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運動之後，台灣新興社運組織的內部民主

(1)

東吳大學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陳俊宏博士

318 運動之後，台灣新興社運組織的內部民主

Internal Democracy in Emerging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in the 2014 Sunflower

Movement Era

研究生：李盈萱撰

中華民國 105 年 07 月

(2)

(3)

(4)

(5)

謝辭

終於走到畢業這一天，也算是把碩士學位的修業年限利用得淋漓盡致 XD。

早我許多年畢業的研究所同學鄒宗翰是以人類學的方法做原住民飲酒研究，當時，

他身邊的老師前輩都問他：他的論文跟敝研究所的主標題「人權」有什麼關係呢？

同樣地，我的論文寫的是社運組織內部民主，跟「人權」的關係又是什麼？在這裡，我試著來回答看看。

我曾有一次與人本教育基金會的秘書長馮喬蘭談話，她談到人本的工作目標：

「任何的改革，都是要落實到人的身上，才是最實在的」。在台灣目前的人權學術發展，作為一種學術專業，能夠比較清楚說明的切入方式經常是從憲法或是國際公約的規範來談。但是對於人權的關注，並不僅止於這些法律與規範的提出與執行，還要看人的權利意識是否真的改變。我論文談民主與社會運動，如果從人權公約的角度來切入，經常是放在公民政治權的範疇。不過，我緒論裡引用 David Graeber 所說的「民主感受力」的原因，就是希望結合制度規範的面向與人們真正親身參與的經驗。我想，人權也不只是存於個人或是集體的權利處境，而應該還要考量群體之間的互動狀態與彼此地感受。後者牽涉到社會學、人類學與心理學的領域，我過去在這幾個領域都只修過一兩門課，重要的理論概念也尚未掌握地太好，期待共享研究興趣的研究者未來能夠補足我在本論文中的眾多不足。

這份論文能夠完成，首先要感謝我自己 XD。儘管患有自己非常不齒的拖延症，我還是撐到最後一刻了。感謝我貼在研究室桌上的曼德拉名言「It always seem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人權學程辦公室歷屆的助教們：筱潔、瀚慧、君瑋，

以及人權研究所的好多屆同學們：希婷、維萩、博文、曼婷、孝濂、宗翰、詠音、

翔鈞、元薇、璿萍、橘子、家平，與諸位的討論及對話讓我在寫作過程的各個關卡（卡關的時刻）上得以慢慢地一步步前進。原本只是一個充斥著模糊的感覺與感受的論文題目，如果沒有我的指導教授陳俊宏老師的在眾多時刻即時提點，以及兩位口試委員黃秀端老師與陳信行老師，也沒辦法發展成目前這本至少開始有

(6)

與理論作出對話的初級學術作品，感謝老師們。23 位論文受訪者慷慨與我分享經驗與看法，更是這本論文得以完成的最大功臣。真的是，要感謝的人太多了，

只能往下再開一段。

得以窩居在東吳大學人權所這麼多年，我當然是非常幸運的。有幸在大學時候就修習了人權學程，大學畢業後受到黃默老師的召喚，又回到東吳來唸人權研究所，受到人權所的眾多老師：黃默老師、黃秀端老師、劉惠琴老師、雷敦龢老師、劉紹華老師、陳俊宏老師的啟發與庇蔭。經濟方面，在辦公室的許多工讀機會以及擔任老師們的教學、行政、研究助理的兼任工作，以及家人與男友的支持，

讓我大多時候無須太為生活所費擔憂。在研究所與同學們及助教、辦公室工作人員們（一心、凱傑、歐歐、Yoyo、佩穎、政奇、丁丁、桂瑛、家榕、怡惠、若璇、

韻如）相處的時光也經常是非常開心的，在辦公室三不五時與大家共享午餐與下午茶、咖啡時光，討論課程、報告、社會時事或是分享值得參加的活動，也有亂聊八卦與垃圾話的時刻。這些研究所生活中的小確幸，也都是論文寫作過程中重要的精神調劑。能夠擁有這麼多過人的條件，只能說人權所真是個好地方。最後，

人權辦公室與研究所所在的哲生樓二樓，近來增建了無障礙廁所，可惜二樓是坐輪椅的人上不來的地方，趁著畢業之際，來提點對母校東吳大學未來的期許：期許很多，但既然蓋了無障礙廁所，至少讓障礙人士也可以快樂地來到人權辦公室與研究室旁使用吧。

這本論文也獻給多年陪伴的 Ben，以及論文寫作最後數個月來到家中的兩隻貓 Shona 與紅茶。

(7)

i

318 運動之後，台灣新興社運組織的內部民主摘要

2014 年發生於台灣的 318 反服貿佔領國會行動（主流媒體稱之為太陽花學運）是自 2008 年台灣二次政黨輪替之後，以民主為號召，以青年學生為參與主體的最大規模社會運動事件。在 318 運動之後，台灣社會對於「民主」的認知為何，在日常實踐中的情況為何?社運組織作為社運理念的載體，是研究此問題的關鍵場域。本論文透過檢視五個延續 318 運動議題或是運動能量的新興社運組織的內部運作，了解對於組織內部民主的理想為何，在實踐上又碰上什麼樣的挑戰。

我從三個層次檢視這個問題：一、社運組織的內部民主模式：以 della Porta 的社運組織內部民主模式為參考架構，發現「參與」與「共識」是受訪者社運組織對民主的共同認識要素。二、什麼樣的組織架構能確保組織中的決策菁英權力受到監督？這個問題來自 Freeman 提出的「無架構暴政」概念，我認為有正式架構的組織中也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本文將此現象界定為「基進民主的悖論」。研究發現，採用代表制與參與制混合的組織較能透過正式架構中對菁英課責，進而跳脫基進民主的悖論。三、擁有什麼條件的人會成為社運組織中的菁英?女性主義學者批評審議民主理論偏重理性言說的溝通方式，未將社會結構不平等的情況納入考量，弱勢群體仍在對話與尋求共識的過程中被排除。我以 Bourdieu 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作為上述批評中優、弱勢群體的條件定義。

我發現，對於社運組織而言，社會資本是獲取組織內影響力的重要優勢，但是強調理性言說能力的文化資本在著重社運行動且採取參與制的組織中，則不總是有絕對的優勢。

社運組織內部民主的理想模式在實踐上有多重挑戰。結論指出社運組織的架構與決策模式提供了成員間溝通的平台，但是要推進平等參與，除了適宜的課責機制，組織積極成員還須對組織內權力運作的情況時時保持敏感，與成員們建立基本的關係作為正式架構外的溝通管道，觀察成員的個別情況，並且在溝通方式上保持彈性，不獨尊語言與邏輯作為決策溝通的唯一判準，才有可能包容多元的參與者、多元的表達以及訊息接受方式。

(8)

ii

關鍵字：反服貿運動、審議民主、社運組織內部民主、無架構暴政、資本

(9)

iii

Internal Democracy in Emerging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in the 2014 Sunflower Movement Era

Abstract

The 318 Movement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the “Sunflower Movement”) in 2014 was the biggest social movement event following the second transition of power in Taiwan’s democracy. Given the unexpected size and impact of the 318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SMOs) are a critical field of study for ob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in Taiwan.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internal democratic models of five 318 Movement era SMOs and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in defining and practicing democracy within their organizations. In particular, this work seeks to identify and discuss sources of conflicts that arise between the members’ ideals of democratic praxis and the actual democracy those members experienced.

This study has three dimensions: (1) models of internal democracy within SMOs, (2)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on decision making and accountability, and (3), the conditions and qualities which led some participants within the groups to be chosen for, or assume, leadership roles. The thesis adapted and modified models of internal democracy proposed by della Porta (2009, 2013) and found that “participation” and “consensus-seeking”

are the shared elements of internal democracy. In seeking to identify what kind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ensure accountability of leadership elites, my research indicated a

‘paradox of radical democracy’, in some ways akin to that described by Freeman as the phenomenon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 in her study of SMOs, namely that organizations which adopted both representative and participative structures were more likely to exercise greater accountability of their leadership elites. Finally, utilizing Bourdieu’s capital theory, it was determined that social capital is a critical element which impacts the degree to which members to gain influence within SMOs but cultural capital, focused on ability of ‘reasonable communication’, was not always dominant in SMOs that were focused on social movement actions and adopted participated decision-making.

Broadly, the thesis finds that ideal internal democracy models of SMOs face multiple challenges in practic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decision-making models in SMOs provide

(10)

iv

platforms for communication but equal participation requires not only adequate mechanisms for accountability but also active members’ awareness of power dynamics within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be inclusive of multi-variated memberships, SMOs need to build informal communicative channels with all members by being open-minded to various formats and mechanisms of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sunflower movemen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nternal democracy,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 capital

(11)

v

表次

表 1-1 della Porta 的社運團體內部民主模型 ... 5

表 2-1 台灣社運生命史不同階段的特色 ... 21

表 3-1 本論文所應用的社運組織內部民主模型 ... 31

表 4-1 各團體中「基進民主的悖論」狀態的檢視 ... 76

表 5-1 黑色島國青年陣線 2015 年 5 月 16-18 日北區工作坊流程 ... 92

(14)

1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問題意識

2014 年的反服貿立院佔領運動（本文簡稱為「318 運動」）¹，是近年來台灣規模最大的一場以民主為號召的抗爭事件。這場抗爭行動以佔領立法院做為主要手段，抗議國家的民主程序失靈。「佔領立法院」的行動意義，並不只是要求政府改變行為，還反映了 Graeber（2014：304-306）所說的「以直接行動挑釁體制正當性」²的意味存在。

台灣各地主要的學生異議性社團、專業的倡議性社運團體以及關注社會的學者都參與其中，除此之外還捲動了大量的「政治/社運素人」的親身參與。這場運動的主要參與者組成，一定程度顯示了台灣在第二次政黨輪替後關注台灣民主發展的公民社會樣貌。318 運動以「反黑箱」、「捍衛民主」為主要的訴求³，「民主」是這場運動本身重要的外部價值與目標，可以用來集結夥伴、動員群眾，但也因為如此，「民主」也成為運動中的夥伴與關注運動的群眾用來檢驗運動本身的標準。

318 運動之後，台灣社會怎麼看待與實踐「民主」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網路媒體《新頭殼》記者林雨佑製作了〈後 318 系列〉，採訪運動期間特定幾位在社運圈小有名氣的參與者在 318 運動後的個人發展及對社會運動的看法；蔡秉璁（2015）則關注政治素人

1 2014 年的台灣「反服貿立院佔領運動」，主流媒體稱之為「太陽花學運」，本文簡稱為「318 運動」。

在論文中簡寫方便的考量之下，我不採用「太陽花學運」這個簡稱，是因為這個簡稱並非由運動組織者、

參與者集體決定的對外形象，而是主流媒體看到運動過程中民眾送入議場的花種所命的名。這也是為什麼有一些運動參與者、觀察者與研究者，也偏好用「318 運動」而不是太陽花學運作為代稱（晏山農等，

2015；楊家華, 2015）。最重要的，該運動中的一個關鍵日期是 2014 年 3 月 18 日，這一天，台灣史上首度有抗議群眾衝入立法院佔領了議場。另外，我也不採用「學運」而稱為「運動」，是因為學運的稱呼可能讓人以為這場運動是完全由學生發起、運作，不過是事實上，學生在占領運動中雖有相當高的比例，

但是運動決策的主要核心是公民團體、不具學生身分的學者、以及學生共同組成的。

2 Graeber（2014：304）指出，從無政府主義的觀點來看，「直接行動與直接民主是一體兩面，我們的行動所採取的形式應當要能提供一個模型，或是至少是一個洞見，讓我們能夠了解，一個自由的社會是什麼樣貌」。這樣的概念在當代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稱呼，「預兆性政治」就是其中一個。

3 318 運動引發的幾個主要議題，除了「民主」，還有對於「自由貿易」以及「台灣與中國要保持何種經貿／政治關係」等各種討論。本文以「民主」為討論主軸。

(15)

2

參與者的政治認知與參與態度上的轉變，其中一個判斷基準是他們在 2015 年五都選舉的投票行為。除了前兩種觀察角度之外，我認為也不能遺漏 318 後新興社運組織的內部運作方式。Della Porta 與 Diani 指出，社會運動是由社運團體與個人交叉形成的多重網絡(della Porta、Diani，2002）其對社會發生影響的時期不只在抗爭事件發生的期間，更需要長期的觀察來判定該抗爭事件所訴求的價值後續如何發展。根據 Herbert Blumer 提出的社會運動典型發展階段，社會運動在「群眾亢奮階段」時最能凸顯社會上的潛在不滿因素，並匯聚出運動的行動目標；接著運動走向形式化與體制化，開始建立能夠協調眾人行動的組織，最終成為專業的社會運動團體，成為社會有機體的一部分（引自 della Porta、Diani，2002）。McCarthy 與 Zald(1977)也說，社會運動組織(Social Movements Organizations, SMOs)的目標符合了社會運動的需求，並且致力於社運目標的實現。社會運動或抗爭事件激情過後，社會運動組織成為乘載社運理念，並且匯聚認同的地方，持續推動社會改革。因此本論文主張，了解 318 運動抗爭事件落幕後，延續社會能量、持續運作的新興社運組織如何運作，是觀察台灣民主發展的一塊重要拼圖。

關於社運組織的內部運作，美國社會運動研究者 John Lofland 為社會運動組織下了如此的定義：「社會運動組織，是人們聚集起來，創造個人及團體生活應該如何組織的理想及道德宣稱的地方」(Lofland, 1996:2–3)。

1960 年代起迄今，美國與歐洲有許多社會運動團體嘗試以組織本身的運作來實踐他們對理想社會的想像，他們稱之為「預演式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格雷伯，2014；

della Porta, 2013; Epstein, 1991)。社會運動團體可能是重大抗爭事件的發起者，也可能是抗爭事件後存續的力量匯聚。有些社會運動抗爭事件的組織者們也嘗試在運動的決策方式上採用預演式政治，例如 2011 年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以「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為口號，表達對美國經濟與政治權力僅由百分之一的資本家所掌握的不滿，運動發起人 David Graeber 就主張，既然整場運動要求權力不應壟斷在少數人手中，那麼運動內部的各項關係也同樣不應由少數人所掌握。社會運動研究者 della Porta 認為，佔領華爾街運動透過全體參與、共識決的組織決策模式是相當「成功」的民主典範(della Porta, 2013)，言下之意也就是說，運動內部「預演式政治」實踐的理想社會，是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在預演式政治的概念之下，社運組織內部的決策方式，反映了組織對民主的

(16)

3

理想圖像。因此，在本論文中，我將透過了解社運組織的內部決策方式，了解這些組織對民主的認知為何。della Porta 的 DEMOs 研究計畫蒐集歐洲六國 200 多個社會運動團體資料後，定義出四種不同社運組織內部民主類型(della Porta, 2009)，並且發現社運組織實踐的內部民主模式與理想有落差。不過，Della Porta 並未進一步兩者差異的原因。

如果社運參與者希望理想的內部民主能夠真正落實，那麼了解理想與現實差距的原因相當關鍵。因此，在本論文中，我也會進一步去分析新興社運組織在實踐理想民主時遇到的挑戰。

不過，到底什麼是「民主」？我們習慣思考民主的方式是關於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在本論文希望探討的民主則是在新興社運團體中的運作。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精神領袖 David Graeber 指出：將民主視為政府制度是知識階級的思考方式，對於一般人民而言，「『民主』是自由、是平等、是單純的農民或商人可以有尊嚴跟自尊地跟『優越者』說話的能力－這種更廣泛的民主感受力」（格雷伯，2014：242）。Graeber 指出民主的意義及起源：

民主本質上只是一種信念，相信人類根本上是平等的，而且應該被允許以平等主義的方式，運用任何看來似乎是最有利的手段，去管理他們的集體事務。外加努力奮鬥，讓根據這些原則所做的種種安排得以付諸實踐。根據這個定義，民主有史以來就存在了，和歷史與人類智慧本身一樣古老。...當原始人停止只企圖彼此欺凌，並且發展出溝通技巧，解此設法解決共同的問題時，民主就在那一刻誕生了……在任何時代、任何地點，都可舉證歷歷的指出有過民主的集會（格雷伯，2014：255）。

Graeber 認為要探索民主感受力的根源，也就是要去找尋『人們在何處才能真正擁有直接、親自參與決策集體經驗，而那可能影響了他們對於民主實際上可能是什麼樣子的認知。』（格雷伯，2014：248）。本論文希望透過社運組織的內部民主研究，了解社運參與者在社運組織生活當中，感受、認識到的民主是什麼樣子。儘管「民主感受力」

聽起來相當主觀、不容易觀察，但是從 Graeber 的描述中其實已經提出了觀察的切入角度，也就是「親身參與決策的經驗」。在社運組織當中，參與決策有關的經驗取決於以下幾個層面：組織架構的設計如何讓成員參與決策？成員如何看待這樣的設計？以及，

(17)

4

成員是否能實際參與進決策過程？如果可以，那他們能否真的在這過程中發揮影響力？

這幾個層面同樣地，也可以歸納為我前面提出的兩個問題：

1. 318 運動後的新興社運團體對「民主」的理想圖像為何？

2. 社運團體在實踐民主圖像時，又有什麼樣的挑戰？

接下來，我將透過文獻檢閱進一步提出可以協助研究的理論工具。

第二節文獻探討

壹、社會運動團體的內部民主

關於社運組織的內部民主議題，國內外都有不少研究。國外的研究關注的是社運組織的組織方式，散見於婦女運動(Freeman，2007；Polletta, 2002)、學生運動、勞工運動以及跨國社會運動網絡(della Porta、Diani，2002；della Porta, 2009)，台灣這個領域的研究則是以勞工運動為主要的研究場域（吳永毅，2014；趙剛，1996；陳信行，2009），

關注的是人際之間的權力關係如何互動。這些研究都針對個別團體或是少數團體進行深入的觀察與分析，對於社運組織普遍的情況不一定能有足夠的解釋力。della Porta 等人 (2009)針對參與全球正義運動的社運組織網絡進行調查研究，蒐集了歐洲六國 244 個社運組織的資料。della Porta(2009)將歐洲社運團體的內部民主模式分為四類，以共識程度與參與程度作為社運組織內部民主模式的分析向度，歸類出四種社運組織的內部民主類型，分別是：

1. 協會模型(Associational Model)：大會是由代表組成，主要的決策是由執行委員會，以多數決決定。

2. 審議代表制(Deliberative Representative Model)：基於成員的共識基礎，由代表做出決定。

3. 集會式模型(Assembleary Model)：囊括所有成員的大會，以投票或是協商等偏好聚集(Aggregative)的多數決方式進行做出決策。

(18)

5

4. 審議參與模型(Deliberative Participation Model)：當參與、共識與理性溝通過程都被組織視為重要價值時。

表 1-1：della Porta 的社運團體內部民主模型

⁴

參與程度 Participation

Low 低 (偏向代議制) High 高 (偏向參與制)

共識

Concensus

Low（偏向多數決） Associational Model 協會模型

代議民主多數決

Assembleary Model 集會式模型

直接民主多數決

High（偏向共識決）

Deliberative Representation 審議代表制模型 代議民主

共識決

Deliberative Participation 審議參與模型

直接民主共識決

資料來源：della Porta(2013:73)

della Porta 從多個社會運動組織的網站上與實體文件上的資訊進行分類，發現接近六成的社運團體都相當認同協會模型，也就是說，代議與多數決在歐洲的社運組織是相當普遍接受的民主概念。同時，為了要了解這些組織實際情形，研究者也訪談這些組織中大多數的發言人，了解他們對組織內部民主運作狀況的觀點。受訪的組織發言人中，

有超過六成的組織認為組織現況是審議式的民主運作方式，其中採取代表制與參與制的各佔一半。研究者認為這樣的訪談結果的可能原因有二：（一）發言人描述的情況比文件來的確實；（二）發言人希望呈現出組織支持審議的形象。但可以確定的是，審議在歐洲的社運圈中是受到高度支持的。另外此研究計畫調查普羅社運參與者理想的組織民

4 原圖的 participation 下的分類是 high 及 low，若按文章原意。參與程度高者應位於表格右側兩欄，原圖應為誤植，因此筆者更正為 low 與 high。

(19)

6

主模型，發現接近六成偏好參與制，其中支持大會模型與審議參與模型的也約略各佔一半。此研究指出，發現歐洲社會運動組織發言人及參與者高度支持偏好參與及審議式的決策機制。這樣的研究也指出，組織對於理想的組織運作模式與實質運作情況是有落差的，組織的文件、發言人及一般參與者對於組織理想的形式為何，也有不同的看法。

della Porta 的模型彙整標準是來自三種不同的民主類型：代議民主、直接民主與審議民主。一般人比較熟悉的是代議民主與直接民主。代議民主的特色是由全體成員選出代表間接作為團體決策的核心，直接民主則是不選出任何代表，直接由所有成員進行決策。della Porta 特定選擇多種具有不同組織架構、規模與地區的社會運動團體進行分類，

與本研究選擇研究團體的意圖相同，因此在本文中，我選擇以 della Porta 組織內部民主模型來分類研究團體。

審議民主在社會運動領域相對來說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我接下來多花一些篇幅說明。

貳、審議民主理論與社會運動

審議是一個以共識目標為促進討論的決策過程，不同於數人頭的多數決方式。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也被譯為協商民主、商議民主。審議民主論者對於何為審議民主有不同的關注重點，但是簡單來說，審議民主的「審議」，強調的就是「論理、

討論、或溝通」。基於這項特質，審議民主理論開闢出一條不同於其他民主理論的實踐方式。過往的民主理論，無論是熊彼得所提倡的精英民主論、或是 Robert Dahl 的多元民主論，都屬於偏好聚集式的民主觀（aggregative concept of democracy）(Gutmann、

Thompson，2006；Young, 2000)。這些民主理論的假設是：人民在進行決定之前就擁有特定的偏好，而且這些偏好是固定不變的。民主，就是試圖建立一個公平可靠的過程，

將社會中不同的偏好組合起來，這樣的偏好組合自然地反映在選舉的結果以及政策的決定上。民主不可或缺的言論與集會結社的自由，便在於確保各種偏好能夠為公眾所知，

並且在公開的場合中與其他偏好進行競爭。Jane Mansbridge 將此種民主觀形容為政客與選民將各自的利益放在檯面上進行交易的過程，最能滿足雙方利益的偏好組合方案便成

(20)

7

為決策(Mansbridge, 1996: 17)。偏好聚集式民主觀將民主假定為一種偏好競爭的過程，

在這過程當中，優者勝、劣者敗。

與偏好聚集式民主觀相比，審議民主觀點在意的是人們的偏好如何形成或改變，以及，如何避免私人利益在競爭過程中取代公共福祉。要達到以上目的的手段，便是審議 (Young, 2000: 21)。

Joshua Cohen 將審議民主定義為：一個將民主作為核心價值的團體中，團體的事務透過公開論理的方式，由多元、平等且具有論理能力的公民成員所治理。這個團體將民主當作核心的價值，其成員也認同如此的目標。他提出「理想的審議程序」，將「達成共識」作為開啟溝通的目標，並以論理的溝通方式作為集體決策正當性的來源，那麼，

團體成員便會為了讓自己的立場獲得其他人的支持，摒棄原先自私的理由而改提出有利於公共福祉的論點(Cohen, 1989：21–23)。Young(2000)指出，審議（或溝通）也應該建立在一種確信之上：「不放棄自己觀點的前提之下，我或許可以從聆聽他人觀點過程中有所學習。」除了提出理由與理性論證，還需要互惠性的聆聽，以達成水平性的溝通

（Habermas，2005）。所有參與者平等地加入審議的情況下，因為考量了其他人的論點導致偏好的調整或改變 (Miller, 2003)。因此，一個成功的審議取決於人們確實在互動中達成偏好的轉向(Dryzek, 2002)。審議的過程本身理性考量了所有成員的主張及論點，

因此決策也透過此過程獲得了正當性。

審議民主的眾多文獻討論中，結合審議民主與社會運動兩個領域的研究文獻大多是闡述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由於審議民主與社會運動都具有「擴大人民參與國家決策」

或「促使國家在決策過程中納入多元聲音」的目的，但是兩者的長處及訴求方式不同。

兩者都指出了代議政治的不足，審議民主成為「體制內」的決策模式之一，而社會運動仍是使用體制外的方式來刺激社會對弱勢族群的認識。這裡指的體制外，意指是透過選舉投票或是訴訟（包含行政機關規定的申訴請願程序）以外的方式來進行。 Iris Young(2003)〈行動主義者對審議民主的質疑〉一文中，指出審議民主機制的「強調溝通與共識」仍無法解決各種社會群體間長久以來的權力關係不對等，弱勢族群在審議的場域中仍然會收到優勢族群的宰制，因此，體制外的直接抗議行動仍是社會運動者開拓

(21)

8

國家多元觀點的有力工具；審議民主操作者則認為社會運動者拒絕聆聽不同意見。兩者間的矛盾並不容易解決。

Fung 和 Wright(2001)也有與 Young 類似的看法，他們認為，社會運動組織是具有激進性的利益團體，激進性不但是社會運動的特色也是他們的優勢，能夠擾亂國家的既定議題設定。審議民主對形式規範的要求無疑地希望弱化參與者（包括社會運動）的激進程度，如果強求社會運動者參與到審議民主機制當中，審議所欲達成的理性論辯過程也會受到干擾。哈伯瑪斯認為，審議民主就應該只用來要求國家機關，社會必須是處於一種無組織的狀態，才能激發自由意志的形成（引自 Gutmann、Thompson，2006）。

然而，Carson(2001)卻提出另一種結合兩者的可能性，如果社運者將自己定位為審議當中民主決策辯證的中央位置，以「研究、運動操作、教育、遊說、以及抗議活動」

領域的專家角色，而非僅是民眾的代表，那麼社會運動者作為推動社會變革者的角色便能透過審議民主的機制得到強化。在台灣，杜文苓（2007）針對宜蘭社運團體主辦公民會議過程進行實證研究，證實了 Carson 的論點，社會運動組織在審議民主機制當中並不一定只是處於被動的角色，更能夠以積極的方式將審議民主作為社會運動的一環倡議及議題推廣的有效手段之一。然而，杜文苓一文與大多數台灣的審議民主實證研究相同，

仍然是以公民會議為研究場域，本文所希望了解的台灣社運組織的內部民主理念及實踐，

目前台灣還沒有任何的文獻以審議民主理論處理過這個議題，della Porta 將審議民主理論中的「共識決」決策方法列入社運團體內部民主模型中，我將借用 della Porta 的模型進行了解研究團體的參與者認為在團體的內部運作中，民主應該是什麼。

參、理想民主實踐的路上- 關於審議/共識決的兩種討論

了解研究團體對民主的認知為何後，我進一步想要檢視的問題是，這些團體在組織運作時，能否將他們對民主的理想圖像據以落實。關於預演式政治能否成功落實，1960 年代以來社會運動組織者與參與者前仆後繼的嘗試可以提供本文一個觀看的角度。

王甫昌（2005）將社會運動定義為「一群人為了促進或抵抗社會變遷而組織起來進行的集體行動，經常以抗爭、遊行等劇碼呈現。」然而，Graeber 卻指出，一般社會運動採用的抗議，無論形式上多麼激烈，都仍是在承認政權正當性的前提之下，要求政府

(22)

9

或是訴求的對象改變。但是若社會運動採用的是「直接行動」，那就是對現存體制正當性的直接挑釁。「直接行動」指的就是透過行動本身彰顯行動者所認為應該有的社會樣貌。例如：公開燒毀徵兵單的行動，從抗議的角度出發，可能是要求軍事制度的變革，

但從直接行動的立場，可能是認為社會上根本不該存在徵兵制度。Graeber(2014)認為,

「直接行動」與「直接民主」應當是一體兩面的：行動的形式應該要提供一種模型或是洞見，使人了解行動者理想的社會樣貌，並且展現理想的社會樣貌是可能實現的。「預演式的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就是認為社會運動組織所希望促成的社會變遷以及對社會的願景，應該率先在組織內部的事務分工與人際相處上實踐（陳信行，

2014）。

從這樣的說法看來，採用「預演式的政治」的社會運動，是有意的以「直接行動」

作為行動的重要劇碼。從歐美的經驗來看，即便具有「預演式政治」的意圖，社運組織要將直接民主的理想落實在內部的運作也並非易事。1960 年代後在歐洲社會蓬勃發展的社會運動，包含學生運動、婦女運動、環保運動等，普遍強調去中心化、民主開放的組織結構。實際的作法，如「取消領袖名稱、職務功能、分工、集中決策與形式民主的方式，來解決領導與參與者之間的距離，以及幹部及成員之間的距離」（Breines 1989: 51）。

但是，Freeman 以從美國 1960 年代婦女解放運動的組織運作中發現，組織架構上的去中心化並不見得帶來真正的平權，由於非正式架構會自然形成，因此社運團體拒絕具名建立組織內部形式架構，不見得能達成成員平等參與的目標，反而讓權力更加集中於少數菁英手中，而且還無法要求菁英為決策負責。Freeman 將這樣的現象稱做「無架構的暴政」(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無架構暴政」現象指出的是，由於真正握有決策權的菁英無法被辨識，因此團體也無法對他們課責。在許多有正式架構的團體當中，

菁英的影響力超出其正式職位的情況比比皆是。我的五個研究團體各自有不同的組織架構方式，那麼，什麼樣的組織架構選擇，才能避免無架構暴政？

Graeber 認為，水平團體中默認領導圈的出現，是因為在完全沒有規則的情況下進行共識決。他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操作的共識決程序就是為了要改善無架構暴政的現象。

不過，他在<佔領華爾街>一書中提到佔領華爾街運動最後因為失去了聚會的基地、又面臨來自警方策略、政治盟友態度的轉向而面臨危機時，內部的矛盾也在此時一股腦兒

(23)

10

地冒出來。原本運作良好的共識決無法繼續發揮作用（格雷伯，2014）。就團體內部成員之間的矛盾來源，我認為，女性主義學者對審議民主的批判可以用來解析這種困境。

della Porta 的社運組織內部民主模型中，共識決方式是判斷社運團體是否偏好審議民主概念的關鍵切入點。

就整體而言，學者發現審議民主的實踐方式，的確能夠促進具有多元背景參與者的相互理解。Fishkin 的審議式民調、各種以審議民主精神設計的法人論壇都已證實有助不同立場的民眾相互了解，促成公共事務議題上的對話，並且具有提升民眾政治效能感的效果（陳東升，2010）。女性主義者也承認並且讚賞審議民主事實上能夠擴大參與，

但是她們也批評，由於審議民主理論將性別、階級、種族等的社會不平等存而不論

（bracketed），導致弱勢族群事實在知識、語言以及文化上都無法進入優勢階級的公共領域（黃競涓，2011）。Young(2000)認為審議中強調「理性論辯」的溝通模式是優勢族群所定義、建構的，因此儘管決策的機制開放給所有人參與，溝通模式的潛規則卻造成弱勢族群在優勢族群主導的溝通場域中，不敢或不願發言。這些潛規則大略可分為以下幾個層面：

一、權威的不平等：

優勢團體在面對弱勢團體時會習慣漠視他們的意見。在專家政治的討論中，專家對於常民的意見經常不屑一顧（林祐聖，2007）。或者，男女參與討論的場合中，男性經常打斷女性的談話，女性的意見常被忽視或不予回應(Fraser, 1990: 119)。即便發言者的學識與專業相同，發言者是男性時，他的意見也比相同背景的女性更受到其他參與者的重視（張譽馨，2008）。

二、知識及語言的權威阻嚇了弱勢族群的參與：

Mansbridge(1996)發現，弱勢群體在公共場合甚少發言，源於對己身論述能力的自卑感；Kohn(2000：42)也認為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公民特別不願意參加審議式論壇，因為他們擔心低教育程度與較差的說話技巧會招致公開揶揄。另外，女性對於自己的意見沒有信心，尤其是在無法具體表達己身態度的理由時，甚至會隱藏自己的態度（張譽馨，

2008）。

(24)

11

三、群體在社會化過程中的溝通文化養成：

Mansbridge 注意到，女性在公開場合的發言內容，幾乎都是提問或是報告，而非提出看法，種族、階級與年齡也有類似的情況（引自黃競涓，2011）。張譽馨（2008）發現當男性與女性對於討論有不同的期待，男性期待有效率且熱絡的討論氣氛，但女性比較偏好和諧的會議進行氛圍；當會議開始出現意見分歧的狀況時，女性會擔心衝突而以附和對方的方式停止討論，但是男性卻認為這是把彼此的差異說清楚的契機。學者認為，

女性溝通的方式顯現出社會化的過程。例如，Mansbridge 也認為女性從小被教育成要少發表意見，不應明確說出自己的需求，甚至可以言不由衷（引自黃競涓，2011）。Cornwall and Goetz(2005:793)發現女性的社會化養成中，會習慣放棄自己的利益為他人著想，容易造成在審議過程中最先棄守自己立場，刻意配合他人的需求。

在本研究中，我也借助女性主義對審議民主理論的批判，去理解嘗試實踐成員之間平等與民主的團體，在實踐上碰到的困難。

綜上所述，我的主要研究問題為：台灣新興社運團體對內部民主的認識為何？這些團體在實踐內部民主時又有什麼樣的挑戰？第一個問題，我將借用 della Porta 的社運團體內部民主模型，從代議制、參與制及共識來分析。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將從 Freeman 無架構暴政現象的討論，以及女性主義學者對審議民主的批判切入探討。

第三節研究設計

壹、研究範圍界定

為了瞭解台灣社運組織對於組織內部民主的實踐情形，我選擇以具有青年代表的 318 反黑箱服貿運動相關團體做為研究對象，並且以立院佔領結束之後的組織內部運作 方式為主要關注期間。

儘管 318 運動作為一個大型抗爭事件本身的內部民主也相當值得探討，不過本文更關注運動後新興社運團體的發展。因為一場大規模的社會抗爭事件僅管可以迫使政府調

(25)

12

整政策、引起沉默大眾對議題的關注，開啟社會變革的契機，但是要落實這些改變，仍然需要社運組織長期的耕耘，才能保持這些動能。

選擇社運團體作為研究對象，除了研究興趣之外，也考量了研究可行性。個別抗爭事件的產生與發展原因相當複雜，尤其在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事件中，參與人數隨時可能暴增或暴跌，也會隨時強烈受到外部因素（例如：政府官員的態度、警方應對群眾的手段、媒體輿論的走向等）的影響。例如，在 318 運動佔領立院一個月期間，運動內部 24 小時要面對來自政府、媒體與群眾的關注，運動目標也有時效性，又有群眾人身安危的考量。這樣的運動決策環境確實相當特殊，內部決策模式的分析很難排除外在因素。

相對於正在發生中的抗爭事件而言，社運組織作為有意進行長期運作（至少是一定時間）

的團體，參與者的界線可以相對保持明確，也具有足夠的空間或是時間來反覆確認組織的結構與運作方式。先前提到的外部因素也可能有所影響，但是時間或空間上需要做出決策的壓力並不如個別社會運動事件來的緊湊。因此，選擇了社會運動組織而非抗爭事件作為研究對象，也更能使我專注於發掘內部民主的各種可能因素。

根據《這不是太陽花學運：318 運動全記錄》一書，318 運動積極參與者所成立的社運組織或網絡至少有 10 個以上（晏山農等，2015：410-411），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專業的公民團體扮演重要的角色。作為一份碩士論文，在有限的時間當中，不可能將所有相關的社運組織或是網絡進行全面的探討。因此，為了進一步限縮研究範圍，我再以這些團體中以青年為核心主體的社運組織為研究對象。

許多 318 運動的參與者、觀察者、研究者都指出，這是一場不只有青年學生的公民運動，但是 318 運動仍然被廣泛稱呼為「學運」，是一個「以青年運動為基底的跨世代公民運動」，因為如果沒有青年學生，這場運動不可能獲得媒體如此大的關注（范雲，

2014）。立院佔領行動消息傳出後，為了「保護議場內學生」引來更多民眾在議場外靜坐，靜坐人數攀升達數千人。一年多前因反媒體壟斷運動成名的學生運動者－陳為廷、

林飛帆兩人，被媒體視為是此場運動的象徵與發言人。維持議場內運作的幹部們，也都以青年學生為主。蕭新煌與顧忠華（2010）觀察到，自從 2009 年野草莓學運後，「青年」繼 1980 年代學運風潮後再度成為台灣社會運動的重要主力之一。青年並非近年才開始投入社會運動，但是青年參與社會運動的規模與頻率在 2009 年陳雲林來台之後的

(26)

13

確有巨幅提昇的情況（解影，2015）。由於在 318 運動中，青年參與者確實扮演關鍵的核心角色，因此，在選擇研究的社運組織時，我也選擇了以青年為運作主體的新興社運組織。

我在本文中的「青年」定義包含了高中生、大學生、研究生等的學生，以及相當學齡與前者所指的學生族群相同年齡、但不一定在學的年輕人。隨著台灣的高教擴張，學生身分越來越容易取得，而且還可以透過大學重考、報考研究所等方式自願性地延長。

通常來說，青年社運組織的參與者中以具有學生身分者最為常見。

我以符合「以民主為號召」的 318 運動後青年新興社運團體作為研究對象。從立院退場後，由決策核心的青年成員成立或重整的新興社運團體有「島國前進基金會」、「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民主鬥陣」三個團體。另外，在立院議場外運作、以青年為主體的網絡、以民主為號召並且在立院退場後有開始進行組織化的則有「賤民解放區」、「民主黑潮學生聯盟」兩個團體。「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是發起反黑箱服貿運動的青年社運組織，立院佔領運動結束後，仍然以相同的組織運作中。「島國前進」及「民主鬥陣」

是議場決策核心離開立院後分別成立的青年社運組織。「民主黑潮」是中南部為主的大學異議性社團學生，在 318 運動期間以標榜各地學生代表性成立的組織（何榮幸，2014）。

「賤民解放區」則是立院佔領當時，在立院周邊試圖實踐不同於議場模式民主的一群人的集合。

僅以青年團體為研究對象有兩個好處：第一、排除了成員年齡或世代差異的變項。

過往的研究發現，成長於不同世代的社運組織成員，在不同的政治機會結構之下，會發展出不同的組織結構與倡議模式。例如：范雲（2003）針對兩個世代的台灣婦運團體組織者的研究結論的影響，該研究指出八Ｏ年代的婦女組織者具有教育、階級以及族群的同質性，此同質性為組織於八Ｏ年代的倡議工作帶來優勢；九Ｏ年代的組織者的教育、

階級以及族群特質則相對多元，兩個世代的婦運組織者背景組成的不同以及其所面臨的政治情勢影響了兩個世代的選擇了不同的組織及倡議模式。Giugni 與 Nai(2009)對歐洲社運團體的組織模式研究中，也發現團體成立的年代的確會影響組織內部民主模式的選擇。

(27)

14

第二個好處是，318 運動相關的青年團體中在運作時面對的當事人相對也比其他類型的社運組織單純許多。例如：專業化的社運組織、工運社團以及牽涉到特定弱勢群體權利的組織等。專業化的社運團體，尤其是立案、支薪的社運團體，一般來說分為執行委員會、秘書處以及一般成員。成員間的互動可能會受到法律規定社團法人運作規則的影響，例如執委會跟秘書處會協調於決策與執行分工的角色。專業化的社團中也會有雇傭關係，這可能又是另一層的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係。另外，在某些議題領域的社團當中，團體有可能需要與其他組織有高度互動。例如：在產業工會工運社團當中，工運團體與各個產業公會的領導人保持密切的關係。又或者是，因應特定在地議題或者特定族群議題而生的青年組織，這些組織的行動與策略有相當程度也受到他們所欲建立關係的在地居民或族群互動的影響，例如：台大紹興學程的成立是為了倡議台大校園附近紹興社區居民的居住權；青年樂生聯盟所倡議的是樂生療養院居民的居住權。這些組織成立與運作的關鍵理由之一是這些在地人的命運，組織存在的最重要目的之一是為這些人打算，組織的策略及運作模式勢必會受到在地居民對於自身命運的看法所動搖，例如，在收費員爭議或是士林王家反都更的情況之下，權利主體的意見確實影響了參與此運動青年的策略走向。不過，學運組織者也指出，即便團體內部成員的背景與條件再接近，都必定會有深刻的差異需要克服（張勝涵、黃守達、余崇任，2014）。因此，這個研究鎖定青年社運組織，一方面雖然排除了成員年齡或世代差異對組織內部民主運作可能的影響，但是也可以試著將如此相似背景的組織生活中仍然存在的各種細緻差異呈現出來。

延續上一段，我最後要說明的是，我在本論文中選定的「組織」（或稱「團體」），

並非是政府對於立案的社團法人的認定那般嚴謹，要具備且確立了社團的成員、社團的章程、確立開會規則的團體才算數。《魯蛇之春》是一本傳授如何做社會運動、如何做組織的教戰手則，這本書說到什麼叫做「成立組織」：

成立組織指的不是要來向政府或學校立案登記，這些都是官僚化的程序要求。

當一群人坐下來一起討論他們關切的議題，組織就開始運作了，透過共同討論決定目標和行動方案，運動就開始創造改變的可能（張勝涵等，2014：37）。

我對於「社運組織／團體」的認定首先考量參與成員的主觀意願與行動，也就是參與者彼此之間有集合一起共事進行社會運動的主觀意願，並以團體的名義對外行動，使

(28)

15

得外界得以以團體的方式辨識這群人所做的事情。如同 Herbert Blumer 所描繪的社會運動發展階段，社會運動以大型抗爭事件塵埃落定之後，抗爭事件攪動以及吸納的社會動能並非馬上就轉化成穩定的社運組織。我欲研究的新興社運組織，正是介於抗爭事件結束之後透過組織形式重新彙整社會動能的階段，社會動能依然相當旺盛，許多「政治／

社運素人」因為抗爭事件的高度曝光而開始關注公共議題、參與社會運動，並透過依附既有的社運組織，或是發起新的社運團體來發展、投注他們的熱情。我認為，這樣的熱情能否在抗爭事件退燒後轉換為對公共議題及社會運動長期參與，有賴於他們在新興社運組織中的參與經驗，這些經驗包含：如何決定組織的目標、架構、決策方式，以及這些內部運作的理想情況在實踐時的情況，這樣的直接參與組織決策的經驗也形塑參與者對於民主的想像。因此，新興社運組織對於組織目標、組織架構、成員邊界都還在摸索確定的這個過程當中，也正是本論文認為研究社運組織內部民主最為關鍵的時期。

貳、研究方法與限制

這五個團體是否符合我的研究範圍界定，的確有一些疑問。首先，「島國前進」與

「賤民解放區」這兩個團體是否確實是青年團體？成立「島國前進」的代表人物除了具有青年學生身分的林飛帆、陳為廷二人之外，還有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黃國昌。「賤民解放區」則是由工運團體全國關廠工人連線、電音反核陣線以及一些獨立樂團的民眾組成。

很明顯的，這兩個團體的運作主體並非只有青年。但是在運作上以及團體成員的組成上，

青年成員仍然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我在進行訪談時，仍以青年為訪談對象．另外，民主黑潮學生聯盟在 2014 年 8 月之後直至我進行訪談的一年之間沒有對內及對外的運作，

也就是說民主黑潮真正運作的期間不到半年，他算是一個有運作的團體嗎？不過本研究希望了解的是，立院佔領結束後新興社運團體的運作情況，也就是說，只要這些團體在立院佔領結束後有持續運作一段時間即可，團體停止運作或解散也是一種新興社運團體的發展現象，透過訪談也能夠了解決定團體的發展與其民主想像與實踐之間的關係．

我採用的研究方法是深入訪談，並以滾雪球方式尋找受訪者。選擇的訪談對象包含各團體的核心幹部以及非幹部的一般成員。核心幹部為發言人、總召等，透過具有幹部身分的人，我蒐集組織的沿革、人數規模、成員的背景以及組織內部的實際決策機制等資料。由於在 318 運動發生之後，陸陸續續已有一些媒體（如：網路媒體 Buzz Orange）

(29)

16

採訪過我預定的受訪者，因此進行約訪之前，也透過這些報導或採訪對可能的受訪者有先行的了解。

除此之外，我也著重非幹部的成員訪談資料。della Porta(2009)指出組織發言人所描述的組織內部民主模型，可能是組織的實際狀況，也可能是發言人希望給訪談者關於組織形象的描述。另外，作為組織的發言人有很大可能已經屬於組織的決策核心，民主的要件應該是要即便是非意見領袖的意見也可以進入決策過程，因此為了了解組織民主的實際運作情況，本研究也需要參照組織中一般參與者的觀點，尤其是組織中特定的意見少數群體，例如女性或其他組織內部被邊緣化的參與者，或者是已經離開組織的參與者。

對這些參與者進行深入訪談，將有助於了解社運組織內部民主在實踐上可能的挑戰。

原先我預定每個組織訪談 3 到 4 人。列出的名單透過媒體、網路或是該團體舉辦的活動中得知的組織成員。其他受訪者則是請受訪者推薦或是從網路上搜尋在個別團體中屬於不同位置的參與者。這裡所指的「組織中不同位置」，是墊基於一個組織參與程度從核心到邊緣的假設，核心的定義落在他們擔負組織工作的積極程度，在一開始設想受訪者身份之初，我設想的是組織的發起人或是重要的發言人，因此在尋找受訪者之時，

便是透過網路搜尋在平面媒體或是網路媒體上代表個別團體對外發言的代表．邊緣的定義比較困難，因為要定義邊緣牽涉到組織的邊界，也就是必須要確認哪些人為該團體的成員，這些人的名字通常不會以組織代表的身份出現在媒體上，因此相對於核心成員更難尋找，僅能仰賴核心成員的推薦．如此的尋找方式有若干限制：一、核心成員能夠認識到的非核心成員，可能是他們的親友，或是實際上較為積極參與的成員。要不就是在組織中令人印象深刻表現的的成員．這些成員或許並不能夠被稱作那麼的邊緣。這些成員對組織運作的觀點也可能因此與核心成員的觀點相去不遠．為了彌補這個缺憾，我請核心成員推薦其他受訪者時，會強調請他們推薦視角或是意見與他們不同的受訪者．當訪問到非核心成員時，再請他們推薦其他的非核心成員．另外，我也訪問到一位不隸屬個別團體，但與各團體的成員都有密切交流的受訪者，請他推薦各團體內可能的受訪者。

我於 2015 年 7 月至 8 月期間對 23 位曾經或是訪談當時為這五個團體成員的受訪者進行訪談（受訪者名單請參照附錄 1），其中，島國前進基金會訪談了 6 位，黑色島國

(30)

17

青年陣線訪談了 5 位，民主鬥陣訪談了 5 位，民主黑潮訪談了 7 位，賤民解放區訪談了 2 位，受訪者中有 2 位先後或是同時參加了一個以上的目標團體。所有受訪者也都有多重的身份，或可能先後、同時參與許多不同的社會組織，或參與到多元的社會事件中。

進行訪談的時間點為 318 運動退場後的一年又三個月，應足以觀察新興社運團體在組織化過程中的發展。

受訪者的資訊皆以匿名方式呈現。在受訪者名單中，也可以看到本文在運用深入訪談作為研究方法時的限制。首要的限制就是約訪時的運氣。民主黑潮的成員們皆非常熱情的介紹更多的受訪者，最終我訪問到 7 位；在賤民解放區就不那麼容易，我訪談至第二位後就聯繫不上受訪者，因此也無法繼續去問到團體中其他成員。我初步判斷，這兩位受訪者是賤民解放區長期參與運作的成員，但是兩位並不以任何職稱來定位他們在團體中的位置，同時，由於缺乏其他組織參與者的訪談資料，我也無法交互對照判定這兩位受訪者在組織內的影響力到底如何。在島國前進，我也沒有成功訪問到最核心的董事會成員，只能透過總部工作人員的描述推測董事會在組織運作中扮演的角色。

另外一個重大難題，是在訪談時，能否真正得到希望了解的資料，這牽涉到訪談者的技巧，以及訪談者與受訪者兩方之間的互動與關係。本文中使用的訪談資料以及推論基礎受限於在訪談時獲得的資訊。為了彌補這樣的限制，我也參考關於 318 運動的出版物或是在網路上公開的文章與資訊，盡可能取得有關研究團體內部運作的相關資料。

本文無意評斷特定的組織內部民主模式比另其他種更好、更「民主」，我採用 della Porta 的社運組織內部民主模式，正是肯認社運組織內部民主可能不同，本論文探究的重點在於理想與實踐上的差距為何。本論文採用深入訪談方法，如同任何一種研究方法，

都無法百分之百顧及研究團體內部的所有層面，但這表示我最注重的分析文本是受訪者主觀的觀點與經驗，藉此梳理社運組織參與者的民主觀與組織制度之間的關係。需要說明的是，同一團體的成員若在敘事上對於相同事件的認知有彼此矛盾的現象，對本論文的分析而言非但不是困擾，而是分析得以豐富的資源。因為我並不是要挖掘組織運作中衝突事件的客觀真相或釐清責任歸屬，而是想知道社運組織的參與者的經驗與觀點如何影響了他們對「民主」的認識，身處相同團體經歷相同事件的成員們的不同的詮釋與感受，正是我可以分析成員民主觀差異的素材。

(31)

18

參、章節安排

本論文的章節安排如下：第一章緒論後，我在第二章整理出 318 運動前的台灣社運史，讓讀者了解本論文的研究對象在台灣的社會運動發展上是座落在什麼樣的位置；第三章進入第一個研究問題的探討，也就是「318 後新興社運組織的理想內部民主圖像」；

第四章與第五章，處理的是第二個研究問題「318 後新興社運組織在實踐理想民主圖像時遇到的挑戰」。其中，第四章從 Freeman 的提醒出發，了解共識決的決策方式在選擇不同組織架構的新興社運組織中是否能夠避免「無架構暴政」的現象。第五章則是試圖回應在審議民主的理論討論中，對於優勢團體依然對弱勢造成宰制的質疑。最後，第六章結論將回顧整篇論文的重要討論與研究發現，並提出與本研究相關的一些現象或問題，

以供未來研究參考。

(32)

19

第二章 318 運動前的台灣社運史

第一節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中社運發展的五階段

在進入正文的分析之前，本章先回顧一下 318 運動前的台灣社運史，這樣的背景知識，有助於了解本論文研究的社運團體在台灣社會運動研究發展的歷史上座落的階段與位置。

台灣歷史上每個時期都可以看見民眾對政府的統治方式表達異議的行動，這裡從台灣在中華民國政權統治之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開始談起。學者蕭新煌（2011）將台灣政治民主化開始的社會運動進行階段分期，從 1980 年迄今，台灣的社會運動歷經了五個階段的變化。見下表所示：

表 2-1：台灣社運生命史不同階段的特色

階段特色

第一階段（ 1980—1986 年）

社運的潛伏、萌芽和集結期。

第二階段（ 1987—1989 年）

社運的勃興期。在這兩階段，社運對台灣新民主的催生有明顯貢獻。

第三階段（ 1990—2000 年）

社運的大抗爭、防堵威權主義反撲和制度化期。在這階段，社運投入台灣新民主的打造。

第四階段（ 2000—2008 年）

社運與原盟友民進黨政府轉向曖昧，被吸納，抗爭力轉弱，但多元化、生活化趨強。在這一階段，社運似乎未能有力地鞏固台灣新民主體質

第五階段（2009—迄今）「第一代社運」再起、再出發，對抗舊威權政體

(33)

20

復辟，「第二代社運」持續多樣發展；期待共同維護和深化台灣新民主。

資料來源：蕭新煌（2011）。

這五個階段的變化與台灣政治的發展息息相關。蕭新煌將 1980 年至 1990 年的社會運動發展以 1987 年解嚴為分野，區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的社運潛伏期，源自 1975 年期蔣中正過世，黨外正式成立。到了 1980 年多位美麗島事件受難者家屬當選中央民意代表，顯示戒嚴 30 年後國民黨對政治的掌控已開始鬆動。1980 年至 1986 年解嚴之前，台灣社會也一舉萌發了消費者、反公害自力救濟、生態保育、婦女權益、原住民族人權、學生自治和新約教會宗教自由等 7 種社運；第二階段的社運勃興期，從解嚴當年

（1987 年）一直到 1990 年，出現了十多種具有政治敏感性或是組織多樣的社會運動。

這兩階段的十年間的社會運動，蕭新煌稱之為「第一代社運」，或稱為傳統社運。第一代社運的有對抗政權宰制尋求自主的性格，也具有尋求台灣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意圖，

這十年間社運組織也逐步發展出前所未見的人力規模，成為專業化、倡議型的非政府組織。

接著，1990 年代第三階段是社運的制度化時期，國民黨本土派的李登輝當選總統，

以軍人身份擔任閣揆的郝柏村對社會運動的壓制力道相當強大。社會對於軍人當政也有強烈的不滿。這個階段的台灣社會運動主軸在於防堵威權主義反撲。直至 2000 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本土的政黨民進黨取得最高領導人之位置，過去十多年與民進黨為盟友關係的社會運動團體或個人也因此得以進入體制或是更容易獲取政治權力。第一代的社運開始走向專業化、組織化，成為政府立案的社會團體，有專職的人員及明確的權責分工。

蕭新煌將 2000 年至 2008 年民進黨執政期間劃作台灣社運史的第四階段，他認為社會運動被體制所吸納，因而抗爭力轉弱。社會運動是透過體制外的方式來達成體制內的改變，發展的脈絡經常是一群人發覺體制內的管道無法真正回應解決問題時，就決定要透體制外的方式來促成或是加速改變。因此，專業社會運動團體的出現並不表示傳統社運不存在，而是民進黨上台後，讓許多社會運動的訴求可以透過體制內的遊說與協商啟動，新的社會變遷訴求出現時也可能優先尋求專業社運團體的協助。在倡議議題上的變

(34)

21

化趨勢上，社會變遷的關注也從整體政治社會結構的改變深入到生活中的各種權力關係面向。蕭新煌將這些強調日常社會中行動主義的社會運動（例如：社區營造運動、社區婦女培力運動）稱做「第二代的社運」。

第五階段是從政黨二度輪替開始起算，2008 年國民黨籍的馬英九先生當選總統。

2009 年中國海基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期間，對台灣主權有強烈意識的民眾帶著中華民國國旗進行抗議，卻遭警察恣意擴權暴力對待，引發黨國威權復辟的疑慮（台灣人權促進會，2014）。網友在網路論壇 PTT 上號召群眾至行政院靜坐抗議，開啟了長達兩個月的野草莓學運，以全台各地大學生及研究生為主要參與者。這不但是 1990 年野百合學運以後首度引起全台學生關注的政治性社會運動，此次運動建立起的全國性青年網絡，

還成為往後數年其它社會運動的動員核心或節點，如反國光石化、反中科、反美麗灣至反媒體壟斷等。

就蕭新煌的分類看來，2009 年的野草莓學運以及之後的社會運動屬於為第五階段的社會運動，是社會運動的「再起、再出發」，一方面因為認為曾為盟友的民進黨已逐漸偏離社運理想，另一方面是國民黨再度執政後社會運動透過體制內改革的希望更為渺茫，從 1990 年代發展至今的專業社運團體必須密集的重回街頭。

第二節青年進入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的研究中，政治機會結構論者將社會運動的成因與發展放在週期性的政治環境中看待與分析，認為每個時期的社會環境以及重大政治事件助長或壓抑了社會運動的產生以及效果。不同世代的民眾因為成長的過程中經歷了不同的政治事件，所累積的世界觀也會有差異。對於社運參與者而言，政治機會結構與個人生命史的交互作用對於社運參與者的意識形態有相當大的影響（McAdam, 2011; 范雲，2003；蔡雅如，2013）。

劉美妤清楚地標記出本世代青年所歷經的政治機會結構：在 1970 年代末期至 1990 年代初期出生，青少年時期就經歷了兩次政黨輪替（劉美妤，2014：114）。根據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的「兩次輪替檢定說」(two-turn over test)，台灣在 2008 年之後和平完成第二次的政黨輪替，已經進入民主鞏固時期，不容易有回到威權統治時代的可能 (Huntington, 2012)。然而蕭新煌的台灣社運史五階段卻指出，2008 年第二度的政黨輪替

(35)

22

之後，第一代與第二代的社會運動卻開始聯手對抗威權復辟。蔡秉璁（2015）指出，參與 318 運動中廣大的青年「素人」參與者對於《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認識並不深，

但是該協議觸及的爭議使得他們藉此確認自己對民主價值的認同，以及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威脅。這些感受雖然是一種「模模糊糊的感覺」，但是已經具有足夠的推力使他們起而參與。這些模糊的感覺，並非憑空出現，而是在台灣的政治民主化過程中進行的政治社會化。

壹、青年的政治社會化：李登輝至民進黨的執政

1990 年代國民黨本土派的李登輝當選總統，開啟了台灣總統直選，民主化及本土化的道路。在國中小的教材上，一改過去蔣氏父子政權 50 年間的大中國史觀及地理觀，

從國文，歷史，地理與公民課程都大幅地加入了認識台灣本土地理，歷史與文化的課程。

筆者在台北長大，父母一輩兒時說方言必被責罰的烙印，使得他們並不刻意教導子女使用母語，面對晚輩也鮮少使用方言，到了 1990 年代後，各種本土語言反而變成正式課程的一部分，方言講得流利還可以參加各種演講比賽為校爭光。政治民主化反映在常民生活中，經常是每一兩年的地方或是中央選舉，候選人打扮的花枝招展，以醜陋雜亂的旗幟與精心製作的廣告與宣傳車轟炸周末甜蜜午休的惱人經驗。在校園裡，從小學的自治市長選舉，到高中，大學的學生會選舉，大概就是大多青年在投票年齡之前，直接參與到最接近外頭代議民主體制的操演。選出學生的代表做為跟校方溝通的管道/橋梁。

成長於反覆操演選舉劇碼的民主台灣，活潑但稍嫌混亂的民主成為青年台灣經驗中難以分割的一部分。

蔣氏政權以來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也就是兩岸模糊地皆對外稱呼中國，但互不干涉對方地對內國名。李登輝執政開始的台灣外交政策，改為更明確的「一邊一國」。民進黨執政後，原則上是承繼李登輝訂下的「一邊一國」原則，在國際上使用「中國民國」、「台灣」、「中華台北」，幾乎已不再使用「中國」的稱呼。民進黨的台獨立場也反映在外交政策上，民進黨政府多次嘗試以台灣名義參與加入各種國際組織，但都不被接受，中國對台灣兩字出現在國際場合的大肆打壓事件時有所聞。在許多兩岸民眾皆有參與的國際賽事中，台灣無論使用中華民國或是台灣名稱，都必然受到中國代表的公開反對。中國對於台灣表示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宣示的不滿，不只是在國際公開場

(36)

23

合中極力壓制，當牽涉到台灣民眾的生命受到威脅之時，中國的這個原則也毫不退讓。

例如台灣 1999 年 9 月 21 日在南投的大地震嚴重的災情，大量的民眾被埋在土石之下，

生命汲汲可危，許多國家友善地派出該國搜救隊前來協助，使得原本搜救的工作能夠稍微加速，然而俄羅斯搜救隊卻因為中國的阻饒而無法來台。

在電視中出現的各級選舉裡，國民黨籍的候選人仍經常獲勝，他們的候選人與官員溫文儒雅，咬字清晰。民進黨也握有某些政治實力，在南部的各級選舉中佔有優勢。立法院裡立委打架相互咆哮的媒體畫面以及選舉期間的雜亂旗幟吵雜宣傳車是民眾對於

「政治」二字的印象。1996 年民進黨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2000 年又當選總統。戒嚴期間受到當局打壓的美麗島世代與當年的壓迫者平起平坐，對許多人而言而言，這表示台灣已經正式向戒嚴時代告別。在許多公共政策上，民進黨是社會運動的盟友，但在地方，社運面對過去的盟友民進黨成為執政者後，卻也讓許多社運人士大失所望。在此種政治氛圍下開始接觸社運場域的年輕人，大多並不信任民進黨，吸引許多學生與年輕人參與的樂生保留運動就是一例。

新北市新莊區的樂生療養院，於日治時代設立後作為強制收容漢生病患的醫療與生活院所。許多院民年輕時被強制收容，大半輩子都住在樂生療養院中，直到 2003 年樂生院突然成為大台北捷運網中的預定地，當時的台北縣府遊說院民搬進附近剛成立的醫院。大樓式的醫院與三合院平房式的療養院在空間感上完全不同，院民原本以為得以安身至終的家卻在老年凋零之時劇變。樂生療養院的拆遷議題引起文化保留、醫療以及殖民歷史等等的討論。網路以及私人部落格的影響力在年輕人社群當中可以與傳統媒體匹敵，樂生的議題透過許多知名部落客的串連及發聲，進入年輕閱聽者的知識疆界。另一方面，許多大學生以及異議性社團也開始在校園當中擴大議題的參與。2006 年樂生青年聯盟成立，每當聽聞台北縣政府將派員去進行拆除，青年便去進行動員去阻擋政府行動。從樂生面臨拆遷之後，台北縣長從民進黨的蘇貞昌，到國民黨的周錫瑋，兩個政黨在台灣社會的民主評價有相當大的落差，但是在面對樂生拆遷時，拒絕溝通，使用警察粗暴強制驅離的做法並無不同。劉美妤（2014）用「一夜長大」形容在抗爭現場發現警察原來不是來保護人民的，尤其是在抗爭現場第一線身歷警察強制驅離的社運青年，看清了國家權力的粗暴本質，逐漸形成對於政黨的基本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