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柏霖 洪兆祥 余民寧
玄奘大學應用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通訊作者）
大學生心理資本與憂鬱之關係：
以情緒幸福感為中介變項
摘 要
近年來，正向心理議題的研究（如心理資本、情緒幸福感）逐漸受到重 視。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心理資本與憂鬱的關係，以及情緒幸福感能否扮演心 理資本與憂鬱傾向之間的中介角色。研究以全國1216名大學生為對象，研究工具 採用「心理資本量表」、「情緒幸福感量表」與「臺灣憂鬱情緒量表」做為研究 工具，透過實徵資料的蒐集，利用描述統計、結構方程式模型進行分析。研究結 果發現：（1）大學生的心理資本對情緒幸福感之直接效果達到顯著，而情緒幸 福感對憂鬱的效果亦達到顯著。（2）情緒幸福感在心理資本與憂鬱之間扮演完 全中介變項的角色。最後，根據研究結果，針對高等教育現場與未來研究方向提 出各項建議。
關鍵詞：大學生、憂鬱、情緒幸福感、中介變項、心理資本
余民寧電子郵件：mnyu@nccu.edu.tw
Abstract
Nowadays,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ssues (e.g., psychological capital, emotional well-being)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emotional well-being, and depre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study adopts a survey research method which comprised of three questionnaires such as: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 “Emotional Well-Being Scale,” and
“Taiwan Depression Scale.” Participants were 1,216 college students randomly selected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aiwan.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the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Psychological capital could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 emotional well-being, and the emotional well- being could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predict for depression, too. (2) Emotional well-being plays the full mediator role for the prediction from psychological capital to depress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discussion and sugges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practice and future research were proposed.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emotional well-being, mediator variable, psychological capital
Po-Lin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Psychology,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Chao-Hsiang Hung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in-Ning Y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otional Well-Being as a Mediator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Depression
in Taiwan College Students
Min-Ning Yu's E-mail: mnyu@nccu.edu.tw
壹、緒論
在現今全球化的時代，強調以知識經濟做為人才培育的目標（張國保，
2008），是教育主管機關責無旁貸的職責，高等教育健全發展與否，將影響國家 競爭力提升的關鍵。尤其在二十一世紀，教育與全球化是影響人類日常生活的兩 種力量，因為教育改變人類的生活，有助於文化的開展；而全球化使生活邁向多 樣貌的全球世界（Mortimore, 2001），但卻也間接造成學生的生活痛苦指數與精 神壓力與日遽增（黃韞臻、林淑惠，2009，2010）。董氏基金會（2008）過去一 項調查發現，22.2%的大學生有明顯憂鬱的情緒，需要尋求協助，其因為未來生 涯發展、經濟狀況、課業問題，使得學生感到不樂觀。
在國泰金融的電視廣告台詞中提到：「幸福不是你擁有什麼，而是如何看你 所擁有的。」既然大環境的變化可能無法滿足每一個人的幸福需求，因此，身處 在此一世代的大學生，該如何培育豐厚的心理資本，以促使個體獲得競爭優勢，
便成為一項值得研究的課題。而心理資本論的提出，即是基於時代背景與人性對 正向的需求，將人類的心理傾向與優勢長處應用在組織行為中，因此，特別強調 個體的心理狀態是可測量、培養及管理的一種理念（謝傳崇，2011）。Seligman
（2002）曾借用心理資本論的觀點說明，追求身體的快感是從心理資本的帳戶支 出，而追求真實的快樂（或幸福感）則是向心理資本的帳戶存入。
Luthans、Luthans及Luthans（2004）結合正向心理學與正向組織行為學的觀 點為理論框架，在分析傳統的經濟資本、人力資本及社會資本的特點後，提出以 人的正向心理力量為核心的「心理資本」（psychological capital）概念；Luthans 等人認為心理資本超越傳統對於資本的定義，能夠透過開發而提升個體的競爭優 勢。心理資本是一種個體積極心理狀態之發展，當個體擁有正向的心理建構時，
便會具備下述特點：有信心對具挑戰性的事物承擔責任並付出努力，並且對現在 及未來之成功做出正向的歸因，依循此信念持之以恆達成目標，且在必要時，能 重新定位目標及方向，進而透過困境與挑戰，維持或超越現況而獲得成功之概念
（Luthans, Youssef, & Avolio, 2007）。
當心理資本理論的發展越趨成熟，研究者對於正向心理學議題中的主觀幸 福感與心理資本所扮演的因果關係為何，即開始予以關注。丁鳳琴（2010）認 為心理資本是主觀幸福感的基礎與前提，具有心理資本的個體經常體會到對事件
的控制感，較為樂觀和主動，所採取的應對方式比較正向，較能適應周圍環境，
從而有助於幸福感的提升與保存；但主觀幸福感也可提升和發展心理資本，主觀 幸福感可做為正向情緒與情感的體驗，可提升個體的積極心理資源與心理力量。
Avey、Wernsing及Luthans（2008）即發現，心理資本與個體之正向情緒有關；
正向情緒可以藉由上升螺旋（upward spirals）的動力，產生心理資源與社會支 持，而正向心情可促進健康的行為，使得個體產生持久性的正向情緒（Luthans &
Youssef, 2007; Salovey, Rothman, Detweiler, & Steward, 2000）。
然而，心理資本的概念與理論係從正向組織行為學的觀點出發，尤其著重 在探究組織員工心理資本的影響因素（Luthans, Avolio, Walumbwa, & Li, 2005;
Luthans et al., 2007）上。但心理資本中的自我效能、希望、樂觀及復原力等各項 心理特質，在教育領域裡，卻早已有個別豐碩的實質研究成果。因此，若能從這 四項要素所構成「心理資本」的整合觀點來進行研究，卻也是一項值得探究的議 題：到底在教育現場裡，學生是先具有心理資本特質後，才表達出正向情緒及對 生活的滿意度（即提升幸福感），進而降低憂鬱情緒？抑是，學生先具有幸福感 後，才表達出心理資本特質，進而降低憂鬱情緒？心理資本、幸福感、與憂鬱情 緒三者之間，到底存在著什麼關係，值得加以深究。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學者亦開始關注此心理資本與幸福感兩者間關係的議 題發展（丁鳳琴，2010；劉文令、陳容、羅小漫、劉燕、劉衍玲，2013）；然而 在國內，對此一議題的發展，比較關注在教師心理資本的豐厚程度上（李新民，
2009；鄭博真、吳禹鴒，2012）。至於，針對以學生為主體的研究，則仍有待調 查分析，才能據以瞭解幸福感在心理資本與憂鬱之間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研究者基於上述立論動機，茲分別評析心理資本、情緒幸福感、憂鬱及其間 關係的文獻，以做為本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之理論依據。以下分別論述之：
一、心理資本與幸福感對憂鬱的意義
（一）心理資本的意涵
Luthans與同事（Luthans et al., 2004; Luthans & Youssef, 2007）在分析傳統 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與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等傳統人力資源投資 開發特點之後，提出心理資本此一概念。基於正向心理學理論的影響，正向組 織行為學的概念，乃從傳統的組織行為學概念論述，轉向到關注個體的正向優
勢與心理能力的驅動（曾暉、趙黎民，2007）。Luthans等人認為，在現今環境 走向超競爭（hypercompetitive）的狀況下，人力資本或社會資本已不足以獲得 及維持長期競爭優勢；真正可獲得長期競爭優勢的，應該是發展並擁有所謂的
「心理資本」才對（Luthans et al., 2004）。正向組織行為學研究者歸結Luthans 等人研究成果（Luthans, 2002; Luthans & Youssef, 2007; Luthans, Avolio, Avey,
& Norman, 2007），提出心理資本是包含四項因素所組成的論點：「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希望」（hope）、「樂觀」（optimism）、及「復原力」
（resilience）等，它是一種獨特的、可測量的、可訓練發展的心理狀態。故，
Luthans等人（2007）合併上述四種理論，將其統稱為「心理資本」。Youssef與 Luthans（2011）提到：這四項因素的結合比個別能力更能預測表現、滿意度，
其加總更能發揮效能。有高度心理資本的人較有信心接受任務，擁有會成功的堅 持信念，遇到艱困工作或困難有奮戰不懈的動力，能迅速從谷底反彈並重新啟動
（謝傳崇譯，2014）。
（二）心理資本與幸福感對憂鬱的相關研究
在Culbertson、Fullagar及Mills（2010）以美國中西部推廣人員為對象，採用 經驗取樣的方式進行調查發現：幸福取向的幸福感與快樂取向的幸福感，均可以 預測個體的心理資本。Rahimnia、Mazidi及Mohammadzadeh（2013）採用路徑分 析以護士為對象發現：心理資本可以增加積極性的情緒，降低破壞性的情緒，並 提高幸福感。丁鳳琴（2010）認為具有心理資本的個體經常體會到對事件的控制 感，較為樂觀和主動，所採取的應對方式比較正向，較能適應周圍環境，從而有 助於幸福感的提升與保存；而主觀幸福感則可以提升和發展心理資本，主觀幸福 感可做為正向情緒與情感的體驗，可提升個體的正向心理資源與心理力量。林文 正（2012）以國內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發現，心理資本對主觀幸福感具有直接影 響效果。其實，李新民與陳密桃（2009）也提到，心理資本所論及的樂觀、自我 效能、希望、復原力等概念，都是幸福感此一正向心理學強調的維持愉快美好人 生所不可或缺的正面主觀體驗。至於，陳怡伶（2010）以國內組織員工為對象，
其研究結果指出心理資本對幸福感之間的關係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綜合上述實徵研究結果，擁有心理資本的個體，在面對問題時，能從中運用 所具備的技能，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因應，並且樂觀的面對現在與未來，即使遭遇 挫折，也能從中迅速復原。而要從中復原，除了具備心理資本的特質，幸福感中
的正負向情緒與生活滿意的狀態，更是反映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
由於心理資本係緣起於正向組織行為，正向組織行為將研究焦點聚焦在人力 資源的優點與心理的潛能，由於過去心理學太過著重在人的負面情緒、負面生理 症狀，因此正向組織行為所探討的因素，希望能影響員工的正向行為，如Liu、
Chang、Fu、Wang及Wang（2012）以中國遼寧省的中醫師為研究對象發現，對於 女性醫生，減少職業壓力，有助於心理資本的發展，發展心理資本應包括針對憂 鬱症的治療與預防。而在教育現場，國內一系列研究皆發現：心理資本與憂鬱為 負相關，其中，心理資本中的四個子因素與認知、情緒、身體及憂鬱整體之間，
具有顯著的中度至高度的負相關（余民寧、陳柏霖，2010；巫姿嫺，2011）；但 在心理資本得分屬於高分組的學生中，卻僅有0.8%比例的學生具有憂鬱的傾向
（余民寧、陳柏霖、湯雅芬，2012）。隨後在陳柏霖（2012）以大學生為群體的 研究發現：心理資本與主觀幸福感，在用心與憂鬱之間扮演中介變項的角色。劉 芳郁（2014）以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亦指出幸福感與心理資本之間具有顯著的 關連。
綜合上述文獻評閱的結果，心理資本對憂鬱的關係已明確，本研究關切當
「情緒幸福感」的加入，心理資本與憂鬱的關係是否會下降，情緒幸福感是否可 以做為中介變項的角色，將再接續說明。
二、情緒幸福感對憂鬱的意義
幸福感是評估個人生活品質的重要指標，也是衡量社會整體生活品質的重 要指標（Diener, 2000）。Diener、Suh、Lucas及 Smith（1999）認為快樂即是幸 福，幸福是具有較多的正向情緒與較少的負向情緒及高度的生活滿意度。因此，
過去探討幸福感的研究，分成兩個向度：一是「情感」，包括正、負向情感，二 是「認知」，強調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的重要，並以生活滿意度做為評量 依據（Chamberlain, 1988; Diener, 1994）。曾文志（2007）曾提到，幸福感是反 映人們愈關心自我的價值時，所衍生出對生活的主觀看法，而這個觀感與超脫經 濟繁榮的正向要素有關。Abbe、Tkach 及Lyubomirsky（2003）曾指出，快樂的人 比不快樂的人，更傾向用正向思考面對問題；快樂的人在決定事物的過程及自我 投射時，傾向正向的認知，對情境及人們都給予較正面的評價。過去研究也指出
（曾文志，2007；黎士鳴、謝素真，2009；Andrew & Withey, 1976; Diener et al.,
1999; Keyes & Magyar-More, 2003; Moons, Budt, & de Geest, 2006），情緒幸福感 即是主觀幸福感的反照，包括認知與情意兩部分，其中情意方面，又可分為正、
負向情意；而認知方面，包括對生活滿意的評價，其中又含括整體滿意度的評 估，與生活層面滿意度的評估。Radeliff（2005）針對歐盟國家所做的資料分析 指出，生活滿意與幸福感有直接的關係。在余民寧等人一系列的研究也發現（余 民寧、許嘉家、陳柏霖，2010；余民寧、陳柏霖、許嘉家、鐘珮純、趙珮晴，
2012；余民寧、謝進昌、林士郁、陳柏霖、曾筱婕，2011；余民寧、鐘珮純、陳 柏霖、許嘉家、趙珮晴，2011；陳柏霖，2012；Syu, Yu, Chen, & Chung, 2013; Yu, Chung, Syu, & Chen, 2009; Yu et al., 2010），情緒幸福感是主觀幸福感的測量中，
最具有解釋力的因素。Chaplin（2006）針對美國大學生進行快樂感與憂鬱症狀的 多元迴歸分析發現，憂鬱症狀有18%的變異可以被快樂感所解釋。因此，研究者 擬以情緒幸福感中之「公認快樂」與「覺察生活滿意」等構念，做為本研究的測 量指標誠屬適切。
過往，情緒幸福感對憂鬱的實徵研究證實，憂鬱與幸福是兩個獨立向度上 的雙極變項的概念（a bipolar conception），也就是說，憂鬱的另一端是「不 憂鬱」，而幸福的另一端是「不幸福」（余民寧、許嘉家、陳柏霖，2010）。
從過往研究結果可知（余民寧等人，2012；余民寧、陳柏霖，2014；陳柏霖，
2012），幸福感與憂鬱間只有中等程度的負相關，故較支持「憂鬱與幸福是兩個 獨立向度上的雙極變項。Chang與Sanna（2001）則發現，樂觀的人較少有負向 情感而減緩憂鬱傾向，並會有較多的正向情感而提高生活滿意。楊淑貞、林邦傑 及沈湘縈（2007）以禪坐者為研究對象發現，自我療癒力可透過對壓力的影響，
同時降低憂鬱與焦慮並且提高幸福感。而在前述余民寧研究團隊一系列研究皆發 現，情緒幸福感的狀態愈佳，其憂鬱的傾向愈低（余民寧等人，2010；余民寧 等人，2011；余民寧等人，2011；余民寧等人，2012；陳柏霖，2012；Syu et al., 2013; Yu et al., 2009; Yu et al., 2010）。上述研究結果說明，情緒幸福感的發展，
可以降低憂鬱的傾向，個體所知覺到的心理感受是豐厚的。
三、憂鬱的意涵
過去研究大多從生理或情緒層面的工具（如李昱、楊明仁、賴德仁、邱念 陸、周騰達，2000；林家興、陳玉芳、葉雅馨、徐佳玲及孫正大，2008；葉雅
馨、林家興，2006），加以判斷個體是否有無憂鬱傾向，然而此一觀點是不足 的。依據美國全人醫療協會（American Holistic Medical Association, AHMA）所 提出「全人取向的醫治方式」理念（AHMA, 2005; Jantz & Mcmurray, 2003），
患者需在認知（cognitive）、情緒（emotional）、身體（physical）及人際
（interpersonal）此四個向度上，瞭解憂鬱發生的症狀，並針對個人獨特的情況 設計專屬的醫療方式（Jantz & Mcmurray, 2003）。在全人取向的醫治方式中，所 謂憂鬱的「認知」向度，是指憂鬱症者可由其對自我、世界、及未來等方面看法 所使用的形容詞可知，其用語多半偏向負面的、消極的特徵描述；從「情緒」面 向來看，憂鬱症者本身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IV-TR）的診斷標準 上，即被歸類為一種情感性疾病（affective disorder），憂鬱情緒是指長期的憂 傷、焦慮、罪惡感、羞辱感和沒有希望、憤怒、沮喪等感覺（Jantz & Mcmurray, 2003; Peeters et al., 2003）；而「身體」面向，則是根據Jantz與Mcmurray（2003）
依據醫學上的診斷，認為憂鬱症患者可以從身體上的症狀尋得；最後，則是「人 際」面向，憂鬱症患者通常會報告出有較多的生活壓力事件，特別是那些因為 個人特質或行為所引起的人際互動而產生的生活壓力事件（Hammen, 2006），
導致在人際關係上的互動困難，可能會阻礙患者的治療效果（Puschner, Kraft, &
Bauer, 2004）。植基於上述論點，余民寧、劉育如及李仁豪（2008）即編製「臺 灣憂鬱情緒量表」（Taiwan Depression Scale, TDS），經臨床診斷與試題反應理 論的分析，分別從認知、情緒、身體、和人際等四個向度上的表現，從中瞭解受 試者憂鬱情緒的程度高低，以做為決斷個體是否有憂鬱傾向。目前國內現有的實 徵研究採用此一工具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發現，該量表具有跨樣本的有效性及穩 定性（余民寧、陳柏霖，2010；余民寧、陳柏霖、許嘉家，2010；余民寧等人，
2012；余民寧、黃馨瑩、劉育如，2011）。同時，該量表以流行病學中心的憂鬱 量表（即CES-D量表，Radloff, 1977）做為該研究之外在效標時，其與臺灣憂鬱 情緒量表總量表的效標關聯效度高達.92，而與其四個分量表之關聯則分別為介 於.78至.88之間，顯示該量表具有不錯的效標關聯效度。本研究基於上述文獻，
採用該量表做為工具，誠屬適切。
在回顧完上述量化研究後，心理資本與憂鬱之間是否可能存有其它因素的中 介效果（如幸福與否係依據個體的情緒感受或生活滿意而定），頗值得本研究加 以探討與釐清。故，本研究的目的，即是要探討情緒幸福感是否在心理資本與憂
鬱之間，扮演中介變項的角色。
研究者擬以問卷調查法形式，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的依據。據此，本研究提 出待答問題如下：
一、大學生在心理資本、情緒幸福感與憂鬱之間的關係為何？
二、情緒幸福感是否在心理資本與憂鬱之間扮演中介變項的角色？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採用分層叢集抽樣，於北、中、南、東四區的大專院校進行抽樣。
首先，將全台大專校院分成公私立一般大學與公私立科技大學，並依此分類方 式選出抽樣學校。其次，在確定各區參與施測的學校名單後，於各校大學部通識 課程中隨機抽取1至2個班級進行問卷施測。最終，獲得16所大專校院之大學生填 寫問卷，經刪除作答不完全與具選項偏好之樣本後，實際有效作答樣本人數共計 1,216人。不同年級的樣本人數（比例）分別為362（29.8%）、343（28.2%）、
318（26.2%）、192（14.9%）（未勾選年級1人）；同時，男女大學生各為556
（46%）及651（54%）人（未勾選性別9人）。
二、研究工具
（一）心理資本量表
研 究 者 採 用 余 民 寧 、 陳 柏 霖 及 湯 雅 芬 （2012）所編製的心理資本量表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做為測量工具。量表內容乃參照Luthans等人所建構 的心理資本內涵（即包含自我效能、希望、樂觀、及復原力四個因素），做為測 量構面。量表共計24題，每個分量表各6題，採Likert 四點量表方式計分，選項由
「非常不同意（1分）」到「非常同意（4分）」，得分愈高代表個體擁有愈豐厚 的心理資本。在以本研究樣本進行分析後，自我效能、希望、復原力、樂觀各分 量表與總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值（Cronbach's α）分別為.77、.77、.72、.81 及.92，顯示受試者在整體作答上，具有高度作答一致性的表現。經驗證性因素分 析後，在未經任何模式修正下，除卡方值（即1116.55，p < .01）因受大樣本影響
而達顯著外，其餘各項適配度指標（RMSEA = .076、CFI = .95、NFI = .93）皆反 應出模式具有理想的適配水準。由於本量表題數較多，因此將原始觀察題目合併 成四個組合變項（parceling variables），以克服估計參數膨脹、減少誤差與無關 變異量影響等問題。
（二）情緒幸福感量表
本研究採用余民寧等人（2012）所編製的情緒幸福感量表（Emotional Well- Being Scale）做為測量工具，情緒幸福感係指對生活中自我情緒狀態之覺知與評 估。情緒幸福感量表共計6題，可分為「公認快樂」與「覺察生活滿意」（各3 題）進行測量。在填答方式上，受試者依各指標之現況，自「極不同意」到「非 常同意」的作答反應程度，分別給予1分至4分不等的方式計分；得分愈高者，即 代表受試者的情緒幸福感愈高。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值則為0.86，顯示 受試者表現出高度的作答一致性。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在未經任何模式修正 下，除卡方值（即27.67， p < .01）受大樣本影響而達顯著外，其餘各項適配度指 標（RMSEA = .070、CFI = .99、NFI = .99）皆反應出模式具有理想的適配水準。
（三）臺灣憂鬱情緒量表
本研究採用余民寧等人（2008）所編製的「臺灣憂鬱情緒量表」，做為本研 究用來測量受試者憂鬱情緒程度的依據。該量表內容區分為認知（第1-6題）、
情緒（第7-12題）、身體（第13-18題）、與人際關係（第19-22題）等四個因素 向度，係依據全人照顧（身、心、靈）醫治取向的觀點所編製而成。在本量表的 填答方面，係依據受試者反應自身情況的程度，自「從不如此」至「總是如此」
不同程度的作答反應中，分別給與0分至3分不等，分數愈高即代表憂鬱傾向的 程度愈嚴重。上述四個因素向度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值分別是.80、.84、.79、
與.80，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值則為.92，顯示受試者間表現出高度的 作答一致性。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在未經任何模式修正下，除卡方值（即 631.97， p < .01）受大樣本影響而達顯著外，其餘各項適配度指標（RMSEA = .059、CFI = .97、NFI = .96）皆反應出模式具有理想的適配水準。由於本量表題 數較多，因此將原始觀察題目合併成四個組合變項，以克服估計參數膨脹、減少 誤差與無關變異量影響等問題。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將所得資料，剔除無效作答者後，透過SPSS統計套裝軟體隨機分成 兩半（各608人），以一半的樣本資料進行大學生心理資本、情緒幸福感及憂鬱 的測量模式分析（即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再以另一半樣本進行大學生心理資 本、情緒幸福感及憂鬱的結構模式分析（即進行路徑分析及中介變項之檢定）。
本研究的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係採用SPSS 21版來進行，進階的統計分析 則採用結構方程式模型來檢驗各測量工具之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量，並以 路徑模式檢驗各個潛在變數之間的理論關係與中介效果，使用軟體為AMOS 21 版。結構方程式模型之參數係以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進行估計，中介效果之檢定係採用拔靴法（bootstrap method）進行，並依 照Byrne（1994）、Hu與Bentler（1999）建議，以GFI、CFI、NFI（以上指標需 大於.90）及RMSEA、SRMR（需小於.08）等五項指標，做為模型適配度之判準 依據。
參、研究結果
一、心理資本、情緒幸福感及憂鬱之描述統計
關於大學生在心理資本、情緒幸福感及憂鬱各因素得分的狀況，如表1所 示。由於各因素有題目不等的情況，研究者首先將各因素的平均數總分，分 別除以題數，以進行後續分析。大學生在心理資本之「希望」因素的平均得 分較高（M = 3.0），在情緒幸福感之「覺察生活滿意」因素的平均得分較高
（M = 2.84），在憂鬱之「情緒」因素的平均得分較高（M = 1.07）。根據Kline
（1998）指出，若變項偏態絕對值大於3，則視為極端偏態；本研究的測量變項 在偏態與峰度的數值都符合其要求，故大致符合常態分配，可透過最大概似估計 法進行參數估計，以做為後續結構方程式模型之分析。
觀察變項 平均數總分/題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心 理 資 本
自我效能 2.92 2.42 .11 1.00
希望 3.00 2.36 .40 .71
復原力 2.94 2.39 .20 .62
樂觀 2.96 2.64 .13 .65
表 1 心理資本、情緒幸福感及憂鬱之描述統計分析表（n = 608）
續下頁
觀察變項 平均數總分/題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情緒
幸福感
公認快樂 2.78 1.87 .07 -.08
生活滿意 2.84 1.70 .06 .13
憂 鬱
認知 .69 3.03 1.01 1.78
情緒 1.07 3.57 .41 -.06
身體 .98 3.56 .40 -.20
人際 .70 2.54 .81 .27
二、測量模式
Anderson和Gerbing（1988）建議，檢驗結構模式之前需先檢驗測量模式，
確定其具有可接受的適配程度後，方可進行結構模式之驗證。本測量模式檢驗結 果顯示適配程度良好（χ2 = 160.75、df = 32、GFI = .96、CFI = .96、NFI = .95、
RMSEA = .078、SRMR = .046），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介於.58～.82，且皆達顯著 水準（p < .001）。各個潛在變數之平均變異抽取量介於.55～.61，組合信度介 於.76～.86，皆符合余民寧（2006）、Hair、Black、Babin及Anderson（2010）及 Fornell與Larcker（1981）建議之標準，測量模式結果顯示本研究工具具有良好的 信度與效度，後續結構模式驗證不致受到測量誤差的嚴重影響。此外，潛在預 測變數、潛在中介變數以及潛在效標變數之間的相關係數也皆達顯著水準（p <
.001），測量模式詳細數據如表3與表4所示。
1 2 3 4 5 6 7 8 9 10
1.自我效能 - .66 .58 .57 .41 .40 -.26 -.16 -.18 -.20
2.希望 .65 - .62 .65 .46 .43 -.28 -.19 -.16 -.22
3.復原力 .57 .59 - .60 .47 .44 -.26 -.20 -.17 -.28
4.樂觀 .56 .65 .57 - .60 .49 -.39 -.29 -.21 -.28
5.公認快樂 .43 .49 .50 .59 - .61 -.43 -.40 -.28 -.39
6.生活滿意 .44 .46 .49 .52 .64 - -.39 -.34 -.29 -.33
7.認知 -.28 -.29 -.26 -.41 -.42 -.44 - .68 .59 .50
8.情緒 -.16 -.19 -.21 -.30 -.38 -.37 .71 - .65 .43
9.身體 -.18 -.15 -.16 -.20 -.26 -.29 .62 .66 - .43
10.人際 -.22 -.23 -.29 -.24 -.39 -.34 .53 .44 .47 -
表 1 心理資本、情緒幸福感及憂鬱之描述統計分析表（n = 608）(續)
表 2 心理資本、情緒幸福感及憂鬱之相關係數矩陣（n = 608）
註1：所有相關係數皆達顯著（p< .001）。
註2：下三角部分為測量模式之樣本資料，上三角部分為結構模式之樣本資料。
潛在因素 與測量變項
標準化
因素負荷量 標準誤 t 值 平均變
異抽取量 組合信度
心理資本 .61 .86
自我效能 .75 --- ---
希望 .82 .04 27.19
復原力 .75 .04 25.12
樂觀 .81 .05 26.85
情緒幸福感 .61 .76
公認快樂 .82 --- ---
生活滿意 .74 .04 23.50
憂鬱 .55 .83
認知 .82 --- ---
情緒 .82 .04 29.11
身體 .73 .04 26.04
人際 .58 .03 19.82
潛在變項 1 2 3
1.心理資本 1
2.情緒幸福感 .76*** 1
3.憂鬱 - .39*** - .60*** 1
三、結構模式與中介效果檢驗
本研究以心理資本為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中介變項情緒幸福感與潛在效標變 數憂鬱，進行結構模型之檢定。結果顯示出可接受的適配情況（χ2 = 164.24、df = 33、GFI = .95、CFI = .96、NFI = .95、RMSEA = .08、SRMR = .049），顯示本研 究之結構模式成立。所有標準化結構係數皆達顯著（p<.01），心理資本對情緒 幸福感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78，情緒幸福感對憂鬱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57。
MacKinnon、Lockwood、Hoffman、West與Sheets（2002）以型一錯誤率
（Type I error）與統計檢定力（statistical power）評估各種檢驗中介效果的方 法，其中，最常被使用的Baron與Kenny（1986）的顯著性推論策略（γ11與β1皆需
表 3 測量模式中各項參數的標準化估計值
表 4 測量模式的潛在變項間之相關係數矩陣
註：所有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皆達顯著（p <.001）。
註：*** p< .001。
顯著）的檢定力最低。其次，Sobel（1982）納入路徑係數與標準誤的計算方式
（γ11*β1需顯著），也因為小樣本情況下可能違反常態分配而為人詬病。近年來，
Shrout和Bolger（2002）建議採用拔靴法來提高估計值的正確性。拔靴法是一種 透過重複取樣（resampling）的程序，以獲得中介效果（γ11*β1）之平均數及95%
信賴區間（95% CI）的方法。根據中央極限定理，樣本平均數所形成之抽樣分 配必為常態，故拔靴法在樣本違反常態假設的情況下對中介效果之檢定依然具有 強韌性。基於Shrout和Bolger（2002）的建議，倘若5000次抽樣所得到的中介效 果之95% CI不包含0，則表示可拒絕中介效果為0之虛無假設；換言之，中介效 果達到顯著水準（p < .05）時，可宣稱其存在。在模式上，研究者以限定直接效 果為0的方式進行模型競爭考驗。結果顯示，自由估計的模型（χ2 = 162.242, df = 33）與限定直接效果為0的模型（χ2 = 160.747，df = 32）之間並無顯著差異（△χ2
= 1.495, △df = 1, p = .22），故假設完全中介的受限模型會是較佳的選擇，故此部 份之df為32。
本結構模式及中介效果檢定結果，如表5所示。心理資本透過情緒幸福感做 為中介對憂鬱之效果為-.44，其95％ CI介於-.51～ -.38之間，並未包含0在內，顯 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p< .05）。中介效果的分析結果表示，心理資本對於降 低憂鬱，其效果需透過情緒幸福感方可達成；換言之，一昧強調心理資本，對於 降低憂鬱不一定能達到最佳效果，而是透過情緒幸福感的促成，方可收效。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γ11 β1 γ11*β1 95% CI
.78*** - .57*** -.44 -.51~ -.38
註：*** p < .001。
表 5 結構模式之標準化效果量及中介檢定摘要表
依據文獻推論所得，本研究認為情緒幸福感在心理資本與憂鬱之間，是扮演 中介變項的角色；也就是說，自變項對依變項雖然有影響效果，而該影響效果主 要是透過情緒幸福感來達成的。研究者以結構方程式模型進行統計模式檢定，結 果顯示資料與模式之間適配情況良好。茲就研究結果進行討論說明如下：
在Youssef與Luthans（2011）的研究即指出：探究心理資本在工作場所以外 的關係，如與健康、整體幸福感的關係，更能瞭解心理資本在各場域所發揮的作 用。如同丁鳳琴（2010）所認為的，心理資本是主觀幸福感的基礎與前提，此即 說明心理資本與情緒幸福感之間具有影響的方向性。而從本研究結果可知：心理 資本對情緒幸福感的關係為.78，兩者之間確實具有顯著相關，心理資本的增值，
會隨之提升幸福感狀態。
本研究結果與過去文獻評閱結果一致（李新民、陳密桃，2009；陳怡伶，
2010；Culbertson, Fullagar, & Mills, 2010）；而心理資本對憂鬱的關係未達顯著，
從表5結果可知，情緒幸福感扮演完全中介的角色，心理資本可透過情緒幸福感 的體驗或來源，而降低憂鬱的狀態，此一結果與過去實徵調查發現一致（余民 寧、鐘珮純、陳柏霖、許嘉家、趙珮晴，2011；陳怡伶，2010；陳柏霖，2012；
Syu, Yu, Chen, & Chung, 2013）。實際上，在大學生這個群體，帶有憂鬱傾向者，
僅占0.8%的比例（余民寧、陳柏霖、湯雅芬，2012），表示99.2%的大學生是屬 圖1心理資本、情緒幸福感及憂鬱之完整模式圖
於不憂鬱的狀態。
至於情緒幸福感與憂鬱的關係明確，本研究結果與過去發現一致（余民寧 等人，2010；余民寧等人，2011；余民寧等人，2011；余民寧等人，2012；陳 柏霖，2012；楊淑貞、林邦傑、沈湘縈，2007；Chang & Sanna, 2001; Syu et al., 2013; Yu et al., 2009; Yu et al., 2010）；也就是說，個體擁有愈多的幸福感體驗與 來源，便愈能降低憂鬱的傾向。
整體而論，心理資本強調個體本身的優勢和正向心理狀態中所蘊藏的力量，
但它對憂鬱傾向的降低卻絲毫沒有幫助，反而是，透過情緒層面的幸福感扮演中 介變項的角色，卻可以達到大幅降低憂鬱傾向之可能性。因此，因應外在環境的 變化，設法提高並增加生活中「微小但確切的幸福感」，確實可以達成幸福感在 心理資本與憂鬱之間扮演中介影響效果。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採用分層叢集抽樣，探討心理資本、情緒幸福感及憂鬱間的關係。研 究者參照研究結果，提出以下結論與建議，供高等教育現場與未來研究參考。
一、心理資本、情緒幸福感與憂鬱間的關係
本研究支持心理資本會對情緒幸福感產生正向且直接的影響，而情緒幸福 感會對憂鬱產生負向且直接的影響。基於此一結論，對於組織員工或以學校為場 域的學生而言，心理資本概念所包含的自我效能、希望、復原力及樂觀等四個要 素，確實可以增進個體的情緒幸福感的正向體驗。因此，心理資本是個體於成長 及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正向心理狀態，對於增進情緒幸福感而言，扮演 著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幸福感的提升，一直以來，確實是有效降低憂鬱傾向的良 方；而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情緒幸福感提升後，確實可以顯著地降低大學生的 憂鬱傾向。
二、情緒幸福感在心理資本與憂鬱間扮演中介角色
本研究證實，情緒幸福感在心理資本與憂鬱之間，扮演著完全中介變項的角 色，說明心理資本透過情緒幸福感，對降低憂鬱傾向的影響效果最佳。基於此一
發現，本研究建議若要降低或減緩大學生的憂鬱傾向，除了培育學生的心理資本 要素外，並且需要滿足幸福感的情緒體驗，或開發增進不同幸福感的來源，將能 降低憂鬱傾向，促使大學生具有良好的心理健康狀態。
三、對高等教育實務現場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情緒幸福感扮演心理資本與憂鬱的中介角色。因此，提升學生 的正向情緒，也就是覺察生活滿意及充滿喜悅快樂，再搭配個體原先具有的心理 資本特質，即能降低憂鬱的傾向。因此，建議學生輔導中心（或學務處心理輔導 組）發展提升幸福感的團體工作坊或介入方案，並持續追蹤一段時間，請參與者 每日撰寫幸福日記或在指定時間上網填寫心理狀態，以確實掌握學生心理狀態的 變化，達成逐次降低學生憂鬱傾向的效果。
四、未來研究建議
首先，本研究所蒐集到的只是單一時間點的資料，在因果關係的推論上，仍 需保守推論才好。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上，可以進行貫時性的追蹤調查；或是 針對大學生進行質性的半結構式訪談，以瞭解受試者的情緒幸福感如何在心理資 本與憂鬱之間扮演中介角色及其細部的關係。
謝詞：本文作者擬感謝科技部補助本研究案的全部經費，補助編號為：NSC 97-2410-H-004-122-MY2。關於本論文初稿，作者要感謝兩位匿名評審針對本 論文提供寶貴的審查意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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