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信仰與正統佛教的關係，從晚清開始， 直至今日，無論對學者還是信徒，都是值得討論 的問題。佛教改革者，常常批評以印光法師為代 表的法師，印送各種宣揚因果報應的善書的行為 是迷信。但是直到現在，許多人信佛，還是始於 對善書的閱讀。 本 文 通 過 挖 掘 二 十 世 紀 上 半 葉 ， 廣 州 生 產 五加皮酒的著名酒廠永利威的老闆及其手下一批 人，在印光法師的感染下，由香港黃大仙信仰逐 漸轉入專修淨土信仰的歷史事件，試圖討論民間 信仰與正統佛教的關係，以求證於方家。 引言：印光法師與民間信仰 對於近現代中國的佛教研究，學界的 焦點常是圍繞在幾個主要課題上，例 如：推崇楊仁山、歐陽竟無在法相與 唯識學上的研究成果；關注1910年代 廟 產 興 學 衝 擊 後 ， 中 國 佛 教 會 等 全 國性組織出現的意義；探討乙太虛大 師 為 核 心 的 佛 教 革 新 運 動 …… 即 ： 「佛教在思想理論上、組織結構上、 社會活動形式上都開始向現代宗教轉 化 」 。 類 似 這 種 佛 教 的 宗 教 「 現 代 化」或「世俗化」論述，成為近現代 佛教研究的主流。然而這種傾向，卻 有研究取徑（approach）窄化的隱憂， 當我們愈去強調佛教向「現代宗教」 轉化，就愈會去忽略，甚至是撇清佛 教和傳統民間社會信仰的關係。1 上 述 范 純 武 的 看 法 是 有 一 定 道 理 的 ， 近 代 佛 教 與 民 間 教 派 的 關 係 可 能 遠 比 我 們 想 像 的 要 深 入 得 多 ， 例 如 筆 者 在 對 民 國 淨 土 宗 十 三 祖 印 光法師的研究中就發現，解放初「寧夏佛法外道 據 不 精 確 的 估 計 達 七 八 萬 之 多 ， 他 們 佔 據 寺 院 一 百 八 十 一 處 ， 表 面 信 仰 淨 土 ， 尊 印 光 法 師 為 師，暗中卻以羅蔚群為八祖，奉五部六冊為『龍 經』」2 。 明 清 以 來 以 禪 宗 為 代 表 的 中 國 漢 地 佛 教 宗 派構建，類似於傳統社會中的宗族。但晚清民國 以來，「封建大家庭」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弊端， 也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攻擊，中國佛教在宗派組 織 建 設 上 同 樣 面 臨 這 樣 的 危 機 。 在 太 虛 法 師 領 導「新式」的僧團制度改革的同時，中國傳統的 「 淨 土 宗 」 也 為 緩 解 這 種 危 急 提 出 了 自 己 的 辦 法。 所 謂 中 國 淨 土 宗 ， 既 沒 有 一 般 基 督 教 教 會 的科層（Bureaucracy）組織，也沒有法牒世系 傳承，不存在以禪宗為代表的中國傳統佛教宗派 那種類似「宗族」（Lineage）式建構。因此， 並不存在一個實體性的「中國淨土宗」這樣的組 織團體或譜系傳承。正因為「中國淨土宗」的這 一特點，為中國佛教宗派突破宗族體制提供了一 種選擇的可能；特別是那些不能夠被編進「神聖 家族」、正統僧人譜系中的民間信仰者，可以通 過念佛而獲得中國淨土宗的身份，從而成為「正 統」。可以說正是淨土宗構成了正統出家僧人佛 教、與普通信眾之間的仲介，將普通民俗信仰， 聯繫到正統佛教上，得到正統佛教的認可。 由於上述原因，相對其他佛教宗派，近代中 國「淨土宗」與民間信仰有著更加密切的關係。 民 國 時 期 的 印 光 法 師 ， 利 用 近 代 日 益 便 利 的 交 通、郵政系統，以書信、廣告、印送善書等各種 通訊手段，與全國乃至東南亞等海外華人居住地 區的淨土信仰者有著廣泛的聯繫，而他本人也成 為中國淨土宗的「法人代表」。他與中國民間信 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印光法師與香港黃大仙信仰的短暫因緣
張雪松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1）印光法師與民間信仰的互動關係，最為 引人注目的是他與善書的密切關係，正如游子安 指出：「如果說近世『善書運動』由17世紀初的 袁黃、祩宏揭開序幕，再而普及民間，那麼20世 紀二三十年代《福壽寶藏》、《善書大辭典》諸 書的出版，翼化堂等善書局推動善書流通，及印 光的倡印善書，則標誌著『善書運動』達到了一 個高峰。」3 拙作〈積極入世的印光法師〉4 一文， 主要是從社會史角度來探討印光法師印送善書活 動。 在 印 光 法 師 與 善 書 的 關 係 中 ， 我 們 可 以 看 出，印光法師是堅守正統佛教本位的。民國初年 以 前 ， 印 光 法 師 「 執 理 甚 嚴 」 ， 並 不 許 人 看 善 書，後來改變對善書的看法，大力推廣善書，但 還是將善書的位置放在佛教經典之下。據著名佛 教居士鄭頌英回憶：「先族叔祖玉田先生，前在 普陀理藥業十餘年，親近印公也有十餘年之多。 他曾經對我說過……大師的安置經書，始終是有 條不紊。大乘經論居上，小乘經論次之，善書又 次之，從無零亂雜置的。」5 大體來講，印光法 師印行善書，是以正統佛教的標準進行選擇和刪 改的。對於辟佛，特別是誹謗淨土信仰的善書， 他是極力反對的。印光法師對善書的選擇，在一 般信徒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三十年代有人依 據《印光法師文鈔》中反對《慧命經》和《仙佛 合宗》的言論，來指責翼化堂主辦的《揚善半月 刊》提倡此兩種善書，從而激起《揚善》主編陳 攖 甯 的 強 烈 不 滿 ： 「 彼 印 光 法 師 之 權 威 ， 且 不 足 以 支 配 教 內 之 佛 學 書 局 ， 如 何 能 支 配 教 外 之 翼化堂，豈非咄咄怪事。」6 主編過《海潮音》 雜 誌 ， 後 來 出 佛 入 道 的 張 化 聲 則 認 為 「 竊 以 為 （陳攖甯）神經亦太敏矣」「印光乃一狹隘的念 佛僧耳。佛教兩雄，太虛與歐陽竟無之言論，彼 此尚罵為魔說，況他教哉。不如是，不成為印光 也。」7 張化聲的這個評論很有意思，似乎不批評 人，「不成為印光也」，從中也可以看出印光對 於善書自始至終是「執理甚嚴」的。 但 印 光 法 師 也 有 受 善 書 影 響 或 者 同 善 書 合 拍的一面，如印光法師書寫皆加句讀，難字加注 解，多次批判他人的書寫難以辨認（如對早年弘 一法師書法的批判）；再如對破血湖的批判，認 為女子月經、生產本是天經地義之事，並不汚穢 等等，與近代廣為流行的善書《玉曆寶抄》的看 法8 都非常吻合。 （2）印光法師與扶乩的關係，是其與民間信 仰互動的另一重要表現。民國初年，諦閑法師在 北京講經，「白城隍」在北京西城琉璃胡同錢宅 降壇，將諦閑法師請去求教經意，其間又有關帝 和周（倉）將軍降壇向諦閑法師求教。9 此事在北 京轟動一時，後出版《顯感利冥錄》。印光法師 雖然對「諦公已證聖果，關帝尚未明心」的傳言 不以為然，但對此次扶乩還是頗為相信的，並大 加褒獎。10 大 體 來 言 ， 印 光 法 師 認 為 扶 乩 多 為 靈 鬼 所 為11 ，不是真佛、菩薩降壇，故扶乩觀善、募化 則好，若談佛理、教理則多謬誤，故多不喜人扶 乩，晚年甚至不惜與社會名流江易園反目。 下面將以印光法師與香港黃大仙信仰的短暫 因緣為例，簡單探討一下印光法師與扶乩信仰團 體的關係。印光法師與香港黃大仙扶乩的關係， 陳劍鍠在他的博士論文中略有提及12 ，而史實部分 討論較多的是范純武和游子安13 ，筆者將在下節 「從黃大仙到哆哆菩薩」中予以詳細的梳理；又 印光法師西逝後，有一顆舍利被請到香港，曾存 放在本是黃大仙扶乩場所的「半春園」達十多年 之久，此事學界較少論及，筆者將在「從半春園 到東林念佛堂」一節中予以介紹。以上兩節主要 作史實部分的討論，而最後在「結論」中，嘗試 對印光法師與扶乩的關係進行理論分析，以其拋 磚引玉，就教於方家。 從黃大仙到哆哆菩薩 黃 大 仙 信 仰 團 體 之 一 ， 哆 哆 佛 學 社 的 創 辦 者，曾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主動聯繫過印光法 師，現存史料主要有兩處，一是1933年印光法師 〈覆江景春居士書二〉： 民國初年，香港有扶乩者，言其仙為 黃赤松大仙，看病極靈。有絕無生理 之人，求彼仙示一方，其藥，亦隨便
說一種不關緊之東西，即可痊癒。黃 筱偉羨之，去學，得其法而扶，其乩 不動。別人問之，令念金剛經若干遍 再扶。依之行，遂亦甚靈。因常開示 念 佛 法 門 ， 偉 等 即 欲 建 念 佛 道 場 ， 云 ， 尚 須 三 年 後 辦 。 三 年 後 ， 彼 等 四五人來上海請經書，次年來皈依， 遂立哆哆佛學社，以念佛章程寄來。 念佛後，觀音勢至後，加一哆哆訶菩 薩。光問，何得加此名號。彼遂敘其 來歷，謂前所云黃赤松大仙，後教修 淨土法門，至末後顯本，謂是哆哆訶 菩薩，且誡其永不許扶乩。此二事， 因一弟子輯淨土法語，名淨土輯要， 光令將前二事附之於後。今為汝寄三 本 ， 閱 之 ， 可 以 自 知 。 （ 哆 哆 訶 菩 薩，光令另為立一殿供養，不可加入 念佛儀規中，免致起人閑議。）14 二是1929年仲秋出版的《淨土輯要》15 附錄 〈覺明妙行菩薩及哆哆婆娑訶菩薩應化事蹟〉： 戊辰仲冬一夕，慧圓于太平寺侍本師 印公座前。本師以黃德煒居士所書哆 哆婆娑訶菩薩應化事實見示。誦悉之 餘，不勝讚歎。因請附印於淨土輯要 之後，以廣流傳。本師曰：「此事與 覺明妙行菩薩降化吳地相同，是宜約 撮兩事，附之書後，以見菩薩宏揚淨 土之悲心；而扶乩者多為靈鬼假託。 不可語於佛法也。」慧圓受命而退， 因錄其大要於後。己巳二月初八日邵 慧圓謹志。 哆 哆 婆 娑 訶 菩 薩 應 化 事 蹟 的 介 紹 ， 依 據 黃 德 煒 居 士 上 印 公 法 師 書 ： 「 弟 子 回 憶 自 少 棄 儒 習 賈 ， 距 今 計 有 廿 餘 年 。 此 時 賓 士 於 馬 巫 來 半 島，及美洲各國各埠。凡有永利威貨到之處，幾 無不親歷其境……因此對於仙佛之說，概不暇研 究。」「迨至五年前，有友人在本港供奉黃赤松 大仙。工餘扶乩問事及治病，無一不靈驗異常。 嘗邀弟子前往參觀，迨蒞壇，見各人求病問事， 均默稟壇前，大仙無一毫錯答，各如所求而退， 心覺奇異。」後黃德煒之子，及一友人，均得黃 大 仙 扶 乩 而 治 癒 ， 從 此 信 服 ， 並 「 發 願 自 行 扶 乩 ， 更 深 信 仰 」 。 念 《 心 經 》 一 月 後 ， 乩 動 成 文，「有問即答，極為詳明，並囑每日誦《金剛 經 》 、 《 大 悲 咒 》 、 《 明 聖 經 》 等 經 ， 定 為 常 課，並印送《太上感應篇》等善書。」「乩語多 是發揮善惡，千言萬語，瞬即寫畢」，並將壇中 所 得 詩 集 成 一 冊 《 風 波 浪 詩 集 》 。 「 數 月 後 某 夕，乩忽寫出同人中篤信者之名，囑令到港永利 威四樓，大仙明白告各同人云：現今世界，人心 沉淪之極，世風日下之時，非佛法無以挽救。今 值汝等正篤信佛法，故明白告汝等（指弟子等） 云云。吾實哆哆娑婆訶菩薩，汝等自後直力向佛 學做去，不宜做仙壇事。佛本無乩壇之設，應立 刻即將乩壇撤收，以符實行佛法宗旨。若再以乩 問事，則大背佛道。余因汝等根機劣陋，非以靈 驗事顯於目前，不足導汝等之篤信。故姑且扶乩 代言，作入門之法徑。但令汝等明白，自後切勿 再扶乩，或至出險事。何也？因到壇者，多不是 正 名 仙 神 ， 均 皆 冒 名 入 壇 居 多 ， 即 停 止 扶 乩 之 念，至切至切，自後以《金剛經》、《大悲咒》 兩種作常課。並現非辦佛事時候，再候三年，則 可自悟自謀，提倡念佛，乃其時也。云云。」黃 德煒等人後便停止扶乩，到與印光法師通信時， 自稱「停止已四年矣。現組織佛學社，各同人皆 前 者 最 篤 信 之 道 友 。 由 去 年 至 今 ， 已 符 三 年 之 期，因組織此社。以符實行學佛之表示，冀藉此 得遇大知識，闡揚佛法，自利利他。」 《文鈔》中存有印光法師的回復： 手書備悉。哆哆菩薩所示，可謂真實 之極。覺明妙行菩薩，與哆哆菩薩， 如出一轍。足見扶乩之不可依據。菩 薩 行 於 非 道 ， 通 達 佛 道 ， 先 以 欲 鉤 牽，後令入佛智，即此可見一斑。哆 哆菩薩既有大恩，實不可忘，然亦不 宜加入念佛儀中。念佛儀，雖文殊普
賢地藏彌勒尚不加入，況其他乎。然 此等菩薩，同攝清淨大海眾菩薩中。 若加入哆哆菩薩，在本社固無所礙， 然他處不知，反招疑議。但宜另供一 處，朝夕禮拜即已。16 又印光法師〈覆海門理聽濤書七〉「其三」 中 提 到 ： 「 明 末 ， 覺 明 妙 行 菩 薩 ， 以 乩 開 導 佛 法，臨去令其永斷扶乩。十年前，香港哆哆佛學 社，亦然。此二，皆真菩薩，而禁止扶乩。以無 甚 道 力 之 靈 鬼 亂 說 ， 誤 人 實 深 ， 故 菩 薩 即 以 扶 乩，而禁絕扶乩。」17 此七封信的首頁，有「民國 二十一年」（1932）字樣，范純武由此認定「哆 哆佛學社，成立約在民國十年（1921）左右」。18 但 大 光 法 師 則 在 《 香 港 佛 教 發 展 史 》 一 文 中 提 到： 同年（1928）秋天，九龍方面成立了 「哆哆佛學社」，此社專門傳授淨土 念 佛 ， 社 址 在 九 龍 蒲 崗 村 的 曾 富 花 園，這是清末以來，香港佛教中弘揚 淨 土 宗 的 所 在 ， 以 念 佛 為 宗 旨 。 該 社初創時，社友只有數十人，於每週 六、日兩天集合念佛，星期日晚上則 設「瑜伽焰口」（救孤魂野鬼的一種 超度儀式），使冥界能普遍的往生。 此外，社內並設閱經、靜修、蔬食、 放生等四部。19 游子安據此提出哆哆佛學社成立於1928年。 筆者以為，哆哆佛學社成立於1928年秋的說法， 比較可信。理由如下： （1）根據前引《淨土輯要》附錄邵慧圓的 記敍，印光法師是在民國戊辰仲冬，即1928年年 底 ， 向 他 提 到 香 港 黃 德 煒 居 士 寫 信 成 立 佛 學 社 的，因此黃德煒是在1928年年底之前給印光法師 的書信，其信中說，扶乩「停止已四年矣。現組 織佛學社……由去年至今，已符三年之期」。由 此筆者推測，黃德煒是1924年前後20 ，因小兒及 友人病癒而信仰黃大仙，參加扶乩活動，扶乩活 動前後不足一年便停止，1925-1927三年未進行 扶乩活動，三年期滿，1927年黃德煒等四五人前 往上海請佛經，並同印光法師取得聯繫，「次年 來皈依，遂立哆哆佛學社」，因此大光法師記述 香港哆哆佛學社成立於1928年秋是可信的，哆哆 佛學社秋季成立後，將章程郵寄給印光法師，印 光法師見其中有「哆哆菩薩」故復函詢問，黃德 煒再復信回答。印光法師在當年年底，將此事告 於邵慧圓居士，並令其將這段經過附錄在《淨土 輯要》中。《淨土輯要》1929年秋出版6,000本， 書後〈助印淨土輯要功德芳名〉中有「無名氏， 一千本；黃德煒、常，各五百本……聶雲台二百 本」等字樣。 （2）印光法師《覆海門理聽濤書七》信前 所記1 9 3 2年，恐為首次通信時間；又現存〈覆 理 濤 居 士 書 一 〉 及 〈 書 二 〉 ， 即 是 〈 覆 海 門 理 聽濤書七〉中的其五、其六（後人編輯重複）， 〈 書 一 〉 、 〈 書 二 〉 的 落 款 時 間 分 別 是 「 癸 酉 （1933）九月」和「甲戌（1934）二月」21 。由此 可見〈覆海門理聽濤書七〉「其三」是寫於1933 年九月之前，則十年之前，則是1923-1924年， 印光法師所謂「以乩開導佛法，臨去令其永斷扶 乩。十年前，香港哆哆佛學社，亦然」，是指十 年 前 哆 哆 菩 薩 以 乩 開 導 佛 法 ， 臨 去 令 其 永 斷 扶 乩，而此後四年，哆哆佛學社才成立。故此說哆 哆佛學社成立於1928年秋，與印光法師信中所言 並不矛盾。 另外，寬仁法師在《香港佛教面面觀》一文 中的記敍，與大光法師的說法相同： 1 9 2 8年秋天，九龍成立了哆哆佛學 社，專門弘揚淨土念佛法門，社址在 九龍蒲崗村的曾富花園，這是清末以 來香港佛教中弘揚淨土宗的所在，以 持名念佛為宗旨。社內並設閱經、靜 修、蔬食、放生等四部。22 從半春園到東林念佛堂 哆哆佛學社的創立者黃德煒居士，即是在民 國三年（1914）創辦廣州永利威酒莊的黃筱煒，
永利威是中國近代重要的釀酒企業，它生產的五 加 皮 酒 馳 名 中 外 。 《 印 光 法 師 自 述 》 ： 「 至 民 十七年（1928）有廣東皈依弟子擬請往香港，離 普陀，暫住上海太平寺。十八年春擬去，以印書 事未果。」23 《自述》中的「廣東皈依弟子」即指 黃德煒，陳劍黃先生綜合印光法師各種傳記材料 文獻，指出：1928年「香港弟子黃筱偉（德煒） 等數人，特建精舍，欲迎印光赴港，印光也答應 前往。可是真達和尚一再勸留，認為江浙佛地， 信徒尤多，不可驟然離去。」24 黃德煒請印光法師 去香港的原因和動機，我們將在下節討論。 黃 德 煒 雖 然 在 印 光 法 師 生 前 沒 有 將 其 請 到 香港，但印光法師西逝後，黃德煒請得一顆舍利 到香港，現存記錄這件事情始末的史料主要有三 條： 1960年德森法師在蘇州靈岩山寺，為香港東 林念佛堂作〈印光法師紀念堂碑記〉： （印光法師）示寂舍利鮮明，不久香 港黃德煒居士，托友人向妙真和尚請 得一顆，供於半春園者約十年，未遂 其建塔之願，竟辭塵世。又經年餘， 盧君雅、馬寬廣、林俠菴、石純富諸 居士等，商妥定西、茂蕊二位法主， 向 黃 耀 蓀 先 生 說 允 ， 由 聖 懷 法 師 、 盧 、 石 二 居 士 ， 將 老 人 舍 利 及 袍 帽 等，迎至東林念佛堂，適逢大勢至菩 薩聖誕良辰，亦云妙矣。25 定西法師〈籌建蓮宗十三祖印光法師紀念堂 舍利塔〉： 十 年 前 黃 筱 煒 居 士 請 來 紫 色 舍 利 一 顆，擬在大埔半春園建塔供養，事未 果成，居士西歸。其夫人羅少珍與侄 黃耀蓀居士，及港九善信，擬集資建 堂立塔，同種福田。已商妥香港新界 荃灣芙蓉山東林念佛堂主事人定西、 茂蕊二師，指定在大殿正右，不日即 行動工。師之舍利則巧于本年農曆七 月十三日，乃大勢至菩薩聖誕良辰請 至東林矣。26 定西法師〈印光大師紀念堂舍利塔落成報告 經過〉： 本港黃德煒居士，托友人周禎瑞君， 請得舍利一粒，及袍帽鞋襪各一件， 臨時供奉在大埔半春園，擬求名山勝 地，建堂紀念，以資垂範。事為馬寬 廣、盧智頌、石純福居士等所聞，建 議請至荃灣東林念佛堂，興建紀念堂 與舍利塔，當即得到黃德煒夫人及令 侄 耀 蓀 先 生 贊 許 ， 並 承 黃 夫 人 慨 捐 一千元，以為首倡……幸蒙各護法居 士，人力財力，經二年之久，始克落 成，工料費計需陸萬元之譜。27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印光法師火化後得舍 利子千餘，「妙真上人以六聚舍利，攝影分贈知 識。遠近見者，莫不歎為稀有；至有發心迎請供 養，永作紀念者。」28 由上面所引三條史料可以 得知，香港黃德煒居士，托友人周禎瑞，向靈岩 山寺當家妙真法師請得印光法師舍利一粒，及袍 帽鞋襪各一件，供奉在香港大埔半春園。半春園 是黃氏家族產業，「半春園初建於1930年代，原 為故紳黃德煒居士擁有，當年黃居士經常聯絡兩 位友人，定期遊園半天，交流佛學，誦經拜佛。 因為他們三人常有此半天遊園之約，園子便得名 『半春園』」29 。五十年代初，半春園大興土木， 可能此時黃德煒本擬建舍利塔，但未果而西逝； 印光法師舍利因此供奉在大埔半春園十多年，後 由馬寬廣等居士撮合，得到黃德煒夫人黃羅少珍 及侄子黃耀蓀先生同意，將印光法師舍利從半春 園請至荃灣東林念佛堂，開始著手興建紀念堂與 舍利塔，黃夫人慨捐一千元作為首倡。而印光法 師舍利的接受者定西，屬於天臺宗諦閑、倓虛法 派，日本侵華時期，曾長期擔任哈爾濱極樂寺住 持，原名如光，日本投降後他南下，改名定西。30 定 西 《 印 光 大 師 塔 久 未 批 准 ， 動 工 無 期 有
感》詩中有「下筆先談汚吏囊」等句，可見印光 法師舍利塔的批准興建並不是十分順利。1960年 十一月初一，印光法師紀念堂舍利塔落成，舍利 入塔安放。當日，黃柏溪居士所拍攝的題為「香 港印光大師舍利安奉攝影」的照片，照片中突現 一 隻 僧 足 ， 信 眾 多 以 為 「 至 誠 感 應 ， 以 如 是 因 緣，故得印公大師光臨示現」。31 這則神奇故事，所起到的現實功能，是讓信 眾堅信印光法師已經踏「足」東林念佛堂，就此 在舍利塔中落戶。由此，印光法師徹底離開了黃 氏大埔半春園，從二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末，印 光法師與香港黃大仙信仰、哆哆佛學社和大埔半 春園的關係，就此告一段落。從1960年至今，已 將近半個世紀，往事塵封，印光法師與香港黃大 仙的這段因緣，也逐漸為人淡忘。 結論：自利利他 永 利 威 酒 行 老 闆 黃 德 煒 在 信 仰 黃 大 仙 扶 乩 後 ， 為 何 會 突 然 皈 依 印 光 法 師 ， 成 立 哆 哆 佛 學 社，甚至可能要將印光法師請到香港來。為了解 答這個問題，我們先看1933年所立的《黃大仙嗇 色園規則》。該規則供十七條，嗇色園對「所錄 同人」的各項要求和管理是十分嚴格的，捐獻等 各種義務要求也很多，特別是第八條：「各同人 欲自建築靜室者，要先呈請仙師批准，不得任意 自為。一經建築之後，即作本園公有」云云。32 這 些規矩雖然是三十年代初最終定型，但早前應該 也有雛形。 我們從前引黃德煒給印光法師的信中，已經 得知，黃德煒是自行扶乩請黃大仙臨壇的。而黃 德煒在給印光法師信中所說：1924、1925年間， 最終放棄扶乩，將黃大仙說成其實是哆哆菩薩， 所選地點也頗引人注意，是「（香）港永利威四 樓」，似有意同嗇色園黃大仙祠區別開來，而其 區別的方式正是通過佛教。而且1925年是黃德煒 （黃筱煒）最後一次見於黃大仙董事名錄中「協 理：黃筱煒先生（揮覺）」，「一九二五年（乙 丑）四月啟建第三屆萬善緣法會二十一天，並附 薦先靈，黃筱煒道長投得正薦。」33 而後嗇色園似也要加強和鞏固自身的權威， 如1926年〈羅漢尊者乩文〉：「丙寅冬月期日， 羅漢尊者降鸞書出戒定會三字，訓令達通（引者 按 ： 「 通 」 恐 為 「 道 」 字 ） 達 其 意 ， 伸 覺 伸 其 詞。……本壇弟子韋達道、何伸覺敬誌」。34 戒 定會為佛教三學，羅漢尊者將佛學解釋的權威賦 予了嗇色園弟子韋達道和何伸覺；二十世紀二、 三十年代後，嗇色園崇佛活動亦不少，可參見前 述游子安〈粵港地區黃大仙信仰中的三教融合〉 一文中相關部分討論。 面對這種情況，永利威黃德煒欲借佛教脫離 嗇色園的控制，則必須在嗇色園扶乩之外，找到 一個更加被人認可的佛教權威。所以黃德煒在黃 大仙轉變為哆哆菩薩後，最終找到了淨土宗著名 僧人印光法師，或許計劃將其請來香港未果；但 成為印光法師皈依弟子，成立哆哆佛學社（1928 年秋），又出版印光法師鑒定的載有哆哆菩薩事 蹟的《淨土輯要》（1929年秋），便足以保證其 信仰的正統性和合理性。35 故此，1 9 3 0年黃德煒等十多人，終於退出 嗇色園普宜壇，在大埔建「半春園」。當然這種 借助正統佛教（淨土宗）名義，跟嗇色園黃大仙 信仰的分離，主要是組織管理上的，似未完全脫 離黃大仙扶乩信仰，游子安指出，有些道侶往來 於嗇色園和半春園之間，並據梁本澤撰《金華風 貌》卷三（未刊），「籌建半春園者譚榮光、李 亦梅，兩人直至1948年還任嗇色園協理。」 如 此 來 看 ， 印 光 法 師 似 乎 是 被 人 「 利 用 」 了，筆者以為其實也大可不必這樣理解。哆哆佛 學社，與眾多各色淨土組織社團或個人，請印光 法師題詞，寫傳記等等，並無根本的區別，甚至 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縮影，都是起到一個讓正統 佛教的代表印光法師「鑒定」的作用。雖然一度 存 放 印 光 法 師 舍 利 的 半 春 園 ， 一 直 沒 有 根 除 印 光法師所反對的扶乩，但五十年代擴建後的半春 園，外表基本上是佛教寺院規制，大雄寶殿供奉 著在江蘇精刻的西方三聖，應該說印光法師所宣 導的淨土信仰，影響是十分明顯的。若沒有這個 信仰黃大仙的扶乩團體的作用，應該講今天香港 也不會有「淨土真宗」36 印光大師紀念堂和紀念塔 了37 ，而哆哆菩薩的故事，也為正統淨土信仰增加
了一個扶乩不可信的實例。38 應該說，印光法師與 哆哆佛學社是互利雙贏的。 印 光 法 師 要 求 黃 德 煒 將 哆 哆 菩 薩 「 另 為 立 一殿供養」，現在半春園內大雄寶殿供奉著西方 三聖，這樣實際上是印光法師對標準（化）淨土 信仰的推行，也是對地方信仰的一種至少是表面 上、名義上的「收編」。印光法師與香港黃大仙 扶乩的這段因緣，再次證明瞭近代淨土宗作為正 統佛教與民間信仰之間仲介作用的功能。 註釋 1范純武，〈近現代中國佛教與扶乩〉，《圓光佛 學學報》，第3期 （1999年2月），頁262。 2〈三年來的寧夏佛教〉，《現代佛學》，19 53 年，第6期，頁32。 3 游子安，《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182。 4 張雪松，〈積極入世的印光法師〉，年輕佛教學 者學術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辦，2006年。 5 鄭頌英，〈紀念印公說到尊經惜字〉，原刊於 《弘化月刊》，第7期（1942年1月），頁10；見 李銳鋒主編，《鄭頌英居士紀念文集》（香港：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2），頁98。 6 〈本社覆函〉，胡海牙編著，《陳攖甯先師研究 系列之仙學輯要》，上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 公司，2004），頁 364-365。 7 張化聲，〈覆陳攖甯先生惠函〉，《陳攖甯先師 研究系列之仙學輯要》，上冊，頁371。 8 如《玉曆寶抄》：「即敘所議各項字句，逐細 圈斷，毋庸裝點更改，可使世間男婦，易能知 曉」；「血污池置設殿後之左，陽世誤聞僧尼所 說，皆因婦人生產有罪，死後入此汚池，謬之甚 矣。」 9 見倓虛，《影塵回憶錄》（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社，2003），頁55-57。 10 見〈與四明觀宗寺根祺師書〉，張育英校注，《 印光法師文鈔》，上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社，2000），頁14。 11 此觀點曾遭陳攖甯、胡海牙師徒嘲笑，事見《陳 攖甯先師研究系列之仙學輯要》。 1 2 陳劍鍠，《印光（1 8 6 1 - 1 9 4 0）硏究》（香 港︰香港大學末刊博士論文，1 9 9 9年），頁 271-272。該論文修改後已經出版，見陳劍鍠， 《圓通證道：印光的淨土啟化》（臺北：東大圖 書公司，2002）。 1 3 游 子 安 ， 〈 粵 港 地 區 黃 大 仙 信 仰 中 的 三 教 融 合〉，宗教的和平與衝突學術會議，香港中文大 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與北京大學宗教學系合辦， 2005年。 14 《印光法師文鈔》上冊，頁334。 15 潘慧純、邵慧圓參訂，印光法師鑒定，《淨土輯 要》，1929年，上海陳家浜太平寺、長沙佛經流 通處藏。 16 〈覆黃德煒居士書〉，《印光法師文鈔》，中 冊，頁937。 17 見《印光法師文鈔》，上冊，頁364。 18 〈近現代中國佛教與扶乩〉，頁282。 1 9 見 《 大 光 老 和 尚 圓 寂 兩 周 年 紀 念 》 ，S a n
Francisco: LIN DU TEMPLE；香港：千華蓮社， 1999年，頁15-16。 20 香港黃大仙嗇色園也是在1924年，於九龍西貢道 首創藥局，贈醫藥。 21 見《印光法師文鈔》，中冊，頁756。 22 寬仁，〈香港佛教面面觀〉，《五臺山研究》， 1998年，第1期，頁42。 23 見《印光法師文鈔》，上冊，頁4 。 24 《圓通證道：印光的淨土啟化》，頁34。 25 東林念佛堂董事會，《東林小志》（香港：東 林念佛堂，1963），頁30。 26 《定西大師語錄》，載《西齊淨土詩、定西大師 語錄合刊》（香港：東林念佛堂，1972），頁 47。 27 《東林小志》，頁37-38。 2 8 范古農，〈印光大師舍利記〉，陳海量編， 《印光大師永思集》（上海：上海書店，1991 ［據弘化社1941年版影印］），頁32。 29 余從，〈三人半天漫遊：半春園〉，《溫暖人 間》，第201期（2007年5月3日），頁14。該文 作者的父親與黃德煒是表親，當年常去半春園遊
玩。 30 如光，在大陸被視為漢奸，參見高丕琨，〈如光 其人〉，孫邦主編，《偽滿社會》（長春：吉林 人民出版社，1993），頁585-588。在香港，則 對定西（如光）在東北的歷史比較避諱，如明觀 〈為定西老法師發龕法語〉，便隻字不提他在 哈爾濱極樂寺的經歷：定西「至二四（1935年） 年，經浙江普陀山法雨寺達圓和尚，授具足大 戒。戒期圓滿，參訪名山，親近高賢，學習台 宗，信生淨土，建立古寺，創辦佛學，接引後 昆。至一九四九年，與倓老法師，樂果法師，受 居士請，轉來香江，設華南學佛院，擔任主講， 首屆學僧畢業後，開創東林，繼續廬山遠公蓮 社，專弘淨土」云云。（明觀和尚遺著，釋靈 眞編校，《夢華集》［香港：佛敎光明講堂， 1971］，頁37。） 31 參見〈舍利奉安，影現僧足〉及〈附錄來函二 則〉，《東林小志》，頁45-46。 32 科大衛等編，《香港碑銘彙編》，第二冊（香 港：市政局，1986），頁514。又據游子安主 編，《香江顯跡：嗇色園歷史與黃大仙信仰》 （香港：嗇色園，2006），頁56。影印原本，做 對照，略有勘正，這處勘正由游子安向筆者指 出，另外游對筆者論文指正良多，不勝感激。 3 3 伍 永 根 編 ， 《 嗇 色 園 》 （ 香 港 ： 嗇 色 園 ， 1991），頁138、52。「揮覺」是黃筱煒的道 號。 34 《香港碑銘彙編》，第二冊，頁600-601。該書 將此文列入年代不詳，但嗇色園民國後方成立， 民國丙寅年為1926年無疑。 35《淨土輯要》助印者中，聶雲台是前上海總商會 會長，曾國藩的外孫；而「無名氏」可能就是印 光法師本人。從現存書信來看，印光法師曾多次 出錢幫助邵慧圓出版善書，印光法師手頭似也有 不少《淨土輯要》，如他曾把《輯要》送江景春 三本，且《輯要》在上海的版藏地就是印光法師 的居所。 36 香港東林念佛堂印祖舍利塔上，有定西法師所書 「淨土正宗」四個大字。 37 1963年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首次訪港，即 前往印光大師舍利塔前頂禮瞻仰，「這一位淨土 第十三代宗師的舍利塔，在一棟屋宇內。屋裏香 花撲鼻，莊嚴肅默；文明上香、獻花，頂禮後 繞塔三匝，然後默然離去。」（星雲，《海天遊 蹤》［臺北：覺世旬刊社，1964］，頁477。） 38 印光法師認為扶乩不可信，皆是靈鬼所為，與其 相信哆哆菩薩降壇，其實不像陳劍鍠在《印光法 師研究》中所講的，前後矛盾。因為印光法師認 為，哆哆菩薩這類真菩薩降壇，最終會像《西方 確指》中的覺明妙行菩薩那樣，降壇是為了告誡 人們扶乩不可信，要轉而念佛求生淨土，並且不 會再降壇；所以相信哆哆菩薩降壇，與否定扶 乩，並不存在邏輯矛盾。而印光法師相信關公降 壇向諦閑法師問法，是因為當時社會迷信扶乩， 而僧人社會地位低下，印光法師認為關公降壇向 諦閑法師問法，關帝意在抬高僧人的社會地位。
《陳君葆日記全集》人物訂誤一則
梁偉基
香港中華書局編輯出版部
前言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周佳榮教授在〈大時代 的證言 陳君葆及其日記（1933-1949）〉一文 中有以下一段話： 說句老實話，我對於曾經長期擔任馮 平山圖書館館長的陳君葆先生，所知 實在很少，更沒有留意他為香港以至 中國的文教事業作過甚麼貢獻。直至 1999年初，我在商務印書館與胡從經 先生閒談，才知道世間上竟有陳君葆 日記的存在，並保留了大量我夢寐以 求（不過連自己都以為不可能會有） 的記錄。1 據 知 ， 陳 君 葆 長 期 有 寫 日 記 的 習 慣 ， 開 始 於1920年代，以訖於1980年代初。他用來寫日記 的日記簿多達一百冊，日記文字估計超過一千萬 字。2 1999年，經整理後的《陳君葆日記》共兩 冊，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始於1933年，止於 1949年。直至2004年，一共七卷的《陳君葆日記 全集》才正式面世，亦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 始自1932年，止於1982年。這套日記全面地展示 出香港從1930年代初至1980年代初的面貌，真實 地 記 錄 了 這 數 十 年 間 ， 香 港 在 政 治 、 社 會 、 文 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變遷，因此，它具有極高的 歷史價值。 本文主要討論《陳君葆日記全集》中經常出 現的一位人物 「老楊」。據日記整理者的註 釋，這位「老楊」就是曾任香港民生書院院長的 楊士端。可是，經筆者翻檢日記在不同時間的記 錄，這位「老楊」卻是另有其人。 陳君葆其人其事 陳君葆（1898-1982），出生於廣東省香山 縣 三 鄉 鎮 平 嵐 鄉 ， 號 水 雲 樓 主 ， 著 作 有 《 水 雲 樓詩草》、《陳君葆詩文集》及《陳君葆日記全 集》等，文章則散見於《華字日報》、《華僑日 報》、《大公報》、《文匯報》等報刊。他11歲 時隨祖父移居香港，就讀於皇仁書院，後來考進 香港大學文學院。大學畢業後，他前往新加坡華 僑 中 學 任 教 ， 後 來 出 任 馬 來 西 亞 七 州 視 學 官 。 1931年9月，他從馬來西亞回到香港，1934年受聘 於母校香港大學，1936年正式接任馮平山圖書館 館長兼文學院教席。 在香港大學任職期間，陳君葆與許地山、馬 鑑等著名學者，共同參與本地的社會活動，例如 推動平民教育、普及市民大眾的文化知識。1937 年7月7日，中國抗戰軍興，陳君葆積極參與宣傳 抗日的活動。1941年2月，陳君葆更協助宋慶齡在 香港籌組「保衛中國同盟」，以支援中國的抗戰 大業。1941年12月25日，日軍佔領香港，陳君葆 不但克盡己職，使馮平山圖書館內的藏書保存完 好，避過被日軍查抄或燒燬的命運，並將在中環 郵政局內貯存的一批政府檔案文件，例如生死註 冊處的簿冊、高等法院的文件等，轉移至香港大 學圖書館收藏起來。3 同時，他更收集了一大批 重要資料和書籍。為此，英女皇於1947年頒授他 O.B.E勳銜，以表揚陳君葆在戰時保護文獻的貢 獻。 二 戰 結 束 後 ， 陳 君 葆 仍 積 極 參 與 本 地 的 社 會 活 動 。 在 馬 鑑 和 陳 君 葆 的 鼓 勵 和 幫 助 下 ， 香 港 大 學 學 生 草 擬 了 會 章 一 分 給 校 方 ， 最 終 ， 當 時的副校長施樂詩接見了學生，並同意中文學會 復 會 。 陳 君 葆 先 後 擔 任 中 文 學 會 復 會 後 第 二 屆 （1948-1949）內閣副主席及第三屆（1949-1950） 內閣、第四屆（1950-1951）內閣及第五屆內閣（1951-1952）主席。他於1957年擔任香島中學 校董會名譽董事，後來出任華人革新協會第四至 二 十 八 屆 副 主 席 、 第 二 十 九 至 三 十 一 屆 主 席 。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君葆先後擔 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委員、全 國文聯委員、廣東省文聯委員等。1950年代，陳 君葆更先後三次率領香港的青年學生及香港大學 的英籍教授訪問北京，並兩次獲得當時的周恩來 總理接見。 「老楊」之辨 在《陳君葆日記全集》中，特別是1 9 3 2至 1940的八年間，陳君葆經常提及一位叫「老楊」 的朋友。 他在日記中首次提及這位老楊，是1933年元 旦的一段記載： ［1933年1月1日星期日］這是一本日 本人印行的日記。在這抵貨呼聲最高 的 當 兒 ， 老 楊 竟 然 拿 這 本 東 西 送 給 我 ， 而 我 又 一 點 不 遲 疑 地 接 受 了 它 （十一月三日的事），也許有人說我 們不愛國了。4 究竟這位老楊是甚麼人呢？根據香港商務印書館 整理出版的七卷本《陳君葆日記全集》，整理者 在上述記載提及老楊後加入一個註釋，指這裏的 老楊就是曾任香港民生書院院長的楊士端。這個 註釋無疑告訴讀者在日記中凡提及老楊的，均指 楊士端。但整理者在1942年2月11日楊士端再次出 現在日記時，又在楊士端後加入一個註釋，詳細 介紹楊士端的生平。5 究竟兩人是同一人，還是另 有其人呢？ 筆者認為日記整理者將老楊理解為楊士端是 錯誤的。試細心閱讀以下兩段在時間上相連的記 載： ［1933年1月2日星期一］老楊在香港 似乎找不到可以談話的人，他極厭惡 在這殖民地長大的華人，關於這點我 極表同情。老楊帶了兩位朋友來介紹 互相認識，吳涵真又名亦生，和沈東 壁。他們看過戲之後大家又談了好些 時 候 才 別 去 。 涵 真 並 拿 出 他 的 近 作 刊在工商特刊「罵」的一篇，示 給我們讀。他的文倒平平無奇只他的 人倒很喜歡談論，有意味。他說目今 中國是缺乏具有人格的人，所以總是 弄不好，這很有見地。6 ［1933年1月3日星期二］昨天對吳楊 兩 君 講 過 ： 中 國 究 竟 會 不 會 亡 這 問 題。現在實沒有去討論的必要。我們 現在所要的是：即使中國明天便亡， 也須去幹，拼命去幹。關於用甚麼方 法去救這危亡的中國一層，涵真是主 張用緩性的方法，以教育為基礎，炳 吉主張要用急激的方法，便是暗殺也 可以採用。7 我 們 將 上 述 三 段 在 時 間 上 相 連 的 記 載 放 在 一起解讀，就清楚看到陳君葆提及的老楊是楊炳 吉，並非楊士端。楊炳吉就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的第一任經理。1933年1月20日星期五：「午到 中華書局棣熙已上任了，我只怕他心志太高，不 肯耐苦勞，致不能久於其任，則我又覺無以對老 楊。」8 1933年7月22日星期六：「好幾天沒有 和老楊見面，今天去訪他，抬頭看去他寫字桌壁 上 掛 的 『 商 務 』 送 來 的 一 幀 開 張 頌 詞 是 『 同 舟 之利』四個字，……」9 從「商務」、「同舟之 利」的字眼，這幀頌詞可能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 館所送贈的，而所謂「開張頌詞」所指似為中華 書局香港分廠落成一事。楊炳吉在港廠竣工後， 便調任港廠司理，所以此處的老楊為楊炳吉當無 誤。1933年10月16日星期一：「到中華書局那裏 去談天剛巧老楊也在，因向索取書櫥裏的銅佛與 瓷道士，我本意不過是開玩笑的，實無意奪人之 所 好 ， 但 楊 竟 慷 慨 地 着 我 拈 去 ， 我 也 只 得 領 情 了。」10 相信此人就是楊炳吉。另外，又有一段記 載證明陳君葆是稱呼楊炳吉為老楊的，1935年10
月19日星期六記載：「午間到陶陶仙館吃點心， 炳吉談起汪精衛的『沉着與沉悶』來。我說『這 話的意思是對的，但以他的地位來講，汪是不配 說這話的。弄成現在沉悶的局面是政府，叫大家 不能夠沉着也沉着不來也是政府，汪還能夠配說 這話呢』？這話提醒了老楊了。」11 可見老楊就是 陳君葆對楊炳吉的稱呼。 事實上，陳君葆在日記中曾提及認識兩位楊 姓的朋友。1937年12月29日星期三：「和健廬兩 楊在思豪吃點心，炳吉說這次中日戰爭，……」12 這處的兩楊一位應為楊炳吉，另一位可能是楊士 端。我們回顧1933年2月2日星期四的記載，陳君 葆便告訴我們從一位楊姓友人認識到另一位楊姓 友人，且看以下一段記載： 老楊一點打完電話來叫我如果有空到 中華去兩三分鐘。剛登樓他介紹那位 久想認識的另一位老楊。13 陳君葆在這日的記載，清楚告訴我們他認識的兩 位楊姓友人：一位在這年2月2日前經已認識，另 一位是2 月2日當天才認識。這兩人極有可能就是 楊炳吉及楊士端。究竟陳君葆當日才認識的是哪 一位呢？筆者認為陳君葆當天才認識的應該是楊 士端。首先，根據前面的分析，其中一位老楊是 港局經理楊炳吉，所以當天打電話給陳君葆吩咐 他前往中華書局的，應該就是楊炳吉。其次，根 據陳君葆在1932年底的日記，他早在1932年已跟 楊炳吉認識，且看以下一段記載︰ ［1932年12月15日星期四］「凡是詩 人都愛貓」這大概是莫泊桑說的罷； 我和炳劫［吉］在Boston喝茶的當兒看 見一頭銀灰色的貓跑出來，禁不住滿 口稱羨，我很自然地向侍者問道：這 是公是母，侍者不即答卻嗤的一聲笑 起來，引得那個弄咖啡的和堂內對桌 幾個女子都一齊笑起來，我才莫名其 妙！究竟大家笑的甚麼？炳劫也跟着 笑。14 筆者在前文已經指出，陳君葆在日記中對楊炳吉 有許多不同的稱呼，部份相信是手文之誤，「炳 劫」便是其中之一。15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陳君 葆在1933年以前便已認識楊炳吉了。也就是說， 他在1933年2月2日在港局認識的老楊就是楊士端 了。 事實上，陳君葆的日記在1933年以前並沒有 出現楊士端這個名字，但從1934年7月15日開始， 日記中便十分頻繁地出現「士端」、「楊士端」 的名字，而且其稱呼顯得十分有規則性，往往將 老楊、楊士端的稱呼清楚分開。例如1934年9月27 日星期四：「昨天老楊對我講，說士端有一種刊 物託他轉交給我，但他為了某種緣故不便帶來， 要我親自去拿，同時寶粦也說他自己也不方便放 在身邊，所以還是我自己去走一遭為妙。」 這段 記載也說出老楊（楊炳吉）跟楊士端是認識的， 進一步證明上述陳君葆在港局認識的老楊，就是 楊士端了。陳君葆對他們稱呼的分別，除了避免 混亂以外，似乎也透露出他對兩人交情深淺的一 個 說 明 。 另 一 方 面 ， 這 段 記 載 很 令 人 摸 不 着 頭 腦，是甚麼東西令他們如此不安呢？但只要稍稍 了解楊士端的背景便可略知一二。其實楊士端是 一位左派人士，甚至可能跟中國共產黨有某種聯 繫。例如他曾介紹一位左派作家陳琪給陳君葆認 識。 我們再翻閱1942年的日記，在2月1日曾提及 楊士端，整理者在此加入一個註釋，介紹楊士端 的生平。原來楊士端在二十年代曾擔任陳獨秀的 粵語翻譯；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與中 共失去組織聯絡，後移居香港從事教育工作。 這 個註釋其實應該放在1933年楊士端剛在日記中出 現的時候，但我們要到1942年的日記才清楚知道 楊士端的身份與背景。因此楊士端交給陳君葆的 東西，極有可能在當時來說是一些「反動」的資 料，所以楊炳吉等人才這麼避忌。 結論 綜合以上的討論，筆者認為陳君葆在日記中 提及的老楊應為港局經理楊炳吉，並非楊士端。 而陳君葆大概是在1933年初透過楊炳吉的介紹才 認識楊士端的。
註釋 1 周佳榮，〈大時代的證言 陳君葆及其日記 （1933-1949）〉，載《陳君葆日記全集》（香 港：商務印書館，2004），卷1，頁vi。（以下簡 稱《日記》） 2 周佳榮，〈大時代的證言 陳君葆及其日記 （1933-1949）〉，頁vii。 3 小思，〈一段護書往事 記陳君葆先生〉， 載《陳君葆日記全集》，卷7，頁624-625。陳雲 玉，〈爸爸陳君葆的一生〉，載謝榮滾主編， 《陳君葆詩文集》（香港：三聯書店，1998）， 頁2。 4 《日記》，卷1，頁29。 5 《日記》，卷2，頁56。 6 《日記》，卷1，頁29。 7 《日記》，卷1，頁30。 8 《日記》，卷1，頁32。 9 《日記》，卷1，頁49。 10《日記》，卷1，頁56。 11《日記》，卷1，頁198。 12《日記》，卷1，頁355。 13《日記》，卷1，頁34。 14《日記》，卷1，頁26。 15 陳君葆在日記中經常有手文之誤的情況發生。 例如將高文鐸寫成「高民鐸」、健廬寫成「健 老」、陸費伯鴻寫成「陸貴伯鴻」、犬養毅寫成 「太養毅」等。 16《日記》，卷1，頁117。 17《日記》，卷1，頁463。香港萬里書店創辦人同 樣叫陳琪，於1959年與其他友人創辦萬里書店， 未知即是否為日記中提及的陳琪，待考。參見 《半世紀風雲：專訪香港書業翹楚》（香港：世 界出版社，2004），頁197。 18《日記》，卷2，頁56。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主辦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 合辦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講座系列
第四十一講
主講：
蘇利文教授（
Prof. Michael Sullivan）
牛津大學凱瑟琳學院榮退院士
Some Reflections on Art and History
日期：
2007年5月26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
7:00-9:30
地點：中山大學永芳堂二樓講學廳
第四十二講
主講：
郭靜雲教授
俄羅斯國家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研究員
中山大學歷史系候任教授
由考古資料探討神龍信仰
日期：
2007年7月23日(星期一)
時間：晚上
4:00-6:00
地點：中山大學永芳堂三樓講學廳
2004年，廣州市在進行第四次文物普查中， 於 黃 埔 區 長 洲 島 灣 螺 岡 淩 庚 堂 墓 ， 發 現 了 一 塊 淩府墓志碑。墓志為碑狀豎立，蓋頂之石為廡殿 頂狀，兩側青石夾護，下為石基座支承。墓志碑 高95厘米，寬59厘米。題名和正文均為楷書，志 額為「淩府墓志碑」，正文29行，滿行54字，字 寬、高約1 . 5厘米，保存完好，文字清晰可辨。 志 文 由 簡 琡 琳 撰 ， 黎 崇 基 書 ， 碑 立 於 同 治 八 年 （1869）。全文錄如下，標點為筆者所加：
一則有關鴉片戰爭的廣東地方文獻
淩府墓志碑考
閆曉青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淩府墓志碑 賜進士出身例授武德騎尉晉授昭武都尉特授硇州營都閫府歷任吳川營都閫府海門營平海營參 府賡堂淩表伯老先生大人暨德配梁太恭人墓志銘 豪傑各有樹立，而勳業既就，若不見其經營之迹者，無他，神有餘也，此其故嘗于賡堂淩公 見之。公諱廷颺，字平波，小字秀滄，號賡堂，世居番禺金鼎鄉。始祖諱震，宋淳祐甲辰進 士，任廣東制置使，經略大夫。公其二十一傳孫也。高祖諱柏，碩德遐齡，同堂五代，欽賜 「七葉衍祥」扁額。曾祖諱德英，乾隆乙酉舉人，事父篤孝，時人稱為淩孝子，以五代同 堂，一家再見，欽賜「七葉重光」扁額。家慶國恩，駢臻疊錫，識者知其福之未艾焉。祖昌 蕃，邑武學生。父鳳翔，乾隆甲寅恩科武舉。而公與叔祖昌朝、胞兄一桂皆武進士，故時人 稱為一門三進士，六代兩同堂云。公生而歧嶷，既長，猿臂善射，武力過人，年十七進邑武 生，二十三中道光壬午科武舉，癸未，聯捷成進士，欽點以衛守備用。緣在部呈請分發本省 效力，道光十年，歸廣州協右營收標，曆署把總，旋改署千總。營政捕務，坐理裕如，而大 吏之知公者，莫不干城倚之矣。于時經任積勞，理得升轉，嗣因遵例，呈請改發外海水師效 力，歸標學習，例限一年，故超擢尚需時日。方公之初至水師也，常帶兵船出洋外巡哨，一 日，遇暴風猝發，舟人下碇，索立斷，惟舟尾大纜未遽絕，時風勢益烈，巨波拍天，兵丁皆 股慄無人色，而公夷然晏坐，面不改容，風既定，顧船尾碇纜，乃有長蛇緣于斷處，若續然 者，此非守固神完，自信有素，而能履險不驚如是耶？試用期滿，總督鄧以公年力正強，水 師熟習，給咨送部引見。奉旨：准以外海都司補用，欽此。道光十九年，水師提督關委公 剳兵九龍尖沙嘴驅逐夷船。回營後，復委公駐守靖遠炮台。二十年，總督林委公署理吳川營 都司，旋委公帶吳、硇二營兵丁馳赴虎門防堵。既水師提督吳諭公兼帶陽江左、右、廣海三 營弁兵。當是時，職寄專城，任膺分閫，陶侃則統率外援，張遼則獨當一面，官守奔命，羽 檄交馳，而公則勝任而愉快。蓋公之因應者才也，而公之鎮定者心也。廿二年，總督祁委公 署理海門營參將事，旋具疏題奏，補授硇州營都司，仍署海門參將。廿四年，調署平海營參 將。公所到之處，兵民安堵，雞犬弗驚。每當解任，無不謳歌送之者。廿六年，宗室閣督耆 檄委改署海安營游擊，公乃離巡歸鄉，避讒不赴任。蓋公出處之際，公之神已審決之矣。公 修眉廣顙，軀幹偉長，性疏朗，不問家人生產，講武之暇，但以鑒史自娛，時或寄情吟詠。 每履任，喜與賢士大夫游至吳川，如林芾南殿撰輩皆常同酬唱。晚節杜門不出，家居訓子， 與兄雁序相隨，林泉共樂，怡怡如也。德配梁恭人，孝睦慈祥，幽閒淑善，雖盛怒，無疾言遽色，家人無不服其教者，公筮仕後，一家之政，恭人皆身任之，故公雖勤勞于外而無內顧 憂，皆恭人之力也。咸豐乙卯年，先公而卒，葬于鄉萬竹山。長子捷元援例入監，應武舉不 第，後遂絕意名場，篤修內行，自奉廉儉，居母喪，哀毀過節，得疾亦先公卒，葬於恭人墓 側。次子嘉藻，公兄撫以為嗣。長女適麻湧蕭姓，此皆恭人所出。妾譚氏，生祖賢、四女。 妾陳氏，生祖耀、祖能、祖逖、祖達。公于同治丁卯卒于家，壽七十。長子所生嫡孫應辰及 眾子奉柩合葬於恭人墓左，遵遺命也。今冬石墓告成，而予與嘉藻兄稱莫逆好，因屬予為 志。予忝在戚誼，又公與先君子交最厚，故能熟悉生平，而知公所表見，皆其神之優於運量 者，因為敘其世系，書其年月，次其事實，而總而銘之，其辭曰： 桓桓經略 建節斯土 保世滋大 科名接武 明德之後 乃有達人 凝承甲第 矯矯虎臣 萬里赴覲 矢恭矢慎 帝曰俞哉 專閫可信 烽傳海嶠 斾出高涼 鯨波妖靖 虎旅威揚 培植孔厚 多壽多男 丕烈祗承 桂蘭挺秀 畢墟夜動 從征蚩尤 自此何世 蓋偃松楸 水流山峙 環繞佳城 八世福澤 俊哲代生 郡庠生通家愚表侄簡琡琳頓首拜撰 賜進士出身覃恩敕授文林郎前雲南麗江縣知縣歷任晉甯州知州邱北縣知縣事充丙午科同考試 官雷州府教授加三級年姻家眷弟黎崇基頓首拜書 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立 （一） 志文云「始祖諱震，宋淳祐甲辰進士，任廣 東制置使，經略大夫。公其二十一傳孫也。」 淩 震 ， 宋 末 抗 元 名 將 ， 《 宋 史 》 、 《 元 史 》 均 無 傳，其事迹散見於《宋史》、明朝黃佐《廣州人 物傳》、黃淳等撰《厓山志》、清朝畢沅《續資 治通鑒》、阮元《廣東通志》等書，雖然支離不 全，但多言其兵敗而降，其中較詳且有代表者為 《元史》卷129〈李恒傳〉所載： （至元）十五年（1278）……以恒為 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之。恒進兵取英 德府清遠縣，敗其制置淩震、運使王 道夫，遂入廣州。淩震等復抵廣州， 恒擊敗之，皆棄舟走，赴水死，奪其 船三百艘……又破其餘軍於茭塘。越 十六年二月，弘範至自漳州，直指厓 山 …… 衛 王 赴 海 死 …… 其 大 將 翟 國 秀、淩震等皆解甲降。 元人脫脫等所編的《宋史》，沒有淩震降元 之語，僅講其敗於廣州茭塘，並未言其終。明初 宋濂、王禕主修的《元史》，方稱其解甲降。但 上面所引李恒傳，既說淩震等被李恒擊敗，「皆 棄舟走，赴水死」，又講淩震於崖山宋元決戰時 「解甲降」，自相矛盾，已有人指出此訛誤。1 志文稱「而公與叔祖昌朝、胞兄一桂皆武進 士，故時人稱為一門三進士」。有關淩昌朝、淩 一桂的事迹不詳，同治《番禺縣志》記載： 乾隆朝，武進士淩昌期，五十八年癸 丑科；武舉人淩昌期，進士，五十三 年戊申科；武舉人淩一桂，進士弟廷 颺，二十四年己卯科；道光朝，武進 士淩廷颺，平海營參將三年癸未科， 進士二年壬午科。 今黃埔長洲島深井，舊屬番禺，淩廷颺之前，淩 氏僅有此三人中武進士，所以墓志稱「一門三進 士」。但縣志上所載為「昌期」，或是形近造成 誤寫，應以墓志所載「昌朝」為準，以此可糾縣 志之誤。武舉人，歷來為人所輕，重文輕武的觀 念遍及南北，尤以江浙地區為甚，故魏源在道光 年間說：「國家以提督主武，提學主文。提學使
淩廷颺初署把總之職，非實授，僅為暫任、 代理。得到兩廣總督鄧廷楨「給咨送部引見」， 方得旨以「外海都司補用」。故銘辭曰「萬里赴 覲，矢恭矢慎，帝曰俞哉，專閫可信」。由千總 而 越 守 備 一 職 ， 得 都 司 補 用 ， 應 是 超 擢 。 「 外 海」者，相對於內河而言，並非地名，因淩廷颺 供職於水師，來往於沿海一帶，故有此稱。 道光二十四年（1 8 4 4），淩廷颺署平海營 參將，二十六年，兩廣總督耆英改其署海安營游 擊，他即行歸鄉。其中一個原因乃降職之故，由 正三品的參將降為從三品的游擊。當然，也不排 除其他原因，因墓志言「避讒不赴任」。據位於 廣州黃埔長洲深井叢桂西街1號的淩氏宗祠內的 《篤惠堂重建碑記》，上有「癸未科進士，平海 營參將淩廷颺助銀二百五拾員」的記載，即淩廷 颺自稱為參將，《番禺縣志》亦據而記載。但署 並非實授，應以其實授官職為稱。與淩廷颺同時 期於虎門、烏湧戰役犧牲的劉大忠、麥廷章、祥 福三人的有關情況足以說明。 查廣東海口營參將奏補香山協副將劉 大忠、碣石鎮標右營都司奏署廣東水 師 提 標 左 營 游 擊 麥 廷 章 、 經 該 督 奏 請 升 補 升 署 ， 尚 未 送 部 引 見 ， 並 未 給 札 ； 湖 南 鎮 筸 鎮 總 兵 祥 福 ， 經 該 督 奏 請 委 署 湖 南 提 督 印 務 ， 旋 即 赴 粵，均應仍照原銜議恤。……欽奉諭 旨，……署湖南提督鎮筸鎮總兵祥福 仍照總兵例恤銀七百兩……請補廣東 香山協副將海口營參將劉大忠仍照參 將例恤銀五百兩，奏署廣東水師提標 左 營 游 擊 、 碣 石 鎮 標 右 營 都 司 麥 廷 章，仍照都司例恤銀三百五十兩……4 以上說明參將劉大忠不按副將、都司麥廷章不按 游擊、總兵祥福不按提督的級別給予恤銀，原因 就是三人均為奏請升補、升署、委署，尚未正式 委授，只能按原銜議恤。以此類推，說明淩廷颺 實際上的職官為都司。 終 其 一 生 ， 淩 廷 颺 實 授 之 職 應 為 硇 州 營 都 者按行各郡，例兼試武童生。而江南之蘇、松、 太倉，浙江之杭、嘉、湖，應試武童每不及額， 文試則每邑千百。以貴文賤武之俗……」2 而淩氏 一門三進士，究其原因，概因道光年間海外貿易 頻繁，粵海關於黃埔設有分口，西風東漸，儒家 思想相對較為淡薄，故淩氏一門三進士現象不足 為怪。 墓志稱淩廷颺於道光癸未三年（1 8 2 3）成 武進士後，在廣州協右營曆署把總、千總，得送 部引見，以外海都司補用；廿二年，署海門營參 將，補授硇州營都司，廿六年，因被改署海安營 游擊，故離巡歸鄉。 清代八旗兵從龍入關後，半部駐於京師，為 禁旅，另半部分鎮各省，為駐防，總數約為二十 萬，故主體兵以綠營為主。據魏源稱，有六十六 萬一千六百餘人。3 綠營職官之制，在《清史稿》 卷117〈職官志〉裏有載： 提 督 軍 務 總 兵 官 從 一 品 …… 聽 于 總 督 。 鎮 守 總 兵 官 正 二 品 ， 掌 一 鎮 軍 政……聽于提督。副將從二品……參 將 正 三 品 ， 游 擊 初 制 正 三 品 ， 順 治 十 年 改 從 。 掌 防 汛 軍 政 …… 都 司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定 正 四 品 …… 守 備 康 熙 三十四年定正五品……千總初制正六 品 …… 把 總 正 七 品 ， 外 委 把 總 正 九 品。 為 了 對 淩 廷 颺 的 任 職 遷 徙 、 升 降 有 明 晰 的 瞭解，根據以上職官志所載，結合《選舉志•封 蔭》，可列表以明確其時職官、品秩關係︰ 官職 品階 武階 提督 從一品 振威將軍 總兵 正二品 武顯將軍 副將 從二品 武功將軍 參將 正三品 武義都尉 游擊 從三品 武翼都尉 都司 正四品 昭武都尉 守備 正五品 武德騎尉 千總 正六品 武略騎尉 把總 正七品 武信騎尉 外委把總 正九品 修武校尉
司 ， 所 任 海 門 營 參 將 、 平 海 營 參 將 均 為 「 署 」 而 已 ， 所 以 墓 志 稱 「 例 授 武 德 騎 尉 晉 授 昭 武 都 尉」，此二職為武散階，武德騎尉為正五品，實 職為守備，昭武都尉為正四品，對應的實職為都 司。若參將為實授，其墓志應當列明對應正三品 的武散階武義都尉，墓志未列，正好說明此職僅 為「署」，非實授。 （二） 墓志稱「道光十九年，水師提督關委公剳兵 九龍、尖沙嘴驅逐夷船。回營後，復委公駐守靖 遠炮台。」自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林則徐 於虎門燒毀鴉片開始，中英對抗已升級。林則徐 下令斷絕英人在澳門的日用品，派兵進駐香山， 勒令英人離開澳門，義律帶英人停船於香港、九 龍處。據林則徐「批澳門廳義律呈訴吐密三板至 九龍被炮攻擊由：七月二十七日，該夷大小船十 餘隻，向九龍駐守之師船，以索食為由，乘人不 覺，先行開炮，傷及官兵，該師船自不能不放炮 回擊。」5 這次交戰，戰果為「擊翻夷船，轟斃夷 匪多名，復經守備黃琮拋擲火藥，焚毀夷船。」6 據墓志，當時水師提督關天培委任淩廷颺紮兵於 九龍，參與了驅逐由澳門撤出的英夷船一事。驅 逐、交戰非此一回，此後， 「（道光十九年九月 二十八日）下午聞英夷兵船在龍穴向關提軍遞稟 未收，開炮來攻，經提軍抵禦……始行遁去。」 「（十月初七日）午後制軍（指鄧廷楨）來，皆 會商尖沙嘴剿堵事宜也」7 可見驅逐、交戰遷延數 月。 墓 志 謂 淩 廷 颺 回 營 後 ， 駐 守 靖 遠 炮 台 。 靖 遠炮台，是為加強虎門防禦能力而新建的炮台， 為「當時清朝疆域內構築最堅固、火力最強大的 炮台。」8 「台內安配炮六十八位，八千斤鐵炮 二十五位，六千斤鐵炮六位，五千斤鐵炮十位， 四千斤鐵炮二十七位。」9 靖遠炮台是關天培駐 守指揮之地，林則徐在道光十九年十月初九日的 日記中寫到：「晨起，偕鄧制軍赴橫檔，靖遠炮 台……提軍（指關天培）所住炮台，乃今年新建 者，靖遠居中，左曰威遠，右曰鎮遠，共有大炮 百數十位，勢甚雄壯。」據《清史稿．兵志》， 廣東水師提督自統轄前、後、中、左、右五營提 標，淩廷颺被關天培委以駐守其所住之主炮台， 居 中 而 守 ， 於 此 可 見 淩 廷 颺 的 能 力 及 受 器 重 程 度。 （三） 此墓志涉及不少歷史人物，可與史籍互相補 充、印證。 墓 志 稱 「 試 用 期 滿 ， 總 督 鄧 以 公 年 力 正 強 ， 水 師 熟 習 ， 給 咨 送 部 引 見 。 …… 道 光 十 九 年……」由此知總督鄧任職於道光十九年之前， 據《清史列傳》卷38鄧廷楨：「（道光十五年） 八月，擢兩廣總督……（十九年）十二月，調兩 江總督。」說明鄧應為鄧廷楨。 墓 志 稱 「 道 光 十 九 年 ， 水 師 提 督 關 委 公 剳 兵九龍、尖沙嘴驅逐夷船。」《清史稿》卷32關 天培：「（道光）十四年，授廣東水師提督…… 二十一年正月，敵進攻，守台兵僅數百……天培 已殞絕于地」可知水師提督關是指關天培。 墓志道「（道光）二十年，總督林委公署理 吳川營都司。」 《清史列傳》卷38林則徐：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命頒欽 差 大 臣 關 防 ， 馳 往 廣 東 查 辦 海 口 事 件 。 …… 十 二 月 ， 調 兩 廣 總 督 …… 二十一年三月，賞四品卿銜，命赴浙 江。 總督林是指林則徐則無疑。 墓志道「（道光）二十年，……既水師提督 吳諭公兼帶陽江左、右、廣海三營弁兵」 二十一 年正月，水師提督關天培陣亡，水師提督吳即為 接任者。《清實錄廣東史料》道光二十一年辛丑 三月己丑：「以福建海壇鎮總兵官吳健勳，為廣 東水師提督。」道光二十一年閏三月初四的林則 徐日記「聞水師提督缺改放吳健勳（福建海壇鎮 升此）。」以上均說明吳乃吳健勳。 墓志稱「（道光）廿二年，總督祁委公署理 海門營參將事。」時接任總督之任者當為祁塨。 在《清代碑傳全集．續碑傳集》卷23，〈太子少
保兩廣總督高平祁恭恪公墓志銘〉中有載： 公諱塨，……（道光）二十年，逆夷 犯廣州，明年正月，大兵會剿，公奉 命 往 辦 糧 台 事 務 ， 塗 次 改 授 兩 廣 總 督，……又越三年，公不還矣。 墓 志 云 「 （ 道 光 ） 廿 六 年 ， 宗 室 閣 督 耆 檄 委 改 署 海 安 營 游 擊 ， 公 乃 離 巡 歸 鄉 ， 避 讒 不 赴 任。」 這位宗室閣督耆，當指耆英。因耆英為清 人宗室，又曾為文淵閣大學士、兩廣總督，故有 「宗室閣督」之稱。據《清史稿》〈耆英傳〉： 宗室耆英，字介春，隸正藍旗。…… （道光）二十三年，授欽差大臣，赴 廣東議通商章程。……二十四年，調 授兩廣總督。」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 「命協辦大學士、欽差大臣、兩廣總 督耆英來京陛見。以廣東巡撫徐廣縉 署欽差大臣兩廣總督。10 墓志稱「每履任，喜與賢士大夫游至吳川， 如林芾南殿撰輩皆常同酬唱。」 林芾南即廣東 狀元林召棠，其例授翰林院編修，所以有殿撰之 稱。據《廣東文徵》載： 林召棠，字愛封，號芾南，吳川人。 道光癸未一甲第一名進士，授修撰。 辛卯，典陝甘省試，尋引疾歸，主講 端溪書院以終。召棠工書能文，而性 耽禪悅，其自輓有問今安往，本未曾 來語，可謂徹底透悟。 可 知 林 召 棠 雖 於 科 舉 已 達 人 極 ， 但 「 性 耽 禪 悅」，而淩氏平時亦鑒史自娛，或寄情吟詠，故 能兩相酬唱。 （四） 墓志稱淩廷颺道光三年（1823）中武舉，第 二年即「聯捷成進士」，因呈請在本省效力，故 自道光十年（1830）始，至廿六年（1846）離巡 歸鄉止，十六年均在「外海」任職，即廣東沿海 一帶任職。 墓志道「二十年，總督林委公署理吳川營都 司，旋委公帶吳、硇二營兵丁馳赴虎門防堵。」 吳川，地處粵西，清代隸屬高州府，吳川之南即 為硇洲。「吳川縣，東北至高州府百三十里，漢 高 源 縣 地 ， 隋 置 吳 川 縣 ， 屬 高 州 府 …… 硇 洲 在 縣 南 大 海 中 ， 宋 置 硇 洲 寨 ， 後 為 翔 龍 縣 …… 縣 南四十里，有廣州灣，海寇出沒處也，向設兵戍 守。」11 硇洲之硇，又作碙。明朝黃淳等撰《厓山 志》云︰ 碙洲，景炎帝欲往佔城，不可，遂駐 碙洲。在吳川縣南二百里外，屹立钜 海中，當南北孔道，乃雷、化二州之 交。亦名碙川，闊數百里，有三十六 村。宋亡後，元大德中，建塔其上。 正因為硇洲島處於廣州至廉州、海南之海道上， 故清朝光緒年間，中法戰爭爆發，也將此地列為 軍事要塞。因而「硇洲，［所屬縣營］屬高州府 吳川縣陽江硇洲營管轄……［形勢］硇洲孤懸海 中，為省城往來廉瓊要道……［綠營］額設駐防 硇洲都司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兵九十四名。」12 墓 志 謂 「 既 水 師 提 督 吳 諭 公 兼 帶 陽 江 左 、 右、廣海三營弁兵。」陽江在清朝為直隸州，管 轄 兩 個 縣 ， 南 邊 即 為 海 ， 在 軍 事 上 則 屬 高 州 鎮 節制。「高州鎮，水師兼陸路總兵。統轄鎮標二 營，兼轄羅定協、陽江等營。」13 廣海位於陽江之 東，在清朝隸屬新寧，即今台山地區。「新寧， 廣海寨，縣丞駐。」14 墓 志 稱 「 廿 二 年 ， 總 督 祁 委 公 署 理 海 門 營 參將事。」海門，位於潮陽縣境內，淩廷颺由粵 西 、 粵 中 又 調 到 粵 東 任 職 。 「 潮 陽 縣 ， 海 ： 磊 口，海洋之門也，其外為牛田洋，澄、揭之水皆 匯於此，有海門所，為扼要處。嘉靖三十八年， 倭敗自福建漳州來犯，自磊門登陸，攻海門所， 官軍擊敗之是也。」15 據同治年間記載：
海防門戶有海門所域，海門所市有新 菴，南濱大海……海門水師營參將一 員，駐海門所城，隸南澳鎮。」16 說明海門一直被視為海防要地。 墓志曰「廿四年，調署平海營參將。」平海 山，在廣東惠陽縣東南二百里，下設戍衛之所， 《讀史方輿紀要》載：「惠州府，碣石衛……平 海守禦千戶所，在府東二百里，俱洪武二十七年 置，隸碣石衛。」17 淩廷颺在其位於廣州黃埔長洲 深井叢桂西街1號的淩氏宗祠內的落款，署名為平 海營參將，在此墓志前所署亦為平海營參將，可 知他離任歸鄉前的署任官職為平海營參將。 墓志曰「廿六年，宗室閣督耆檄委改署海安 營游擊。」海安，位於徐聞的最南端，面臨瓊州 海峽，與海南島隔江相望。此為清初時的情況， 後來，改屬瓊州鎮，「瓊州鎮水師兼陸路總兵， 統轄鎮標二營，兼轄龍門協、雷州等營……海門 營。」18 海安營雖亦為外海，但處於粵西的西端， 與淩廷颺原任的粵東惠州府平海營相去甚遠。這 也是探討淩廷颺自行離任歸鄉的一個不可忽視的 因素。 從 淩 廷 颺 任 職 的 地 域 範 圍 ， 印 證 了 魏 源 的 觀點：「故平海賊必用閩、廣之將，而擊番、羌 必 資 西 北 之 兵 ， 易 地 弗 能 為 良 ， 亦 生 材 各 種 所 獨。」19 結語 淩府墓志的發現，為我們研究第一次鴉片戰 爭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墓志成文時間與墓主 所逝時間相去不遠， 且其活動時間橫跨第一次 鴉片戰爭期間，活動區域亦多在廣東沿海防禦要 塞，是整個鴉片戰爭廣東戰區的一位參與者和見 證者，故史料價值頗高。此墓志對史志有一定的 糾誤作用。墓主任職時間不長，官職為中下層， 但墓志對其事迹記錄十分清晰，其中還涉及到不 少重要的歷史人物，這為研究清代職官制度提供 了鮮活的實例，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重要史料。 注釋 1 陳憲猷，〈宋廣東制置使淩震殉節補證〉，《東 方文化》，1995年，第1期。 2 魏 源 撰 ， 《 聖 武 紀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1984），卷14，〈武事餘記．議武五篇〉，頁 548。 3 魏 源 撰 ， 《 聖 武 紀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1984），卷11，〈兵制兵餉〉，頁470。 4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 《 鴉 片 戰 爭 檔 案 史 料》，第三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2），頁 279-280。 5 中國歷史研究所編，《信及録》（上海︰上海書 店，1982），頁100。 6 《清實錄廣東史料》，第四冊（廣東︰廣東地圖 出版社，1995），頁222。 7 中山大學歷史系編，《林則徐集•日記》（中華 書局，1984），頁358。 8 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硏究》 （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222。 9 廣東省文史硏究館編，《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史 料》（北京︰中華書局，1978），頁442。 10 《清實錄廣東史料》，第四冊，頁411。 11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上海︰上海書店出 版社，1998年影印本），頁674。 12 張之洞奉敕撰，《廣東海圖說》，光緒十五年十 月。 13 《清史稿》，卷73，〈地理志〉，頁9310。 14 《清史稿》，卷73，〈地理志〉，頁9109。 1 5《讀史方輿紀要》，卷1 3 0，〈廣東〉四，頁 671。 16 毛鴻賓、瑞麟等編，〈廣東圖志〉，同治五年， 卷33，頁12-13。 1 7《讀史方輿紀要》，卷1 3 0，〈廣東〉四，頁 670。 18 《清史稿》，卷131，〈兵志〉，頁9310。 19 魏源撰，《聖武紀》，卷14，〈武事餘記•議武 五篇〉，頁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