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議民主：由下而上

在台灣，我們習慣的「民主」運作方式，是將集體區分成小單位，各個單位推選出 代表來組成決策核心，他們負責決策，並且發包執行。我們期待各個代表可以完整理解 各單位中所有人的觀點，或是，這個人不見得理解所有人的觀點，但是她所屬的單位仍 然決定授權給她代表單位做決定。在社運組織中，也存在著這種傾向。

民主黑潮在 318 運動期間誕生，並且在立院退場後計畫成為各大專院校學生異議性 社團⁹的全國聯盟。民主黑潮¹⁰學生聯盟是立院佔領期間的 330 大遊行時，以高雄地區大 學異議性社團發起北上聲援的異議性社團聯盟，4 月 1 日至 4 月 10 日他們以追討四大 寇為名，到四位他們認為需要為黑箱服貿負責的大台北地區國民黨立委選區掃街抗議，

每次上街都有一兩千位民眾響應號召。台中地區的異議性社團也響應此行動，上街要求 台中區的國民黨立委蔡錦隆下台。318 期間幾次掃街雖然都像是快閃形式，但是開啟了 各校異議性社團一種全國性合作形式的想像。318 退場之後，這些社團開始考慮進行組 織化成為一個全國性的聯盟。他們以區域作為單位，分成北區、中區、南區、高屏區，

試圖連結各地區大學異議性社團。高雄 Z 大學異議性社團的成員 C5 表示，在這樣的區

8 這點可以從 Clare Saunders(2009)以該計畫資料為基礎對社運團體規模大小分辨的標準看的出來：大型 組織(滿足以下條件之一)有超過 50 萬歐元的年度預算、擁有 100 位以上的志工、有 50 位以上支薪員工、

擁有 10000 名個人成員或是 100 個以上團體成員；小型組織(滿足以下條件之一)則是年度預算少於 1000 歐元、擁有少於 15 位志工、無支薪員工、擁有 100 名以下個人成員。

9 各校的異議性社團成員原本都是在零散的社會議題上碰到面，有一些鬆散的聯繫，例如苗栗反風車，

或是平時的運作方式是一個社團發起行動，其他有興趣的社團來聲援，地區規模的有中部共生音樂季，

更大型一點的合作就是異議性社團聯誼的工作坊(訪談稿 C1、C4)。

10 「民主黑潮」原本是高雄地區的 NGO 團體與學生社團一起上台北參加 330 遊行的行動代號，不過遊 行過後，參與的學生社團有意繼續以這個代號進行更多的行動，也吸引了其他地區異議性社團成員的加 入（訪談稿 C3、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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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聯盟組織中，決策小組應該要由各區域的社團推舉出來：

我們想要的是以學校或是社團為前提，去連結大家，所以每個人、每個組織 都有自己的議程，那在這個前提之下，大家要談的是我們怎麼在各自都有的 議程之下去討論說這個組織可以怎麼做下去，所以他比較像是由下而上去集 結成那個決策權。……這個決策小組的產生方式阿，我們一直認為是由各地 區產生代表再集結成一個決策小組（訪談稿 C5p9）。

對於有意發展成全國性聯盟的民主黑潮，所有成員要經常見面並不容易，代議制似 乎變成是一個理想的決策模式。不過，民主鬥陣與黑島青兩個團體大多數的幹部及成員 都在北部，除了網路上的討論，更多實體的交流與行動都可以在北部辦公室定期舉行。

318 運動退場之際，議場決策核心喊出「出關播種，遍地開花」，以傳遞出反黑箱 服貿運動不因退出議場而結束。在 3 月 18 日之後陸陸續續進到議場內，並且逐漸形成 議場內工作團隊，管理議場內抗爭、物資、對外傳播的人們，將這個口號當作相當重要 的使命，因而成立了民主鬥陣。他們成立組織時的基本待辦事項，便是確認組織的召集 人，並且區分組織內的功能分組。每周開會時，只需要召集人與各部門幹部聚在一起開 會，再將會議紀錄公開給所有人知道。這些代表每半年改選一次。如果是重要的大事，

例如組織架構、目標等，就會全體一起討論。不過，事實上因為網路通訊軟體的發達，

所有的成員仍然可以在線上一同討論組織的大小事。

黑色青年島國陣線是從 2013 年對於服貿議題長期追蹤的團體，事實上在立院佔領 之前，內部成員人數只有 3、5 個人。318 立院佔領期間，黑島青獲得相當高的知名度，

在退場後組織進行重整以及擴編後，有 7、80 位新成員。黑島青中對於服貿議題以及社 會運動較有經驗的舊成員很自然的成為幹部，運作方式與民主鬥陣無異。兩個團體在台 北都有辦公室，主要是因為多數成員都在北部，不過，不在台北的的成員也能夠透過臉 書或其他網路通訊軟體頻繁聯繫、相互溝通。儘管如此，有些成員覺得自己不具有決策 者的身份，而與幹部在互動上必須保持某種份際。受訪者 B3 是一位剛從高中畢業的大 學新鮮人，就是在這一波擴編的階段進入到黑島青的新成員，他描述了有一次自己不小 心「闖入」幹部會議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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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召召開幹部會議，然後我是成員，那時候我在辦公室，那時候莫名其妙就 開會了，可是我人還在那邊，我就有點尷尬，我就不知道說我是應該繼續坐 在這邊，還是我應該要離開這邊。離開這邊好像有點刻意，但坐在這邊好像 又不太合理。最後面我就是決定就坐下來了，我還不只坐下來，我還有就是 發言。所以造成一個制度的錯亂，我那個事情就是造成他們幹部會議跟成員 大會的錯亂，而且他們會造成說，好像幹部就是特別喜歡誰誰誰。所以讓他 可以進來幹部會議，那成員之間可能又會覺得他為什麼可以進幹部會議（訪 談稿 B3p6）。

從這三個團體的運作想像與實況中可以看到，「審議代表模型」都是團體初期運作 時一個相當直覺的民主決策方式。民主黑潮是跨區域的聯盟性組織，民主鬥陣的成員組 成相對封閉，黑島青則是從 3、5 人小團體擴張為 7、80 人規模的團體，雖然三個團體 的特性都不相同，但是，皆有成員認為理想的決策方式是由小單位推選代表組成決策核 心，應以討論達成共識的方式產生。

儘管如此，理想的民主圖像隨著組織的發展以及成員之間的互動，也可能隨之變化。

變化得最快的就是民主黑潮了。民主黑潮在三次跨區域全國大會討論組織章程後，就停 止了運作（訪談稿 C2、C5、C6）。組織停止運作原因之一，便是關於前面 C5 所提到的 組織理想民主圖像，「由各地區產生代表再集結成一個決策小組」的這個代議制民主想 像無法在這草創的三四個月中完全實踐。

從 C5 與 C7 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組織實際運作的情況在好幾個層面上都跟這個想 像產生矛盾。他們兩位是高屏區的積極成員，經常在高屏區內部提出看法，也會去參與 全國大會，提出高屏區的內部討論中的各式觀點。不過，由於高屏區區域會議時，參與 者之間一直仍處於彼此熟悉的階段，對於民主黑潮的組織目標為何、該如何組織也一直 未整合出定見，甚至無法正式確認誰是高屏區代表，全國大會中也有類似的情況。C5 與 C7 一方面希望理事會應該由地方產生，但是他們為高屏區在全國會議中積極蒐集、

反映意見的角色也未正式經過高屏區全體成員的認可（訪談稿 C5p17）。

民主黑潮的情況展現出理想的代議民主制在社運組織草創時期的遇上的矛盾，代議 民主希望代表組織決策的個人菁英權力有全體成員的授權為基礎。不過，在組織草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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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特定個人菁英經常是團體得以成立與運作的重要驅力，同時，組織全體邊界也尚 不明確，這使得到底個人菁英也難以判斷他（們）需要得到哪些特定人的認可與授權。

C5 與 C7 雖然最終成功在大會上通過符合代表制民主想像的組織章程（訪談稿 C5），但 是第一屆總召隨之辭職，組織也失去繼續運行與行動的動力（訪談稿 C5、C6）。

民主黑潮的組織在三四個月內就停止運作，與審議代表模型無法在內部落實有關。

黑島青與民主鬥陣雖然也採用審議代表模型，卻是採取逐步調整組織架構與決策制度的 方式來面對現實條件與理想圖像不符合的情形，走向審議參與制。

我在先前引用的黑島青成員 B3「闖入幹部會議導致（幹部）制度混亂」的一段話，

顯示 B3 可能認為，代表制的圖像是這個樣子：一般成員的意見表達的平台與幹部之間 形成共識的平台，這兩個平台應該隔離而不重疊，才能確保一般成員與幹部的權力不相 互混淆。

這樣的代議民主圖像在成員眾多、跨區域的團體當中可能比較容易蒐羅所有成員意 見、同時得以有效討論與決策的民主決策模式。但是，當一般成員與幹部共享同個團體 運作的空間（黑島青辦公室），而且成員與所有幹部互動頻繁的團體中，這樣的制度圖 像多少會受到挑戰。黑島青第一屆召集人魏揚並不想維持這種幹部權力高於一般成員的 制度，因此後來在成員大會提案將幹部制改為會員大會制，並且廢除總召職位。會員大 會成為最高決策機關，所有的決策在每雙周舉辦的會員大會上決定，但依舊維持部門的 分工，各部門的部長副部長等幹部進行定期的改選。各既有部門的幹部不是決策者，而 是執行者。黑島青正式從代表制走向參與制與代表制的混合。

民主鬥陣以部門分工為基礎的代議制，在組織運作半年之後，也開始參入更彈性、

更有參與性的專案制。與黑島青不同的是，黑島青採用會員大會為決策最高機關起因於

更有參與性的專案制。與黑島青不同的是，黑島青採用會員大會為決策最高機關起因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