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六章 第六章
第六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由宏觀的歷史敘事中不難發現，民初的土匪問題是諸多鄉村問題具體而 微的縮影。民初土匪的生成原因有其所謂的一般性因素：那些貧窮、地形險 阻、可耕地稀少與各省交界的各地區，向來就是土匪的淵藪。然而民國時期 的土匪不管在數量上或是影響層面上所達到的空前活躍狀態，卻是不可忽略 的事實。此一促成土匪活動激化的原因，與民初鄉村社會日益深化的危機有 關。此間包含了頻繁的天災，效能薄弱的行政體系，密集的戰爭與隨之而來 的強徵，甚至地方權力結構的劇烈變動。這些因素彼此交互作用，使得原已 脆弱的鄉村社會秩序瀕臨崩潰，土匪猖獗於是乎成為中國向現代化轉型國家 所必須經歷的過程。
事實上，舊有鄉村社會秩序崩解促使許多為求生存的人們淪為土匪。民 國初年大量的軍事活動，更為土匪提供了充份的舞台；各式各樣的革命活 動、軍閥內戰，且因為動員土匪而益增其破壞力量。民國時期的土匪因此以 新的「兵匪」型態出現，他們時兵時匪，不但採用新式政治符號如「建國軍」、
「自治軍」為包裝，其規模甚至可與軍隊匹敵。且由於土匪綁架外國人之事 時有耳聞，中國土匪活動因此震動了國際視聽，成為外國人印象深刻的中國 現象。
作為歷史事件，土匪活動的蓬勃發展有其因果可尋。對於經歷者而言，
生命中的土匪事件則並不如歷史敘事般條理分明，他們對於土匪事件的認知 往往建立於感情之上。也因此在經歷者的土匪敘事中，其所強調的重點自然
有別於宏觀的歷史眼光。他們的土匪事件經歷是感受性的、片斷不連續而且 受到時空的嚴格限制。
在第一線的親身經歷者－一般鄉民眼中，土匪儼然是地方的實際統治 者，他們與官府、軍隊的差別並不太大，有時甚至是比官府軍隊更佳的庇護 者。土匪與地方權力的關係錯綜複雜，「官匪一家」、「兵匪一家」是鄉民們 的普遍共識。在此基礎上，鄉民對土匪的感情又畏又懼。
然而對那些在「匪禍」中劫後餘生者而言，他們經歷的是一次恐怖、暴 力、慘無人道的生死關頭，也因此在他們的記憶中，土匪是有如惡魔般的恐 怖形象，而這樣的經驗大部份來自於外鄉的土匪。對於鄉民而言，作為庇護 者與作為加害者的土匪角色並不容易混淆；他們對於土匪的評價自有標準。
大體而言，只要土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盡到庇護鄉民的責任，就很容易搏得
「義匪」的好名聲。由此可知，作為經歷者的鄉民，在其土匪敘事當中，乃 是隨著個人與土匪的親疏感受，展現出不同的陳述。
不同於土匪在鄉民間所流傳的多元面貌，為地方記錄歷史之人，其筆下 的土匪形象顯然較為單純。地方史志的編修者，幾為地方鄉紳。隨著民國時 期地方全面軍事化的結果，地方士紳往往肩負起地方防衛的責任。也因此在 地方志書當中，地方防禦史遂成為重要內容，土匪也成為史志中的重要角 色。可想而知，地方史志中的土匪，被清一色的描述為擾害地方的主要敵人；
相反的，那些防禦土匪有功、或是不幸在抵抗土匪過程中罹難的人員，則可 入傳受到史志的表揚。由此可見，作為鄉紳群體貫徹其主流價值的工具之 一，地方志中圍繞土匪的事件與人物被賦予善惡道德形象。
可以看出，不同的經歷者群體會因為身份與關注焦點之不同，而建構起 不同的土匪形象。然而，值得注意者，外國籍的土匪經歷者，卻意外的成為
當中最具影響力的一群。這群所謂的「洋票」，由於「洋人」的身份而免於 真正生命上的威脅。歷劫歸來的他們將此經歷向西方世界廣泛宣傳，「匪國」
因此成為中華民國的象徵與符號。實際上洋票眼中的中國土匪，不但是以「土 匪」的身份而存在，更是以「中國人」的身份被辯識。在「洋票」大量出版 的回憶錄裡面，中國土匪成為新型態的「黃禍」，他們是一群野蠻、殘忍、
骯髒、而又毫無智識的人們。土匪因此被外國人視為待啟蒙、待開化的「他 者」，使得「中國土匪」此一主題故事，不但滿足了西方讀者的異域想像，
並為西方人所謂的「白種人的負擔」此一國際責任作了最好的宣傳。
可以說，「洋票」由自身經歷的神話化過程，將中國人形象固定化與呆 板化，致使西方世界產生中國人等於土匪的印象。而面對外國如此的宣傳，
民初中國知識份子無不直視土匪為「國恥」，同時開啟了對土匪問題的重視。
此一現象尤其在 1923 年臨城劫車案爆發以後所激起的廣大討論中，得以清 楚看出。
然而中國百病叢生，對於知識份子而言，有更多國家政治、軍事及經濟 問題需要關心，是以他們在公共論壇中往往將土匪問題視為國家病徵，而非 病因。在知識份子看來，由於中國惡劣的軍閥政治致使國家政權失去功能，
連帶使得國家建設無法推展，因此國家才會落為「亂國」、「窮國」與「病國」， 而生計無著的人民只好遍地為匪。部份的知識份子甚至更指出，國家政治的 混亂，根因於中國文化道德的墮落。「匪情」是中國社會的、經濟的、政治 的失調現象的晴雨表。
正因如此，負有國家責任的知識份子，往往強調軍事裁兵與農村救濟兩 方面來救「亂」與救「窮」，希冀由根本解決土匪問題。1930 年代大規模的 鄉村建設運動，雖然知識份子將問題的焦點轉移到中國鄉村，但是土匪此一
顯著的鄉村問題卻仍非首要。被稱為中國「最後一個儒家」的梁漱溟，仍舊 將鄉村建設運動視為文化建設運動，而晏陽初等「洋博士」則始終抱持以科 學建設鄉村的態度。
不同於一般知識份子其議題中的「病徵」形象，在那些用寫實主義或革 命現實主義文學來表達其社會關懷的知識份子的文學作品中，土匪卻顯現了 不同的形象。
在深刻的民族危機中，知識份子往往藉由他們所熟悉的古典小說尋找心 目中的強人形象。當清末知識份子在《水滸》豪傑身上，發現已然衰弱的中 國民族所應有的「國民性」──「尚武」精神，急欲擺脫中國「病弱」形象 的民初知識份子亦承襲餘風，轉向土匪身上追尋那些野蠻而質樸、勇敢而真 誠的民族特質，因此在民初知識份子的文學作品之中，往往賦予土匪勇敢無 畏的精神與堅強健壯的體魄。對於民初知識份子而言，「尚武」與「尚力」
仍舊是其民族話語中的基調。此一特色在抗日運動以後更形明顯，土匪便不 時以抗日民族英雄的形象現身。
此類敘事純為文學想像，當城市作家試圖在其寫實文學中展現知識份子 的社會關懷時，土匪大多並未現身，土匪的消息往往只是作家用以刻劃突顯 土豪劣紳醜陋面目的工具。換句話說，知識份子所關懷者亦非土匪本身，而 是將焦點集中於鄉紳群體的惡質化問題上。這種赤裸的揭露社會不公與黑暗 的目的，正是民初知識份子標榜寫實主義之初衷。
相較之下，土匪被認知為被壓迫者。他們最初都是善良的農民，最後卻 走上反抗之路，這是左翼文學特別發揮注重者。由於反抗性為革命必要之原 素，土匪敢於反抗階級，反抗社會不公，因此在左翼文學之中，土匪遂成為 革命者尚未覺醒前最佳的革命榜樣。但也正因為土匪的政治覺悟不夠，最終
還是被中國共產黨打成反動的敵人。
可見知識份子在文學作品中，多呈現土匪勇敢、真實以及其反抗性之特 質。在民國混亂的政治局勢當中，手無權柄、而具改造社會願望之知識份子，
也唯有在土匪身上投射其理想形象。因此是左翼文學從中取得了最多的養 分；政治上的弱勢者欣賞土匪的強悍之美，而非當權者。
綜上所述，在不同的經歷者之間、知識份子的公共論壇裡、或是不同的 文學文本之中，土匪展現出不同的形象。這主要並非民國時期土匪群體之多 樣性所致，而是不同社會群體在其不同的認知經驗與特殊的社會關懷中對
「土匪」進行闡述的結果。
總之，透過不同社會群體的眼睛，我們得以看到一個更不一樣的中國：
為生存惶惶不可終日的鄉民、以防禦土匪為務的鄉村菁英、以西方中心自居 的外國人、為國家民族危亡而擔憂的知識份子，他們在其土匪敘事中表達出 不同的關懷。也就是說，無論上述的不同社會群體間他們距離現實土匪有多 近多遠，他們的不同論述正是此一時代歷史特質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