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背景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每一种思想的出现、形成，每一位思想家、
哲学家的诞生、成长，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思想根源。李觏思想的产生、
创建，是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紧密相关的。李觏所处的时代，造就了李觏的 思想；李觏的思想，反映了李觏的时代面貌，这就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一、时代背景
公元 ９６０ 年，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发动兵变，推翻后周，
黄袍加身，自称皇帝，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又经过多年的 东征西讨、南征北战，而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和纷争局面，统一了中 国。赵匡胤当了皇帝后，为了避免割据形势的再度出现，巩固中央集权
的政治统治，他与大臣们总结和吸取了唐代安史之乱后，藩镇之祸的教 训，结合自己篡权夺位的经验，而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统治措施，以巩固自己 的统治地位。
宋朝开国伊始，面临内忧外患情势，各种矛盾此起彼伏、防不胜防。为 了解决“朝廷之权，散之四方”①和“君弱臣强，正统数易”②的突出矛盾，
赵匡胤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削弱武装割据势力，所以说：“宋初革五季之患，
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官，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
军谓兵，州谓民政焉。”③北宋建立的第二年，赵匡胤与赵普的一段对话，说 的是同一个问题：“帝……一日召赵普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 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昔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 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召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
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大下自安矣。’”④北宋最高统治者认识到：唐朝经 过安史之乱灭亡以后的梁、唐、晋、汉、周诸朝，其所以短命，是由于藩镇 节度使，拥兵持重，势力太强，朝廷的统治力量太弱，指挥不灵，不听调度。
为了巩固和强化政治统治，就必须加强专制君主的中央集权，为此赵匡胤采 用赵普之谋，丁辛酉建隆二年（公元 ９６１ 年）七月，命石守信、高怀德、王 审琦、张令铎等，皆罢军职，出领诸节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 权”一事，其结果，使军权集中在中央，军队听候皇帝指挥调动。对此事邵 伯温在《邵氏闻见录》卷一中，更有详细地记载：“太祖初受天命，诛李筠、
李重进，威德日盛，因问赵普，‘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
兵革不息，生灵涂地，其故何哉？吾欲息兵定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
‘陛下言及此，天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争不息、家散人亡者无他，节镇 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 下安矣。’语未卒，帝曰：‘卿勿复言，吾己悉矣。’顷之，上因晚朝，与 故人石守信、王审琦饮酒，帝屏左右谓曰：‘吾资尔曹之力多矣，念尔之功 不忘。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 也。’守信等问其故，帝曰：‘此岂难知。所谓天位者，众欲居之尔。’守 信等皆顿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也？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
‘不然，汝曹虽无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
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涕泣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示 以可生之涂。’上曰：‘人生如白驹过隙耳，所谓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
厚自娱乐，使子孙显荣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 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食相欢以终天命。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二《韩偓语》。
② 《陈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三书》。
③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第七。
④ 《续资治通鉴》卷二，太祖建隆二年。
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幸甚。’明日，皆称 疾，请解军政。上许之，尽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抚赐赉甚厚，或与之结婚。
于是更置易制者，使主亲军；其后又置转运使、通判使，主诸道钱谷；收天 下精兵以备宿卫，而诸功臣亦以善终，子孙富贵，迄今不绝。”邵伯温具体 而生动的记述了“杯酒释兵权”的事实经过和赵匡胤的真实用心所在。
赵匡胤在收兵权的同时，又把财政权、赏罚刑政权等等，都收回中央。
朱熹说：“因说历代承袭之弊，曰：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
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 骑所过，莫不溃散。”①赵匡胤深知自己用非法手段篡来的帝位不稳，生怕别 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千方百计来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他本 人则在惶恐忧惧中度过一生。王夫之评论道：“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 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
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②就是说，没有掌握重权，没有皇室的威望，没有学 识的素养，也没有民众的拥戴，不具备这些统治者所必备的条件，因此，是 很难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赵匡胤便把各种权力收回中 央，从而加强其中央集权制的统治。
赵匡胤这一系列措施，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强化了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但是 并不说明其政治力量的强大和统治地位的稳固，也不意味着各种社会矛盾的 解决和缓和。相反，却产生许多矛盾和带来种种困难，并潜伏着更深的危机。
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赵宋王朝仍然陷入困境。
在军事上，宋朝开国之初，即受到两大敌人的威胁：东北的辽和西北的 夏。公元 ９３６ 年，由于后晋石敬瑭卖国求荣、甘当儿皇帝，而割让“燕云十 六州”之地给契丹，契丹大大增强了军事和经济力量。不久契丹改国号为辽，
成为中国北方的第一强国，时时威胁内地。公元 ９５９ 年，后周世宗举兵北伐，
虽从辽国手中夺回冀、瀛二州之地，但其余各州仍在辽人手中。宋初诸帝曾 多次想收复其余各州之地，翦除辽敌之患，却始终没有达到目的。宋太宗于 公元 ９７９、９８０、９８６ 年，二度御驾亲征，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太宗死后，
真宗于公元 １００４ 年与辽签订“澶渊”盟约，规定宋、辽两国以兄弟之国相称，
宋向辽每年纳银三十万两。
由于北方大片国土的丧失，失去了北方屏障，造成了无穷的后患。“辽 之为国，邻于梁、唐、晋、汉、周。晋以恩故，始则父子一家，终则寇仇相 攻，梁、唐则隐然一敌国，宋惟太宗征北汉，辽不能俅，余多败衂，纵得亦 不偿失，多由石晋献土，中国失五关之故。”①五关即山海关、紫荆关、古北 口、居庸关、松亭关。这五关南挟华北平原，五关之失，无险可守。辽、金、
元都因据五关之地，而能长驱直入、大举南侵。辽之为患，由来已久。
西夏主赵元吴以甘肃之众，进占宁夏乃至陕西等西北边境，惨祸不断。
起初宋帝仅以赵元昊为盗首，悬赏缉其首级。接着从公元 １０３８—１０４８ 年，征 战十年之久，使双方耗尽民力、民财。虽在公元 １０４４ 年，签订和约，但侵掠 事件时有发生，时战时和持续多年。面对这种时局，少年张载“慨然以功名
① 《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② 《宋论》卷一。
① 《辽史》卷三十六《兵志》。
自许”，②“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③曾向邠人焦寅学习兵法，
想组织兵力对西夏作战，收复失地，解除西夏对边境的侵扰。所以张载二十 一岁（公元 １０４０ 年）时，宋王朝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招讨副使兼延州知府，他 便上书谒范仲淹，建议对边境用兵。
宋朝与这两大敌人交战，人力、物力、财力损失都很大，而使之步入“积 贫积弱”的颓势。
宋王朝所以陷入窘境，是与赵匡胤所制定的国策密切相关的。他利用“杯 酒释兵权”，把骁兵勇将，萃聚京师，削去兵权，赏以厚恩，使之富贵。这 不仅造成了大批的冗官、冗员，而且削弱了边寒兵力，使边关吃紧。由于宋 朝最高统治者采取了重内轻外、重义轻武、重中央轻地方的统治政策，既削 弱了军事力量，又减弱边防的防御力量，进而使整个兵力大大减弱。到了李 觏生活的真宗、仁宗时代，则处于“燕蓟不收，则河北不固，河北不固，则 河南不可高枕而卧”①的危急环境中。
宋王朝规定二军统帅“有握兵之重，无发兵之权”，发兵权属于枢密院，
而枢密院则“无握兵之重。”②这种调兵权和领兵权的分离，增加了枢密院与 三帅之间的矛盾，形成彼此掣肘。宋太祖时还制定了“更戍法”，规定每三 年调动一次军队的驻地。由于军队不断调动，不但耗费了大量的物力财力，
而且造成了将卒互不相识，削弱了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
为了防止“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③的拥兵自 重局面的再度出现。宋代皇帝则亲自指挥、调动军队。把军队分为：禁军、
厢兵、乡兵、藩兵四种。禁军由皇帝直接掌握、指挥，装备精良，驻守京师。
同时采取了“内外相制”的办法，把全部兵力分驻在京畿和全国备地，各占 一半，相互牵制。目的是防备军队造反，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对此，宋神宗 曾作了说明：“艺祖（指赵匡胤——引者注）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
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
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①
宋朝统治者，由于在军事上采取了调、领分离，将、兵分离，重内轻外，
内外相制的措施，虽然加强了中央专制集权的统治，但却大大削弱了军队的 战斗力和边境的防御力。他们既要利用军队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镇压农民 起义；又害怕军队叛变，复辟藩镇割据的局面。从而采取了利用与控制、使 用与限制的统治权术。这样就既不可能使军队有真正的组织系统、指挥系统 和较强的战斗能力，又不可能有效地抵抗外敌的侵扰，更不可能收复已丧失 的国土。由于军事上的非策、失误，使宋朝始终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宋太 宗赵光义毫不掩饰地说：“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耳，皆可预 防。若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②在宋朝最高当权者看来，内患比外忧 更可怕，因此他们着力于内患，而不顾外敌之患。结果招致军事上的一再失
②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③ 《宋史》卷四二七《张载传》。
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直隶一》。
② 何坦：《西畴老人常言》。
③ 范浚：《香溪集》卷四《五代论》。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七。
② 《宋史》卷二九一《宋绶传》。
利，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在经济上，由于官僚地主豪强势力的恶性膨胀，大量兼并土地，致使广 大农民丧失土地，无地可耕，无蚕可养，走投无路，陷入绝境。因此，严重 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宋朝统治者，为了取得大官僚、
大地主的支持，而采取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规定了大官僚、大地主 享有种种经济特权。由于这种特权的不断扩大，使土地兼并愈益发展。王明 清说：“［本朝］不抑兼并，曰：‘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 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①在北宋时代，大官僚、
大地主竟霸占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因而造成了“富者有弥望之田，
贫者无卓锥之地”的两极分化形势。到宋仁宗晚年，继续发展，无法制止。
“承平浸久，势宦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
②许多大官僚又是土地的兼并者和拥有者。如：宰相王溥的父亲王祚，就是一 个“频领牧守，能殖货，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③者。比部员外郎郑平则“占 籍真定，有田七百余顷。”④很多公卿大臣占地都在千顷以上。与大官僚、大 地主兼并土地的同时，富商大贾也参加了兼并土地的行列。他们利用高利贷 作为兼并土地的一个重要手段。宋真宗时，寇准知永兴军，长安一带就是“豪 民多贷钱贫民，重取其息，岁偿不逮，即平入田产。”⑤由于大官僚、大地主、
大商人三位一体而向广大农民进行土地兼并和掠夺，使广大农民失去了土 地，而沦为客户。所以与唐朝前期比较，宋朝的自耕农大为减少，佃农却大 量增加。
李觏说，“今之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者，盖多于主户
矣。”①稍后于李觏的吕陶说：“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 三，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②因而造形“主户益耗，客户日益 多”③的局面。由此而形成了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
由于地主阶级无限兼并土地，广大农民沦为客户，任地主阶级宰割，地 主阶级又常常以“增租划佃”的方式扩大剥削。加之政府通过地主向客户征 收田赋、丁口赋和摊派各种徭役，使广大农民不堪重负，无法忍受这种种剥 削和搜刮，而陷入无法生存的惨境。对于这种情况，北宋许多思想家、文学 家在他们的诗文、政论中，都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描述，并同时提出均平土地、
恢复井田、抑制兼并的主张，李觏则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针对“法制不立，
土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④的现实，明确地提出了“平土均田”的主 张。李觏之后的王安石说：“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 主兼并。……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营营。三年佐
① 《挥塵后录余话》卷一《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条。
②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
③ 《宋史》卷二四九《王溥传》。
④ 《宋史》卷三○《吕冲传》。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六。
① 《寄上孙安抚书》，《李觏集》卷二十八，中华书局 1981 年 8 月版，第 310 页。
② 《论申必行之法任必择之官疏》，杨士奇等辑《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六。
③ 吕大临：《民议》，吕祖谦编《皇朝文鉴》卷一○六，四部丛刊本。
④ 《平土书序》，《李觏集》卷十九，第 183 页。
荒州，市有弃饿婴。”⑤又说：“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权柄，如 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俗吏 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
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①
广大劳动农民受土地兼并之苦的惨景，目不忍睹，他们背井离乡、野仆 僵谷、饿浮满地。在宋神宗时，据官方统计数字，农民流离失所、逃亡在外 的已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宋代诗人王禹偁在《感流亡》诗中，描 绘了一户三代逃亡农民的悲惨境况：“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 泣，惸惸一夫鳏。……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襁负且乞丐，冻馁复 险艰。唯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另一诗人苏舜钦在《城南感怀呈永叔》
诗中，记述了逃亡农民在沿路挖野荸荠充饥，这种野菜挖光之后，只好吃有 毒的药草，致使大多数人中毒，竟造成了“十有八九死，当路横其尸。犬彘 咋其骨，鸟鸢啄其皮。”面对这种惨景，诗人愤慨地责问：“胡为贼良民，
令此鸟兽肥？”当然这是由封建地主和官僚们所为了。
北宋农民所受之苦是由最高统治者所推行的政策和所采取的措施造成 的。我们已经说过，宋太祖采取“杯酒释兵权”之后，大批武将被裁减，从 而形成了大批的冗官、冗吏、冗员。他们失去了兵权，却得到了优厚的物质 待遇。又由于重视文官，而使文官俸禄特别优厚。宰相、枢密使正俸中的月 钱有三百千之金，这笔钱足够买一百多亩良田。对宋朝“制禄之厚”，清代 史学家赵翼则有详细记述：“京朝官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春、秋服各 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月二百千，绫十四匹，
绢三十匹，绵五十两，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月四百千，节度、观察留后三 百千，观察二百千，绫绢随品分给，其下亦以是为差。凡俸钱并支一分见钱，
二分折支，此正俸也。其禄粟则宰相、枢密使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 十石，权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一百五十石，观察、防御使 一百石，其下以是为差。……衣粮之外，又有傔人餐钱，朝官自二十千至五 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诸司使副等官九等。此外又有茶酒 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其官于外者 别有公用钱。……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 三十五顷，防团以下各按品级为差。”①宋朝对官吏的优厚待遇，是历代封建 王朝所少见的。由于宋朝统治者实行的是“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 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②的政策，所以造成大批官吏无限度地搜刮民脂民膏。
随着官僚的增加，人民的负担愈益加重。宋真宗景德以前，内外官员一万三 千多人，宋仁宗庆历和皇祐中，增至二万多人，到宋英宗冶平中，则达二万 四千多人。官吏日增，俸禄随增，支出亦增。不仅如此，还由于宋朝的恩荫 之滥、恩赏之厚、冗官冗费、郊祀之费等，“亦徒耗尽无穷之经费，竭民力 以养冗员。”③
尤其是皇室的挥霍浪费，更是无法计算的。如：造天书、封泰山、造宫
⑤ 《临川先生文集》卷十二《发廪》。
① 《王文公文集》卷五十一《兼并》。
① 《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五《宋制禄之厚》。
② 《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五《宋制禄之厚》。
③ 《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五《宋恩荫之滥》。
观，兴土木、制玩好，每年耗费的金银，不可数计。宋真宗是个迷信十足的 皇帝，他声称有天书自天而降，给他带来“世祚延永之意。”①又言梦中见到
“神人”，自称是玉皇大帝的使者，“传玉皇之命”②等等。其他符瑞祥兆，
如龙的显现，灵芝的发现等，都在真宗统治期间发生。对于这些荒诞不经的 自欺欺人的迷信妄言，虽然有不少大臣冒死揭露其谬，真宗却沉迷其中，无 以自拔，直到公元 １０２２ 年真宗死时，将天书与其尸体一起埋葬了事。公元 １００８ 年，真宗下令造玉清昭应宫，委任三司使丁谓作总监工，而丁谓则是一 个献灵芝草有名、善于阿谀奉迎以附会帝意的贼臣。当时一些忠直敢谏大臣 对此都表示反对，认为这是竭天下之财，伤生灵之命，切不可为之。张 说：
“近年虚国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木，皆贼臣丁谓、王钦若启上 侈心之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③
与此同时，由于对辽和西夏战争的失利，每年都要给辽和西夏以巨款和 绢帛。如，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 １０４２ 年），输给辽国银二十万两，绢三十 万匹。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 １０４４ 年），输给夏国的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
茶二万斤。这些都大大地增加了国库的开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经 济的危机。
我们已经说过，军队的频繁征调，使军费开支剧增。为了镇压农民起义 和应付辽、夏之扰，又加速扩军和增加军费。宋朝的军队，从宋太祖于公元 ９６０ 年建国，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 １０４１—１０４８ 年），几乎增加了六倍，
即由 ２２ 万人，增加到 １２５．９ 万人。宋仁宗皇祐中（公元 １０５０ 年左右），做 过三司使的蔡襄，曾把军队的岁支与国家总收入作过统计比较，说明军队年 支总额占国家全部收入的六分之五。关于这种情况，宋代不少思想家都作过 计算和说明。张载说：“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今边患作矣，将谨防 于外，修实于内，为持久之计，而不爱吾财，则患日增而力日不足，岂善为 计议哉！”①朱熹说：“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 度止在二分之中。”②蔡襄，张载、朱熹等都明确指出宋朝军费支出占国家总 收入的十分之七、八。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无疑使国家陷入了严重的财政 危机、经济危机，而当权的统治者却无法、无力摆脱这种危机。
宋朝统治集团摆脱经济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增加田赋、搜刮民财。他们千 方百计地巧立名目，变换手法，敲剥农民。诸如：公田之赋、民田之赋、城 廓之赋、丁口之赋，杂变之赋等等。这些赋税和租税，以实物交纳的叫岁赋 之物，即以谷、布帛丝绵、金铁、物产等。这种赋税制度在宋朝，实行了约 一百年之久，到宋神宗时，因田赋不均，税收减少，又采取了新的办法扩大 税收。
土地兼并，租税增加，军费剧增，地主盘剥，官吏勒索，商人巧取等天 灾人祸，一齐向广大劳苦农民扑来，从而加剧了、激化了农民同封建政权所 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矛盾，所以农民起义不断地发生。王小波、李顺所领导的 农民起义，便是无数次农民起义的典型代表。王小波提出：“吾疾贫富不均，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一。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九。
③ 《宋史》卷二九三《张 传》。
① 《文集佚存・边议》，《张载集》，中华书局 1978 年 8 月版，第 358 页。
② 《朱子语类》卷一一○。
今为汝均之！”①这个“均贫富”口号的提出，既表达了广大贫苦农民要摆脱 痛苦不堪的悲惨境遇，要夺回劳动果实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又反映了宋 代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所造成的贫富不均的两极对立及其所 带来的社会危机。广大农民决心以武装暴力来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
在取土用人上，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北宋中期以前，继承隋、唐以来的 科举取士制度，或用经学考试士子对经学传注是否记诵精熟，或用诗赋考试 士子是否文辞可观，学校也是从经学记诵和文辞写作方面培养人才。同时，
还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范围和名额，社会上的许多人，甚至一些和尚、道士，
都前来应试。他们企图“以一日之长决取终生富贵”。②士子学人耗尽精力，
整天背诵经书，沉吟章句，梦想有朝一日能登天子堂。这种科举取士制度，
虽较隋朝以前的荐举、察举的制度公平合理一些，但由于宋代科场纪律松弛，
“科场之例亦太弛纵矣”，③而常常发生“纳贿舞弊”行为，使一些伪劣之人 得逞。因而选拔不出真正有补于国、有利于民的贤才、干将。对于科举制度 的流弊，宋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指出过。王安石认为，当时的科举取士，
所选拔出来的人都不切实用。他说：“所谓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辞而已，必 也通古今，习礼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张，然后施之职事，则以详平政体，
有大议论使以古今参之是也。所谓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必也习典 礼，明制度，臣主威仪，时政沿袭，然后施之职事，则以缘饰治道，有大议 论则以经术断之是也。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 儒生也。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 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①王安石在《上皇帝万 言书》中，更具体地说明了科举取士的危害，指出当今学校之所教，只是“讲 说章句而已”，“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这不但使学 者“耗精疲神”，“困苦毁坏”，“不得成才”，而且是“大则不足以用天 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②因此，王安石主张改革科举取士制 度。
叶适则更明确地揭示了科举制度的流弊和危害。他说：“何谓‘化天下 之人为士，尽以入官，为一害？’使天下有羡于为士而无羡于入官，此至治 之世。……今也举天下之人总角而学之，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则嚣 嚣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然则尽有此心，而廉 隅之所砥励，义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将何所赖 以兴起天下之人才哉！”③按理说，国家通过层层考试，应当选拔出对国家有 用、于民众有益的治国救民的干才。然而偏偏是这些通过科举制度而考取进 士、登上高位的人，却真正指出由于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选取的是一些只 能记诵默写诗赋、经传的误国者，而不是注重实事实功、经世致用的真正人 才。因此，叶适断定科举取十是弊法，而非良方。他说：“用科举之常法，
不是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来，能言之士有
①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
② 《历代制度详说科目篇》。
③ 《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五《宋科场处分之轻》。
① 《王文公文集》卷三十二《取材》。
② 《王文公文集》卷一。
③ 《叶适集・别集》卷十三《科举》。
是论矣。虽然，原其本以至于末，亦未见有偶然得之者，要以为坏天下之才，
而使之至于举无可用，此科举之弊法也。”①刘豫认为，北宋时代“误国者皆 进士及第之人也。”②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也指出科举制度之弊害。
他说：“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 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之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 世以此相尚，使泪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 要其志之所响，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禀 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③就是说，由于 科举制度之误，而不能为国家造就、选拔优秀的治国人才。
种种事实表明，北宋中期，已是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颓势了。面对这 种“积贫积弱”的困境，一些有识之士和开明的思想家、政治家，则要求改 革，倡导革新。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杰出人物，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政治情怀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④的人生情操，首先提出了改革方案，并在公元 １０４３ 年开始实行改革，这就 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李觏与范仲淹有密切关系，“文正公门下多 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忠宣游，昼夜肄业，置灯帐内，
夜不分寝。后公贵，夫人犹收其帐，顶如墨色，时以示子孙曰：‘尔父少时 勤学灯烟迹也。’”①李觏是“庆历新政”的积极拥护者和思想上的倡导者、
立论者。他在公元 １０４３ 年撰写的《庆历民言》、《周礼致太平论》等政论，
被目为“皆极当时之病，真医国之书”，②就是明证。总观李觏的全部著作，
更足以证明他是为改革而立论的。
任何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生和思想家思想的诞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 源，都由其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决定的，而思想意识又是该社会时代的反映，
并为社会经济、政治服务。李觏的思想，正是由北宋中期的社会存在决定的，
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李觏的思想是积极反映 了当时的社会存在，并为医国济民、扶正救弊服务。
① 《叶适集・别集》卷十三《制科》。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七。
③ 《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象山学案》。
④ 《范文正公集》卷十六《岳阳楼记》。
① 《名臣言行录》，转引自《宋人轶事汇编》卷八《范仲淹》。
② 《祖学士五书》，《李觏外集》卷二，第 478 页。
二、思想渊源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社会意识的相 对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它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每一个历 史时代的社会意识，都与其先前的思想成果有着继承的关系。每一时代的思 想家、哲学家，在认识和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精思和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
都要继承和利用前人所创造的思想成果和遗留下来的思想材料，把它们加以 改造和发挥，使社会思想文化不断向前推进和提高。李觏的思想亦是这样形 成的。他吸取了前人的积极成果，经过自己加工制造后，从而建立了自己的 思想观点。
在李觏的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各个方面都合理地吸取了其 先行者的思想成果。主要表现是：
（一）李觏的气论，主要吸取了中国古代的气本论和气化论思想，并加 以引申和发挥。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许多哲学家都经常使用，并赋 予各种不同的涵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气、理解气，便无法了解 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刻内容和基本特征。
“气”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在甲骨文中，气作“≡”表示一种游动物质 沿水平方向移动。后来，经过不断的衍变而为“ ”，“气”，标明气既有 水平移动，又有上下游动。《说文解字》说：“气，云气也。”“云，象云 回转形。”说明“气”的概念是由最初对云的观察而形成的。由于气的流动、
回转而形成了风，风吹物动，人们见物动而不见风，故气从此具有易动、无 形的特性。由此人们又把春夏秋冬四季的寒暑往来的变化，称为天气的变化。
万物生长、枯荣等，都是气的作用。从此，气被抽象概括成为广大无限、变 化无穷、无形而有能量的物质范畴，并被广泛应用。
“气”与阴阳学说结合，形成了阴气、阳气、和气、冲气等概念；“气”
与五行学说结合，形成了五行之气、五行之秀、五行之德等概念；“气”与 天地、万物结合，形成了天地之气、万物之气等等。“气”由此作为阴阳和 合之气（元气），而成为人和天地万物的本原、始基。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大多把“气”作为人和万 １８ 物的本原、实 体。老子认为，“道”产生了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交和作用，而产生万物。
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 和。”①万物由阴阳而生，故万物自身包含着阴阳二气。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 想，认为：“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②阴阳的对立统一、交互 作用，产生了万物。所以说：“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 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③阴阳调和、交通成和，而万物生。荀子 吸取《周易》关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认为阴阳是产生万物的最原 始物质和最高实体。他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④又说：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
① 《老子》第四十二章。
② 《庄子・则阳》。
③ 《庄子・田子方》。
④ 《荀子・礼论》。
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⑤就是说，“气”是万物产生的原始物质基 础。《吕氏春秋》把阴阳、五行、天文、律历、政治、军事、人生等，组成 一个系统，即为十二纪。十二纪把天、地、人的各个方面普遍联系、配搭起 来，依据阴阳的消长、四时的变更而发展变化。一年四季、万物盛衰，都是 阴阳相消长、相激荡的结果。阴阳消长形成宇宙万物，宇宙万物都有阴阳的 性质。因此，人们应当根据“阴阳变化，一上一下”⑥的发展变化规律，来认 识人事和万物的发展变化之理。
两汉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则把元气本体论进一步向前推进了一步。
王充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元气”论，论述了元气自然论的宇宙万物化生论。
他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①“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夫天覆于上，
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②“万物自生，皆禀 元气。”③人和万物都由阴阳和合之元气所化生的。王充认为，由于元气的不 同，而产生了千差万别的人和万物。天的元气生动物，地的元气生植物，元 气中的精气则产生人的精神，精气中的精微者是产生圣人的特殊材料，更高 级的光气则为天子所独有。王符则对元气本原论作了系统的论述。他说：“上 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莫制莫御。
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 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理统之。”④这是说，在最初的宇宙中，只有浑 沌未分的元气。它没有形状，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精质，它们混合在一起，浑 沦无间，没有制约，没有主宰。经过长时间的变化，自己分化出清气和浊气，
清者为阳气，浊者为阴气。阳气上升形成为天体，阴气下降形成为大地。天 地形成后，天地之气又交互作用，而演化为万物。其中和气产生人类，由人 类来统帅天地万物。
汉代以后的思想家、哲学家，沿着其先行者的元气本体论的思想路径，
继续作了系统的论证和发挥，而使元气本体论的宇宙观，在中国哲学发展史 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觏在前代思想家所阐发的元气一元论宇宙观的基础上，站在唯物主义 哲学高度，论述了气是万物之源的宇宙观，明确肯定宇宙万物都是由阴阳二 气会合而产生和形成的，他的结论是“天地不合，万物不生”。李觏的气论，
与中国古代的气论，有明显的思想渊源关系。
（二）李觏的易论，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周易》的基本思想，同时时 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进行吸取和改造，从而建立了自己的易论。
《周易》以阴阳为基础，说明天地万物的产生和运动变化的规律。《周 易》以两个基础符号：─与─ ─，即阳爻与阴爻，由这两个符号演化为八卦 和六十四卦，从而建立了自然万物演化系统的自然哲学。“一阴一阳之谓道”，
“生生之谓易”。《易传》以三个阳爻三为乾，象征天和父；三个阴爻三为 坤，象征地和母。“乾。称父”，“坤，称母”。由于天地或父母的交感而
⑤ 《荀子・王制》。
⑥ 《吕氏春秋・大乐》。
① 《论衡・谈天》。
② 《论衡・自然》。
③ 《论衡・言毒》。
④ 《潜夫论・本训》。
生出三男三女。父母是人的最高实体，天地是万物的最大实体，而这最高和 最大的实体之本质、本原，则为阴阳。阴阳是产生人和万物的实体，万物禀 阴阳而生。因此，《易传》称阴阳为物，“乾，阳物也；坤，阴物也。”① 阳的属性是刚健，阴的属性是柔顺，“分阴分阳，选用刚柔。”②“阴阳合德，
而刚柔有体。”①阳为奇，阴为偶：“阳卦奇，阴卦偶。”②艮、坎、震为少 男、中男、长男，为阳卦，皆一阳爻而二阴爻；兑、离、巽为少女、中女、
长女，为阴卦，皆一阴爻而二阳爻。日阳月阴，日乾月坤，刚阳柔阴，天阳 地阴，奇阳偶阴。整个宇宙万物和人事之理，都可以纳入阴阳的框架之中，
并且都具有对待性、对偶性、互补性，既对立又统一，这便形成了下面的宇 宙生成模式：
在这个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宇宙生成、变化论中，揭示了宇宙万 物是一个动静互涵、刚柔相易、变化无常、生生不息的演化过程。《易传》
的作者，对此颇有精论。所以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
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③ 天地万物，周流不息，变动不居，动静无常，正因为如此，宇宙万物才生生 不息、盛德日新。“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 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④动静往来，刚柔相推，翕辟相续，化生万 物。“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
生乎动者也。”
⑤一切事物都在矛盾双方相互对立、相互依赖中发展变化的。
这种发展变化，又是一个不断的“一分为二”的过程。这就是：“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①这些思想都是辩证思维的重要内容 和积极成果，并对后世哲学辩证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王弼在《周易注》、《周易略例》中，通过注释《周易》，来阐发《周 易》的义理和自己的观点。王弼是以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来解释、注解《周 易》的，他反对汉代经学的学风，认为汉人注疏、讲解《周易》太烦琐，因 此他予以重新注解。《周易略例》则是对《周易》的总论。李觏以唯物主义 观点把王弼的《周易注》加以改造和发展，这是十分有意义的，它不仅使《周 易》及王弼的《周易注》从客观唯心主义倾向转变为唯物主义，而且以“圣 人作《易》，本以教人”的思想为指导，极力驳斥了鄙儒之无能和异端之蜂 起，尤其是着力批驳了在当时影响很大的刘牧的《易数钩隐图》“诖误学子，
坏隳世教”的唯心主义思想。其目的是为了康国济民，经世致用，拯救苍生，
① 《周易・系辞下》。
② 《周易・说卦》。
① 《周易・系辞下》。
② 《周易・系辞下》。
③ 《周易・系辞下》。
④ 《周易・系辞上》。
① 《周易・系辞上》。
教育学子。他自己讲得很明确，“觏尝著《易论》十二篇，援辅嗣（王弼字 辅嗣——引者注）之注以解义，盖急乎天下国家之用，毫析幽微，所未暇也。”
②李觏的《易论》，主要是继承和引申《周易》及王弼的《周易注》等思想而 形成的。
（三）李觏的礼论，主要继承和吸取《周礼》和儒家关于礼的思想，并 加以改造和发展，尤其是吸取和发展了荀子的礼论思想，经过精思和加工而 形成的。
我们综观李觏的《礼论》七篇和《礼论后语》，以及《周礼致太平论》
五十一篇并《序》，对照《周礼》及儒家有关礼的思想，就可以发现，李觏 的“礼论”，与上述诸家的“礼论”思想，有明显的思想渊源关系。
李觏平生为学立论，对“礼”极为重视，故“学通《五经》，尤长于《礼》”。
他说：“予幼而好古，诵味经籍，窥测教意，然卒未能语其纲条。至于今兹 年二十四，思之熟矣。比因多病，退伏庐下，身无他役，得近纸笔，故作《礼 论》七篇。”①由于他用功之勤，钻研之深，所以对礼的见解颇有其独到之处。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把李觏关于礼的观点，与儒家，特别是荀子的礼论思想 加以分析、比较、研究，就可以看出他们对礼的起源、产生、含义、作用等，
都有相近、相似、相同的思想主张。关于他们礼论思想的继承关系，我们将 在本书第五章再作详论，在此不作具体说明。
（四）李觏的批判佛教、道教的主张和无神论思想，主要吸取和发挥了 荀子、王充、范缜等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和对鬼神、巫祝、卜相等世俗迷信 的批判主张，同时接过韩愈等人的排佛观点，阐发了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
李觏把佛教、道教及世俗迷信的各种危害，加以集中概括，集中予以揭 露和批判，因而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战斗性。
（五）李觏的人性论和道德观，主要吸取和引申了董仲舒、王充、荀悦、
韩愈等人的性三品论和儒家的纲常名教、等级观念的伦理学说构建而成。
李觏对先秦以来的诸家人性思想进行了全面研究、综合比较，而同意人 性三品论，并提出“性之三品，而人之类五”的人性学说。他认为，在各种 人性理论中，只有性三品论，才能合理地解决人性善恶的问题。因此，他称 赞韩愈的性三品论，是“诚为得也”的正确理论。李觏以人性三品论为根据，
而阐明了自己的人性学说。
李觏依据自己的人性理论，而提出了教化成善的道德学说。他认为，绝 大多数的中人是可善可恶的，只要圣人君子施以教化，就会促其由恶变善，
去恶为善。据此，李觏强调教育的促善作用。
（六）李觏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吸取《周礼》的理财思想等构建而成的。
他的平土均田主张是依据《周礼》的井田制而提出来的。他在论述其经济主 张和改革措施时，常常引证《周礼》的规定作为历史根据，以揭示宋代的经 济弊端。同时，李觏还吸取和糅合了《管子》、《商君书》、《孟子》、《荀 子》、《韩非子》等有关富国安民、重农抑商、强本抑末的思想主张，提出 了保民富国、并地均田，使耕者得食，蚕者得衣的经济政策，最终达到国富 民足的目的。
李觏在论述其经济思想、制定其经济措施时，均以历史典籍作根据，对
② 《删定易图序论》，《李觏集》卷四，第 52 页。
① 《礼论》七篇并《序》，《李觏集》卷二，第 5 页。
照宋代的社会现实，这样既使他的经济改革主张有历史的根据，又切中北宋 经济的时弊。因此，在李觏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经济思想占有突出的地位，
并且是最丰富、最有价值的部分。
（七）李觏的政治思想，主要吸取和引申了先秦诸家，特别是法家的改 革主张和法治思想。如他的“一致于法”的法治观点，显然是继承和发展了 商鞅的“刑无等级”、“自卿相
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① 荀子的“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②韩非子的“法不阿 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③等法治思想。李觏吸收了这些“一 断于法”的思想，从而提出了“一致于法”和“正刑法”的主张。这在当时 对于上层特权阶级逃避法律制裁的现实，无疑是一种抗争。
（八）李觏的军事思想，主要是吸取和发挥了《周礼》、《孙子》、《管 子》、《商君书》、《司马法》、《吴子》、《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 对》等的军事学说。如李觏所说的“兵者，国之大事”，④“夫兵者，诡道。
有形或不可视，有声或不可听，令散如雷电，隐见如鬼神。……陷之死地而 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也。”⑤诸如此类，从思想到语言，都出自《孙子》，
并为历代兵家所推重，李觏论兵，亦以此为据，并取之他家，合而论之。
李觏广采博取众家的思想材料，并吸收撷取各家思想中的有用部分，同 时针对北宋中期社会中的各种弊端和鄙风，提出各种经国济民之策，有钠放 矢，矢皆中的，这就更加突显了李觏思想的战斗性和时代性。因此，我认为，
李觏思想既有其源远流长的思想渊源，又有其广泛深厚的现实基础，当然也 就显示了这位进步思想家思想的真实价值。
① 《商君书・赏刑》。
② 《荀子・王制》。
③ 《韩非子・有度》。
④ 《军卫》第一，《李觏集》卷九，第 91 页。
⑤ 《强兵策》第十，《李觏集》卷十七，第 166 页。
三、学风之变
宋朝建立后，面对着内忧外患、伦常毁坏的局面，总结和吸取了唐以来 历代王朝兴衰的教训，除了采取“杯酒释兵权”等政治、军事措施加强中央 集权制统治外，在意识形态领域便采取了整顿伦理纲常、维护等级秩序、强 化宗法道德等一系列措施，以收拾人心道心，使臣民归顺。
我们知道，由于五代十国的长期封建割据和战乱纷争，致使封建王朝急 剧更替，伦理纲常严重破坏，等级制度松弛，宗法道德废弃。不但乱臣贼子 们犯上作乱，弑父弑君，卖国求荣，就连一般文臣士大夫也“以仁义忠信为 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
而反以其得为荣。”①在这种情况下，赵宋王朝建立以后，便需要一种新学说，
以便为其政治统治制造理论根据，为重整伦理纲常制造哲学根据。经过统治 者的提倡和思想家的精思，而干北宋中期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吸取释、
道两家思想，使之“三教合一”的新学说，即“理学”的诞生。理学的产生、
形成，与宋代开国以来的学术之盛、学风之变，有密切关系。
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中唐以后，儒家学者开始怀疑汉儒训诂注经 的治经方法，逐渐突破汉儒的章句注疏之学和笃守师说的家法束缚。宋代学 者，一反汉儒的经注之风，不仅疑古惑经，而且批评汉儒的治经方法，并以 己意论经，发 挥自己的思想。孙复说：“专守毛苌、郑康成之说而求于《诗》，
吾未见其能尽于《诗》也。专守孔氏之说而求于《书》。吾未见其能尽于《书》
也。”①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尖锐批评”汉人不知学”。论经注经，从 汉儒的“疏不破注”到宋儒的“疑古惑经”、“疑经改经”，在思想领域，
确实是一次解放和突破，有力地推动了义理之学的产生和思辨哲学的发展，
并为“理学”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学术环境。
宋代学风之变，学术之盛，与范仲淹、李觏、胡瑗、孙复、石介讲学明 道有密切关系。李觏、胡瑗、孙复、石介，常与范仲淹游，且“昼夜肄业，
置灯帐内，夜不分寝”。他们当然是为讲学论道、经国济世而聚集在一起的。
胡瑗一生官职，多在太学任教，他以经义教授诸生，明道德仁义之本，再教 以经世达用之学。胡瑗于公元 １０５９ 年因病请假回家，由李觏接任太学教授之 职。足见，他们思想的相通处。孙复举进士落第后，退居泰山，学《春秋》，
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二篇，效法孔子作《春秋》的笔法，阐扬儒家的礼法，
发挥自己的思想，教授诸生修己明道。石介气孙复同学多年，共同求学，倡 明义理。石介的道统说，尊崇韩愈，反对佛道等，都对宋代学风之变推波助 澜。胡瑗、孙复、石介，被后人称为宋初三先生。他们三人在治学上，重经 义、轻训诂；在教学上，主张严肃，倡明师道。他们对于义理、人性、正心、
修己等思想的讲授、阐扬，对宋代学风之变和理学的产生，都起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全祖望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胡瑗）、泰山（孙复）为之先 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①黄百家说：“先文洁公曰：‘宋兴八十年，
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
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
① 《新五代史》卷三十三《死事传序》。
① 《睢阳子集》《与范天章书》。
① 《宋元学案》卷首《宋元学案序录》。
语。震既抄读伊洛书，而终之以徂徕、安定笃实之学，以推其发源之自，以 示归根复命之意，使为吾子孙者毋蹈或者未流谈虚之失，而反之笃行之实。’”
②由于朱熹等把宋代学术之盛，学风之变归之于胡瑗、孙复、石介，认为伊洛 理学之精，实自三先生始，所以后世学者也都称赞“宋初三先生”之功德，
而忽略了、忘却了李觏之功德。以至全祖望等人在编定《宋元学案》时，亦 没把李觏单独立案，而编入《高平学案》，对此王梓材说：全祖望“尝立《盱 江学案》。检原底《序录・士刘诸儒学案》条有‘江楚则有李觏’句，后定 刊本又节之，盖以《盱江》并入《高平》尔。又案《忠宣传》：安定、泰山、
徂徕、盱江皆客文正门。”③该《学案》在讲到范纯仁时，亦讲到李觏与范纯 仁之父范仲淹及“宋初三先生”的关系：“范纯仁字尧夫，文正公仲子也。
以父任为太常寺太祝第进士，调知武进县，以远亲不赴，易长葛，又辞。时 胡安定瑗与孙泰山复、石徂徕介、李盱江觏，皆客文正门，先生从之学。（梓 材案：楼攻媿《序忠宣文集》云：‘盖公天资诚确，笃志学问，承文正公之 亲传，博之以泰山孙明复、徂徕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师友之益，发为 文辞，根柢《六经》，切于论事，无有长语，而一出于正。’据此则孙、石、
李三先生之于忠宣，皆在师友之间，殆泰山与安定为其师，而徂徕、盱江特 其友与？）每讲肄，至夜不分寝，置灯帐中，帐顶如墨。”①此等密切关系、
志同道合、讲学论道，故不能把宋初的学术之盛、学风之变，仅归于“三先 生”，而遗却了李觏。由我们上述所援引的史料可证，历史上许多思想家、
史学家，常把李觏与“宋初三先生”相提并论。我们之所以要详细引证这些 史料，旨在说明李觏于宋学的历史贡献，使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不再被忘却，
并从中发现其思想的真正价值。
② 《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
③ 《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
① 《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
第二章 生平著作
李觏，字泰伯，北宋建昌南城（今江西省南城县）人。生于宋真宗大中 祥符二年（公元 １００９ 年），卒于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 １０５９ 年）。南城位 于吁江边，李觏于此创建盱江书院，并讲学于此，故学者称之为“盱江先生”。
李觏一生贫困坎坷，而志不衰、业愈勤，故著作宏富而思想深邃。本章对其 生平和著作，略加叙述。
一、生平传略
李觏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 １００９ 年）出生于江西省南城县。南城 是宋代建昌军的治所、江南的一个名镇。它西有麻姑山，东临盱江，山青水 媚，土地肥沃。
李觏出生前一年，他母亲梦见两个道士下棋，便去旁边观看，其中一个 道士取一棋子送给她，她怀孕后，次年生了李觏。李觏说：“吾母初无子，
凡有可祷，无不至。祥符元年（公元 １００８ 年），梦二道士弈棋户外，往观之。
其一人者，取局之一子授焉，遂娠。”①李觏的母亲婚后所生的两个儿子，都 先后夭折，直到梦见道士送棋子而生子李觏，才保住生命。
李觏的出生地南城，位于江西省东部，在长江以南数百里，与闽、粤为 腹背，土地衍沃，宜植稻、桑、麻，又无水旱、飞蝗之灾，其人丰衣足食，
而李觏一生却在穷苦边缘挣扎。这是什么原因呢？
据李觏自称和史料记载：他的先祖可能在朝廷里做过官，但到他的父祖 辈却没能继承这一传统，而使家道中落。李觏说：“窃念觏郡之衣冠家也，
数十年来，禄禀中绝，天恤私门，不惜中和一点气，造为蕞尔之微躬。”② 又说：“臣生长荒陬，世家寒士，徒际恢儒之运，谬怀荣古之心。”③这表明 李觏先祖有做官为宦之人，故使他缅怀追忆祖上之荣。在康熙年间编辑的《李 觏文集》中，载着许多学者、官员的《原叙》、《原序》，内中多次提到此 事，有的则说李觏是南唐国（公元 ９３７—９７５ 年）李氏皇室的后裔。如说：“李 泰伯先生，旧属南唐之后裔。”④“泰伯公……固南唐之胤也。先封于临，自 临徙金溪，至公六世祖，始挈家而籍盱城之长山，……则公称之口盱江。”⑤
“先生故南唐宗室，始封临川，继徙金溪，又徙沪奚，复徒安仁。”①如果这 些记载为事实，则说明李觏先祖为南唐李氏皇室后裔，并做过官，先封于临 川，后迁到金溪等地，到李觏出生前的几十年里，则家境贫寒。
李觏的父亲，虽然读过书，但是却未曾应试，更未做官，以农为生。“先 君尝学，不应举，以教其了作诗赋，亦乐施惠。”②李觏父亲勉励儿子读书、
作诗赋、应科举。李觏读了家藏书后，便对汉以来的考试方法开始有了认识。
“觏生江楚间，始数岁，窃习其家书。见晁、董、公孙之对问决科，皆所以 发天人之秘，而弥缝国家之务。”③由于李觏发奋读书，而于“六七岁时，调 声韵，习字书，勉勉不忘，则知先生一二年问向学矣。”④到 １０ 岁时，李觏
“知声律”，由是可“知先生于是年知习举业矣。”⑤１１ 岁时，李觏随父在 田间干活，宿东郊，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给他一本《王状元文集》，从而
① 《疑仙赋并序》，《李觏集》卷一，第 4 页。又见《直讲李先生年谱》，《李觏集》第 494 页。
② 《上慎殿丞书》，《李觏集》卷二十七，第 283 页。
③ 《谢授官表》，《李觏集》卷二十六，第 274 页。
④ 陆瑶林：《李泰伯先生文集原序》，《李觏集》附录三，第 524 页。
⑤ 李来泰：《宋泰伯公文集原叙》，《李觏集》附录三，第 525 页。
① 王谦：《李盱江先生文集原序》，《李觏集》附录三，第 533 页。
② 《先夫人墓志》，《李觏集》卷三十一，第 359—360 页。
③ 《上叶学士书》，《李觏集》卷二十七，第 287 页。
④ 《直讲李先生年谱》，《李觏集》第 493 页。
⑤ 《直讲李先生年谱》，《李觏集》第 493 页。
开始学习，并孜孜以求。由于李觏的父亲是个农民，他自幼从父亲适田间，
他成年以后，因两次应试，皆不中第，故全家人过着困苦的生活。他多次谈 到家境之苦和本人贱微。“饥寒病瘁，日就颠仆”，⑥“家贫亲老，弗获禄仕”，
⑦“觏，南城贱民”，①“觏，江南贱夫”，②“觏，草野之人，未得仕进”③ 等等。虽然如此，但是，李觏仍然坚持不懈，勤苦自励，好学进取。
李觏 １４ 岁，父亲去世，家境更困难，由于母亲郑氏昼耕夜织，辛勤劳作，
勤俭持家，才使全家免于饥寒冻馁，并使李觏在服丧三年后，在 １７ 岁时得以 出游求师访友。李觏在为母亲作的墓志铭中说：“夫人姓郑氏，其先盖乡大 姓。……既而生觏，十四年而先君没。是时家破贫甚，屏居山中，去城百里，
水田裁二三亩，其余高陆，故常不食者。夫人刚正有计算，募僮客烧薙耕褥，
与其同利。昼阅农事，夜治女功。斥卖所作，以佐财用。茧月盖未尝寝，勤 苦竭尽，以免冻馁。而觏也得出游，求师友，不为家事罔其心用，卒业为成 人。”④出游几年后回家，于 ２２ 岁时娶陈氏为妻。娶妻后，李觏继续刻苦求 学，著书立说，以求康国济民。虽被人讥笑而志不衰，其所以能如此，就因 为他为国担忧，为民扣道，求学成材，以备国用。他说：“觏，邑外草莱之 民也，落魄不肖。生年二十三，身不被一命之宠，家不藏担石之谷。鸡鸣而 起，诵孔子、孟轲群圣人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余力读孙、吴 书，学耕战法，以备朝廷犬马驱指。肤寒热，腹饥渴，颠倒而不变。”⑤李觏 这里所说的他 ２３ 岁时“纂成文章”，是指著《潜书》十五篇而言。
李觏在 ２４ 岁时著《礼论》七篇，他在《礼论序》对自己作此书的目的、
用意有明确的说明。他说：“予幼而好古，诵味经籍，窥测教意，然卒未能 语其纲条。至于今兹年二十四，思之熟矣。比因多病，退伏庐下，身无他役，
得近纸笔，故作《礼论》七篇，推其本以见其末，正其名以责其实。崇先圣 之遗制，攻后世之乖缺。邦国之龟筑，生民之耳目，在乎此矣。”①经过几年 抱病苦读、博览群经后，李觏 ２８ 岁时，著《明堂定制图》并《序》、《平土 书》等书。李觏在给苏舜钦的信中说，他 ２７ 岁时，“因欲作《明堂定制图》
一道并《序》。遇病中废，未克成之。”②就是说，他在 ２７ 岁以前，虽然“勉 勉不忘”“存心于古学”，但是由于“饥寒病瘁”，“遇病中废”、“力弱 货殚”、“不能尽写”，所以没有完成。到 ２８ 岁时，才完成上述诸书。他说：
“觏，江南贱夫，行年二十八矣，唯学古喜事，其志焰然。……觏尝以明堂 者，古帝王之大事也。……因作《明堂定制图》一道并《序》，约五千言。
非执事博古知变，不牵于世俗之论，则不能以别此书。”③这里说的“行年二 十八”，是指李觏 ２８ 岁那年，完成了《明堂定制图》及其《序》。同时于此
⑥ 《上苏祠部书》，《李觏集》卷二十七，第 298 页。
⑦ 《上宋舍人书》，《李觏集》卷二十七，第 291 页。
① 《上苏祠部书》，《李觏集》卷二十七，第 297 页。
② 《上聂学士书》，《李觏集》卷二十七，第 286 页。
③ 《上杨屯田书》，《李觏集》卷二十七，第 285 页。
④ 《先夫人墓志》，《李觏集》卷三十一，第 359 页。
⑤ 《上孙寺丞书》，《李觏集》卷二十七，第 296 页。
① 《李觏集》卷二，第 5 页。
② 《上苏祠部书》，《李觏集》卷二十七，第 298 页。
③ 《上聂学士书》，《李觏集》卷二十七，第 286 页。
一二年间撰著了《平土书》二十章，得井田之意，阐平土之策，讲治国之道，
明生民之本。
李觏 ２９ 岁，入京参加乡举，因应试不利落举，尝游京邑，请谒儒师，悲 愤彷徨，身病力竭，而去都阳拜访范仲淹。关于此次拜访，李觏和范仲淹都 有过说明。李觏说：“觏，建昌南城人也。生二十九年矣。龆龁喜事，以进 士自业。摘花蕊，写云烟，为世俗辞语，颇甚可取。……将以尧吾君，羲吾 民。晨夜精思，颇为有得。视阙政如己之疾，视恶吏如已之仇，恨无斗水以 洗濯瑕秽。四顾悲歌，时或涕洟。然而命薄计拙，动成颠仆。乡书之不录，
况爵命乎？孤贫无依，载其空文走南北。楫焉而川竭，蹄焉而路穷。尝游京 邑，凡时之所谓文宗儒师者，多请谒焉。但伏执事之名，时最久矣。谋之于 儒林，则又谓执事表知乐之士，有自褐衣而得召者。如觏等辈，庶可依归。……
时异事变，卒无所遇。彷徨而归，又黜乡举。身病矣，力穷矣，仰喜朝车，
适留兹土，故不远五百里，犯风雨寒苦，来拜于庑下。”①。范仲淹在致李觏 信中，也谈到李觏到鄱阳访他一事。“仲淹白秀才李君：在鄱阳劳惠访，寻 以改郡，不敢奉邀。”②入京考迸士不中，孤愤无依，贫病交加，身衰力竭，
冒着风雨寒苦，不远五百里，去鄱阳拜访范仲淹。之后，经范仲淹的邀请与 推荐，李觏去润州讲学，教授诸生。
李觏 ３０ 岁，著《广潜书》十五篇、《命箴》、《野记》等。他在《广潜 书自序》中说：“岁辛未（公元 １０３１ 年，是年李觏 ２３ 岁），泰伯以‘潜’
名书。后七年，覉栖山岩，即而广之，复为十五篇。心愈苦，言愈多。呜呼！
其亦见险而不能止者乎！”③李觏 ２３ 岁时，“愤吊世故，警宪邦国”，因此 撰著了《潜书》。七年之后，虽“覉栖山岩”，但“见险而不能止”，故又 扩而广之而撰著了《广潜书》。就是说，他看到北宋王朝日益腐朽，社会危 机不断加深，佛教危害日趋严重，礼制王道破坏日渐加重，人民苦不堪言，
并且愈演愈烈。为了传圣人之道，行王道之纲，吊世警国，止险救民，而写 了《广潜书》。李觏说：“窃念觏资朴不美，其生三十余年，所务唯学，所 好唯经，于当时之文，诚未有以过人者。至若周公之作，孔子之述，先儒之 所未达，历代之所不行者，尝用功焉。其志将以昭圣人之法，拯王道之纲，
制为图书，以备施用。”①
李觏 ３１ 岁，著《富国策》十首，《强兵策》十首，《安民策》十首。全 面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富国、强兵、安民的政治主张，于中可见他的忧国之心，
救民之意。次年，赴越州拜访范仲淹。
李觏 ３４ 岁，再次入京应试，是年七月试制科落第不中，遂归。路过南康 时，拜见郡守祖无择。此次落弟，对李觏刺激很大，故从此决心不再仕进。
“庆历中，应科目罢归，迺自念亲老矣而数弃去。舟江湖，客京国，以为之 忧。抑又穷空无以备甘脆，非人子所宜，固决不求仕进。”②这是他 ３５ 岁时 所作的抉择。从此他著书立说，以著作文章传世为归旨。他于 ３５ 岁时，集《退 居类稿》十二卷，著《庆历民言》三十篇，作《周礼致太平论》五十篇等。
① 《上范待制书》，《李觏集》卷二十七，第 293 页。
② 《范文正公三书》，《李觏外集》卷二，第 472 页。
③ 《李觏集》卷二十，第 221 页。
① 《上富舍人书》，《李觏集》卷二十七，第 278 页。
② 《先夫人墓志》，《李觏集》卷三十一，第 35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