寧夏固原須彌山圓光寺及相關番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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寧夏固原須彌山圓光寺及相關番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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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繼勝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

提要：本文是作者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利用《明實錄》與明清方志及其他漢藏文史料，對寧夏固原須彌山石窟現存的金大定年間題記、圓光寺石碑諸碑文進行的考釋。認為題記所記為宋崇寧年間敕賜度牒於景雲寺事非金代史實，考證其中番僧党征氏為吐蕃僧，並明確了景雲寺與甘肅靖遠法泉禪寺的上下寺關係。論文就景雲寺正統年間碑文中提到的頒賜大藏經，祈請寺額事跡以及碑文提及的番僧逐個進行了考證，並由此追溯出臨洮寶塔寺尚不為人知的大敏法王與贊善王在隴右住持寺院，以及大慈法王弟子曾駐錫法泉禪寺等史實。通過圓光寺碑文番僧歷史的考察，作者梳理了圓光寺的歷史，考證明代前期藏傳佛教僧人曾深入隴右腹地、

明初早期格魯派在甘肅、寧夏一帶的傳教史跡。

關鍵詞：番僧景雲寺與圓光寺須彌山石窟

引言

須彌山石窟位於寧夏回族自治區固原縣[註 1]城西北五十五公里的六盤山支脈、古石門關遺址。[註 2]在南北長一千八百米、東西寬七百米的幾處沙岩山坡上開窟，現存一百三十二窟，

始鑿於北魏，盛於北周、隋、唐，保存較好的洞窟有二十餘個。[註 3]第四十五－四十九等五個窟分二層開在一直立壁面上，前方有寺院，名為圓光寺。筆者二○○二年夏天前往須彌山考察藏傳佛教遺跡，在第七十二窟東壁南端讀到金大定二十一年刻劃題記，在第五窟大佛像及第四十五窟至第四十九窟窟前圓光寺看到數通石碑。題記距今九百餘年，與石碑相隔也三百餘年，但內容都與「番僧」有關，令筆者欲罷不能！不揣淺陋，對如上題記與碑文進行考釋。天助我行，恰逢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西藏通史》項目啟動，我有幸被邀請赴隴右、河湟及河西考察藏傳佛教遺跡，對碑文涉及的寺院進行了實地考察。

關於須彌山圓光寺及其番僧的歷史，除了零星介紹外，目前還沒有學者加以關注。該寺明正統以前稱為景雲寺，人們猜測景雲寺最初應建於唐睿宗景雲年間（七一○－七一一），

寺名取年號景雲之意，但除了圓光寺明成化十二年的碑文，沒有其他早期文獻的證據。[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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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的史料除了大定題記、碑文之外，尚有明清的方志，如《嘉靖固原州志》云：「須彌山，

在州北九十里。上有古寺，松柏桃李鬱然，即古石門關遺址。」《萬曆固原州志》云：「須彌山，在州北九十里。上有古寺，松柏桃李鬱然，即古石門關遺址。元封圓光寺。」[註 5]嘉靖年間固原兵備副使郭鳳翱撰有〈登須彌山閣〉：「春暮登臨興，尋幽到上方。雲梯出樹梢，

石閣倚空蒼。烽火連沙漠，河流望渺茫。馮欄思頗牧，百代將名揚。」[註 6]乾隆六年刻印《甘肅通志》第四冊卷五記：「須彌山，在州北九十里，上有古石門關遺址，又為逄義山。後漢建義初（五二八），段熲討先零叛羌自彭陽直指高平，戰於逄義山，大破之。」[註 7]可見須彌山原名逄義山，為古戰場，石窟，乃至寺院的建立與戰前的宗教儀式有關，洞窟題記及碑文都證明了這一事實。[註 8]卷十二記圓光寺云：「在固原州西一百里，明正統年建。」宣統元年《固原州志》錄固原八景之一的「須彌松濤」云：「須彌山，古石門關也，距城北九十里。元時敕建圓光寺，梵宇叢聚。今雖多圯，而重垣峭壁，靜可參禪。山坐迥抱勢，崖有釋迦像二，一坐一立，依石雕鑿，生面別開，望之宛然至，其松柏蔥蔚，根枝磐石如龍蛇狀，

風聲謖謖，四時清幽。春日野桃花發，掩映其間，亦足點綴邊關景物也。」[註 9]以下就題記與碑文探討圓光寺及其相關寺院與番僧的歷史。

一、錄文與考釋

(一)須彌山第七十二窟東壁南端金大定題記及考釋

……景雲寺……，聽……，法泉禪寺……持……聖□景雲寺，□聚兵□，祈□之……

及……各一名送名蕃地，眾所推伏之人，住持仂支拔所□□，……售有人住佃隨人地據□一支，度牒一百道，修完後批示，大□□年十月七日，禮部本路經略司管公，修完其度牒，疾速仰給付赴本司交割。敕合准，准敕給降空名度牒一百道，本部已出給……，其□去須至府下，涇源路安撫司主者泹舍一依都省禮□□□□□符到奉行右劄付平夏城仰詳前項，尚書禮部苻內所坐都□□□□□處者右怗，景雲寺蕃僧設令抹，

仰詳前項上須札一內所坐都□，□觀元年十一月十七日，怗須至給據者右令別行，出給公據，付景雲寺蕃僧党征結，准此收執泹使施行。大定四年四月十七日。賜紫順化大師党征芭、山主党征結、賜紫淨嚴大師設令抹、山主党征溫、賜紫密印大師撤底、

監寺党征木、賜紫慈覺大師党征清、講經律論戒師党征（繼？）。

歲次辛丑大定卄一年七月二十九日南佃上石記。[註 10]

1.法泉禪寺與景雲寺、圓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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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出現的法泉禪寺，實際上是指位於須彌山石窟西北，今甘肅長征、屈吳山打臘池一帶、北宋所建懷戎堡東南的法泉禪寺，今在甘肅靖遠縣城東，稱法泉寺或法泉禪寺。《嘉靖固原州志》所錄〈打剌赤碑記〉云：「崇寧元年（一一○二）壬午歲，承朝旨築打繩川。熙河（洮州與河州）帥姚雄駐兵會州，應錢糧運使吳安，憲統制官熙河郭祖德、劉戒，涇原喬松，秦鳳劉德，西築水泉、正川二堡通古會州。三月初，皆畢功。行打繩川，賜名懷戎堡，

隸會州熙河第八將。後三年乙酉歲正月，割隸涇原改第十五將，將官張普，通領人馬東築通懷堡，接涇原定戎，開護道壕。當年八月，卻隸熙河，復第八將。懷戎東南曰屈吳山、大神山、小神山，皆林木森茂，峰巒聳秀，山間泉流數派（脈），以法泉禪寺為額，給田五十頃，

歲賜撥放柴衣。西南白草原，通會州，北有寶積山，產石炭、甘鐵。東北去西壽監軍一百五十里。北去馬練城八十里。」[註 11]

清康熙四十八年纂《靖遠志》卷五錄〈修紅山法泉寺碑記〉及張維《隴右金石錄》卷六載〈建修法泉寺碑〉保留了有關法泉寺和景雲寺的重要史料：

靖遠衛去城東半舍許，有山曰紅山，山之隅有寺曰法泉，創自前代，莫考其詳，但據開城景雲寺碑云：宋崇寧五年，嘗欽賜度牒五百紙至會州大紅山岔法泉禪寺，遣僧党真巴，赴西安隸下景雲而給之。則知法泉為上院而景雲為下院也。我大明開國，兵火之餘，殿廊頹圮，佛像剝落，基址蓬蘺，石殿瑤室俱為土人畜牧之籬。惟石佛十餘座，

洞中風雨所不及而金碧猶有存者。正統乙未（一四三九），僧桑迦班丹，其性慈而純，

其質沈而靜，為京師大慈法王徒，西遊至法泉，觀其山幽而林茂，石冽而泉清，誠修行之善地，證道之勝境也。乃為鳩材庇工，撤其卑陋，廓其故址，始創大佛殿，次葺天王殿、迦藍殿、觀音堂以至山門、僧舍、棟楹、櫰桷，一皆美材而有堅以磚石，塗以丹臒，可以聳人觀瞻。於是守備靖遠都指揮房貴、本衛指揮常敬、陳尊、朱能、路貴、葛全、馮或、吳榮、裴建、連榮、張正倡率僚屬及鄉人之好善者，亦皆樂為之助。

由是壯麗益增，遠近稱為雄剎。成化丁酉（一四七七），都督白公玘經其寺，因詢倡建之由，記載載莫稽。乃命掌衛事指揮路昭具其寺之始末，索餘為記，鐫於石以垂不朽。夫西竺之教，雖與吾儒異，然其導人為善之心則一也。住持桑迦班丹，守大慈法王戒，恒以與人為善之心自許，是以舉百餘年之廢而重新之，然後棲止有地，瞻拜有像，趨善之心油然而生矣。繼而元戎白公命餘記書以昭將來，可謂好善者。餘因以是復之，不知觀者以餘言為是否？

康熙四十八年《靖遠衛志》卷二「寺觀條」記法泉禪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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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法泉寺，在城東十五里，宋崇寧欽賜度牒五百紙至會州大紅岔法泉禪寺，譴僧党真巴給下隸景雲寺。金元為興教寺，明正統建衛於此，景泰間指揮房貴創建大佛殿。

成化丁酉，固原兵備楊冕撰記，儒學訓導徐壽亦撰有記。宏治初也，釋迦班丹以桑迦班丹徒領海音寺都綱事還鄉呈，本寺藏卜札實禮部給札住持。嘉靖壬子，僧圓明葺修廢圮，郡人劉璽撰記。萬曆十年，固原北寺僧寬玉遊此，喜其境幽地寂，可修戒定，

同徒祖通鑿石穿洞為僧院，倚崖建閣，安置經藏，佛像莊嚴。左有懸崖，泉水清冽成池，可供灌注，迥成佳景。有碑記存焉。

方志與碑文提及的景雲寺碑，現已不存，本文所錄圓光寺碑文一碑陰有「得本寺原有石碑係崇寧三十五年九月二十四日，敕賜名為景雲寺……。倒塌，見存基址，石佛身長八丈有餘，……」的句子。證之法泉寺明碑，可知「崇寧三十五年」係「崇寧五年」之誤（徽宗崇寧年號共五年）。此外，須彌山第五十一窟有在北耳室南壁門上小龕東側有「記題耳……崇寧癸未□春十……」，崇寧癸未即崇寧二年（一一○三），可見是在姚雄收復隴干，宋控制了須彌山地區以後，開始修葺破敗的石窟與寺院，徽宗於崇寧五年賜名景雲寺[註 12]，所以，

景雲寺一名或許始於宋。景雲寺碑所記內容為在宋崇寧五年朝廷欽賜度牒五百紙給會州大紅山岔法泉禪寺，並派遣番僧党真巴赴西安屬下（北宋時西安州，位於會州東，今寧夏海原、

西吉境，北宋時須彌山正屬西安州）的景雲寺交付度牒。碑文由此判定兩寺同屬一個大寺，

其中法泉為上院而景雲為下院。這與須彌山第七十二窟金大定題記所記度牒事吻合。題記中的「大□□年十月七日」與「□觀元年十一月十七日」當為「大觀元年十月七日」與「大觀元年十一月十七日」。因崇寧五年為一一○六年，大觀元年為一一○七年。但欽賜度牒是五百紙，實際上給景雲寺的只有「一百道」。洞窟題記中的第一人是交付景雲寺度牒的「賜紫順化大師党征芭」，即法泉禪寺明碑中的「党真巴」，第二位是領取度牒並付收據的「山主党征結」。需要注意的是，眾高僧簽名落款前的「大定四年四月十七日」，景雲寺請度牒事發生在宋崇寧五年至大觀元年，為何落款在大定四年？大觀元年至大定四年，即一一○七年至一一六四年，相隔五十七年，當時送達度牒或領取度牒的党征芭和党征結，假如當時二十歲，大定四年皆已七十七高齡。題記末的「歲次辛丑大定二十一年七月二十九日南佃上石記」

當為金大定時期（一一八一）的人在追記前代發生的事，「南佃上石記」幾乎在說明是碑文的內容而不是人名。

度牒是僧尼出家由官府發給的憑證。有牒的免徵地稅、徭役。唐宋僧尼簿籍，歸祠部掌管，由祠部發放度牒。官府可出售度牒，以充軍政費用。金代售賣度牒風氣極為盛行，《金史》卷五十云：「（大定）五年，上謂宰臣曰：『頃以邊事未定，財用闕乏，自東、南兩京外，命民進納補官，及賣僧、道、尼女冠度牒，紫、褐衣師號，寺觀名額。今邊鄙已寧，其悉罷之。慶壽寺、天長觀歲給度牒，每道折錢二十萬以賜之。』」至承安二年，又「賣度牒、

師號、寺觀額」[註 13]。以往，學者認為第七十二窟金代題記所述為金代修窟事。[註 14]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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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對題記和相關碑文的分析，雖然金代出售度牒風氣極為興盛，但七十二窟所述乃宋崇寧年間度牒事而非金事。明顯的例證之一是題記中的「涇源路安撫司」，為北宋建制，統轄渭州、涇州、原州、西安州、會州、德順軍、鎮戎軍和懷德軍，而金代固原及須彌山一帶屬於鳳翔路，「涇源路安撫司」無從說起。

大定題記中提及的平夏城與「平夏」是兩個概念。「平夏」得名於南北朝時赫連勃勃所建夏國。[註 15]《資治通鑑‧唐紀》卷二四九註引趙珣《聚米圖經》云：「党項部落在銀、夏以北，居川澤者，謂之平夏党項；在安、鹽以南，謂之南山党項。」這些党項在唐末開始活躍。《萬曆固原州志》「官師志」云：「吐敦諸部落在平夏」，可見「平夏」為党項部落名。

「平夏城」乃宋代所建新城，位於今寧夏同心縣以南，北宋懷德軍駐地，南距須彌山八十餘里。宋紹聖四年（一○九七），「宋知渭州章粢築城於好水河之陰，出兵爭之，敗績。城成，

名平夏。」「粢上言，城葫蘆河川，據形勝以逼夏。宋帝許之。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路之師，陽繕理他堡壁數十所，自示其怯，或以粢怯，請曰：『此夏人必爭之地，夏方營石門峽，去我三十里能奪而有之乎？』粢又陽謝之。陰具版築守戰之備，率四路師出葫蘆河川，築二城於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夏人聞之，率眾來爭。粢令姚雄部熙河兵策應，

與夏人鏖斗，流失注肩，戰益厲。夏師引卻，追躡大破之，斬首三千級，俘虜數萬。先五日折可適敗於沒煙峽，士氣方沮，雄賈勇得雋諸道，始得並力。二旬有二日，城成，賜名『平夏』」[註 16]。須彌山第五十一窟南耳室右壁刻有「紹聖四年（一○九七）三月二十三年收復隴干姚雄記」的墨書題記。[註 17]所以，當時雖然包括須彌山在內的固原一帶屬北宋統轄，

但西夏人在此仍然活動頻繁。[註 18]南宋金時，須彌山一帶歸金統轄

2.番僧党征

題記中出現了大量的「党征」姓賜紫僧人，為我們瞭解北宋至金的僧官制度提供了豐富的資料。賜紫、賜緋本是唐代官制中一種服飾制度，以職官的服色表示職位的高低，三品以上賜紫色袍，五品以上賜緋色袍，後來這樣的制度也施於僧、道之職位較高者。如《舊唐書‧

輿服志》卷二十五：「貞觀四年又制：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上服緋。……賜諸衛將軍紫袍。」

《舊唐書‧元稹傳》卷一六六：「朱書授臣制誥，延英召臣賜緋。」北宋時仍然沿襲這種制度，西夏遼金仍然如此。[註 19]從題記署名我們可以判定宋金時期的景雲寺是一個非常大的寺院，除了兩位山主和監寺外，賜紫僧人就有順化大師、淨嚴大師、密印大師、慈覺大師及講經律論戒師等五人。

大定題記中提及的番僧皆冠以「党征」，表明此為當時的番姓，因為西夏人曾在這裡活動並與其他民族雜居，筆者最初懷疑党征可能是西夏的複姓，但目前沒有找到作為西夏複姓的例證，只是在西夏漢文《雜字》的漢姓部分找到「党」之單姓。[註 20]況且題記所錄史實發生在北宋崇寧年間，「番僧」並不能只理解為西夏僧。[註 21]考之漢文文獻有「党征」者，《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二：「丁酉，西蕃王子益麻党征降，見於紫宸殿。」《西夏書事》云：「（大安八年十月一○八二）西蕃益麻党征來降。党征，董氈弟[註 22]。初，梁氏以官爵啖董氈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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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不受。党征心慕之，乘間走投夏國，梁氏使居於懷德軍。」《宋史》云：「唃廝囉氏舊據青唐，置西寧州，董氈入朝，其弟益麻党征走西夏。大觀中，羌人假其名歸附，童貫奏賜姓名趙懷恭，官團練使。至是党征自西寧求歸，貫懼事露，議者希貫意欲絕之。驤謂貫欺君，

請辨其偽。貫怒，將厚誣以罪，會敗而止。擢京兆府等路提舉常平。」[註 23]〈劉延慶傳〉又記「（宋政和七年，西元一一一七年）益麻党征叛降於宋。唃廝囉氏舊據青唐，方董氈入朝於宋，益麻党征走西夏來降。大觀間，羌人假其名以附宋，宋優待之，賜名趙懷恭。至是，

宋劉延慶來攻成德軍，夏酋賞屈被擒，益麻党征遂降於宋。」[註 24]「益麻党征」，又寫作「尼瑪丹津」或「尼瑪丹怎」[註 25]。藏文作nyi-ma-bstan-vdzin。此人經歷甚為奇特，建炎元年（一一二七）被南宋封為隴右郡王，賜姓名為趙懷恩。金人佔據隴右河湟，益麻党征前往四川閬中投靠南宋[註 26]。可見，益麻党征活動的大觀年間正是第七十二窟題記中景雲寺番僧「党征」

請求度牒的時間，此党征可以視作彼党征。

《宋史‧吐蕃傳》卷四九二，另有「蘇南党征」者，為阿里骨弟，瞎征的叔父。《長編》

則記「蘇南党征」為「索諾木丹怎」，藏文當為bsod-nmas-bstan-vdzin [註 27]。可見「党征」

一詞當時是藏語bstan-vdzin 的音譯，而且文獻中常簡稱「党征」。據此，我們可以判定，須彌山金大定題記出現的諸多「党征」應是藏族姓名，然而，這麼多的「党征」同時出現在人名中，似乎很難理解，或許「党征」已經演變成一種姓氏。《宋會要‧西涼府》提到居於渭州的吐蕃「党宗族」或許就是「党征」的異名。《宋史‧吐蕃傳》記有團練史「党令支」。

另，《宋史·趙珣傳》錄渭州有「党留族」，《皇宋十朝綱要》卷六錄秦州有「党令征」[註 28]，渭州在今天的平涼、涇原一帶，緊靠固原；秦州於渭州西南。可見當時以「党……」作為吐蕃族名極為習見，我們在靠近固原的甘肅靖遠、會寧、環縣、涇川等地能夠找到很多有「党」

的地名，如党家水、党家川（靖遠），党家峴（會寧），党家（環縣），党原（涇川）等。

另，筆者以為《明實錄》中提到的西番寨「党者木」，恰好就是宋時的「党征」[註 29]。

宋時吐蕃人廣泛居於固原一帶，《宋史》〈吐蕃傳〉云：「（吐蕃）自儀、渭、涇、原、

環、慶及鎮戎、秦州暨于靈、夏皆有之。」金代居住的「番僧」很可能是吐蕃唃廝囉部後裔。

《金史》卷九十一〈移剌成傳〉附結什角云有金主詔令：「詔曰：『遠人慕義，朕甚嘉之。

其遣能吏往撫其眾，厚其賞賜。』」這是指唃廝囉五世孫、木波部首領結什角投靠金事。木波部在唃廝囉政權解體後曾短暫歸宋，一一二七年，金滅北宋，陳兵西向。一一三一年，金人撫定洮岷河湟一帶後，木波族長降金。金大定二年（一一六二）一說四年（一一六四）結什角被木波族酋長和與洮州喬家族首領播逋等四族人立為四族長，號為王子，疆界八千里，

統轄四萬戶。金臨洮尹移剌成詔降之，乃率四部族歸金，進馬百匹。仍請每年供馬。[註 30]

《金史》卷一○七〈張行信傳〉云：「及見省差買馬官平涼府判官烏古論桓端市于洮州，以銀百鋌幾得馬千匹，云生羌木波諸部蕃族人戶畜牧甚廣。」從以上益麻党征附宋，後人附金的史實分析，唃廝囉後裔承襲益麻党征的「党征」作為姓氏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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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定題記中的「設令抹」、「撤底」及「仂支拔所」也都是番僧名字，但不知藏文如何還原。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法泉禪寺明代的番僧，這與須彌山圓光寺的情形完全相同。法泉禪寺明代成化年間碑文中記載，正統乙未年（一四三九），有「僧桑迦班丹，其性慈而純，

其質沈而靜，為京師大慈法王徒，西遊至法泉，觀其山幽而林茂，石冽而泉清，誠修行之善地，證道之勝境也。乃為鳩材庇工，撤其卑陋廓其故址始創大佛殿，次葺天王殿、伽藍殿、

觀音堂以至山門、僧舍、棟楹、櫰桷，一皆美材而有堅以磚石，塗以丹臒，可以聳人觀瞻」。

並誇讚「住持桑迦班丹，守大慈法王戒，恒以與人為善之心自許，是以舉百餘年之廢而重新之，然後棲止有地，瞻拜有像，趨善之心油然而生矣。」這段記載說明大慈法王的弟子桑迦班丹重修了靖遠法泉禪寺，在藏傳佛教影響較弱的寧夏西部和甘肅東北部，建立如此規模的藏傳寺院，本身就是一件非凡的事件，況且此桑迦班丹（藏文作 sangs-rgyas-dpal-ldan）乃大慈法王之徒[ 註 31]！大慈法王是明代所封三大法王之一、宗喀巴大師的弟子釋迦也失

（shvakya-ye-shes，一三五二－一四三五）。明朝曾於永樂六年（一四○八）、永樂十二年（一四一四）先後兩次譴使召格魯派創始人宗喀巴進京，大師因為大法會和患病未能成行，但第二次派遣弟子釋迦也失前往，永樂十三年被封為「西天佛子大國師」，十四年辭歸。宣德九年再入朝，明宣宗留之京師，封為大慈法王（byams-chen-chos-rgyal），宣德十年（一四三五）

法王辭歸，圓寂於歸途。[註 32]作為大慈法王的弟子，在正統四年「西遊至法泉」，是在法王圓寂之後的第五年，而且西遊至此的原因可能是護送法王的回藏途中，在法王圓寂後滯留於此修建了法泉禪寺，[註 33]因為法王由藏返京時確實是走由西北一線。[註 34]

《明實錄》正統十一年二月丙辰條有「……靖虜衛剌麻桑迦班丹……來朝」的記載，可見他已經駐錫於此並建寺、授徒、講經。康熙《靖遠志》卷二「寺觀條」記：「集慶寺，明成化十年番僧桑迦班丹以衛城新展隙地修建，（成化）二十一年，其徒端竹藏卜告請賜今名，

禮部有札，金城前監察御使趙英撰記。」筆者於道光《靖遠縣誌》卷六「藝文志」檢出趙英所撰〈集慶寺碑記〉其文記載該寺建於明成化年間，「城東一舍許有寺曰紅山法泉，乃古剎也。歷代以來歲久頹敝，適大慈法王弟子桑迦班丹者，戒行專確，時出遊住錫此地，遂葺廢為新，疏涸為通，而習儀拜賀始有在矣。越四十年，成化乙未增廣城基，離寺遂遠，桑迦乃率其徒發願募材新城內擇善地一區而修建焉。乃請額於上，上賜名『集慶』且承禮部檄，授其徒端竹藏卜為寺住持。」康熙《靖遠志》卷四「隱逸仙釋條」又云：「也實班丹為桑（迦）

班丹法徒，居紅山寺嚴修戒行，將入涅時前三日，具饌召舊遊以別，且戒其徒從曰：『吾於某日某時歸涅矣。』至期沐浴，面西坐化，屹然如生。」[註 35]以上史料中出現的桑迦班丹弟子有藏卜札實（gtsang-po-bkra-shis 禮部給札法泉禪寺住持）、釋迦班丹（海音寺都綱）、端竹藏卜（don-grub-bzang-po 集慶寺住持）、也實班丹（ye-shes-dpal-ldan）等四人。

桑迦班丹等在靖遠建寺並傳法的史實在藏傳佛教格魯派的發展史上具有異乎尋常的意義。現今學術界認為，雖然大慈法王在永樂年間赴京，但大師在宣德十年圓寂後，此王傳承

(8)

遂絕。格魯派明初在甘青地區的寺廟，見諸史籍的是今青海民和縣南川口鎮的靈藏寺和供奉釋迦也失舍利的正統七年所建弘化寺，[註 36]但其師承不明。明正統四年和成化二十一年間建立的格魯派寺院、靖遠法泉禪寺和集慶寺及其明晰的上師傳承見諸成化碑文，對研究早期格魯派在甘青傳教的歷史至為重要！

(二)圓光寺諸碑文及考釋

圓光寺已知的石碑共有四塊，最早的是宋崇寧五年敕賜景雲寺碑，但此碑現已不存，張維《隴右金石錄》著錄此碑，但無碑文，詳見前述。宣統《固原州志》曾提及明圓光寺碑，

但無完整錄文。[註 37]現存三塊石碑，碑陰碑陽都有文字，其中兩塊為成化四年立，分別為碑文一「敕命之寶」（碑陽），「敕賜禪林」（碑陰），碑首有蘭札體梵文六字真言裝飾；碑文二「敕賜圓光」，即「敕□圓光禪寺記」（碑陽），圓光碑記（碑陰）。碑文三為成化十二年立「重修圓光寺大佛樓記」（碑陰陽兩面鐫文），現立於大佛樓之前。碑文四為康熙三十七年立「重修須彌禪院碑記」，原碑已佚，僅存碑文。

碑文一：敕命之寶（紫紅砂岩，136×83×28 釐米，立於圓光寺院）碑陽

敕命之寶

皇帝聖旨：朕體名山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賜天下用廣流傳。茲以□□安置陝西平涼府開城縣圓光寺，永充供養，聽所有□□、僧徒看誦、讚揚。上為國家延釐，下與生民祈福。務希□□守護，不許縱容閒雜之人等，

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遺失，敢有違者必究。

正統十年二月十五日。

碑文一：碑陰

敕賜禪林（成化四年）

禮部為求請寺額事，於禮科抄出陝西平涼府開城縣舊景雲寺僧綽吉汪速奏照，得本寺原有石碑係崇寧三十五年九月二十四日，敕賜名為景雲寺……。……倒塌，見存

(9)

基址，石佛身長八丈有餘，臣思係古剎，發心將自己……，蓋佛殿、廊廡、方丈俱已完備，緣無寺額，如蒙伏望聖恩憐憫，乞賜寺額，俾臣住持朝暮領眾焚修，祝延聖壽，

以圖補報，實為便益。正統八年二月十四日。通政使司官於奉天門奏。奉聖旨與他做圓光寺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參照前事，擬合通行□□□行，劄付本僧前去。本寺住持恪守戒律，領眾焚修施行。此系欽賜額名寺院，毋容僧俗軍民人等攪擾褻慢，不便須至。劄付者

禮字貳百參拾肆號

右劄付圓光寺住持僧綽吉汪速准此正統八年二月二十四日對同都吏俞亨劄付押押

肅府[註 38]承奉尚覺果阮道和黃斌典官□源……

黔寧王[註 39]孫□倫善友楊……

平涼府承事郎開城縣知縣太原吳祥儒學……

守禦固原州右千戶所千戶保安阿通百戶李……

甘州群牧千戶所[註 40]致仕千戶孫士賢千戶孫銘百戶劉□□

平涼衛[註 41]指揮僉事□□群牧所善士彭衍陸通李銘楚府海剌都[註 42]操守靖虜衛昭勇將軍指揮使房鑒……

敕賜大能仁寺覺義端竹巴都綱馬剌麻覺了覺悟……消災保□

苑馬寺黑水口[註 43]善友徐守真金守正唐守忠包□ □□□ 徐永大明成化四年歲次戊子孟夏吉旦立金陵朱顯[註 44] 何□□ 王伯剛

1.綽吉旺速與正統十年頒賜大藏經

成化四年由朱顯所立石碑共二通，碑文一「敕命之寶」主要敘述寺院正統年間事。碑陽記述正統十年敕賜大藏經，碑陰主要記載寺院簡史和番僧住持綽吉旺速祈請寺額事。關於綽吉旺速（藏文為 chos-kyi-dbang-phyug 或 chos-rgyal/rje-dbang-phyug）的生平事跡不詳，由於靖遠法泉禪寺與景雲寺關係密切，筆者推測他與法泉禪寺正統年間修復寺院的桑迦班丹一樣，都是大慈法王的弟子。[註 45]《明實錄》正統七年十二月癸巳條記：「……景雲寺剌麻綽吉汪速等來朝……」可見他是在正統七年十二月前往京師為寺院祈請寺額，歷時三月，正統八年二月二十四日禮部正式頒發寺額。至正統十年又敕賜大藏經一部，但圓光寺所賜大藏經今佚，具體情形不得而知。筆者在甘肅武威博物館及張掖西夏時建立的大佛寺同樣看到正統十年敕賜大藏經的聖旨及著名的「張掖金經」，從中我們可以知道圓光寺佛經的詳情。例如

(10)

武威博物館藏聖旨云：「皇帝聖旨：朕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殿，

頒賜天下用廣流傳。茲以一藏安置陝西涼州在城大寺院，永充供養，聽所有僧官、僧徒看誦、

讚揚。上為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希敬奉守護，不許縱容閒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

致有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究治之諭。正統十年二月十五日。」這與圓光寺敕賜碑文幾乎完全相同，只是換了其中的幾個字，時間也完全符合。張掖大佛寺收藏的「金經」，恰好就是御賜《北藏》佛經[註 46]，此經又名《明北本大藏經》或《永樂北藏》，今名《大明三藏聖教北藏》，為明朝宮廷刻本大藏，開雕於明遷都北京後的明成祖永樂十九年（一四二一），完成於明英宗正統五年（一四四○），共收經一千六百二十一部，六百三十六函，六千三百六十一卷，折裝成卷，以千字文編次，「天」至「石」，每版二十五行，折為五頁半，每行十七字，其經首版畫以藏漢結合的風格刻成。可見當時圓光寺是非常著名的大寺，故獲賜《北藏》一部。

圓光寺碑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現了北京大能仁寺的僧人：「敕賜大能仁寺覺義端竹巴

（don-grub-pa）、都綱馬剌麻、覺了、覺悟……消災保□。」因為提及番僧，此「大能仁寺」

為北京大能仁寺無疑。大能仁寺原為南京的寺院，稱為「能仁寺」，是明初敕立的國家五大寺院之一，原在南京古城西門，建於劉宋元嘉中，洪武二十一年毀於火災，明太祖下令將寺徙於城南聚寶門外二里之地，明遷都北京後，南京能仁寺仍存[註 47]。北京的大能仁寺正是承襲南京能仁寺而來，該寺在北京西城兵馬司胡同以北，其地因寺而名為能仁寺胡同，該寺現已不存。《日下舊聞考》卷五十記：「大能仁寺，洪熙元年因舊重修。」又引明禮部尚書胡濙〈大能仁寺記略〉碑文云：「京都城內有寺曰能仁，實元延祐六年開府儀同三司崇祥院使普覺圓明廣照三藏法師建造，逮洪熙元年，仁宗昭皇帝增廣故宇而一新之，特加賜大能仁寺之額，……正統九年甲子七月立。」[註 48]《明實錄》多有大能仁寺的記載[註 49]，此寺為京師番僧居住的四大寺院之一，如《明實錄》正統元年五月丁丑條：「番僧有數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國師、曰國師、曰禪師、曰都綱、曰剌麻、俱光祿寺支待，有日支酒饌一次、二次、三次又支廩餼。上即位初，禮部尚書胡濙等議減去六百九十一人，正統元年五月，濙等備疏慈恩、隆善、能仁、寶慶四寺。番僧當減去者又四百五十人。」景雲寺在正統八年祈得寺額「圓光寺」志慶之時有京師番僧大寺覺義和都綱祝賀，可見此寺當時的地位。

不過，大能仁寺僧人也經常前往隴右，下面的史料說明北京大能仁寺的僧人前往臨洮的情形，

《明實錄》成化十三年十二月癸卯條：「禮部奏：大能仁寺都綱舍剌藏卜並靜修弘善大國師鎮（鎖）南堅參（bsod-nams-rgyal-mtshan）等，奉命往臨洮等處回，各獻馬，駝等物。」所以，北京大能仁寺的番僧來到須彌山景雲寺似乎不難理解。

碑文二：敕賜圓光（紫紅砂岩，108×80×30，立於圓光寺院）

碑陽（成化四年）

(11)

敕賜圓光

敕□圓光禪寺記

欽差鎮守靖虜等處定國將軍參將河南劉清守備固原州定遠將軍□揮同知……

苑馬寺承事郎長樂監正建安……

鄉貢進士平涼府學訓導三山林芝……

□釋氏之教，其來尚矣。迄古迨今，未嘗不同聖……。□□皎如日星，可一覽具見。降而考之宋崇寧……，太祖皇帝，龍飛淮甸，混一區夏，乾坤定位，日月天□。

茲寺古常以為聚兵祈禱之地，名山勝境，喜……柏繞還寺有峰巒參揖，誠邊秦古寺之傑出者也！……受番僧教因而據其地而開山創業焉。遂收古賜田地……十有餘。今住持僧姓陳，諱覺進，號大方，孤峰高徒也。祖系……志，永樂元年發心出家，禮孤峰為師。是人胸次湛……喜能繼所志。正統五年，大方詣□請給度牒。住持談禪問道，

明心見性。上則……□靡忻羨。本寺經歷風雨蓋亦有年，不能無□。大……。吾眾或捐金帛，或饋貨賄，命工重建。前後二殿，東西……□復廟重檐刮楹達鄉奚踰於是耶。

茲非有為之士……十二年，大方復詣□□情，意其自古敕賜禪林，願錫褒寵，伏蒙皇上聖渥之恩，輒賜璽書，易匾曰圓光，降經一藏。上則為國家祝釐，下則與生民祈福。

茲寺僧眾可謂榮歟。至成化四年時……，欽差鎮守靖虜等處定國將軍參將河南劉清，

乃秦地方西……輪奐新美，青紅之錯雜，丹堊之炫耀，可以動人視見，可以……，時大方年已七十有八矣！使不刻其名，則後人因何以見其善哉。……求言以彰之。予曰：

「人生天地之間，當建善功揚美名也。」今大方……遺址。緣無良工美製，大方一旦奮然忞募良緣，俾斯寺幾頹而復立哉。……視夫紛紛仗佛務私者，猶□□之重輕，鵬鵠之巨細，砥玉誠偽之殊……廷矣，則後人之覆斯地也，登斯堂也，莫不指曰大方建前殿，亦莫不曰大方……□修者亦從大方可肇矣。是功也，不惟揚名於一時而又激勸於後日，不……□休於千百世也。將與佛寺相為興廢；將與石碑同為悠久，後之思睹大方。今書□□碑以紀其不朽。云時

大明成化四年歲次戊子孟夏吉旦立金陵朱顯何□□ □□□

碑文二：碑陰

圓光碑記（成化四年）

(12)

本寺住持長老喃噶堅參□□□

僧人堅敦監參領占班丹喃噶鎖南 □□荅……

綽志剌竹戒月 □□□□ 普惠忍巴堅參……

忍巴扎忍巴亦參忍巴□[註 50] 定聰定忠普□……

普滿定海沙密普成普澄

居士普果普信普□ 普……

寶塔寺僧人端岳領占洪□ ……

甘州群牧千戶所……□

彭衎薛普惠林□ □□ □□ 林……

饒山何全饒□ □□ 高□ 丘彥齊（？）……

黃堅（？）覺通袁□ 通……

陝西苑馬寺帶管黑水口……連文金守□……

嚴守祥劉通……徐文華計□……

劉騰霄 □通玄 □□ 孫敡（敭？）陳守明 □……

周禎袁得徐璟欒清郭宣欒慶祁榮[註 51]……

平涼衛右千戶所善士孫義……

……

圓光寺成化四年的兩塊碑頗覺蹊蹺，初看兩碑的住持番僧皆不同，實際上兩碑記述的時間不同，筆者以為正統十年的敕賜頒藏碑及碑文是當時的舊碑及碑文，成化四年又在碑陰補鐫正統八年敕賜寺額及住持綽吉旺速事跡，他是在倒塌的景雲寺舊址上修復殿堂召聚僧人，

祈賜寺額。金陵朱顯所立的碑文二「敕賜圓光寺碑記」碑陽，首先介紹此寺「誠邊秦古寺之傑出者也」！並承認「受番僧教因而據其地而開山創業焉」。然而，碑文又記「今住持僧姓

(13)

陳，諱覺進，號大方，孤峰高徒也。祖系……志，永樂元年發心出家，禮孤峰為師。是人胸次湛……喜能繼所志。正統五年，大方詣請給度牒。住持談禪問道，明心見性。至成化四年時，……時大方年已七十有八矣」！由此可見，大方在綽吉旺速正統七年出現在景雲寺時早已在此寺，故有大方正統五年請求度牒事。其師為「孤峰」[註 52]。正統七年赴京乞額是番僧前往，可以考慮番僧進入景雲寺大概是在正統初年。另外，成化四年，大方已經七十八歲，

此碑碑陰的「喃噶監藏□□□」等當為成化四年時圓光寺的住持，而不是大方。而正統年間的綽吉旺速已不在此寺了。

此外，碑文二碑陰「圓光碑記」很多在番僧名字，其中「本寺住持長老喃噶堅參□□□」，

藏文當為 nam-mkhav-rgyal-mtshan-dpal-bzang-po。這位「喃噶堅參□□□」會不會是「西番贊善王」？

明代在藏區共封五王，贊善王著思巴兒監藏（chos-dpal-rgyal-mtshan）管轄甘青藏區，《明史》稱其為靈藏僧，有說「靈藏」即今謂之林倉（gling-tshang）者，其地在康區[註 53]，但與贊善王活動的事跡並不相符，其職是管理甘青，為何居地在四川？有學者認為「靈藏」本部族名，其地在西寧、河州一帶[註 54]，此說為是。今青海民和縣川口鎮南尚有明永樂年間所建靈藏寺。[註 55]

著思巴兒監藏於永樂四年遣使入貢，受封灌頂國師，永樂五年（一四○七），加封贊善王。洪熙元年（一四二五）卒。其從子喃噶監藏襲贊善王位。正統六年（一四四一）喃噶監藏因年老奏請令長子班丹監剉為贊善王，不許。成化十八年，「遂封賜喃噶堅粲巴藏卜為贊善王。弘治十六年卒，命其弟端竹堅咎嗣。」應該加以區別的是，「喃噶堅粲巴藏卜」[註 56]

與洪熙元年所封「喃噶監藏」為不同的兩位贊善王。「喃噶監藏」，藏文作nam-mkhav-rgyal- mtshan，「喃噶堅粲巴藏卜」，藏文作 nam-mkhav-rgyal-mtshan-dpal-bzang-po。圓光寺碑文中的「喃噶堅參□□□」應是「喃噶堅參巴藏卜」，《明實錄》確實將此王也寫作「喃噶堅參巴藏卜」。因為此僧住持圓光寺是在成化四年，至成化十八年被封為贊善王，《明憲宗史錄》

成化二十一年三月甲午條尚有「陝西洮州靈藏贊善王譴僧洋札巴等……來朝」的記載，確鑿表明贊善王居地就在隴右。圓光寺是敕賜寺院，贊善王又管理並活動在這一地區，況且碑文所錄皆當時的政教名人，如立碑的皇族「朱顯」，「欽差鎮守靖虜等處定國將軍參將河南劉清」，臨洮府都綱寶塔寺僧等，所以，碑文置於至尊首位、名為「喃噶堅參□□□」的「本寺住持長老」，當為成化十八年的贊善王。此王二十二年後卒（弘治十六年），當時（成化四年）應是盛年，並未襲贊善王位，故稱「長老」而沒有稱其封號。[註 57]

必須注意的是，《明實錄》另錄有「喃噶堅粲巴藏卜」，為輔教王，但其活動事跡年代與圓光寺碑文所載不符。[註 58]

碑文中出現的番僧名「堅敦堅參」和「綽志剌竹」，藏文分別為dge-vdun-rgyal-mtshan （?）

和chos-kyi-blo-gros。《明英宗實錄》正統十三年十二月戊辰條記載圓光寺，景雲寺番僧朝京，

(14)

云：「……平涼府開城縣圓光寺番僧謹敦藏卜、岷州等府衛大崇教等寺番僧公噶堅參、剌麻速南藏卜、忍巴星吉等、平涼府景雲寺番僧綽吉羅竹等……來朝，貢馬及降香、佛像、舍利等物。」這位圓光寺的番僧謹敦藏卜，藏文作 dge-vdun-bzang-po，與碑文中的堅敦堅參名字不同，應是圓光寺碑文沒有提到的另一位番僧。但景泰七年十一月戊辰條提到的都綱「錦敦堅參」當為「堅敦堅參」的另一種寫法，藏文完全相同。而碑文中的「綽志剌竹」，正是《明實錄》中被稱為「景雲寺番僧」的綽吉羅竹！可見，在正統七年，番僧綽吉旺速朝京，得賜景雲寺住持僧，正統八年賜寺額「圓光寺」後，過了五年，正統十三年又派番僧入京朝貢。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仍然使用「景雲」和「圓光」兩個寺名。似乎，英宗賜額之後，景雲寺之名並未立即廢除，或許大佛樓沿襲景雲寺舊名，番僧另在今圓光寺區處擴建了圓光寺。

碑文中的領占班丹在《明實錄》中同名者，是岷州大崇教寺的僧人，如「陝西岷州大崇教寺國師鎖南藏卜（bsod-nams-gtsang-po）遣番僧領占班丹（rin-chen-dpal-ldan）……等來朝」

（景泰五年四月甲辰條）。另，《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大慈法王傳亦有領占班丹：

「封領占班丹為大慶法王，給番僧度牒三千，聽其自度。或言，大慶法王，即帝（武宗）自號也。」[註 59]但還沒有找到與碑文時間吻合的領占班丹。

碑記中「寶塔寺僧人端岳領占、洪□、……」提及的寶塔寺，經筆者調查，該寺位於今甘肅省臨洮縣城東廣福巷，是明時在元臨洮大寺的基礎上建立的五小寺之一，現存的小寺是在原址的基礎上建成的。臨洮大寺據說是八思巴建於一二七一年至一二七四年，此間八思巴居住在臨洮。關於八思巴建臨洮大寺，除了方志（宣統《狄道州續志》卷一）的簡略記載，

筆者目前沒有看到確鑿的史料，但此寺與八思巴的關係是確定無疑的，《安多政教史》記載：

臨洮城也叫香根寺。〈達溫傳〉中說：「在這座城市裡，有達溫巴奉眾生怙主八思巴供施雙方的命令修建的寺院，當年聚集著數千名僧伽。」「貢瑪供施雙方前來視察時，

由於皇上對上師極為崇信，要求要經常看得見上師的身相，聽到上師的講說，不能有所分離。上師指示說：『造一個和我相似的像！』乃以最佳妙的香木雕造了一尊上師的像，它在一個時期內，化為真實的上師，講經說法。」

這尊稱為八思巴大師的木像，作為寶積寺的主要依止聖物。後來有一位叫做西華康的喇嘛，自衛地來到這裡，由他把寺院改為格魯派，把內修法王供奉作護法。因興修了三座大塔，又稱為寶塔寺。《第二世一切知嘉木樣全集》有嘉仁巴‧楚丞丹巴請求為臨洮噶丹卻丕林寺撰寫寺規，可能就是給這座寺寫的。[註 60]

(15)

據筆者訪問寶塔寺的住持，八十四高齡的本靜法師，他說薩班赴涼州時將兩個侄子留在臨洮，寺中原有八思巴的銅（木？）像，每年四月十二日臨洮有供奉八思巴像在城內巡遊的習俗，可見八思巴與臨洮大寺的建造確實有關。

甘肅省圖書館藏《蘭州府志》卷四云：「狄道州之舊土城俗名番城。」《臨洮府治》卷六：「僧綱司府在府治東北寶塔寺內」，並記載臨洮當時有眾多寺院：「狄東嚴寺在城東一里，西嚴寺在山麓，圓通寺、寶塔寺（司儀於此）、普覺寺、廣通寺、正覺寺、安積寺、報恩寺、法輪寺、永寧寺、臥龍寺、乾清寺。」張維《隴右金石錄》卷六云：「臨洮為陝西最西，府治密邇，西番時有高僧卓錫諸寺而城東北隅圓通[註 61]、廣福、寶塔、圓覺、隆禧五寺最稱弘盛。」據乾隆元年刻印《甘肅通志》記：「寶塔寺，在州治東，明永樂年建；圓通寺，

在州治西北，明永樂年元法王寺舊址建；圓覺寺，在州治東北，明宣德年建；隆禧寺，在州治東北，明宣德年建。」

以上史料表明寶塔寺在明代為臨洮府都綱司所在地，當時以寶塔寺為首建有五座藏傳佛教寺院，其中圓通寺是在元代建法王寺的舊址上建成，可見八思巴所建大寺在明初已毀。

有名寺必有名僧，成化四年的圓光寺碑記中提到的是「寶塔寺僧人端岳領占」，關於端岳領占，景泰七年十一月戊辰條提到一位端岳領占：「命……端岳領占（藏文作 don-yod rin-chen）等五十二人俱為剌麻。」景泰七年（一四五六）至成化四年（一四六八）相差十二年，他極可能就是寶塔寺的端嶽領占，當時僅為喇嘛。那麼此寺的住持又是何人？筆者近日赴隴南考察，參觀寶塔寺，承蒙本靜長老[註 62]告知日本上野圖書館藏明萬曆《臨洮府志》有寶塔寺僧人史料，筆者在甘肅省圖書館查得此志，卷二十一，雜誌有一段極為珍貴的記載：

喘竹領占，狄道人，俗姓石氏，自幼披剃為本郡寶塔寺番僧。永樂四年，以屢使絕域宣布王化，功陛蘇州府僧綱司都綱，二十一年，奉命招降迤北韃靼王子也光土木率部屬兩千餘人歸歟。是年，陛僧錄寺右闡教。二十二年，陛左善世，賜誥命金圖書服器。

宣德元年，陛灌頂圓妙廣智大國師。二年，奉使烏斯藏公干，陛號清修靜覺崇善慈應輔教闡範灌頂圓妙廣智大國師。八年正月內圓寂。天順七年追封西天佛子。成化二十二年，上譴太子少保禮部尚書周洪謨諭祭追封大敏法王。

這位寶塔寺的大敏法王，是新近發現的法王之一！那麼，方志記載是否確實？《隴右金石錄》又錄「清修國師塔碑」，張維記曰：「此碑書撰人名俱泐，前題『清修靜覺崇善慈應輔教闡范灌頂圓妙廣智大國師塔』，後書景泰二年秋七月灌頂圓妙廣智大國師□巴堅參立石，

(16)

清修國師即端竹領占，俗姓石氏，永樂中以寶塔寺僧屢使絕域累封至大國師。成化二十二年追封大敏法王。寺有永樂敕諭，臨洮地面大小官員軍民諸色人等文，石刻今亦無存。」

再看《明實錄》有關端（喘）竹領占的記載。

洪熙元年六月辛酉條：「命右善世端竹領占為圓妙廣智大國師，給與金印、玉軸誥命。」

這裡記載的時間與方志略有不同，洪熙元年與宣德元年相差一年。然而，宣德元年四月，端竹領占確實前往京師朝貢並得到賞賜。如《明實錄》宣德元年己卯條，「陝西臨洮衛國師端竹領占等來朝，貢馬」。辛卯條又記：「賜陝西臨洮等衛國師端竹領占等一百七人鈔、采巾表裡、苧絲襲衣有差。」此處的臨洮「國師」正是洪熙元年六月所封「圓妙廣智大國師」。

正統二年八月壬戌條：「命大國師端竹領占（屬下）完卜扎巴堅參襲為禪師，賜敕命、封號、

銀印、袈裟。」這位禪師即為端竹領占的繼任、「清修國師塔碑」立碑者□巴堅參，從此可知其全名為「完卜扎巴堅參」。天順六年六月戊寅條：「追封已故灌頂圓妙廣智大國師端竹領占為西天佛子，從其徒大國師扎巴堅參請也。」由此可知方志記載的時間晚實錄一年，蓋其路途遙遠也。端竹領占被封為西天佛子是徒弟扎巴堅參（grags-pa-rgyal-mtshan）祈請的結果。又成化二十二年十一月丁卯條：「太監韋泰傳奉聖旨：追封已故西天佛子端竹領占為法王，賜祭一壇。」由此可見方志記載大致無誤，但《明實錄》沒有提到「上譴太子少保禮部尚書周洪謨諭祭追封大敏法王」以及「永樂四年，以屢使絕域宣布王化，功陛蘇州府僧綱司都綱」事。

《明實錄》中有關寶塔寺的史料尚有正統五年三月癸丑條：「陝西臨洮府寶塔寺剌麻綽吉朵兒只（chos-kyi-rdo-rje）……等俱來朝，貢馬、駝、青鼠皮等物。賜彩幣等物有差。」正統六年閏十一月乙丑條：「陝西臨洮府僧綱司寶塔等寺都綱剌麻已什三丹（ye-shes-bsam-rten）

等貢馬及佛像、銅塔、舍利。賜鈔幣等物。」正統八年十二月辛卯條：「陝西臨洮府寶塔、

正覺寺剌麻三竹藏卜（bsam-grub-bzang-po）、圓覺寺剌麻札巴舍剌等貢馬及貂鼠皮、佛像、

舍利子。」[ 註 63]正統十三年十二月甲寅條：「臨洮府寶塔寺番僧堅藏領占

（rgyal-mtshan-rin-chen）等來朝。」以及正統十四年三月丙戌條：「陝西臨洮府寶塔寺番僧鎖南亦失（bsod-nams-ye-shes）……來朝。」可見臨洮寶塔寺在明初非常活躍。國圖藏宣統

《狄道州續志》收錄太學士姚清撰〈重建寶塔寺碑記〉記述了當時寺院的輝煌並記載清康熙年間牛紮巴藏卜、陳那卜堅錯等修復寶塔寺的事跡。

當時臨洮府的其他寺院還有很多前往京城朝奉、甚至供職的番僧。如《明實錄》宣德二年十二月癸亥條：「陝西臨洮府普覺妙濟國師領占藏卜（rin-chen-bzang-po）譴僧札石監藏

（bras-shis-rgyal-mtshan）……等貢馬。」宣德二年十二月癸酉條：「賜……臨洮府僧札石監藏等……鈔……」乾隆《狄道州志》卷十記：「亢觀著藏卜，髫年披剃，長通經文。宣德年間東海暴漲，上召藏卜以法力平水勢。賜銀印、敕誥六通並賜象圖玉環。宣德二年得奉詔賜禪靜國師之號。」《明實錄》正統六年四月癸酉條：「陝西臨洮府正覺寺番僧完卜剌麻三丹領占……來朝。」正統七年十二月癸巳條：「臨洮府安積寺剌麻領占巴……來朝。」天順六

(17)

年十月壬午條：「臨洮府番僧朵爾只領占等貢馬。」《狄道州志》卷十又記：「那卜領占

（nor-bu-rin-chen）俗姓梁，髫年披剃，長修禪業。正德改元加號大能仁寺清修悟法普慈廣慧翎國崇教灌頂隆善西天佛子大國師。」

碑文三：重修圓光寺大佛樓記（成化十二年）碑陽

重修圓光寺大佛樓記

圓光寺……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

欽差整飭兵備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冕賜進士中順大夫平涼府知府夾江□遜□

韓府通渭王教授恭和楊倜書[註 64]

平涼府開城縣，去治西百里，□（有）山號須彌，內有勝剎。唐名為石門鎮景雲寺，今敕賜為圓光寺，歷代興廢之由，碑刻尚存。是寺山勢嵯峨，群峰擁揖，青松翠竹，奇花異卉，車轕陰森，蓋俗氣所不能至而佛境之所攝也，石壁之上，但有一龕一洞，人跡莫能攀援者，皆有佛像，森羅於其間，或□以為天造地設歟？寺西有峻壁，

險不易逾。前人於此作一巨像，即古所謂丈六金身也。佛之上建今□（佛像）覆之。

正統間為風雨所頹，先住持大方長老理而葺之，完美若舊。成化七年樓復傾圯，佛之首□□□，身亦為之不全。肅府承奉郝興遨遊覽勝，有感□歸，啟賢王殿下，遂捐府孥之□□□□定慧通曉以重修之，工既完，郝均來征□文以記諸石。余嘗考漢明帝夢金人長丈六，頂有光。於是遣使天竺，聞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而佛之教始入中國。蓋天竺為西域之國，王化之所不及。浮屠以不殺為教，國人皆化焉。故《漢書》

贊有曰：「逖矣西胡，天之外區，土物□□，□□淫□，不率禮教，莫有□書，若微

□道，何恤何撫。」[註 65]觀則佛以慈悲為教，不過化人為善，禁人為惡□□□。

自漢歷唐宋□距天朝，皆崇設圖像不廢欽者□非佑助王化之一端歟。矧固原地方夷漢雜居，風土勁悍，不□□□□□化也。今郝均能修廢以□□。俾一方之人瞻者禮者善□（念）油然感發；惡念惕然懲創，則其與人為善之美不亦可書乎？今不□人之，

遂記以為為善者勸。

大明成化十二年歲次丙申夏五月吉旦立

(18)

碑文三：碑陰（成化十二年）

……僧人通會□□

肅府典寶志普澄普受辯瑢滿受守備固原等平□□□僉事甘澤立海國澓圓瑢滿洪固原衛指揮使王璽 □□ 胡寬圓光寺住持定聰普善洪湧指揮同知苗趙馬林定忠普月普秀戒廣指揮僉事蕭然曹陳壬普明恩宣普清定正申領趙安群牧所善士盧璣彭衎黃黃寧鎮□府 □楊文李松何全白安李剛王覺千戶孟□ 張文通尹昭彭榮李諡黃盩白亮？

保安賈泰黃震固原衛善士陳海喬成王道成群牧所千戶孫喜孫銘賈誠胥恭吳壽蔣福安鎮撫俠□ 黑水口善士計俊連詳金惟□

平涼府開城縣知□□□達典史趙振殷鑒李剛徐榮嚴仲□

儒世訓□□符節[註 66] 恭受徐永道張得魏時大清平廣寧苑張禕俞□……

重修功德……

在成化四年的碑文中置於碑陽首位的官員是「欽差鎮守靖虜等處定國將軍參將河南劉清」，劉清在成化四年鎮壓固原石城土達滿四作亂時兵敗，似乎離固原而去。成化十二年碑文置於碑陽首位的是「欽差整飭兵備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楊冕□」。《萬曆固原州志》

記載：「楊勉，四川安嶽人，由進士成化五年以按察司僉事任。今永寧驛草場、鼓樓、西安守御千戶所城垣、官署、咸所創建，稱有功焉。」[註 67]楊冕撰有《重建靖虜衛打剌赤城記》，

另外，記載番僧桑迦班丹事跡的靖遠《重修法泉禪寺碑記》亦為楊冕所撰。

此碑記載須彌山大佛樓，即第五窟唐代大像的修復，碑文題為「圓光寺大佛樓」，可見當時須彌山的大佛樓區亦屬於圓光寺，或者說整個須彌山石窟都被看作是寺院的範圍。碑文記載大佛樓在正統年間因風雨坍塌，是「先住持大方長老理而葺之，完美若舊」，但沒有提及修復圓光寺的番僧綽吉旺速等，可見其中已有其情緒。「成化七年樓復傾，圯佛之首□□

(19)

□，身亦為之不全。」正值「肅府承奉郝興遨遊覽勝有感」，於是歸啟賢王殿下，由肅府捐錢重修大佛樓。值得注意的是，在成化四年的碑文中還番僧雲集，這是成化十二年的碑文，

竟沒有提到一位番僧！甚至圓光寺的住持已經成了漢人，成化四年碑文中出現的普通僧人，

「定聰」、「定忠」等在成化十二年的碑文中成了「圓光寺住持」，好像他們誰作住持還沒有最後決定，故住持一欄竟有十一人之多，而且住持名字沒有排在碑陰碑文的前列。碑文中對番僧綽吉旺速修繕寺廟，乞請寺額並敕賜經藏事絕口不提。番僧的突然離去似乎與此相關。

圓光寺當在成化十二年前後沒有一個番僧了。在清康熙三十七年（一六九八）又有「兵憲劉老爺」、「李俊堡善士康守祿等」及諸功德善士聚資重修，並建玉皇閣，改建一些洞窟為道觀，此時須彌山始有道教祠觀，但番僧已經消失的無影無蹤。

碑文四：重修須彌禪院碑記[註 68]（康熙三十七年）

粵嵇兩儀，□錘陶熔，萬象生物，荷蒙其宏，造聖賢垂跡同歸一善。士庶均賴斯風化，所謂移風易俗、啟迪後來、誘善以誠。故天之生民，不其性智愚賢不肖也，惟善以致；地之產物參差者，斯各稟其脈。華麗壯峻美礪工以……。百里之地存山，曰：

「須彌」。有寺，名曰：「圓光」。翠狀山河，巍□日月。歷代聖君敕修，累朝士庶瞻望，年深日遠不可盡述。後，自我清朝定鼎，有□兵憲劉老爺，因願登山，慨發積誠，重修前寺殿宇，金壁樓閣輝煌□。有……適告李俊堡善士康守祿等，視境佐幽而瑞花琦璋□象□繪而□□琳瓏以是……未能局完滿□□王德捨身持眾告幕（募？）十方樂善君子輻輳資財，修建禪院……玉皇閣，茲名殿宇而功成告誼，煥彩復新。上祝國泰奠（民？）安無虞而源遠流清，下祈□生民兆福有慶而爪耿。綿綿以此為敘來告不……

功主康守祿會長唐女興化主李絮極生員……

乾溝堡……

固原鹽茶廳……

重修化主……

生員……

管理八營守備功加九等紀錄七次孫奇成號杜奇生 □□茂州付總庫楊茂功

大清康熙三十七年季月吉旦造

(20)

根據以上對須彌山圓光寺碑文及其史實的分析，我們可以給圓光寺編制一個大事年表：

(三)圓光寺大事年表

唐睿宗景雲年間（七一○－七一一）

考慮到唐代所建大佛，景雲寺最初位置應在大佛樓（第五窟）處，故推測此寺建於唐睿宗景雲年間。當時須彌山一帶稱為石門鎮。寺院最初或為漢人所建。

唐代宗廣德年間（七六三－七六五）——唐宣宗大中三年（八四九）陷蕃

吐蕃雖據有原州（故原州），但棄之不居。所以，陷蕃以後的須彌山石窟雕塑，並看不出吐蕃時期的影響，且建於唐代的石窟都是在陷蕃以前的作品。

宋崇寧三（十五）年九月二十四日（一一○四）

敕賜度牒一百道（或五百紙）賜名景雲寺（據正統十年碑陰）並立石碑。與靖遠法泉禪寺互為上下寺。

宋大觀元年（一一○七）——金大定二十九年（一一八九）

吐蕃番僧党征氏控制。此後該寺仍由唃廝羅部後裔藏人控制。

元代（一二二七－一二七九）

史載不詳。

明宣德二年（一四二七）

第四十六窟（圓光寺中層）題記：「南京僧錄司僧智□宣德二年六月卄一日到寺記耳。」

[註 69]可見第四十六窟當時亦為景雲寺的一部分，與大佛樓（第五窟）同屬一寺。

明正統五年（一四四○）

漢僧住持大方亦在此寺，並請賜度牒。

明正統七年（一四四二）

番僧綽吉旺速正統七年赴京師朝貢並乞賜寺額。

(21)

明正統八年二月十四日（一四四二）

正統八年敕賜景雲寺為圓光寺，並委任番僧綽吉旺速為圓光寺住持，京師大能仁寺僧人參與儀式。

明正統十年（一四四五）

敕賜〈敕命之寶〉，並頒賜《永樂北藏大藏經》一部供養。

明正統十三年十二月（一四四八）

正統十三年十二月，圓光寺番僧綽志剌竹等赴京朝奉。

明成化四年（一四六八）

〈敕命之寶〉碑陰〈敕賜禪林〉；〈敕賜圓光〉碑陽。大方長老年七十八歲。碑陰〈圓光碑記〉則有住持長老番僧喃噶監參□□□，實為喃噶監參住持。有定聰、定忠等位漢僧。

明成化七年（一四七一）

據〈重修圓光寺大佛樓記〉：大佛樓傾倒，佛首佛身受損。肅府承奉郝興等資助修繕。

明成化十二年（一四七六）

〈重修圓光寺大佛樓記〉住持為定聰等人，藏人已不見蹤影。

清康熙三十七年（一六九八）

〈重修須彌禪院碑記〉，寺院已無住持？圓光寺部分殿堂改為道觀。

民國九年（一九二○）

寧夏海原大地震，大佛樓等處毀。

結語

雖然須彌山一帶舊為民族雜居之地，但至元末明初，吐蕃勢力已經退出，當地所居大都是多民族雜居形成的以漢人為主體的民族。景雲寺在此時也由漢僧大方主持，筆者以為考察須彌山番僧的來源必須將固原須彌山景雲寺和甘肅靖遠法泉禪寺聯繫起來，法泉禪寺的番僧

(22)

桑迦班丹與景雲寺的綽吉旺速都是在正統年間分別主持了兩座相鄰不遠，並有歷史淵源的兩座名寺。既然桑迦班丹為大慈法王弟子，是在法王圓寂後返藏途中主持修繕寺院的，綽吉旺速的情形也大抵如此，他們都是在大慈法王圓寂後來到這一地區的，或許是兩人分頭主持了兩座寺院，雖然當地的史志中沒有提及兩位番僧的籍貫及其後世的傳承，但從須彌山為古代名山古剎的背景、朝廷賜額、頒藏並記其事於實錄等禮遇來看，決非普通的番僧，所以，綽吉旺速的繼任者竟為後來統轄甘青的贊善王。碑文中出現的寶塔寺、大能仁寺都是明初番僧主持的著名大寺，說明當時在內地的番僧及其寺院相互之間都有密切的聯繫，番僧在各寺院之間的流動也非常頻繁。今日的須彌山除了題記、碑銘之外，尚留有不少藏傳佛教的文物遺存。如第五十一窟南耳室窟門西側力士頭像西面陰刻藏文題記一方，現已漫漶不清。松樹窪區的第一一一窟門楣上方有陰刻藏文題記已無法辨識，僅見 pad-ma…rten-ba。圓光寺區的第四十六窟窟門東壁有藏文陰刻題記，隱約可見 srong 字樣，主室中心柱南面龕北周（五五七

－五八一）一佛二菩薩像，中央佛像在明代重裝，其風格為典型明初藏式風格。第四十八窟主室西側龕上有明代藏傳壁畫殘存。北壁亦有壁畫殘片。中心柱南面龕外有明畫藏式千佛。

東面龕外兩側亦繪千佛。西面有一鋪大的佛與弟子壁畫。窟頂有藏式卷草紋。此窟是明代綽吉旺速住持景雲寺時大規模重裝和彩繪的窟室，都在今天的圓光寺區。桃花洞區的第一○五窟中心柱北壁龕上有明代藏傳繪畫。須彌山松樹窪區第一一二窟為典型喇嘛塔。第一一四窟為明代雕刻的喇嘛塔。估計這些喇嘛塔都建於綽吉旺速與喃噶堅參□□□住持圓光寺時期，

即正統與成化年間。

明代採用「廣行招諭」與「多封眾建」的治藏政策。《明史》記：「初，太祖招徠番僧，

本籍以化愚俗，彌邊患，授國師、大國師者不過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闡化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其他禪師，僧官不可勝數。

其徒交錯於道，外擾郵傳，內耗大官，公私騷然，帝不恤也。然至者猶即譴還。及宣宗時則久留京師，耗費益甚。」當時，在西寧藏僧三剌請建瞿壇寺並乞皇帝賜予寺額之後，此類風氣大盛。《明史》又記：「初，西寧番僧三剌為書招降罕東諸部，又建佛寺於碾白南川，以居其眾，至是來朝貢馬，請敕護持，賜寺額。帝從所請，賜額曰瞿壇寺。立西寧僧綱司，以三剌為都綱司又立河州番、漢二僧綱司，並以番僧為之，紀以符契。自是，其徒爭建寺，帝輒錫以嘉名，且賜敕護持。番僧來者日眾。」圓光寺僧正是在番僧朝京祈請寺額供養的潮流中多次前往京師，僅記於實錄的有正統七年和正統十三年兩次。與其他洮、岷一帶原本就是藏區的寺院不同，作為非常古老的漢傳寺院的景雲寺與法泉禪寺由番僧接管，這一事實本身說明明代藏傳佛教勢力在內地的滲透。從東漢先零羌居住的逢義山、須彌山唐石門景雲寺到宋崇寧年間的番僧党征氏，再到明正統、成化年間的番僧主持，歷史在驚人的重複，我們分析圓光寺的歷史，就如同翻看漢藏人民交往的歷史，正如一滴水折射著太陽的七彩光芒。

(23)

【註釋】

* 本文所錄碑文是作者二○○二年七月前往寧夏固原須彌山石窟調查時抄錄，參加調查及碑文抄錄的除作者外，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廖暘博士，北京大學考古系博士研究生陳悅新女士和須彌山石窟文物管理所韓有成先生。本文使用的「番僧」一詞，是沿用明代舊稱。

[註 1] 固原西漢時置安定郡，治高平。北魏改原州，治高平；西魏改高平為平高；北周於原州設置總管府。須彌山一帶稱石門。唐廣德年間陷吐蕃，但吐蕃棄之不居，大中三年（八四九）歸唐，陷蕃八十餘年。

[註 2] 原州界有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木靖、木峽、六盤等七關。《資治通鑑》卷二四八，第三十三頁：

「（大中三年）吐蕃秦、原、安樂三州及石門等七關來降。」

[註 3] 關於須彌山石窟，參看寧夏回族自治區文物管理委員會，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編，《須彌山石窟》（北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年）。

[註 4] 《寧夏通史》古代卷（銀川：寧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年）第一二一頁。

[註 5] 《嘉靖、萬曆固原州志》（銀川：寧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年）第十一－十二頁。此處「元封圓光寺」

當誤。

[註 6] 《嘉靖、萬曆固原州志》第八十六頁。

[註 7] 《後漢書》卷八：「……段熲大破先零羌於逢義山。」《資治通鑑》卷五十六：「熲於是將兵萬餘人，

齎十五日糧，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零諸種戰於逄義山。」《後漢書‧皇甫張段列傳》：「建寧元年春，

熲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糧，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零諸種戰於逢義山。」可見《甘肅通志》所記有誤，

所謂「建義初」，當為「建寧元年」（一六八）。羌漢朝時有先零、廣漢等十幾個部落，散居於今四川北部、甘肅西部及青海一帶。

[註 8] 如大定題記「……聖□景雲寺，□聚兵□，祈□之及……」成化碑文：「茲寺古常以為聚兵祈禱之地」。

[註 9] 《固原州志》卷一，「新修方志叢刊」第五十七種（台灣：學生書局，一九六八年）。其中所指佛像當為第二窟和第五窟。

[註 10] 寧夏回族自治區文物管理委員會、北京大學考古系，《須彌山石窟內容總錄》（北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七年）第一二○頁。

[註 11] 《嘉靖、萬曆固原州志》第七十八－七十九頁。

[註 12] 宋在紹聖、元符間收復天都地區以後多有建樹，設置城堡、驛站，修復寺院，例如，在靖遠縣打臘池西有崇寧寺，即為崇寧年建。

[註 13] 《金史》卷四（中華書局校點本）第一一二四－一一二五頁。

[註 14] 如寧夏回族自治區文物管理委員會、北京大學考古系編，《須彌山石窟內容總錄》第十九頁：「在七十二窟東壁南側有一則金大定正隆六年（？）西元一一六一年的題記，記載了重建景雲寺，國家撥給度牒應付開支的情況。」又，杜建錄〈須彌山石窟題記研究〉載《寧夏文物》一九八八年第二期「須彌山石

(24)

窟保護工作專刊」第四十－四十四頁，感謝寧夏大學西夏研究中心杜建錄教授給筆者寄贈這篇論文複印件。

[註 15] 吳天墀，《西夏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年）第十三頁，註釋十一。

[註 16] 《宋史》〈章粢傳〉、〈姚雄傳〉見戴錫章，《西夏紀》第四七○、四七一頁。

[註 17] 姚雄為宋禦邊名將，《宋史》有傳，但沒有提及收復隴干事。

[註 18] 例如須彌山第一窟立佛左側衣裙下擺下緣，底層泥皮之上墨書：「熙宗正」「僧（奢單）都四年二月十日僧悟□□第賀山哥巡禮□立」（西夏毅宗趙諒祚一○五七－一○六二）；「僧德」；「拱化三年七月十五日……彌山□巡禮至竹石□山中□」（西夏紀年西夏毅宗趙諒祚一○六三－一○六七）；第一○五窟（唐）東壁窟門南側壁頂墨書：「……元德□年□□……。」（元德為西夏崇宗趙乾順年號一一一九

－一一二七）

[註 19] 例如西夏〈涼州碑〉中記有七位賜緋僧人，但碑文中未出現賜紫僧人，但在榆林窟第十五、十六窟的《榆林窟記》有「阿育王寺釋門賜紫僧惠聰俗姓張住持窟記」，此窟題記寫於天賜禮盛國慶五年（一○七四）。

另外，俄藏黑水城西夏醫學文書 ΤΦ－六八六七中漢文記：「敕賜紫苑丸東宮司之賈所」。須彌山大量賜紫僧人的出現對瞭解這一制度有重大幫助。實際上，遼金時期同樣盛行僧尼賜紫制度。佚名《金志‧

浮圖》云：「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捨男女僧尼。惟禪多而律少，在京曰『國師』、師府曰『僧錄』、

『僧正』。列郡曰『僧綱』，縣曰『維那』。批剃威儀與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又曰：「所謂國師，在京之尊宿也，威儀如王者。國王有時而拜，服真紅袈裟，生堂問話，講經與南朝等。僧錄、僧正，師府僧職也，皆擇其道行高者，限三年為一任，任滿則又擇別人。張官府社人從，僧尼有訟者皆理而決遣之。並服紫袈裟。都綱列郡僧職也，亦以三年為任，有師號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維那縣僧職也，僧尼有訟者，撻以下決遣之，杖以上者並申解僧錄都綱司。」

[註 20] 史金波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西夏漢文本〈雜字〉初探》，《中國民族史研究》第二期

（北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年）第一六七－一八五頁。在「漢姓名第一」部分有「党門條」，

「党」為漢人單姓。或許「番姓名第二」中列舉的西夏姓有的是「党征」的譯名，請教聶鴻音先生，認為「党征」西夏文讀若to-co，但目前還沒有找到完全對應的例證。

[註 21] 固原一帶當為民族雜居地區，主要是吐蕃和党項。分析大定題記中的「番僧」、「党征」是西夏人還是吐蕃人，雖然在西夏時期的漢文文獻「番僧」主要指西夏，而「西番」才是指吐蕃，但區分並不嚴格，

尤其是在金人統治的地區。目前在可以找到的西夏漢文文獻中還沒有看到「党征」的姓氏，所以題記中的「蕃僧」應視作吐蕃僧。

[註 22] 清‧吳廣成撰，龔世俊等校證，《西夏書事校證》（蘭州：甘肅文化出版社，一九八七年）第二九九－

二三○頁。應為董氈堂弟，因為益麻党征非唃廝囉直系，唃廝囉有三子：董氈、瞎氈與磨氈角，益麻党征為溪巴溫之子。此外，唃廝囉本人也沒有入宋朝覲。參看祝啟源，《唃廝囉──宋代藏族政權》附表。

[註 23] 《宋史‧列傳第二百七‧忠義三》。

[註 24] 《西夏紀》第五二五頁。

[註 25] 見《宋史·吐蕃傳》《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七，元符二年三月庚午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