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以「祖國」和「同胞」之名:近代中國日常生活國族意識的
兩個關鍵詞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計畫 計 畫 編 號 ： NSC 102-2410-H-004-034- 執 行 期 間 ： 102 年 08 月 01 日至 103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計 畫 主 持 人 ： 楊瑞松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蔡伊盈 報 告 附 件 ：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處 理 方 式 ： 1.公開資訊：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 年後可公開查詢 2.「本研究」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否 3.「本報告」是否建議提供政府單位施政參考：否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0 月 22 日
中 文 摘 要 ： 老舍經常被推崇為熱愛祖國的偉大作家，而老舍的一生也的 確以深切關懷的態度，針對他所熱愛的中國，提出各種文化 反思批判意見。然而他的《荼館》中之名言：「我愛咱們的 國呀，可是誰愛我呢？」，以及他在文革中的悲劇性生命終 絶方式，卻使得他的祖國之愛顯示出一種曖昧性。本文將分 析老舍對於「祖國」文字符號的態度演變（從有意識的拒絶 排斥，到了 1949 年之後轉而肯定和大量運用），探討老舍 「祖國」之愛的曖昧性之另一面向，從而反思老舍和近代中 國民族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 中文關鍵詞： 祖國 老舍 國族
英 文 摘 要 ： Lao She has long been praised as a great writer who loves the fatherland (zuguo) deeply. Indeed, he was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China and made many
insightful reflections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problems of China. However, the very famous statement in his “Tea House＂: “I love our country! But who loves me?＂ and Lao＇s tragic death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ve all made his love of
“zuguo＂ become very ambiguous.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Lao＇s changing attitude toward the use of the term “zuguo＂(initially denouncing it as a cliche and rejecting its use openly, but changing to use it a lot after 1949) to show another aspect of the ambiguity aforementioned. Furthermore, it also critically looks into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Lao She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1 一、研究動機 本計畫之所以關注「祖國」和「同胞」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源自於我近年來 對於近代中國國族主義各種面向的深化研究和反思。誠如精研東亞跨文化／跨國意 識和想像的韓國當代學者白永瑞所指出，「國民國家」(nation-state)的形成和其擴張， 可謂是20世紀東亞人民共通的核心關懷課題；但是有鑑於國民國家歷史發展的矛盾 和弔詭性（它既是「國民的歷史」又是「國民被強制的歷史」），因此東亞的知識 份子，特別是20世紀下半葉在日韓諸國的知識圈中，關於以更廣大的國際／跨國視 野來超越和批判「國民國家」侷限性的討論，也開始蔚為風尚。相較而言，晚近的 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卻明顯地普遍缺乏「橫向思考」——缺乏「把中國放在東亞的 範圍裡來思考問題的視角」（亦即中國要直接面對世界的觀之念很強，可是對周圍 鄰邦的關心卻很少）。針對此一現象，白永瑞以「在中國有『亞洲』嗎？」的批判 式質問方式，並以梁啟超、胡適和梁潄溟三人的東方文明論為例證，論辯近代中國 從晚清以降關於「國民國家」(nation-state)的形成課題的思維，可謂根本上都是「屬 於中國追求富強的國民國家之課題中的知性產物」，他因此總結「國民國家的制約 性太大，因此中國文明論要擺脫國民國家的框架而獲得普遍性，是極其艱難的。從 目前中國很難找到對東亞地區或者東亞文明的概括性大的、獨自發展的構想，就能 證明這一點。」 相較於上述以東亞的國際框架和比較文化觀點來檢討「國民國家」對於近代中 國思想界的制約性，沈松僑在其有關晚清「國民」論述的研究中指出，晚清塑造國 民的論述的歷史侷限性，在於它固然強調將中國人民從舊社會體制和倫理規範徹底 解放出來；然而其最終目的，卻是要把他們重新納入一個更大、更嚴密的群體，亦 即國家體制。它的「兩面刃」效應，一方面雖以自由、平等之名，鼓吹個體從舊體 制解放，但一方面則正當化國家新體制，支持其大規模管控動員國族框架下的全體 成員，甚至不時以國家之名，要求個體「犠牲小我、完成大我」。針對於晚清的「國 民」論述，何以終究成為塑造強大國家的工具論述之歷史現象，沈松僑認為其中的 一個重大歷史因素，乃是當時中國知識界普遍信服「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為決定 世界局勢的不二法則，因此醉心於打造一個強大的國家體制，而所有關於「國民」 的論述也因而終究是達成此目的。 無論是依據白永瑞可謂從「外在」的比較視角檢視近代中國「國民國家」框架 的制約性，或是沈松僑從「內在」發展的視角，關於晚清以降近代中國的國民論述 的侷限性的檢討，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似乎都顯現出巨大的影響力。國族主義的魅 力不僅使得造成晚清以降的近代中國史上「國權」始終高於「民權」的情況；更促 成百年來的中國近代史，呈現出如沈松僑所言之「無以數計的個別的『國民』、奉 獻犠牲、相率投身於營造中國現代國家的歷史使命之中」。然而弔詭的是，約當一 百多年前，亦即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的初期，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卻是一再感歎中 國人幾乎亳無國家意識，根本無所謂愛國之情，可謂對於國族處於「無感」的狀態。 梁啟超即認為中國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國，「既無國矣，何愛之可云？」（梁啟超，
2 〈愛國論〉，1899）。孫中山更是經常痛陳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因為「中國人最 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 （孫中山，《三民主義》，〈第一講〉，1924）。青年陳獨秀在1904年時，更是極 為生動地描述他自己國族意識的啟蒙過程：「我十年以前，在家裡讀書的時候，天 天只知道吃飯睡覺。就是發奮有為，也不過是念念文章，想騙幾層功名，光耀門楣 罷了。那知道國家是什麼東西，和我有什麼關係呢。到了甲午年，才聽見人說有個 什麼日本國，把我們中國打敗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麼英國、俄國、法國、德國、 意國、美國、奧國、日本大國的聯合軍，把中國打敗了。此時我才曉得，世界上的 人，原來是分做一國一國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們中國，也是世界萬國中之 一國，我也是中國之一人。一國的盛衰榮辱，全國的大都是一樣消受，我一個人如 何能逃脫得出呢？我想到這裡，不覺一身冷汗，十分慚愧。我生長二十多歲，才知 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大家的大 義。」（陳獨秀，〈說國家〉，1904）。 從上述兩組相隔約略百年的敍述所呈現出強烈落差的景象，我們不禁好奇究竟 是那些重要的歷史因素，使得一百多年前在中國可謂是幾乎不存在的國族意識會演 變成為主導（甚至主宰）近代中國人思維的一股重要力量呢？換言之，如果說晚清 時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形塑的近代中國知識份子之危機感，促使「國民」的權利 論述，在其草創誕生之際，即臣服在「國家」巨靈的陰影下，而各類相關的文明論， 也都在「國民國家」思維框架束縛下，不脫以中國為中心的論述。那麼本計畫所要 追問的是：是哪些其他重要歷史因素，尤其是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本身的若干特 色，能使得國族意識在百年來發展上深入人心，演變成為時至今日一股根深蒂固， 歷久不衰的形塑思想價值和心理情緒的強大力量呢？具體而言，我近年來研究探討 的一個重要焦點即在於近代中國的國族意識建構發展過程中，是哪些有關國族的重 要論述想像，從晚清以降一再地召喚全民一體榮辱與共的集體認同感，並且持續強 化了全體生存危機意識，因而使得國族集體認同情感持續發揮強大的影響力？基於 此問題意識，本計畫企圖從若干新的視角和研究取徑來系統性瞭解此種國族意識在 近代中國的建構發展的複雜過程，尤其分析是這種集體意識如何滲透至日常生活中 深入廣大的人心，發揮強大的情感動員力量，並從而反思檢討其特殊性和侷限性（例 如白永瑞所提的超越國族的思維，或是後國族post-national思維的可能性），此舉將 不僅有助於我們瞭解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特色，更是回應上述白永瑞有關反思「亞 洲的視角」課題的重要起點。
事實上，誠如Hans Kohn, Walker Connor和Anthony Smith等研究國族理論的專家所 指出，國族想像共同體之以能夠具有召喚成千上萬的國民為其奉獻犠的巨大魅力的 一項關鍵因素，正在於它的成員之間的關係往往被視為是一種超越單純法律關係所 界定的權利義務關係。個人對於其家族親屬，以及出生成長之故郷的疼惜愛護和懷 念之情，往往被國族論述加以挪用援引，用來形容界定國民在面對於其他國民以及 所謂共有的國土時，也會「自然而然」地產生的情感。關於此種國族共同體的情感 B. Anderson即有如下生動的描述──「儘管在每個國族內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
3 和剝削，國族總是被設想為一種深刻、平等的同志愛（comradeship）。最終，正是 這一種同胞愛（fraternity）的作用下，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雖然沒有讓數以百萬計 的人們去屠殺別人，卻驅動同等的數量的人們，心甘情願為此有限的想像(指國族) 犠牲性命」。基於對於國族的情緒作用面向（所謂political love）的重視，Anderson 因此主張國族主義應當屬於親屬關係(kinship)和宗教領域的範疇，而非是以類似自由 主義或法西斯主義般的政治意識型來加以理解。換言之，他認為親屬關係之間的情 感聯繫和宗教式的皈依之情等情緒面向，是理解國族論述想像的核心議題。他更進 一步指出，國族能夠之所以會具有一種「有機共同體之美」的一個重要關鍵，正在 於對於國族的語言表述往往是帶有親屬關係的語彙，例如motherland,Vatherland。這 種具有家族特色的表述方式讓國族和其成員個體之間的關係轉化為一種「自然而非 人為選擇」的聯結關係，國族成為一個如同家庭般的「自然」社會組織。國族被設 想為展現無私的愛和團結的團體，而非是一種由法律所界定的政治契約的組織；國 族所共同居住的homeland，被界定為由遠古的先視所建立的「共同家業」，成為每 個成員所應當保護悍衛的「大家園」。而正因為如此，每個個體為國族犠牲性命的 無私奉獻被視為有具有無上的道德崇高性和純粹性個別家庭的大家族，而愛國主義 論述往往透過特定語詞的運用形塑，以充滿訴求家庭成員之相親相愛的情感，號召 國族的成員為這個「大家族」犠牲奉獻，甚至不惜以犠牲自己真正的家庭為代價。 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祖國」和「同胞」主題，也正是受到上述Anderson和Hirschi等學 者的洞見之啟發，企圖仔細探討有關近代中國日常生活中，以「祖國」和「同胞」 之名的論述和相關歷史記憶及其文化實踐所具有的巨大國族意識形塑力量。這個研 究計畫也是我前目前已完成與尚在進行中以「四萬萬」國族論述和「國恥」記憶為 主軸的日常生活國族意識大型研究計畫課題的後續研究。誠如Don Price所指出，以 帶有明顯「家族血緣關係」意涵的「同胞」和「祖國」的語詞，來界定形塑現代國 民和國民之間、國民與與其所屬的國家之間的關係的論述模式，可謂是近代中國國 族論述想像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是中國國族主義和西方近代國族非常不同之處。 因此就這一現象來比較分析近代中國和西方國族主義，也是本研究企圖深究的課題。 「祖國」和「同胞」意識長期以來在近代中國無疑發揮了延續晚清的存亡危機意識 和全民一體的思維模式之功用，同時也和白永瑞所指出的高度我族中心(ethnocentric) 的近代中國國族意識有密切關係。 二、研究方法 就方法而言，關於和「祖國」和「同胞」的親屬性國族認同情感方面的議題， 我將借鏡前述Anderson, Billing, Smith, Connor的洞見，仔細檢視分析這些詞彙如何在 各類的文本（官方宣言、政治論述、公共輿論、文藝作品，教科書等）中被運用（deployed） 以發揮其形塑近代中國國族意識的作用。同時，我也將以Don Price的觀點為基礎， 重新審思「孝」的傳統家族倫理，對於形成近代中國國族意識的作用。此外，針對 「祖國」和「同胞」的語言符號，以及各類用來「再現」（represent）「祖國」和「同 胞」的其他符號和意象（國土地圖、詩歌音樂等、視覺藝術作品）的符號象徴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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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析，和這些符號如何演進成為Billing所稱的日常生活國族意識的一環，也是考察 研究的重點。在這一方面，我除了要以前述territorial ideology和homeland psychology 的理論洞見，分析「祖國」意識和領土意識之間的關係，並且我將借鏡Hall (1997), Kertzer (1988) 和Bourdieu(1991)對於語言/符號與文化再現和政治文化權力關係議題 的研究洞見，特別是有關政治符號所具有的召喚認同情感方面的分析，同時並參考 Nora（1998）所主持的有關符號和集體記憶在法國國族歷史建構過程中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的多項研究成果，以便藉助符號研究理論和比較歷史研究取徑來深化本計畫 探討的層次。
在有關於集體記憶課題的研究方法上，Peter Burke在其“History as Social Memory” 一文中，提出了許多具有參考價值的研究視角和取徑。他認為Social history of remembering需要關注三個主要議題：A.What are the modes of transmission of public memories and how have these changed over time? B. What are the uses of these memories, the uses of the past, and how have these uses changed? C. What are the uses of oblivion (Burke, 1997)。基於這些問題意識的啟發，本研究將要探討在以「祖國」和「同胞」為名的 近代中國國族意識的影響下，那些過往的歷史被強化為集體記憶，以打造一個具有 明顯親族意涵的中國國族主義。同時，我也要借鏡法國社學家Maurice Halbwachs關於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記憶的社會框架）的分析洞見，探討有關近代中國形塑 各類祖有關「祖國/同胞」歷史記憶之社會框架，以及這些社會框架本身的歷史發展 過程(Halbwachs, 1980)。另一方面，透過歷史化(historicize)研究取徑，本研究也將深 入探討在不同的時期，各種不同的政治社會力量，藉由各種論述和文化實踐，如何 操弄、挪用、界定有關所謂「祖國/同胞」的論述想像和意涵。從細微的歷史考察而 言，我們將會發現有關它們種種意涵的變化發展和文化實踐的轉變，無疑是重要的 線索來瞭解近代中國形塑集體記憶和建構集體認同的種種面向。例如，現今已是耳 熟能詳的所謂「祖國神聖領土」之說，究竟在什麼時候，由什麼政治社會力量和機 制所推廣宣揚而成為一種霸權論述和具有主導地位的公共記憶？而由它所形成的歷 史記憶框架，又企圖引導人們記得和忘卻什麼？以及以何種方式行之。簡言之，我 們不僅要追問Peter Burke在探討集體記憶課題時所揭示的問題：Who wants whom to remember/forget what? and why? Whose version of the past is recorded and preserved? (Burke, 1997)；同時更要瞭解上述的目標是經由哪些論述和文化實踐而達成；此外，這些論 述和文化實踐之間彼此的角力競爭甚至合作的情況也將是考察的重點之一。 三、研究成果 本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除了在下文所附錄之關於「祖國」正式發表的會議論文 外，關於「同胞」的長篇期刊論文也已完成送審中，茲將其中的重要論點陳述如下： 長期以來，在近代中國的公共論述中，各種以「同胞」之名的表述，可謂是不絕於 耳；例如「我四四萬萬同胞」、「全國軍民同胞們」、「同胞們，起來吧！」等行 文，不時出現在各類型政令文宣、藝文作品、教科書等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的公共 論述。在台灣過往長期堅守的「反共復國」基本國策下，「消滅萬惡共匪，解救苦
5 難同胞」的口號，更是好幾個世代的人從小到大所受到教育中，不斷被灌輸的「神 聖使命」，也在各類作文演講比賽和考試測驗題目中持續出現。例如，國立編譯館 所編訂的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第五冊中的〈愛同胞敬軍人〉章節的結語，即有 如下的敍述：「如今我們大陸的同胞，不幸淪入鐡幕，過著非人的生活，我們豈能 見死不救？所以凡是中華兒女，都矢志要反共復國，解救苦難同胞。」近年來台灣 主體意識高漲下，以「兩千三百萬同胞」之名的各類表述方式，也同樣地充斥在各 類公共論述中。 簡言之，以「同胞」之名的論述，往往帶有激動的情緒，召喚全民一體的集體 意志和認同情感，同心協力為國族共同體奮鬥不懈，甚至為此不惜犠牲個體之生命。 從晚清以降，「同胞」作為一種形塑國族共同體意志和召喚集體認同情感的符號， 在近代中國國族意識的建構過程中，持續扮演著極為顯眼的角色。Benedict Anderson 在論及現代國族想像的魅力時，指出國族共同體往往被界定為一種歷史宿命，是每 個成員無從選擇的必然歸屬。Anderson同時主張國族主義應當屬於親屬關係（kinship） 和宗教領域的範疇，而非是以類似自由主義或法西斯主義般的政治意識型態來加以 理解。換言之，他認為親屬關係之間的情感聯繫和宗教式的皈依之情等情緒面向， 是理解國族論述想像的核心議題。他更進一步指出，國族能夠之所以會具有一種「有 機共同體之美」的一個重要關鍵，正在於對於國族的語言表述往往是帶有親屬關係 的語彙。 近代中國由「同胞」所形塑的國族認同，無疑高度強化了Anderson所描述的此 種必然的宿命感，而且在不同的時期，發揮其界定「我族」和「他者」的作用。它 不僅在從清帝國轉化為國民國家的歷史變化過程中，被運用在不同型式之國族想像 論述上，同時更成為百年來的日常生活國族意識，扮演激發團結一致以抗外敵的愛 國情緒的要角。雖然孫中山經常痛陳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因為「中國人最崇拜 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 但是近代中國的國族建構工程在明治日本的影響下，卻早已從晚清以降，明顯地挪 用（appropriate）各種家族／宗族的字眼，尤其是「同胞」一詞，來形塑近代中國國 族共同體的性質，從而形塑具有「血緣關係」之國族成員的「家國情感」認同。 但是「同胞」一詞成為近現代中國國族論述中的重要符號的歷史過程，並不是一個 由中國傳統自然演變到現代的現象，也不是一個純然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界自身發展 的結果。誠如本文不厭其煩地探討分析所示，經常被現代論說認為是「同胞」符號 的傳統中國淵源，亦即宋代張載的《西銘》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論說，其 實和「同胞」作為具有現代國民意涵的符號之興起，並沒有直接明確的關連性。在 晚清以前，「民胞物與」之說的重心，始終在於強調居於上位者要有仁民愛物的美 德，而非是要以「同胞」符號來形塑論說超越家族關係的共同體想像。另一方面， 作為具有現代意義的「同胞」符號最早浮現的歷史舞台，並非是晚清中國，而是明 治日本。誠如本文的探討所顯示，最晚在1870年代，「同胞」已是日本國族想像共 同體的符號，而在19世紀末，此一「同胞」符號，經由梁啟超的「佳人的奇遇」的 「巧遇」經驗，正式進入中國的語境，不久之後，更是中國種族國族主義論述的要
6 角。 這一段發生於十九世紀下半葉，在明治日本和晚清中國接續發生的「召喚國族， 發現『同胞』」的歷史，很遺憾地，迄今為止並未受到學界嚴密的檢視，尤其是兩 國之間「同胞」符號的關連性，也沒有得到清楚的分析和探討。何以如此？其中一 個主要原因應是傳統「民胞物與」的論說，幾乎可謂被想當然爾地視為是近現代「同 胞」符號的淵源，因而讓許多學者輕忽了近現代「同胞」符號本身出現之具體歷史 脈胳。可是，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恐怕也是和本研究提及的「日常生活國族意識」 密切相關。換言之，由於「同胞」一詞早已深入一般人的國族意識之中，它的「自 然性」與「親切性」讓許多人忽視了它在歷史（以及未來）所可能具有的複雜效應。 以「同胞」之名的國族論述，尤其是結合了黃帝子孫的共同始祖想像，固然在反滿 革命中，發揮其動員族群的號召力量，其效應卻是更進一步地強化了血緣連結的國 民想像。其優點雖然是可以時時訴諸「血濃於水」的國族成員認同情感，強化愛國 意識；但是其負面效應，則是淡化了如同明治日本初期民權運動的民權訴求，和其 他如自由、人權、民主等政治價值信念的追求與憧憬。這個訴諸「同胞」之愛的國 族想像，在它基於血緣關係想像所區隔的「我群／他群」之基礎上，所產生的巨大 敵我分明仇恨情緒。無疑仍是一個相當值得關注且再三省思的課題。 有關於「祖國」的研究，初步的具體成果為計畫主持人於2014年6月間赴俄國聖 彼得堡大學的國際學術會議所發表的論文：〈從「正紅旗下」到紅旗下:老舍的「祖 國」之愛 〉。該篇論文已正式通過審核刊行於此次會議的論文集Book of Papers of the 6th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June 25-29, 2014: Issues of Far Eastern
Literatures Vol. 1(ISBN:978-5-91542-248-2), pp.295-300.（見本報告頁18-22） 計畫主 持人為此次會議中唯一的台灣學者通過大會審核獲得論文發表機會。目前也以此論 文為基底，撰寫長篇期刊論文，預計在明年中完成初稿。 四、參考文獻 一、史料文獻 1. 《大公報（天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 《申報》，上海：上海書局，1983。 3. 《東方雜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重印本，1976。 4. 《時務報》，北京：中華書局，1991。 5. 《浙江潮》，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影印本，1968。 6. 《神州日報》。 7. 《國民日日報彙編》，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影印本，1968。 8. 《國民報彙編》，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影印本，1968。 9. 《國粹學報》，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 10. 《教會新報》，臺北：華文書局，1968。 11. 《清議報》，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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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正紅旗下」到紅旗下:老舍的「祖國」之愛
楊瑞松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 老舍的一生（1899-1966）跨越了近代中國的大變動時期:他從大清帝國的臣民（而且 是屬於其核心的滿人族群），成為中華民國時期的國民，最後更成為社會主義新中 國的熱切擁抱者。若藉用老舍作品的符號而言，他可以說是生於「正紅旗下」，而 卒於紅旗下。他所經歷的政治大變動，包含著血淋淋的革命和武力鬥爭過程，其間 更充斥大規模族群仇恨心理動員，或是階級鬥爭意識型態的激烈對抗。尤其是在老 舍的幼年時期，當時風起雲湧的反滿革命宣傳，例如著名的鄒容的《革命軍》，無 不大力宣揚滿漢族群之間的不共戴天之仇和勢不兩立的衝突局面（楊瑞松，2012）。 在這樣歷史背景成長的老舍，如何面對以漢人意識為主導所建立的中華民國，並成 為這個最後在名義上強調「五族共合」的新國家的成員，的確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當然，有若干無法認同的這種政治新局，甚至以「民國乃敵國」為念的「清遺民」 （這些遺民之中不乏在族群屬性上是屬於漢人者），選擇了拒絶排斥，甚至對抗民 國的立場（林志宏，2009）。然而，從老舍的生平看來，他並未選擇這樣的清遺民 認同。相反地，誠如許多作者指出，老舍（尤其是在1949年之前）選擇一再隱藏自 己族群屬性的作法，「堅持不在廣眾之前談論個人的滿族身份，也不在作品中標榜 其滿族文學的創作性質」（關紀新，2008），而以「中國人」意識呈現他的國族認 同。他甚至在其名作《茶館》中，藉由常四爺之口，說出「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 國人哪！」；亦即以辛亥革命之後標舉的「五族共和」理想，駁斥了革命前反滿文 宣中「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漢人中心主義和排滿意識。 從此角度而言，儘管老舍筆下，出現了許多對於民國之後社會人心現象的嚴苛 批判，例如《茶館》中，「誰願意瞪著眼挨餓呢？可是，誰要咱們旗人呢！想起來 呀，大清國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國，我挨了餓！」的台詞，或許可以解讀成他 在為民國體制下，遭受壓迫之旗人所發的不平之鳴，甚至表露出對大清國些許的懷 舊之情；但是這並不意味老舍有所謂「復辟」情結（批判民國以歌頌清國）。從老 舍的諸多作品看來，尤其是《正紅旗下》關於滿人族群的批判反省來看，老舍「旗 人也是中國人」的立場，是將二者視為一體，同時也將大清帝國由盛而衰的滄桑史， 視同為一部中華民族興亡史的縮影。換言之，從老舍的「中華民族史觀」而言，由 清至民國，由民國到人民共和國，儘管其間有種種大變動，都是一個民族發展史的 連續發展過程。他對於過程中的權力更迭所造成的種種社會問題，甚至個人或族群 所遭遇的困境，雖然有種種批判和不平之鳴，卻沒有改變他對於中國的「祖國」之 愛，例如他並未選擇參與「滿洲國」的「復興滿族大業」；或是離開中國，成為新 的國度的公民。 巴金曾稱讚老舍為「新中國最偉大的歌德派」、「把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貢19 獻給了祖國」，是「偉大的愛國者」（巴金，〈懷念老舍同志〉）。而老舍在北京 的故居，現在也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當然，從老舍的許多作品，尤其是以 「愛國」為主旨的作品如《四室同堂》、《無名高地有了名》等等作品而言，老舍 作為「熱愛祖國」的典範人物，可謂是當之無愧。然而，另一方面，他在文革中的 悲劇性生命終絶方式，卻使得他的愛國光環出現了一種曖昧性。如同王德威所言， 「我們不禁好奇、當他(老舍)溺水自戕時，心中是否也想著常四爺那句情詞激越的 台詞：『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根據王德威的分析，老舍的愛國論 述中，事實上不斷地出現「存在主義式」的焦慮。（王德威，2009）。 接續王德威所揭示有關老舍的「祖國」之愛所包含的一些曖昧性，本文企圖從 另一個角度切入來探討此課題。簡言之，對於一位在當今時常被推崇為「熱愛祖國」 的偉大作家的老舍而言，他本身作為一偉大的文學創作家，是否對於表述「祖國」 之愛的語言符號有些特別的見解/文化實踐以及重大態度轉變? 是本論文感到好奇 之處。首先，我們可以發現到，在老舍的重要作品中，尤其是1949年以前的作品， 「祖國」一詞出現的頻率非常非常低。在他最重要的抗戰時期愛國小說《四室同堂》 的長篇大作中，更是完全不見此字眼的出現。相較於同樣是抗戰時期的諸多愛國文 藝作品，例如〈黃河大合唱〉明顯標舉〈保衛黃河，保衛祖國〉的口號，「祖國」 字眼在老舍作品的「缺席」現象，不免令人覺得奇怪。 然而，更令人驚訝的發現，乃是老舍是具有自覺意識地排斥使用「祖國」字眼在其 創作上。在他於1936年完成的《老牛破車》所收錄之〈閒話我的七個戲劇〉一文中， 老舍有如下一段論述： 跟我寫小說一樣，我向來不跟著別人跑，我的好處與壞處總是我自己的。無 論是小說還是劇本，我一向沒有採用過“祖國”和“原野”這類的字；我有意的 躲著它們。這倒不是好奇立異，而是想但分能不摹仿，即不摹仿。 在這一段特別以「祖國」字眼為例的說明中，老舍明確地強調自己不追隨主流風潮 的寫作風格，而「祖國」字眼正是他想到的最具代表性之負面例證。而更有趣的是 在他1942年間發表的〈形式·內容·文字〉一文中，他又再一次以「祖國」等字眼作為 負面例證，視它們是一些極為容易拼湊的字眼，無法展現文學創作者精心煉制文字 用語的苦心： 我們的心中應先有了某人某事某景，而後設法用文字恰當的寫出；把“怒吼吧”、 “祖國”、“原野”、“咆哮”……湊到一塊兒，並不算盡了職責！我們的文字是 心中制煉出來的言語，不是隨便東拾一字，西抄一詞的“富貴衣”。小說注重 描寫，描寫仗著文字，那麼，我們的文字就須是以我們的心鑽入某人某事某 景的心中而掏出來的東西。這樣，每個字都有它的靈魂，都有它必定應當存 在的地方；哪個字都有用，只看我們怎樣去用。若是以為只有“怒吼吧”、“祖 國”……才是“文藝字”，那我們只好終日怒吼，而寫不成小說了！ 如果我們從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論述（或是國族論述）的歷史發展脈絡，來好好檢視
20 老舍處處所顯示的對於「祖國」字眼的排斥態度，則是相當令人玩味。在此我們有 必要從理論和歷史發展的角度，簡短說明「祖國」符號在近代中國國族論述的重要 地位。 誠如Don Price所指出，以帶有明顯「家族血緣關係」意涵的「同胞」和「祖國」 語詞，來界定形塑現代國民和國民之間、國民與與其所屬的國家之間的關係的論述 模式，可謂是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也是中國國族主義和西 方近代國族非常不同之處（Price, 1992）。 在中文的語境中，「祖國」一詞雖偶有出現在中文古籍上，例如《明史》上有 「默德那，回回祖國也，地近天方」的敍述，但是除此之外，此一用語並不多見， 而且在上述《明史》上的行文中，「祖國」一詞僅是單純用來稱謂一群外來移民的 先祖所居住之地，它的表述方式標示出一個特定族群和其先祖所居之地的距離感。 然而，相對於此古典意涵，「祖國」一詞在現代國族意識的論述中，往往是以帶有 濃烈感情的口吻指稱自己或是我群目前所屬的國族共同體（亦即英文中的nation）， 同時將此現代的共同體所生存的空間界定為是「共同的先祖」在遠古所建立並相傳 的「共同家產」，從而將「祖國」和現存的國家融合為一，藉此召喚其國族成員的 近似宗教皈依般的認同情感。換言之，「祖國」乃是將現在的國族共同體投射到過 去，為現在的國族建立一個先祖的源頭，從而產生了國族共同體的源遠流長的歷史 性。換言之，祖國的現代意涵正是非常典型的「將過去國族化」（nationalize the past） 之民族主義史觀的展現。同時，以「祖先」所代表的國族歷史源頭，比起英文的 fatherland/motherland甚至更具有悠遠的歷史感，因而更能滿足現代國族意識所渴求建 立國族具有淵遠流長之源頭和共同先祖的意識型態。 晚清時期盛行的種族國族論述，尤其是以黃帝為所謂「共同始祖」以及漢族乃 是「黃帝子孫」的思維（楊瑞松，2012; 沈松僑，1997），使得「祖國」詞彙可謂順 理成章地成為論述想像中國國族的重要語言符號。例如梁啟超之弟梁啟勳在1903年 時論及所謂國民性議題時，即指稱「故吾人者。既為我祖宗之子孫。又為我種族之 子孫也。吾之祖國。即吾第二之母也」。而在1903年時，以章太炎和蔡元培為首的 「愛國學社」所發行的兒童報刊《童子世界》，即刊行一首〈十八省祖國歌〉，其 中一段歌詞為：「籲嗟美哉神聖國，長江中橫東海碧，……十八省兮我祖國。」此 外，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以外敵入侵「祖國」的戰爭記憶，和訴求「四萬萬同胞」 捍衛「祖國家園」的兩大主題交織，進而號召「保衛黃河！保衛祖國！」的愛國激 情的〈黃河大合唱〉，更是此種以「祖國」為主訴求的國族論述（楊瑞松，2008）。 在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式表演中，由一位可愛小女孩所傳唱的〈歌唱祖國〉，無疑 是其中的重頭戲。這首創造於1951的歌曲，幾乎是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長，半世 紀以來不斷地被傳唱來歌頌「祖國」。從宏觀的歷史發展角度而言，它可謂是立基 於晚清以來，一百多年來各類以「祖國」為名相關的文本論述、藝文創作，或是政 治文宣的近代中國國族意識的建構工程之上。 從上述「祖國」字眼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百年來發展的輝煌歷史，我們可以看 出，當老舍在1936年明言，他不追隨流俗去使用「祖國」（在措詞表達上，SAY NO
21 TO「祖國」）作法和想法，不啻是一種文藝創作者堅持自主風格精神的展現。當然， 事實上也證明，老舍這樣的堅持並不妨礙他陸陸續續以各種重要作品，深切表達他 對他所認同關懷的中國，提出許許多多令人共鳴的文化反思。然而，老舍的這項不 使用「祖國」字眼的堅持態度，顯然在1949年後，在他由美國返回中國，在他熱烈 地擁抱新中國後，有了180度的大轉變。最明顯的證據，即是他在成為「人民藝術家」 後，於1954年所發表的報導文學作品《無名高地有了名》。在這一長篇小說中，「祖 國」字眼大量出現，甚至在一段文字敍述中密集地出現。例如： 「同志們！我身上的一絲一線都是祖國人民給的。祖國給的衣服緊 挨著我們 的肉皮！能為保衛祖國粉身碎骨是我的最大幸福！完了！」話雖短，可是很 具體。他說完，馬上有幾位青年去摸自己的厚厚的棉衣，好像摸到衣服，就 也摸到了祖國。 或許老舍的這項轉變，可以被解釋為是因為報導文學的性質，導致他如實地記錄了 他在朝鮮戰場所聴聞的「祖國」表述。然而，如果再從他在1949年之後所發表的一 些評論文章來看，上述的解釋似乎又不能成立。例如在他1956年所發表的〈青年作 家應有的修養〉一文中，老舍有如下的陳述： 我們需要看看祖國的高山大川，祖國百廢俱興的建設，領導祖國建設的偉大 人物，使我們更認識祖國，更熱愛祖國，以期把我們所寫的一個地方的事物 和祖國建設的整体聯系起來，從一個地方的一個人物或一件事情看出社會主 義建設的幸福遠景。 從這些例證看來，老舍在1949年後放棄對於「祖國」符號的負面態度，重新擁抱「祖 國」的作法，或許可以視為他這位「尚未改造好的資產階級舊知識份子」（ 江青語）， 努力企圖「重新學習」，實踐「文藝作品是要拿到人民中間去的，不再是給自己與 幾位知音去欣賞的文字把戲」（老舍，1950年報刊投書語）的新覺悟的一項重要轉 變。只不過，《茶館》中的對白「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以及老舍 悲劇性之生命終結方式，始終成為一個盤旋在他重新擁抱「祖國」之生命抉擇上的 幽靈，不斷令後人反覆思索老舍「祖國之愛」的曖昧性。 參考文獻 王德威，《茅盾，老舍，沈從文：寫實主義與現代中國小說》(台北，麥田，2009)。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台北，聯經，2009）。 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 刊》，28（臺北，1997.12），頁1-77。 楊瑞松，〈打造共同體的新仇舊恨：鄒容國族論述中的「他者建構」〉，《政治大
22 學歷史學報》，No.37 (2012.05)，頁43-72。 楊瑞松，〈黃河「變奏曲」:從自然景觀到國族符號〉，收入於《基調與變奏：七至 二十世紀的中國(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史學會（日本）、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新史學》雜誌社，2008），頁339-368. 關紀新，《老舍與滿族文化》（遼寧：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
Price, Don C.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Autonomy, Family and Nationalism,” in Family Process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 （Taipei: Modern History IN statute, Academia Sinica, 1992）, part 2, pp. 1015-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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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在俄國聖彼得堡大學的國際學術會議(2014 年 6 月 25-29 日)，為俄國聖 彼得堡大學的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of St.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以
及中國的老舍研究協會為記念著名作家老舍（1899-1966）誔生 115 週年所舉行。
大會的會議主題主要有以下六個項目：
1. Lao She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老舍對中國文學的貢 獻
2. The trends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XX and XXI centuries;二十和二十一 世紀中國文學發展趨向
3. New tasks in the stud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全球化和資訊化時代下中國文學研究的 新任務
4. Far Eastern literatures in Russia &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Far Eastern &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ranslation, perception and interference; 遠東文學在俄國和俄國文學在遠東和東南亞國家：翻譯，認知和介入 5. Literatures of Far East & South East Asia: past and present;遠東和東南
亞文學的現在和過去
6. Modernizing the Tibetan literary tradition；現代化西藏文學傳統
這次為期三天會議有來自世界各國二百多位學者發表論文，其中以俄國 和中國學者為主。很遺憾的是，來自臺灣的學者只有我獲得大會審核通過， 成為大會中唯一來自台灣的專家學者。我的論文題目為：從「正紅旗下」到 紅旗下:老舍的「祖國」之愛，其中主要論述為：老舍經常被推崇為熱愛祖國 的偉大作家，而老舍的一生也的確以深切關懷的態度，針對他所熱愛的中國， 提出各種文化反思批判意見。然而他的《荼館》中之名言：「我愛咱們的國 呀，可是誰愛我呢？」，以及他在文革中的悲劇性生命終絶方式，卻使得他 的祖國之愛顯示出一種曖昧性。本文將分析老舍對於「祖國」文字符號的態 度演變（從有意識的拒絶排斥，到了 1949 年之後轉而肯定和大量運用）， 探討老舍「祖國」之愛的曖昧性之另一面向，從而反思老舍和近代中國民族 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 雖然與會學者大多為文學研究專家，但對於我從思想史的角度點出老舍 對於「祖國」符號的瞹眛態度，均紛紛表達高度興趣，包含中國老舍研究協 會主席關紀新先生也肯定我論點為新發現。此外，老舍先生的女兒本身也參 與此次會議，對於我的研究觀察也感到深深好奇。其他的論文也有和我的研 究主題相互呼應，例如有學者從老舍穿著風格在 1949 年前後的變化（先前 以西洋紳士服搭配柺杖「文明棍」為主，之後以毛裝為主），探討老舍心態 價值的變化所代表的意義，也印證了時代的變化和老舍價值取向變化的關 係。
2 我除了發表論文外，也應邀擔任另一場發表會的主持人，有機會和其他 學者進行更深刻的學術交流。綜而言之，此次能前往俄國發表論文，增加台 灣學術的國際能見度，感到非常榮幸。然而，或許因為台灣並未贊助此次會 議，使得我國學者能夠獲邀的機會大為降低。台灣在國際會學術交流上一向 以美日歐洲為主，但以此次俄國會議的規模而言，仍是相當值得台灣學者參 與其中，因而得以和俄國和烏克蘭等前蘇聯體系國家的學者強化交流。這或 許是我國對外學術交流值得努力拓展的領域。
科技部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4/10/20科技部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以「祖國」和「同胞」之名:近代中國日常生活國族意識的兩個關鍵詞 計畫主持人: 楊瑞松 計畫編號: 102-2410-H-004-034- 學門領域: 中國史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02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楊瑞松 計畫編號： 102-2410-H-004-034-計畫名稱：以「祖國」和「同胞」之名:近代中國日常生活國族意識的兩個關鍵詞 量化 成果項目 實際已達成 數（被接受 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 數(含實際已 達成數) 本計畫實 際貢獻百 分比 單位 備 註 （ 質 化 說 明：如 數 個 計 畫 共 同 成 果、成 果 列 為 該 期 刊 之 封 面 故 事 ... 等） 期刊論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1 0 100% 篇 論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內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 期刊論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1 0 100% 篇 論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1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其他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