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社會責任、生產決策及逃漏稅 - 政大學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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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財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翁堃嵐博士. 政治大. ‧ 國. 學. 立企業社會責任、生產決策及逃漏稅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n. al. er. io. sit. y. Nat. Production Decision and Tax Evasion Ch. engchi. i Un. v. 研究生：陳琳方撰.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26 日.

(2) 謝辭經過不斷的努力與修正，這篇論文終於能夠順利完成，首先非常感謝我的指導教授翁堃嵐老師，以及給予我許多重要建議的口試委員。這篇文章的完成，對於我自己而言是一項目標及任務的達成，因為在研究所求學過程中，有幸能考上高考而提早投入了工作生涯，所以論文的撰寫並不如一開始所想的那般容易，但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真的十分感謝翁堃嵐老師的細心指導、耐心幫助及包容，每當我遇到困難或問題時，老師總是不厭其煩地協助我、教導我，也在指導的過程中給了我很大啟發，對我來說實在是受益匪淺。另外，也多虧了研究所同學及家人的陪伴、鼓勵，讓我能在遇到瓶頸時能繼續堅持下去. 治政並順利完成論文的撰寫及研究所的課業，也達成了對自己的目標及期許。大立當然，除了再次感謝我的指導教授翁堃嵐老師、一路陪伴並協助我的同學們 ‧ 國. 學. 與家人之外，在此也要感謝提供我許多寶貴建議的兩位口試委員及其他給予過幫. ‧. 助的所有人，最後，我想說在財政研究所的日子對我來說是很寶貴的回憶，在這. sit. y. Nat. 段日子所學習到的知識、得到的幫助及師長給予的教誨將是終生受用的，未來我. io. n. al. er. 必定會好好將之銘記於心，並時時提醒自己。. Ch. engchi. i. i Un. v.

(3) 摘要在現有探討逃漏稅經濟體系下利潤稅的中立性的文獻當中，大多將焦點著重在廠商的逃漏稅決策與生產決策這二項變數的可分性 (separability) 以及獨立性 (independency)，而忽略了現實上廠商的生產活動中，除了生產決策和逃漏稅決策外，還有其他的活動。當這些其他的活動同時與上述的兩種活動產生連動時，則傳統文獻所獲致的一些結果可能無法成立，換言之，利潤稅將不必然是中立性的稅制、廠商的生產決策與逃漏稅決策間也可能不具可分性或是獨立性。有鑒於此，本論文乃以 Wang and Conant (1988) 以及 Yaniv (1995) 的模型設定（簡稱 W-C-Y 模型）為基礎，建立了一個包含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治政 responsibility，CSR ) 活動的廠商逃漏稅模型，探討利潤稅的中立性以及廠商的大立生產決策與逃漏稅決策間的可分性問題。文中將模型的設定分為兩大方向，其一 ‧ 國. 學. 假設廠商為短視者，也就是說，廠商不會將從事逃漏稅活動所造成的負面效果納. ‧. 入考量；其二假設廠商為具有遠見的理性廠商，在作決策時會考量到當逃漏稅被. sit. y. Nat. 稽徵機關發現後對其商業形象會產生的負面影響。研究顯示：當廠商為短視近利. io. er. 者，利潤稅的中立性以及逃漏稅決策與生產決策的可分性仍然會成立；然而，當廠商屬於具遠見者時，則利潤稅中立性以及逃漏稅決策與生產決策的可分性將不. n. al. 再成立。. Ch. engchi. i Un. v. 關鍵字：企業社會責任、中立性、可分性、生產決策、逃漏稅決策、短視、具遠見的理性廠商。. ii.

(4) 目錄謝辭................................................................................................................................i 摘要...............................................................................................................................ii 目錄..............................................................................................................................iii 第一章緒論...............................................................................................................1 第二章文獻回顧.......................................................................................................3 第三章傳統的 W-C-Y 模型.....................................................................................8 第四章廠商短視之模型設定.................................................................................10 第五章具有遠見的理性廠商之基本模型設定.....................................................15. 治政第六章結論.............................................................................................................18 大立參考文獻.....................................................................................................................19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ii. i Un. v.

(5) 第一章、緒論. 在現實生活之中，許多企業為建立自身優良形象，因而積極從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情形時有所聞。在我們的生活周遭，其實不難發現企業或廠商經常透過不同的方式來增加社會大眾對於自身的好感，例如：對弱勢或慈善團體的捐贈、路旁路樹的認養、環境的綠化工作、成立基金會或甚至是投身於環境保育…等等，都可算是廣義的企業社會責任。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 )，世界銀行將其定義為企業的一種承諾，以符合道德的行為並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性，於進行營利商業活動時透過各種對自身企業、經濟. 治政的持續發展乃至於整個社會都有益的方式，使各相關利益者獲得更好的生活。在大立 McWilliams and Siegel (2001) 則將 CSR 定義為達成超越市場、法律層面責任的 ‧ 國. 學. 行為，而胡憲倫等 (2006) 一文中也曾提及包括如美體小舖（The body shop）、. ‧. 英國石油公司（BP）、Nike公司、美國默克製藥公司（Merck & Co.）、嬌生公. sit. y. Nat. 司（Johnson & Johnson）、可口可樂 (Coca-Cola)…等知名公司，近年來都十分. io. er. 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對自身的影響。. 但是在之前的新聞之中卻也時常看到企業在背地裡做出一些有害於社會大. al. n. iv n C 眾或甚至會傷害到整個國家的行為，像是：封測大廠日月光非法排放廢水、塑化 hengchi U 劑事件及近期鬧得沸沸揚揚的餿水油食安風暴，這些企業令人髮指的惡劣行為若. 不是被熱心民眾檢舉或相關單位稽察出來，可能至今還將所有社會大眾及消費者蒙在谷底。企業所做的非法或不道德行為，除了為節省生產成本而使用劣質原料、為免去處理廢水的支出而非法排放廢水之外，和我們所學最為相關的便是有關於公司逃漏稅的行為。也就是說，企業經常會一方面進行正面形象的經營，如前述的 CSR 活動；一方面卻又私底下進行對企業形象有負面影響的行為，例如和我們所學最息息相關的逃漏稅行為，乍看之下兩種活動似乎是相互矛盾的，理論上同時進行正面及反面的經營活動應該會使得兩種效果相互抵消，最後的結果應該. 1.

(6) 是無謂的成本浪費，對企業來說無似乎沒有這樣做的理由，但為何許多企業仍常常被發現同時進行這兩項活動呢？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兩者是否會被社會大眾得知的性質差異。從事捐贈、環境維護這一類的企業社會活動，由於經由企業本身或大眾傳播媒體的宣傳，必定會讓社會大眾熟知；但是逃漏稅行為就不一樣了，若是稅捐機關沒有將企業逃漏稅的事實稽查出來，則企業便完全不會因為逃漏稅的非法行為付出代價。因此，企業通常仍會同時進行逃漏稅與企業責任的活動，因為一旦逃漏稅未被稽查出來，企業將會因此得到更多的利益，包括逃漏稅節省的稅負利益以及因企業形象提升而使市場需求增加帶來的獲利。傳統探討公司逃漏稅模型大多只有討論公司的逃漏稅決策與生產決策，鮮少. 治政探討上述二項以外的生產活動。這些文獻探討的焦點主要著重在，利潤稅的中大立立性以及廠商的生產決策與逃漏稅決策是否具有可分性的議題。例如: Kreutzer 1. ‧ 國. 學. and Lee (1986) 乙文指出在逃漏稅為外生變數的情況下，衡量廠商真實的成本和. ‧. 收益有一定的難度，廠商可藉由低報收益或浮報成本等方式以降低稅負，因而利. sit. y. Nat. 潤稅的課徵會降低廠商的有效邊際成本，進而提高其產出水準。Wang and Conant. io. er. (1988) 則應用 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 的財務模型將逃漏稅的決策內生化來刻畫廠商的逃漏稅行為，在廠商追求預期效用極大，且行為符合 Von. al. n. iv n C 的公理等假設之下，他們發現利潤稅並不會影響風險趨避 hengchi U. Neumann-Morgensten. 廠商的生產決策，中立性依然存在。隨後，Yaniv (1995) 一文建立了較一般化的逃漏稅模型，該模型可適用於獨占廠商任何的逃漏稅方式，即不管是透過低報收益、浮報成本或是增加扣除額等，皆可獲致利潤稅在逃漏稅經濟體系下仍具有中立性的結果，而且當廠商的逃漏稅決策是浮報成本的「金額」而非浮報成本的「比例」時，就算逃漏稅決策並非最適，課稅前後廠商的生產決策並不會有所改變。有鑑於廠商進行 CSR 活動日益普遍，因此本文在逃漏稅經濟體系中，在考量廠商同時進行生產活動以及 CSR 活動的情況下，探討課徵利潤稅的中立性以及廠 1. 唯一的例外是 Huang and Kuo (2014) 乙文，該文發現加入了避稅活動的考慮之後，利潤稅便不再具有中立性，而且廠商的生產決策與逃漏稅決策也不具可分性 (separability)。 2.

(7) 商的生產決策與逃漏稅決策是否仍然具有可分性。. 第二章、文獻回顧. 不同於 Harberger (1962) 認為利潤稅為中立的論點；相反地，某些學者認為利潤稅並非一項中立性的稅制，其中從這些文獻中我們可以把導致稅制中立性、生產決策及逃漏稅決策的可分性被破壞的原因歸類為廠商所面臨的稅制可能並非利潤稅而是公司稅、逃漏稅變數設定為外生而非內生、市場結構的不同、實際經濟環境存有查核不確定性及廠商為風險趨避或風險中立或甚至是風喜愛好. 治政者…等原因。而所謂決策的可分性在翁堃嵐與吳家恩大 (2009) 一文中指出，只有立當產出決策在最適化的情況下，產出決策不會受到課稅影響，則稱產出決策與逃 ‧ 國. 學. 漏稅決策具有可分性，而此性質較獨立性來得弱；而所謂獨立性則是指產出決策. ‧. 與逃漏稅決策不管逃漏稅決策有無最適化，產出決策都會在邊際利益等於邊際成. sit. y. Nat. 本處生產，則表示兩種決策相互獨立。. io. er. 將逃漏稅變數設定為外生而得出利潤稅制非中立者，如最早提出此項新見解的 Kreutzer and Lee (1986)，該篇文章指出，我們可能無法輕易得知廠商的真實. al. n. iv n C 成本和收益，主要是因為廠商可能為了降低稅負，而產生低報收益或浮報成本的 hengchi U. 動機，此時利潤稅則並非中立性，因為當逃漏稅的情形存在時，課徵利潤稅會降低廠商的有效邊際成本，進而提高廠商產出水準，此篇文章的貢獻之一為得出了利潤稅會影響產出而非中立性的新結論；然而該篇文章最大缺點就是假設不符合實際情況，因為該文章的模型中，將逃漏稅設定為外生變數，但此假設從經濟實質看來根本不符合，逃漏稅變數應改設定為内生變數較為合理，因此該篇文章所得結論之說服力也就大大減低。 Wang and Conant (1988) 針對 Kreutzer and Lee (1986) 假設不合實際 (逃漏稅決策設為外生變數) 的缺點加以修正。為了將逃漏稅的決策修正為內生化，因. 3.

(8) 此該篇文章採用 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 的財務模型，重新定義廠商的逃漏稅決策。該篇文章的前提假設為在滿足廠商皆為追求預期效用極大化，且行為符合 von Neumann-Morgensten 公理，最後結論為利潤稅並不會影響風險趨避廠商的生產決策，且利潤稅的中立性特徵在租稅逃漏的環境之下仍然不會改變，和前一篇 Kreutzer and Lee (1986) 所得的結論不同。Yaniv (1995) 一文則建立了一般化的逃漏稅模型，該模型的特點是可適用於獨占廠商任何的逃漏稅方式，無論是低報收益、高報成本，或是增加扣除額等，皆可經由同一模型並透過正負號的修正而適用，此篇文章所得的結論有兩項，一為利潤稅在逃漏稅經濟環境下，依然具有中立性；而另一結論則為當廠商的逃漏稅決策變數是浮報成本的「金額」. 治政而非浮報成本的「比例」時，無論該廠商的漏稅決策是否最適，課稅並不會使廠大立商的生產決策有所改變 (仍維持在未課稅之前的最適生產數量)，表示利潤稅仍 ‧ 國. 學. 是中立性的。. ‧. Lee (1998) 則提出了較為特殊的看法，他將稅捐機關的稽查率及處罰率的決. sit. y. Nat. 定方式納入討論，他認為獨占廠商的生產決策是否會受到逃漏決策之影響，和稽. io. er. 查率及處罰率的決定方式有關。當稽查率與處罰率皆為外生給定的常數時（即稽查率、處罰率，為一個隨機查核的機制，不會受納稅人的逃漏金額或利潤金額. al. n. iv n C 高低而做調整），或皆為逃漏金額或是利潤水準的增函數時，利潤稅具中立性； hengchi U 但如果稽查率和處罰率與申報總額相關時 (稽查率及處罰率會受納稅人的申報. 總額影響)，則利潤稅將不具中立性。綜合以上文獻之結論可知，在稅局的稽查策略為隨機抽查的情況下，利潤稅的中立性相當確定。在 Ueng and Wu (2009) 的文章中就曾指出，在查核不確定性下，利潤稅的中立性將被破壞，而廠商的產出決策和逃漏稅決策也不再符合可分性，而在翁堃嵐與吳家恩 (2009) 文中更指出了查核金額不確定的情況，該文認為此情況是由於法令的複雜性及查核人員的素質不一而使得稽查機關所核定利潤可能不等於真實利潤所導致，在此一狀況下，即便使用隨機抽查方式，此一不確定性亦會使得利潤稅的中立性、廠商產出決策. 4.

(9) 和逃漏稅決策的可分性皆被破壞。在另外幾篇文章中，則提出類似的事實，分別是稅法經常發生翻修、法調解釋亦可能存在界定不清或適用條件解釋困難、稅捐機關訓練之查核人員素質不同或租稅相關法條及命令過於複雜…等事實，都是傳統文獻所沒有考量到的，而這些情形則可能產生查核不確定性。例如在Beck and Jung (1989) 的文章中指出，在實務上稅法經常翻修，法條解釋也可能有界定不清的情形，如折舊方法、投資稅額扣抵、利息費用扣除、資本利得課稅及薪資稅等之解釋常產生適用的模糊地帶，因此將會使納稅者面對極大的查核不確定性； Scotchmer and Slemrod (1989) 的看法也認為具有查核的不確定性，而該篇文章指出造成的原因可能為以下幾點，第一項是法條規定本身已存在不精確性；第二為. 治政稅捐機關行政命令與規定經常十分複雜；最後，查核人員所受訓練不一、素質參大立差不齊，這些都會使納稅者稅負的隨機不確定性增加。 ‧ 國. 學. 此外，更有文章提出由於廠商所面臨的稅制可能並非利潤稅而是公司稅而使. ‧. 得模型得出稅制中立性、生產決策及逃漏稅決策可分性被破壞的結論，如翁堃嵐. sit. y. Nat. 與王伊君 (2012) 一文則提到，文獻上探討廠商產出決策和逃漏決策的可分性，. io. er. 都是在利潤稅制下進行討論，但是作者認為實際經濟體系中，廠商面對的應是公司稅制而非前述所提及的利潤稅制，因此與傳統文獻的假設存有許差異：文中在. al. n. iv n C 公司稅制環境下，不再只侷限在獨占市場架構之下，而是一併將寡占市場的情形 hengchi U. 納入考量。結果發現當廠商面對的並非利潤稅制時，稅制的中立性將不再成立，此為和 Wang and Conant (1988) 及 Yaniv (1995) 結論不同之處；但若是廠商仍可藉由浮報勞動成本規避稅負，產出決策和逃漏稅決策仍具有可分性，則此部分仍維持和 Wang and Conant (1988) 及 Yaniv (1995) 結論相同。在胡憲倫等 (2006) 的研究文章中指出，現今公司成功的焦點常是品牌，因此公司試著創立受歡迎的品牌，使顧客增加購買意願而讓商品的需求量增加，因為品牌可以直接反應在銷售和利潤上，進而提升競爭優勢，然而一個優良品牌的建立有許多不同的管道，近年來盛行的 CSR 活動亦是其中一種管道，該篇文章. 5.

(10) 亦認為公司參與 CSR 活動對於自身品牌會有三個好處：正面品牌的建立、品牌的安全保證及危機管理，也就是說 CSR 活動能透過對廠商品牌的正面影響進而反應在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上。 CSR 為企業經營、行銷自身形象的重要途徑，在 Klein and Dawar (2004) 也可得知類似的結論，該篇文章的實證研究中指出 CSR 確實會連帶影響到消費者對於產品的需求量。2而在 Bhattacharya and Sen (2004) 一文中則指出目前的世界500大公司中，約有八成已於網站上提及 CSR 相關的議題，此亦顯示出企業領導者普遍認為 CSR 在市場上的地位已不僅僅只限於道德層面，更牽涉到經濟層面，另文中的分析方式是將 CSR 對消費者的影響區分成內部性和外部性，3得出以下的結論，內部性部分的結果為公司的 CSR. 治政活動確實會導致消費者對公司產生正面的看法；此外，公司所從事的 CSR 活動大立性質亦是其中一項影響因素，消費者對於小型的、地方性的、個人性的 CSR 活 ‧ 國. 學. 動較為青睞。而外部性部分的效果則是當符合以下情況時：消費者所支持的議題. ‧. 為公司 CSR 活動的核心目標、產品本身具有高品質且消費者不會被要求對公司. sit. y. Nat. 的社會責任活動支付額外的獎勵…等，CSR 和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就具有正面的. io. er. 連結，以上的結論也再一次證實了 CSR 對消費者的購買行為確有影響。 Berens et al. (2007) 為首篇探討公司能力及 CSR 在不同領域 (消費者對產. al. n. iv n C 品的偏好、股票持有者對股票的偏好 h e、求職者對工作的偏好等) ngchi U. 相互效果的文獻，. 結論指出較弱的公司能力可以藉由較優秀的 CSR 活動記錄達到一定程度的彌補 (唯一的例外情形為若民眾，例如股票持有者，將公司能力視為高度個人相關時，在此一特殊情況下，則良好的 CSR 活動紀錄就無法對較差的公司能力達到彌補的功用)，此篇文獻亦驗證了 CSR 確會影響消費者對公司及產品的偏好。 Kaur (2013) 則是透過迴歸分析後得出 CSR 和消費者購買意願有正向關聯，4也發現 CSR 在公司和消費者建立長期關係上扮演重要角色。Ramasamy et al. 2. Klein and Dawar (2004) 研究的實證結果雖僅限於對 CSR 敏感(CSR-sensitive)的消費者，但該篇文章仍證實了 CSR 確實會影響消費者對於企業品牌的評價，並進而影響其消費行為，使需求產生改變。 3 內部性指的是消費者的意識、態度及歸屬；外部性則是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口碑。 4 迴歸分析以 CSR 為自變數，消費者信任為介入性變數，購買意願為應變數。 6.

(11) (2010) 一文則以香港及新加坡的消費者做為樣本，經過迴歸分析發現無論是新加坡或香港的消費者皆會受到公司 CSR 活動影響，5只是受影響的原因 (年齡、性別…等) 各有不同。在 Liu et al. (2015) 文中探討完全競爭市場下公司採取經非官方組織認證的 ECSR ( Environmental CSR) 活動所帶來的效果，結論亦指出公司投入 ECSR 確會使邊際利潤增加，且在 Cournot 競爭模型下比在 Bertrand 競爭模型下公司會投入更多 ECSR，原因是在 Cournot 競爭模型下公司投入 ECSR 活動會使公司利潤的邊際效果增加較多。另外在 Weber (2008) 也提及如何從企業的角度去衡量 CSR 活動的商業影響，CSR活動帶來的價值，可分為可用貨幣衡量及無法用貨幣衡量兩部分。當 CSR 活動替公司增加額外的銷售、帶. 治政來效率的改善進而降低內部成本或藉由從事政府認可的大 CSR 活動取得租稅減立免等等，都屬於 CSR 帶來的利益；另外文章最後也指出此模型可能有兩項缺點， ‧ 國. 學. 一是上述的利益、成本評估可能十分複雜而需要花費公司管理階層很多時間及努. ‧. 力，另一項缺點則是許多利益很難明確區分出與 CSR 相關的效果。. sit. y. Nat. 在 Alves and Santos-Pinto (2008) 一文中，提供 CSR 活動發生在不完全競. io. er. 爭市場的理論基礎。該篇文章以一個存在 CSR 活動的寡占市場架構分析各公司之間的策略性互動及其影響，模型描述 CSR 對公司利益的直接、策略性效果，. al. n. iv n C 結果顯示策略性效果為正，即表示公司將會超額投資 h e n g c h i U CSR. 活動即使如此會使得. 公司狀況變得艱困。此外，亦顯示當公司的各種產品互為互補品，公司將會持續參與 CSR 活動；相反地，當公司的各種產品互為替代品時，則可能不會投入 CSR 活動，而該模型最終得出 CSR 活動會使得均衡數量、價格和利潤增加。因此從上述文獻可知， CSR 的概念目前已經不容忽略，而目前將 CSR 這項活動加入逃漏稅經濟環境中進行考量的文獻十分少見，於是本文決定將 CSR 納入模型。在將此新的變數納入傳統模型之後，廠商將面對三種決策，因此模型. 5. 迴歸式建立為 CSR =f(R, IV, EV, Gender, Age ,Education, Occupation, Income )，R：近期參加宗教服務的頻率、IV：Intrinsic value(clean ,responsible, inner-harmony ,happiness and a world-of-beauty ) 、 EV ： Extrinsic value(protecting your face, ambitious, reciprocation, self-respect, and social-recognition) 7.

(12) 中將出現三種變數，分別是傳統模型中的生產決策、逃漏稅決策以及新加入的參與 CSR 程度的決策，而本文以參與 CSR 花費的金額代表投入的程度，當此項變數加入之後，若廠商會因此改變它的產出決策，則表示利潤稅為非中立性的租稅。. 第三章、傳統的 W-C-Y 模型. 考慮一個逃漏稅的經濟體系，體系中的廠商必須繳納公司利潤稅，其稅率為 t。不過，廠商可以透過浮報成本的方式來逃漏利潤稅，令其浮報成本比例為 δ。. 治政 p 代表廠商進行租稅逃漏活動時所面對的隨機抽查機率，因此當廠商進行逃漏稅大立活動時，不會被抽查到的機率為 1-p。然而廠商被查核到逃漏稅的事實時，稅務 ‧ 國. 學. 機關將對其逃漏稅的部分進行處罰，令其罰款率為 s。此外，假設廠商未被稽徵. y. Nat. 如下:. ‧. 機關抽查的狀態下稅後利潤為  1 ；被抽查到的狀態下利潤為表示  2 ，其分別為. io.  1  t R Q   C Q   t C Q . n. al. i Un. 其中， R(Q) 為廠商總收入， C (Q) 為廠商總成本。.  2   1  stCQ. Ch. engchi. (3.1). er. sit. π 1  R Q   C Q   t R Q   1  δ  C Q . v. (3.2). 此外，獨占廠商的效用函數滿足von Neumann-Morgenstern的預期理論，即. U    dU   / d  0 ， U    d 2U   / d 2  0 ，在此， U    0 表示廠商為風險趨避者。在此模型中，逃漏稅被抽查到的機率為固定的 p，且假設廠商決定其最適產出水準 Q 及成本高估變數 δ 以極大化自身的預期效用函數 EU ，可表示為：. Max EU  1  p U π1   p U (π 2 ). (3.3). Q,δ. 對目標函數一階微分，可得下列兩式：. 8.

(13) EU  1  p  R   C 1  t   tδC  U π 1  Q  p (R   C )1  t   (1  s) tδC U π 2   0. (3.4). EU  1  p  tC Q U  π 1   p 1  s  tC Q  U  π 2   0 δ. (3.5). 在上述兩式中 R 表示廠商的邊際收入， C  代表廠商的邊際成本，而 U  1  及. U  2  則代表將效用函數分別對  1 及  2 一階微分。第 (3.4) 式可改寫成：. 1  p  R  C 1  t   tδC  U  π1    p (R   C ) 1  t   (1  s)t δ C U  π 2 . (3.6). 政治大. 由於 1  p  、p、U  1  、U  2  >0，第 (3.6) 式只有在 R  C1  t   tC. 立. > 0且 ( R  C)1  t   (1  s)tC < 0 時才會成立。因此，在最適情況下，廠商將. ‧ 國. 學. 會找到在下列兩式之間找到最適決策：. 1  t  R  1  1  δ  t C . ‧. 以及. (3.7). sit. y. Nat. 1  t  R  1  1  δ  t  s δ t  C . (3.8). n. al. er. io. 其中條件 (3.7) 和 Kreutzer and Lee (1986) 中的條件 (2) 相同，證明稅後利潤極. Ch. i Un. v. 大化產出將會大於沒有考慮課稅情況下極大化利潤的產出。然而 Kreutzer and. engchi. Lee (1986) 的模型並未考慮到廠商高估成本被稽徵機關發現而對漏報利潤處以罰款的機率 (i.e., p=0)。從第 (3.4) 式我們可以得到：. U ( π 2 ) (1 - p) (R - C )(1 - t )  tC   p [( R  - C )(1 - t ) + (1 - s) tC  U ( π 1 ). (3.9). 而從第 (3.5) 式可以得到：. U ( π 2 ) (1  p)  p(1  s) U ( π 1 ). (3.10). 綜上，從第 (3.9)、(3.10) 式，我們可以看到廠商對於 δ的選擇會符合最適 9.

(14) 生產條件。從第 (3.10) 式可得知，δ=δ*，而第 (3.9) 式可改寫成：. . . U ( π 2 ) (1 - p) (R  - C )(1 - t )  t *C   U ( π 1 ) p [( R  - C )(1 - t ) + (1 - s) t *C . (3.11). 將第 (3.10)、(3.11) 式聯立求解，可以得到： s( R  C )(1  t )  0. 由於 0  t  1 ，且 s  1 ，因此存在一個 Q 使得邊際利潤等於邊際成本 (即. R  C =0) 。此結果隱含無論是利潤稅或罰款率皆不會影響廠商的生產決策。綜上，亦可解釋成當支付利潤稅的廠商只要能使 π 1 及 π 2 的邊際替代率等於逃漏稅. 政治大生產決策和逃漏稅決策在此具有可分性。立. 的真實價格，則逃漏稅 (透過高估成本) 將不會對生產決策造成影響，也就是說. ‧ 國. 學. 這樣的結果和並未考慮到逃漏稅廠商會被稽徵機關抽查、罰款的機率 Kreutzer and Lee (1986) 一文大不相同。Kreutzer and Lee (1986) 指出，廠商會增. ‧. 加產出，直到生產的邊際損失等於高估成本以降低稅負的邊際利益，且廠商的產. sit. y. Nat. 出會超過邊際成本等於邊際利潤的產出水準，即在此文中逃漏稅決策是外生的，. n. al. er. io. 但是在此所採用的 Wang and Conant (1988) 一文模型則假設逃漏稅決策是內生. i Un. v. 的，不確定性的獨占廠商在模型中的產出等於傳統的最適條件 (MR=MC)，然後. Ch. engchi. 廠商在決定最適的逃漏水準以極大化自身稅後利潤的預期效用時，才考量到稅率、罰款率及被廠商抽查到的機率。因此，此模型的重要結論除了證明利潤稅的中立性之外，亦告訴我們課徵利潤稅不能被政府採行用做減緩獨占廠商生產決策扭曲的解決辦法。. 第四章、廠商短視之模型設定. 本文以Wang and Conant (1988) 以及Yaniv (1995) 的設定為基礎，考慮一個風險趨避的廠商選擇產出水準與漏報金額以追求預期效用極大化的情形。其中廠商的 10.

(15) 效用函數U(⋅)滿足von Neumann-Morgenstern 預期效用公理的性質，且 U   0 、. U   0 。稅前利潤為π(x) = R(Q) – C(Q)，其中固定成本可忽略不看，而Q為產出水準， R(Q) 為廠商總收入， C (Q) 為廠商總成本。考慮廠商的逃漏行為，令利潤稅稅率為t，罰款率為s. (>1)，稅捐機關隨機抽查的機率為 p。而與傳統文獻. 不同的是，廠商的利潤函數多出了一項從事 CSR 活動的變數，假設廠商進行 CSR 的花費為 m，即 m 為一種公司增加形象的行銷成本， Klein and Dawar (2004) 研究的實證結果雖並非適用於所有的消費者2，但該篇文章仍證實了 CSR 確實會影響消費者對於企業品牌的評價，並進而影響其消費行為，使需求產生改. 政治大身品牌形象提升而促進消費者對產品需求增加 θ (m) 倍，此部分的總效果即為立. 變。因此根據 Klein and Dawar (2004) 的結論，我們假設進行 CSR 活動會使自. ‧ 國. 學. θ (m) R(Q) ，其中  為 m 的函數，表示其需求增加的大小會因此種行銷成本. 花費的多寡而改變，且滿足 θ (0) = 1 ,θ (m) > 0, m  1 ，因此廠商的稅前利潤函. ‧. 數及一階條件可表示為：. n. al. π m = θ' (m) R(Q) - 1= 0. y. (4.2). er. io. π Q = θ (m) R' (Q) - C (Q)= 0. (4.1). sit. Nat. π(Q,m)= θ (m) R(Q) - C(Q) - m. Ch. engchi U. v ni. (4.3). 利潤稅稅率為 t，因此企業未進行逃漏稅的稅後利潤函數及一階條件為： (4.4). π t (Q,m)= [θ (m) R(Q) - C(Q) - m] (1 - t ) π Qt = [θ (m) R' (Q) - C (Q) ] (1 - t ) = 0. (4.5). π mt = [  (m) R(Q) - 1 ] (1 - t ) = 0. (4.6). 仿照 Wang and Conant (1988) 的逃漏稅模型之設定，在逃漏稅的經濟體系之下，假設廠商藉由浮報成本來進行逃漏稅，並以 δ 代表廠商的浮報成本比例。為了簡化分析，本文假設廠商在向稅捐機關申報時，只會針對產品的生產成本 c. 11.

(16) 不誠實申報，而不會浮報參與 CSR 活動的成本 m，因此當廠商未進行企業社會活動時 (即m=0) 時，本文的模型即回歸到和 Wang and Conant (1988) 相同的逃漏稅模型。並令 π 1t 為廠商逃漏稅而未被稅捐機關隨機抽查時的利潤； π 2t 為廠商逃漏稅而被稅捐機關稽核後的利潤，而又如前述假設令隨機抽查的機率為 p ，則未被抽查出來的機會為 1 - p ，利潤稅稅率為 t， δ 代表廠商的浮報成本比. 例。因此當廠商進行逃漏稅而未被稅捐機關抽查到時，該廠商的利潤函數 π1t 可表示為： (4.7). π 1t = π (Q,m) - t [θ (m) R(Q) - (1 + δ) C(Q) - m]. 政治大. = (1 - t) π (Q,m)  t δ C(Q). 立. 而令罰款率為 s ，由第 (4.7) 式可推知 t δ C(Q) 為漏報稅額，且稅捐機關. ‧ 國. 學. 是採取對廠商漏報稅額而非漏報額進行罰款，並假設廠商短視，因此忽略逃漏稅被查到時對需求的負面影響，因此當廠商進行逃漏稅被稅捐機關抽查到時，廠商. ‧. 的利潤函數 π 2t 則可表示為：. y. Nat. sit. n. al. (4.8). er. io. π 2t = π1t - s t δ C(Q). i Un. v. 在極大化廠商效用的其提之下，廠商的目標函數可以寫成：. Ch. Max EU  (1  p) U (π 1t )  p U (π 2t ) Q,δ,m. engchi. (4.9). 對目標函數進行微分，可得下列三式： EU = (1 - p) {[θ (m) R' (Q) - C (Q) ] (1 - t ) + tC (Q)}U (π 1t ) + Q p { [θ (m) R' (Q) - C (Q) ] (1 - t ) + (1 - s) tC (Q)}U (π 2t )  0 EU  (1  p)tC(Q) U (π 1t )  p(1  s)tC(Q) U (π 2t )  0 δ. EU  (1  p){(1  t)[θ (m) R(Q)  1]}U ( π 1t )  m p {(1  t) [θ (m) R(Q)  1]}U ( π 2t )  (1  t) [θ (m) R(Q)  1] [(1  p) U ( π 1t )  pU ( π 2t ) ]  0. 此外，從第 (4.10) 式我們可以得到： 12. (4.10) (4.11). (4.12).

(17) U ( π 2t ) (1 - p) {[θ (m) R' (Q) - C (Q) ] (1 - t )  tC (Q)}  t p { [θ (m) R' (Q) - C (Q) ] (1 - t ) + (1 - s) tC (Q)} U ( π 1 ). (4.13). 而從第 (4.11) 式我們可以得到：. U ( π 2t ) (1 - p)tC(Q) (1 - q)   t p(1 - s)tC(Q) q(1 - s) U ( π 1 ). (4.14). 將第 (4.13)、(4.14) 式聯立求解：. . (1 - p) {[θ (m) R' (Q) - C (Q) ] (1 - t )  tC (Q)} (1 - p) =  p { [θ (m) R' (Q) - C (Q) ] (1 - t ) + (1 - s) tC (Q) } p(1 - s) 最後可得： (4.15) 政治大由於 0<t<1，且 s>1，立因此第 (4.15) 式隱含 [θ (m) R' (Q) - C (Q)] = 0，則 . [θ (m) R' (Q) - C (Q)](1 - t)(-s) = 0. Q. ‧ 國. 學. =0，又邊際收益= θ (m) R' (Q) ，代表最適條件仍為邊際收益等於其邊際成本 C (Q) ，經濟意涵和廠商稅前利潤函數的一階條件結果相同，且第 (4.12)式隱含在. ‧. θ (m)R(Q)  1 =0 時，會使 πm =0，表示利潤稅對產出決策和 CSR 決策仍為中. y. Nat. sit. 立性，廠商的產出決策和逃漏稅決策仍符合可分性，得到和Wang and Conant. n. al. er. io. (1988) 的逃漏稅模型相同的結果。而第 (4.14) 式隱含邊際替代率等於誠實納稅和逃漏稅的相對價格，則表示δ = δ*。. Ch. engchi. i Un. v. 最後為探討查核機率、處罰率、利潤稅率對廠商產出決策、逃漏稅決策及 CSR 活動決策的影響，分別導出其比較靜態分析結果如下：. (1 - p) {[θ (m) R' (Q) - C (Q) ] (-1 ) + C (Q)}(-1) [  (m) R(Q) - (1 + δ) C(Q) - m]U  (π 1t ) + p { [θ (m) R' (Q) - C (Q) ] (-1 ) + (1 - s) C (Q)}(-1) t Q [  (m) R(Q) - (1 + δ) C(Q) - m  sC(Q)]U  (π 2 )  t  2 EU / Q 2. 13. 0 (4.16).

(18) (1  p)C(Q) (-1)[  (m) R(Q) - (1 + δ) C(Q) - m]U  (π 1t )  p(1  s)C(Q)(-1)[  (m) R(Q) - (1 + δ) C(Q) t  - m  sC(Q)]U  (π 2 )  t  2 EU /  2. >0,<0. (4.17). (-1) (1 - p)[θ (m) R(Q)  1](-1)[  (m) R(Q) - (1 + δ) C(Q) - m] t t m U  (π 1 )  p(-1)[  (m) R(Q) - (1 + δ) C(Q) - m  sC(Q)]U  (π 2 ) }  0 t  2 EU / m 2. (4.18). (-1) {[θ (m) R' (Q) - C (Q) ] (1 - t ) + tC (Q)}U  (π 1t ) + Q  p. { [θ (m) R' (Q) - C (Q) ] (1 - t ) + (1 - s) tC (Q)}U  (π 2t )  2 EU / Q 2. 0 (4.19). 政治大. t t  (-1)tC(Q) U  (π 1 )  (1  s)tC(Q) U  (π 2 )  0 p  2 EU /  2. 立. (4.21). ‧. ‧ 國. 學. t t m (1  t) [θ (m) R(Q)  1] [(-1) U  ( π 1 )  U  ( π 2 )]  0 p  2 EU / m 2. (4.20). n. al. Ch. engchi U. t m (1  t) [θ (m) R(Q)  1] [p[-t C(Q)]U  (π 2 ) ]  0 s  2 EU / m 2. y. (4.22). sit. io. p( 1)tC(Q) (-1)[t C(Q)]U  (π 2t )   0 s  2 EU /  2. er. Nat. t Q p { (-1) tC (Q)}(-1)[tC(Q)]U  (π 2 )  0 s  2 EU / Q 2. v ni. (4.23). (4.24) (4.16) 表示廠商稅率的變動不會對廠商的產出水準造成影響，即廠商仍會維持在邊際利益等於邊際成本的產出水準下，驗證利潤稅制的中立性。(4.20) 及 (4.23) 表示當查核機率及處罰率增加時，廠商浮報成本的比例會下降，此與傳統模型的結論相同。此外，(4.19) 及 (4.22) 比較靜態分析之結果為零，則可得證產出決策、逃漏稅決策仍存有可分性。而 (4.17) 則表示當利潤稅稅率增加時，廠商浮報成本比例的變化將不確定，因為當利潤稅稅率增加時對廠商來說雖然會使其逃漏稅的誘因上升，但是；另一方面若此時廠商逃漏稅被稅局稽查出來，則 14.

(19) 需繳交的罰款也會變多，故在這兩種相反的效果相互阻擋下，需視此兩種效果間的大小才能得知稅率對廠商浮報成本多寡的影響，故在此我們無法確定利潤稅稅率對廠商浮報成本比例的影響。 (4.18) 之結果為零，表示利潤稅稅率對於廠商的 CSR 決策皆不會有影響，而 (4.21) 及 (4.24) 亦皆為零，則可表示逃漏稅決策與 CSR 決策具有可分性。. [命題1]當廠商為短視者，換言之，廠商並不會將逃漏稅行為被稅捐機關稽查到後，對企業形象帶來的負面效果納入考量，此時利潤稅的中立性仍會成立；生產決策及逃漏稅決策可分性依舊會成立，此一結果與傳統的 W-C-Y. 治政模型所獲致的結論相同。大立 ‧ 國. 學. 第五章、具有遠見的理性廠商之基本模型設定. ‧. sit. y. Nat. 前述模型假設廠商為短視者，這樣的模型假設缺點為並未考慮逃漏稅被發現. io. er. 以後對企業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但現在本文欲將此影響納入考量；換句話說，假設廠商為具有遠見的理性廠商，會將逃漏稅行為被發現後的負面企業形象及造. al. n. iv n C 成的需求減少效果納入考量。為了簡化後續分析，假設其影響為在發現企業逃漏 hengchi U. 稅之後，會將先前所做 CSR 的正面形象完全抵銷，需求增加的效果完全歸零，則此時需求恢復到原先未做任何企業行銷時的水準，即 θ (m)  1 。6 在將逃漏稅會影響企業形象進而影響消費者需求的效果考量進來之後，企業逃漏稅而未被捐機關抽查到的利潤表達不會受影響，仍為 π 1t ，但是當廠商進行逃漏稅被稅捐機關抽查到時，該廠商的利潤函數則會有所不同，令其為 π 3t ，其中 6. 就經濟實質來看，逃漏稅行為被發現後的負面企業形象及造成的需求減少效果θ(m) 亦可能小於 1，但是本文為簡化分析，假設θ(m) = 1。 15.

(20) π 3t = [θ 1 (m) R(Q) - C(Q) - m] - t[ θ 1 (m) R (Q) - (1 + δ) C(Q) - m] - s t δ C(Q). (5.1). = (1 - t) [ R (Q) - C(Q) - m] + (1 - s) t δ C(Q). 在極大化廠商效用的其提之下，廠商的目標可以寫成： Max EU  (1  p) U (π 1t )  p U (π 3t ). (5.2). x,δ,m. 對上述目標函數做一階微分後可得： EU  (1  p)tC(Q)U (π1t )  p(1  s)tC(Q)U (π3t )  0 δ EU = (1 - p) {[θ (m) R' (Q) - C (Q) ] (1 - t ) + tC (Q)}U (π 1t ) + Q. (5.3) (5.4). p { [ R' (Q) - C (Q) ] (1 - t ) + (1 - s) tC (Q) }U (π 3t )  0 EU  (1  p){(1  t)[θ (m)R(Q)  1]}U ( π 1t )  p(1  t)(-1)U ( π 3t ) m  (1  t){(1  p)[θ (m)R(Q)  1]U ( π 1t )  pU ( π 3t )}  0. 立. 政治大. ‧ 國. 學. 此外，從第 (5.3) 式我們可以得到：. n. Ch. engchi. 將第 (5.6)、(5.7) 式聯立求解： . (5.7). er. io. U ( π 3t ) (1 - p) {[θ (m) R' (Q) - C (Q) ] (1 - t )  tC (Q) }  t p { [ R' (Q) - C (Q) ] (1 - t ) + (1 - s) tC (Q) } U ( π 1 ). sit. y. Nat. 而從第 (5.4) 式我們可以得到：. al. (5.6). ‧. U ( π 3t ) (1 - p)tC(Q) (1 - p)   t p(1 - s)tC(Q) p(1 - s) U ( π 1 ). (5.5). i Un. v. (1 - p) (1 - p) {[θ (m) R' (Q) - C (Q) ] (1 - t )  tC (Q) } = p(1 - s) p { [ R' (Q) - C (Q) ] (1 - t ) + (1 - s) tC (Q) } 又已知 π Q = θ (m) R' (Q) - C(Q) ，因此聯立之後：. θ (m) (1 - s) π Q = π Q + (1 - θ (m)) C (Q). πQ . ( (m) - 1)  C(Q) 1  θ(m)(s  1). (5.8). 由於s>1，因此第 (5.8) 式隱含產出的邊際利潤  Q ≠0，而第 (5.5) 式則隱含 CSR 活動的邊際利潤 πm≠0，因此表示當廠商為具有遠見的理性廠商會將逃漏稅行為被發現之後帶來的負面企業形象納入考量時，利潤稅不再是中立性的租 16.

(21) 稅，生產決策及逃漏稅決策也不再具有可分性。同樣地，為探討查核機率、處罰率、利潤稅率對廠商產出決策、逃漏稅決策及CSR 活動決策的影響，分別導出其比較靜態分析結果如下：. (1 - p) {[θ (m) R' (Q) - C (Q) ] (-1 ) + C (Q)}(-1) [  (m) R(Q) - (1 + δ) C(Q) - m]U  (π 1t ) + p { [R' (Q) - C (Q) ] (-1 ) + (1 - s) C (Q)}(-1) t Q [R(Q) - C(Q) - m  sC(Q)]U  (π 3 )  t  2 EU / Q 2. 0 (5.9). (1  p)C(Q) (-1)[  (m) R(Q) - (1 + δ) C(Q) - m]U  (π 1t )  t  p(1  s)C(Q)(-1)[R(Q) - C(Q) - m  sC(Q)]U  (π 3 )  t  2 EU /  2. 立. 政治大. >0,<0 (5.10). n. al. 2. Ch. t  (-1)tC(Q) U  (π )  (1  s)tC(Q) U  (π 2 )  0 p  2 EU /  2 t 1. (5.11). 0. (5.12). er.  EU / Q 2. sit. { [R' (Q) - C (Q) ] (1 - t ) + (1 - s) tC (Q)}U  (π 3t ). io. Q  p. Nat. (-1) {[θ (m) R' (Q) - C (Q) ] (1 - t ) + tC (Q)}U  (π 1t ) +. 0. y. t m  p(-1)[ R(Q) - C(Q) - m  sC(Q)]U  (π 3 ) }  t  2 EU / m 2. ‧. ‧ 國. 學. (-1)(1  p)[θ (m) R(Q)  1](-1)[  (m) R(Q) - (1 + δ)C(Q) - m]U  (π 1t ). engchi. i Un. t t m (1  t) { [θ (m) R(Q)  1] (-1) U  ( π 1 )  U  ( π 3 )}  0 p  2 EU / m 2. t Q p { (-1) tC (Q)}(-1)[tC(Q)]U  (π 3 )  0 s  2 EU / Q 2. v. (5.13). (5.14). (5.15). p( 1)tC(Q) (-1)[t C(Q)]U  (π 3t )   0 s  2 EU /  2. (5.16) t m (1  t) {-p[-t C(Q)]U  (π 3 ) }  0 s  2 EU / m 2. (5.17) 17.

(22) (5.9) 不為零，表示廠商稅率的變動會對廠商的產出水準造成影響，即廠商不會如 Wang and Conant (1988) 所得之結論一樣維持在邊際利益等於邊際成本的產出水準，利潤稅制的中立性不存在。(5.13) 及 (5.16) 表示當查核機率及處罰率增加時，廠商浮報成本的比例會下降，此與 Wang and Conant (1988)及前述廠商短視模型的結論相同。此外，(5.12) 及 (5.15) 比較靜態分析之結果不為零，則表示產出決策、逃漏稅決策可分性在廠商為具有遠見者時將被破壞。而 (5.10) 則表示當利潤稅稅率增加時，廠商浮報成本比例的變化將不確定，因為當利潤稅稅率增加時對廠商來說雖然會使其逃漏稅的誘因上升，但是；另一方面若此時廠商逃漏稅被稅局稽查出來，則需繳交的罰款也會變多，故在這兩種相反的效果相. 治政互阻擋下，需視此兩種效果間的大小才能得知稅率對廠商浮報成本多寡的影響，大立故在此我們無法確定利潤稅稅率對廠商浮報成本比例的影響；而 (5.14) 及 ‧ 國. 學. (5.17)不等於零，則表示逃漏稅決策及 CSR 決策不再具有可分性。. ‧. sit. y. Nat. [命題2] 當廠商具有遠見且為理性時，他們將會考量到逃漏稅行為被稅捐機關稽. io. er. 查出來後所產生的負面形象及對產品需求所帶來的負面效果，此時利潤稅的中立性將不會成立；生產決策及逃漏稅決策可分性亦會被破壞。. n. al. Ch. engchi. i Un. v. 第六章、結論. 近期可以發現 CSR 活動已逐漸成為企業主流的營運活動之一 (如：The Economist 2008)，消費者對此也較以往關心，在 Fleishman-Hillard (2007) 中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受訪者中約有百分之五十二的人會搜尋企業的 CSR 活動紀錄；而在胡憲倫等 (2006) 文中亦發現需多大型企業更加重視此議題。而目前將 CSR 這項活動加入逃漏稅經濟環境中進行考量的文獻十分少見，因此本文決定將 CSR 變數納入模型後得出，當廠商為短視者時，利潤稅對產出決策和 CSR 決. 18.

(23) 策仍為中立性，廠商的產出決策和逃漏稅決策仍符合可分性，得到和 Wang and Conant (1988) 的逃漏稅模型相同的結果；而當廠商為具有遠見的理性廠商時，就會考慮到逃漏稅被發現以後對企業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則利潤稅不再是中立性的租稅，生產決策及逃漏稅決策也不再具有可分性，和 Wang and Conant (1988) 的逃漏稅模型結果則大不相同。本文與一般討論逃漏稅模型的文章最大的不同處在於模型中設定的變數，大部分的逃漏稅模型只有兩個變數：廠商的產出、逃漏稅的金額或比例，而本文與傳統討論廠商逃漏稅的模型設定不同的是加入了第三項變數進行討論，並決定以近期受到各方關切的 CSR 活動做為第三項變數。然而，由於本論文主要的重點. 治政仍著重在探討廠商同時進行逃漏稅及 CSR 活動時，廠商的生產決策及逃漏稅決大立策是否仍具可分性、利潤稅是否依舊符合中立性，因此 CSR 這項變數的相關的 ‧ 國. 學. 設定雖然非本論文重點，但此部分或許可提供做為未來進一步延伸討論的方向之. ‧. 一。例如對 CSR 的相關設定做更詳細的著墨，以探討在此一擴展模型之下，利. 參考文獻. n. al. Ch. engchi. er. io. sit. y. Nat. 潤稅的中立性、生產決策及逃漏稅決策之可分性是否仍然會成立。. i Un. v. 胡憲倫，許家偉與蒲彥穎 (2006)，「策略的企業社會責任:企業永續發展的新課題」，《應用倫理研究通訊》，40，37-50 頁。翁堃嵐與吳家恩 (2009)，《查核不確定下廠商之生產與逃漏決策》，台北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經濟研究》，第 45 卷第 1 期，1-9 頁。翁堃嵐與王伊君，(2012)，〈公司稅的中立性與逃漏稅行為〉，《社會科學論叢》，第 6 卷第 1 期，1-14 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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