

（二）不同平台的媒體與利益、風險之判斷

關於風險與利益感知，本研究發現僅有觀看電視上的科學新聞和民 眾的風險判斷有直接相關。而閱讀報紙和風險、利益感知之間，則只有 透過奈米知識作為中介變項，才有所關連。過去研究發現，電視新聞在 報導風險議題時較為著重事件、個案（Mazur, 1981），而此類報導方式 較容易讓民眾高估風險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機率，因而提 升風險感知 （Liu & Priest, 2009）。Besley & Shanahan（2005）在研究媒體注意與 暴露和農業生物科技態度之關係時，也有一樣的發現。有鑑於電視的普 及程度，風險評估專家與學者應該特別注意電視與民眾對新興科技態度 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結果也指出，報紙的使用對於利益、風險感知皆無直接影 響。如果台灣的平面媒體對奈米科技大多給予正面報導，為何這樣的趨 勢未能轉移到民眾認知上？背後原因或許可從以下三方面討論，首先是 報紙對奈米科技的報導量，根據鄭尊仁等人（2013）之研究，國內四大 報於 2011 年共只刊登 90 篇奈米科技相關新聞。第二，相較於電視容易 讓閱聽人偏重個案、採取訊息捷徑，報紙通常會促發系統性思考，因此 可 能 對 於 知 識 累 積 之 影 響 會 大 於 態 度 之 型 塑 （ Besley & Shanahan, 2005）。本研究發現了報紙與知識之間有顯著關連性，為此說法提供了 證據。第三為天花板效應，由於民眾本身已經相當肯定奈米科技的利

益，報紙上對利益的強調對於感知的提升效果有限；而報紙對於風險的 忽略，也讓民眾無從根據報導形成風險判斷。 基於不同媒體平台各自和利益、風險感知有不同的關係，分開檢視 風險與利益感知或許有其必要。首先，本研究與上述 Ho 等人（2011） 的研究都發現這兩類感知各自和不同的前置變項相關，說明兩者是不同 之概念。此外，過去文獻也發現風險與利益感知彼此不見得是互斥關 係，也就是民眾在看見奈米利益的同時，也察覺到了相關風險（Lee et al., 2005）。本研究及現有文獻（Chen et al., 2013）皆發現奈米知識同 時和風險、利益感知有正面關係，即為此一論點之證據。

（三）不同平台的媒體與意見之形成

和過去文獻相仿，本研究發現愈關注電視上科學新聞的民眾，愈有 可能支持奈米科技。原因或許正如涵化理論所假設的，電視為科學或科 學家塑造了正面形象，而長期觀看科學新聞的民眾在不知不覺中對科學 「養成」了正面看法，因此較支持新科技的發展。 網路的功能也值得討論，雖然專家期待網路的出現能讓科學傳播的 管道更為暢通，網路上也的確提供了更多元的訊息（徐美苓、楊意菁， 2010），然而，這樣的期待與條件卻尚未化成實質的影響。本研究的資 料顯示，只有一成左右（10.3%）的民眾對網路上的科學訊息「非常注 意 」 ， 卻 有 四 成 左 右 的 民 眾 「 完 全 不 注 意 」 或 「 未 使 用 網 路 」 （39.9%），而迴歸分析也未發現網路使用與奈米態度的各個面向有任 何關係。然而，在考量了人口特徵之後，本研究發現網路對於態度的影 響，對年輕人及教育程度高者較為正面。因此，並非網路對於民眾的科 學態度不會產生作用，而是其影響在現階段仍具有條件性。 網路對於民眾科學態度的影響不如其他媒體那般顯而易見的另一項

原因，可能在於訊息內容的不同。研究顯示，平面媒體主要強調奈米科 技的研究、健康與商業應用層面，但網路除了這些主題之外，也提供了 更多關於環境、法規和風險的討論（Cacciatore et al., 2012）。由此可 見，不論是訊息的量或多元性，網路都相當豐富，但正面、負面訊息兼 具的結果，可能會讓使用者不易形成態度。相較之下，電視節目長年以 來將科學家刻畫成正面角色（Dudo et al., 2011），如此的一致性可能讓 電視的效果較為突出。 總而言之，本研究發現媒體在公民能力養成的過程中各自扮演不同 角色，因此將媒體視為單一、同質的個體，容易忽略較細緻的影響，而 將不同媒體合併成同一變項的操作化方式也不恰當。例如有研究發現媒 體使用和奈米科技的利益感知有關，和風險感知則無關 （Ho et al., 2011），但這樣的發現在區分不同的媒體類型之後可能會有所改變。

（四）研究限制

然而，由於國內目前缺乏相關研究，使得本研究變項之設計大多參 考美國之研究而來，因而有情境適用與否的疑慮。以利益、風險感知而 言，組成此二指標在本研究中變項具有高度之內在一致性，表示指標有 滿意之信度。而除了在研究方法一節中所提到的收斂效度，本研究也發 現民眾支持度與利益感知呈現正面關係，與風險感知則呈現負面關係， 而風險與利益感知彼此也呈現負相關，這樣的發現和所有現存文獻一 致，代表此二指標與奈米支持度變項皆具有良好之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 Carmines & Zeller, 1979）。

至於科學知識，本研究所使用的題項係在測量民眾對奈米科技的基 本瞭解，包括其本質與台灣市場應用狀況，因此應無情境適用性之問 題。然而，此測量方式的確無法代表奈米科技之所有知識，但受限於電

話調查的題數限制，以及缺乏相關本土參考文獻的情況下，本文僅能以 此題組作為初探性研究。未來的研究可發展更為豐富、全面的知識題 組，作為對照。 此外，本研究將媒體使用視為三個獨立變項，然而民眾對奈米科技 認知的形成過程，可能不是只受到單一媒體的影響，而是綜合各管道之 訊息而形成意見。然而，國內現有文獻皆指出，「電視」是民眾最主要 的科學資訊來源，其他訊息管道使用頻率較低（基因體意向調查， 2006；徐美苓、楊意菁，2011；陳憶寧，2011），可見民眾在獲取科學 訊息時，使用的管道並不多元。其次，本研究在迴歸分析模型中同時放 入了此三變項，因此某種程度也是考慮了此三媒體在互相經過控制之後 的影響。第三，本研究也以民眾之奈米科技態度為依變項，針對此三媒 體做交互作用分析，結果並未有任何顯著發現，顯示各媒體間並無互動 關係。

陸、結論

新科技不斷推陳出新，科技在帶來進步的同時，挑戰似乎也隨著出 現。因此現代社會在面對新科技時，已逐漸從無條件的期待，轉換成有 責任、永續的發展模式。此發展模式的根基，在於體認科技發展不應只 由科學家或政策制訂者決定，應由各利害關係人共同涉入。而在各種利 害關係人當中，公眾又佔據最重要的角色，因為科技的發展或政策的施 行和民意脫離不了關係。 雖然理想上公眾若能主動參與決策，將對科技發展與民主政治有正 面意涵，然而學者們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公眾參與科學決策之 能力從何而來？畢竟誠如黃俊儒、簡妙如（2010）所言：「…相關公眾

參與的型態如要能具體及有效的實踐，最終仍須落實在公眾對於相關議 題的理解及認識程度之上」（頁 155）。媒體作為民眾接觸科學、科技 訊息的主要管道，是否有能力幫助人們成為知情公眾，使人們有能力影 響科技發展的軌跡？ 奈米科技為台灣政府致力發展之產業，但關於公眾如何理解奈米科 技，以及媒體在此理解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是目前甚為缺乏的研 究領域。本研究不僅針對民眾的奈米知識、利益與風險感知、奈米支持 度提供描述性資料，更以媒體為中心，檢視不同平台和上述概念之間的 關係，在此將本研究的主要發現與意義呈現如下。 本研究主要的發現，是不同媒體平台對於各種公民能力的養成具有 不同的影響力。報紙的線性本質，使其容易促發系統性思考，有助於累 積知識。而知識一方面可以增進民眾對奈米科技的支持，一方面也會影 響民眾對利益、風險的判斷。電視的效果較為複雜，一方面長期的涵化 效果，可能讓民眾對奈米科技形成正面態度；而電視強調個案的訊息呈 現方式，則容易提升民眾風險感知。網路的影響則在考量數位落差所造 成的近用差異後，變得較為明顯。教育程度低者較容易透過網路獲得奈 米知識，而年輕人、教育程度較高者也較容易在使用網路後形成正面態 度。 基於上述發現，本研究對於科學傳播的貢獻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來 討論。第一，是媒體在公眾科學教育中的角色。如前所述，民眾參與科 學決策很重要的條件之一，便是擁有基本的科學知識。而國內外的研究 都發現，民眾的對奈米科技的瞭解不深，甚至對於低社經地位的人們來 說，還有逐漸下滑的趨勢。因此有學者認為，傳統的科學推廣方式，例 如博物館、科學講座或公聽會，似乎主要觸及的是社會經濟地位較高或 本來就對科學有興趣的民眾，為數有限，那些在科學資訊上最需要幫助

的群眾，卻反而未能蒙受其利（Corley & Scheufele, 2010; Nisbet & Scheufele, 2009）。本研究發現報紙能夠增進知識，而網路也提供了低 教育程度者學習的機會，可見媒體能在正規的學校教育及傳統科學教育 推廣場合之外，扮演更全面、廣泛之公眾教育者角色。 第二是關於媒體及民眾參與能力的關係；本研究發現媒體並未對於 科技公民所需的各種能力有全面的影響。換句話說，若民眾想要透過媒 體使用獲取科技決策所需之能力，則無法僅依賴單一平台。尤其是研究 結果顯示，利益感知和三種媒體使用都無直接關係，反而深受科學價值 觀及知識的影響，可見民眾的利益感知大多是在接觸媒體訊息前就已經 形成。因此，若想透過媒體增加民眾對於科學利益的印象，傳播者可能 需要聚焦於那些較不肯定科學價值，或是對於科學較不瞭解之民眾，方 能發揮較大之傳播效果。 第三是關於科學知識或欠缺模型在科學傳播中的角色；本研究發現 民眾從媒體上獲得的相關科學知識，有多元的功用。知識一方面可以增 加利益感知及支持度，另一方面卻也會增加風險感知，可見科學知識能 夠協助民眾對於新科技的優缺點進行評估，也能夠幫助民眾形成意見。 因此，科學知識應超越欠缺模型中所設定的角色，而有一個新的定義； 換句話說，傳遞科學知識的目的應不是為了要讓民眾對新科技產生正面 看法，而是讓民眾能夠擁有基本的能力，使其在科學決策的過程中，得 以發揮其公民角色。 從傳播策略的角度而言，未來政府、科學家或產業界在推廣新科技 時，不應一味強調資訊的灌輸，而是應該視傳播的目的，選擇不同的媒 體平台。舉例來說，若傳播的目的是增進民眾知識，傳統平面媒體仍是 最適當的管道；若傳播的目的是為了增進民眾對新科技的支持，在依賴 報紙與電視的同時，也應注意此兩平台可能的負面效果。值得一提的

是，在利用網路作為傳播工具時，應特別注意網路對不同群體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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