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至十一年級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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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衛生政策與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

Institute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四至十一年級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之研究

A Study on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Related to Social Anxiety among Students from 4

^th

Grade to 11

^th

Grade

張奕涵 Yi-Han, Chang

指導教授：李蘭博士 Advisor: Lee-Lan Yen, Sc.D

中華民國 98 年 7 月

Jul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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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目的為瞭解學生於四至十一年級的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及其相關因素。方法:研究樣本為兒童與青少年行為之長期發展研究(簡稱CABLE計畫)於2001年時就讀四年級之學生，共1,621人。本研究使用前述樣本在2001至2008年所填答的部分資料及家長的部份資料，進行次級資料分析，統計方法為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及多項logit 模型。結果: 1.整體而言，學生的社交焦慮程度於國小四至六年級的階段呈現下降趨勢；

但在進入國中之後的七至十年級，則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社交焦慮於各年度皆在性別上呈現顯著的差異(女>男)。2.就男生而言，社交焦慮之發展軌跡類型可分為五種：持續輕微組(28.01%)、輕微變中等組(28.14%)、中等微降組(18.15%)、中等變嚴重組(21.44%)、持續嚴重組(4.26%)；就女生而言，社交焦慮之發展軌跡類型也可分為五種：輕微且下降組 (10.00%)、中等變嚴重組(16.63%)、中等偏輕微組(48.63%)、嚴重變中等組(17.75%)、嚴重且上升組(7.00%)。3.與男生及女生之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相關的因素並不完全相同。在男生方面有：居住地區、情感變異性人格、父親教育程度、父母處罰程度、父母支持程度、

父母衝突程度、與同儕互動程度；在女生方面則有：居住地區、情感變異性人格、父親教育程度、母親教育程度、父母處罰程度及與同儕互動程度。建議：1.心理衛生的推動應納入社交焦慮之議題；2.社交焦慮的預防介入可自小學階段開始；3.注意並關懷情感變異性人格程度高的學生；4.父母對於男性學生應多給予支持；5.父母間應避免衝突、減少對子女的處罰、鼓勵子女多與同儕互動；6.對於有高社交焦慮的學生，尤需注意其隨著年齡愈

趨嚴重的可能性，及早採取輔導措施；7.注意與同儕互動較低的女性學生；8.將社交焦慮

相關內容融入於國中小的課程中。

關鍵詞：社交焦慮、發展軌跡、兒童、青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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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ocial anxiety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among students from 4^th to 11^th grade and examine the correlation with factors from individual, familial and school perspectives. Methods: 1,621 samples were used and collected from 2001 to 2008 from Child and Adolescent Behaviors in Long-term Evolution (CABLE) project. 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 and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were used i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1. Students’

social anxiety degree decreased from 4^th to 6^th grade but increased from 7^th to 10^th grade. Girl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ocial anxiety than Boys every years. 2. The best Boy model consisted of a low stable (28.01%), a medium and rising (28.41%), a medium and declining (18.15%), a medium to high (21.44%), and a persistent high group(4.26%) were found. The best Girl model consisted of a low and declining (10.00%), a medium to high (16.63%), a moderate (48.63%), a high to medium (17.75%), and a high and rising group(7.00%) were found. 3. Social anxiety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pattern in boys and girls were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factors. Boy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residence, emotional variability, father’s education, parents’

punishment, parents’ support, parents’ conflict and interaction with peers. Girl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residence, emotional variability, parents’ education, parents’

punishment and interaction with peers. Recommendation: 1. The promotion of mental health should be considered with social anxiety issue. 2. Early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social anxiety in elementary school are needed. 3. Children with emotional variability should be concerned more. 4. Parents should give more support to boys. 5. Parents’ conflicts should be avoided; to punish on children less; to encourage children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ir peers. 6. As for students with higher social anxiety, the issue sustains or worsens with age increasing should be concerned so that students counseling could be intervened as earlier as possible. 7. To care and to hlep girl students of less interaction with peers. 8. To integrat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social anxiety into the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a.

Keywords: social anxiey,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child, adole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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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錄

摘要 ...i

Abstract ...ii

第一章緒論 ...1

第一節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研究重要性 ... 2

第三節研究目的 ... 4

第二章文獻探討 ...5

第一節社交焦慮的定義與測量 ... 5

第二節兒童與青少年社交焦慮之影響 ... 9

第三節探討社交焦慮之相關理論 ... 13

第四節兒童與青少年社交焦慮之相關因素 ... 17

第五節發展軌跡之應用與分析 ... 24

第三章材料與方法 ...28

第一節研究架構 ... 28

第二節資料來源 ... 30

第三節研究樣本 ... 31

第四節研究變項 ... 32

第五節統計分析 ... 39

第四章結果 ...41

第一節樣本學生個人、家庭及學校因素之分佈 ... 41

第二節樣本學生社交焦慮程度之分佈 ... 44

第三節樣本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 ... 47

第四節男性樣本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之相關因素 ...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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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女性樣本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之相關因素 ... 65

第六節男性及女性樣本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相關因素之比較 ... 73

第五章討論 ...74

第一節學生社交焦慮之程度、發展軌跡類型及其性別差異 ... 74

第二節與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相關之個人因素 ... 77

第三節與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相關之家庭因素 ... 79

第四節與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相關之學校因素 ... 82

第五節研究限制 ... 84

第六章結論與建議 ...86

第一節結論 ... 86

第二節建議 ... 91

參考文獻 ...96

附錄一 2001 年 CABLE 兒童問卷四年級版...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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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錄

圖 3-1、研究架構：個人、家庭及學校因素對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之影響...29

圖 4-1、研究樣本於四年級至十一年級社交焦慮程度之分佈圖...46

圖 4-2、研究樣本於四年級至十一年級社交焦慮程度依地區之分佈圖...46

圖 4-3、男性樣本學生於四年級至十一年級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圖...56

圖 4-4、女性樣本學生於四年級至十一年級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圖...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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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目錄

表 2-1、探討兒童與青少年社交焦慮之相關理論...13

表 3-1、研究變項操作型定義及記分方式...36

表 3-2、研究變項操作型定義及記分方式(續) ...37

表 3-3、研究變項類型...38

表 3-4、社交焦慮量表於 2001-2008 年各年度之內部一致性係數(Cronbach’s Alpha) ...38

表 3-5、各量表之內部一致性係數(Cronbach’s Alpha) ...38

表 4-1、樣本學生個人、家庭及學校因素之分佈情形...43

表 4-2、樣本學生社交焦慮程度於四年級至十一年級之分佈...45

表 4-3、樣本學生社交焦慮程度於四年級至十一年級依性別之分佈...45

表 4-4、樣本學生社交焦慮程度於四年級至十一年級依地區之分佈...45

表 4-5、樣本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模型適合度指標...47

表 4-6、樣本學生潛在軌跡類型之事後機率...47

表 4-7、樣本學生各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於四年級至十一年級各年度之社交焦慮程度平均得分 ...49

表 4-8、男性樣本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模型適合度指標...50

表 4-9、男性樣本學生潛在軌跡類型之事後機率...50

表 4-10、男性樣本學生各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於四年級至十一年級各年度之社交焦慮程度平均得分 ...52

表 4-11、女性樣本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模型適合度指標 ...53

表 4-12、女性樣本學生潛在軌跡類型之事後機率...53

表 4-13、女性樣本學生各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於四年級至十一年級各年度之社交焦慮程度平均得分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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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男性樣本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相關因素之分佈情形...61 表 4-15、男性樣本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之相關因素依多項 logit 模型之

分析結果 ...64 表 4-16、女性樣本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相關因素之分佈情形...69 表 4-17、女性樣本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之相關因素依多項 logit 模型之

分析結果 ...72 表 4-18、男性及女性樣本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相關因素之比較...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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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第一節研究動機

在現今的生活型態之中，有相當多過團體生活的機會。在團體生活中，需要與他人互動和相處，或是在眾人面前說話和作為。對於就學中的兒童和青少年而言，進入校園與師生共處，是每天都需要經歷的團體生活。有人因為轉換班級、轉校或升學而進入新的團體，必須面對新的人和環境，其衝擊更是無法避免。研究者個人在過去求學及任教於國中的經驗中，發現有不少人非常懼怕在群眾面前發表意見；有人與師長對談的過程中會出現臉紅或結巴；有人會害怕同學在背後說自己的壞話；有人很怕自己表現不好而被別人嘲笑；更有人嚴重到影響上學的意願。青少年正值自我認同和自尊發展的關鍵時期(Erikson, 1968)，諸如此類因為面對人群而產生的「社交焦慮」，明顯地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表現及人際互動的技能。

研究者期望自己能幫助避免這樣的情形發生，故也好奇為什麼有部分的學生會發生高程度社交焦慮的情形，有些學生卻不會。在著手閱讀社交焦慮的相關文獻以後發現與社交焦慮有關的因素眾多，帶來的影響也非常廣泛和嚴重。

由於從兒童期就可能發生高社交焦慮的情形，又以青少年時期最可能發生(Ranta, et al., 2007)；兒童及青少年的學校團體生活持續十幾年，其中也會面臨因升學而轉換新學校或班級的情形、以及跨越青春期的階段，所以研究者希望能將學生的發展歷程納入考量，不僅僅考量特定單年度的社交焦慮程度高低，而是觀察學生的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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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重要性

在公開場合演說或是與陌生人交談而感到害羞、緊張是常見的事情，通常並不會太影響正常的表現和生活；然而有些高社交焦慮程度人會感到特別明顯而持續的恐懼與焦慮，進而影響正常的社交生活與表現(翟宗悌，民 94)。嚴重且持續的社交焦慮可經臨床診斷為社交焦慮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 or Social Phobia)，是焦慮症的一種。

社交焦慮的程度在青少年時期顯著的提升(Essau, Conradt, & Petermann, 1999;

Hale, Raaijmakers, Muris, Hoof, & Meeus, 2008; Ranta, et al., 2007)，同時也提高了社交焦慮症的發生率。在青少年族群中，社交焦慮症已經是盛行率排行第二的精神疾病 (Costello, Egger, & Angold, 2004)。社交焦慮的症狀是慢性而持續的(Tillfors, El-Khouri, Stein, & Trost, 2009; Turner, Beidel, Dancu, & Keys, 1986)，愈早發生社交焦慮症則之後痊癒的可能也愈低(DeWit, Ogborn, & Offord, 1999)。

許多社交焦慮的兒童及青少年同時經歷著嚴重的適應問題，包括在學校的生活中，會因為需要在眾人面前朗讀或表演而感到焦慮(Beidel & Turner, 2007; Beidel, Turner, & Morris, 1999)；甚至造成拒絕上學的情形(Beidel, et al., 1999; Wittchen, Stein,

& Kessler, 1999)；另外，更影響了社交活動和交友品質(Beidel, et al., 1999; Erath, Flanagan, & Bierman, 2007)；造成學業成績下降(翟宗悌，民 94)；並與問題行為的發生有關(Davidson, Hughes, George, & Blazer, 1993)。這些現象對於每天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學校，正經歷團體生活的兒童與青少年產生莫大的影響。

由前述可知，找出導致兒童及青少年前期社交焦慮上升的因素以避免影響他們的發展，甚至達到社交焦慮症的臨床水準，實為重要之務。但是，在台灣社交焦慮的相關研究很少(翟宗悌，民 94)，故常常會被忽略和低估嚴重性，病患也很少尋求協助。

所以雖然社交焦慮自然復原的比率很低，但多數人卻因對於社交焦慮的不了解，而都承受痛苦折磨，而未接受診斷、尋求治療，直至成年期(Essau, et al., 1999; Kessl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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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交焦慮的成因很複雜，至今尚未有公認完整的一套發展理論。在國外有許多研究，提出了包括生物上的成因、家族基因上的觀點、幼兒時期的依附行為與氣質為社交焦慮危險因子的見解。但對兒童與青少年而言，後天環境因子的影響力提高；且因生物上的因素並不能完全解釋社交焦慮的成因，使環境因子的角色更為重要。在環境因素中，家庭對於學生的心理健康具有關鍵性的影響(李蘭，民 95)，學者也漸漸重視於家庭與孩子社交焦慮的關係。如父母的教養方式(Arrindell, et al., 1989)、

父母的心理狀態(Lieb, et al., 2000; Ranta, Kaltiala-Heino, Rantanen, & Marttunen, 2009)，都被發現與孩子的社交焦慮相關。

除了探討環境因子影響社交焦慮的重要性之外，過去一直被發現社交焦慮之程度有性別上的差異。在兒童(LaGreca & Stone, 1993)及青少年(Inderbitzen-Nolan & Walters, 2000)的族群中，女生的社交焦慮程度會較男生來的高，其發展的趨勢也可能不一樣；

且前述父母對於孩子的影響，會因為孩子的性別而有所差異，然而至今將性別納入考量的研究仍非常缺乏(DeWit, et al., 2005)。

另外，針對環境因素與社交焦慮關係之研究，設計常以單一時點的橫斷性研究為主，故沒辦法確定這些因素究竟是否出現在社交焦慮之前，為社交焦慮的危險因子；

或是因為樣本已表現出社交焦慮，進而影響環境因子隨著改變。至今，國內針對社交焦慮之研究仍然非常少；綜觀國內外，也沒有針對一般族群的「兒童至青少年時期之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所探討之長期研究。

目前在台灣，不論在政府推動或學校的健康促進計劃中，對於兒童青少年的心理健康問題多以關注憂鬱症狀或自殺防治為主，而忽略了社交焦慮的早發性及在廣大兒童青少年族群中之普遍性和嚴重影響。故本研究期望能瞭解兒童及青少年之社交焦慮現況、發展軌跡及其相關環境因素，並檢視其性別間的差異。希望喚起國內對於兒童與青少年的社交焦慮之重視，並提供國內衛生政策制定、健康促進學校，及各心理衛生預防介入計畫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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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一: 暸解樣本學生於四至十一年級之社交焦慮程度分佈情形 研究問題 1-1: 樣本學生於四至十一年級之社交焦慮程度分佈為何?

研究問題 1-2: 樣本學生於四至十一年級依性別區分之社交焦慮程度分佈為何?

研究問題 1-3: 樣本學生於四至十一年級之社交焦慮程度是否有性別差異?

研究問題 1-4: 樣本學生於四至十一年級依地區區分之社交焦慮程度分佈為何?

研究問題 1-5: 樣本學生於四至十一年級之社交焦慮程度是否有城鄉差異?

研究目的二: 探討樣本學生於四至十一年級之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

研究問題 2-1: 全體樣本學生於四至十一年級之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有哪些?

研究問題 2-2: 男性樣本學生於四至十一年級之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有哪些?

研究問題 2-3: 女性樣本學生於四至十一年級之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有哪些?

研究目的三: 探討與男性樣本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有關之因素

研究問題 3-1: 在個人、家庭及學校因素中，有哪些變項與男性樣本學生所屬之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有顯著關係?

研究目的四: 探討與女性樣本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有關之因素

研究問題 4-1: 在個人、家庭及學校因素中，有哪些變項與女性樣本學生所屬之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有顯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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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社交焦慮的定義與測量

一、社交焦慮之定義

回顧過去的文獻，Watson 和 Friend(1969)認為社交焦慮有兩個面向，分別是「社交迴避與苦惱(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AD)」以及「害怕負面評價(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FNE)」。「社交迴避與苦惱」的人會避免社交互動、喜歡獨自工作、較少說話、對於社交關係很擔心或著缺乏信心；「害怕負面評價」的人則對於會被評價的場合感到不安，會很努力的得到認可而避免被否定(Watson & Friend, 1969)。另外有學者認為社交焦慮是在真實或想像之社交情境中，因預期或存在的他人評價而帶來的焦慮 (Schlenker & Leary, 1982)。

社交焦慮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 or Social Phobia)被視為社交焦慮的極致。「社交焦慮症」是在 1980 年由美國心理協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所製作的精神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Ⅲ)被正式命名，在最近的精神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Ⅳ)中，社交焦慮症被定義為「顯著和持續的害怕於一種或多種暴露於不熟悉的人群或是可能被仔細審視的社交或表演情境中，個體害怕他的表現會丟臉或尷尬」。對於兒童族群而言，在診斷手冊中強調因社交互動而產生焦慮的情形，必須是在與同儕相處的情境中也會發生，而非只有與大人互動時出現。社交焦慮發生在成人身上時，他們會知道這樣的恐懼是過分且不合理的；然而對於兒童來說，卻不一定會知道。兒童在焦慮的時候，可能會由哭泣、發怒、呆住、從社交情境退縮等方式表現出來。手冊中明定，對於 18 歲以下之兒童與青少年的族群，前述這些徵狀必須至少持續六個月以上(First &

Tasman, 2004)，才可被認為達到病症的標準。

社交焦慮症又可因害怕的情境分為兩個亞型(subtype)，若個人害怕大多數的社交情境則為社交焦慮症的廣泛性(generalized)亞型；特定性(Specific)亞型則包括在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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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如演說或在公眾前表演感到畏懼或退縮。廣泛性的社交焦慮症發生的年齡層較低，也被發現與較低的教育程度相關，且大部分伴隨著其他臨床心理症狀(如憂鬱)，

並較特定社交焦慮症為嚴重(First & Tasman, 2004; Turner, Beidel, & Townsley, 1992;

Wittchen, et al., 1999)。

對於社交焦慮的兒童及青少年族群來說，會讓其感到壓力和焦慮的情境，相較於社交焦慮的成人而言幾乎是相同的。常見的情境包括在群體面前大聲朗讀(兒童:71%；

青少年:90%)、音樂或體育表演(兒童:61%；青少年:87%)、開始或參與對話(兒童:59%；

青少年 87%)、在黑板上寫字(兒童:51%；青少年:76%)、在餐廳點食物(兒童:50%；青少年:70%)、參與派對(兒童:47%；青少年:90%)、在班上回答問題(兒童:46%；青少年:75%)、和其他孩子一起玩或做事(兒童:45%；青少年:75%)、尋求老師幫忙(兒童:44%；青少年:87%)、使用公廁(兒童:24%；青少年:75%)、在學校的走廊走過(兒童:16%；青少年:76%)、在餐廳或別人面前吃東西(兒童:23%；青少年:68%)等(Beidel &

Turner, 2007; Beidel, et al., 1999)。由此可見，對於每天必須有長時間是在學校，以及要參與團體生活的兒童及青少年族群而言，社交焦慮會帶來的影響層面非常廣泛，也必然會影響其在學校的表現和生活適應，其嚴重性不可忽視。

二、社交焦慮之測量

通常在大型研究中多以自評式的問卷(self-report scales)作為測量工具。而評估社交焦慮程度時，使用自評式的問卷測量可以使兒童或青少年以較不受威脅的方式來表達他們的害怕、擔心和相關行為之症狀的資訊(Khalid-Khan, Santibanez, McMicken, &

Rynn, 2007)。針對兒童及青少年社交焦慮的量表發展較成人晚，主要有下列幾項:

1. 兒童社交焦慮量表(LaGreca, Dandes, Wick, Shaw, & Stone, 1988)

兒童社交焦慮量表(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 SASC)為兒童社交焦慮的第一份紙筆測驗量表，量表中包含 10 題，經因素分析可分為「害怕負面評價(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FNE)」和「社交迴避與苦惱(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AD)」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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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面向。害怕負面評價包含詢問「擔心在其他孩童面前做新的事情」、「擔心被取笑」、

「擔心其他孩童怎麼想我自己」、「覺得其他孩童在開我玩笑」、「擔心其他孩童說我什麼」和「擔心其他孩童不喜歡我」等六題，反應孩童對同儕負面評價的害怕、關心及擔心；社交迴避和退縮則包含「在不認識的孩童面前我感到害羞」、「在團體中我很安靜」、「對新認識的孩童講話我感到緊張」、「我只和我相當地認識的孩童講話」等四題，

反應孩童對於同儕的迴避和與同儕相處情境的不舒適。其回答選項包括「從來不是」、

「有時是」、「總是」，測量尺度為 0~2 分。此量表在針對國小二至六年級的孩童調查中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和再測信度。

2. 兒童社交焦慮量表修正版(LaGreca & Stone, 1993)

為改善兒童社交焦慮量表(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 SASC)中 SAD 次量表的信度和內容，在兒童社交焦慮量表修正版(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Revised, SASC-R)中新增為 22 題，測量尺度也由三分量表改為五分量表。其中分為三個面向，

包括「害怕負面評價」八題，評估孩童是否害怕、擔心來自同儕的負面評價；「新環境的社交迴避與苦惱(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in new situations, SAD-NEW)」六題，

評估孩童是否迴避與退縮新的社交情境和不熟悉的同儕；「一般環境的社交迴避與苦惱(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general, SAD-General)」四題，評估孩童在一般社交環境下的退縮和不自在情形；剩餘四題是詢問孩童的活動和社交偏好。而此三個面向的量表較兩面向的量表能反應社交焦慮情形，也有較好的信效度。

3. 青少年社交焦慮量表(LaGreca & Lopez, 1998)

青少年社交焦慮量表(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Adolescents, SAS-A)與 SASC-R 同樣分為「害怕負面評價」、「新環境的社交迴避與苦惱、「一般環境的社交迴避與苦惱」

三個面向，但此量表將 SASC-R 中的用詞改良為青少年適用的詞彙，例如將「其他孩童」改為「同儕」、「人們」；「一起玩」改為「一起做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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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所使用之社交焦慮量表為參考 LaGreca 等人建構之兒童社交焦慮量表 (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LaGreca, et al., 1988)所設計之(各年度之內部一致性詳見表 3-4)，並將社交焦慮程度定義為學生回答本研究中「社交焦慮量表」所反應之得分，總分愈高代表社交焦慮程度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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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兒童與青少年社交焦慮之影響

對於社交焦慮者來說，除了害怕受到他人的負面評價以及會在公開或社交情境中感到焦慮之外，社交焦慮也帶來許多其他生理、心理及生活適應上的影響。然而，在兒童與青少年這個階段，是容易發生社交焦慮的時期；並且依照其慢性而不會自然消失的特性(Tillfors, et al., 2009; Turner, et al., 1986)，社交焦慮可能會延續很長的一段時期，甚至到成年期，可見其影響範圍之廣。過去文獻提及社交焦慮可能帶來的影響，

分成五方面：

一、社交焦慮可能引發的生理症狀

若社交焦慮者處在一個他們所恐懼的社交環境時，可能會出現一些生理上的症狀，如：噁心、顫抖、心悸、流汗、呼吸短促(Beidel, Christ, & Long, 1991)、心跳加速、

臉紅(Turner & Beidel, 1989)或是潮熱(hot flushes)等現象(Rapee, 1995)。

二、社交焦慮的共病現象(co-morbidity)

除了社交焦慮本身帶來的生理症狀以外，兒童及青少年的社交焦慮也經常發現伴隨著其他心理疾病或健康問題。研究(LaGreca, et al., 1988)發現，社交焦慮程度越高的國小學生，也同時有較高的廣泛性焦慮程度。另外，兒童與青少年的社交焦慮症者中，

常可發現伴隨出現有廣泛焦慮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兒童:10%；青少

年:32%)、分離焦慮症(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兒童:6%；青少年:2%)(Beidel & Turner, 2007; Beidel, et al., 1999)、憂鬱(depression)(兒童:6%；青少年:7%-41%)(Beidel & Turner, 2007; Beidel, et al., 1999; Essau, et al., 1999; Ranta, et al., 2009)、物質使用疾患(substance abuse disorder)(青少年:24%)(Essau, et al., 1999)、注意力不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兒童:10%；青少年:5%)、特定對象恐懼症(specific phobia)(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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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10%；青少年:6%)、選擇性緘默症(selective mutism)(兒童:8%；青少年 2%)、強迫症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兒童:6%；青少年:2%)(Beidel & Turner, 2007; Beidel, et al., 1999)、身體型疾患(心身症)(青少年:41%) (Somatoform disorder)(Essau, et al., 1999) 的共病現象；或是與自殺意圖(suicide attempts)(Lecrubier, 1998)等心理健康問題有關。

大部分其他的心理疾病或健康問題是出現在社交焦慮之後(Schneier, Johnson, Hornig, Liebowitz, & Weissman, 1992)，而越早發生社交焦慮的個案其出現共病現象的可能性愈大(Lecrubier, 1998)，病程也可能長而嚴重(Beidel & Turner, 2007)。又因社交焦慮通常是長期而慢性的(Tillfors, et al., 2009; Turner, et al., 1986; Wittchen, et al., 1999)，所以若在兒童期及青少年期就發生社交焦慮，則其嚴重的影響可能是長期甚至終身的。其孩童時期、社交生活的健康品質也都比其他焦慮症或心理疾病來的更差 (Bech & Angst, 1996)。

三、社交焦慮會影響同儕關係

社交焦慮可能會使孩童產生社交退縮並減少與同儕活動。學者(Erath, et al., 2007;

Kessler, 2003)認為社交焦慮會導致社交功能障礙，影響社交生活和與他人的互動；高程度社交焦慮的兒童有較低品質的交友情形(Beidel, et al., 1999)；較不被同儕接受，並受到較高的同儕欺凌(Erath, et al., 2007)。

此外，社交焦慮程度較高的女生，其自覺被同學支持的程度較低、好朋友的數量較少、交友情況較令人不滿意(LaGreca & Lopez, 1998)。不過較可惜的是，因為橫斷性的研究設計，無法確認是因為其感到社交焦慮而導致較差的同儕關係；或是因為較差的同儕關係而造成社交焦慮。而另一針對青少年族群所做的長期研究(Vernberg, Abwender, Ewell, & Beery, 1992)則發現，若在一段期間之內的友誼關係下降的話，則他們的社交焦慮程度會增加。

兒童與青少年正值學校團體生活的階段，若為了減少產生社交焦慮的情緒而避免參與社交活動或與他人互動，可能會妨礙求學時期，甚至往後人際關係的發展，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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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不可輕忽。

四、社交焦慮影響學業或職業上的表現

社交焦慮可能造成學生拒絕或無法去上學的情形(Beidel, et al., 1999; Wittchen, et al., 1999)，同時也影響學業或職業上的表現(Kessler, 2003; Ranta, et al., 2009; Turner, et al., 1986)。如果兒童期就有社交焦慮症，則這類學生的課業表現會一直達不到應有的水準；而青少年期才有社交焦慮症的學生，其表現會從最好的往下降(翟宗悌，民 94)。

84.6%的社交焦慮者表示他們的學業表現或學校功能會受到影響，例如會害怕在班上同學前說話、參加社團或體育活動、被選為社團或學生組織的領導者，或是因為無法參與課堂的討論而沒辦法得到好的成績；92.3%的社交焦慮者認為他們在職業上的表現也顯著地受到影響，例如沒辦法在一般的會議上提出口語建議、無法在團體面前報告，這些現象讓他們被忽略，也影響了他們晉升的機會；69%的社交焦慮者表示他們會因為害怕而無法參加和他們工作有關的社交活動(Turner, et al., 1986)。

由此可見，社交焦慮不僅影響了學生在學校中，課堂上及班級團體生活的參與，

也進而影響了學業的表現；倘若持續至成年期，則影響層面更是擴及工作上的表現和應具有的社交功能。

五、社交焦慮與物質使用及問題行為有關

社交焦慮與物質使用之間的關係有不一致的看法，有學者以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檢視其間的關係，發現社交焦慮可能是青少年物質使用的保護因子之一(Myers, Aarons, Tomlinson, & Stein, 2003)；但是也有些社交焦慮者會使用酒精(Page & Andrews, 1996)和藥物，來減輕在社交情境的壓力(Turner & Beidel, 1989)。46%的社交焦慮者表示，他們在參加社交聚會時會使用酒精來試圖減輕緊張感；50%的社交焦慮者會故意在社交聚會或公開演說前喝酒，以減輕他們參與時的焦慮。另外有 13.3%的社交焦慮者會在遇到害怕情境之前先服用抗焦慮的藥物(Tur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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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del, 1989)。所以由上述可知，雖然對青少年而言，可能會因為社交退縮的行為以及被同儕忽略的情況，減低了因同儕模仿效應而有物質使用的情形，或是減少在社交活動中飲酒或使用藥物的機會；然而若社交焦慮持續至成年期，成年人可能就會利用酒或藥物來減輕焦慮情形，所以對於成年人來說可能會有依賴酒精(Essau, et al., 1999)的情形，也增加了物質使用疾患的風險(Wittchen, et al., 1999)。

另外，社交焦慮也與一些問題行為有關，如逃學、逃家、打架和說謊(Davidson, et al., 1993)等。

兒童期及青少年時期是社交焦慮容易發生及增強的階段，此時不僅影響在學校的表現，同儕關係間的挫敗可能又再加強日後的社交焦慮；而當離開校園之後面對多元的社會生活，不僅影響社交行為，也影響職業上的表現。又由於其長期慢性及伴隨發生其他病理情況的特性，應該要避免在兒童及青少年這個階段社交焦慮情緒的發生或程度上升，早期的介入和預防計畫顯得非常重要。

(21)

第三節探討社交焦慮之相關理論

將常用於解釋社交焦慮或兒童與青少年發展心理學上之理論進行整理，針對各理論的內涵及應用整理於表 2-1。

表 2-1、探討兒童與青少年社交焦慮之相關理論

提出理論學者年代理論名稱主要內涵及應用

Bandura ¹⁹⁷⁷ 社會學習理論 (Social Learning Theory)

孩童可能會經由模仿和觀察學習的過程習得父母的社交焦慮及避免社交行為

Bronfenbrenner ¹⁹⁷⁹ 1986

生態系統模式

(Ecological System Model)

兒童的發展過程會受到週遭多重環境系統的影響，由近至遠分別為微系統、中系統、外系統、巨系統四個系統，其中以微系統(如:家庭、學校)影響最大

Schlenker &

Leary

1982 自我表現理論 (Self-Presentation)

個體想在他人面前塑造特定印象的動機與個體對其表現結果的主觀評估會影響社交焦慮的產生 Rapee &

Hemberg

1997 社交焦慮認知行為理論 (Cognitive-Behavioral Model of Anxiety in Social Phobia)

此理論主張社交焦慮的人們因為在理解和解讀社會評價資訊過程的扭曲和誤差，使得他們在社交情境中提高及維持社交焦慮

一、社會學習理論

研究兒童與青少年心理或行為發展時，常運用 Bandura 於 1977 年提出的社會學習理論(Social Learning Theory)之概念。在理論中提及，行為除了直接透過經驗學習而來，也可能經由觀察他人的行為結果或是模仿而得。其中「觀察學習(observational learning)」這個概念便是指個體以旁觀者的角度觀察別的人行為，即可以學習；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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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modeling)」是指觀察學習時向某對象學習行為的過程。而兒童會傾向模仿他認為重要的人，故社會學習理論也強調於社會環境中，環境因素、個人對環境的認知與個人的行為三者彼此會互相影響(張春興，民 95)。

在兒童與青少年的社交焦慮的發展上，有學者利用社會學習理論中的「模仿」及

「觀察學習」概念探討及解釋父母如何影響孩童行為。孩童會經由模仿和觀察學習的過程習得父母的社交焦慮及避免社交行為(Morris, 2001)，若父母有社交焦慮傾向，則孩童會傾向學習父母避免社交的行為，或是其他恐懼或焦慮的情緒。

二、生態系統模式(Bronfenbrenner, 1979, 1995)

生態系統模式(Ecological System Model)常應用於探討兒童青少年發展心理之上，此理論由發展心理學家 Bronfenbrenner 於 1979 年提出，認為兒童的發展過程會受到週遭多重環境系統的影響，由近至遠分別為微系統(Microsystem)、中系統

(Mesosystem)、外系統(Exosystem)、巨系統(Macrosystem)四個系統；後來又於 1986 年加入時間系統(Chronosystem)。而各系統對於兒童的發展都有不同的影響力，且可能有交互作用存在。以下就各系統內容加以說明:

(ㄧ) 微系統(Microsystem): 此系統指與兒童最親近、直接接觸的環境，包括家庭、學校、社區等環境中的人際互動影響。Bronfenbrenner 認為環境會影響兒童的發展，

而兒童的發展也會對環境造成影響。各系統中以此系統對兒童影響力最大。

(二) 中系統(Mesosystem): 此處指微系統中的各成員間的聯結互動，會對兒童發展造成影響。

(三) 外系統(Exosystem): 此系統指兒童不會對其直接產生影響，然此系統會直接對兒童產生影響、也會對親近的微系統產生影響的較大社會系統，如父母工作職場。

(四) 巨系統(Macrosystem):此系統是最外圍的系統，包括政策、法律、文化、習俗、

價值觀等。

(五) 時間系統(Chronosystem): Bronfenbrenner 認為環境是會隨時間變化的，而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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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會對兒童發展產生影響，例如兒童心理狀態會隨年齡成長而有所改變。

本研究參考生態系統模式中，外界環境會影響兒童發展的概念，將環境因素分為個人、家庭、學校等三個面向，探討其與社交焦慮發展軌跡之關係。

三、自我表現模式(Schlenker & Leary, 1982)

自我表現模式(Self-Presentation Model)由 Schlenker 和 Leary 提出，此兩位學者認為社交焦慮是在真實或著是想像的社交情境中，因為預期或存在的他人評價而帶來的焦慮。

而個體社交焦慮的產生與 1.個體有動機想在真實的或想像的觀眾面前塑造特定印象 2.個體對其表現結果的主觀評估兩件事情有關。若個體期待在他人面前塑造理想形象的動機愈強，則社交焦慮程度可能愈高；而個體對自己表現達到該理想形象標準的主觀評估愈差的話，則也會提高此人的社交焦慮程度。

四、社交焦慮之認知行為模式(Rapee & Heimberg, 1997)

Rapee 和 Heimberg 認為害羞、社交焦慮、迴避型人格違常都是個體對社會評價的關切，所以只是程度上由低至極端的差異；同時也認為在過去研究認為對於社交焦慮的不同類型是在性質上的差異，但這些基本要素與機制都是相同的，故此理論適用於解釋不同程度及類型的社交焦慮認知歷程。

社交焦慮之認知行為模式(Cognitive-Behavioral Model of Anxiety in Social Phobia) 主張社交焦慮的人們因為在理解和解讀社會評價資訊過程的扭曲和誤差，使得他們在社交情境中提高及維持社交焦慮。也就是社交焦慮者假設他人都是天生愛批判人的，

對自己很可能會有負面的評價；而他們認為被他人正向的評價是很重要的。所以當他們遇到一個社交或評價的情境時，會根據長期記憶(long-term meomory)訊息(如過去的經驗)、內在線索(interal)(如生理上的反應)如及外在線索(如:觀眾的回饋，打呵欠、皺眉等)來形成心理的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假設他人對自己的印象與評價。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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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焦慮者容易在社交與評價的環境出現生理反應，如臉紅、發抖、流汗等。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學生於成長階段，環境對於往後社交焦慮發展軌跡之影響，故在研究架構之設計上參考 Bronfenbrenner 的「生態系統模式」。除考量到時間對於發展的影響，將依變項設計為多年的社交焦慮發展軌跡外，並檢視學生之個人、家庭、

學校等環境因素對於學生往後所屬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組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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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兒童與青少年社交焦慮之相關因素

本節為整理過去研究中所發現可能與社交焦慮有關的因素，根據生態系統模式強調環境會影響兒童及青少年之發展的觀點，將相關因素分為個人、家庭環境及學校環境因素三個面向分別描述；並說明於本研究架構中納入變項之考量。

一、個人因素

(一) 性別與社交焦慮的關係 1. 女生的社交焦慮程度高於男生

在國外已有許多研究發現社交焦慮在性別上的差異，不論是兒童(LaGreca, et al., 1988; LaGreca & Stone, 1993)或青少年(Hale, et al., 2008; Inderbitzen-Nolan & Walters, 2000; Inderbitzen, Walters, & Bukowski, 1997; LaGreca & Lopez, 1998; Ranta, et al., 2007;

Storch, Masia-Warner, Dent, Roberti, & Fisher, 2004)的族群中，皆顯示女生的社交焦慮程度較男生為高；在女性族群發現的社交焦慮症盛行率也較男性來的高(Essau, et al., 1999; Heimberg, Stein, Hiripi, & Kessler, 2000; Lieb, et al., 2000; Schneier, et al., 1992;

Wittchen, et al., 1999)。而這樣的性別差異，可能在 12 歲之後會更趨明顯(DeWit, et al., 2005)。若將社交焦慮細分面向來看，則可發現對青春期的女生而言，在「害怕同儕的負面評價」以及「新環境的社交迴避與苦惱」兩個面向的程度也都較男生高(LaGreca &

Lopez, 1998)。

先前的研究(Ohannessian, Lerner, Lerner, & Eye, 1999)發現，六至七年級時，男女在憂鬱、焦慮等心理問題開始有程度上的差異。另外，青少年期的女生的精神病風險逐漸增加，而男生會保持較穩定(Ge, Lorenz, Conger, Elder, & Simons, 1994)。故當在研究青少年焦慮相關症狀在長時間的發展型態的時候，應該也要將性別差異皆納入考慮 (Hale, et al., 2008)。所以在本研究中也決定，除了全體學生的社交焦慮發展軌跡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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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將男女分開，分別分析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以檢視性別之間的差異。

2. 危險因子對於兒童及青少年社交焦慮的影響可能有性別上的差異

除了知道女生較男生有較高的社交焦慮傾向，也有研究(DeWit, et al., 2005)發現在家庭環境中，家人關係對於孩子的社交焦慮之影響，會因其性別的不同而有差異。例如在成長過程中缺乏與父母間親密信任關係的男生，其社交焦慮的風險也會較高；然而對於女生則沒有發現顯著的影響。而父母間的衝突及受到父母的身體虐待則僅發現對於女生的社交焦慮有顯著的影響。

由前述可知，在探討社交焦慮的相關因素時應納入孩童性別間差異的考量。然而到目前為止，雖有許多因素被認為可能是社交焦慮的危險因子，但是這些危險因子與兒童及青少年性別之間的關係，研究仍然很缺乏。所以在本研究中，除了依性別分析男生及女生個別的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外，在探討與軌跡類型相關的因素時也依性別分開，以比較與男生及女生之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相關的因素是否不同。

(二) 年齡與社交焦慮的關係

若就社交焦慮症來看，目前最早發現的年齡為六歲，且其盛行率有隨兒童年齡增加而升高的趨勢。不過可能是由於還沒有發展出適合用於嬰兒和幼兒的測量工具，所以無法在更早的年齡測得(Bögels & Tarrier, 2004)。依社交焦慮症的發病年齡來看，其從兒童期開始可能發生(Mancini, Ameringen, Bennett, & Watson, 2005)，而好發年齡平均在 15.5 歲左右(Schneier, et al., 1992)。有學者(Otto, et al., 2001)認為 80%的社交焦慮症發生在 18 歲之前，很少超過 20 歲才開始發生的(Heimberg, et al., 2000)，也就是說，

社交焦慮症好發於青少年時期。

而在其他探討社交焦慮程度的研究(LaGreca, et al., 1988; LaGreca & Stone, 1993) 則發現，在國小學生中，低年級的學生相對於中高年級的學生有較高程度的社交焦慮。不過若再將「害怕負面評價」及「苦惱與逃避社交情境」兩個面向分開來看，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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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發現低年級學生是在「苦惱與逃避社交情境」的程度較中高年級的學生來的高，可能是因為中高年級的學生在熟悉的環境較久的關係；「害怕負面評價」方面，則沒有年級上的差異。

在青少年族群中則發現，對於女生來說，青少年中期較前期的學生有較高的社交焦慮程度(Hale, et al., 2008)，另外也有研究(Ranta, et al., 2007)發現學生在青少年中期的社交焦慮程度會逐漸地增加；12-13 歲的族群至 14-15 歲的族群間，其社交焦慮程度有躍升的情形(Essau, et al., 1999)。但是社交焦慮程度的發展情形可能是有起伏的而並非持續上升，有研究(Ranta, et al., 2007)發現八年級學生的社交焦慮程度較七和九年級的學生來的高；而九年級學生的社交焦慮程度又較十年級要來的高(Storch, et al., 2004)；

14-15 歲的族群之社交焦慮程度較 16-17 歲的族群為高(Essau, et al., 1999)。另外也有研究(Inderbitzen-Nolan & Walters, 2000)發現國中學生的社交焦慮程度則較高中學生來的高；而細分面向來看的話，則可發現國中的學生害怕同儕負面評價的程度較高中的學生更為高。

總結來說，兒童與青少年的社交焦慮程度可能不是一路呈現持續地上升趨勢；而是由兒童期進入青春期時開始增加，一直到八年級左右時達到高峰，而後有下降的趨勢。所以在探討兒童及青少年之社交焦慮的長期發展時，應考量到如此起伏的消長情形，而不應先假設其社交焦慮程度會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

另外，由於國內學制以及學校環境、教學方式都可能與國外不同，青少年進入國、

高中也必須面臨轉換新環境，以及不同階段的多種社交焦慮源，所以研究者認為更應該要重視長期的發展軌跡，而非僅侷限於某短暫時期而已。故在本研究中納入自國小、國中至高中時期探討，並考量社交焦慮程度在兒童與青少年時期可能會有起伏的發展情形，選擇適宜的研究架構設計與統計方式。

(三) 社經地位與社交焦慮的關係

關於社交焦慮與社經地位之間的關係，目前尚未有定論。有部分研究(Heimberg,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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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0; Schneier, et al., 1992)發現社交焦慮與接受教育的年數呈現負相關，接受教育年份較低的人有較高的社交焦慮風險；另外也與經濟地位呈現負相關(Schneier, et al., 1992)。但有學者(Rapee, 1995)認為其原因可能是有社交焦慮的人會因為他們的恐懼而選擇特定的職業、決定要不要去讀大學，或是要上哪一所學校。有部份社交焦慮症的病人表示因為恐懼，導致他們決定不去念大學，因而限制了職業的選擇；或是選擇能與他人互動最少的工作，所以也因此排除了擔任管理階層職位的機會(Beidel & Turner, 2007)。

由於本研究中為探討同一世代學生之社交焦慮發展，故樣本群並無教育程度之不同；又由於學生尚未有經濟能力，故在本研究中納入父母親的教育程度以及收入總和為考量。

二、家庭環境因素

家庭對於兒童及青少年來說，是他們接觸的第一個環境；其對於學生的心理健康也具有關鍵的影響(李蘭，民 95)。在研究社交焦慮成因時，家庭環境的影響也逐漸受重視，並且有許多家庭環境因素被認為是高社交焦慮發生的顯著危險因子。以下整理過去研究所發現可能有影響的家庭環境因素：

(一) 父母處罰與社交焦慮的關係

父母使用嚴厲和苛刻的教養或處罰來對待孩子，可能是造成日後高程度社交焦慮的危險因子。學者認為在孩童時期經歷大人口語上的責罵會提高其社交焦慮症的風險 (Magee, 1999)；另外也有學者使用父母養育態度量表(Parent Attitudes Toward

Child-Rearing scale)中的羞辱(shame)子量表作為測量，詢問孩童「會否在家人聚集時因為說或做了某些傻事，結果受到爸爸或媽媽在大家面前的奚落」等五個項目，結果發現，口語上的羞辱也與較高的社交焦慮風險有關(Bruch & Heimberg, 1994)。

此外，有部分研究使用「父母拒絕(parental rejection)」的概念來詢問孩子是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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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父母會以有敵意、處罰(身體或口語的)、或責難的方式來對待自己，其中包括「是否覺得父母會因為小事而處罰你」、「父母會不會在有他人在場時對你訓話或打你」、

「父母會不會在你無預警之下掌摑你」、「父母會不會在你沒有做錯時的時候就處罰你」...等項目(Markus, Lindhout, Boer, Hoogendijk, & Arrindell, 2003)。結果發現社交焦慮症的人擁有較高的父母拒絕程度(Arrindell, Emmelkamp, Monsma, & Brilman, 1983;

Arrindell, et al., 1989; Lieb, et al., 2000)。另外，在成長過程中曾受到父親身體虐待 (physical abuse)的女性，有較高的可能發展廣泛性社交焦慮症，其發生風險是沒有受到父母身體虐待女性的 2.4 倍(DeWit, et al., 2005)。所以綜上述來說，父母對於孩子的口語處罰與身體處罰可能都是造成社交焦慮的危險因子。

(二) 父母支持與社交焦慮的關係

有研究(Arrindell, et al., 1983; Arrindell, et al., 1989; Bögels, Oosten, Muris, &

Smulders, 2001)用「父母是否會向你表達他們愛你」等項目來代表感情上的溫暖 (emotional warmth)這個概念，以此詢問填答者，其父母是否會給予孩子特別地注意、

稱讚或支持孩子的行為。結果發現，社交焦慮者來自於父母感情上的溫暖程度較低。

另外更有研究(DeWit, et al., 2005)發現，在成長過程中的親密和信任之親子關係對於男性來說，是社交焦慮的保護因子。缺乏親密及信任的親子關係，相對於沒有缺乏的男性來說，發生非廣泛性社交焦慮症的風險是兩倍之高。

(三) 父母衝突與社交焦慮的關係

在孩童成長過程中經歷父母之間的爭吵可能是社交焦慮危險因子之一，研究 (Magee, 1999)發現，經歷父母間的口語衝突經驗的孩子會與較高的社交焦慮症風險有關(OR=1.37)；而成長過程中經歷過父母衝突的女性，發生社交焦慮症風險是沒有經歷父母衝突的 1.5 倍(DeWit,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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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養方式與社交焦慮的關係

父母的過度保護(overprotection)(Arrindell, et al., 1983; Arrindell, et al., 1989; Lieb, et al., 2000)被發現與孩童的社交焦慮有關；社交焦慮症者也表示父母會限制他們與別人接觸(Bruch, Heimberg, Berger, & Collins, 1989)；家中較不會和鄰居、親戚和熟人交際(Bruch & Heimberg, 1994)；家人也有較少的社交行為(Bögels, et al., 2001)。父母可能會限制或避免他們的孩子從事於社交活動，因而造成了孩子社交孤立(social isolation) 和社交迴避的形式。由此可見，父母在提供子女社交接觸的機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五) 父母心理狀態與社交焦慮的關係

研究(Lieb, et al., 2000; Ranta, et al., 2009)發現，父母的精神病症也是社交焦慮的一項危險因子。若孩童的父母有社交焦慮症，則其會比父母沒有社交焦慮症的孩童更有可能得到社交焦慮症；而除了社交焦慮症以外，父母的憂鬱、酒癮(DeWit, et al., 2005) 和其他焦慮症、皆與青少年較高的社交焦慮症風險有關，其風險相較於父母沒有前述這些病症之青少年，達到三倍以上(Lieb, et al., 2000)。另外，父母如果過度地關心他人的意見，則其子女社交焦慮的風險也會比較高(Bruch & Heimberg, 1994; Bruch, et al., 1989)。由此可見，父母的心理狀態也是孩子社交焦慮的相關因素。

此外，根據社會學習理論的概念，父母本身面對社交情境的焦慮及害怕，孩子可能會經由觀察學習的過程而有同樣的反應(Beidel & Turner, 2007)。若父母本身對於社交接觸感到焦慮時則可能減少子女發展社交網絡的機會，也可能讓孩童效法以逃避來避免社交焦慮的行為模範。

三、學校環境因素

孩童的同儕關係在社交和情緒發展中扮演重要的因素，同儕的互動不僅是家庭影響作用的補償，同時也提供了學習成人與孩童間相處無法學得的互動技巧(Morri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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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Inderbitzen, et al., 1997; LaGreca, et al., 1988; LaGreca & Stone, 1993)發現被同儕拒絕(peer rejected)或被同儕忽略(peer neglected)的學生，相較於受歡迎的學生有較高程度的社交焦慮。不過，由於在橫斷性研究中並無法認定究竟是因被同儕排斥而產生社交焦慮，或是因社交焦慮造成缺乏社交技巧和社交退縮，導致有較差的同儕關係。但是在另一項研究(Ranta, et al., 2009)則發現，有三分之二社交焦慮症的青少年表示曾經有受到同儕霸凌(bully)的經驗；被同儕傷害身體或被同儕威脅傷害其交友關係的同儕凌虐經驗(peer victimization)都發現與社交焦慮有關(Storch & Masia-Warner, 2004)。也就是說，早期的負向同儕相處經驗可能與社交焦慮有關聯。

另外，社交焦慮的兒童及青少年，有 59%的兒童及 87%的青少年會因為開始或參與對話感到焦慮；45%的兒童及 75%的青少年害怕和其他孩子一起玩或做事；44%的兒童及 87%的青少年會害怕尋求老師的幫忙(Beidel & Turner, 2007; Beidel, et al., 1999)，故在本研究中決定一併探討學生與老師、同學互動的程度對其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的關係。

四、小結

由以上文獻探討可知，個人因素(性別、年齡、社經地位)、家庭環境因素(父母處罰、父母支持、父母衝突)與學校環境因素(與老師互動程度、與同學互動程度)皆可能為影響兒童與青少年社交焦慮程度及發展的相關因子，故在本研究架構中納入考量。

然而，父母心理狀態及其他教養方式因資料之限制，排除在本研究變項之外；另外，

由於本研究樣本為來自於台北市與新竹縣，為瞭解居住地區是否與學生的社交焦慮的程度及發展軌跡類型有關，因此分析時也將居住地區納入考量。

(32)

第五節發展軌跡之應用與分析

一、發展軌跡的定義

所有社會、行為和生物都會隨著時間發展，心理學家稱這種某事件(outcome)會隨著時間或年齡而發展的過程為「發展軌跡(developmental trajectory)」(Nagin, 2005)。

由於縱貫性研究(longitudinal study)相較於橫斷性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的可利用及可解釋性，近年來利用長期資料分析的研究增加。學者常批判橫斷性的研究設計在對於解釋因果影響時是不洽當的，因而提倡長期資料的搜集與分析作為解決之道。縱貫性的研究可以處理多種不同的研究目的，如追蹤某行為常態發展的過程、找出心理疾病的危險因子、評估某介入的影響、確認新事件的發生(onset)和疾病的過程等。而這些目的共同的特徵就是關切個體隨時間的改變，而必須重複測量每個個體 (Raudenbush, 2001)。舉例來說，使用縱貫性資料來研究危害健康行為時，研究者重視某事件或行為的發生，如初次使用菸和酒行為的時間，常用的分析方法如存活分析(張齡尹、李蘭、張新儀，民 97)。

另外，縱貫性資料因包含時間的概念，因而提供了分析發展軌跡的基礎(Nagin, 2005)。當研究發展心理學、變態心理學、社會學和犯罪學等的生命歷程(Life course) 時，心理學家常在乎的是在一段時期之內，某特定行為發生次數、心理狀態隨著年齡或時間而改變的發展過程(Nagin & Tremblay, 2005)，如青少年時期的犯罪行為的發生過程及原因(Lacourse, Nagin, Tremblay, Vitaro, & Claes, 2003)、身體侵略行為(Tremblay, 2000; Tremblay, et al., 2004) 、焦慮(Hale, et al., 2008)或憂鬱情緒(Colman, Ploubidis, Wadsworth, Jones, & Croudace, 2007)程度的起伏；社會學關切人類行為和社會背景隨著時間的交互作用(Nagin, 2005)等。心理學家將這類發展稱為「發展軌跡」，而後這個詞也用於描述在各行為上、生物上或生理上的現象。繪製及了解發展軌跡在社會及行為科學中是十分重要的主題(Jones & Nagin, 2007; Nagin, 2005)。

(33)

二、發展軌跡的統計分析

過去分析發展軌跡的方式，常以潛在成長曲線模式(Latent growth curve moding) 為主。此分析方法將個體的發展軌跡視為連續性分佈函數(continuous distribution functions)，以截距平均值(mean of intercept)及斜率平均值(mean of slope)此二參數估計整個群體的發展軌跡，而每個個體有不同的截距及斜率而可以個別描述屬於每個個體的發展軌跡，以及進一步藉由變異數分析來瞭解族群個體間發展歷程的差異。(Nagin &

Tremblay, 2005)。然而這兩種分析方法並不適用於可能有多種發展軌跡形式的族群中，由於可能有部分成員並不依照著共同的發展趨勢(如成長或減少)。例如，並非每個人的憂鬱情緒皆會增加，有些人可能永遠不會達到高程度的憂鬱情緒；有些人會一直保持高程度的憂鬱情緒；而也有些人的憂鬱情緒可能會有增加的趨勢(Raudenbush, 2001)。

Nagin 與 Land 兩位學者提出了 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ing，從不一樣的觀點分析發展軌跡，欲補充前述兩種方法之不足。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ing 假設一個族群是由多種形式的發展軌跡所組成(Nagin, 1999)，就如許多心理問題或是問題行為並非全體族群皆會有類似的發展形式(如:全體皆呈線性上升趨勢)，而是可將隨著年齡或時間而有相似行為或其他事件發展的個體分成數個群組，同種群組內的個體擁有相似的發展軌跡類型(Jones, 2005; Nagin & Tremblay, 2005)。

在本研究中，假設社交焦慮的發展會有類型上的差異，也就是說，如同前述之憂鬱情緒一樣，可能不是每個學生於四至十一年級期間都有相似的發展形態。有些學生可能在進入國中以後，社交焦慮程度會有躍升的情形；有些學生會有隨著年齡成長而呈現社交焦慮程度隨之穩定增加的情形；或是有些學生總是維持低程度的社交焦慮狀態；或是呈現先下降再上升的 U 字型發展。因應前述考量，研究者決定選擇使用 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ing 為主要統計方法，分析研究樣本潛在的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

(34)

三、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 (Jones & Nagin, 2007; Nagin, 1999, 2005) (一) Model

當一群體中之個體 i 於一段時期內重複測量同一依變項 T 次後所得之集合 Yi={yi1, yi2, yi3,...,yIt}，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 假設該群體有 j 組潛在的發展軌跡類型。

如(1)式，以 P(Yi)代表 Yi的機率；P^j(Yi)代表 Yi被分在 j 組的機率(the probability of Yi

given membership in group j)；πj為 j 組佔所有組別的機率(the probability of group j) P(Yi)=



j

π_j P^j(Yi) (1)

而每一種類型組別 j 的預測軌跡 Yitj

則以(2)式表示，此時假設同一類型中之所有個體有相同的發展軌跡；



、₁



₂、



₃ 代表其成長趨勢係數，決定軌跡的發展趨勢。如當



、₂



₃為 0 時，此軌跡為線性趨勢(linear)；當



、₁



、₂



₃皆為 0 時，此軌跡為一水平線(flat line)。

Yitj

=



₀^j



₁^jAge_it 



₂^jAge²_it 



₃^jAge³_it 



(2)

(二) Model selection

當選擇最適模型前應依照研究者及研究背景預設最大軌跡類型數量後，在選擇模型時(fit model)由一組軌跡類型開始，然後順向(step wise)增加軌跡類型數目直至研究者預設之最大值；同時，藉由設定軌跡的成長趨勢係數，決定軌跡隨時間變化之類型 (線性、二次方程、三次方程)。

由於在 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 中，k group 並非 k+1 group 的巢套模型(nested model)，故不適用 likelihood ratio test 來估計模型適合度。在此應使用 BIC 值，擁有最大 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值的模型被視為最適合的模型(Pagani, Japel, Vaillancourt, Côté, & Tremblay, 2008)；並同時檢視增加軌跡數量時所增加之△BIC(如 3 式)，以決定是否有必要增加軌跡類型數量。

(35)

△BIC=BIC(complex)-BIC(null) (3) 若 2△BIC 介於 0~2 間則沒有必要增加(not worth mentioning)；介於 2~6 間則有正向意義(positive)；介於 6~10 間則有強烈之增加意義(strong)；大於 10 則有非常強烈之增加意義(very strong)(Jones, Nagin, & Roeder, 2001)。

除了以 BIC 值作為選擇模型之依據，也可以事後機率(posterior group probability) 來判定分組結果是否良好。由於在 group-based model 中，是分別計算出每個個體指派至各個群組(group)的預測機率，而最後個體會被歸於預測機率最大的群組中(Pagani, et al., 2008)。故在最後軌跡分組中可計算個體間分於各組的預測機率平均，即事後機率。

有學者建議，當各軌跡類型族群中之事後機率皆大於 0.7 時，代表有良好的分類(Roeder, Lynch, & Nagin, 1999)。此外，若每個軌跡類型的 95%信賴區間所重疊(overlap)的區域非常小，則也可顯示各個軌跡類型間是有明顯區別的(Dekker, et al., 2007; Jones &

Nagin, 2007)

決定最適合的模型之後，每個個體會被分配到不同的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中，

意即每個人都有所屬的組別，以進行後續分析。如本研究即以多項 logit 模型 (multinomial logit model)檢視影響學生進入不同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的因素。故 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ing 是以先分組後分析(classify- then- analyze)的概念進行分析程序。另外，有學者建議應讓各個軌跡類型組別中所含人數的比率，大於總人數的 5%以上(Delucchi, Matzger, & Weisner, 2004)。

(36)

第三章材料與方法

第一節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目的、問題及相關文獻回顧，本研究研究架構設計如圖 3-1 所示。以下就研究架構之內容(包括次概念和變項)說明。

本研究之依變項為「學生自四至十一年級(2001 年至 2008 年)社交焦慮之發展軌跡類型」，並在探討相關因素時依性別分為男生之社交焦慮發展軌跡及女生之社交焦慮發展軌跡。相關因素時則分為個人、家庭、學校因素三個部份，採取學生及其父母親於 2001 年至 2008 年之資料為變項。

在個人因素方面，包括居住地區、情感變異性人格兩項變項。居住地區為固定指標，情感變異性人格程度則採取七年級(2004 年)時之資料。

在家庭因素方面，包括家庭社經地位、家人關係兩項次概念。家庭社經地位包括父親教育程度、母親教育程度、家庭月收入三項變項；家人關係包括父母婚姻狀態、

父母處罰程度、父母支持程度、父母衝突程度四項為變項，採取四年級時之資料。

在學校因素方面以學生與老師互動程度、與同學互動程度兩項作為變項，同樣採取四年級時之資料。

(37)

圖 3-1 研究架構：個人、家庭及學校因素對學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之影響個人因素

･居住地區

･情感變異性人格

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

･男生4~11年級之發展軌跡類型

･女生4~11年級之發展軌跡類型

學校因素

･與老師互動程度

･與同學互動程度

家庭因素

家庭社經地位

･父親教育程度

･母親教育程度

･家庭月收入

家人關係

･父母婚姻狀態

･父母處罰程度

･父母支持程度

･父母衝突程度

(38)

第二節資料來源

本研究係採用兒童與青少年行為之長期發展研究計畫(Child and Adolescent Behavior in Long-term Evolution，簡稱 CABLE)(Yen, Chen, Lee, Hsiao, & Pan, 2002) 2001 年至 2008 年之部份資料，進行次級資料分析。此計畫是為了瞭解兒童及青少年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型態發展，及其不同階段之影響因素，以生態模式觀點建立之前瞻性世代追蹤研究，是一個以學校為基礎(school-based)的健康生活型態研究。CABLE 計畫選取台北市及新竹縣兩地分別代表都市地區和鄉村地區，以兩地之公立國民小學學生作為研究母群體，於 2001 年選取就讀國小一、四年級兩個世代的學生進行每年一次的追蹤調查，預計追蹤十年。抽樣過程係根據 2001 年各校一年級和四年級學生總數，將學校區分為小型(各年級有 50-199 人)、中型(各年級有 200-399 人)、和大型學校(各年級有大於 400 人)三類，不滿 50 人之學校因數量太少排除不在母群體內。為使三類學校樣本人數不至相差懸殊，遂於兩個地區各隨機抽出六所小型學校、二所中型學校、和一所大型學校。最後，兩個地區共有 18 所學校之一年級和四年級全體學生及家長，成為 CABLE 計畫的樣本。

正式執行問卷調查之前，會請各校校聯絡人協助將家長同意書發給一年級和四年級導師。同意書內容涵蓋 CABLE 計畫簡介、學生與家長參與計畫的方式、資料之處理方式、及維護個人隱私之做法等。只有同意接受調查的學生，才被列入樣本名冊，

進行後續各年度的追蹤調查。

本研究使用 CABLE 計畫 2001 至 2008 年間調查之資料，使用樣本學生的兒童及家長問卷中學生之個人基本資料、家庭基本資料、家庭生活狀況、學校生活狀況、社交焦慮量表等，選出本研究之變項進行分析。而前述 CABLE 研究工具，係參考國內外相關文獻設計，並經過學者專家審查、預試與修改後確定。

(39)

第三節研究樣本

為了使社交焦慮發展軌跡所包含之測量時期能同時跨越國小、國中及高中等階段，本研究選取 CABLE 計畫中在 2001 年就讀國小四年級之世代作為研究對象。因本研究架構之個人、家庭、學校因素為 2001 年之起始值及部分 2004 年之資料，故分析時刪除 2001 及 2004 年未接受調查之學生及部份無法填補遺漏值之個案，得樣本數 1621 人，其中男生為 821 人，女生 800 人。最後，以學生在 2001 年(就讀四年級)至 2008 年(就讀十一年級)所填答及其家長所填答的部份資料進行分析。

(40)

第四節研究變項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與架構，選取 CABLE 計畫中兒童版及家長版問卷之部份概念

與問題納入本研究變項。以下針對本研究之變項測量內容及記分方式進行說明，並另整理於表 3-1、3-2；變項類型整理於表 3-3；各量表內部一致性整理於表 3-4、3-5。

一、依變項: 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

本研究以學生之社交焦慮發展軌跡類型作為依變項，而各年度之社交焦慮程度係採取 2001 年至 2008 年 CABLE 計畫中兒童版之社交焦慮量表進行測量。「社交焦慮量表」是詢問研究樣本自評過去兩個禮拜分別發生「很怕認識新的朋友」、「怕自己被別人笑」、「不敢和不認識的人一起玩」、「覺得別人在笑你」、「害怕別人說你壞話」、「怕別人不喜歡你」、「不敢在很多人面前表演或回答問題」等七項情形的頻率。「都沒有」、

「有過一兩次」或「很多次」，分別代表得分 1-3 分。加總後社交焦慮變項得分範圍在 7 到 21 分，分數越高表示社交焦慮程度越高。如表 3-5，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係數 (Cronbach’s Alpha)在 2001-2008 年分別為 0.75、0.76、0.79、0.79、0.83、0.85、0.87、

0.87。

二、個人因素 1. 居住地區

依研究樣本所屬學校地區，分為台北市與新竹縣兩組。

2. 情感變異性人格

由於 CABLE 計畫在 2001 年時兒童版問卷並未包含人格題目，依人格為穩定不易變動之原理，採取研究樣本 2004 年兒童版問卷內學生回答「情感變異性人格量表」

進行評估。此量表係參考基氏人格量表及洪百薰等人所修訂之情感變異性人格次量

(41)

表，題目包括「你是否稍遇不如意，就會馬上翻臉不理人」、「你是否看到新奇的事情，

就想向它看齊或學習」、「你是否覺得你是很重感情的人」、「你是否容易把心情的好壞，表現在外表」、「你是否容易因為一點小事就非常驚訝」、「你是否常會分散注意力，

使思考不容易集中」、「你是否容易引起情緒的激動」、「你是否常會後悔，如果早一點下決心就好了」、「你是否覺得你的感情容易動搖」、「你是否常有心慌意亂的情形」等共十題。回答選項包括「否」、「不知道」、「是」，分別代表 0-2 分。加總後情感變異性人格變項得分範圍在 0 到 20 分，得分愈高代表學生之情感變異性人格程度愈高。如表 3-5，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係數(Cronbach’s Alpha)在 2001 年為 0.62。

三、家庭因素 (一)家庭社經地位 1. 父(母)親教育程度

CABLE 計畫之父母卷中有詢問研究樣本父母自己與配偶之教育程度，回答選項包括小學、國中、高中、高職、專科、大學、研究所，分析時將選項合併為「國中及以下」、「高中職」、「專科及以上」三組。因學生父母之教育程度變動不大，故將此指標作為固定指標。為避免因遺漏值造成選樣偏誤，若 2001 年之父(母)親教育程度為遺漏值，則以另一方填答之資料替代；若同年度配偶填答也為遺漏值，則以隨後接近之年度的填答資料替代；若父母雙方皆未填答問卷，則以學生於 2004 年在兒童卷中所回答之父母教育程度替代。

2. 家庭月收入

家庭月收入係以 2001 年 CABLE 計畫家長版問卷中，父母自我回答最近一年雙方的平均月收入總和，包括薪資、農作所得、營業收入、投資所得與雇主給的津貼、獎金與紅利。回答選項包括 19,999 元以下、20,000~39,999 元、40,000~59,999 元、

60,000~79,999 元、80,000~99,999 元、100,000~119,999 元、120,000~139,999 元、

140,000~159,999、160,000 元或以上。分析時將選項合併為「39,999 元及以下」、