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移動的空間到轉變的地景 ──對於賽夏社會變動性與穩定性的另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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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移動的空間到轉變的地景

──對於賽夏社會變動性與穩定性的另類思考

胡 家 瑜

摘 要

本文試圖從空間和地景的角度，探討聚落遷移和環境景觀的變動，如何 在集體記憶中表現，以及如何在具體社會行動中回應。分佈在新竹和苗栗交 界區的賽夏族，因為遷移和跨界互動影響，造成生活世界快速而巨大的變化。

根據史料記載，賽夏聚落的分佈區域，過去曾長期夾處在不斷推進的漢番交 界區。賽夏各姓氏的口語傳說，也經常從不同角度強調過去移動的路線和遷 移歷史。但是，這一個人口數量極少的小族群，相對而言，卻在變動的生活 領域中，建構和維持了相當強烈的集體意識和行動力。

最近數十年間，雖然賽夏聚落地點的移動並不大，但生活領域內的環境 景觀，卻正面臨另一波變化與衝擊。自 2000 年起，由於臺灣休閒風潮的興起 和觀光產業發展政策的提出，使得原本山水秀麗的新竹和苗栗山區，突然轉 變為熱門的觀光景點；偏遠的賽夏山區生活世界，開始朝著遊客浪漫想像的

「花園山城」方向發展。如果空間和地景是行動者感知和建構生活經驗的基 本舞臺，那麼聚落不斷的遷徙與地景的大幅變動，也將對地方社會的性質造 成一些影響。本文透過賽夏的例子，希望能夠進一步探討空間與地景的動態 意義，並思考社會建構過程中不斷交錯運作的變動和穩定力量。

關鍵詞：生活世界、土牛線、社會行動、動態穩定、微型空間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 本文原以英文發表於研討會，感謝評論人王秋桂以及多位與會學者的意見與建議。而論文 之改寫，承蒙二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正意見，特此致謝。

我們穿越溪流、爬過山嶺，來到一座高山腳下的冷泉旁。晚飯後，開始攀 爬陡峭崎嶇且佈滿密林的高山。嚮導不停地用長刀砍除纏繞的樹枝和其他 障礙物，這一段登高旅程如此困難，連最英勇的人也要摒住呼吸才能前 行。在我們到達高約 3500 英呎（約 1000 公尺）的山頂前，與我們同行的 頭目[新港社]也吃不消了，隨行的人用長籐條拉著他走。這個區域是漢人 與土著的分隔線。……山谷部落的一群生番拿著刀、弓箭和標槍爬上山頭 向我們走來。……經過手勢交談，生番准許我們進入他們的領域。

1872 年 12 月（Mackay 1927: 252-253）

突然間峽谷朝向一個小的岩石谷地敞開，一些小屋在樹林和大岩塊間隱約 可見。二、三間房舍聚集一群。這些房舍掩藏的很好，如果不集中注意力 觀看，很難發現。房舍整齊乾淨，主要以棕櫚葉和竹子搭建；住屋建在地 面，以泥土為地板；存放糧食的穀倉則建在離地約三呎高的屋柱上，以防 鼠害。房舍周邊的小園圃種植著玉蜀黍；山坡處處可見成熟的紅色陸稻，

夾雜生長在橫倒的樹枝之間看起來沒有經過太多照顧。稻米應該是品質較 差的品種，不像一般稻米需要細心照料和灌溉。由於山區雨水充足，雖然 稻米外觀長相不如白米，但還是品質不錯的食物。房舍周圍大都種有李樹 或橘樹。帶我們前來的土著家屋特別整潔，門楣上吊掛著排列成行的山 豬、鹿或猴子頭骨。 1872 年 12 月（Bax 1875: 128-129）

一、空間、地景與生活經驗

距今 130 多年前，馬偕（G. L. Mackay）和巴克斯（B. W. Bax）船長隨 著 30 名苗栗新港社人一起進入獅潭底山區原住民的生活領域。他們二人分別 對這一次旅途所經的地方和周遭景觀，各留下一段追憶描述，這大概是第一 次有人針對苗栗內山地區賽夏生活領域和地景留下細膩的觀察紀錄。上述文 字反映出他們目光看見的土著生活空間與景觀，包括高山、河流、懸崖、岩 壁、森林、木材等自然要素，以及田地、園圃、房屋、屋前的獸骨裝飾和屋 內用具等社會文化產物。由於特定人群的生活世界，與社會經驗的累積和建 構，有直接而切身的關連；因此，本文將嘗試從空間和地景的角度，探討賽 夏聚落的遷移和時空環境的改變，如何動態地在集體記憶中再現和社會行動 中回應。

不同時期，人類學對於空間或地理環境相關議題的關注，有不同的強調

方向。早期的民族誌大部分將地理位置和聚落分佈等資料，當作描述族群的 基本背景和舞臺，而較少針對空間或地景相關議題進一步探討其背後的物質 性或社會性意義。二十世紀中葉以後，文化生態學派和新演化論者的出現，

開始強調從生態和環境調適的角度，解釋社會文化的特性和變遷動力。後期 則衍生出更多新的論述方向，嘗試將空間和環境，視為文化建構出來的一種 特殊形式，能夠表達文化分類、認知結構、象徵模式或宇宙秩序等不同意義

（Hiller & Hanso 1984; Lawrence & Low 1990; Jacobson-Widding 1991; 黃應 貴 1995）。這些研究當中，大部分人類學研究者採取西方慣用的觀點，賦予 空間或地景類同於自然的和客觀的假設。對他們而言，空間指涉的是一種可 以觀看或感知的範疇，具有某種程度的邊界；而景觀則是針對一定的地理空 間範疇，偏重其視覺和美感層面的表現。基本上，二者都是「外部存在的世 界」，等待被觀看、被瞭解和被改變（Cosgrove 1984; Bender 2002）。

近來一些人類學者，如 Christopher Tilley（2002）和 Barbara Bender

（2006）等人，開始嘗試運用現象學的觀點，解釋地方、景觀與認同之間的 關連性。由於現象學的論點提供了一套不同的思維架構，可以用來檢視時間 和空間的關係、社會行動和實踐、以及身體經驗和生活世界；從這個角度來 看，特定範疇的空間存在和本質，是與特定感知主體的存在和本質相互建構 而產生。透過身體的中介，人才得以感受並認識空間和地方景觀（Merleau- Ponty 1962; Bourdieu 1977）。因此，如果沒有身體的行動和先前的經驗意 識，就不可能出現對地域和景觀的認知（Casey 1993; Tilley 1994）。換言 之，地域空間是存在的基本要素和經驗媒介，每一個社會行動都無可避免地 在一個特定的空間實體中進行，也在這個空間實體中被感知；同時，不同的 地域和景觀也透過人的感知、意識和主動介入，顯現各種社會文化活動結果。

身體行動和地域空間交織在一起，衍生出個體在生活世界中的實際經驗；個 人和社會集體的認同意識，也必然在特定的空間和地景脈絡下建構與再現。

因此，採取此種觀點的人類學者，強調將地方和景觀視為是讓人群、記憶、

歷史、神話和象徵符碼交匯的媒介體；透過空間地景的媒介，人類得以動態 地建構出具有地方關連的社會結構和意義。同樣地，對於空間和地景的認識、

觀看與解釋，也是人類在特定結構和意義框架中建構出來的（Tilley 2002;

Bender 2006）。

從上述研究觀點的轉變，可以看出對於空間和地景兩種不同研究角度的

偏重差異：（一）從客觀的角度切入，將空間、地域和景觀當作具有客觀性 的空間架構；（二）從主觀的角度切入，認為空間、區域和景觀，是當地人 對於實體環境所賦予的文化意義，是特定認知和觀念衍生出來的地方行動結 果。基本上，無論是從客觀的物質環境或主觀的認知基礎角度來看，空間和 地景都是理解生活世界和社會文化經驗累積的重要管道。然而，過去對於地 理空間性議題的研究，大多是採取同時性的觀點，針對民族誌當下的現象進 行討論；較少將地域空間和地方景觀放在跨時性脈絡中，加上時間深度進行 縱向地分析比較。若能將空間議題放在時間架構中理解，相信可以進一步思 考生活世界變化、文化意象再現和身體經驗建構之間複雜交錯的穩定與變動 關係。

本文將以居住在新竹和苗栗交界區域的賽夏族作為主要對象，討論空間 和地景變動對於社會建構的影響。這個人口數量很少的臺灣原住民小族群，

政經勢力雖然較弱，但卻能長期面對巨大和快速生活變動的壓力，建構和維 持強烈的集體意識和行動力。長期生活在這個領域的人群，受到外來統治勢 力不斷重新劃定「番界」影響，也因為特殊的地方產物和景觀資源而衍生多 種不同互動模式。如果空間和地景是人群活動的基本舞臺，也是行動者感知 和建構生活經驗的認知媒介，那麼聚落的遷徙與地景的快速變動，應該是造 成生活世界和身體經驗改變的重要因素，也會是社會記憶和文化認同危機產 生的可能原因。但是，這個居住在跨界接觸邊界線上的小族群，如何以及為 何能夠不斷面對生活世界移動及變遷的危機，並將之轉化為動態穩定的力量？

社會動態穩定的力量，無疑與持續建構的社會空間有關。從過去的賽夏 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可複製的儀式展演行動與可移動的象徵器物，是探討賽 夏社會性質的主要範疇（鄭依憶 1989；胡台麗 1995；胡家瑜 2000；潘秋榮 1999；簡鴻模 2007）。無論是矮靈祭、祖靈祭、祈天祭或神龍祭等儀式活動，

或是文化象徵符碼、儀式神聖物、矮靈祭歌、賽夏姓氏等，都具有連結過去 和建構集體意識的重要作用；這些可不斷移動或複製的物質符碼和身體行動，

建構出的微型空間，轉化了外在生活世界的變化和挑戰，提供文化傳承和社 會穩定的動力（Hu 2006）。這種動態持續力量的形成，與大環境的變動經驗 累積和刺激究竟有何關連，值得我們深入思考。本文以下的討論，將從跨時 性分析的角度切入，視空間和地景為形塑日常生活經驗的重要因素，透過賽 夏聚落遷移和地景變化的分析，希望能藉著探討不同脈絡下生活世界的變化

過程，進一步瞭解空間、地景和社會建構的互動關係。

二、賽夏聚落與領域特性

賽夏族是居住在新竹和苗栗交界區的一個南島語系（Austronesian）小族 群。這個族群的人口數目一直很少，雖然經過近百年來的持續成長，但現今 人口總數大約 5,600 人左右，約佔臺灣原住民人口的 1.2%；在臺灣各族群中 仍然是少數中的少數。不過，這個環繞在強勢外族之間的小族群，內部的集 體意識卻相當強烈；這種現象從「賽夏」的族名採用當地人群的自稱，而不 是他者賦予的名稱可以推知。¹

賽夏社會內部的行動力與它的父系氏族有密切關連。除了基本的家庭單 位之外，賽夏人日常居住、活動或是儀式的舉行，大都以父系氏族或姓氏群

（賽夏語稱為「aha sin ayhou」）作為人力組織的基礎。兩個不同的姓氏群體 之間，主要依靠婚姻而連結。女人婚後通常搬至夫家居住，但仍然維持自己 原有的姓氏；兒女則承襲父方姓氏。目前全族主要分為 14 個姓氏（「sin

ayhou」）。這些姓氏的原意大多與自然界現象或動植物有關，非常容易記憶

和理解；例如，「babai」為「風」的意思；「tanohila」為「太陽或日」的意 思（衛惠林 1956）。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賽夏人開始使用的漢式姓名，大多 採用意譯的方式有系統地轉換賽夏姓氏，因此保留了原有姓氏的獨特性。²至今 這些姓氏仍是族群內部區辨人群單位的主要標記，也是賽夏人自認與其他族 群不同的重要文化特色（胡家瑜 2000）。³

賽夏人聚居的村落主要分佈在新竹、苗栗交界處，500 公尺至 1,500 公尺 間的淺山地區；西鄰海岸平原，東有五指山、鵝公髻山、鳥嘴山、大窩山、

1 臺 灣 原 住 民 各 族 的 族 名 大 多 是 1895 年 以 後 日 本 人 類 學 者 創 用 集 合 名 稱，賽 夏

（「saisiyat」）一詞是少數的例外。清末 1894 年刊印的《新竹縣采訪冊》中，已經提到 一個同音名詞「西絲臘」為新竹後山原住民的自稱。書中記載：「後山番自謂番曰西絲臘，

後山謂淺山番曰謂謂欲，淺山番為後山番曰一打孽」；陳朝龍 1999[1894]: 404。

2 目前賽夏的 14 個姓氏為：Tautauwazai（豆、趙）、Titijun（朱）、Babai（風、酆、楓、

東）；Kaibaibao（高）、Sawan（潘、錢）、Kas’amus（根）、Kayawan（夏）；Kalka- ran（解）、Minrakesh（章、樟）、Saina’ase（芎）、Tanohera（日）、Tat’isi（絲）、

Bubudol（胡）、Kamrarai（詹）。

3 根據賽夏神話的說法，「姓氏」（「sinayhou」）是造物神在起源時候就賦予賽夏祖先的 特殊標示。每個氏族有自己獨特的姓氏名稱。

神桌山和加里山等較高山。範圍主要涵蓋三大流域區：（一）新竹頭前溪上 游的上坪溪流域，（二）苗栗中港溪上游的東河（又稱大東河）與南河（又 稱小東河）流域，與（三）苗栗後龍溪上游的獅潭川（又稱紙湖溪）流域。

目前 20 多個聚落大部分散佈在沿河兩側的一些山坡谷地和沖積小平原上。新 竹上坪溪一帶，主要有五峰鄉大隘村的五峰、上大隘、高峰、茅圃，以及花 園村的比來等聚落。苗栗中港溪和獅潭川一帶，則包括南庄鄉東河村的東河、

鵝公髻、大竹園、三角湖、中加拉灣、向天湖等，蓬萊村的蓬萊、八卦力、

大湳、大坪、二坪等，及獅潭鄉的馬陵、圳頭、崩山下和百壽部落等（圖 一）。現今賽夏聚落幾乎都是混居聚落，除了賽夏人之外，還有不少泰雅、

客家、閩南、外省或東南亞新移民共同生活其間。

零星散佈在此區的賽夏聚落，現今以鵝公髻山和橫屏背山為界，主要分 為北賽夏和南賽夏二群。根據 2008 年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資料，大約 1,400 百 人（約賽夏總人口 25%）居住在新竹五峰一帶的北賽夏聚落；大約 2,300 多人

（約賽夏總人口 40%）住在苗栗南庄和獅潭地區的南賽夏聚落。另外，還有 圖一 現今賽夏聚落分佈圖

將近 35%的賽夏人由於工作或求學等原因，移居到鄰近的都市，如頭份、竹 南、竹東、新竹等地；或其他西部大都市，如臺北、桃園、臺中、高雄等地；

許多都市地區的賽夏人，在週末放假或祭典儀式時也經常返鄉與家族親友共 聚。

以地域為基礎的南、北分群，一方面是早期社會結盟概念的延伸，另一 方面也是歷史接觸互動的結果。賽夏聚落過去主要是由零星聚居的幾戶同姓 家庭組成一個小群落稱為「aha rito」，相鄰的幾個小群落構成一個結構鬆散 的小部落「asang」。幾個鄰近的部落，因為生活使用空間重疊、資源分配與 防禦守衛等需要，再結合成一個較大的地域性互助同盟關係；這種結盟通常 是以同一條河流上下游的村落為主，因此賽夏語稱此同盟為「aha wara」

（「一條河」的意思）或「aha boehoe」（「一張弓」的意思）。十九世紀末 期 左 右，賽 夏 人 主 要 有 幾 個 流 域 同 盟，包 括 新 竹 上 坪 溪 流 域 的「Sai-

kirapa」，苗栗中港溪流域的「Sai-waro」和「Sai-laiin」，以及獅潭川流域的

「Sai-sawi」。它們的範疇與現今區劃的北賽夏和南賽夏群大致吻合。雖然後 來流域同盟的防禦戰事功能消失，但賽夏人仍沿用過去的名稱，稱北賽夏群 為「Sai-kirapa」，南賽夏群為「Sai-maghahybon」（或「Sai-waro」，「Sai- laiin」和「Sai-sawi」）。

賽夏語詞中，前置詞「sai-」是指「在什麼地方」的意思；因此，流域結 盟的名稱顯示出地域空間，和人群的集結與集體意識的凝聚有很高的關連性。

甚至，「Saisiyat」這個自稱名詞，也是以「sai-」作為前置詞，反映出族群意 識的形塑可能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地方或空間基礎。不過，更進一步來說，賽 夏姓氏群和地域群之間也有密切關連。根據早期地圖和調查資料可知，直到 十九世紀末期官方強力控制之前，賽夏同姓群體大多集中聚居於同一個地方。

直到日本人取得臺灣最初幾年，賽夏聚落的居住狀況大致還是：豆姓聚居於 上坪溪附近十八兒社和藤坪社之間，社長為豆流明；夏姓住在鵝公髻山旁，

社長為夏矮底；潘姓住在橫屏背山南側東河附近，社長為潘打撈；風姓在東 河上游南側，社長為張有淮；高姓在大窩山附近，社長為高買送；絲姓在南 河下游力拉揚社附近，社長是絲大尾；日姓在南河上游和加里山附近，社長 為日阿拐（見圖二）⁴（西田又二 1896；柳本通義 1897；山田朔郎 1932；臺

4 清代和日本時代初期的地圖，標示賽夏聚落時，經常將族長或頭目的名字標示為社名，與 周邊的漢人和泰雅聚落有明顯地差異。參考柳本通義 1897；山內朔郎 1932；胡家瑜、林欣 宜 2003。

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農業經濟學教室 1933；林修澈 2006）。賽夏同一姓氏集 群聚居於特定地區的現象，應該是將繼嗣群和地域群重疊，用以強化社會關 係的一種方式。

除了過去流域聯盟的概念之外，賽夏南北分群明顯是歷史互動過程衍生 的結果。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基於山地開發和行政管理等考量，賽夏聚落的 分佈範圍逐漸被國家勢力強制設立的「番界線」切割。日本時代，1904 年起 更將番界線區隔外的南賽夏區域劃為「平地普通行政區」，而番界線內的北 賽夏則劃為「山地特別行政區」。二個不同行政區的界線大致就是新竹和苗 栗的邊界；因此造成新竹北賽夏聚落屬於山地行政區，苗栗的南賽夏聚落屬 於平地行政區。南、北二區賽夏人也隨著居住地點的不同，在官方登記中尷 尬地被分為：「山地山胞」/「平地山胞」或「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 民」，接受二種不同管理模式，直到今日仍然如此。為了因應邊界線管制造 成的阻隔，賽夏人將原本全族在同一地點共同舉行的矮靈祭，改為在南北二 地分別由二個祭團舉行，由此更強化了族人主觀意識上分群的概念（鄭依憶 1989: 12）。同時，南北二群行政區劃的差異，也造成生活世界發展變化方向 的不同；北賽夏環繞在泰雅聚落之中，語言、生活和物質文化表現等，很多

圖二 1880 與 1890 年代賽夏聚落和姓氏群分佈圖

（參考謝世忠 2002、柳本通義 1897 資料重繪）

（根據 1887 年清代蕃地圖繪製） （根據 1897 年日本南庄地區調查地圖繪製）

都受泰雅影響，南賽夏人則與大量移入開墾的客家人混居，生活型態明顯受 到客家文化的影響。

三、邊界線的設置與跨越：空間移動的歷史視角

從跨時性的角度來看，賽夏區域長期對外接觸互動的過程，形成了獨特 的邊界性質。自 300 多年前有文字紀錄以來，外來者和原住民接觸衝突的前 線或分界線，就是在這個地區逐步向內陸延伸和移動。由於空間的邊界性，

文獻紀錄和口語傳說中，有關這個地區聚落或人群的論述，經常展現出流動 和遷徙的母題。例如，江日昇《臺灣外記》（1704）一書最早出現有關這個 區域的文字記載，書中提到永曆十六年（1662）施琅攻臺，鄭克塽沿途派遣 土番搬運糧食；但「軍需繁雜，不論老幼男婦，咸出供役，以致失時」，各 社相率殺通事，搶奪糧餉。其中竹塹和新港社等皆響應。鄭氏命令陳絳撫剿，

但土番「一聞進剿，各挈家遁入深山」（江日昇 1704: 398）。這則紀錄後來 被許多方志引用，並衍生為竹塹和新港各社平埔原住民，逃入山區到北埔、

峨眉和三灣等地的說法。清政府打敗鄭氏家族將臺灣納入版圖後，1722 年起 開始在臺灣近山地區設立番界，以分隔「漢番」來阻絕糾紛和侵墾問題。根 據考證，當時設立的「合歡路頭」番界界石應該是在中港溪下游頭份尖山附 近。⁵

但是，擋不住的外來移民墾殖勢力，十八世紀初持續向東推進。侵入賽 夏生活領域的力量，主要沿著兩個方向前進。一個是沿著中港溪從竹南、頭 份、經斗換坪、三灣、往南庄推進。南庄位在中港溪兩大支流南河及東河的 交叉口，是出入內山地區的門戶所在，高約四百多公尺；由此再往上游則可 逐漸上升至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山區。1790 年左右，清政府開始將原本番界 內中港溪中游三灣附近等地，分配給苗栗新港社屯丁做為養贍埔地。到十九 世紀初期，漢人已從三灣沿中港溪向上游的南庄發展，並與當地賽夏原住民 密切互動；最早的相關紀錄是 1805 年黃祈英擔任「番割」從斗換坪進入「番 界」，與原住民交換物品並互動良好，後來還娶了附近頭目樟加禮的女兒為

5 據施添福教授考證，當時番界中一塊「合歡路頭」界石，應該是中港溪下游的頭份尖山一 帶。參見施添福 1990: 62。

妻，並有一個原住民名字叫「黃斗乃」。後來黃祈英邀集其他客家同鄉一起 到南庄附近開墾，這是有關南庄地區開發最早的紀錄。⁶ 黃祈英後來因捲入 1826年的閩粵械鬥，被官府指控窩藏匪徒且「率令生番出山助鬥」，最後被 逮捕斬首。不過，漢人進入山區開墾的趨勢並未因此而停止；黃祈英事件後，

清政府正式在南庄附近開疆設隘，附近山區的交流互動也變得更加熱絡。大 約到 1832 年左右，漢人沿中港溪開墾的範圍，已經到達南河東側、獅頭山和 西獅里興一帶（陳運棟 1997; 林欣宜 1999）。雖然早期資料大多只模糊提及 這個區域的「土番」或「生番」，但從少數社名和人名記載，可以看出與賽 夏的一些關連性（胡家瑜、林欣宜 2003）。

另一個影響賽夏地區生活秩序的力量，則是從竹塹地區沿上坪溪往五指 山方向推進。這一波勢力與「金廣福」的設立與擴張有密切關係。十九世紀 初期，由於新竹平原大都已被漢人開墾，因此「番害」嚴重的新竹東南山區 成為新的開墾目標。「金廣福」就是在 1834 年漢人以合夥入股方式組成的大 墾號；他們在北埔設置「金廣福大隘」，迫使當地原住民聚落向更高的山區 遷移，並且沿山設隘寮、募隘丁以防衛原住民回到原本生活領域。資料顯示，

這一波漢人武裝移民勢力，直接衝擊到北埔、寶山、峨眉附近的原住民聚落，

使得當地原本 30 多個聚落居民在短短十幾年間沿竹東、大坪和藤坪等地，往 上坪溪上游的五指山方向移動。特別的是，50 多年之後隘墾造成的衝突和紛 擾逐漸減緩；1886 年金廣福的隘丁名冊顯示，當時負責防守的一百多名隘丁，

將近一半可能是原住民；而這些隘丁的名字，大部分類似賽夏人傳承使用的 男子名，如：帶英、薯員、流明、阿斗、矮底、下底、打鹿、佳唎、右毛、

由茅、油卯、卯乃、油歪、尤歪、歪賜、歪成等（吳學明 2000）。從這些資 料推測，被迫遷移的賽夏人逐漸改變武裝衝突的策略，開始擔任漢人的隘丁 以領取糧餉，取得新的生活資源。

十九世紀末另一波更大的壓力，造成賽夏地區生活經驗再次發生大變化，

主要是來自日漸升高的樟腦糾紛和 1880 年代起清政府的「開山撫番」行動。

新竹和苗栗山區是樟樹自然生長的區域，十九世紀之後成為採樟製腦的重要 地區之一；因此越來越多漢人和其他外來者冒險跨越邊界線，進入原住民生

6 引自黃煉（鍊）石著、伊能嘉矩抄錄，〈奉查南庄開闢緣由序〉，收於臺灣大學藏伊能文 庫「臺灣地理資料：新竹、苗栗、臺中、彰化、嘉義、臺南、鳳山、恆春」，微捲編號 T0021/58。

活領域爭奪樟腦資源。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國家勢力也強制介入。當時由於 臺灣整體國防地位的轉變，清政府試圖開始宣示番地主權，並積極爭取內山 樟腦和林地資源以便進行臺灣防務。因此 1880 年代起展開了以武力為後盾的

「招撫生番」，讓大批漢人突破「番界」的限制進入內山伐樟熬腦。這些因 素不但造成賽夏聚落的大規模移動（參見圖二），也使得生活秩序快速改變。

目前從《淡新檔案》的訴訟案件，可以看見不少當時原住民、地方官府、開 山撫番軍隊和開墾製腦漢人之間錯綜複雜的利益衝突和矛盾糾紛。其中一些 文件明確出現「獅里興社」、「獅頭驛社」、「西潭底」等現今熟知的賽夏 社名紀錄。另外，資料也顯示不少賽夏族長，如日阿拐、絲有眉、絲大尾等 人，或者自己組成墾號開墾土地和開採樟腦，或者與漢人簽訂契約並收取權 利金，累積了許多財富，成為當地有名的頭人和勢力者（林欣宜 1999）。

日本取得臺灣之後，自 1898 年起改變樟腦政策，將樟腦買賣權利收歸國 家專有，因此造成了山區原住民的不滿並使衝突日增。1902 年的《南庄事 件》，就是因為山林控制和樟腦權利等問題，造成賽夏南獅里興巴卡散社頭 目日阿拐，聯合附近 500 多名原住民和客家人對抗日本人的大規模衝突事件。

事件之後，日本殖民政府為加強山區控制管理，將「隘勇線」再往內山推進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 1989 [1918]；竹越與三郎 1997 [1907]: 180-181)。此後 賽夏領域被切割在番界線的兩側，南賽夏屬平地區，北賽夏是山地區。為了 阻隔和管制「番界」，除了正規警力之外，也雇用民間隘勇防守。當時的隘 勇線是具有特殊物質性和視覺性的實體地景設置，它在群山之間拉起了一條 綿延漫長的鐵絲網線，上面通有電流以防止人畜穿越。不過，這個強制而殘 酷的國家集權象徵，在許多賽夏老人回憶中卻具有生活功能的一面，他們談 起過去的鐵絲網線時，經常想到的是利用通電的鐵絲烤肉一起分食的經驗。

從臺灣西北山區發展的歷史過程可以推知，近 300 年來賽夏生活領域位 處於移動的番界線上。自十八世紀初期在頭份附近設置「番界」以來，邊界 線經過數次較大規模的推進，主要可以歸納為三個階段：（一）十八世紀初 期至末期，邊界線由下游頭份尖山一帶逐漸移至上坪溪與中港溪中游的北埔 和三灣一帶；（二）十九世紀初期至十九末葉，受到囤丁、隘墾和樟腦開採 等多重因素影響，邊界往東移動，賽夏聚落也分別往南庄和五指山山區移動；

（三）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清政府的「開山撫番」和日本的山林政 策，除了將「番界」再向內山推移，壓縮賽夏生活空間之外，也造成其聚落

被切割在界線兩側，分別接受不同型態的行政管理。

由於賽夏地區長期鄰接或跨越在「漢番」交界地帶，使得生活在其中的 居民不斷面對複雜變化的人、事、地、物，也因而累積了獨特的族群互動經 驗。隨著番界線往內山移動，這個地區原住民與漢人的互動也更加頻繁和複 雜。無論是攻打或防衛隘口、土地和樟腦權利競爭、火藥和武器交換流通等，

不同層面的資料顯現，賽夏人對外的關係是既抗爭又合作，並非毫無選擇的。

換言之，邊界移動帶給賽夏人的不只是失去原有空間和聚落遷徙而導致的流 離失所，跨界互動的歷史經驗，同時也讓處於邊界前線的賽夏人，能夠積極 參與新興產業活動，展現跨越的動力和調整轉變的能力。

四、邊區社會的混雜流動與他者情結

賽夏生活空間移動和混雜居住的現象，在南北二群被界線劃為二種不同 行政區之後更加複雜。北群環繞在眾多泰雅部落之間受泰雅的影響；而南群 則有大量客家移民遷入混居而出現強烈的客家影響。由於生活空間性質的差 異，使得二地日常語言和飲食居住習慣改變的方向也不盡相同。⁷後來賽夏語 衍生出二個名詞「saipapasila」和「motoila」，分別表示「要變成 saipapas

（賽夏語指「泰雅人」）」，或「快要變成moto」（賽夏語指「客家人」），

表達出兩地變化趨勢的差異。作為一個長期夾處在強勢他者之間的小族群，

使得不少賽夏人具有優越的多元語言能力；許多年長賽夏人能夠流利使用賽 夏語、泰雅語、客家語和日語，有時也能說閩南語或北京語。不過，近六十 年來國語教育政策的影響，北京語成為年輕人日常溝通的主要語言。根據 1997 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調查統計，目前以賽夏語做為日常語言的當代家 庭大約僅佔 14%左右，40 歲以下年輕人能夠流利使用賽夏語的人已不到 20%。

回溯來看，邊界線的移動究竟造成了賽夏生活和社會文化性質哪些變化。

雖然早期相關記載非常零碎片段，但約略可以看出當地混雜、異質和流動的 特性。例如，二十世紀以前的漢人地方志或日本調查紀錄，大多未將此區原

7 即便如此，賽夏族南北二群之間的互動往來和凝聚認同關係，並未因此分裂隔絕。透過各 種婚喪喜慶和傳統祭儀的參與運作，仍然非常緊密；二群間仍然密切互動往來，不同姓氏 家族間相互通婚、共同參與或舉行儀式。

住民視為一個獨立的文化群，而是將之視為一群混居者而稱為「合番」、「流 番」或「化番」等，或者是界定為平埔族的一支。⁸這些標籤相當程度反映了 當地混合與流動的特質。而賽夏社會就是由這些生活在邊界地區經常流動聚 合的人群，持續相對界定和建構的結果。或許因為生活世界的多變和混雜，

反倒激發出賽夏人對於周遭不同「他者」，有清楚地認知和區辨能力。這一 點從賽夏語對他者的不同稱呼可以看出；例如，稱呼深山的泰雅人為「saipa- pas」、海邊平埔族為「pana」、客家人「moto」、閩南人「kamshiolang」、外 省人「babui」和日本人「nipon」等。

受到邊界互動的影響，賽夏人的物質生活很早就開始轉變。透過文獻紀 錄可以知道，過去賽夏居住空間的面貌大致如下：房舍沿著山坡而建，面朝 山谷呈散居式住居。家居建築包括竹木和茅草搭建的長方形地面住屋，存放 稻米、小米或地瓜等糧食的高架式穀倉，以及住屋旁的雞舍和畜舍等。房舍 周圍經常植樹或設籬笆作為防禦屏障（小島由道 1917: 52；衛惠林等 1965:

5）。十九世紀末期左右，賽夏地區的山林環境和生活形態，因為大規模採伐 樟樹製腦而出現重大改變。根據伊能嘉矩的記載，1897 年他從竹東往北埔方 向視察時，看見「番界」內設立的漢人製腦工寮數量極多，而且和「蕃社」

鄰接相望，其中十之六、七都是未經官署許可而私設的；由於非法濫伐的現 象非常嚴重，他也注意到腦寮附近的山嶺都已經禿濯（伊能 1996[1897]:

86）。伊能隨後從北埔到南庄拜訪獅里興社（Sai-raiyin）頭目 Tavoi（大 尾），他提到這位頭目平時務農，也兼做製腦工作，家屋為漢式，規模很大 並貼有漢人的「守符」，屋內有掛鐘及洋式油燈照明。⁹另外，他到獅頭驛拜 訪頭目Yuwai（有淮）時，發現這位頭目留著番式散髮，身上穿著漢式衣衫，

使用流利漢語，從事製腦工作，並雇一名漢人書記協助他做生意（伊能 1996 [1897]: 102-103）。

上述資料顯示，十九世紀末期因為土地開墾和採製樟腦，新竹和苗栗交

8 參考不著撰人，〈熟蕃 合蕃〉，收入臺灣大學「伊能文庫」中「臺灣地理資料：新竹、

苗栗、臺中、彰化、嘉義、臺南、鳳山、恆春」；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藏，「淡新檔 案」；伊能嘉矩 1904、1996[1897]。

9 伊能所記的獅里興社頭目Tavoi，從名字發音可以推測應該就是當時北獅里興社著名的頭名 絲大尾（tapoeh’）。獅頭驛拜頭目 Yuwai（有淮）則是張有淮，他是風姓（Babai）收養的 漢人兒子，也是十九世紀末期南庄地區重要的賽夏頭目。

界山區的地景和生活資源都快速改變。許多賽夏頭目積極參與開墾和製腦工 作，掌握的資源、財富和勢力大為增加，住屋和日常生活型態也開始產生混 雜並置的情況，如留傳統散髮、穿漢式衣服、住漢式房屋、家中擺設西洋掛 鐘和油燈等。到了日本時代，國家以更加強勢的力量改造部落生活，積極推 廣栽種水稻、杉木和油桐等，並鼓勵畜牧養牛事業。當時一系列定耕養殖技 術的教導和提倡，不僅是為了增加食物資源改善生活，更具有馴化和文明化 部落原住民的意涵。1930 年代的許多田野調查照片顯示，當時賽夏人日常穿 著幾乎都已經改為漢式或西式服裝，偶爾在外加罩一件傳統樣式的織布背心。

這種異質元素添加混用趨勢一直到戰後不但持續，而且更深入到食、衣、住、

行、教育、娛樂和宗教¹⁰等各種生活層面。大體而言，不同時期多重外來勢 力和資源的進入，造成賽夏社會生活和空間地景出現多元要素混合拼貼的特 性。同時存在的異質混雜元素成為賽夏人生活經驗和實踐的常態。換個角度 而言，積極主動地理解和挪用他者的資源做為自己的資源，是賽夏社會建構 力量的主要來源。然而，在挪用的同時，如何維持與他者的差異，更是維持 社會穩定的重要關鍵。

生活世界的混雜和變動，凸顯出賽夏與他者的微妙關係。對於賽夏人而 言，他者一方面擁有豐富的資源和優勢的技術，可以為賽夏人帶來新的社會 資源；但另一方面他者又因擁有奇特的力量，並侵入賽夏生活空間而造成社 會的危機。因此，如何迴避和抵抗他者的壓迫，但又能取得新的資源，一直 是賽夏社會建構的基本課題；對於外在調適和內在集體意識維持的矛盾與警 覺，則是賽夏日常對話和記憶中不斷出現的重點。事實上，賽夏人對他者的 複雜情緒，不僅是現實生活中重要的特性，也是賽夏神話傳說中結構隱喻的 關鍵母題。透過儀式和神話傳說，「他者情結」反覆以不同形式在多種情境 中再現。例如，賽夏起源傳說強調造物者在洪水之後創造賽夏人的同時，也 創造了周邊其他族群如 saipapas（泰雅人）和 moto（客家人），但賽夏人是 被賦予了 sinrayhou 姓氏的特殊族群。

賽夏最著名的「巴斯達隘」（pas-taai）祭儀（一般稱為矮靈祭或矮人 祭），主要祭祀的是傳說中的矮人鄰族──「達隘」（taai）。雖然有關「達

10 1960 至 1980 年代，基督教和天主教曾經一度在賽夏地區相當興盛；不少人提到為了領取 教會發放的衣物和麵粉而入教；但隨著生活物資來源管道逐漸增加，1980 年代後期開始，

許多賽夏人又紛紛脫離基督宗教，回頭重新參與舉行各種傳統儀式祭典活動。

隘」的傳說有許多不同版本，但故事的主軸類似，主要描述一群住在洞穴具 有特殊能力的矮人「達隘」，祂們教導賽夏祖先種植陸稻、織布和儀式歌舞 等技能，但是祂們同時也愛捉弄欺侮賽夏人。賽夏人在一次受辱事件後聯合 設計除去了「達隘」，但後來卻受到二名存活的「達隘」長老詛咒，使得賽 夏社會不斷遭遇疾病和作物欠收等災難。「巴斯達隘」祭典就是賽夏人透過 舉行儀式持續與「達隘」溝通和解的過程。這個傳說非常戲劇化而細膩地再 現賽夏人的「他者情結」：「他者」雖然帶給賽夏社會富裕和繁殖的資源，

但同時也威脅群體的生存。對於「他者」的矛盾焦慮情緒，不但清楚地在「達 隘」神話中出現，也在其他神話如雷女 waen 或織女 katetel 的故事中重複出 現。¹¹這些故事雖然內容不同，但都強調外來者引入的新技能和資源（如農作 或織布），為賽夏社會帶來好處；但另一方面，進入賽夏社會的外來者卻又 引起內部的猜疑、不信任或背叛；最後外來者離開賽夏，也造成賽夏人的懊 悔或痛苦。

前面提到在不同賽夏故事中反覆強調的他者情結，不但交夾著羨慕、嫉 妒、懷疑、害怕、痛苦、憤怒和悔恨等多重複雜情緒，也呈現出疊影現象。¹² 此種矛盾複雜的情緒和多重影像交疊拼貼的意象，可以與邊界混雜流動的生 活經驗相互呼應。雖然許多故事的情節和內容隨著時代與政經情勢的轉變而 不斷調整，但是其母題結構和情緒主軸卻反覆再現，持續地解釋賽夏族群起 源、神靈關係和象徵意義等基本文化觀念。經由神話故事的敘說傳頌，以及 相關儀式的舉行，邊區社會的歷史經驗和生活記憶，濃縮與凝結成為矛盾的 他者情結，在賽夏社會跨越世代地流傳和體現。也因為如此，生活世界中並 存的他者，不但是歷史發展過程中回應的外在對象，也內化成為賽夏社會文 化建構的基本要素。

五、地景的改變：朝向觀光消費的當代景觀變化

賽夏生活世界的改變和挑戰，不僅來自邊界線推進和聚落移動的影響，

11 雷女 waen 是賽夏祈天祭主要的祭祀對象，由潘姓（Sawan）傳承主祭；織女 katetel 現在則 與帝納豆祭合併，由趙姓（豆）（Tautauwazai）祭祀；參考潘秋榮 1999，胡家瑜 2000、

2004。

12 有關疊影的討論，請參考胡台麗 1995。

領域內地景的變化也是重要因素。如同其他空間名詞，地景或景觀具有特定 的地方範疇指涉；它涵蓋的意涵很廣，包括過程與形式、自然與文化、土地 與生活等不同層面。特別的是，它具有強烈的視覺意涵，不但與特定群體的 文化和政治經濟型態有關，也與「觀看」或被看的方式密切相連。換言之，

作為承載歷史經驗和人群行動的具體印記，地景形貌的建構與人群觀看方向 的變化相互呼應。尤其在觀光脈絡之下，在地居民和外來遊客的相互凝視和 想像的角度，經常成為影響地景的重要因素。如果將當代賽夏領域的觀光發 展和地景轉變，視為分析賽夏社會變化和持續的另一種特殊管道，我們可以 獲得更寬廣的視角，理解賽夏社會跨界互動經驗的堆疊累積，以及在持續變 動過程中面對的新挑戰。

1920年代之後，賽夏聚落位置的區域性移動情況雖然減少，但是這個地 區生活的改變卻更加明顯。隨著資本主義影響層面的擴大，部落生活的變化 幅度也更深更廣。大約 1970 年代左右，受到臺灣經濟轉型和工商業蓬勃發展 的衝擊，許多賽夏人開始出外到都市城鎮謀生，進而定居外地。¹³山區部落的 產業和經濟活動，除了農業之外，林業和煤礦產業也曾扮演重要的角色，許 多賽夏人從事劈草伐木或是挖煤洗煤等工作。1990 年代之後，賽夏地區的休 閒觀光產業成為官方鼓勵的發展新方向，不但居民的生產活動改變為以種植 香菇、桂竹筍、一葉蘭、鮮花或高山蔬菜等經濟作物為主，其他如興建民宿、

鱒魚場、餐廳和工藝品作坊等也成為賽夏地區重要的收入來源。受到觀光產 業發展的影響，地景也隨之變成重要的觀賞重點和消費商品。

賽夏地區由於山巒丘陵起伏，溪流、泉水和急湍交錯，峽谷密佈，而且 氣候宜人，四季溫和，充沛的雨量使得山脈雜色林木叢生，風景十分秀麗；

尤其在春秋之際，山谷間經常雲霧繚繞，呈現浪漫而神祕的氣氛。這些地理 特色的觀賞價值，過去對當地居民而言，並不是生活強調的重點；對外來遊 客而言，也因為交通道路的艱險困難和耗時，很少專程前往欣賞。不過，這 種情況由於政府改善交通幹道和擴寬道路橋樑，而使得當地觀光資源的產值 大為提高。原本從新竹進入山區聚落，至少需要 2 個小時；現今則 50 分鐘左 右可達，甚至從臺北到山區聚落也僅需 2 個小時左右。由於賽夏地區的交通

13 基於親友牽線引介和相互照應等考量因素，族人主要移居的市鎮包括頭份、竹南、竹東、

新竹、桃園、中壢、板橋和三重等地較多。

便利性，也使得許多鄰近大都市的居民，在週末假日時喜歡前來遊玩賞景。

自此賽夏生活世界搖身一變成為北臺灣地區最受歡迎的旅遊景點之一。

這個地區觀光產業開展的契機，最早是受到雪霸國家公園的影響。1992 年設立的雪霸國家公園是臺灣第五座國家公園，賽夏起源傳說的聖山大霸尖 山也被涵蓋在內，由於賽夏部分區域位處通往國家公園入口的中間點，不少 大型國家建設經費開始投入當地產業和觀光推廣活動。但是，影響範圍更大 且更密切的是 2001 年成立的「參山國家風景區」。它是臺灣 1995 年起陸續 成立的 13 個國家風景區中一個跨地域結合的風景區，當中包含了三座不相連 的名山地區：獅頭山、梨山和八卦山。其中「獅頭山風景區」的面積約 24,221 公頃，範圍涵蓋新竹縣的峨眉鄉、北埔鄉和竹東鎮，以及苗栗縣的南庄鄉和 三灣鄉等五鄉鎮，主要就是賽夏聚落分佈的地區。國家風景區的設置使得地 方政府和社區協會獲得更多規劃、設計、整建和宣傳廣告經費，將區內特定 的自然和文化景觀，形塑成外界樂於賞玩的景點和消費的商品，其中賽夏文 化特性也是重點之一。例如，獅頭山風景區的官方網站，非常強調區內豐富 多樣的觀光資源；人文景觀方面，包含賽夏矮靈祭、泰雅編織和客家美食等；

自然景觀方面，當地的岩洞、山勢、石壁和溪流等，都是宣傳重點。¹⁴ 地方政府和觀光協會繪製的旅遊路線圖和景點標示圖，凸顯出觀光走向 強調的多元娛樂和視覺美感特性。例如，目前賽夏人主要聚居生活的二大區 域，新竹縣五峰鄉標示的觀光景點包括五指山寺廟、大隘矮靈祭場、花園瀑 布、清泉溫泉、桃山泰雅部落、霞喀羅國家步道等。苗栗縣南庄鄉標示的旅 遊景點則有，獅頭山寺廟、仙山靈洞、南庄老街、蓬萊溪護魚生態區、養鱒 魚場、向天湖矮靈祭場、石壁染織工坊和鹿場部落等。這些景點交織結合了 自然、文化、歷史的特色；其中北賽夏和南賽夏的矮靈祭場，也都分別列入 二區旅遊路線的重要景點當中（圖三）。二十一世紀五峰和南庄旅遊景點的 標示，更進一步印證了從過去到現在，不同時空背景和不同政經因素影響下，

賽夏人都必須與其他族群互動，共同建構地方社會和生活世界。

除了經濟因素之外，2000 年起政府不同單位為了推動本土化的政治方向，

提出的「部落新風貌建設計畫」、「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臺灣社區六 星計畫」等多種計畫，也都將地方特色和景觀改造列為重要工作項目。許多

14 獅頭山國家風景區 2008 年網頁 http://www.trimt-nsa.gov.tw/chinese/06lion/01intro.asp.

圖三 2008 年的旅遊景點路線圖與賽夏矮靈祭場標示

（上：新竹五峰，下：苗栗南庄）

擷取自新竹縣五峰鄉公所網頁(http://www.hcwft.gov.tw/6_1.asp)

擷取自苗栗縣南庄鄉公所網頁(http://www.nanchuang.gov.tw/

big5/d/b.htm)

原住民部落都獲得環境整理改善補助經費，開始在部落入口興建大型意象標 示，以水泥浮雕或塑像，展現各部落選擇的代表性象徵符號，如矮靈祭舞旗、

傳統服飾歌舞圖像、杵和臼等；旅遊道路兩側也建置了許多休憩涼亭和景點 指標。與「原風」和「鄉土風」強烈對比的是，在山水秀麗的新竹苗栗交界 山區，突然吹起一股強大的「歐風」，沿線的幽谷和坡地陸續蓋起不少咖啡 店或民宿，前後院設有整齊美觀的歐式花園或庭園。這些歐式風味的視覺環 境，受到觀光客熱烈的歡迎和喜好，許多位在山區幽靜處的餐飲和住宿場所，

經常門庭若市大排長龍。南庄地方觀光協會 2006 年因此明確提出「歐式花園 山城」的口號，作為打造觀光特色和吸引遊客的重要方向。這一波方興未艾 的休閒觀光熱潮，持續推動當地風貌朝向「花園山城」變化，也更加凸顯當 地空間在賽夏、泰雅和客家風情之外，仍不斷添加並置異質元素，以及居民 生活居住與遊客觀賞遊玩空間重疊和交錯的關係。¹⁵

由於觀光旅遊帶來的現金收入大增，使得休閒產業成為地方經濟的重要 項目，休閒設施也成為地方景觀的新興要素。賽夏地區各種民宿、休閒餐廳、

花園咖啡、度假山莊、藝品工作坊快速成長。根據統計，賽夏聚落和人口聚 居最多的苗栗南庄鄉，全鄉總計約 3,400 多戶，人口約 12,000 人；居住的賽 夏人約 500 多戶，約 2,100 人（總人口數的 18.5%）。這個區域內的咖啡餐飲 和觀光住宿設施，以驚人速度成長；1995 年左右區內的相關餐飲和住宿設施 約有 10 間，成長至今大大小小總數超過 200 間，其中供遊客住宿之處約有 100 多間，提供咖啡或餐飲之處約有 150 多間；每年仍以 10 間至 20 間的速度不 斷增加。然而，大部分休閒產業是由外來者或當地客家人投資經營，其中賽 夏人開設的工作坊僅有 3 間、民宿約有 6 間、餐飲設施約 10 多間左右。¹⁶

觀光產業的主要經營者，雖然大部分並非當地原住民，而是外來移入者 或投資者；不過相關產業雇用的受薪工作人員，還是包含不少賽夏人，因此 仍然在不同層面為賽夏社會帶來新的資源和選擇。由於觀光活動場域，是當 代都會遊客和山區居民交會的場域，透過外來遊客帶動的生活品味和開展的 工作機會，讓一些新世代賽夏人願意和能夠留在當地，從事目前較流行時髦 的行業，例如餐廳廚師、咖啡服務員、調酒師、糕餅師、樂團歌手、工藝創

15 2006 年，南庄觀光發展協會提出一個新的「南庄山城花園推廣計畫」，做為未來的發展方 向。

16 參考 2008 年南庄鄉公所統計資料。

作者或文史工作者等。因此，不少賽夏年輕人對於觀光旅遊和現代生活的發 展也寄予期待和想像。如何掌握專業工作技術，以及如何爭取相關觀光和文 化發展資訊或補助，已經成為年輕一輩賽夏人日常關心和討論的重要議題。

但是，新興的觀光旅遊風潮，引入更多人群、物資和工作機會的同時，

也帶來新的矛盾和困擾。反面而言，觀光人潮對當地環境、交通、日常生活 或儀式活動秩序，也造成更強烈的對比衝擊和緊張關係。現在每到週末和連 續假日，進入山區的主要幹道必定擠滿遊客和臨時攤販，不但造成交通阻塞，

也製造難以處理的飲水資源不足和垃圾氾濫問題。以南庄東河村的向天湖部 落為例，2004 年政府出資興建的賽夏民俗文物館完工之後，到部落參觀文物 館和矮靈祭場的遊客大增。根據近兩年的資料統計，參觀人次平日每天可達 300人左右，假日可達 1,500 人以上；祭典期間湧入的人數，則可高達 3、4 萬 人以上；2006 年的十年大祭，可能超過 8 萬人。相較之下，向天湖聚落居住 的 25 戶賽夏家戶，人口少於 130 人。現今聚落居民的生活，經常與不斷來去 的車流、遊客觀看、拍照和攤販活動等經驗有關。面對觀光造成的交通、垃 圾、公廁、飲水與生活干擾，不少賽夏人開始擔憂外來者帶來的問題，並發 出負面的聲音：有些人希望參觀聚落生活和儀式活動的人數需要設限，有些 人建議應該對進入村落的遊客收取垃圾處理和清潔管理費；更激進的則認為 儀式期間最好不要讓觀光客進入。雖然這些意見並未具體執行，但已經表現 出內在的緊張情緒和期待調解矛盾的想法。

回顧賽夏地區地景形貌和觀看角度轉變的過程，可以看出其中反映的生 活型態變化，也可以進一步分析當代觀光與地景互動的特性：（一）這個區 域過去是以長期居住者為主要使用者，是生活的地方；但是現在絕大多的使 用者卻是在此進行休閒活動的遊客，變成北臺灣都市居民放鬆情緒與休息玩 樂的後花園。（二）大多數觀光使用者，對於區內地貌風景的觀看重點，是 美觀和戲劇層面的效果，而不是重複性的日常生活經驗。換言之，被高度強 調的是視覺美感和劇場價值，而不是社會文化價值。（三）具有美感或與特 殊儀式和歷史事件相關的地景，經過環境整理和美化包裝以後，標示在旅遊 地圖上成為觀光景點，並且轉換成為遊客消費的商品，以此換取現金收入。

具體而言，從生活場域到觀光消費場域，賽夏地景轉變的方向，主要可 以從幾個角度對比其差異：當地社群 / 外來觀光客；居住地方 / 休閒花園；

社會文化價值 / 美觀價值。前面已經提到觀光景點的包裝和消費訴求，並非

以賽夏人的視覺偏好作為選擇基礎，而是以外來遊客的短期休閒觀賞作為主 要考慮。為了加強觀光娛樂效果，地景的美化成為第一要務，而美化的過程 卻是將多種不同要素混雜並置。由賽夏地區地景美化的方向可以看見，無論 是強調「鄉土味」、「原味」或是「歐風」，主要是針對都會遊客的凝視而 提供的浪漫「他者」想像。不過，面對大規模因應觀光而改變的地景和外來 遊客，當地居民或賽夏人也有自己的凝視方向和想像重點。總之，休閒觀光 消費的發展與當代網路科技的結合，為新一代的賽夏人帶來更多新資源和生 活期待，也帶來更多異質變動的元素；但是在這一波觀光消費發展的強大趨 勢下，地景變動背後反映的矛盾與挑戰，對於賽夏生活世界造成的衝擊程度 和層面，可能更甚於過去空間移動的影響。

六、結論：空間、權力與動態持續

本文以空間與地景為主題，切入討論賽夏生活世界和社會建構的關聯，

透過座標和圖像思維，可以看到歷史過程中不同人群互動和權力糾纏造成的 動態變化和影響。從「番界」的設立與移動、聚落的遷徙與聚合、地方資源 的掌控與使用、到景觀的商品化與消費，賽夏人的生活經驗和社會關係，是 在特定空間和時間交織網絡中累積和形塑；其中我們可以看見不同階段政經 勢力、殖民統治和國家政策的影響。如果人類以敏銳而動態的方式瞭解自身 的生活世界，並透過接觸和衝突感知地方和周遭環境；那麼賽夏區域特性和 地景意象的形成，也是當地人持續回應外來擴張和不同權力矛盾的結果。藉 由調整生活世界中不斷面臨的衝突、矛盾和競爭，賽夏人得以動態地建構社 會關係和集體意識。¹⁷

人類學者討論南島族群的空間特性時，曾經提出南島社會傾向於用地誌 而不是系譜建構社會；因此特定的地點或地景，經常成為匯集過去歷史和凝 聚記憶的焦點（Fox 1997; Hoskins 1993）。有不少民族誌材料指出，空間具 體化的表現，可以是歷史過程具體化的主要象徵；他們的討論豐富了關於時

17 為了爭取外界資源和權益，最近二年賽夏人開始規劃設置賽夏民族議會。2008 年 2 月與 3 月分別在北賽夏和南賽夏成立。其中議會代表的組成參考了賽夏慣有的各姓氏自選代表的 方式，而議長和副議長的推選，也相當程度考慮長老的優先權。

間的空間化（spatialization of time），以及空間的歷史性思考，對於瞭解人 類社會的跨時性建構，提供了很大的幫助（Fox 1997; Basso 1996; Steward &

Strathern 2003; Guo 2003）。近來人類學者嘗試從現象學角度解釋空間或地 景，提供了更動態的架構探討人類的生活世界；他們從人與物相對建構的角 度，認為對周遭物質世界的知覺、因應和互動，可能是人類產生意識和激發 行動的重要基礎；因此，外在物質和空間實體也可以視為激發動能的主體，

而不僅是反應先驗存在概念和權力運作結果的客體（Bender 2002; Morphy 1993; Tilley 2004）。採取此種交互建構的觀點，讓我們可以更動態地思考賽 夏生活世界、族群邊界和社會建構之間的關係；並且凸顯這個政經弱勢的小 族群，長期面對邊界推進和他者並存的特殊歷史經驗，以及克服集體意識淡 化和過去記憶流失威脅，持續建構社會關係並衍生族群認同的獨特力量。

總結而言，藉由探討賽夏時空架構轉變的軌跡，可以讓我們從另一個角 度理解賽夏社會變動與穩定的相互關連，以及在變化中動態連結和延續的可 能。由於賽夏居住空間歷經數百年來的移動和變化，從生活經驗中累積高度 的變動敏感性；因此，不同於許多南島社會，賽夏並不強調運用固定的地方 或特定的地景，作為連結過去記憶的主要焦點。¹⁸更動態地，賽夏社會的集體 記憶，經常藉由可移動的器物或可複製的具體行動，延伸傳遞。透過聚焦於 一組可移動的物與可重複的身體行動，人與物之間交互運作的結果，可以建 構出一種濃縮的時空架構，用來中介或轉移大環境變動造成的差異，而持續 地接合現在與過去，形成一種動態的穩定性（Gell 1985; Harrison 1999; Lam- bek 2002）。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賽夏人對於機動性較高的文化符碼、象徵 器物或儀式展演行動，賦予了多重豐富的社會文化訊息和神聖的禁忌規則。

尤其是獨特的賽夏姓氏、可見或不可見的儀式象徵物、以及重複舉行的儀式 活動等，都是用來連結祖先和過去的重要關鍵點。這些機動性較高的實體器 物或可重複再現的圖像，成為建構共同心理地圖的穩固參考點。它們在快速 變遷的世界中，提供了一個比自然地理空間更機動的管道，讓行動者能夠建 構微型的穩定空間，做為社會跨界動態延續的基礎。

18 1990 年代觀光建設補助經費投入整理美化地方景點之前，賽夏儀式地點都是不斷隨著各個 祭儀的主祭家族的移動而遷移。例如，南、北二群的矮靈祭場，在近百年內，都曾經過多 次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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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igrated Space to Transformed Landscape : Studies on Social Mobil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Saisiyat

Hu Chia-yu

Abstract

Focusing on space and landscap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the migration and dynamic spatial changes are represented in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responded to in social practices. As a small indigenous group in the hinterland of northwestern Taiwan, the Saisiyat

shifting Chinese-Aboriginal borderlines from the 18

century to 20

century. In the oral narratives of Saisiyat clans, migrating and encountering others are constantly recited stories.

Other than the movement of settlemen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dscape has acted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force to change the Saisiyat life world since the 1990s. Due to the picturesque mountainous scenery of the Saisiyat territory, this area has become a very popular resort and leisure area in Taiwan. Within this area, increasing fancy guest houses, garden cafés, and other tourist facilities are established. The landscape of the indigenous dwelling places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tourist attractions.

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spatial factors objectify the temporal processes and construct a stage for human actors to perceive and shape living experiences.

Thus,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could be dangerous forces which cause the

＊ Hu Chia-yu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oss of linkages with past social relation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From the case of Saisiyat, this paper diachronically analyzes the social mobility and stability mediated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atial-temporal framework.

Keywords: life world, Oxen line, social practices, dynamic stability, micro

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